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现代西方几位重要的史学理论家
    1、赫伯特·斯宾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他提出一套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中。
    斯宾塞，从小爱好思考，未受很好的学校教育。1848年，成为《经济学家》的编辑。于是广交社会名流，与赫胥黎等是终身好友。1853年，继承大笔遗产，辞职而专心著述。先后出版了《社会静力学》、《进化的假说》（早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心理学原理》、《生物学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人与国家》，生前享誉日隆，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理士多德”。1873年发表《社会学研究》，即为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
    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他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都是从这种类比出发和展开的。他在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前7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认为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进而认为进化是一种自然过程，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应人为地干涉，反对社会福利和国家计划，也反对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集中反映在他的《社会学原理》第一卷中，他认为：A.社会是一个体系，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构成的紧密整体。B.这个体系只能从其结构运转的意义上去理解。C.体系要存在下去，它的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这些观点开启了结构功能理论的先河。斯宾塞的思想对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派”
    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一1936），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强调将史学研究的对象涵盖整个人类既往活动，注重采用语言学、心理学等方法进行综会研究，《新史学》一书为其代表作。
    为寻求各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了一股赴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留学浪潮。1888年鲁滨逊来到了德国的弗赖堡大学。其时，欧洲史学正处于新旧交替与激烈变革之际，传统政治史学兰克学派受到全面攻击。在德国，兰普勒希特主张研究事件发生的原因，与兰克提倡客观记叙历史、重建过去的史学主张迥然不同，但得到广泛传播。鲁滨逊继承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文化史运动风格，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美国史坛”。这种姿态代表了20世纪第一代美国历史学家。这一代历史学家 一改传统史学的主题单调，而大胆拓展历史的研究范畴，“新史学”研究的内容 非常广泛。
    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几个特点：第一，积极入世的态度。从鲁滨逊、比尔德、贝克到肖特威尔、巴恩斯、海斯、桑代克，都抱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们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力主历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第二，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第三，既重视史料的搜集，又强调历史的解释；既要把历史学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又提倡发挥主体的能动意识。
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广泛，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传播者之间交往甚密，形成了一个传播网络。如《史地学报》和《史地丛刊》南北呼应，致力于输入这派的史学理论。何炳松所译《西洋史学史》清样请向达校读，而向达译巴恩斯《史学》又请何炳松校订，魏野畴译比尔德《美国史》，又经向达校订；其次，这个学派大部分著述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历史教育界、史学理论界影响很大，这在中西史学交流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再次，鲁滨逊新史学派培养了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回国后任教于各大学历史系，许多人兼职系主任，左右本系的治史方法和理论取向；最后，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赢得了主流史学界的赏识，而且也得到左派史家的认同。如林雨京认为何译《新史学》、董之学译《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李思纯译《史学原论》是“研究史学必读的书籍”。刘启戈翻译海斯《世界通史》（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8年），马克思主义史家翦伯赞为之作序。可见，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比一般西方史学派别更风光无限。但是，这派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本土史学范式毕竟差距较大，一时难以找到结合点，“其影响力始终停留在思想面，而很难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实践中扎下深根并结出可观的成果。”

3、文化形态史观派：斯宾格勒与汤因比
    A.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著名的历史家和历史哲学家。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1904年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一次大战爆发时，因健康原因未被征召入伍，遂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完成了《西方的没落》。此书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巨大声誉，但他一直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为乐。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死于心脏病。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该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激烈争论。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提出了许多重要观念：1），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2），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3），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有时被称为一部未来之书，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西方的没落》思想独特，文笔优美，是一部深刻而具丰富内容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历史的洞见，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
    B.汤因比：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名满全球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中，反应了他主要的史学思想：1），历史研究就是文明的研究，而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2），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从时间上看，文明的历史长度（6000年）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30万年）的2％，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3），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廷。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4），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     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5），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 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人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人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汤因比显然是想用这种文明僵化理论补充他的四阶段理论，使其能够自圆其说。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4、克罗齐的历史哲学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20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著有《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那不勒斯王国史》、《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精神哲学》（4卷）和《哲学论丛》（14卷）等。
    克罗齐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将“历史”和“编年史”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这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联系在一起。他说：“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 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他还认为，“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 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
    他的重要思想有以下几点：1、历史是精神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发展过程只有差别并无矛盾，并总是这样周而复始；2、“历史即哲学”。他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哲学的头脑、理论思维和分析能力，他对文献再熟悉，搜集资料再多，搞出来的也只是资料的汇编，而不是真正的历史。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著名论断有三层含义：其一，研究历史总是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其二、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其三、历史是按照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其强调的都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5、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
    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哲学家。生性聪慧且幼承庭训，1908年入牛津大学，1912年被选为牛津大学导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英国海军参谋部下属机构，1927年重返牛津，被聘为罗马史研究专家，1934年入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35年起任为牛津温弗莱特(Weynflete) 形而上学教授，至1941年退休。
    他在诸多领域多有创获，著述颇丰，但其主要兴趣在于历史学和哲学。代表作有《史学原理》、《历史的观念》、《艺术原理》、《自然的观念》、《新利维坦》、《罗马不列颠考古学》、《牛津英国史》、《哲学方法论》、《形而上学论》等。由于他受到历史学和哲学的双重训练，故在历史哲学 方面贡献十分突出。
    他的重要思想如下：1、除数学外，历史是人类求知的第二途径，“是关于某种间接事物的推理知识”。2、“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为自然过程仅仅是事件的集合，而历史过程则是由人的行动构成的，这种行动必然有行动者的思想动机。只有了解了这种思想动机，我们才能理解行动及由一系列行动构成的历史过程。认为研究历史归根究底就是弄清隐藏在历史行动背后的人的思想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历史是过去思想的演进”，这又是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认为理解思想这一概念必须注意：一是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超越性；二是思想的普遍性。思想的普遍性能够保证它在历史学家头脑中复活和存在。同时也保证了历史学家在自己头脑中为这种复活提供了一个场所。4、历史是科学：批判实证主义的史学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不是真历史而是假历史，认为一个历史学家不仅要考证史料的真伪，而且更要探实史料的意义。积极关注现实问题，从而深化对历史的研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