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梅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梅文化是传统文化百宝园的一朵奇葩。

诗人借梅言志，借梅花抒发客愁乡思。乡间百姓，喜爱在自己的厅堂上挂一幅“喜鹊登梅”的年画，隐含喜上眉(梅)梢之意，借梅花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我国人民在3000多年梅花栽培、种植、生产的实践中，先是从梅花实用性的物质层面，进而发展到梅花观赏、借梅抒情、借梅言志的精神层面，形成了一种文化，我们称之为梅文化。依照这种对梅花认识的递增层次，可将这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宋以前的梅文化的形成期;宋、元时的兴盛期;明清时的发展期;近现代梅文化的科技创新期。这四个阶段人们对梅的认识与关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宋元时期，人们对梅的喜爱、关注、借喻、吟诵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一阶段宋以前梅文化的形成期

根据人们对梅的认识、喜爱、关注的程度，这一阶段又可分为:魏晋前，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期三个阶段。

1.魏晋前

魏晋以前人们对梅花的认识主要局限在梅子的实用上，如殷商时的文献《书经•说命》中有“若做和羹，尔唯盐梅”;又如《周礼•天官》记载:“馈食之笾，其实核撩。”据查核撩就是食用梅子的古称。虽然从现存文献看也有对梅花、梅树形象的赞许，如先秦时记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四月》中有“山有佳卉，侯栗侯梅”，那时人们称“佳卉”即梅，清楚地反映出那时人们对梅花的欣赏态度。又如《诗经•国风•召南》中描写一个女子思春求爱之诗:“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谓之!”通过梅子落地，树上梅子渐少，来比拟青春女子待嫁的急迫心情，希望心仪的男子赶快来求婚。而生于汉昭帝时期的刘向在《说苑》卷十二中记载的春秋时越国使臣北上晋见梁王，手执一枝梅花作为见面礼的史实，则说明当时的越人已对梅花情有独钟，但这些文字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只是简单、零散的记载。

2.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梅作为一种常见的花木开始为人们所认识与欣赏，如西汉时的《西京杂记》有:“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又:“汉上林苑有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表明这时梅已作为奇花异果进入宫廷禁苑为人们所熟知。

梅花首次在文化中的亮相是以民歌“梅花落”的形式出现的，如晋代清商曲辞《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春歌》中有这样的句子:“杜鹃竹里鸣，梅花落满道。燕女游春月，罗裳曳芳草”，“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后四句是写梅花一落，春色至极、感叹春光将逝。

进入南北朝后，有关梅花的诗文、韵事的记载也逐渐多了起来。如南朝时的《金陵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武帝女寿阳公主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号梅花妆，宫人皆效之”。自此以后梅花被称为五幅花，梅花图案也开始用于美化人们的生活。这个故事以后多次在咏梅诗中出现，并出现了以这个故事为背景的乐曲“正月梅花”。

梅花最早被称做报春的使者，并作为传递友情的象征，是沿于南朝陆凯的名句《赠范晔》:“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首诗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常被用做梅画的题款诗。

梅花最早被称颂为具有不畏严寒的品格，沿于南朝诗人鲍照的《梅花落》:“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诗中对梅花的“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不惧严寒的品格大加赞赏。从此梅花与傲霜凌雪紧密相连，成为具有坚强个性、不惧权势的代名词。

梅花最早被人们从审美的角度来描写，并对后世咏梅产生极大影响的人是南朝的另一位诗人何逊，他的《扬州法曹梅花盛开》:“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梅花的绰约风姿，又借梅花盛开倾吐了自己仕途失落的满腹心事。

这以后咏梅诗作逐渐多了起来，如南朝梁国的两个皇帝梁简文帝与梁元帝都有咏梅诗传世，可见梅花在当时已引起人们一定的兴趣，而且梁简文帝萧纲的咏梅诗还是中国帝王的第一首咏梅诗。

3.隋唐-五代

隋代流传下来较有影响的是隋炀帝宫女侯夫人所作的《春日看梅诗二首》:“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香清寒艳好，谁惜是天真。玉梅谢后阳和至，散与群芳自在春。”这两首诗不仅语言较少着“色”，意境也清新脱俗。第一首以一枝特写的梅花，倾诉了诗人寂寞难捱的时光，悲苦忧郁的心情;第二首赞叹梅花“香清寒艳”，是为“天真”本色。赞美了梅花不与群芳争春的不俗品格，这也是现今所见女性咏梅的第一首诗。

进入初唐，男人大批被征往边关戍边，留在家中的女人思念远方的亲人，思妇征夫成为当时的一个主要诗作题材。如杨炯的《梅花落》:“窗外一株梅，寒花五出开。影随朝日远，香逐便风来。泣对铜钩障，愁看玉镜台。行人断消息，春恨几裴回。”此诗通过怨妇眼中梅花的姿态，刻画了一个寂寞凄凉的思妇情肠，梅影随人，人伴梅影，互相映带;以梅花的孤影衬托思妇的寂寞、离别之恨与相思之苦。

重温隋、初唐时期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咏梅诗数量尽管不是很多，但人们已经从物质的实用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感受，只不过在立意上大多停留在睹物感伤、感言闺怨或力构形似的层面上。

唐、五代时期，我国气候进入了适于梅花生长的“第三个温暖期”。尤其在中唐，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生发展，梅花的栽培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南方，罗邺的《梅花》:“繁如瑞雪压枝开，越岭吴溪免用栽。却是五侯家未识，春风不放过江来。”道出了南方地区梅花分布的普遍性与自然优势。在四川盆地，据《华阳县志》记载:五代初，王建据蜀称王，曾在成都辟梅苑。五代后蜀国建立者孟知祥在成都称王时，梅苑中有老梅卧地，被称为“梅龙”。足见在唐朝及五代，华东、华中、华南及四川地区梅花已广泛栽培。

在北方，如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盛唐王维《杂诗三首》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着花未?”王绩、王维都是河东(今山西)人，思乡之情都魂牵梦萦于梅，可见梅花在当地的种植情况。

随着南、北区域梅花种植的增多，这一时期士人咏梅活动也逐渐增多，上至帝王、名臣，下至士人咏梅作品大量涌现，如唐王李世民的《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四时运灰琯，一夕变冬春。送寒余雪尽，迎岁早梅新。”唐代名相宋璟，在东川官舍见梅花怒放于榛莽中，归而有感，遂作《梅花赋》云:“相彼百花，谁敢争春?莺语云涩，蜂房未喧，独步早春，自令天下”;并道出了“贵不移于本性，方可俪于君子之节”的赞语。唐代名相张九龄《庭梅咏》:“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更怜花蒂弱，不受岁寒移。朝雪那相妒，阴风已屡吹。馨香虽尚尔，飘荡复谁知。”这首诗以梅花自比，而以“朝雪”、“阴风”影射那些当权得势的小人，又借梅花托物言志，讽喻时世，言近义远，含蓄深邃。

士人中，以梅花为题材的诗歌创作有了较大的发展，产生了诸如杜甫、张谓、罗邺、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齐己等一大批咏梅诗人，其中张谓的“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更是成了咏梅绝世佳句。

唐代杜甫是第一个对梅花涉笔较多的诗人。杜甫在成都居住期间，在房前屋后种植了大量的梅花，并在草堂写下了著名的《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唐代的咏梅诗较之以前的作品，在表象上更加注意到了梅的美学价值，在内涵上更加准确地把握了梅的精神品质，其咏梅作品的立意也逐渐从睹物感伤发展到审美赞赏，隐喻比德，于是发生了梅花的人格象征意义。如晚唐诗人罗邺在《梅花》诗中称吴越多梅，而北方王公贵族无缘得识，潜含了以梅花与牡丹这一京洛贵族时尚的富贵花相抗衡的用意，在这里，梅花成了诗人傲世品格的象征。又如朱庆馀在《早梅》中写道“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松竹依，良涂一处栽。”诗中通过对梅花的褒扬，使梅花晋升了阶位，获得了与松、竹等“比德”的地位。

由上可见，宋以后流行的“岁寒三友”的说法，在唐代已有了雏形，梅文化的精髓:“傲霜凌雪、坚贞刚强、清芬高雅、不随世俗”的精神品质在这期间得到了初步的确立与形成。

第二阶段宋、元梅文化的兴盛期

时至宋元时期，我国梅文化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栽培上，新品种大量涌现，栽培技艺不断提高。文化上，梅诗、梅文、梅画、梅书纷纷脱颖而出，作品之多为历朝历代之最，梅花也于此时确立了百花独尊，群芳之首的地位。

一、宋元时期梅文化兴盛繁荣的景象

1.梅花的品种多样

据文献记载，宋元时期，梅花的品种与栽培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品种上有:江梅、早梅、钱塘湖早梅、消梅、重叶梅、绿萼梅、绛边绿萼梅、百叶缃梅、红梅、骨里红梅、鸳鸯梅、杏梅、腊梅，以及狗蝇梅、磬口梅、檀香梅，此外还有千叶梅、重台梅等新品异类。

2.园林建设与梅花种植蔚然成风

入宋后，由于士大夫、地主经济的发展，士大夫阶层的闲情与雅趣进一步促进了私人园林圃艺的兴盛。北宋时开封和洛阳一带园林就很多，至南宋时园林更盛于北宋。这时的文人拥有私家园林也成了一种时尚，如苏舜钦有苏州沧浪亭、韩琦有相州昼锦堂、范成大有石湖、王十朋有梅溪、杨万里有万花川谷、辛弃疾有带湖等。在这些私家园林中，花木种植都是最主要的造景方式，尤其是对于一般官僚和文人来说，莳花艺术较之凿石叠山、筑台建楼简俭易行、力所能及，因而更为普遍。据文献记载，北宋时汴京最大的皇家园林中便有梅景园，名相富弼在洛阳的私家园林中也有“梅台”一景。可见在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梅已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到了南宋，梅花的种植更加普及，南宋范成大在其所著《范村梅谱》中曾这样记载:“学辅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南宋冯时行等一行15人出赏成都西郊王建梅苑古梅，行酒树下，分韵赋诗，诗载于地方文献。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宋代，尤其是南宋的私家园林中梅的种植是必不可少的，其分布已是十分的广泛，赏梅的风气已是十分的普及。

3.咏梅作品数量丰富

据统计宋代咏梅作品创作十分丰富，其中:

诗:《全宋诗》收诗约25.4万首，据统计，梅花题材之作4 700多首，占1.85%。

词:《全宋词》收词2万多首，咏梅词1 120多首，占5.6%。

文:据《四库全书》宋代别集统计，有关梅花题材的文章总计达66篇。

上述三项合计5 898篇。

对比一下宋以前的情况:《诗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收诗10 800多首，其中咏梅诗26首，占0.23%;《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55 000多首，其中梅诗90多首，占0.16%;《全唐五代词》(上古版)收咏梅词2首;宋以前梅花赋3篇。据统计，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是宋以前咏梅总数的50倍。

以上说明，宋代有关梅的诗、词、歌、赋的创作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是最大的。

4.咏梅作品的质量

宋代咏梅作品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作品的质量上。以下仅从宋人咏梅作品的立意与咏梅作品的艺术表现技巧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第一，宋人咏梅作品的立意

纵观六朝及隋唐，梅花的地位并不突出。诗赋所咏，虽然也有一些“庭梅”、“宫梅”、“官梅”等园林之属，但总体上仍以自然野生梅景为主。诗人多半是从“花开花落”的自然景象中触发自身的情感，并由此抒发时序迁转、青春易逝、生命漂泊的凄苦悲怨。如南朝人何逊的“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萧绎的“梅含今春树，还临先日池，人怀前岁忆，花发故年枝”等，都是抒发了一种时光流逝，人生苦短的情愫。当时乐府中大量出现的《梅花落》的落花意象和悲怨主题则表现了当时人们欣赏、观察梅花中的流行指向。这其中固然也有一些积极的立意，但也不外是感叹春光来早、阳和新好的感奋与欢欣。这一阶段梅花在人们的眼里，更多的是标识时序变迁、物色荣谢的一个表象、一个细节，是人们借时序变迁抒发内心感受的一个触机和媒介，尚未取得充分独立的审美意义。自中唐起，诗人咏梅开始表现主动的意态和情趣，如白居易的《和薛秀才寻梅花同饮见赠》:“忽惊林下发寒梅，便试花前饮冷杯。白马走迎诗客去，红筵铺待舞人来。”便是写踏青探梅、闲居赏梅的。此时梅花已开始由自然物色意象，逐渐成为主体深入观察、欣赏的审美对象。这种变化，发展到宋代，已成为一种成熟的审美趋向。到了南宋，认识进一步提高:“对梅欲作语，当在梅之外。”“无能根本求，仅为色香嗜。”“愿闻第一义，更作向上计。”“若以色见我，色衰令人忘。香为众妙宗，妙亦不在香。”“说着色香犹近俗，丹心只许伯夷知。”遗貌取神、梅高在格已成了美学共识。至此梅花已成了一种特别令人注意的审美对象，其自然形象逐步被诗人赋予了深刻的精神意义和思想价值，加之宋代文人间兴起的比德现象与宋代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从而使梅花这一审美对象在宋代上升为一种崇高的文化象征。同时，这种象征也标志着这一时期人们对梅花的审美已经超越对其外在形态的追求，而转向对其精神内涵的观照，这是古人审美历程上的一大进步。作为一种文化，梅文化由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宋人咏梅艺术表现的技巧

艺术的表现技巧是作者传达自己审美思想的途径，审美思想的发展，包含着艺术把握方式的发现和演进。宋人对梅花审美由外在的形象之美发展到特定的文化象征，其相应艺术表现手段也必然出现一系列的嬗变和递进。较此之前，其主要创新如下:

(1)匠心独运，以意炼象。宋以前咏梅着眼多在花之色、香，极少着眼梅的枝干。而林逋独居杭州小孤山二十年，在梅的审美视角上，开创了咏梅史上的枝影美。如其“孤山八梅”中的三联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都把以往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枝干，以及月下枝干映射到水面、窗纸上的疏影作为审美的对象，然后辅之以水、月、雪，使梅花突破了一般春花容色呈妍的凡姿俗态，展现出疏、雅、瘦、劲的骨格形象之美。在审美对象的把握上，宋人扬长避短采取“以少胜多，一枝传神”的手法，对满树的梅花多撷取“竹外一枝”、“水边篱落两三枝”、“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的审美裁截，用“幽影”、“扶疏”之象营造朦胧的意境与氛围。这些独特的取景和组合，以及视角的大转换，都是宋人出于主观的期待、选择与构想，对于直接体现着梅花品格、意趣美的发现与创造有着十分独特的效果与作用。

(2)渲染烘托，物外传神。进入宋元时期，诗人在咏梅技巧上，大量使用以物类聚、渲染烘托、横斜取势的手法。南宋林逋的“写照乍分清浅水，传神初付黄昏月”，告诉了人们如何对梅花进行观照与传神;赵蕃的“梅花佳处是孤影，月落参横真见之”;谢逸的“本是前村深处物，竹篱茅舍却相宜”;杨补之的“破寒迎腊吐幽姿，占断一番清绝。照溪印月，带烟和雨，傍竹仍藏雪”，扬无咎的“天付风流，相时宜称，著处清幽。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如此等等。宋人正是通过这些“清浅水、黄昏月、孤影、竹篱茅舍、照溪印月、带烟和雨、松竹梢头”对梅花进行烘托、渲染、造势以突出审美主题梅花的“神”和“韵”，通过对这种潜在“神、韵”的挖掘与表现来映照、透现、彰显事物的性质、神采和意义。也正是将梅花置于这种意象纵横交错的环境氛围中，才获得了清晰的审美指向。

(3)比品较格，拟议阐说。比较、比喻与比拟是文学中最基本的描写手法。宋以前咏梅作品中已不乏先例，如南朝苏子卿:“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初唐卢照邻的“梅岭花初发，天山雪未开。雪处疑花满，花边似雪回”。但这种比较与比喻大多停留于写形拟貌的层面上。进入宋代，诗人则更注重梅花品格的比喻与比较，如萧泰来的“清绝，影也别，知心唯有月。原没有春风性情，如何共，海棠说”;王!的“疏影横斜语最奇，桃李凡姿无此格”;宋代无名氏中的“爱君风措莹如冰，伴我情怀清似水”;元代王冕的“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都着眼于雅俗、品格高低的比较。这里的“霜、雪”不是用来拟其色而是拟其质，拟其格，比喻梅花的风味精神。拟人化是宋代咏梅最富写意性的一种技巧。宋以前写梅也有以美人比喻或比拟的，但所拟仍重在梅花的粉色玉貌，而宋人则拟人论格，以人格之高喻“梅格”之高。

(4)感觉与方位的错位技巧。错位描写的方法是宋人在咏梅上的又一创造，通过对感觉与方位上的错位，以达到凸显主题的效果，如对“梅香”的刻画就采取了人体感观错位的手法，把原本属于嗅觉的花香错位到视觉、触觉、味觉，如“孤香粘袖李须饶”，“暗香浮动月黄昏”，“一点酸香冷到梅”等等，使本当是嗅觉的感受错位到“粘”、“暗”、“酸”、“冷”等触觉、视觉、味觉上。而林逋的“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则是使用了方位上的错位，梅花影落水中，本当强调梅花倒影随水波起伏，错位的结果是让池水“倒窥”梅花的疏影，不说梅花枝条高高伸入到屋檐之下，而是说屋檐插到了梅花之下，这种错位的描写手法，极大地丰富了梅花的表现形式，达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5.宋元时代咏梅名家辈出

梅文化发展到宋元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以梅花比做自我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人大家，如林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与义、扬无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姜夔、刘克庄、宋伯仁、张道洽、李清照、王冕、杨维帧等。

北宋林逋(和靖)，传世作品8首，史称“孤山八梅”，但他的咏梅诗以独特的隐者情怀，开创了梅花审美、立意的新局面。他的咏梅诗清高、雅致，凸现了闲适淡泊的隐者意趣，其《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梅花的传神写照，被后世公认为咏梅诗的千古绝唱。

苏轼是宋代文坛上的一代领袖，其充满挫折、磨难、坎坷、曲折的传奇人生，使他与梅结下了不解之缘。苏轼一生写过50余首咏梅诗词，他以如椽巨笔写纤小梅花，满腔热情地讴歌了梅花的坚贞、纯洁，强化了梅花超凡脱俗的品格，表现出狂狷超迈、清逸孤高的丰富情感。由于苏轼在文坛上的影响，所以他的热心咏梅，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南宋诗人陆游一生创作诗词上万首，咏梅诗159首，是古今一流诗人中咏梅作品最多，也是古今所有诗人中咏梅作品佳作最多的，和许多具有爱国之心的正直知识分子一样，陆游的人生之路也充满了坎坷，心中积满了愤郁与不平。陆游的咏梅诗大多以梅自况，借梅抒发自己的胸中大志，倾诉自己的衷肠，表达自己的愤懑，同时也对那些鄙俗的“群芳”进行了嘲讽和贬斥。陆游是我国咏梅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

南宋范成大是位赏梅、咏梅、艺梅、记梅的名家。他在苏州石湖辟范村，搜集梅花品种12个，并在1186年写成世界第一部梅花专著《范村梅谱》。

其他还有宋伯仁的梅画梅谱《梅花喜神谱》、仲仁的《华光梅谱》等。宋代梅谱的出现标志着梅花栽培及梅文化的发展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同时也标志着梅画的理论与技法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在此背景下元代出现了一个集写梅、画梅、咏梅、艺梅之大成者王冕，王冕自号梅花屋主，隐居于九里山，房前屋后植梅千株，自题所居为“梅花屋”。王冕的墨梅，花密枝繁，行笔刚健，有时用胭脂作没骨梅，别具风格。其《墨梅》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名扬天下。

6.宋元时代梅文化发展的社会氛围

宋、元两代世人爱梅成风，以至于当时形成了“呆女痴儿总爱梅，道人衲子亦争栽”，以及“梅为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便佣儿贩妇，也知怜惜”。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宋代的梅花景观也多不胜数，故形成了对梅花景观的各种雅致的称谓与用语，如:

有关梅景的有:梅池、梅岗、梅岭、梅渚、腊梅屏，梅林、梅园、梅村、梅坡、梅涧、梅溪、梅岩、梅亭、梅台、梅轩、梅屋、梅窗、梅径等。

有关梅的形态的有:“梅梢”、“蓓蕾”、“欲开”、“半开”、“全开”、“欲谢”、“半谢”、“全谢”、“小实”、“大实”等。

形容梅的不同生态的有:“岭梅”、“野梅”、“早梅”、“寒梅”、“小梅”、“疏梅”、“枯梅”。

形容梅所处环境的有:“清晨”、“风前”、“月下”、“雪后”、“雨中”、“水边”、“竹外”、“江村”、“山馆”、“薄暮”等。

与梅有关的各种活动有:“催梅”、“探梅”、“赏梅”、“泛梅”、“簪梅”、“评梅”、“恋梅”、“爱梅”、“梦梅”、“折梅”、“叹梅”、“感梅”、“梅癖”、“梅债”、“问梅”、“吟梅”、“种梅”、“接梅”、“买梅”、“忆梅”、“寄梅”等。

有关梅花的各种故事遗迹及相关人物有:“禹庙”、“扬州”、“真州”、“罗浮”、“艮岳”、“梅关”、“道山堂”、“绿珠楼”、“红罗亭”、“玉堂”、“东阁”、“范谱”。

有关梅的各种用品有:“消梅”、“盐梅”、“梅角”、“梅屏”、“梅香”、“纸帐梅”等。

梅花作为一种花卉被人们注意与欣赏，从魏晋开始至宋元时代经历了七八百年的发展与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梅花审美内涵不断发掘，审美价值不断提高。梅花从最初人们心目中的春花时艳，至两宋之际发展成为人们道德人格的象征，是一个审美文化的持续发展与演变的过程。

二、梅文化在宋元时代发展到鼎盛的成因

梅文化为什么会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入分析，主要还是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原因。

1.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引发的忧患意识

自有轩辕以来，中华大地就有了华夏文明，华夏文明包括两种生存方式，即农耕生存方式与游牧生存方式，这两种生存方式分别创造了两种文化即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

中原文化或者说黄河文化起源于农耕方式，这种方式的生存根本是土地，由于土地的不可迁移性，它造就了这种文化对于生存者的安居性，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追求一种精细理性思辨的剖析以达到结果的理想与完美，这种文化对于社会无疑是一个建造和进步的过程。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宋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文化发展、科技发明与创造在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发明于宋代。

然而在宋代，尽管科技与文化发展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民族性格却达到了最弱的低谷，国家的安全威胁在宋代也成为中国清代以前历代中原王朝中最为突出的时代。分析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宋代立国之初便推行“右文政策”，宋太祖登位后，随即以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而转向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到宋真宗时代则完全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确定，使尊孔读经、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以文化成天下的国策使人们的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等都朝着一种精细、雅致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理教、儒学的兴盛，使中国特有的“中庸”、“中道”、“中和”的文化心理特色在宋代达到顶峰。这种文化体现在民族性格上，不提倡感情过分激烈的外露，行为举止上崇尚内敛、含蓄、适度、克制、婉转。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中，民族性格中粗犷、勇猛、刚烈的一面被弱化，这一点可从宋代以后绘画人物造型中看出来，注意观察宋代以后绘画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大多含胸驼背，呈收敛之态，画风上的这种表现方式无疑是文化熏陶的结果。整体民族性格的弱化，使得冷兵器时代在对北部游牧民族的战争中经常处于下风。

二是农耕文化这种生存方式也使人们特别追求对事物及过程的精细与完美，这导致宋人的身体素质根本无法与生活在北部草原以游牧为生的游牧民族相抗衡。

面对北部的草原文化，北宋王朝建国伊始，就面临着极为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外，北有强大的辽王朝，西北有骚扰不断的西夏，南有交趾经常蚕食国土。对内，政治环境欠佳，民变、兵变频繁，党争不断，造成宋朝“积贫积弱”，长达300年的整个赵宋王朝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尤其是靖康之难，两代天子被掳，给宋人，尤其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宋人赖以自豪的高度的精神文明却无法抵御落后的草原文明，成了宋人无法治愈的心结。然而人们要求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救国呼声无人理睬，爱国行动备受压制，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报国无门，横遭打击。有人壮怀激烈，却只能在悲愤抑郁中徒劳地奋争;有的寄希望于“天子”的圣明，却在美好的梦想与冷漠的现实中空空地企盼了一生;有的忧国之情无法抑制，又无法面对现实，心理失衡而远离尘世成为隐士或遁入空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百花苑中别具一格的梅花，便引起了失意宋人特别的关注，借梅言志成了爱国文人普遍的精神寄托。他们从盛开的梅花那里受到了鼓舞与启迪，仿佛从梅花不畏艰难奋发向上的品格中看到了国家的未来，有人欣赏梅花那种凌寒傲雪、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有人倾慕梅花那种清芬高雅、不卑不亢的高标逸韵;有人歆羡梅花那不随众俗、独占春先的独特个性;有人欣赏梅花那种与世无争、甘心寂寞的淡趣闲情……总之，生活在忧患意识中的宋人从不同的心理情结出发，都从梅花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2.士大夫文化的影响

士大夫是对中国古代官僚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宋代立国实行“右文政策”，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明确昭示以“士大夫治天下”。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大规模地开科取士，“取士不问家世”，宋太祖又要求本朝决不杀士大夫，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贫苦出身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前途、命运，只有寒窗苦读，通过科举而跃入统治阶层，成为统治阶层结构中的一份子。宋代的“右文政策”，使得宋代文官特别多，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官职大多由文官担任，甚至掌握全国军权的枢密院正副使、各州县的军事指挥，也皆委以文官，这样读书人出身的官员成了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和政治结构的中坚，士大夫阶层的队伍得以日益壮大。

宋代以来，思想文化的一个大的发展，是以儒学复兴为龙头的封建伦理秩序和思想统治的进一步强化。宋代士大夫作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对维护和强化封建伦理秩序有着更切身的体验和更自觉的责任感。他们特别注重于自身的道德品质的修养，并由此激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精神，他们在学识上讲究四书五经六艺兼修，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思想上大多自命清高，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都促进了宋代道德品格意识的普遍高涨。

随着士大夫阶层队伍的日益壮大与道德品格意识的普遍高涨，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与人文理念备受推崇，士大夫文化得以蓬勃发展，表现在比德思想、艺术审美、生活闲雅全面拓进，经史子集、道释农医、琴棋书画、衣食住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异彩纷呈，在社会上越来越弥漫着一种士大夫缙绅风流儒雅、闲适娱乐的文化意味。这种时尚与文化取向在士大夫阶层与普通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北宋时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也给这种文化取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徽宗赵佶，在位25年，政治上昏庸无能，重用奸臣高俅、蔡京、童贯之流，最终落得个父子两人被金兵俘虏北上，受尽折磨而死。但他在书画艺术上却颇有成就，终日潜心迷恋于书法和绘画，在书法上取众家之长，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书”体。他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高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他经常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这些都极大地刺激、推动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在这日益丰富、弥漫的士大夫“雅”文化中，园林圃艺是最生动的一个方面。在宋人的园艺建设中，花卉种植为最常见的项目。尤其是对于中下层官僚知识分子来说，莳花艺术较之凿石叠山、筑台建楼简俭易行、力所能及，因而更为普遍。宋人刘克庄诗中曾有“买得荒郊五亩余，旋营花木置琴书。柳能樊圃犹须种，兰纵当门亦不锄。”“抱瓮荷锄非鄙事，栽花移竹似清谈。”可见这种生活情景在广大中下层士人中极其普遍，而梅花以其宜暖宜润不宜寒、“江南此物处处有”、“越岭吴溪免用栽”的习性适应了两宋之际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重心的南移，并以其早馨凌寒、幽姿淡雅的独特形象适应了宋人道德意识和审美“比德”追求的心理期待，因此逐步成为时尚最爱，举为芳国至尊，并由此成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人格最崇高的象征。

3.宋代文人比德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非常注重对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故他们先定位人品、人格，再从自然界中寻找定位的参照物。比如花木，于是就有了借花喻人、以人拟花的中国特有的赏花文化与比德思想。这种思想最早源自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在《孔子家语•在厄》中有这样的记载:“芝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困厄而改节。”以此说明与有高尚品德的人相处，就好像入芝兰之室，时间久了自己的人品也能得到提高。在这里孔子从人的伦理道德观点去看自然现象，把自然现象看做是人的某种精神品质的对应物，这就是中国文人最早的比德现象。于是后人把一些具有清高绝俗品格的花木拟人化，如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四君子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象征。到了宋代，人们更加注重对花木比德现象进行其精神内涵的挖掘，把文人应有的品性、涵养等人文精神贯注其中。北宋中期以后，随着道德意识的高涨，儒家意理不断深入人心，加之宋代国运不济给宋代文人精神带来的巨大冲击，梅花那“傲霜凌雪”的自然习性越来越受到士大夫文人的强调，渐渐地，梅花被赋予刚直不阿、坚贞不屈，含蓄旷达，清耿廉洁、自尊自持的品格意志和气节情操，作为君子修道立德，表现民族优良品质形象在自然界物的参照。最终，梅花成为儒家君子人格“比德”的最佳形象。

4.宋代文人唱和结社的影响

据文献记载，早在汉代，中国古代官吏就有了例行的公休假制度，称为“休沐”。至宋代官吏为“旬休”，即十天一“休沐”。

宋代文人有比较强烈的结社、结派的意识，在休沐日，他们热衷于以群体的形式存在并体现其价值。如宋代赏梅诗会盛行，吴聿《观林诗话》中有这样的记述:“(汴京)都下旧无红梅，一贵人家始移植，盛开，召士大夫燕赏，皆有诗，号《红梅集》，传于世。”又如前文所述南宋冯时行等一行15人成都赏梅、分韵赋诗等。

宋代的赏梅诗会时兴酬和之风，酬和之风是中唐以来诗坛的基本趋向，入宋后尤其如此。在赏梅诗会上，咏梅唱和尤为人们所热衷。唱和分两种:一是诗人辞客间的笔墨酬应，此唱彼和。如郑獬熙宁二年杭州有《和汪正夫梅》七绝20首，这可以说是宋代现存最早较大规模的唱和。二是和往贤佳作唱和，林逋的“孤山八梅”、苏轼的《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后来不断有人唱和，如此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宋代还时兴组诗创作，如对梅花某一主题创作十咏、百咏联章组诗，如此又产生了大量的作品问世。如苏轼《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都是这种形式下产生的十首以上的组咏。

此时的宋人，人各有集，集各有诗有词，创作数量和传世机会都大幅增加。整个文学艺术创作的普及与活跃为咏梅及梅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5.隐士现象

宋代还有一种现象，即隐士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一批爱梅近痴的幽峭超然的隐士文人造成的，他们在中国梅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唐尤其是晚唐五代以来，江南地区诗人僧隐之风盛行，至宋时隐居之风更甚，林逋隐居杭州小孤山，房前屋后遍植梅花，树下窗外散养野鹤，20年不进城，终生未娶，世称“梅妻鹤子”，其《山园小梅》诗中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是脍炙人口。这些名诗佳句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个“符号”，成了人们咏梅几乎有言必称的典故，也成了梅文化在宋代达到鼎盛的标志。

梅文化所以能在宋元时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上面谈到的几点之外，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出版印刷业的发展等也为文人作品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多种原因的巧合使得梅文化在宋元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三阶段明、清梅文化的发展期

进入明清两代，梅花栽培规模有所扩大，栽培技术水平有极大提高，新品种大量涌现，梅花栽培达到繁荣昌盛时期。梅花的书、文、诗、画反映出了这一特点。如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记载梅花品种达19个之多，将其分属白梅、红梅、异品等三大类，并对各品种均附有简单记载，且介绍了繁殖栽培技艺。约在同时期，周文华著《汝南圃史》、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均记载了许多梅花品种。

清代梅花栽培事业更为昌盛，品种进一步增多，写梅者亦多，形式亦有创新。

在咏梅诗创作上，明清两代也是人才辈出，如徐渭、高启、方孝孺、李方膺等，其中尤以高启的“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韵，东风愁寂几回开”最为脍炙人口。

在绘画上明清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画家如“扬州八怪”等，其中尤以金农、李方膺为代表，他们均以善画梅而著称。

在梅的栽培上，明清两代留存至今之古梅甚多，是当时栽培梅花的历史见证。当时的苏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地都有较大规模的赏梅佳处。明清两代梅花栽培和文人写梅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梅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四阶段近现代梅文化的科技创新期

辛亥革命以后，梅花栽培进入了科技创新时期。梅花品种由各地分散种植到集中入圃，梅花的栽培与研究得到了极大的重视。随着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我国园艺科学工作者对梅花品种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汪菊渊、陈俊愉为首的中国学者于1945年拟定了中国梅花品种检索表，1947年，陈俊愉发表了《巴山蜀水记梅花》，同年在上海举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梅花博览会。在此期间，上海黄园还从日本引进“洒金”、“垂枝”等梅花品种数十个，大大丰富了品种类别。1949年出版的《花经》中，还专门介绍了梅花栽培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花栽培及研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传统梅园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又建成了一些新的梅园。

1993年，中国梅花品种资源圃在武汉东湖通过验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梅花研究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陈俊愉教授建立了中国梅的统一分类新体系，并使梅花成为我国唯一享有国际登录权的花卉。近年来出版的《中国梅花品种图志》、《中国梅花》可谓集梅研究之大成，成为现代梅花研究与栽培的百科全书。

近20年来，随着现代分子生物育种技术、远缘杂交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开展，我国的梅花品种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梅花试管离体快速繁殖技术的初步建立，为梅花更大规模的栽培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技术保证，为梅及梅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