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学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把农业生产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几千年来始终把农业放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产的首位。对农学的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考古证明，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在浙江省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世界上最早栽培的稻谷，而且已开始用骨制农具耕作。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曾发现了粟以及储存粟的窖穴。其后，文献都有夏、商、周重视农业生产的记载。周人的祖先后稷就是一位农业生产的专家，相传他曾教民耕稼，因而在陕西省武功县还保留着纪念他的“教稼台”。在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基本上使用石制或骨制农具，其中主要是双齿的耒和铲形的耜。至少在春秋时期，人们已部分使用铁器，并逐断代替石器，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对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总结，因而产生了农学家和农学著作。战国时代出现的《神农书》《野老书》已经失传，其内容已不得而知。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吕氏春秋》里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文章和散见于诸子百家著作中的零星资料。其中，《管子・地员》可以看作我国最早的土壤分类学文献，《尚书・禹贡》则记载了依据土壤肥沃程度划分土地等级的方法。《吕氏春秋》的四篇文章，不但提出了流行数千年的重农思想，阐述了土地利用的原则，而且从农业生产的三要素——天、地、人的角度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不违农时”的生产规律。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我国的经济重心主要在黄河流域，这里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生产技术也比较先进，因而对农学的研究也比较集中。西汉时的氾胜之所著《氾胜之书》，总结了北方旱地，特别是关中地区的耕作制度，提出了“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的生产原则。北魏时的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黄流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阐述了古代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农学思想、并根据北方农业生产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精耕细作、保墒施肥的方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农学著作之一。隋唐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的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水稻是主要农作物之一。南宋陈旉所著的《农书》，论及以水稻为主的耕作法，谈及麻、粟、养牛和蚕桑，内容切合实际、所论都依据实践。与此同名的另一部《农书》，为元代王祯所著，它总结了自《齐民要术》以来，黄河流域旱田和江南水田的耕作技术，第一部分为“农桑通诀”，是全书的总论;第二部分为“百谷谱”，叙述了谷、稻、麦等农作物及瓜果、蔬菜的栽培、保护、收获和贮存等多方面的技术；第三部分为“农器图谱”，画出所能搜求到的农具图形；此外还涉及农田水利建设和水的利用，具有很高的科学枝术价值。

明清时期，西方科技逐渐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农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历了千余年的积累，到明清时已有了更多可总结的东西。通过这种中西科技的交流与渗透，到明朝时期便产生了像除光启（1562－1633年）这样的大科学家。他所著的《农政全书》规模宏大，共60卷，达70万字，内容涉及农业耕作、土地开垦、水利建设、食品制造、果树技艺等众多方面，尤以系统而集中地叙述了屯垦、水利工程和备荒为一大特色，是对宋代以来农桑种植经验和水利建设的全面总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连年战火，动荡不安，水利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处于衰退局面。为了富国强兵，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振兴农业的主张，井注意吸收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农业技术，到“戊戌变法”前后，人们已开始兴办农业教育。1897年，罗振玉等人编辑出版了《农学丛书》，借以推动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

总括起来说，中国的农学研究着重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对关系到收成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土壤改良、合理施肥、良种选择、抗旱保墒等，都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农业生产的技术体系，为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