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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

（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

一般认为，佛教是由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在古印度境内创立的，因此在我国又叫“释教”，管和尚又称“释子”。它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历来的佛教学者说法不一，文字记载也混乱矛盾。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说法：战国燕昭王时传入说、秦始皇时传入说、汉武帝时传入说、西汉末年传入说和东汉明帝时传入说等。过去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汉明帝永平十年间传入。这一说法最早见于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及汉译《四十二章经・序》，后又载入《后汉书》等史籍，至魏晋南北朝时特别流行。大意说，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夜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身带日光在殿前飞行，次日问于群臣：那是什么神？大臣傅毅回答说，我听说西方有一种神，名字叫“佛”，佛能飞动，身上有光。于是，汉明帝派中郎将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西行求法。永平十年（67年），赛、秦等人在西域大月氏国遇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同时得到佛像经卷，并用自马驮经，载回洛阳。汉明帝先让印度二僧人住于鸿胪寺（朝廷的礼宾接待机构），同时择地建庙，以便供奉，这就是现在的洛阳白马寺。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在寺内译出《四十二章经》，据说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佛经。

但近代以来的中外学者对这一说法大表怀疑，理由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这件事非常奇怪。《后汉书》就载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在家中设祠拜浮屠（即佛），兄弟二人关系密切，明帝应当知道佛的存在，何必感梦求法？其次是派遣的使臣，有的说是张骞（汉武帝时人），有的说是蔡愔；第三是替汉明帝释梦的傳毅，《后汉书》说他在明帝时还是个读书的小孩儿。因此，学者们认为明帝求法不是事实，所谓白马驮经，迦叶摩腾、竺法兰译经等，都是后来的佛家有意编造出来以证明自己来历不凡的。

那么，佛教传入的事实到底应该是什么呢？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佛教在西汉末年或两汉之间传入是比较可信的。如任继愈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和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在他所著的《简明中国佛教史》里都持这一看法。其主要根据是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用了三国时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的一段记载、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使臣曾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后汉书》也载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在家拜黄帝、老子和浮屠，还出钱供养沙门（即和尚），这说明东汉初年佛教已在上层统治集团中间流传。据这些史料推断，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间，学术界已将西汉元寿元年作为佛教传入的时间点。

佛教初入中国，人们还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神灵来崇拜，跟神化了的黄帝、老子一样，在朝廷和一些王公贵族的家里供奉，民间还没有什么人信仰。从文献记载看，汉桓帝可能是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他曾在宫中建立黄老、浮屠之祠。最早出家信佛而又见于记载的汉人是汉灵帝时的严佛调，这已经到了东汉晚期。至于第一个登坛受戒、正式成为和尚的汉人朱士行，已经是三国时代的人了。足见佛教初来时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突出的发展，表现在：第一，佛经翻译的规模明显扩大。虽然译经的主力还是西域来的僧人，但跟随他们研习的汉土弟子甚多，如西晋时的西域僧竺法护，所译经典据说有150余部，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又如后秦时的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僧人鸠摩罗什，被迎入长安逍遥园（今陕西省户县草堂寺），大量翻译佛经，从习弟子3，000余人。他所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金刚经》及《妙法莲花经》等，对中国的佛教理论有划时代的贡献。鸠摩罗什死后葬于逍遥园园内，弟子为其建的鸠摩罗什塔，至今立于草堂寺内。第二，弘传活动进一步兴盛，出现了比较大的佛教活动中心，如洛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庐山等地。东晋名僧慧远，以庐山东林寺为道场，率众念佛行道，并请一些西域僧人前来传授经论。一时、庐山佛事大盛。晋元兴元年（402年），他率众于寺内无量寿佛前建斋立誓，期寻净土，共结“白莲社”，参加的各方人士有123人。第三，大量营建佛寺僧舍，建造石像石窟。据杨衒之的《落阳伽蓝记》所载，仅北魏在洛阳的寺庙已达1，376所。北齐在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的寺庙达4，000所。南朝的寺庙也不少，梁时已有2，846所。唐代诗人社牧所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第四，西行求法活动成风。中国最早到西域去求法取经的僧人是三国时的朱士行，他也是中国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到两晋南北朝时，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步其后尘，他们的目的是搜集经典，参拜圣迹，寻访高僧，求得学问，以推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第五，在思想信仰方面，人们已不满足于前一时期只求一般地解脱痛苦，而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极乐世界）。这种信仰迷惑了许多处于苦难中的人们，对佛教的传播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这种信仰目标的转变也说明佛教在竭力适应中国的环境，以开拓自己的传播市场。

为什么佛教会在魏晋南北朝有如此突出的发展？其原因大体有三：（1）东汉末期，天下大乱，社会各阶层都遭受了无穷的苦难，于是都想在痛苦中寻求一种寄托和安宁，佛教所主张的自我解脱和超度求生等教义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这可以说是社会基础。（2）这一时期，社会上流行玄学，热衷清谈。玄学崇尚老庄思想，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很容易与佛教宜扬的出世思想合流，因此主张“一切法皆空”的佛教《般若经》很快流行起来。事实上，玄学到东晋以后便失去了它的势头，而为佛学所取代。佛教宣扬的“名实俱无”，实际上是“以无为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思想基础。（3）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利用。佛教宣扬的基本思想，对统治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它虽然不像儒学那样主张忠孝节义、安分守己，但它要求佛教徒刻苦修行以求解脱的基本精神和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一系列说教，不但构不成对统治秩序的威胁，相反还有助于维护这种秩序。从东汉到南北朝的五百年间，封建统治者是逐渐认识到佛教的作用而逐渐予以重视并大力提倡的。有的统治者则是由于极端迷信而予以极度推崇。东晋时，晋成帝、哀帝都召请名僧入宫讲经或为他们辟地建寺。

南朝的宋文帝认为佛化有助于教化，常跟一些名僧研讨佛理；宋武帝甚至让僧人参与朝政，因他们穿褐黑色衣服，被人称为“黑衣宰相”。梁武帝崇佛达于极盛，他曾四次舍身入同泰寺（今南京市鸡鸣寺），然后又由大臣们用钱把他赎回来，这实际上是他给寺庙捐资的一种办法。北朝的北魏政权也很崇佛，常请僧人入宫，礼拜为师；献文帝还在宫中建寺习禅，拜佛念经，孝文帝还特许寺院向老百姓征粮；宣武帝在洛阳为千余名外国僧人广建佛寺，把他们迎入内殿讲经，自己笔录等。这可以说是阶级基础。这几方面的原因使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繁荣的隋唐佛教。

佛教在隋唐两代，特别是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高潮。这是因为隋唐帝王笃信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持佛教发展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剃度僧尼。而唐代前期国家統一、经济富裕、文化繁荣、武力强盛，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政策并大力提倡；佛教本身也极力向民间渗透，在教义和礼仪方面努力迎合中国民众的需要。这个时期佛教的特点是：（1）佛学大盛。唐代的佛经翻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前代而达到最高成就。唐代的译经工作基本上由国家主持，从贞观三年（629年）到元和六年（811年）的180余年间，都是由国家组织译场，请中外名僧译经，前后有26位大师相继工作，其中包括玄奘、义净等西往取经归来的佛学大师。他们精通梵语，译意准确，译经的质量很高，仅唐代就译经2，159卷。这许多佛经的翻译，不但为僧人们提供了学习的经典，也为佛教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因此佛学在唐代大为兴盛，出现了许多佛学论著。（2）寺产丰肥。“寺产”指寺院领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官僚地主布施，隋唐时的寺院拥有大批田产，由僧尼、奴婢和寺院的佃户耕种，因此寺院的长老往往就像一个世俗的地主。此外，寺院还在周围开设客店、车坊、酒铺等，以高价租给商人经营；同时也开办一种叫“无尽藏”的金融借货事业，在慈善的名义下谋取暴利。这就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3）宗派林立。佛教的日益传播使它必须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为此必须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许多师徒间的传承体系和研究不同经卷的各种学派，如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等。到了隋唐时代，某些大寺院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各自依据某一经典加以发挥，逐渐形成不同的派系，有的派系竟成为中国佛教最有特色的代表。

（二）中国佛教的宗派

三论宗：以研习古印度高僧龙树及其弟子提婆所著《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而得名。因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最早传译“三论”，故被尊为初祖，经弟子传承，到隋代的吉蔵而集大成。其基本教义是主张万物虚幻，但凡世俗人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修道者即认为是空无实体，这就是真、俗“二谛”。既然万物“非有非无”，则一切“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这就是“八不偈”。唐武德八年（625年），这一派经朝鲜僧人传入日本。

三阶宗：也称“三阶教”“普法宗”，祖师为北朝的信行，所依据的经典是《大方广十轮经》和《大集经》等，其教义是把佛教按时期、处所、人众分成三个阶段，认为既不能遵守戒律，又不能领悟佛法的众生处于第三阶，必须提倡苦行忍辱，消除罪恶，甚至死后还要以身布施，把尸体供鸟兽食用，然后收骨起塔。认为一切佛像是泥龛，不需尊敬，一切众生是真佛，所以要尊敬；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这些宗旨与当时佛教界的理论和行持很不协调，因此不断受到打击，屡遭禁绝，到宋代归于湮灭。

天台宗：因其创立地在浙江天台山而得名。上承南北朝的慧文法师，其实际创始人为智顗。因智顗以《法华经》为教义依据，故又名“法华宗”。智顗领生于南北朝、陈太建七年（575年）入天台山修行，创建国清寺。其教义主张诸法实相，万物互通，一心具有三千世界，即千差万别的事物都反映了真如法性的本质，因而万物皆由心生。到唐代，有名僧湛然，提出“无情有性”，即草木山石也有佛性。湛然传道邃、行满，后经日本僧人最澄传入日本。12世纪初，日本僧人日莲又据《法华经》创立日莲正宗，现在活跃于日本社会的创价学会，就是日正宗的分支。

华严宗：这一派所依的经典为《华严经》，故名“华严宗”。其始祖被认为是隋末唐初的杜顺，杜顺以长安终南山华严寺为道场宣讲教义，死后即葬于寺内，其塔仍存。但这一派直到三祖法藏才正式形成。法藏又称“贤首国师”，这一派又叫“贤首宗”。其教义主张心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客观世界只有在主观世界感觉到它时才存在。唐开元年间、经新罗僧人传入日本，创立日本华严宗。

法相宗：其理论在于深入辨析一切事物（法）的种种表现（相）及其产生的原因，故名“法相宗”；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因他们师徒居长安慈恩寺，故又名“慈恩宗”。由于这一派主张万法唯识（主观精神），心外无境（客观世界），因而又叫“唯识宗”。它所依据的经典是《瑜伽师地论》和玄装本人所著的《成唯识论》，故此，也叫“瑜伽宗”。这一派习经的特点是通过繁琐的心理分析来论证客观万物是人的主观精神的派生物；同时又主张并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也不会受到都想成佛的一切众生的欢迎，所以历时不久即告衰微，几成绝响，直到近代才又受到人们的重视。

律宗：是以研习和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其依据的经典是《四分律》，因其实际创始人道宣住在终南山，所以又叫“南山宗”。律宗的理论比较简单，他们把戒律分作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部分。戒法指佛制定的戒律本身，戒行指遵守戒律的具体实践，戒相指戒律的具体表现，戒体则指受戒弟子在从师受戒时内心的感受。道宣的著作很多，著名的弟子有弘景等人。弘景的弟子就是鉴真，东渡日本传戒，创立日本律宗。

净土宗：是以专修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的一个宗派，故称“净土宗”。因传说西方净土的七宝池中长满莲花，凡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先投生莲花之中，后莲花开放，该人便生活在浄土中。东晋名僧慧远曾组织一些人专修净土，自结“莲社”，因而又叫“莲宗”。这一派依据的经典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等。以北朝东魏时的昙鸾为初祖，他晚年住在汾州石壁玄中寺（在今山西省交城县），弘扬净土佛法。到唐代有道绰、善导，以玄中寺为道场，继续弘扬净土教义。道绰死后，善导往长安讲经，死后弟子为他建寺，即诗中所描写的香积寺。12世纪，日本佛界据善导著述，创立目本净土宗。

密宗：也称密教，其研习经典主要为《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多部，自称受大日如来佛秘密传授教旨，故称“密宗”。这一派在中国的形成，始于唐代的三位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人在华传法，甚受朝廷礼敬，不空尤甚，为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国师。他以长安大兴善寺为道场，译入很多秘典。不空弟子以千万计，其中惠朗、惠果成绩最为显著。惠果以长安青龙寺为道场，唐代诗人贾岛曾出家于此，“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描绘的即是此地。日本僧人空海就学于惠果，回国后创立了真言宗。

禅宗：“禅”是巴利语jhana和梵语 dhyana音译“禅那”的简称，本义是思维修养、静虑定心，本为印度佛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产生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最典型的产物。禅的意义就是在定中产生无上的智慧。以无上的智慧来印证，证明一切事物的真如实相的智慧，这叫作禅。它的特点就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主张我心即佛，识心见性，以心传心，因而不用背通经卷，只要坐禅修行即可。谱系以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为初祖，并以历代传承的袈裟和法钵为信物。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来到中国，入嵩山少林寺修行，相传他面壁十年，终日不语。后将衣钵传于慧可，是为二祖。今少林寺有初祖庵、二祖庵，传即达摩和慧可坐禅之处。慧可传于僧璨，为三祖，入皖山（今安徽省天柱山）设道场，今称三祖寺（在今安徽省潜山县）。弟子道信继承衣体之后，往破额山（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山）传道，今为四祖寺。道信弟子弘忍，又往冯茂山（今湖北省黄梅县东山）传法，今为五祖寺，寺内真身殿为主殿，原有弘忍真身，现只存塑像。弘忍门下首席弟子神秀，本可继承衣钵，但弘忍让弟子们各作一偈以表示自己对禅的见解。神秀先作一首：“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时烧饭僧慧能也作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慧能见解透彻，遂秘密将衣钵传给他。慧能得到衣钵，随即南下，至广州光孝寺，见众僧争论风吹幡动的问题，一说风动、一说幡动，慧能认为是心动，被众僧礼拜为师，往曹溪宝林寺（今广东省韶关市南华寺）传法，是为禅宗六祖，佛教所称“曹溪门”即指此。据传慧能在南下以后、，曾在今广东省四会市隐藏多年，其地今有六祖慧能寺。慧能在南方传法、主张“顿悟”、即为“南禅”；神秀先在荆州，后往长安，主张“渐悟”、即为“北禅”。其后，北禅衰落，南禅兴盛、成为禅宗主流，后来又分成“五家七宗”，、即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等五家，加上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派和杨岐派，合称为七宗，流传非常广泛。

宋元以后，佛教各宗相承发展、尤以南禅影响最大。到了清代，统治阶级为了笼络西藏、蒙古等地少数民族的贵族阶层，安定边疆，转而重视喇嘛教，喇嘛教因而在内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喇嘛教源流与达赖、班禅

“喇嘛教”就是西藏地区流传的佛教，因此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是藏语译音，意思是“上师”，是藏族人民对有地位、有学间的和尚的尊称。印度佛教很早就传入西藏，但因那时的西藏还没有文字，所以传播很慢，势力很小，当地所流行的宗教是带有原始性质的“苯教”。到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由于受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双重影响，开始信仰佛教，并创立文字，译经建寺，佛教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这前后大约经历了200余年。这是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到838年，朗玛达继任为赞普，他代表仇视佛教的苯教势力，下令灭佛，强迫僧人还俗，把佛经佛像烧毁或投入河中，甚至把寺庙改作牛圈，西藏佛教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间中断达100余年。

到970年左右，佛教又在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活动和努力下再度复兴起来。为了争取更多的信徒，这时的佛教较为注意吸收西藏地区的民族特点，特别在宗教仪式和神衹方面吸收了苯教的不少东西。由于修行方式、传承体系各不相同，到11世纪中叶已形成四大宗派：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15世纪初，又创立了格鲁派。在元朝和清朝改府的支持下，萨迦派和格鲁派先后执掌西藏政教大权。这被称为蔵传佛数的“后弘期。”

藏传佛教主要以印度传入的密教经典为主，吸收了苯教的某些仪式和神，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所谓“藏密”。各派都有严密的寺院组织和学经制度。后流传于青海、内蒙古地区以及蒙蔵附近的国家。

宁玛派：在西藏地区出现较早，初时并无名称。因为该派的教法是前弘期传下来的，经典也以前弘期所译的密教经典为主，到后宏期其他教派产生以后，因其古旧而称其为“宁玛派”。“宁玛”即藏语“古旧”之意。因该派僧人戴红帽子，又称“红教”。经典传承分为三系，方式各不相同，其中有的以父子承袭或转世形式相传。

噶当派：“噶当”意为“佛语都是训诫”，该派主张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理。1056年逐渐形成一派。该派重视戒律，强调实修，注重宣扬因果报应、流转轮回和超脱生死。15世纪格鲁派形成后并入格鲁派。

噶举派：“噶举”意为“口授传承”，即金刚持佛亲口传授密咒教义。因该派僧人穿白色僧衣，又称“白教”。该派以苦行为特色，支派甚多。其中的噶玛噶举派在藏传佛教中最早采用“活佛转世”制度。

萨迦派：始于宋代，兴于元代，因主寺为萨迦寺而得名，又因寺墙上涂有红、白，黑三种颜色的花条，而称为“花教”。该派由西藏著名的昆氏家族创立，一开始即决定宗教法位由家族传承，因此不禁止娶妻，但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第五祖即罗追坚赞，又称“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掌管佛教事务，为西藏政教合一之始。该派在元代极受尊崇，元末衰落只保有萨迦地区的势力。

格鲁派：西藏地区最晚形成的一个教派，也是迄今为止势力最大的一派。因该派僧人穿戴黄色衣帽，又称“黄教”。创始人为青海藏族僧人宗咯巴。15世纪初，宗喀巴痛感藏传佛教戒律松弛，僧人生活放荡，决心改革宗教。他以噶当派的教义为主，对各派教义兼收并蓄，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教义教法体系，要求僧人严守成律，终身不娶，并整顿寺院组织，严格寺院制度，广授门徒、创立法会，佛教为之一振，该派被称为“格鲁派”。“格鲁”意为“善规、善律”。宗喀巴死后，弟子纷纷建寺传法，今青藏地区有黄教六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以上在拉萨市）、扎什伦布寺（在日喀则市）、拉卜楞寺（在甘啸省夏河县）、塔尔寺（在青海省湟中县）。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该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解决法位传承问题，即活佛去世前指定从某一方向寻找一个他去世时降生的男孩为其来世真身。后因同时出生的男孩不止一个，清乾隆时改为“活佛转世金瓶掣签制度”，凡达赖、班禅及大活佛的法位继承人，都以此法最后决定。

达赖”和“班禅”是黄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称号。达赖的称号始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前两世都是后来追认的。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索南嘉措作为前世黄教首领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被迎进拉萨哲蚌寺，年仅3岁。他非常聪明，12岁便能宣讲佛经，从而在西藏获得很高声望。明万历五年（1577年），他应蒙古族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邀请，前往蒙古地区传法。次年，俺答汗为了感谢他教化众生的恩德，尊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称号从此开始。“圣识一切”是汉语，是说对佛学无所不知；“瓦齐尔”是梵文音译，意为金刚菩萨，有坚不可摧之意；“达赖”是蒙语音译，意思是大海；“喇嘛”是藏语音译，意为上师。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对佛学无所不知的、坚不可摧的、像大海一样的伟大的和尚”。索南嘉措虽然被尊为达赖喇嘛，但并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正式册封。一直到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入京觐见皇帝，朝廷为他兴建黄寺，并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此后历代达赖喇嘛都要经过中央册封，才算合法。

班禅的称号比达赖略晩。清顺治二年（1645年），领兵在藏的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为了削弱和分散达赖五世的政教权力，尊扎什伦布寺的寺主罗桑确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这是班禅称号的正式开始。从此扎什伦布寺也采取活佛转世制度以解决传承问题。事实上，罗桑确吉坚赞算是四世班禅，前三世为追认。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政府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规定其转世同达赖一样，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班”是梵语“班弟达”的简称，意为学问高深的学者；“禅”是藏语“大的译音；“额尔德尼”为满语音译，意为“珍宝”。全称的含义是“学问高深、如同珍宝一样的大学者”。

(四)反佛思想和灭佛斗争

佛教的基本思想是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实体存在，否认人对主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力；在变化纷繁的现实和充满矛盾的人生面前，人只能采取消极躲避的办法，尽力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其基本教义是把现实的人生断为“无常”“无我”和“八苦”。“无常”是说人生变化无常，人无法主宰人生；“无我”是说世间万物都没有独立的实体，连人的本身也是各种感觉和精神的暂时聚合。这两点是佛教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八苦”是说人生有八种痛苦：生苦(出生时的痛苦)、老苦(老年时的痛苦)、病苦(生病时的痛苦)、死苦(死亡时的痛苦)、怨僧会苦(与不喜欢的人和事相遇的痛苦)、爱别离苦(与喜爱的人和事分割时的痛苦)、求不得苦(有所欲求而得不到的痛苦)、忧悲恼苦(忧愁、悲伤、恼怒等一切心理感受方面的痛苦)。造成这种种痛苦的原因，既不在神灵，也不在社会环境，而是人自身的“惑”(贪婪和痴迷)和“业”(行为及意识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为此，就要念经、修行、持戒，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的范围，达到转变的最高目的，这就叫“涅槃”或“解脱”。为达此目的，佛教为信徒们拟定了一系列必须明白的道理、必须掌握的修行方法和严守的许多戒律。

若从基本理论和主张来看，佛教有“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分。所谓小乘佛教是指初始的、传统的教派，大乘佛教则指后起的、变化了的教派。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到1世纪，一些要求改革的信徒组成所谓“菩萨众”，他们指斥传统的佛教只讲自我解脱，不讲普度众生，犹如一叶只能运载少数人的小船，故贬之为“小乘”。他们认为自己是能把一切众生救出苦海运往幸福彼岸的“大乘”。“大乘”认为，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十方世界有无数个佛，释迦牟尼只是其中之一。无论是谁，只要行慈济世，普度众生，并按照佛教戒律来不断地净化自己，就可以到达净土佛国，就可以解脱成佛，所以“大乘”强调“慈悲一切众生，力主以功德回报他人”。后来，“小乘”佛教流行于东南亚各国，称为“南传佛教”；“大乘”佛教流行于中国、朝鲜和日本等，称为“北传佛教”。

佛教既然是一种外来宗教，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不能不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同中国本土儒学发生对抗，也不能不同中国本土的道教发生对抗；同时，由于它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也不能不同中国早已存在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发生对抗。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主要是封建帝王)也从本人的信仰或统治利益出发，同佛教势力发生对抗。这样，就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错综复杂、时断时续的反佛斗争，发生了四次大的灭佛事件。

比较早的反佛思想家是南北朝时的范缜。这时，由于佛教的迅速传播，其在哲学思想上与儒学产生激烈争论。在南朝，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神灭与神不灭；后世有无报应。可以说，儒学主张形神俱灭，后世无报应：而佛教却宣扬神不灭，主张三世因果报应。范缜是这一时期儒学阵营的代表。他从无神论的立场出发，写了《神灭论》来系统批判佛教妄说。史载他同梁武帝萧衍、宰相萧子良等佛教信奉者多次激烈辩论，击败了僧侣们的集体围攻，说他“辩摧群口，日服千人”。这不但是因为他能言善辩，还因为他言以据实。有一次，萧子良召集僧侣跟他辩论因果报应，萧子良问他，如果不信因果，怎么会有富贵贫贱之分呢?范缜说，人生在世，就像树上的花，一阵风吹来，有的落在坛席之上，有的落入粪坑之中，这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萧子良辩不过他，只好用高官来收买他放弃反佛。到了隋唐，佛教更盛，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也更大、更明显。一些有识之土或从维护儒学的传统出发，或从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固出发，纷纷起来反佛。如唐朝的傅奕曾任太史令，数次上书要求铲除佛教。他认为，佛教“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他还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人士编为一本书，叫《高士传》，以教育世人，可惜后来失传了。

狄仁杰也是唐代著名的反佛人士之一。他曾任武则天的宰相，是一位很有见识的政治家。武则天崇佛极盛，又借佛登基，曾出巨资在洛阳龙门营造佛像。为此，狄仁杰上书切谏：“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列传》)指出佛教消耗社会财富给封建政权造成的巨大威胁。唐中宗时又有辛替否强烈反佛，他指出，佛教“掘地穿池，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广殿长廊，荣身也。损命则不慈悲，损人则不济物，荣身则不清净，岂大圣大神之心乎?”他的基本观点跟狄仁杰相似，认为佛教有害于政教。虽然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但是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不可否认的。

中唐时的反佛代表人物是韩愈。他是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上反佛的。他认为，佛教的流行毁坏了儒家的“道”，佛教徒出家修行破坏了儒家的“仁”，主张烧毁佛经，没收寺院，驱散僧徒，施以儒家的再教育。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派人以盛大礼仪从凤翔(今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把佛骨(1987年已从法门寺塔基地宫内出土)迎入宫内供奉，韩愈上《谏迎佛骨表》，系统表达了他的反佛思想，要求把佛骨佛像，付之水火，永绝根本。为此，触怒了唐宪宗，差一点丢了脑袋，被贬为潮州刺史。在唐代，达官贵人和名僧交往是一种时尚，很多诗人都写诗给和尚(尊称为“上人”)表示敬慕，唯独韩愈不为。他也有四首诗是写给和尚的，但都谴责佛教的虚妄。如《赠译经僧》云：“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这说明，韩愈有一种与佛教势不两立的精神。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反佛的同时，也有另一种势力，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融佛”，就是力主儒学与佛教、道教与佛教互相融合。这种思潮在魏晋时已很明显，认为佛的“五戒”和儒的“五常”可以调和一致，有的则主张三教合一。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挥，到宋代达到了高峰。如宋代的张商英认为，“群生失真迷性，弃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语，以驱其惑者，药也。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三教相通，可治根本。佛教自身为了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也极力适应中国人的需要和传统，如宣扬释迦牟尼如何“尽孝”；允许带发修行，不拘戒律，谓之“居士”：宣扬佛法自有，只在心中，如禅宗所主张的那样。到宋代理学产生和佛教禅宗流行以后，可以说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基本上结束了，因此宋代以后的反佛思想就很微弱了。

历史上的灭佛事件主要有四次，叫“三武一宗之厄”，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字文邕、唐武宗李炎、周世宗柴荣四次灭佛。这四次灭佛的直接原因并不相同，但却是中外文化冲突的一种反映，也是三教对立、斗争的一种表现。魏太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是想表明自己“亲汉不亲胡”，表明北魏政权是继承了伏羲、神农和黄帝的正统，认为佛教是“历代之伪物”，“为世费害”，在司徒崔浩(代表儒家)、道士寇谦之(代表道教)等人的鼓动下，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灭佛，声称要“除伪定真，获羲农之治”，诏令各地将佛像经卷击坏焚毁，把所有和尚统统活埋。可是，他的太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下诏以前已暗通消息，让僧尼逃匿，佛像经卷也都密藏。等太武帝一死，佛教立刻得到复兴。北周武帝灭佛也有类似的原因，他认为“佛生西域，我非王胡”，没有必要对他敬奉，更重要的原因是佛寺占用土地、僧人不能参军，大大削弱了国家的财力与军力。他曾七次召集百官及僧人、道士辩论三教先后，确定儒学为尊。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佛、道二教。这两人的不同点在于，魏太武帝崇道，灭佛时得到了道教的帮助，确立了道教的地位；周武帝则崇儒，灭佛时连同道教、淫祀一同禁绝。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腐败，藩镇割据，经济状况日渐衰退，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人民的苦难益发深重。佛教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进一步发展。寺院扩大，僧尼增多，既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又影响了国家的兵役，国家政权与佛教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唐武宗和周世宗灭佛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在废佛敕书里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旧唐书卷一八·武宗本纪》)只此一次，毁坏寺院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一次灭佛毁寺3，336所，以所毁铜佛铸钱。然而，佛教在那时的中国自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佛教本身也采取了许多保护自己的办法，因此四次灭佛都是伤其外不伤其内，毁其末而不毁其本。特别是后两次灭佛，只是并省佛寺而非尽灭，所以每次灭佛之后，过不了多久它又照旧兴盛起来，以魏太武帝那次灭佛为例，鼓动他灭佛的崔浩，在下诏灭佛之后的第四年因触怒太武帝被灭族，受株连而被杀的有百余人。之后，太子也被杀。不久，太武帝本人也被宦官杀死于宫中。这前前后后的杀戮事件，反而使人们相信这是太武帝灭佛的报应，于是新登基的文成帝立即下诏复兴佛教，至此北魏佛教迅猛发展。大同云冈石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营建起来的，而《洛阳伽蓝记》里也反映了北魏佛教达到了全盛。

(五)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消耗了社会的财富，起了消极的作用，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也必须看到，佛教也有它相对积极的一面，它的流传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它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研究、总结和保护已有的佛教文化，尽力抑制它的消极作用，使它的存在能最大限度地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相协调。

1.佛教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客观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它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佛教与中国文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收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首先，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友谊，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动。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他们在美学上追求“韵外之致”“言外之意”。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为显著。即使是其他流派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苏轼等。再次，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宋代张汝勤甚至在诗中说：“学诗如学禅，所贵在观妙。肺肝剧雕镂，乃自凿其窍。冥心游象外，何物可供眺。空山散云雾，仰避日初照。旷观宇宙间，璀璨同辉曜。但以此理参，而自诗料理。持以问观空，无言但一笑。”(《戏徐观空》)类似的主张，非止一端。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代重显、文莹、祖可、惠洪，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3.佛教与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干高原)的石窟艺术为代表，均为公元前3世纪到前1世纪的作品。前者以雕塑著称，后者以壁画闻名。中国的石窟艺术正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其影响的路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新疆境内现存的石窟艺术，如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库车县森木塞姆千佛洞等，不但开凿年代早于中原，其艺术风格也接近犍陀罗。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造像也模拟中国人的形象，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艺术的某些特点。如各大寺庙中的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像，既有中国人的形象，又有印度人的形象。至于璧画，自佛教传入以后，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大大发达起来，出现了像吴道子等著名的宗教画家。在表现手法上，释迦牟尼在印度的修行生活，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使中国人在感觉上更为接近和亲切。

4.佛教与中国语言。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典、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作“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干净的意思。又如“五体投地”，是拜佛的姿势，指双膝、双肘和头颅都着地。又如“当头一棒”，现义是警告，其来源是佛教禅宗支派临济宗(在今河北省正定县)的一种拜师方式。这一派的创始人义玄在拜师时向师傅请教佛理，三问三被打，于是大为醒悟，以后相沿成法，对初习禅法者，常常给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要对方立即回答问题，以考验他对佛理的理解程度。此外，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还有“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清规戒律”“想入非非”“现身说法”“恍然大悟”“火烧眉毛”“善萨心肠”，等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六)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

佛教主张离尘出世，因此寺庙建筑大多建在幽深的山林里，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千百年来，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信佛、拜佛、敬佛和护佛的需要，花费大量的资财，人工建造了无数的石窟、佛像、佛塔和佛寺，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的。概括起来有：

1.佛教四大名山，即山西五台山(在山西省五台县)、四川峨眉山（四川省峨眉山市)、安徽九华山(在安徽省青阳县)和浙江普陀山(在浙江省舟山市)。这四大名山是怎么形成的?中国佛教属于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尊崇四大菩萨，即文殊、普贤、地藏、观音。所谓菩萨，是指能利众生、可于未来成佛的修行者，但佛教徒实际上把他们当佛来供养。大乘佛教认为，文殊菩萨有“大智”，普贤菩萨有“大行”，地藏菩萨有“大愿”，观音菩萨有“大慈”。他们曾分别在中国境内的四个地方显灵说法，因此形成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相传是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从东汉时开始在山中建寺，到南北朝时全山寺庙已达200余所，隋唐时增至360余所。宋以后大为缩减，元明以后，喇嘛教渗入，到清代尚有寺庙122所，现仍存49所。这些寺庙规模大小各不相同，但都有专供文殊菩萨的“文殊殿”。山中最高的文殊骑狮像达9米。原太平兴国寺传为杨五郎出家之地，菩萨顶则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朝山拜佛时的住所，也是清初五台山大喇嘛(传为康熙皇帝的私生子）的居处。峨眉山相传是普贤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历代修建的寺庙达100余所，现只存10余处。山中有普贤骑象铜像，高7.3米，重62,000斤，是宋代遗物。九华山佛国的形成与朝鲜人有关。据载，新罗国王族金乔觉早年入华留学，心与佛理甚合，遂于唐高宗时来华再度，入九子山(即今九华山)修行，活到99岁坐化，死后尸体不腐，相貌与地藏菩萨一样，人们以为地藏显灵，把他的尸体藏在塔中供奉。此后，九华山的佛寺日益增多，最多时达200余所。山中“肉身宝殿”供奉的就是金乔觉的尸体。普陀山中的兴起与日本人有关。据传，五代后梁时，有日本僧人惠萼入五台山朝圣，得观音像一尊由南方乘船回国，途经梅岑山(即今普陀山)附近，恰遇大风掀起海浪，海中万物纷呈，船不敢前行，惠萼以为观音显灵不肯离去，遂下船上岸，在岛上建“不肯去观音院”一所，因佛经中说观音菩萨住“普陀洛迦”，梅岑山从此改为普陀山。从宋代开始大兴土木，到清末普陀山已有三大寺，八十八庵和其他小寺庙，寺内都供观音像，最高的有8.8米。

2.佛教四大禅林，或称“天下四大名刹”，指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寺。所谓“禅林”，原指僧人的陵地，后来借指规模巨大的寺院。这四大禅林都是隋唐时代形成的，反映了当时佛教的鼎盛情况，到宋元明清都保持了较大的规模。如玉泉寺在宋代占地方圆十里，有九大楼、十八大殿、三千七百余间僧舍。灵岩寺最盛时也有殿阁四十余处，禅房五百多间，僧侣五百余人。

3.三大石窟艺术，指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如果加上麦积山石窟，就是四大石窟。山酉省大同云冈石窟始于北魏和平元年(460年)，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万余尊。它的特点是造像雄伟，大佛很多，一般大佛均在13米以上，最大的一尊是第5窟中央的坐佛，高达17米。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始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其特点是大佛较少，古人题记、碑刻及洞壁浮雕丰富多彩。现存窟龛2,100多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甘肃省敦煌石窟约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是一个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综合性艺术宝库。壁画面积达45.000余平方米，画面如按两米高排列，可构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1900年(一说1899年)，在莫高窟第17窟发现了藏经洞，内藏从4世纪到10世纪的各种珍贵文书、文物五六万件，是研究中国文化极宝贵的资料。可惜，三分之二以上的敦煌遗书被外国人掠夺。洞内的这些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由此而形成了享誉世界的“敦煌学”。

4.十大坐佛，这里指单独营造的石刻大佛，位于石窟中的不计在内，这类大佛多依山而凿。全国20米以上的大型坐佛已知有十个：(1)乐山大佛，在四川省乐山市，高71米，为中国第一大佛，脚面长达19.92米，上可坐百余人，唐代开凿，历时90年。(2)太原西山大佛，在山西省太原市西，高约63米，环列126根石柱刻《华严经》，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开凿，历时25年，是中国开凿最早的大佛。只是后来草木生长，毁坏严重，湮没不闻。现已经过修复，重新刻制了佛头。(3)甘谷大佛，在甘肃省甘谷县，高38米，唐宋时开凿。(4)屏山大佛，在四川省屏山县，高37米，建造年代不详。(5)荣县大佛，在四川省荣县，高36.67米，宋代开凿。(6)浚县大佛，在河南省浚县，高27米，南北朝开凿。(7)潼南大佛，在重庆市潼南区，高27米，宋末开凿。(8)彬县大佛，在陕西省彬县，高24米，南北朝时开凿，现有佛殿保护，人们只能远看佛头，近看佛脚。(9)石门大佛，在重庆市江津区，高23米，明代开凿。(10)资阳大佛，在四川省资阳市，高21米，唐宋时开凿。十大坐佛，川渝占其六。

5.四大卧佛，多为岩石开凿，也有木胎泥塑。一在重庆市潼南区马龙山，全长54米，其中露相36米，隐相18米，约1930年前后开凿。二在甘肃省张掖市，长34.5米，木胎泥塑，为西夏时(1098年)的作品，现有大殿保护。三在重庆市大足区，长31米，岩石雕刻，宋代作品。四在四川省的安岳县，长23米，也是岩石雕刻，营造较晚，大约是民国时所造。

6.两大木佛，一般取站立姿势。一是河北省承德市普宁寺大佛，高22.23米，是一尊千眼千手观音像，用松、柏、榆、杉、椴五种木材雕成，是我国最大的一尊木雕佛像。二是北京市雍和宫大佛，高18米(地下还有8米)，为弥勒佛站像，用整块白檀香木雕成。该佛由七世达赖从尼泊尔购来木料，经三年时间运到北京，乾隆皇帝花八万两白银雕成。

7.两大铜佛，一是西藏日咯则市扎什伦布寺未来佛，全高26.2米，座高3.8米，净高22.4米，肩头宽阔，可放一辆解放牌汽车,1914年到1916年铸造，耗铜23万斤，是我国最大的一尊铜佛。二是河北正定县隆兴寺铜菩萨像，为千眼千手观音菩萨，全高22米，底座为石造，高2米，宋开宝四年(971年)铸造，是现存最大的铜铸大佛之一。“沧州狮子景州塔，正定城里的铜菩萨”，该佛像为河北三大古迹之一，可见其珍贵。

8.一部金版《大藏经》。所谓《大藏经》，是以佛教经典为主，也包括了印度、中国等佛教著述在内的大型丛书。它是佛教发展的成果，也是佛教思想和佛教史的集中体现，因而是佛教文化的代表之一。我国从宋开宝四年开始刻印《大藏经》，因最早在四川成都刻成，因此又叫蜀版《大藏经》，后来传入日本和朝鲜，以后陆续翻刻，出现了藏文、蒙文、日文、西夏文《大藏经》，但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版本是金代在山西解州(今属运城市)雕印的《大藏经》，刻印于金皇统八年(1148年)到大定十三年(1173年)，共收佛典六千九百余部，后藏于山西赵城(今属洪洞县)广胜寺，称为“赵城金藏”，为全世界孤本。其发现于1933年，新中国建立后，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9.一处石经山。这又是一处国宝，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以石刻佛经闻名于世，故名“石经山”。据史书记载，石刻佛经始于隋代静琬和尚。静琬从北魏灭佛事件中得到教训，发誓以石刻经，永久存藏，即在今房山云居寺附近凿石为词，四壁刻经，又取石块刻写，藏于洞内。当时的隋炀帝及诸大臣都给予财力支持。到了唐代，静琬继续刻经，死后由其弟子继承，唐末五代，一度中断，辽金时又转盛，直到清康熙时才告结束，历时达千年之久，刻经达1.000余部，经版15，000块，分藏于9个山洞和一些地穴内。除少量损坏外，大都保存完好，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10.一枚佛指灵骨。1987年5月发现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内，这是迄今世界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所谓佛指灵骨，是指释迦牟尼的真身遗骨。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死后，笃信佛教的阿育王把佛的遗骨分为84.000块，葬于世界各地84.000处，因而建佛塔84.000座。据说法门寺塔内即葬佛指一节。唐代帝王曾多次从寺内迎佛骨进宫内供奉，韩愈为此向唐宪宗呈交了《谏迎佛骨表》。明代帝王后妃也曾到寺内进香，因而产生了一个戏曲剧目《法门寺》。据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曾在修塔时打开过地宫，发现有佛骨。但真情如何，一直是个谜。1981年原塔塌毁，决定重建。1987年在清理塔基时发现地宫，共取出四枚佛骨，其中一枚置于四重宝函和棺椁内，外刻“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真身宝函”字样，证明这一枚为真身灵骨，其余三枚为影身(即复制品)，同时出土大批唐代金银器和丝织品，均属唐代宫廷用物，证明唐代帝王奉迎佛骨的事件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