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与陈刚商榷

——兼论唐陈元光籍贯并非在河东

潢川县史志办  陈国太

潢川古为光国，春秋为黄国，秦汉置弋阳，北齐置定城，唐宋称光州弋阳郡，明废定城入光州并以光州代称废定城、弋阳县，清置光州直隶州，民国改光州称潢川。近年来，开漳圣王陈元光籍贯在古光州弋阳（今潢川县）进一步确证。而近日“陈氏研究网”发表江苏南京陈刚的《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一文，竭力否定此说。该文指出：“笔者一直认为陈元光祖籍在河东”，“近日有一些专家学者又刮起陈元光祖籍潢川之风，就此再次辩驳一下陈元光祖籍非潢川”。本人认为该文“再次辩驳”的所谓依据和论证方式值得商榷。

一、陈元光祖籍光州弋阳说的依据不仅仅有《全唐文》《宋会要辑稿》《（宋代周必大）文忠集》

《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认为潢川说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全唐文》卷一六四中的陈元光小传，二是《宋会要》以及周必大《文忠集》卷九十四光州“威惠庙”（陈元光祠庙）的相关记载。

其实，陈元光籍贯光州弋阳说从上到唐代下至当今历代历史地方志文献，以及光州宅第、祠庙等遗址田野发现、光州与漳州开漳陈氏族人两地交往和两地任职、陈元光裔孙自古以来的祖先认同的认可记载等，已经从多个视角罗列了环环相扣的大量证据，形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光州弋阳说的依据仅仅看某个朝代、某一方面的依据或许不能够充分证明陈元光籍贯光州弋阳。但是，只要把历代文献、遗址发现、两地族人交往、子嗣认可等通观综合考虑，只有光州弋阳说是合乎历史事实和逻辑的。其他的诸如河东说、揭阳说、颍川说、固始说等任何一说在唐、宋权威文献史料支撑、遗址实物考古证据、历代祖籍与客居地人员往来等方面都几乎是空白，与光州弋阳说相比较都是相形见绌的。只不过是《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带了有色眼镜，只是感到潢川说提供的唐、宋史料给予了光州弋阳说的强大说服力，对河东说威胁较大，并对其他光州说的证据视而不见而已，岂止是“主要依据有二”！

对陈元光籍贯光州弋阳今天潢川观点县有兴趣的，可以读一读20世纪90年代福建史志学家肖林的《陈元光籍贯窥探》、广东潮汕学者贝闻喜《潮汕历史文化的主要开拓者陈元光》，也可以到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相关论文或者厦门陈元光文化论坛文集查阅有关陈元光籍贯光州弋阳的文章便知，恕不赘述。

二、《全唐文》的权威和关于陈元光籍贯光州之论不容否定

《全唐文》卷一六四《陈元光小传》：“元光，字廷炬，光州人。”这一唐代文献总集，再经大学士董诰等权威学者审定，可谓是关于陈元光籍贯光州人的定论性结论。而《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称：“《全唐文》是清嘉庆年间官修书”“（陈元光籍贯光州弋阳说）所引用文献（《全唐文》陈元光传）来看，为清代文献，可信度尤低，不足为信”，以此来推翻《全唐文》以及董诰等的定论。《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能轻描淡写的把光州弋阳说和《全唐文》一否到底了吗？《全唐文》是清代文献吗？清代文献就“可信度尤低，不足为信”吗？

首先，《全唐文》是唐代历史文献，并非清代文献。《全唐文》一千卷，是收录唐文堪称完备的总集，是唐代（包括五代）文章瀚海，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总集。内容涵盖唐代、包罗五代，堪称唐文集成，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各方面极有价值的唐代文献。其内容资料是货真价实的唐代文献，是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必备之书。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离开了《全唐文》几乎是不可能的。唐代曾经修建了那么多昔日坚不可摧的宫殿楼阁，留存至今和可以眼见的原物有几个？恐怕就是一块钢铁做的历史资料，经过1400余年后也烂掉了。谁能见到保存至今的原始的唐代文献？唐、宋的历史资料几乎都是经过明、清学者整理考证、重印、复制才得以流传至今、使得今人得以了解以前的历史。经过明清时代学者整理的唐宋史料并不等于是明清史料。照《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逻辑，如果今天陈刚同志把《史记》《资治通鉴》重新出版，那么今版《史记》《资治通鉴》不成了当代史料了？照《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逻辑，就可以说今版《史记》《资治通鉴》没有证明力了吗？

其次，清人编纂的历史文献包括《全唐文》的权威性是不容否定的。清代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彪炳史册。众所周知，清代考据学肇于清初，因反对明朝后期“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而形成，至乾隆（1736年～1795年）、嘉庆（1796年～1820年）年间达到鼎盛并占据了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故有“乾嘉学派”之称。清代求实的治学精神和考据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的贡献巨大：一是具有比较踏实的科学态度，发展了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即考据法；二是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儒家经典进行了整理、训释；三是诞生了一大批训诂名著。董诰等一大批治学严谨的学者正是这一时期的学术泰斗，《全唐文》就是这一批学者主纂完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清康熙年间，官方曾编篡《全唐诗》。嘉庆十三年（1808）又设馆纂修全唐文，由大学士董皓任总裁。董氏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有主编巨书经验，故非以徒以位高而领衔，具体规则皆有裁定。参与其事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之士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辈，又有洲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这一人员组合，对本书质量起到一定保证作用。其收录范围，系辑校《四库全书》中唐人别集和前人多种总集，旁及子史杂家与金石碑刻。释道两家，亦概蒐辑。又从当时尚保存大部分的《永乐大典》中，钩稽单篇断简，使吉光片羽，赖以传世。”《全唐文》虽然是清代人编纂的，但是总体上是真实可靠的，而且有些史料内容经过清代学者考证确认甚至比此前前的某些版本更准确可信。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该书编纂中没有疏漏之处。其中3000多位人物小传中，个别人名、年代、地名、官名等方面难免出现一些小差错。对此，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李德辉教授对此专门进行了研究纠正，2011年出版了《全唐文作者小传正补》，一一列举和纠正出现错误的小传。李德辉教授经过考证，《全唐文作者小传正补》否定了陈元光籍贯固始说、河东说等观点，最终采用了光州说。从李德辉的详细考究及《全唐文作者小传正补》的再次确认可知，《全唐文陈元光小传》关于陈元光光州人是准确的。

但是，《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他说“陈元光小传系据《全唐诗》卷四五陈元光小传，《全唐诗》小传又据《明一统志》卷七八、《大清一统志》卷一七六陈元光条”“经查《大明一统志》末记录陈元光籍贯”。然而，真的如陈刚所说《大明一统志》没有记录陈元光籍贯吗？事实是这样的吗？经查《大明一统志》在漳州唐“陈政墓”中明确记载

“政，光州人，元光父也”。原文如下：

《大明一统志》卷七十八《漳州府·陵墓·陈政墓》（台联国风出版社，第4836——4837页）陈政墓条：“在南靖县南新安里。唐诸卫将军陈政，领兵戍闽，卒葬于此。政，光州人，元光父也。俗名将军墓。”

看来，《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不认真查证史料，信口开河，匆忙之间就想推翻李德辉教授研究成果，其实也是不易的。

三、《宋会要辑稿》关于光州威惠庙等祠庙祭祀陈元光史料的权威性当然不容否定，同时要辩证科学使用该书史料

（一）《宋会要辑稿》的权威性与不足

通行的《宋会要辑稿》与宋会要原本有很大不同，错误繁多，自宋末至明初，历经变乱，大量散失，几经传抄，已面目全非。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宋会要》时，《大典》已经散失近两千册，一些内容已经被修改。徐松等书手从《大典》中抄录时，又有大量漏错讹传。有人用残存的《大典》与《辑稿》对照，已发现不少佚文。在刘富曾整理徐松辑本过程中，辑本又有遗落。当时有人将刘富曾清本与徐松辑本对比，即发现少数条文清本有而辑本无。所以，请不要以为《辑稿》就是百分百的正确。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家，193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他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关于《宋会要辑稿》，他有专门的评论：“《宋会要辑稿》是在十九世纪初页，主持编修《全唐文》的徐松，利用机会，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此书之被辑出，对于宋代史事的研究工作所能作出的贡献，与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先后媲美的”“《宋会要》在辑出之后不久，在还没有得到加工整理之时，就陷入了颠沛流离的过程当中，……直到抗日战争前夕，才得第一次影印出来。”“我们似乎可以说，《宋会要辑稿》乃是一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书。说它先天不足，是因为在明代编修《永乐大典》时，工作非常草率，曾把《宋会要》分别采录于各韵之中，因而既有前后重出的，也有大段脱漏的，也有把别种史书中的文字参混进来的；而当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录《宋会要》时，《永乐大典》已经散失两千多卷，约为全书的十分之一，其中必然有《宋会要》的一些门类和条目。说它后天失调，是因为在从《永乐大典》中把它匆忙辑录出来之后，徐松原是打算，由他本人或另请几名助手，对它进行一次精细的校勘补正的，然而终其一生未得如愿。其后，廖荃孙、屠寄、刘富曾都曾着手过整理工作，也全都做得不多。据《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所说，经刘富曾整理出来的所谓清本，总类子目，离合无端，杂引他书，不注所本，有窜改兰台漆书之嫌。这样的整理，正所谓非徒有益而又害之了”。

对《宋会要辑稿》中的问题，河南师范大学王云海潜心二十年，尝试进行一些考订工作，先后出版了《宋会要辑稿研究》《宋会要辑稿考校》等专著。王云海指出：“从《宋会要辑稿》成书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与原书已有很大不同。首先，《永乐大典》收录《宋会要》，是按照各韵字中的事目分散节取的，原书次已被打乱，而且徐松辑录时，《永乐大典》已残缺几二千册。其次，辑稿在流传过程中有所丢失，影印本较《永乐大典》所采篇幅，又残缺不少。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八百万言的巨著，保存了丰富的宋代史料，为研究宋史最基本的文献之一。但此书毕竟还只是一部有待进一步整理的残稿，存在问题是很多的。”

（二）弋阳三神祠庙额是“威惠”还是“威卫”？兼谈对《宋会要辑稿》史料的辩证科学使用。

《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否定陈元光籍贯光州弋阳（潢川）说的重要依据是：近代光州学术派证据《宋会要稿・礼二O》之一五二“弋阳三神祠”就是祭祀陈元光的“威惠庙”，而事实不是，因为：“某些光州派学者强行将庙额「威卫」修改为「威惠」，实为不该。”他以为扣住了定城县弋阳城三神祠赐庙额“威卫”两个字，就把陈元光籍贯光州说推翻了。

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和辩证的方法应用《宋会要辑稿》关于光州弋阳三神祠的史料。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第一版，影印版）卷一千二百三十七《礼·二〇》之一五二弋阳三神祠条：“在定城县弋阳西隅三神祠。光尧皇帝绍兴九年（1139）四月赐庙额威卫。 二十五年（1155）八月并封侯：中位神曰威惠，东位神昭惠，西位神曰灵应。三十一年（1161）正月，加封各加二字，曰：显应、顺应、孚应。 三十二年（1162）九月，加封曰：英格威惠显应侯、武格昭惠顺应侯、忠格孚惠灵应侯。”

关于弋阳三公祠，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版本。《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刘琳等校点本，2014年6月一印，2015年2月二印，第1068页）《礼·二〇》弋阳三神祠条：“在定城县弋阳城西隅。光尧皇帝绍兴九年（1139）四月赐庙额威卫。二十五年（1155）八月并封侯：中位神曰威惠，东位神曰昭惠，西位神曰灵惠。三十一年（1161）正月，加封各加二字，曰：显应、顺应、孚应。 三十二年（1162）九月，加封曰英格威惠显应侯、武格昭惠顺应侯、忠格灵惠孚应侯。”

正如河南师范大学王云海教授指出的“但此书（《宋会要辑稿》）毕竟还只是一部有待进一步整理的残稿，存在问题是很多的。”如何避免这部书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呢？一个可靠的办法是对照比较法。

比较上述两个版本的《宋会要辑稿》弋阳三神祠条，可以发现多处不同。如，影印本“在定城县弋阳西隅三神祠”在校点本更改为“在定城县弋阳城西隅”。再如，影印本“ 三十二年（1162）九月，加封曰：英格威惠显应侯、武格昭惠顺应侯、忠格孚惠灵应侯。”校点本更改为 “三十二年（1162）九月，加封曰英格威惠显应侯、武格昭惠顺应侯、忠格灵惠孚应侯。”两个版本既然有不同之处，说明对原本的错误是存在的，对其中的错、漏、辨认是有差异的。不能以此版否认彼版。

关于赐庙额是“威卫”还是“威惠”？《（宋周必大）文忠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该文集有关于“光州城西威惠庙”专条，此文是宋丞相周必大在中宫当值制诏作敕稿影印版。原文如下：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九十四《掖垣类稿》诏敕：光州城西威惠庙。中尊威惠显应侯，加封英格威惠显应侯；东位昭惠顺应侯，加封武格昭惠顺应侯；西位孚惠灵应侯，加封忠格孚惠灵应侯。壬午年八月七日（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即1162年）。”

可见《宋会要辑稿》关于光州定城县弋阳城西隅弋阳三神祠载有赐庙额“威卫”，但内容明确记载“中位神曰威惠”“三十二年（1162）九月加封曰英格威惠显应侯”等内容，提到的最重要的封号是“威惠”，人物是“威惠候”，内容并无“威卫”二字，也无具体人物与“威卫”等相关联。反观宋周必大《文忠集》，明确记载光州城西威惠庙，也就是说光州定城县弋阳城西的三神祠的庙额是“威惠”，其记载加封具体内容完全与《宋会要辑稿》相同，《文忠集》为周必大丞相手稿，经其子报朝廷同意编辑成书，应该说权威性要比《宋会要辑稿》高。为什么会出现《宋会要辑稿》错记呢？如前面邓广铭所说“《宋会要辑稿》乃是一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书”，或许“威卫庙”由于与“威惠庙”读音近，应当是清代徐松或是刘富曾等写手抄录《永乐大典》或《宋会要辑稿》笔下误所致。

关于赐陈元光祠庙庙额“威惠”，《宋会要辑稿》在漳州陈元光祠条、漳州漳浦县威惠庙条等多处都有明确记载：“徽宗政和三年（1113）十月赐庙额威惠。”互相参照，可以证明弋阳三神祠赐庙额就是“威惠”，主要祭祀者就是陈元光，“威惠”才是准确庙额称谓。

有关文献，还可以对比地方志的记载，多方对比，谨慎采认。原文摘录如下：

《宋会要辑稿・礼二O》之一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一印版，第1063页）：“陈元光祠。在漳州漳浦县。神宗熙宁八年（1075）六月封忠应侯。徽宗政和三年（1113）十月赐庙额威惠。宣和四年（1122）三月封忠泽公。高宗建炎四年（1130）八月加封显佑二字。绍兴七年（1137）正月又加英烈二字。十二年（1142）八月加封英烈忠泽显佑康庇公。十六年（1146）七月进封灵著王。二十三年（1153）七月加封順应二字。三十年（1160）又加昭烈二字。……灵著顺应昭烈王，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九月加封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卷十一《坛庙志》：“北城西门内有三候庙，一日灵应候，一日顺应候，一曰显应候。旧志谓皆敕封，但未详其姓氏由来，今遂湮不可考”（注：灵应侯，应当是陈元光封灵著顺应侯的简称）。顺治《光州志》卷之九《人物考（上）·乡贤·陈元光（传）》：“ 唐 陈元光 光州人，字廷炬......宋孝宗加封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有司春秋祀之。”

《宋会要辑稿》礼二一（漳州）威惠庙条（上海古籍出版社，刘琳等校点本，2014年6月一印，第1089页）“威惠庙。在漳州府漳浦县，一在难江县。灵感侯，庆元三年（1197）六月加封灵感昭应侯。”

历代《光州志》《漳州府志》亦有几乎相同或者类似记载。限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声称：即便光州威卫庙是威惠庙，威惠庙也与陈元光无关。据统计，福建“威惠庙”有近二百座，台湾“威惠庙”也有一百多座，马来西亚、缅甸也有大量“威惠庙”存世，并皆为陈元光祭祀祠庙。不知道这一现象，陈刚是怎么看的？

综上所述，“威惠庙”才是光州定城县弋阳城西隅弋阳三神祠的准确的称谓，而且就是祭祀陈元光的祠庙。

四、光州威惠庙与伍子胥无关

《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又称：即使弋阳三神祠确为「威惠庙」，也并非陈元光专属，也并非闽南和光州二地独有。《文忠集》卷九十六也记载泉州有威惠庙，《宋会要辑稿・礼二O》之一五五西宫神祠也叫「威惠」，南宋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五《重修临江太守彭公祠堂记》“祠在封溪之上，威惠庙吴聂侯神之右。”还有在四川难江县的威惠庙。即便光州威卫庙是威惠庙，也与陈元光无关，因为威惠庙祭祀的是伍子胥。

那么，伍子胥的祠庙，历史文献是怎么记的呢？《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并没有给出权威的资料。那么我就替他从《宋会要辑稿》校点本里找一找，让大家看看真实的伍子胥祠庙庙额是不是“威惠”。

《宋会要辑稿》礼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刘琳等校点本，2014年6月一版，2015年二印，第1002页）：“伍子胥祠。太宗雍熙二年四月，诏建伍子胥祠。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五月，诏曰：‘杭州吴山庙神实主洪涛，聿摽往册。顷者湍流暴作，闾井为忧，致祷之初，厥应如響。御灾捍患，神实能之。用竭精衷，有加常祀。庶凭诚感，永庇居民。宜令本州每岁春秋建道场三昼夜，罢日设醮。其词学士院前一月降付。’六月，封为英烈王。神即伍子胥。后本州上言：‘准春秋吴山庙设醮、建道场，今年七月已降青词到州。伏缘二仲之月，潮波犇往，尤异常日，望自今并其时设醮。'从之，仍本州至时撰文，以素馔祭。徽宗政和二年七月赐额‘忠清’。六年六月加封英烈威显王。光尧皇帝绍兴三十年七月，加封忠壮英烈威显王，以显仁皇后渡江祈祷感应也。（以上《永乐大典》卷1206）”

从上述资料可以知道，一是伍子胥庙在杭州吴山庙并未在光州三神祠，二是徽宗政和二年七月赐额‘忠清’而不是“威惠”。《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言之凿凿的说光州三神祠是伍子胥祠和伍子胥庙额是威惠，看来全是鬼话。

而《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还提出：更有直接碑刻证据证明伍子胥和封号「威惠」的关联：宋初皇帝敕封伍子胥为「清忠英烈威惠献王」。据《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提供的碑刻证据：尚胥庙残碑是元大德三年（1299）八月皇帝加封伍子胥为忠孝威惠显圣王的敕文碑，其敕文内容在明《海盐县图经》中记载。在敕文的下面，是大德六年儒学耆宿梅□来记并书的《尚胥庙加封号记》。由于石碑断缺及碑面文字受侵于土锈和水泥浆，因此不能一窥碑文全貌，主要碑文整理如下：尚胥庙加封号记。海盐州即古之武原也州治之西十二里有□□胥北里余则世有王庙焉乃吴大夫伍子胥□□清忠英烈威惠献王宋绍熙间邑令李公直养武原志书载焉由天观之则王之建祠于此□□□今可谓久矣王之丰功懿德炳炳 国史王□□显迹赫赫我里每岁上元节里社例廷□□□□……云大德六年岁次壬寅正月壬寅十一……行大师嘉兴路海盐州白云儒学耆宿梅□来记并书。”）

对于上述所谓的证据，我们认为并不足以推翻宋代光州弋阳三神祠即威惠庙的记载，也推翻不了宋代杭州伍子胥祠庙的记载。一是该碑文内容残缺，许多证据内容都是论者断章取义，二是碑文大意是明代县志记载的尚胥碑记。碑记记载元代大德年间，是县志记载宋代加封的，而且据说是县令李直记载在县志中——说明是听说县志有志焉。请问元代的、还是听说的县志记载的内容能推翻宋代权威文献——宋会要——明确的记载吗？众所周知，从文献学研究规律来说，后史推翻不了前史，地方志推翻不了皇家正史，距离历史事件发生时间越近的史料越可靠。因此，元明时代的县志推翻不了宋代的《宋会要》《文忠集》。凭明代海盐州即古之武原县志记载的一块内容含糊不清的碑记文，能说明宋代光州弋阳三神祠是伍子胥的祠庙吗？

由于时间和文章篇幅关系，我们暂且不去考证外地是否有“威惠”庙，也不去辩论泉州威惠庙、西宫神祠、临江威惠庙、难江县的威惠庙是否真的不是祭祀陈元光。但是，结合历代《光州志》人物传、乡贤祠、庙坛志、选举志等各个章节关于陈元光其人其事的详实记载，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宋代光州定城县弋阳城西隅的三神祠就是威惠庙，就是主祭陈元光，确定与陈元光有关，而且确定与其他人无关。

五、关于仁感庙、威镇庙与陈元光的关系

《陈元光祖籍非光州潢川考》作者还提出光州仁感庙、威镇庙无论是庙額还是封号均与陈元光无任何关联，近代某些光州派学者强行将庙額“仁感”“威镇”修改为“威惠庙”，而“威镇庙”为后唐郭忠福将军祠。

关于仁感庙，《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四九：“仁感庙：庙在光州。神庆元三年（1197）五月封灵惠候。”我们是参照《光州志》庙坛志只有威惠庙而无仁感庙的记载，以及光州威惠庙（弋阳三神祠）西位有灵惠侯神位。如，弋阳三神祠“在定城县弋阳城西隅。二十五年（1155）八月并封侯：中位神曰威惠，东位神曰昭惠，西位神曰灵惠。 三十二年（1162）九月，加封曰英格威惠显应侯、武格昭惠顺应侯、忠格灵惠孚应侯”（《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刘琳等校点本，2014年6月一印，2015年2月二印，第1068页）《礼·二〇》弋阳三神祠条）。这里所载的“弋阳三神祠”于宋1162年诏赐额“威惠”，即是陈元光祀庙“威惠庙”。

关于威镇庙，《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二六：“威镇庙：忠应候，庆元三年（1197）六月加封忠应孚惠侯。”参照《宋会要辑稿・礼二O》之一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一印版，第1063页）：“陈元光祠。在漳州漳浦县。神宗熙宁八年（1075）六月封忠应侯。灵著顺应昭烈王，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九月加封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卷十一《坛庙志》：“北城西门内有三候庙，一日灵应候，一日顺应候，一曰显应候。”灵应侯，应当是陈元光封灵著顺应侯的简称。泉州郭将军祠，赐额“威镇”或许是同名也未尝不可，也或许是陈元光祠错误记为郭将军祠，因为郭将军祠绍兴十三年（1143）封忠应侯，而陈元光在神宗熙宁八年（1075）六月封忠应侯，按说不应该封重复。根据以上史料，我们有充分的依据认为仁感庙、威镇庙都与光州乡贤陈元光有关，光州仁感庙其实就是光州威惠庙，或许是《宋会要辑稿》辑录抄录笔下误所致，而威镇庙里的忠应侯《宋会要辑稿》则明确记载是陈元光封号，所以我们的修订可谓有理有据，并不是毫无依据，更谈不上“强改历史”。而无论仁感庙还是威镇庙却无论如何确实是与河东无关，因此如何能证明陈元光籍贯是河东人呢？

六、兼论陈元光籍贯不是河东

河东说无法立论的问题十分突出，至今无人解决：

（一）河东（今山西运城一带）古往今来从来没有文献记载陈政、陈元光为河东人及其人其其事，而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历代皆有文献记载。

身为唐朝入闽平叛的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开创漳州的玉钤卫翊府中郞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兼漳州剌史、开漳圣王陈元光，其身份地位如此之高，影响应该不小，如果是河东人，国史暂且不说，被称为一方之全史的山西各府县地方志应该为陈政、陈元光父子立传，哪怕是些许记录。但研究、翻遍山西所有地方史志，无论是省志还是县志，无论是河东郡还是上党郡，都没有任何关于陈政、陈元光河东人的记载，哪怕只言片语。这就像别人说某人生有某子，而作为生养的父母全然不知此事一样，这不是奇怪事吗？

而反观河南地方志记载，从省通志到府志到州志，从唐宋元明清，历代皆有陈元光为光州人的明确的大量详实的记述。正反对比，这只能证明陈元光根本不是河东人而是唐淮南道光州人，河东说乃纯粹臆测和误传。

（二）唐代《元和姓纂》受唐人“好称郡望”的影响，所记人物普遍存在攀附名人和大家士族现象，而流传现今的《元和姓纂》则是伪书，其中内容错误和参杂使假之处甚多，宋朝宰相、大学士洪迈认为“《元和姓纂》诞妄最多”，仅凭该书中一言片语即作为陈元光籍贯河东之定论，未免轻率。

例如：《元和姓纂》陈氏条下曰：“诸郡陈氏，司农卿陈思门（注：“门”当为“问”），左豹韬将军陈集原，右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陈雄，河东人”。所列四名河东陈氏人物，司农卿陈思门、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陈雄的籍贯限于资料无法断定，左豹韬将军陈集原，新、旧《唐书》都明明白白写着：“陈集原，泷州开阳人也”，何来河东人之说？可见《元和姓纂》陈氏条存在严重失实之处，并不能奉为圭臬。

宋朝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宰执洪迈的《容斋随笔·四笔》卷九《姓源韵谱》（洪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719—720页）一文，是这样评价《元和姓纂》的：“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

清代学者也发现唐朝妄称望族这一现象。顺治年间进士、刑部尚书、文史学家王世禛著《池北偶谈》（注：卷二十二《族望》篇）云：“唐人好称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何郡县人。”

关于唐人好称郡望，不求实际住址和出生，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始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唐代著名史学家、中国史学经典《史通》作者）在修国史写《李义琰传》时为此还与国史馆监修官（当朝宰相）发生了冲突。这件事被刘知几自己写进了中国史学经典《史通》之《内篇·邑里（因习）第十九（注释）》。刘知几原注云："时修国史，予被配纂《李义琰传》。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因云：'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监修者大笑，以为深乖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既言不见从，故有此说。"原因是李义琰家住魏州昌乐（今河北大名），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刘知几撰曰：“李义琰，魏州昌乐人”。国史监修、当朝宰相发现后大笑刘无知，因为按照当时风习和修史规定，写人物籍贯需写其姓氏郡望。而刘知几主张，写史应根据已变化的情况从实而书。但这种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刘知几被迫因习旧制取李氏起源之陇西（今甘肃陇西）而改为“李义琰，陇西成纪人”。

事后，刘知几叹曰：“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如此，致使版籍混乱，邑里难详。”随后，有感于此，系统阐述了史书如何对待著史因习之规，详细条陈前人陋习，今之变革，和史家当持之原则。是为《史通》之《因习》两篇写作的原因。

据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乔在《“闽祖光州”现象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第328—330页）一书考证：唐称韩愈为韩昌黎也是最好的例子。《旧唐书》上说，“韩愈，字退之，昌黎人（治今辽宁义县）。”韩愈本人又往往自称“昌黎韩愈”。他的诗文集也命名《韩昌黎集》。然而，韩愈实际上是河阳（河南孟州市）人，与昌黎（治今辽宁义县）没有任何关系。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际平也认为：“河东说源于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卷三所说‘右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但从《元和姓纂》的体例看，这里说的也只是郡望而已，与籍贯不是一回事。”（从《颍川陈氏开漳族谱》看陈元光的籍贯家世》——兼谈如何利用族谱研究地方史）

唐代崇尚门第，家谱往往攀附望族以自重。《元和姓纂》取材私家谱牒，故所述族姓来源未必都翔实准确。《元和姓纂》原书久已失传，目前看到的《元和姓纂》是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再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补缺，现为《四库全书》辑本。《永乐大典》采录的《姓纂》已不完整，而且割裂原文，《四库》辑本也有遗漏。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四库全书》总纂官臣纪昀、编修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在觐献重辑版《元和姓纂》时指出：“臣等谨案：《元和姓纂》十巻。……观郑樵《姓氏畧》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畧》中本作林寳可知也。……但寳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但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叙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书至宋已颇散佚。故黄伯思《东观余论》称得富弼家本已阙数巻。陈振孙书《録》觧题亦称絶无善本仅存七八。此本载《永乐大典》中皆割裂其文，分载于明祖《御制千家姓》下，又非其旧第幸。原序犹存可以考见。……然残编断简究为文献之所征也。”

    由此可证，依据《元和姓纂》一条记载即确认陈元光河东人并不正确。

（三）朱翌《威惠庙记》，内容自相矛盾，查考朱翌古今文集并无此文。

    记载“陈元光，河东人”的朱翌《威惠庙记》，乃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一《循州·古迹》篇引用的循州威惠庙流传的据说是宋朝朱翌所作的文章。后为广东等地地方志采信摘录。但是其问题有四点：其一，王象之《舆地纪胜》为什么不直书威惠庙祭祀者陈元光为河东人，而特意引述：“宋朝朱翌《威惠庙记》记载：‘陈元光，河东人。……。’”这里面或许有其深层用意。可能他对此文是否为朱翌所作有疑虑，也可能他对记载陈元光为河东人有疑问，或者有其他不愿意言明的原因。他这样特殊处理的用意或许是，陈元光是否为河东人，此文是否为朱翌作，请后人考证，他这里目前只有这一资料，权且写上，如果后人发现有误，那也是朱翌弄错的。其二，现在查朱翌《猗觉寮杂记》、《潜山集》、《潜山诗馀》及《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所有收录朱翌的诗文集中并无朱翌撰写此文的记载。因此，《舆地纪胜》卷九一《循州·古迹》篇引用的朱翌《威惠庙记》仅仅为孤证，或如洪迈所论实际是伪托之作。其三，《舆地纪胜》卷九一引用的朱翌《威惠庙记》记载内容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开篇先说“陈元光，河东人”，第二句又说“家之于漳之溪口。”结下来则说“唐仪风中，广之崖山盗起，潮泉响应。王以布衣乞兵，遂平潮州。以泉之云霄为漳州，命王为左郎将守之”。既然是河东人，怎么又家之于漳州的溪口？何代何时家之于溪口？而且其安家时唐朝对漳州尚未批准成立，如何知道有漳州一说？怎么一下子就把一个山西人变成了漳州之溪口人了？而接下来又说陈元光“以布衣起兵平潮州”。连朝廷都镇压不了的泉潮剧贼，一个起兵布衣竟然能平之，岂不怪哉！其四，既然家之于漳州的溪口，平潮后“为左郎将守之”，为何庙宇建在循州之揭阳，以至于后来谢重光、杨际平等专家竟然由此得出结论说陈元光为揭阳人。一个福建溪口人竟然又被证明成为了被废置几百年的已经不存在的广东揭阳县的土著首领了？！   

（四）漳州之漳江与河东之清漳并无关联。

有专家指出：持此观点者，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殊不知，河东郡与上党郡一个在山西省西南部，一个在山西省东南部，两地相距近300公里，中间还有绛郡、长平郡、临汾郡相隔，据此怎么能够认定陈政就是河东人呢？实际上，光州人陈政率领府兵来到闽地之前，曾跟随父亲陈克耕在今山西上党清漳一带征战，从中原来闽地，看到清浊合流的河水自然联想到清漳，遂以漳江名之，完全有可能。所以，从“此水如清漳之水”一句话并不能推论陈元光为河东人。（李乔《“闽祖光州”现象研究》）

闽地史志自身也说明，漳江得名与河东无关。如康熙《福建通志》卷三，《山川》载：“漳江，在八郡，水出自西林，由铜山海门而下，清浊合流成章，故名。”；康熙《漳浦县志·方舆》：“漳江，溪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而入，清浊合流成章，故名。”；《粤闽巡视纪略》：“漳江，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来迎之，清浊合流成章，故名。”。

其实，其他以“漳”命名的河流也都与两江汇流有关。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辩证》，岳麓书社，1998版，第17页）中说：“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余考其义，乃清浊相蹂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即说明所谓漳江即是清浊合流之江水。

（五）清代以来福建省地方各级地方志随后纠正了明代河东人的说法，而一致确定陈政、陈元光为唐代光州人。

清代学者较以前重视考据，学风十分严谨，考据学盛极一时。今天我们查阅清代各级志书，在陈政、陈元光等有关记载中，全部否定了陈元光河东人说法，均明确记载陈元光为光州固始人（注：其实是光州人。明初省州治定城县入光州，以光州代指旧弋阳县即废定城县。福建人或许不知道明代后光州人特指旧弋阳县或定城废县人，加之习惯性的攀附固始县，往往在光州下面加一个固始县）。这说明清代地方史志作家经过考证，发现明代《漳州府志》等记述陈元光河东人错了，所以及时进行了一点（尚不彻底的）更正。

（六）说陈元光籍贯河东实际上是攀附地望的陋俗。

河东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陈氏祖舜帝，都于河东。从陈氏族源、祖源来看，河东是为陈氏族源、祖源之地，是陈氏地望、郡望。说陈元光为河东人，实质或指陈氏地望、郡望。

 李乔在《“闽祖光州”现象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第328—330页）指出，《元和姓纂》、《威惠庙记》所说“河东”是陈元光家族郡望，并不是陈元光的籍贯。

（七）受隋代河东人“茂子陈政”的误导，以及陈克耕在河东戍守边疆的影响。

肖林、何池等福建省陈元光研究专家均指出持河东说的一个所谓的证据恐怕是，误以为隋代（陈）河东人“茂子政”为唐高宗时的陈元光父亲陈政。据《隋书·陈氏传》所载，隋“炀帝时授政（陈茂之子陈政）协律郎……宇文化及之乱以为太常，后归于大唐，卒于梁州总管。”《中国族谱研究》一文指出，“考隋书卷六十四《陈茂传》，茂子政，议者颇谓其人即陈元光之父。然茂子政乃河东猗氏人，陈茂子唐初卒于梁州总管，……而陈元光父卒年则在唐高宗总章二年以后，其非同一陈政可知矣！”

显然，这个河东的陈茂子政非光州陈克耕子政、陈元光父政。肖林他在《福建史志》1990年第六期《陈元光籍贯窥探》一文分析评论陈元光籍贯河东说时考证，陈元光祖父陈克耕在晋南淮北之河东一带戍守边疆和征战经年，河东只不过是陈克耕曾经转战的地方，而不是他的籍贯，当然更不能认为是他孙子陈元光的籍贯。

总之，学海无涯，建议个别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谦虚些，多读书，好好学习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慎重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所谓“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