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形态。就它的本质而言，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就是说，宗教信仰和崇拜的对象都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客观上并不存在，但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以“超人间”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不论哪一种宗教，都体现了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圣性。所以，人在所有宗教中都显得是听凭摆布的，神的力量决定着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人的意志也往往要依靠神的力量，人自身的力量和积极性反而被忽视了。

但是，这绝不是说宗教文化毫无价值可言。恰恰相反，由于它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影响了人类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制约了社会繁荣和历史发展，并且直到现在它的文化形态还继续存在，继续发生作用，因而宗教又是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和民族文化最有价值的社会现象之一，并且也成为了民族文化整体中的组成部分。另ー方面，由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有违民众期待的过度现象，宗教的某些教义和抚慰形式又可以调节社会心理，形成一定的社会平衡与和谐，这也正是宗教广泛流行的积极意义所在。

不同的宗教，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只要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心态、思维、气度和想象力，存在着相当惊人的差异。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它跟欧洲诸国以及西亚诸国不同，从原始宗教产生，道教形成，佛教、伊斯兰教等先后传入，一直没有出现过一种宗教统治全民意识的局面，即没有形成所谓的“国教”，而是诸教并存，多神崇拜，互相吸收，彼此相通，及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论何种宗教，来自异国何方，总要带上中国面目、中国特色。这种情况，于佛教尤其明显。这也说明中国文化有一种特别强大的融合能力。从历代封建统治者来说，只要各教教主不危及他的“天子”地位，他都允许各教流传和存在；即使他并不信仰某一宗教，他也会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有时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他可以以身垂范，推崇某一种宗教。当然，历史上也有摧毁某些宗教的统治者，但那不过是长河里的一点波浪而已。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是讲究实际利益的，不管释迦牟尼、各位菩萨或者玉皇大帝、各路神仙哪一个正统，只要觉得能救苦救难、降福祛灾，就对哪一个神灵顶礼膜拜。事实上，中国老百姓拜起财神爷、土地爷和送子观音娘娘来，要比拜玉皇大帝或三世佛祖等高級神灵还要来得虔诚、积极、勤快得多。

一、多神信仰和三大崇拜

中国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传统农民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本，这种经济基础便造成了中国人讲究现实利益的文化心态，其宗教信仰也谋求对现实的生产和生存现状有直接的救助，因而中国人崇尚多神信仰，甚至对直接影响其现实生活的生存环境产生执著的崇拜。了解中国文化史的人都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的眼中，物物是神，处处有神，时时也有神，即使是做饭烧火的灶头也由灶王爷把守，门口还要有门神守护。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对天地、祖先、君师的崇拜是最为突出的。

这三大崇拜实是出于古人对这三者的认识，或者说这三者决定了人们的生存。荀子在自己的著作里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于此可知，天地是人的生存环境，先祖是人的生理组带，而君师则是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这三者失去一者，人就不可能平安地生存在世间，因此对这三者的崇拜是自然的事。可以说，中国古代对这三者的崇拜和祭祀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信仰实质。

（一）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

在中国古代的所有信仰中，可以认为天地是最神圣的。天神称为“皇天上帝”，地神称为“后土”，合称“皇天后土”。若从词义来解释、“皇”是“大”的意思，“后”是“厚”的意思，皇天覆盖万物，降干旱雨露于人间：厚土负载万物、献衣食用具于世上，人们要想五谷丰登，避祸求福，安享康泰，就要对天地神灵顶礼膜拜。

这种顶礼膜拜表现在封建国家的祭祀仪式上。中国古代祭祀天地的仪式很多，但以“封禅”（禅，读shan）最为隆重，是封建社会首屈一指的大礼。《管子》和《史记》都记载了“封禅”。

所谓“封禅”，就是由帝王来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封”，是在泰山上设坛祭天；“禅”，是在泰山附近的小山上祭地，较为著名的是在梁父（又称“梁甫”）山上，故史书上多说“封泰山而禅梁父”。封禅的根本目的是帝王取得天下以后，以天子身份祭告天地，以表示自己的统治为“君权神授”符合天意，合乎正统。这种崇拜仪式起源于何时呢？司马迁在《史记》里援引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话认为，远在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时代就开始了，其后陆续封禅者有七十二家，包括三皇五帝、夏禹、商汤。但据研究，这种仪式最早只能在春秋时期有所酝酿。那么，为什么要到泰山去封禅呢？古人认为，中国大山，五岳为最，五岳之中，泰山独尊，离天最近，可以直接与天帝对话，同时泰山为东岳，东方主生，是万物起始、阴阳交替的地方。天子受命于天，只有登山祭告天帝，才算完成了天子就位的礼制。但是，封禅仪式隆重，耗资巨大，并不是所有帝王都能做到的。

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封禅的帝王是秦始皇，第二个是汉武帝。《史记・封禅书》载，始皇即位三年，东巡郡县，封泰山而禅梁父。但他并不知道封禅怎么进行，于是召集了一些儒生征询他们的意见。儒生们说，始皇应坐用蒲草包裹车轮的车子，还要用稻麦秆铺路，以免伤害泰山的草木，惹发天地愤怒。秦始皇认为他们都十分迂腐，便自己确定礼仪，下令劈山开道，登上山顶，而后立石颂德。不料归来中途遇雨，始皇避于一棵松树之下，以其护驾有功，始皇封之为“五大夫松”，这是中国树木受封之始。现存“五大夫松”在中天门步云桥北，已非原物，而是清代补栽的。始皇这次上山遇雨和12年后秦朝灭亡，都被儒生们解释为秦始皇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而触怒了天帝。汉武帝封禅是在公元前110年，但对仪式怎么举行，当时的诸儒大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武帝叫他们研究准备，他们一准备就是六年，仍然拿不出方案。汉武帝只好自定仪式，来一个两封两禅，即在梁父山上先禅，在泰山下设坛而封，然后带少数大臣上山再封，下山后在肃然山再禅。

祭礼结束，汉武帝下令改元，因他首次封禅而改是年为“元封元年”。其后，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从即位到封禅泰山，准备了32年。到了唐太宗，群臣屡议封禅，他也心向往之，但考虑到如此劳民伤财，最终没有准奏。他的儿子唐高宗一反父愿，三往封禅，所耗资财，不计其数。史载麟德二年（665年）十月那次，唐高宗从东都洛阳出发，随行文武兵土及运载仪仗法物的车辆，绵延数千里；周边各国使节率其扈从，备好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当时都觉得这次封禅规模简直前无古人。唐高宗本来想封遍五岳，后因“龙”体欠佳，未能如愿。武则天即位，改封嵩山。696年，武则天封嵩山，禅少室山，以告祭天地成就大统，改年号为“万岁登封”，改阳城县为“登封县”（今登封市），以驻跸地为“告成镇”。唐代最后一个封禅的帝王是唐玄宗，时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由中书令张说总操封禅礼仪。

据唐代段成式《西阳杂俎》记载，按旧例，封禅以后自三公（司徒、司空、司马）以下官吏都晋升一级。张说的女婿郑镒本为九品，一下子突升为五品，位列朝班。唐玄宗不识此人，询问其故，郑镒答不出来，旁边的一位官员风趣地说：“此泰山之力也。”据说此后就称妻父为“泰山”或“岳父”，如《水浒传》第八回写林冲被发配前与家人道别，“林冲执手对丈人说道：“泰山在上……今日有句话，上禀泰山＇”。唐以后，宋真宗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禅的帝王，企图以“天书从天而降”来震慑外邦。现今泰安市的俗庙主殿天贶殿就是这次封禅修建的。后来的帝王终因封禅不易，不再举行那样的仪式了。

祭祀后土是封建国家专门祭祀地神的仪式。关于后土神的来历，古籍记载不一。《山海经》《礼记》说它是共工的儿子，名叫“句龙”，因它善于平整九州土地，受封为“土正”（古代管理土地的官员），祀为大地之神。但以原始信仰来看，古人祭祀地神，是为了酬谢大地负载万物、养育万民的功劳，是农业文明的心理体现。由于天阳地阴的缘故，后土神被塑造为女性。史料记载，黄帝时代已有祭祀活动，但首次立庙祭祀后土的是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63年，汉文帝接受儒官新垣平的建议首祭后土，并于河东郡汾阴县（今山西省万荣县）立“汾阴庙”。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东巡，改汾阴庙为“汾阴后土祠”，率众臣祭后土，遂成为定制。为什么要在汾阴立后土祠呢？相传有周代大鼎失落在那里，而大鼎是古代开土立国的象征。不知是真有依据，还是地方官有意欺蒙皇帝，就在汉武帝立后土祠的第二年六月，在祠旁掘出古鼎一个，据说汉武帝派人验证无伪，迎至甘泉宫珍藏年号“元鼎”也因此而追改。之后，汉武帝曾多次东巡求仙，也多次亲祭后土。后世续有祭祀，仪式都很隆重，现在山西省万荣县的古后土祠仍保存完好。

古代帝王除了往泰山封禅、往汾阴祭后土之外，祭祀天地的仪式还有庙祭和郊祭两种。这两种仪式都始于周代。西周时已建有天帝庙，由天子亲祭。春秋战国以后，天帝庙都建于雍州（今陕西省风翔县一带）。据说是关中以雍州的地势最高，离天最近。在这个阶段，由于五行学说渗入宗教信仰，天帝的数目增多了，名称也混乱了，认为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或作秦一），它有五个辅助神分別管理天的一方，其名称为东方青帝（木），西方白帝（金），南方赤帝（火），北方黑帝（水），中央黄帝（土）。汉代以前，雍州已有白、青、黄、赤四帝之庙，汉高祖刘邦增建黑帝庙。史书上多次提到汉文帝、汉武帝“幸雍，祠太一”，都是在雍州举行庙祭的意思。至于郊祭则是在京城的郊外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史书上称为“郊”。据《礼记》载，周代已规定在冬至到南郊祭天，夏至到北郊祭地。这是因为冬至则由阴转阳，天属阳：夏至则由阳转阴，地属阴。由于古人有“天圆地方”的观念，周代已实行“祭天圜丘，祭地方丘”的制度，其后历代相沿成制。如《后汉书》所载，汉光武帝刘秀即位第二年，首次南郊祭天，于洛阳城南建双层圆坛、内坛南向设皇天上帝神位，外坛四周设青、白、黄、黑、赤五帝神位，坛外双层围墙，紫色，象征天上的紫微宫，围墙内东设日，西设月及其他风、雨、雷神等。后来又在洛阳北郊设方坛祭地，坛上设地衹神位及山川诸神。历代祭祀，大抵如此。北京现存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都是明清两代为祭祀天地山川而建造的，参观北京的这些坛庙遗存，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重大祭祀礼仪。

山川是大地的组成部分，也是大地的象征。古人崇拜山岳，大约是因其高大，云遮雾绕，能兴风雨，似有神灵居住：崇拜大河，则因它终年流动，或利或害，神力无边。封建帝王祭祀山川则有事天地而礼山川，保天下而护江河的用意在内。古时祭祀以“五岳”“五镇”“四渎”“四海”最为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帝王统治的江山社稷。五岳为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山，它们代表五方最高的山；五镇为东镇沂山（在今山东省临朐县）、西镇吴山（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南镇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帯）、北镇医巫闾山（在今辽宁省北镇市）、中镇霍山（在今山西省霍州市），古人认为它们是五方仅次于五岳的大山；四渎为东渎大淮（即淮河）、南渎大江（即长江）、西渎大河（即黄河）、北渎大济（即济水），是古代中国境内直接流入大海的四条大河。后来济水屡经变道，今已不能直接入海；四海是东海、南海、西海（青海湖）、北海（无实指，或说渤海），古人认为中国居四海之内，故又称“海内”，而把国外称为“海外”。

相传黄帝时已有山川之祭，又说舜帝“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或说“禹主山川，定其秩祀”。但是比较可信的山川之祀，恐怕到了周代才有所规定。《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柴而望祀山川”，二月（春）于岱宗（泰山），五月（夏）于南岳，八月（秋）于西岳，十ー月（冬）于北岳。这表明周朝的疆域已很广阔，所以才能形成这一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以其天下广大，所祭名山十二，大川十三，都于附近立祠祭祀。汉武帝巡行五岳，因南岳衡山太远，改拜安徽的天柱山为南岳，但后世仍以衡山为南岳。相传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至中岳嵩山，见一古柏参天，有大将风度，遂封为“大将军”：后又见一古柏，高大甚于大将军，汉武帝不好改封，只得封为“二将军”：随后又见一古柏更为高大，只好屈封为“三将军”，这是我国树木第二次受封。如今，“大将军”“二将军”依然健在，只有“三将军”在明代就死去了，大概是太冤屈了吧。明代以前祭祀北岳都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北岳庙，清代才改在山西省浑源县的恒山主庙。现在五岳庙都保存完好、以嵩山中岳庙的规模最大。隋唐以来，东镇沂山祭于沂州（今山东省临朐县），东渎大淮祭于唐州（今河南省桐柏县），东海祭于菜州（今山东省菜州市一带）；南镇会稽山祭于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南渎大江祭于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一帯），南海祭于广州；西镇吴山祭于陇州（今陕西省宝鸡市），西渎大河及西海祭于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帯）；北镇医巫闾山祭于营州（今辽宁省北镇市），北渎大济及北海祭于济源（今河南省济源市）。现在只有辽宁省北镇市的北镇庙、河南省桐柏县的淮渎庙、济源市的济渎庙和广州的南海神庙保存完好。

（二）祖先崇拜及祭祀

祖先是人类延续的根本，远古时代的“男根”拜就是祖先崇拜的反映，及至周代初年形成宗法制，把祖先崇拜制度化。自那时以来，不但帝王祭祖，官员百姓也要祭祖。秦代以前，天子、诸侯、大夫、士都用宗庙祭祖，只是由于宗法制度的规定，各自拥有的宗庙数目和规模不同罢了。如周代规定，天子七庙，诸候五庙，大夫三庙，士只有一庙。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只准皇帝拥有宗庙，百官不得擅建，宗庙由此成为帝王祭祀祖先的专用场所，后世称为“太庙”，建于京城，并且按照礼制建于皇宫左侧。现存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即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太庙，也是了解古代宗庙祭祀的实物。整个建筑分为前、中、后三大殿。前殿为举行大祭之所，毎逢岁尾年终祭祀先祖先皇，中殿为寝宫，供奉本朝已故帝王，开国高祖或太祖居中，然后左昭（父）右穆（子）。帝王死后所追尊的庙号，即指在太庙受祭时享有的称号，如明太祖、明成祖、清世祖、清圣祖等。太庙的后殿，供奉皇帝的远祖神位，一般为开国皇帝的五世祖，始祖居中、然后左昭右穆。

帝王祭祀自己的祖先用太庙，官员百姓祭祀祖先用宗祠。一姓一族聚于一地，为敬奉祖先或本族杰出人物立祀以祭。由于几千年来的宗法传统，这类宗祀在过去多如牛毛，但现在已很寥寥。较为著名的如江苏省常州市的“瞿氏宗祠”，是当地瞿姓家族的祭祖之地。瞿秋白因幼时家贫，付不起房租，只好寄居祠内，现已建为“瞿秋自纪念馆”。安微省绩溪县龙川“胡氏宗祠”，建筑精美，文化内涵丰富，为绩溪胡氏族人拜祖之地，明代兵部尚书胡宗宪、近代学者胡适等均属一族。广州市有一座宏伟的“陈家祠”，其精致的建筑与雕刻令人叹为观止。现在最古老的一座宗祠是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装柏村的“裴氏祠堂”。裴氏是古代河东大族，历代产生过许多优秀人才，正史立传与载列者，多达600余人，这里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尚书、侍郎、刺史等各级官宦千余人。西晋地图学家装秀、南朝历史学家裴松之祖孙三代、隋唐名臣裴矩、唐代开国元老裴寂、唐代出将入相的裴度都出自此地，因此，裴柏村被海内外称为“中国宰相村”。裴氏祠堂建于唐贞观三年（629年），祠中保存裴氏一族的历代石刻资料以及从金以来的族谱，可说是一个宗族博物馆。

（三）君师圣贤崇拜及祭祀

君师圣贤实际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但在古人的观念里，他们都是具有非凡神性的人物，对他们的崇拜便由此而来。“君”，指历代帝王。以封建统治者而论，几乎历代都要祭拜先世帝王。从唐代以来，都在京师兴建祭祀历代帝王的庙堂。北京阜成门内现存的历代帝王庙，是国内仅存的一座帝王庙，明嘉靖九年（1530年）仿南京帝王庙建。建成初期，庙内奉祀的帝王只有三皇五帝、大禹、成汤、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15位，多属开国皇帝，只设牌位，不设神像、也不祭元世祖忽必烈。其原因，据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说，“庙初，元世祖像犹列。十年九月，翰林院修撰姚涞奏言，相传南京帝王庙成、太祖亲祭，见元世祖像面痕如泪，上（明太祖）笑曰：‘尔失天下，失尔漠北所本无；我取天下，取我中原所本有，复何憾？’泪则止。”嘉靖皇帝据此一则传闻撤销了忽必烈的庙食资格。清朝建立以后，顺治皇帝定为25位。后来康熙临终留下論旨：除了因无道被杀和亡国之君外，所有曾经在位的历代皇帝，庙中均应为其立牌位。乾隆皇帝更是提出了“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把庙中没有涉及的朝代，也选出皇帝入祭。

“师”，指那些可为万世师表的圣人，传统上指孔子和关公两个人。这一文一武体现了中国治国的两大机制，是封建国家赖以长存的两大支柱。对这两个人的崇拜和信仰，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但两种祭祀在内涵上有明显的区别。祭孔，实质上是封建国家尊崇教育的一种体现，是汉代以来独尊儒术并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必然结果。祭关，虽然有宣扬其忠义勇武的一面，但宗教色彩比较浓厚。我们知道，孔子的最高封号是“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属于圣哲的范畴，并未脱离人界，只不过是成就最大、地位最高的老师而已；关公就不同了，他的最高封号是“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属于道教神祇系统，已进入神界，跟人判然有别。这一点足以表明祭孔与祭关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形式上，祭孔的仪式比祭关的仪式要隆重得多，这从现存的孔庙和关庙的规模及有关的文献记载便可以看出来。但是，也应当承认，由于关公位列道教神祇系统，又有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艺术渲染，关公成为民间信仰中的一位保护神，他对民众产生的心理影响大大超过了孔子。因为尊崇孔子的作用在于让读书人重教崇学，而读书的目的是博取功名，这是读书人所向往的；尊崇关公的作用却使广大的老百姓都觉得有一种神力保护，在心理上感到平安，这是社会各阶层都要追求的。所以过去大大小小的关帝庙追及穷乡僻壤，而孔庙则限于城邑以上地区，孔子的影响力也多半在读书人中间。历代皇帝祭孔都在山东曲阜的孔庙进行，各州、府、县祭孔，则在当地的孔庙进行。

历史上祭孔，始于孔子死后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鲁哀公为了悼念孔子，把他的旧居加以改建，供孔子牌位，岁时祭祀。不难看出，这是鲁国的国君把孔子看作本国的一位杰出人才加以饮崇的。这以后人们对孔子有没有祭祀，史书没有记载。但儒学成为社会显学，孔子肯定是一位受尊敬的历史人物。一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由他的家乡沛（今江苏省沛县）还长安，过曲阜，亲祭孔。这是封建帝王祭孔的开始。这正说明，在鲁哀公祭孔以后的二百多年间，孔子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不然，刘邦怎么会突然想起祭孔来了呢？到汉元始元年（1年），汉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孔子受封的开始。原因很清楚，因为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已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很明显。所谓“褒成”，就是肯定和赞扬其成功的意思。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亲往祭孔；中元二年（57年）规定在学校中祭孔，这是明确把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来尊崇的。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为孔庙设专职管理官员一人；元嘉二十年，又规定祭孔用乐，这表明祭祀仪式的进一步升级。后来到唐贞观四年（630年），诏令天下州县立庙，实行全国性的祭孔，孔子由此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必须朝拜的对象。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又加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后又改为“至圣文宣王”；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后又封为“世袭衍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封孔子为“至圣先师”；一直到清朝建立以后，清政府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再一次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把孔子的地位推上顶峰。据资料统计，由汉及清，历史上有十个皇帝亲往曲阜祭孔，其中乾隆皇帝次数最多，一共四次。皇帝祭孔仪式隆重，他本人要身着祭服，率群臣三跪九叩，至虔至诚，毕恭毕敬，鼓乐之声，不绝于耳。

祭祀关公的活动开始得较晚，他的显赫跟后期道教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关羽死后41年，即260年，才被后主刘禅追封为“壮缪侯”，并不见祭祀。直到隋开皇九年（589年），他故乡的人们才在今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盖了座小庙来奉祭他。此后四百多年间，他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只有荆州一带把他当作鬼神祭祀。到了宋代，关羽突然显赫起来。崇宁元年（1102年），信奉道教的宋徽宗认为关羽以忠义为纲，追封为“忠惠公”，并视其为道教张天师手下的一员神将；六年后，加封为“武安王＂，配享于周武王和姜太公。此后道士相传，说关羽曾多次显灵于荆州地面，故而佛、道二教争相网罗关羽为本教护法神。于是，关羽立时身价百倍。元天历元年（1328年）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崇信道教的万历皇帝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将其正式列入道教神祇系统。清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出于笼络汉族臣民的考虑，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以后又下诏天下，大小群邑立庙祭祀，于是大大小小的关帝庙遍及全国城乡，但是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建筑最精的关帝庙，是在关羽的老家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

妈祖信仰”也是很值得一提的信仰之一，在海峡两岸甚为流行，特别是在台湾省，人们对妈祖的信仰历久不衰，信仰热情至今不减。“妈祖”，也称“天妃”“天后”“天后娘娘”，两岸奉为海神，其实是宋代初年的一位年轻女性，姓林，今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人，因其出生后不会哭叫，起名“默娘”。据说她从小信奉观音、善观气象，可预知海上风浪，使当地渔民免除许多海难，死后被奉为神灵，受封为“天妃”“天后”等，历代祭祀香火不断。妈祖的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给人们以鼓舞。由此，妈祖庙、天妃宫、天后宫遍布港澳台地区及大陆各海口码头、内河岸埠。台湾各地有妈祖庙（或天后宫、天妃宮）数百座，在每年妈祖生日祭祀时，许多地方万人空巷，而湄洲岛妈祖庙则为世界各地天后官的祖庙。

此外，中国人对先贤的崇拜，也是中国传统的信仰之一。所谓“先贤”，就是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过牺牲和贡献的杰出人物。人们信仰和祭祀他们，乃是饮敬他们的才干和精神，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尊奉他们为自己的楷模和榜样。因此，对他们的祭祀，是最具有文化意蕴的历史现象。从西周初年的周公，战国的屈原，汉代的张良、韩信，三国的诸葛亮，魏晋时的王義之、陶渊明，到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甫、苏轼、岳飞及后来的文天祥，都是后世饮崇的对象，各地建有各种专门的祀宇来祭祀他们。著名的有屈子祠（在湖南省汩罗市）、张良庙（在今陕西省留坝县）、准阴侯庙（在今江苏省准安市）、武侯祠（有多处，以今四川省成都市的最为著名）、王右军祠（在今浙江省绍兴市）、陶渊明祠（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太白祠（有多处，以四川省江油市的最为著名）、杜甫草堂（在今四川省成都市）、三苏祠（在今四川省眉山市）、岳飞庙（在今浙江省杭州市）、文天洋祠（在今北京市）。从对他们的祭祀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敬仰先贤、继承传统、开辟未来的那种净化自己与发展自己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