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术术语

四、医学

我国的中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诊断和治疗的整体观念。它把人体的生理机能看作一个整体，进而把人体的生理机能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整体，把治病过程看作一个统一性运动，认为人体各部位器官的功能休戚与共，认为自然环境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人的病理过程实际上就是外在环境作用于内部机体的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由虚到实的过程。因此，中医诊治强调“四诊”“八纲”。“四诊”即“望”(望色)、“闻”(闻味)、“问”(问情)、“切”(切脉)，“八纲”。“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医生正是在“四诊”的基础上，依照“八纲”之间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病人进行综合的辩证施治。

中医的这一理论和治疗方法可说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据文献记载，远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已开始有医药。传说中的神农遍尝百草，发现药材，可以看作是这一事实的佐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则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战国扁鹊和西汉淳于意（仓公），可说是早期杰出医学家的代表。成语“病入膏肓”和“讳疾忌医”，都出于扁鹊治病的故事，而仓公则在中国医学史上首创病历。扁、仓二人一直是中国药王庙里供奉的鼻祖。

汉代名医首推张仲景与华佗。二人都对中国医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据说曾任长沙太守。因当时伤寒流行，死亡人数很多，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成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即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他总结和创制的200余种处方，贯彻了“理＂（医学理论）、“法”（治疗原则）、方（处方）、“药”（用药）一致的原则，治疗效果显著，至今仍为人们所应用。由于他的医学成就，他被后人尊为“医圣”，在其家乡建有规模宏大的医圣祠纪念他。华佗（约145－208年），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他的贡献是首创中医外科，《三国演义》里描写他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传诵。他发明的一种名叫“麻沸散”的中药，具有麻醉全身的作用。可惜他后来被曹操杀害，他的医学著作未能流传下来。汉末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达360余种，大大推动了后世中药学的发展。

魏晋隋唐，中医中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总结和提高。首先是晋代王叔和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脉经》一书，详细描述了脉象所反映的各种病症，由晋代葛洪编撰的《肘后备急方》，搜集了大量治疗有效的处方，隋代巢元方等人编写的《诸病源候论》，专门描述病情，分析病理，确定了诸多病症的病名；唐代名医孙思邈（581-682年）则耗毕生的精力从事治疗和著述，他先后编成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载方6000余条，涉及中医百科，被誉为中医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他长期活动的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至今仍保留着刻有孙氏药书的石碑。唐显庆二年（657年），唐朝政府组织人员在南朝医学家陶弘景补充的基础上，将《神农本草经》扩编为《新修本草》，并向天下颁布。这就是我国的第一部国家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

宋元以后，对中医理论的探讨日趋活跃，在学术上形成了许多流派，主要有“金元四大家”：主张用药首应泻火清热的刘河间，被称为“泻火派”；主张脾胃为本，治法采用补气升阳的李东垣，被称为“补土派”；主张攻邪去病，反对滥用补药的张子和，被称为“攻邪派”；取三家之长，主张泻火养阴的朱丹溪，被称为“养阴派”。明清以后，又有许多名医各有所长，都对中国医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明代医学的伟大成就是李时珍（1518－1593年）编定了药典巨著《本草纲目》。他用了近30年时间，査阅了数百家文献，并且亲自外出考察、研究，录入1892种药物，为中国医学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医学的又一突出成就是针灸，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疗法。所谓“针灸”，就是用针和灸两种方法刺激特定的穴位，以达到温通经脉、调和气血、消除病症的目的。针灸依据的理论是历史悠久的“经络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人体的腧穴（即穴位）是人体腑脏和经络之气输注并散发于体表的部位；联系腧穴和腑脏的道路，就是经络。因此，针灸就是将外界的刺微，通过腧穴注入，经由经络而达于相关的腑脏。对针灸疗法的探讨与总结，至魏晋时已有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至北宋时，针灸专家王惟一以针灸疗法制造针灸铜人，作为针灸的样本，而后又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进一步普及和规范了针灸疗法。明代杨继洲著《针灸大成》，徐凤著《针灸大全》，高武著《针灸聚英》，称为明代“三大针灸巨著”。清代针灸学虽也有些著作，但总体上没有新的提高。只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设立了专门的针灸研究机构和针灸医院，来促进针灸疗法的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