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梅与中国的文人情结

文人情结是中国古代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对自身道德修养追求的不断完善史;为抒发忧国忧民、怀才不遇情感而进行的文化创作史;古代知识分子对“天人合一”理论的践行史。这三者构成一种情结，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人情结”。

纵观古代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学而优则仕”，仕途顺达、春风得意的人生阶段，也都经历了“仕不达则隐”的不得志的人生历程。

古代知识分子在其仕途得意之时，作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维护和强化封建伦理秩序有着切身的体验和自觉的责任感。故而他们特别注重于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并由此激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精神，产生了文人情结的积极的一面，我们称为“进取性文人情结”。

古代知识分子即便在仕途得意之日也向往、追求隐逸的人格精神，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官至宝谟阁学士，在他的《普明寺见梅》中有“城中忙失探梅期，初见僧窗一两枝。犹喜相看那恨晚，故应更好半开时。今冬不雪何关事，作伴孤芳却欠伊，月落山空正幽独，慰存无酒且新诗”的描述，透露出他向往隐逸的人格追求。但当他们身处逆境，虽有济世救民的宏愿，在现实社会难以施展时，其生命底层便积淀着一种难以排遣的困顿和忧愤。现实生活的遭遇与心理期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他们心理的严重失衡，因而产生了浓厚的失意情绪。曹雪芹《红楼梦》开篇石头偈“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对这种情结作了最好的注释，流露出他们备感被社会抛弃的失意情绪。失意情绪导致中国文人愤世嫉俗，形成孤傲、清高的性格。孤傲是中国文人的共性，是失意情绪的病态流露，也是对不平社会的无奈反抗。屈原披发行吟，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曹雪芹的“无才可去补苍天”，阮籍“白眼”向人，朱耷笔下圆睁怪眼的秃鹫都是其郁愤难排、孤标傲世的表现。这种情绪经历史的积淀，淤化为文人情结的另一面——怀才不遇与失意的心理情绪，这种情绪导致他们产生厌世和逃世心理，向往回归自然的隐者情怀。我们称这种情怀为古代文人的“退隐性文人情结”。

“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是由庄子阐述的，他认为，“天”就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性，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汉代，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宇宙理论观念浸透到了“百姓日用”人伦道德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阴阳互动中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和谐过程，导致了中国特有的“中庸”、“中道”、“中和”的文化心理特色。表现在古代文人共性上，他们崇尚含蓄、适度、克制、婉转，讲究在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中取得社会存在和个体身心的均衡稳定。我们称这种情结为“自然性文人情结”。需要强调的是“自然性文人情结”是所有古代文人都具有的一种文化情结。

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在开国之初实行的“右文政策”，到宋真宗时代则完全确立了“崇文抑武”，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确定，使尊孔读经、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国家权力的中坚与基础，宋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队伍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士大夫阶层十分自觉并主动推进理教、儒学的进一步复兴与发展，表现在行动上是更加自觉完善自身道德品格的修养，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比德思想即“进取性文人情结”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另一方面，宋代由于建国之初便遭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持续与不断的战争压力，而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使得大宋的江山岌岌可危，加之奸臣当道，失意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得不到鼓励反而备受打击，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报国无门，如北宋的苏轼、南宋的陆游等。宋代的知识分子经受了清以前历届中原王朝所没有经受过的精神压力与打击，所以宋代知识分子的失落情绪即“退隐性文人情结”在宋代也达到了顶峰。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上，几千年来经常把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相联系，他们认为花品和人品具有相通性，故他们一般先确定人品，然后再在自然界中去寻找物的参照，于是就有了“拟花比人”中国特有的赏花文化，一些具有和人相似的清高绝俗品格个性的花木，如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

最早赋予“梅”人文内涵的是南朝诗人鲍照:“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磋。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诗中通过对梅与杂树的一褒一扬，抒写了梅的高洁坚定的禀性，借以赞美了坚贞正直之士。陆凯的:“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将梅花与春天联系起来，把梅花比做为春的使者，并将梅花比做了传递友谊的象征。六朝后，唐人对梅花不断吟咏，对梅的精神意蕴不断阐发，到宋时，梅成为文人理想人格的象征。

以上中国文人情结在梅文化作品中得以充分的体现，通过分析梅文化作品，我们可把梅的文化象征意象分为两类:贞士型、隐士型。

梅花的贞士型意象:梅花盛开于严冬腊月。阴风肆虐大雪纷飞之时，正是梅花凌风斗雪盛开之际，人们将这种品性诠释为坚贞、刚毅的贞士型人格类型。唐代朱庆余的“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杨维帧的“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梅花万木春”;宋代杨万里的“何曾天上冰玉质，却怕人间霜雪寒”;南宋陆游的“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凌厉冰霜节愈坚，人间乃有此瘦仙”;元代王冕的“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都赞赏了梅花不畏严寒，刚强坚毅的禀性。梅花凌寒斗雪而放，这种永不屈服，迎难而上的天性，让人从中感悟、体味到一种志节不移的人格操守。谢燮的“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宋珠的“独步早春，自全其天”;陆游的“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南宋陈亮的“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以上这些均使人们由梅花的独凌风雪，与雪争春的品格体悟到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梅花的隐士型意象:自然界的梅花多野生于高山幽谷、水释荒村，而在百花寂寞的严冬悄然独放。这种离绝凡闹，孤独不群的品性使人们感悟到了一种“幽峭超然、高蹈世外、潇洒高洁”的隐士风范，唐代宋璟的《梅花赋》最早将梅花描绘成一个贞洁自守的隐士:“栖迹隐深，寓形幽绝。耻邻市廛，甘遁严穴。江仆射之孤灯，向寂不怨凄迷。陶渊明之三径，长闲曾无悁结。谅不移于本性，方可俪乎君子之节。”北宋栖隐杭州小孤山的林逋以其幽峭超然的缟素情怀以及留传后世的“孤山八梅”的千古咏梅绝唱，使梅花从此打上了隐者的人格烙印，体现出隐者的浓重情怀。林逋笔下的梅花超凡脱俗，孤标绝尘，置身于林逋为梅花营造的清浅水、黄昏月、柴荆、篱落，孤株独枝的梅花受到了文人情结最隆重的洗礼，获得了清雅超逸的精神底蕴，成为中国文人人格的写意与象征。作为真正的隐者，林逋隐居湖山孤岛20年，“梅妻鹤子”的主体形象与幽独的梅花可谓相得益彰，并使梅花与隐士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两类梅花意象，反映出历代文人不同的人格态度，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

贞士型梅花意象是积极进取的文人人格精神的象征，是儒家“入世”思想浸润的产物。儒家思想强调入世，主张“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把梅花作为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的象征。在学以致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为了化解各种奸佞小人设置的阴谋与诡计，他们不断从傲霜斗雪的梅花身上感悟、体会“不畏谗毁、贞洁自守、卓然独放，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贞士风骨。梅花争霜斗雪、高洁孤傲的内在品质成为文人们鹤立于混沌的尘俗之外、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与坚韧情操的象征，贞士型梅花意象深刻地体现了这类文人对积极理想人格的强烈追求。贞士型的梅花意象正好暗合了古代文人“进取性文人情结”，以梅花作为具有“进取性文人情结”的理想人格的象征极具文化魅力。首先，梅绽放于寒冬时节，凌寒傲雪的自然属性与具有“进取性文人情结”的乐观进取的人格极为关合，贞士型梅花意象使追求“进取性文人情结”的抽象人生价值标准有了形象的对应物，获得了一种通俗的社会表达方式，有利于这种价值标准的不断深入人心。

隐士型梅花意象透示出古代士大夫向往、追求隐逸的人格精神。历史上，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对士大夫人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道家的“达生知命、无己无待、委蛇波流”的人生哲学和佛教的“寂灭空无、慎独修行”的思想极大地影响着士人的人格塑造。同时，现实无情，人生倾轧，仕途失意，理想挫折等也促使士大夫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策略。在儒家“入世”和道家“忘世”及佛家“出世”的互补进退中，选择退隐山林，以保其清高孤傲的节操成了部分失意文人的一种选择，这种现象在中唐以后达到高峰。历史上著名的僧、隐之士如唐代的诗僧齐已、寒山子，宋代的隐者林逋、魏野、潘阆等。因此，离绝凡闹，寂默生长于高山幽谷、水释荒村的梅花成为拟喻士大夫隐逸人格的最好对象。通过对梅花的不断吟咏，使梅花的隐逸象征意义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钦仰。隐士型的梅花意象与“退隐性文人情结”产生了暗合。一方面，诗化、美化了士大夫的隐逸生活，士大夫植梅、赏梅、艺梅，以梅为知音，使隐逸并非枯寂的逃遁，而成为富浪漫情调的理想生活选择，从而提高了隐逸这一生活方式的文化魅力。另一方面，梅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尤其是梅给人们的奋发进取的启示，使士大夫以梅来外化、阐扬隐逸精神时，又潜藏着对自我的激励，让自己在远离尘世的山林乡村不至于萎靡消极，而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这样，作为文化符号、文化象征的梅，实际上起到了调节士人心理，甚至是生命状态的作用。

时至宋代具有“进取性文人情结”的文人在梅花的贞士型意象上受到极大的启迪与鼓舞，而具有“退隐性文人情结”的文人则在梅花的隐士型意象上找到了物的参照。他们都在冲寒斗雪的梅花身上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与慰藉。

梅树开花，其花五瓣规则对称，柔美宁静，芳香怡人，然而枝条却是屈虬坚硬。花枝对照，形成了一柔一刚，一个典雅，一个拙扑，一个淡泊宁静，一个粗犷奔放。梅的整体形态相对立而又相伴生，互为补充，如一阴一阳的太极符号，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这种思维模式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长河的荡涤、积淀，逐渐渗入民族心灵深处，这种阴阳二元论的观念与梅花意象达成一种默契和认同，形成一种“人物同构”现象，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梅花的“阴阳二元”意象，这种意象又与古代文人的“自然性文人情结”形成了很好的对接。最终古代文人情结的三种呈现方式“进取型、退隐型、自然型”分别与梅花的“贞士型、隐士型、阴阳二元”意象形成了全面而关合的对接，梅花也由此获得深刻的思想意义，演绎出全面的“清”、“贞”的人格理想。

历代文人墨客通过对三类梅花意象的塑造，集中、形象地揭示出梅的文化象征意义，从而使梅花有别于一般的奇花异卉，赢得人们的特别喜爱和尊崇。人们对梅的种植、赏玩，也超出一般的怡情悦性，或点缀生活的层面，而成为有丰厚文化内涵的精神活动。这无论对梅花在中华大地上的种植推广，还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精神境界，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由于有了中国古代文人这种对梅花的文人情结，再加之中国古代特有的哲学思辨，使植物学上的梅花与文化学上的梅花融为有机的整体，而且无法剥离，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