二、散文及其作者

中国古代的散文，一向被看作是“经国大业，不朽盛事”。文人借助文章可以雄视千古，垂名百代，可以表达自己的功业道德和治国理想，因此历代文人都很重视散文创作。但中国的散文概念比较宽泛，除了纯文学的散文以外，还有生动的政论、传记、史论等。那些文采飞扬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中国散文以先秦散文为起点，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殷商和西周。先秦的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历史散文主要集中于《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尚书》的内容主要是殷商和西周初年的王室文告、命令、王公大臣的谈话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现存58篇，其中28篇《今文尚书》比较可信。《尚书》的文词虽然难懂，但也有许多生动的比喻和描写。《国语》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历史事实，以晋国为最详。有的事件已有情节描写，语言也比《尚书》要浅近质朴。《左传》以具体的史实来丰富和补充文字过于简略的《春秋》，文字简练，句式灵活，能完整地叙述事件并通过细节刻画人物。如“郑伯克段于鄢”，《春秋》仅此六字，而《左传》增为600余字，描写得很精细。特别是诸侯之间的战争，写得很激动人心。《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士们的言行，分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文章注重刻画人物，善于铺张描绘，许多故事写得有声有色，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成为古代散文的名篇；还有一些篇章着意刻画人物性格，写得神采照人，如《荆轲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等。哲理散文则集中于诸子著作，《老子》（又称《道徳经》）语言凝练，哲理深邃，很像散韵夹杂的格言诗。《论语》言词简约而意旨丰厚，说理论事富于哲理和抒情意味，许多句子成为后世格言和成语，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欲速则不达”“温故而知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墨子》文风质朴，论证有力，既有演绎，又有归纳，实开辩论文之先河。《孟子》是从语录体过渡到长篇论文的桥梁。孟子善于雄辩，词锋犀利，观点鲜明，很有气势，讲解道理多用比喻和寓言，与《论语》的深沉舒缓风格迥异。尽人皆知的“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等极有意趣。《庄子》已开始摆脱语录体，部分篇章已是专题论文，其特点是以寓言说理，将思辨与形象融为一体，文中的人与神、河与海、蛙与鳖、鹏与鸟等，俱可抒发妙论。文章挥洒自如，波澜起伏，想象奇特，充满理趣，对后世的浪漫主义文学有深远影响。其他如《荀子》已是成熟的议论文；《韩非子》则逻辑周密，说理透辟。二者都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外，《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也都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汉魏六朝散文在先秦散文基础上继续发展，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政论和史传两方面。贾谊和晁错是西汉初年最重要的散文学家。贾谊的《过秦论》和晁错的《论贵粟疏》都可算得上不朽之作。前者见解深刻，文笔奔放，分析了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后者立论精辟，思路明畅，提倡重农抑商，安定人民生活。但是，汉代最伟大的散文作家当数司马迁。他的《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传记文学总集，司马迁的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通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形象突出的历史人物，如廉颇、蔺相如、刘邦、项羽等。这些事件今天读来，仍觉气氛逼真，有声有色。东汉班固的《汉书》，写西汉一代的历史，叙事周密，语言精炼，其中也有许多名篇，如《苏武传》等，但在总体上无法与《史记》相提并论。一般说来，西汉的散文比东汉朴实，气势也较东汉雄厚。

魏晋南北朝因玄学流行，文学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创作成为人们的自觉活动，散文开始从哲学和史学中独立出来，艺术特质更为明显，抒情色彩也更为浓厚。曹操首开一代新风，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和《求贤令》，一抒胸臆，慷慨雄浑；其子曹丕的《与吴质书》则写得清丽绰约，十分动情；其他如曹植、王粲、孔融等，都文如其人。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论述与抒情水乳交融，情辞恳切，语言质朴，其情感人肺腑。阮籍崇老庄而恶世俗，他的《大人先生传》散韵相间、挥洒自如，以惊世骇俗的写法表达自己的理想。嵇康性格刚直，疾恶如仇，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嬉笑怒骂，痛快淋漓，说古道今，气势如虹，表现了他正直的人格。而李密的《陈情表》则感情浓都，凄恻动人，被历代奉为范文。西晋以后，骈体文发展成为一种正宗的文学体裁，写散文的作家已不多见，突出的两位是王義之和陶渊明。前者的《兰亭集序》写得情融山水，文辞亮丽；后者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和《五柳先生传》则淡泊自然，情感真挚，给人以丰富的艺术美感。

骈体文的流行造成了创作中的形式主义。这种风气严重阻碍了散文的发展，也扼杀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到了中唐，以大散文家韩愈（字退之，768－824年）、柳宗元（字子厚，773－819年）为首，掀起了以复古为口号的“古文运动”。这次古文运动的根本性质是恢复儒家道统，改变文体、文风。运动所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章必须有思想性，必须表达和宜扬儒家的道统，反对空洞无物，反对因袭模仿，反对矫揉造作。韩愈本人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优秀散文，如《师说》《与孟东野书》《送李愿归盘谷序》《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等，都写得情文并茂，光彩动人，为历代所师法。柳宗元也以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从某些侧面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等；而他的山水游记如“永州八记”则清新明丽，意境幽峭，寓意深沉，在描写自然景物的同时，寄托了许多感慨。韩柳二人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苏轼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应是毫不过分的。

韩柳之后，古文运动一度衰微。宋代欧阳修举起第二次“古文运动”的旗帜，并以他的道德文章彪炳当世，成为宋代文坛的领袖。继而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都以他们的绝妙散文名垂古今。他们八人也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特别是苏氏父子三人，才高文奇，抒情、议论异于常人，史称“三苏”。其中尤数苏轼成就最高，是堪与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的散文大家。他的政论，说理精辟；他的小品，妙趣横生；而《石钟山记》《超然台记》《凌虚台记》《放鹤亭记》等名篇散文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其他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我们为人治世的千古格言；周敦顾的《爱莲说》托物言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连而不妖”，也成为我们道德品格的追求。南宋的散文，大都以爱国主义为基调，表达了一种光明磊落的情怀。胡铨、陆游、辛弃疾、陈亮、文天祥，都有文辞慷慨、感情激越、感人肺腑的作品。

元代散文比较寂寥。明代初年始有清新之作出现，其代表作家是刘基、宋濂。前者的散文集《郁离子》有文笔犀利、寓意深刻的寓言和小品；后者则擅长传记性散文，他的《秦士录》《送东阳马生序》都写得相当出色。明中叶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反对形式主义的“台阁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革新文风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盲目崇古也带来消极影响。因而便有推崇唐宋古文的“唐宋派”产生，其主要作家是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尤以归氏的成就最高。他的《项脊轩志》等，物中写情，凄楚动人。明后期又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主张散文“独抒性灵”，不拘客套，因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因而被称为“公安派”。他们的散文文笔秀逸，不事雕琢，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如袁宏道的《虎丘记》《满井游记》等。还有钟惺、谭元春等湖北竟陵作家，主张散文表现“幽情单绪”，使文章的题材更窄，被称为“竟陵派”。明末的散文家张岱，以清新活泼、题材广泛的小品文著称，其散文集《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中的许多文章风格清丽，手法细腻。而张溥则以其慷慨悲壮的《五人墓碑记》感动了数百年来的读者。

清代的散文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清初的优秀散文大都反映抗清斗争，如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邵长蘅的《阎典史传》等。清中叶，产生了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和以恽敬为首的“阳湖派”，两派都提倡唐宋古文，讲究“义法”，但以前者的影响为大。方苞的《狱中杂记》和姚鼐的《登泰山记》，都令后世的读者难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坛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散文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其强烈的战斗性和较高的艺术性给读者以新的感染。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表达了作者改变病态局面的决心；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康有为的《强学会序》都纵论天下大事，张扬改良派思想。此外，章炳麟的《邹容传》讴歌青年革命家的壮烈事迹，也写得气势磅礴、激励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