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光与闽南族群之形成

汤漳平

我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是先秦文学研究的,就是诗经、楚辞、诸子等。历史在上学时也是要学的，但是学的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并不学地方史。但是作为一个闽南人，我觉得实在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自身的历史，真正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起，我开始进行闽南文化的研究，而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陈元光与闽南文化的关系问题。正是通过认真负责的研究，让我搞清楚了许多方面的历史事件。下面我给大家报告的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认识。要研究陈元光与闽南文化的关系，首先必须对福建的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许多人连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搞清，就去作研究，想当然地作结论，结果是造成许多错误，混淆了是非黑白。

一、闽越文化不是今闽文化的底层文化

今日闽文化的底层文化是什么？读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多认为闽越文化就是闽文化的底层文化。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应当先看看闽地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前，闽地的居民属闽族。《山海经·海内南经》载：“闽在海中。”《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又《周礼·秋官·司寇》：“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以上大概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闽”族的最早的记载。显然，一直至周朝，福建确为“闽”族所居，且此时已与周王朝建立了隶属关系。

战国后期，越人入闽，闽地文化发生一次大的变异。越族原居住于浙江，本为南方的蛮族。其中的一支后来兴盛起来，建立了越国。至越王勾践时，吴越相争，越初败于吴。此后越人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蓄了丰厚的力量，终于一举打败吴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后的一个霸主。

越国的领地，原本只在浙南一带。据《国语·越语上》载：“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上述四处在今浙江的诸暨、崇德、鄞县、龙游。可知其疆域并不甚大，且尚未及闽地。越灭吴，据有吴之地，于是向北发展，勾践还将国都迁往山东的琅琊。

战国时期，越国虽不属七强之一，但依然有较强的国力。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34年，越王无疆还曾率领大军攻打齐国，准备再度称霸中原。齐国知道越兵强悍，为避其锋芒，便派人到越军中说服了越王无疆，让他转而攻楚。楚国早有准备，当时的楚国国君是楚威王熊商，他得知越兵来袭的消息后，立即亲率大军迎敌，一战大败越军，杀越王无疆。这次战争，是越国败亡的起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其后出的《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中也作相同的记载：“威王灭无疆，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南山”在何处？当在闽地。在楚国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越人越过浙闽边界的群山南行以避兵，这是非常正常的。越人的南下入闽，是闽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闽越”一名，也是此时方才有的，说明南下的越人与原住地的闽人已相互融合。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闽越族首领无诸和繇率领越族军队参与了反秦战争，归属鄱阳令吴芮指挥。在战争中，越军英勇善战，立下了战功。因此，到西汉高帝五年（前201）时，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至孝惠三年（前192）时，“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闽越国土地，北至浙南，西至赣东北，南抵粤东，据称其甲卒不下数十万，在诸侯国中称强。西汉王室宗亲诸侯与之交往者如吴王濞、江都王建、淮南王长等，均厚馈礼物，并约定“有急相助”。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东越王馀善屯兵揭阳，暗通南越，不遵朝廷命令。次年，馀善反，刻“武帝”玺自立为帝，并封其部下驺力为“吞汉将军”，出兵攻占白沙（今江西南昌东北）、武林（今江西余干东北）、梅岭（今福建武夷山市东南），杀汉朝三校尉。汉武帝命令分兵四路攻打东越：“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浙江慈溪西南），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前110），四路军队俱入东越。馀善为其部众所杀，乱平。《史记·东越列传第五十四》载说，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那么，究竟有多少闽越人未被迁走，史料无载。有的研究者估计有十万、二十万、四十万之说等。如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论考》。但这种估计是不可为据的。因为闽越国时期，全闽究竟有多少人，也说不清楚。但从唐之前闽中人口统计看，至西晋有8000多户，此后从东晋到隋唐，历经四百年时间，人口一直未能增加，有时还仅5000余户。至隋大业年间才有12400余户，以每户4-5人计算，也不过5、6万人，如果说遗留下来的闽越人还有几十万是不可能的。徐晓望主编的《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福建通史·远古至六朝卷》中认为：“自汉武帝迁闽越人于江淮安置，闽中的文明水准大举倒退。此后300年里，福建境内人口极为稀少，作为会稽郡的一个县，它的历史极为模糊。”尤其让人遗憾的是，虽然经历了80年的考古搜索，闽越国之后的汉代遗址发现仍少得可怜。要之闽人大部北迁，虽有少部分人仍然留在闽中，但闽中人口稀少，所以，留下的遗迹也很少。

自汉之后，在今闽北地区确有被称为“山越”的民众，但闽越人和“山越”之间是什么关系，至今也不清楚。 “他们是本地的闽越人后裔还是从安徽、浙江迁来的山越人，则有些疑点。现有的史料与考古资料都不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闽中越人的族属”，因为“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他们的文化传统与闽越的联系不明显。”这无疑是一种谨慎的治学态度。

虽然如此，这些年在闽文化、闽南文化的研究中多数人依然在重复着相同的观点，即越文化是闽文化、闽南文化的底层文化，其次才顺便也提及还有吴、楚文化。尤其在谈到闽南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特点，即民间信仰的敬鬼神与海洋意识产生时，更是很自然地和越文化联系起来。

其一是关于民间信仰的敬鬼神问题。因为越人是信鬼神的，所谓“楚人鬼而越人禨”，（《列子·说符》）禨便是禨祥，都是讲楚人和越人信巫、信鬼的事。《吕氏春秋·异宝》也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既然越人原居闽地，那么这种习俗自然是从越族传承而来的。

其二是闽南人海洋意识的产生与承传问题。闽人或闽南人都是中原移民的后裔，中原地区并不习水，不近海，那么海洋意识的产生，又容易让人联想到越人，因为越人原就是习惯于水上生活的族群。这样的联想固然有其合理推论的逻辑链，然而却也只能是终止于联想而已。

其实文化的传承，最主要是在于人，既然在西汉武帝之后已找不出有原闽越居民继续在闽的确实依据，又如何认定今日之闽文化、闽南文化是传承自闽越人呢？相反，科学的发展，尤其有关人类基因的DNA检测，分子人类学的发展，却告诉我们，今日之闽人中，并无越人的血源关系。

2007年，李辉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李辉教授为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关曹操后裔的DNA检测便是由他们做出的。该论文指出：

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对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族群,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起源———百越族群,所以可以定义为‘澳泰族群’。闽越是这个族群历史上重要的一支,曾经是福建的主体民族。”作者并强调指出，在这些年来的研究中，“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已经基本厘清。”

他们通过分子人类学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调查了范围广泛的东亚人群中Y染色体O型其下三个亚型（01、02、03）的分布情况，厘清了现代的百越人群（现称为“澳泰族群”）在国外，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侗泰族群与马来族群；而在国内，则主要集中在上海和浙江地区。文章认为：

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闽语人群基本都是来源于北方的汉族移民。所以可以确定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已经消失。

他们在对闽南族群所属的莆田、泉州、漳州诏安、潮州、汕头等地人群作抽样调查后发现：

闽语的各个群体基本上都处于第1主成份的高端，……这说明这些群体是汉族中较为纯正的群体。特别是闽南的泉州群体，处于最顶端的位置上，几乎与安阳群体重合，所以闽南人从河南东部起源的观点是有较大可信度的。

对于江西、福建一带，文章认为：

是汉族成分比较纯正的地区，特别是福建，很少受到外界影响。所以，在汉族之前，闽越族是福建的隔离群体，闽越之后，汉族成为福建特殊地形造成的隔离群体，这可能也是汉语各方言中闽语支发展速度最慢的原因之一。

以上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它廓清了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仅凭个人印象作出的一些并不准确的估计。

但是，有个问题是必须说明，并非所有闽南族群均与越文化无关。广东的闽南族群，如潮汕地区、古雷半岛，原为南越人居住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如闽越人的大迁徙，因此其底层文化中自然有越文化的因素。海南的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是原住民，据认为是百越族的后代，有学者认为台湾的底层文化自然是越文化，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凡事应从实际出发才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至于闽南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特点，即民间信仰的敬鬼神与海洋意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主要是中原民众陆续迁移入闽，在闽地开发的过程中，也同时带来中原地区的许多民间信仰。尤其是这几批中原移民，主要来自河南东南部的原东楚地区，历史上曾深受“巫风”影响，因此也将此习俗带入闽南。至于海洋意识问题，则其形成原因和过程就更加复杂了，我在《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四章第五节《走向海洋文明》中作出了回答，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看。

二、唐初中原移民入闽是首次大规模“开闽”

至中唐时期，闽文化应已形成，它既是今日闽文化的底层文化，也是闽南文化的根基。

中原民众入闽有记载的史料，当属西晋的 “八王之乱”后的所谓衣冠士族入闽的记载。西晋太康三年（282），朝廷在闽地增设晋安郡，加上原有的建安郡，则共有二郡。但是，总体而言，自晋及隋，长达三百余年，闽地人口数量并未改变稀少的状况。

可是，自此后直到南朝宋时，几次有记载的闽中人口，却不增反减。如《宋书·州郡志》载，当时建安郡“领县七，户三千四百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而晋安郡：“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两郡合计有5885户，37524人。

隋代是闽地的相对发展期，虽然实行州县合并，在闽仅保留了四个县：建安、闽县、南安、龙溪。但人口似有了较大增长，《隋书·地理志》载：当时全闽共有12420户，虽然仍不算多，但比起百年前来，其户数已增长了一倍多。至于人数，至多也就是五、六万人。以福建之大而只有区区之数万居民，其荒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一）唐初的中原移民入闽概况

闽地大开发的序幕是由唐代拉开的，而闽南文化的形成，也是和唐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数发生在唐代初年的“蛮獠啸乱”而引发的中原移民入闽。鉴于对这一事件本身至今仍有诸多争议以及此事之深远影响，笔者将用较多的笔墨来细谈陈元光对泉、潮地区的开发所作的重大贡献这一问题。必须说明的是，此时所说的泉州，指的是今日的福州。

陈元光(658--711)，字廷炬，或原籍河东，后居河南光州。父陈政为唐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奉唐高宗命令进戍绥安(今福建云霄)，陈元光随父戍闽，此后即从事泉、潮地区开发。

唐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唐高宗下诏命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事，“率府兵3600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123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相视山源，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方，奠皇恩于绝域”。这道命令要求“莫辞病，病则朕医；莫辞死，死则朕埋”。“斯誓斯言、爰及苗裔。”这可说是一道很严厉的命令。

陈政父子入闽后对闽南的治理、开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稳定局势时期。这个时期以作战为主。陈政率兵进伐时，寡不敌众，退守于九龙山(今漳州北华安县内)，上奏朝廷请求加派援兵。朝廷命令陈政之兄陈敏、陈敷，领军校及中原五十八姓民众来援。但陈敏和陈敷病死于道中，其母魏氏足智多谋，代领其众，继续南下增援。援兵入闽后与陈政会齐，击败蛮獠主力，南进并屯兵于云霄。这是陈政人闽后扎下根的阶段。677年，陈政病故，陈元光代领其众，多次带兵入潮州地区，经历艰苦卓绝的战斗，歼灭蛮獠主力，从而稳定了局势。

第二阶段，设置地方政权与恢复社会经济阶段。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上表请于泉、潮问增置一州，并委派地方官吏。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因地为名，在漳江旁建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并且朝廷令陈元光兼刺史之职，自别驾以下，得自辟置。可见唐王朝对陈政、陈元光父子是很信任的。

建置漳州以后，陈元光“乃率众辟地置屯，招来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奏立行台于四境，时巡逻焉”。从这时起，“北距泉兴，南逾潮惠、西抵汀赣，东接诸岛屿，方数千里，无烽火之惊，号称乐土。”可知建州之后，陈元光及其部下就着手大力恢复经济工作，这是正常的。这一长期混乱的地区得到治理，老百姓自然十分感激陈元光，因而景云二年(711年)，当陈元光作战阵亡时，“百姓哀号，相与制服哭之。”设置地方政权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陈元光开闽建漳后的主要活动，前后用了25年时间。

第三阶段：巩固与发展经济时期。陈元光死后，他的部下和子孙继续进行开发闽南的活动。陈元光的儿子陈珦、孙陈酆、曾孙陈谟，历任漳州刺史。据记载，陈谟至元和十四年(819年)卒，也就是说从公元669年陈政入闽至公元819年陈谟卒，在长达l50年的时间里，陈家五代人及其从中原带来的部下们，一直致力于闽南地区的开发，直到陈谟的儿子陈泳到外地做官为止。《旧唐书》记载，到天宝年间，漳州已有5346户，l7949人。更有意思的是陈泳最后的任职是在河南老家当光州司马。

其实中原民众几次南迁,对闽地影响最大的应是陈元光的入闽。从入闽的规模和人数来看，晋代一次人数较少，且是无组织的分别进入，形不成气候。而唐初陈政、陈元光入闽却是有组织的。入闽者分先后两批：第一批由陈政带去的，有3600多人，这有文献可考；第二批由陈政的兄长带去的有军队及58姓民众，虽具体人数不清楚，但数量必然会大于第一批，因为这次是聚族而行，兼带家属，人数自然较多，至少有万人以上。闽地原来民众人数稀少，一次来了这样一支大部队，所产生影响是可以想见的。许多人因为陈元光后代被加封为开漳圣王，便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功绩便是开漳建漳，这真是一大误会。他们不了解陈元光还有另外一个职务是岭南行军总管事。他在给朝廷的奏表中自称“泉潮守戍”，这是谦称。当时的泉州是现在的福州，潮是潮州。也就是说，当时从现在的福州到潮州只有两个州，所以他建议在两州中间增设一州，目的是“以控岭表”，也就是说要控制这个险要地点，不让那些不法之徒随意往来。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表，又让他兼任首任刺史。所以说他开漳并不错，但更重大贡献是开发全闽及粤东北地区，即潮汕，当时这两个地区一直合成一体的，直至770年之后，潮州才和福建分离，归属广州管理。

（二）唐初的开闽建漳，对于全闽及闽南地区影响巨大，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1、随着安定局面的形成，又有数量众多的中原移民入闽，可说是形成又一次移民高潮。以往的学者在研究中，往往只关注前两批入闽者的人数，而较少注意其后续效应。其实唐代的两次移民，就其绝对数而言，都不算多。唐初这一次仅万人，而唐末三王入闽也不过有众数万。但是这两次所造成的滚雪球似的后续效应却十分惊人。开元二十年（732），全闽户数已是唐初的九倍，由1万余户增至近11万户，而开发较晚的闽南，仅泉州即达五万余户，是唐初的十几倍。在唐代的历次人口统计中,这次统计的户口数最高，一直保持到唐代末年。因此，所谓“开闽”，当然是唐初的二陈父子以及跟随他们南下的申、光、蔡三州87姓民众。这说明局势稳定之后，又有大批中原移民入闽。而唐末三王入闽，不过有众数万，当时的全闽户数至多15万户，但到宋初已达到45万户，这当然也有其后续效应的因素。

2、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导致闽地州县建置也迅速增加。如闽南，建漳之后不久便有武荣州的设立（711年又改名为泉州）。随之是汀州的设立，至此，闽南与闽西的三个州已全建成。

3、此后的两百年间，全闽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文化教育的建设。有了相当规模的人群，有了对河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共识，也就为闽文化在唐中期的形成及宋代的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唐初的平定”蛮獠嘨乱”相比,闽南族群的形成与闽南文化的传承是意义更重大的事情。在我国历史上，几千年间不知有多少事件发生，然而能对后代、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可说是微乎其微的。唐初的开闽建漳，上万人的队伍南下，实在说不上是多么重大事件，因为当时局势并不稳定，内忧外患频仍，打起仗来出兵动则数十万，上百万。因此，“唐史无人修列传”，实在是情理中的事，因为谁也难以预见到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后竟然产生出一个数量达上亿人的闽南族群，而且这个族群在中华文明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有关闽南族群的形成与闽南文化的传承的问题。先说什么是闽南文化？

三、什么是闽南文化

当本世纪初闽南文化开始受到关注之时，曾经有过一阵比较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闽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有的认为是一种族群文化。这两种说法，各有一定的道理。

就地域的概念而言，因为在闽文化研究中，常常有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都是按区域的地理位置划分，其中都有闽南文化的概念。“百度网”上关于闽南文化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区域概念：它认为：“闽南文化，系指生活在福建地区的人共同创造的（主要是闽南人），并一代代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地区性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支系，其分布范围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被誉称的‘厦、漳、泉金三角’，即现辖的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各区、市、县（泉州原辖金门县，待统一）。闽南文化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福建设置闽中郡，开启了中原文化与闽南土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晋时期，大批中原汉民迁入闽南地区，推动了闽南文化的形成。晋唐时期，闽南地区汉民人口剧增，经济迅速发展，政教管理体制日臻完善，闽南文化得到发展。宋元时期，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启航点和东方大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到泉州经商，带动来了伊斯兰文化，闽南文化得到丰富。明清时期，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传入了西方文化，闽南文化进一步得到繁荣。从闽南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窥见闽南文化是经过一代代闽南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挖掘、弘扬、创造，并吸收采纳了阿拉伯文化、南洋文化、西方文化等外来文化的特质和合理因素，有机地融入了其体系内，孕育、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独特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

2007年6月，我国设立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在《规划纲要》中明确保护区的范围是今闽南地区的厦门、漳州和泉州，这也是就区域作出的划分。

但闽南文化更为重要的是族群文化的概念，族群文化或称民系文化。如客家文化，它不是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种族群文化的概念。有关民系或族群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和解读，但一般认为，所谓民系或族群，指的是民族内部的不同分支，分支的内部，使用相同或类似的语言、相近的风俗习惯，以及彼此间的文化认同等，它们并不受地域的限制。中国的民系划分一般均以地域命名，只有客家是不以地域命名的。这是因为客家人主要居住在闽西、赣南和粤北的三角地区。当然，也有在民系文化区分时，提出“闽海文化”的概念，但“闽海文化”比“闽南文化”概念范围广，因为它还包括了闽东文化及莆仙文化。

有关闽南文化概念，国家《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中这样表述：“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南移的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多次交融、层层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并传播到台湾、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相比之下，这一概念比较模糊，但它却越出了区域文化的概念，反而更符合实际。

当然，如前所述，鉴于闽南是一个特定的区域概念，因此在闽南区域之外的闽南民系的学者很希望另外寻找一个可以涵盖整个闽南民系的概念来替代“闽南文化”，但是，“闽南文化”已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闽南族群的文化的概念，另外再寻找更合适的替代词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四、研究闽南文化的现实迫切性

2017年九月下旬，我到洛阳参加第14届河洛文化研究会，应会议主办方的邀请，就闽南文化的相关问题作了大会发言。发言中，我当着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领导的面，直接提出国家应加大对闽南文化和开漳圣王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应当将其作为重大研究项目，提升到国家的层面加以支持。这个建议得到港澳台侨委领导的重视，并表示将进行认真的研究。我想在此重申我的意见，也希望得到我省相关部门领导的进一步关心和支持。

闽南文化是本世纪初才被提到研究议程上的，不过只有十几年时间，和其他许多地域文化或族群文化相比，是比较滞后的。从一开始就呼吁成立闽南文化研究会，然而直到几个月前才“千呼万唤始出来”。虽说这几年，各地区就闽南文化开展的活动也不算少，但许多问题的研究依然停留在一般的层次上。而现实中却有着太多的问题急需我们去回答，去解决。尤其国家最紧迫的一带一路这一重大的战略构想，其中直接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哪个都与闽南族群、闽南文化密切相关。

关于南海：最近典型的事件是菲律宾问题，搅得南海昏天黑地，始作俑者是漳州人的后代，花费了我们多少精力，搞得十分被动。可是杜特尔特一上台，形势急转直下，令人看得眼花瞭乱，杜又是一个闽南人的后代，只不过是泉州人的。可见都绕不开闽南人，那么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突然发生了这么明显的戏剧性的变化，难道仅仅是个人性格因素造成的吗？和闽南族群的性格有无关系，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菲律宾人中，有百分之二十的华人血统，也就是说有二千万人。其实，不仅是菲律宾，东南亚各国，都有数量众多的华人及其后代，这些人中，数量最多的是闽南人，2006年我来马来西亚时，当地人告诉我，在马来西亚，只要会讲闽南话（当地人称为福建话），从南到北，不用担心会迷路。以前普通话不普及时，闽南话是东南亚各国华人共同使用的通语。可见其影响之大。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国家，自不必多说，其他如印尼、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等，都有大量以闽南人为主的华人及华裔，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职业，活跃在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认识和了解他们，做好他们的工作，十分必要。

台湾问题：不久前我到漳州龙文区的檀林威惠庙，看到庙里挂了很多高雄市长陈菊的题字。问话中得知，她一到重要节日就会寄字过来，还说希望要来祭拜。檀林威惠庙里供奉的是闽南人共同的祖先神开漳圣王陈元光。显然，陈菊也是认他为自己的祖先吧，否则不会如此的一往情深。我记得还有陈水扁吧，也宣称自己是开漳圣王的第几代子孙。为什么这些人都要拉开漳圣王这面大旗？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台湾的闽南人有1800万，而开漳圣王是闽南族群的共同祖先，在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和很强的吸引力，所以这些政治人物都要来挂钩，开漳圣王信仰是闽台民间共有的四大信仰之一，也是最集中地体现出两岸之间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的民间信仰。开漳圣王也是具有国际性的信仰，在东南亚有很多的信众，开漳圣王的庙宇都建在东南亚各国重要的水陆交通码头及要道上，是历代到这些国家的闽南人建起来的，和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相重叠。这种现象提示我们，确有必要加大对开漳圣王文化的研究。而我们目前的研究，应当说是还很不深入，层次还很低。11月在台中要举办第六届国际开漳圣王联谊会，这对两岸民众间交流是有好处的，但必须提高相互交流的层次，不应停留在宫庙间交流的层次上。而应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我在河南开会时，遇到台湾成立一个文化团体，叫“台湾中华河洛暨开漳圣王文化研究会”，主要由学者和媒体人组成。他们理事长廖俊杰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开漳圣王陈元光应当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是为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直至生命。不能只将抵抗外族侵略的才称为民族英雄。为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就应当称为民族英雄。所以我认为，应当更深入地挖掘和研究开漳圣王文化的内涵。开漳圣王陈元光一生中最重要的品德便是一个“忠”子，忠于国家，忠于中华民族。我们要以此来问那些持台独理念的人，你们声称信仰开漳圣王，是不是也应当继承他最重要的美德，以国家、民族的大义为先？五缘文化的提出，对于处理两岸关系、对外与华侨华人的关系，是很有价值的，但要立足于文化内涵的阐发，而不是表面上的热热闹闹。

               五、关于闽南族群的形成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闽南人在全球约有八千万人。其中，福建约1400万人，广东约1900万，台湾约1800万，海南约600万，香港、澳门、广西、江西、浙江、四川等应有400万，

海外的华侨、华人中约有2000万。显然，这是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族群。不仅如此，闽南族群还有着与其他族群不同的一些特点，非常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然而，遗憾的是，目前闽南文化研究连最基本的理论问题都未能达成共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难道问题真的那么难解吗？我这里讲的是有关族群的形成问题。这几年，我在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的子项目《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综论》及院重点项目《开漳圣王文化研究》时，比较集中地思考了这一问题。福建是族群文化比较复杂的省份，但主要是闽南族群、闽东族群和客家族群为主。那么，这几个族群是如何形成的？我看了不少相关著作和文章，对后两者大体已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如认为闽东文化在三王入闽后形成，客家文化在宋末或元末明初形成，惟有形成闽南族群的问题至今争论较大。那么，形成闽南族群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带成见的话，原本是很清楚的，是唐初由陈政、陈元光父子所带领的中原移民入闽，平定蛮獠啸乱，拉开闽地开发的序幕，促使更大规模的移民潮。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历经百年左右时间，形成了由唐初的河洛文化与原有的自魏晋时期入闽的移民文化相融合的闽文化。语言学家公认，仅闽南话中的文读音是唐初的河洛音，而白读音代表自魏晋时期入闽的原有移民的语音。因此，我赞同徐晓旺在《福建通史》中的说法，唐以前福建人口稀少，形不成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而在平定蛮獠啸乱后，很短时间内，大批中原移民滚雪球般地进入福建，人口户数增长九倍多，达到近11万户，終于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闽文化，唐代二百多年的闽文化其实就是闽南文化。过去许多学者望文生义，将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历史作用局限于开漳，而没有注意到他们首先是泉、潮的最高军事首领——岭南行军总管。闽南地区保存下来的大量族谱资料已经充份说明，陈氏父子带领的军队控制了从闽江流域到韩江流域的广大区域，从而也将中原文化传播到这一大片区域之间。闽东地区在唐代原本是与闽南均属同一种文化类型的，只因为唐末的三王入闽，带来了经过二百多年演变形成的唐末的中原文化，覆盖了原有文化，从而才分离而形成今日的闽东文化区。

以上是我对唐代初年所发生的这一历史事件认识，我对推动唐代福建开发的陈政、陈元光父子，对跟随他们南下的八十七姓中原民众、也是我们的祖先，怀着深深的敬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