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古典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辉煌灿烂、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是经久不衰、咀嚼不尽的精华。如果从《诗经》算起，它已经历了3，000年的岁月而没有中断。它的内容和形式，都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和美学追求。中国文学不但在思想和形式的密切融会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采，而且以连绵不断和高潮迭起著称于世。在3，000的历史长河里，瑰丽奇特的上古神话是其开端，接着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而后是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此起而彼伏，此隐而彼显，不断创造出与时代风貌相契合的文学奇观。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其主要表现有三：第一，中国文学自始至终体现了关注现实和人生的伟大精神。中国的上古神活中所描写的人物，都是活跃于先民生活中的英雄，不同于西方神话中那些远离人群的天上神灵。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教民稼穑的神农氏、怒触不周山的共工、炼石补天的女娲、取箭射日的后裔以及与洪水搏斗的大禹等，其实都可能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他们神力非凡的活动与创造，其实也就是先民改造自然环境的斗争和成果，他们的神格其实也就是人格力量的集中和体现。后来的诗词歌赋和戏曲小说，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命运。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人生，即使是浪漫主义诗人也不曾忘却世态。后来的小说家们也都以深刻的观察去揭露丑恶，张扬美好。《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话小说，却是借神话世界来描写现实社会，其中必定寄托了人们反抗邪恶势力的理想。第二，中国文学自古强调教化功能，主张“文以载道”，这是由于中国文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发展中一直离不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道，因而诗词文赋都成为政治教化的手段。文人都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大多数以积极参与治乱的态度忧国忧民，时刻不忘自己的人生追求，只有在自己的理想受到挫折的时候才“独善其身”。第三，中国文学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中国文学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戏曲，都是抒发情怀、表现意趣的。这与中国的其他艺术创作是一样的。中国是诗的国度，诗词歌赋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都喜欢利用简洁、含蓄、回环的语言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学特有的抒情传统。即使像《史记》这样的历史巨著，作者也表达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读起来让人回肠荡气，因而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

一、诗词作品及诗人

如上所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突出的地位。隋唐以后，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而这种诗歌考试又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与繁荣。人们知道，诗歌产生于劳动，它是人们在劳动中表达感情、协调力量的一种语言形式，因此最早的诗歌应当是民歌。现存的古诗作品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我国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的诗歌作品，共有305篇，代表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创作水平。其作者大部分已不能确定，但肯定有不少是平民百姓。这些诗篇至迟在孔子出生以前就已编定，后来经过孔子删编整理和评价，被推为儒家经典，列为“五经”之一。《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合乐的歌词，因此按乐调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指地方乐调即各地的民乐；“雅”指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调；“颂”则是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一般分为赋、比、兴三种。“赋”是直接铺陈和描写客观事物；“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联想，触景生情，一般用于诗歌的开头。《诗经》的形式主要采用四言体，兼有少量的杂言，重章叠句，铿锵有力，词句清新，一唱三叹，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诗经》的内容，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光辉起点。特别是那些来自各地的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纯洁爱情，表达了他们反对剥削、渴望幸福与和平的心声。历代学者对《诗经》的研究，促成了中国文化中“诗经学”的建立。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公元前4世纪在楚国的文化氛围里孕育出来，深受南方自然山水和巫术文化的影响，具有浓都的地域特色。由于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活动多杂以歌舞，其乐曲的词句长短不一，形式自由，极易表达奔放的感情。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前278年）运用这种民歌体裁，发挥其丰富的想象，抒发其爱国情怀，写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传世名篇；后有宋玉，代表作为《九辩》；到汉代又有一些人模仿这种诗体。这些作品经刘向、王逸等人整理，编为《楚辞》。因屈原的《离骚》为楚辞的代表，故也称这种诗体为“骚体”。它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的四言体，以其自由舒展的语句，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力。屈原作为《楚辞》的主要作者，经历了楚国由强盛到衰败的演变，自身也经受了残酷的打击，他将祖国的破落、人民的痛苦和自身的遭遇熔于一炉，写出了诸如《离骚》这样辉煌的诗篇。《离骚》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热爱和对理想的不倦追求，两者融会成一种震撼千古的精神力量，同时，其瑰丽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大大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创作手法。屈原在诗中直抒胸臆，驰骋高远，观乎四极，求乎上下，使《离强》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屈原自己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抒发个人激情的伟大诗人。他的光辉照亮了中国文学史，以至他当年所到之处，都让后人难以忘怀，立祠祭祀。现今湖北省秭归县和湖南省汨罗市，都有屈原庙或屈子祠留存。“骚人墨客”成了文人学士的代称。历代学者对《楚辞》的研究，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楚辞学”。

《诗经》与《楚辞》以其巨大的艺术魅力而被称为“风骚”，构成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大源头。汉魏六朝乐府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汉代独尊儒术，注重诗教，专门设立“乐府”，负责采集民歌，编制乐章，整理外来乐曲。后来把汉代乐府搜集来的歌词及魏晋六朝到隋唐时代可以入乐的诗歌和模仿乐府古题的作品统称为“乐府诗”。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主要收录了从传说中的陶唐氏之作到隋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比《诗经》有更强的叙事性。其诗体自由多样，句式以五言为主，三、四、六、七言不等，奠定了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基础；其内容深刻反映了汉代以来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著名篇章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东门行》《妇病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其中《孔雀东南飞》完整地描写了一个爱情悲剧，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我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之最。南朝乐府，多叙女子相思，生活气息浓厚，风格清新婉丽。北朝乐府风格比较豪放，带有较浓厚的民歌色彩。《木兰辞》《敕勒歌》语言质朴，风格刚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永远闪耀着美的光芒。

在汉乐府民歌的直接影响下，东汉末年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如班固的《咏史诗》、张衡的《同声歌》和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特别是《古诗十九首》，借景抒情，语言精炼，交替使用赋、比、兴手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建安时期，以曹操（155-220年）、曹植（192－232年）父子和“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为代表的建安文人把五言诗推上了一个高峰。他们面对混乱的社会现实，在诗中抒发丧乱之情，感叹身世之遇，吐露了忧国治世的思想和愿望，形成一代诗风，即文学史上所称的“建安风骨”。其中尤以曹植的成就最高。他的《白马篇》《箜篌引》《七步诗》《赠白马王彪》等格调高古，词情兼胜，征服了众多的古今读者。女诗人蔡琰（字文姬）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抒发自身的不幸遭遇，悲怆感人，流传千古。

魏晋之际，五言诗有了进一步发展，杰出诗人有阮籍（210－263年），嵇康（224－263年）、左思（约250－约305年）、陶渊明（本名潜，365—427年）等。阮籍的《咏怀诗》、嵇康的《幽愤诗》、左思的《咏史诗》，或以古喻今，或遣幽排愤，都表现了诗人们不畏艰难的英雄气概和情怀。而此时，由于玄学的影响，“玄言诗”也颇流行，但陶渊明却以率真自然的笔调描绘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感受。陶诗语言自然平淡，不事雕饰，诗旨宏阔深远。陶渊明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田园诗派”的奠基者。其代表作《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饮酒》《咏荆轲》《桃花源诗》等，都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代诗歌的优秀传统。而南朝刘宋时期的诗人谢灵运（385—433年）则纵情于会稽、永嘉、庐山等地的山水，通过诗歌艺术挖掘山水风光的艺术魅力，开辟了我国诗歌史上的“山水诗派”。其代表作《登池上楼》《石门岩上宿》等，抒发了作者对山水风光的非凡感受。鲍照（约414－466年）擅长七言歌行，也是一位成就很高的诗人。他的《拟行路难》18首，感情激烈奔放，关注社会现实。

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重大转变时期，其标志就是“音律”的出现，代表诗人是沈约、谢朓等。他们依据四声的规律，在诗歌创作中注意声、韵、调的相互配合和词语对偶形式的运用，创造了一种讲究声律和对仗的新诗体。因其活跃在南齐永明年间，故称为“永明体”。从此，中国诗歌开始从比较自由的形式向讲求格律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对唐代以后的诗歌以及宋词、元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集大成的作家是由南入北的庾信（513－581年），其早年作品绮艳轻靡，晚年作品如《哀江南赋》《拟咏怀》27首，苍劲悲凉，起了南北交流、承前启后的作用。

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高度繁荣的阶段。以数量而论，清代编定的《全唐诗》共录作者2,300余位，诗作48,900余首，还有许多散失的作品未能包括在内，可称盛况空前；以诗体而论，以由“永明体”发展而来的“近体诗”（即格律诗）为主，其中又分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其他五言、七言古体诗以及杂言歌行诗也占不小比例，可称百花争艳；以风格而论，或悲壮，或苍凉，或细密，或粗犷，或幽远，或飘逸，或诡异，或豪放，实在难论穷尽，可称色彩缤纷，以作者队伍而论，上自帝王公卿、学者名流，下至僧尼道土及妓女，各个阶层，形形色色，都可以作诗，其间名家迭出，各有千秋，独具特色的诗人不下五六十位。唐诗如此发达，首先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为它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其次是唐代科举制度加试诗赋，刺激了文人学士作诗的热情和欲望；三是诗歌自身的发展和成熟构成了唐诗发展的内在动力。

初唐诗坛尚有齐梁艳丽诗风的余绪，先有王绩作《野望》，魏徵作《述怀》等，开了平淡清新之风。至“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诗风为之一变，更有陈子昂高举诗歌革新的旗帜，提倡“汉魏风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开盛唐雄健诗风。而被称为“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则大作律诗、绝句，对创立近体诗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开元到大历的50余年间，唐诗到达一个辉煌的境界，有两大流派、两大巨星照耀诗坛。一派是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描写边塞奇丽、雄阔的自然景象，抒发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情怀。如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以及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作。另一派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描写秀丽恬淡的山川美景，营造一种清疏淡远的意境，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积雨辋川庄作》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夜归鹿门歌》等。两大巨星一是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701－762年），二是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712－770年）。李白狂放不羁，藐视权贵，所作诗歌词句如行云流水，风格飘逸绝尘，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被奉为“诗仙”。他的诗作有如天马行空，驭万里风云，代表作有《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蜀道难》《行路难》等。杜甫忧国忧民，心系治乱，所作诗歌词句凝练精湛，风格沉稳跌宕，更多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被誉为“诗圣”。他的诗作有如田牛耕地，体验现实的艰辛，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兵车行》《丽人行》等。二人难分轩轾，光辉伟大，被后世称为“李杜”，真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两人不同的创作风格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大地上也留下了他们的许多印迹，其中四川省成都市的杜甫草堂和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太白楼，最突出地体现了他们的影响和成就。诗至中唐已无盛唐时的恢宏气象，因国家衰败而致民众疾苦，诗歌更多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772－846年）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与好友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反映民生，针砭时弊，创作了许多浅显易懂的社会讽喻诗，尤以《秦中吟》、《长恨歌》、《琵琶行》、“新乐府”等最为著名。因二人活跃在元和年间，这种诗歌被称为“元和体”，白居易也成为唐代第三大诗人。这一时期，还有元结、顾况、刘长卿、韦应物、韩愈、贾岛、孟郊、张籍、王建、柳宗元、李贺等，特别是李贺（约790—约816年），以其奇特惊人的想象和浪漫情调及诡异惊绝的词句，在诗坛上独树一帜。晚唐诗坛笼罩着哀伤凄凉的气氛，成就最大者当数李商隐和杜牧，二人被合称为“小李杜”。李商隐特色独具，作诗多借形象，寓意含蓄，极富象征意义和美学价值。

唐代诗坛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这就是“词”。词由民间的“曲子词”发展而来。李白早作《菩萨蛮》和《忆秦娥》，中唐以后也有不少文人作词。晩唐诗人温庭筠，与李商隐并称为“温李”。温庭筠词风艳丽，与韦庄等人的作品被编入《花间集》，因而被称为“花间派”词人。至五代，则有冯延巳、南唐中主李璟、南唐后主李煜，他们对词的发展贡献甚大。李煜先帝王而后囚徒，生活天上地下，变化甚巨，写下了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

词至宋代，发展到极盛时期，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高峰。宋初词坛仍沿五代绮丽之风，以晏殊、晏几道父子为代表人物。范仲淹以一曲《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将边塞诗风吹进词坛；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1007－1072年）则以其清丽明媚、语浅意深的词作成为大家。柳永词作一反往昔雕琢习气，吸收口语入词，以白描手法抒发情感，一时广为流传，柳永也以《雨霖铃》（“寒蝉凄切”）和《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独步北宋词坛。其后，宋词分为两大流派，一派因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年）而形成，称为“豪放派”。该派词作内容突破“艳科”传统藩篱，吐纳社会人生，辞章雄健，风格豪放，境界超然，代表作有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一派则是秦观起了突出作用，他作词风格清婉，以长调抒写柔情，辞章婉转，颇近柳永，称“婉约派”。代表作有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踏莎行》（“雾失楼台”）等。还有贺铸、一曲《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流传千古；周邦彦则言情体物，极尽工巧，集婉约派之大成。南宋词坛因突出的民族矛盾而散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女词人李清照原本词风清俊，遭亡国之变，词作时有豪放之气。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幹、陆游等均以豪放见长，悲愤爱国是他们词作的主题。特别是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1140—1207年），他既有经邦济世之才，又有廓清天下之志，个人经历颇富传奇色彩，词作充满爱国豪情和英雄气概，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词人，代表作有《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南乡子》（“何处望神州”）等。南宋后期成就比较高的词人还有姜夔、周密、吴文英等。

宋诗虽然不是诗坛唯一的诗体，但是仍保持独立的格调。宋初曾有一些诗人模仿李商隐互相酬唱，其作品被编为《西昆酬唱集》，这些诗作词藻艳丽而内容贫乏，被称为“西昆体”。欧阳修、梅尧臣等人提倡诗体革新，至苏轼而气势雄壮，意象恢宏，诗情自由奔放，苏轼也以其不尽的才情成为诗坛泰斗。随后即有黄庭坚主张作诗“无一字无来历”，提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形成著名的“江西诗派”，在宋代诗坛影响巨大。南宋诗坛有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号为“尤、杨、范、陆”四大家，而以陆游（字务观，号放翁，1125－1210年）为第一大诗人。他一腔忠烈，慷慨悲愤，爱国诗词熔铸血泪，一生作诗达一万多首，现存有九千多首，至临终绝笔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宋末的文天祥则以《正气歌》和《过零丁洋》中所表达的杀身报国的英雄精神，结束了南宋的诗坛。

到了元代，散曲杂剧兴起；明清小说转盛，诗词创作已无大的景象。明代曾流行雍容典雅的“台阁体”，明中叶以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反对“台阁体”，提倡复古，之后派别纷起，都难逾唐宋。清初的诗坛盟主为钱谦益，其他则有吴伟业、王土祯、纳兰性德、朱彝尊等，都创作了不少有特色的诗歌作品。及至清末的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写出了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而黄遵宪以诗歌的形式反映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其诗歌被称为“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