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
    1、西方史地知识与史学理论的传布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士人对西方各国的关注提高到空前的程度，英国等列强的国情、地理、历史成为热门传播的知识。一部分学者着力搜集有关文献，撰写介绍西方各国国情知识的书籍，中国真正开始了睁眼观察世界的时代。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成为流行一世的名著。西方相关的书籍也翻译刊行，有的则是从日本引进。西方史地知识的传播，不仅打开中国学人的眼界，而且有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天朝”观念，例如将中国视为天下之中，四裔均为未开化“蛮夷”等意识，都将逐步失去立足之地。这对于历史观念的开新，起到先期准备条件的作用。但外国史地知识的传播，尚不足以直接导致史学转型的巨大变化。只有当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传入和立足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才算是正式启动。
    西方社会科学在19世纪末期才明显地影响中国的文化结构，这与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很有关系。严复翻译而成《天演论》等书，是一个重要的转机，从此西方学术理论、思想文化以更强劲的声势影响了中国社会，外国史地知识也比前一阶段更广泛地传播于中国。甲午战后，中国学者普遍开始对日本予以关注、考察和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最先是从日本获得。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得以阅读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按照西方史学理论撰写的《史学通论》，遂综合发挥，于1902年发表高倡“史界革命”的《新史学》，影响广大，这是史学近代转型的号角。这一年，旅日学者汪荣宝编译了《史学概论》一书，邓实在刊物上连载《史学通论》，陈黻宸发表《独史》一文，皆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缺陷，要求转变史学观念。因此，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转型乃大势所趋、无法遏止。
    20世纪20年代之后，翻译西方史学理论著述及中国学者撰写此类著述，都渐渐形成高潮。（美）鲁滨逊《新史学》、（法）朗格瓦诺、瑟诺博思《史学原论》、（法）施亨利《历史之科学与哲学》、曹佐熙《史学通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李大钊《史学要论》、杨鸿烈《史学通论》等等，皆问世并且广泛流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的近代化转型基本实现。
    2、梁启超与中国“新史学”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为其折服，遂从学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运用进化论看待客观的历史、解释撰述的历史，遂认定史学的发展对历史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史学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对于传统中国史学，梁启超认为：“兹学之发达，两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这四端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进而认为“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相 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的偶像。（梁启超：《新史学》）
    自1901－1902年起，到他晚年，他的新史学主张，至少经过了三次大变革。1，1901－1905年，他一心向慕西学，立意以流行的民族中心史学为师，特征是服膺进化史观，主张史家应以记述人群进化与竞争并阐明优胜劣败之理为研究主题，进而刺激爱国情操。2，1912年，自日本归国以后，其新史学义例乃一变而求中西结合，既看重寻求因果关系的新职能，亦肯定“据事直书，其义自见”的旧“正轨”。3，自1920年起，其重要著作多爱以新眼光看旧学问，并图赋以新生命。在胡适重方法论的影响下，也开始重视方法学。这时他以前提倡的“史界革命”转换为“史之改造”。

3、王国维的“古史新证”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因病从日本归国。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1925年，受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4、胡适的史学主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 安徽绩溪人。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他治学最重要的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 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胡适对于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影响很大。而他的“历史演进法”对顾颉刚的“古史辨”派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主要有几个特点：1，把每一件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事的渐渐演进，看它如何“由简单变复杂，由野陋变为雅驯，由地方变为全国的”。又看传说中的神话如何“变为事实”；4，若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5、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主要代表人物。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二十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箱。与钱玄同等发起疑古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七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历代儒学学者利用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在当时却具有打碎旧的史学体系、摧毁传统经学、促进史学近代化转型的重大意义。

6、傅斯年与史料学派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底至1926年，赴欧洲留学，先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后创立创立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7、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社会史大讨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于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者，首推李大钊。李大钊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结合”。一是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结合，二是与宣传十月革命密切结合，三是与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四是与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密切结合。由这四个结合，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建立之时起，就具有鲜明的理论性、革命性、实践性及批判性。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1916年回国。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当选为二大、三大和四大党中央委员。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不久，即被杀害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时年38岁。李大钊的学术贡献，主要在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其《史学要论》为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著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围绕着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核心问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便开展起来了。由这场论战，又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在论战中得以形成。参加论战的人士，共有四派。代表中共观点的一派，史称“新思潮派”，主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代表托派的一派，史称“动力派”，因为他们曾经创办《动力》杂志。代表国民党改组派的一派，史称“新生命”派，因为该派代表人物陶希圣是刊物《新生命》的重要作者，还是“新生命书局”的主要负责人。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该派便演变为所谓的“食货派”。代表自由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被称为“读书杂志派”，以胡秋原和《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为代表。王礼锡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和8月、1933年4月以《读书杂志》的名义编辑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是当时风靡一时而又最为著名的社会史论战出版物。
    论战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奴隶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有什么特征？三、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三个问题，正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内容的骨干问题。
    通过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了历史学领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前所未有地与中国史实结合起来了。此后，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及历史实行了紧密的结合。因此，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从社会史大论战中产生出来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就是郭沫若，其代表著作是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书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第一次把中国古代历史叙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种社会形态依次有规律的发展演进过程，树立了最初的范例。因此，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早年赴日本留学，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此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期的代表人物，还有吕振羽。吕振羽于1934年4月发表《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一文，同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二年又完成《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西周封建论”。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积极肯定了他的见解。1940年，范文澜也提出了西周封建制的观点。

8、翦伯赞及其历史主义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县人，维吾尔族。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专业。回国后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1937年加入共产党。1943年和1946年分别出版《中国史纲要》第一、二卷，为我国最早用马列主义观点阐述的中国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中央民委委员等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著有《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要》、《历史哲学教程》等。
    1949年以后，翦伯赞在新中国史学界身任要职，在“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中，他也激烈批判过不同的观点，但后来对越来越左的风气非常反感。“大跃进”的年代，在“古为今用”的口号下，“史学革命”之风有如铺天盖地，翦伯赞对此深为忧虑，他认为“在历史科学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反对用修正主义的荒谬观点来歪曲历史，不是要从中国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们当做修正主义者或把他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比附，……用历史人物作炮弹来射击现代修正主义者，花的本钱太大，而且也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于是，他不懈地力图纠正之，并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处不厌其烦地大讲“历史主义”，认为“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并说如果非要坚持什么“厚今薄古”，则势必会产生割断中国历史的危险，最终只能导致“把历史的革命性同科学性对立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
    对农民起义问题，他认为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做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做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帝当做一个主义来反对；且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对于要用“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等，他都提出了自己鲜明的不同的观 点。

9、钱穆及其史学成就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36岁时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 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为其代表作。

10、陈寅恪及其史学精神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1969年病逝。
    主要著作《金明馆丛稿》、《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等。 陈寅恪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