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交际认同理论

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理论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关差异的理论侧重探究了交际的困境所在，有关趋同的理论主要解析了交际过程与结果，把两种理论之视野整合到一起的是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理论。任何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都会有自己特定的文化认同，任何交际既是信息的交换，同时又是身份的确立和认同的商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对身份和认同问题作过大量的论述。虽然大多数学者已经拒绝接受那种把单一、既定和经久不变看作文化的特征的观点，转而强调其多重性、开放性和可塑性，但由于各人的着眼点不同，所关注的问题也有差异，因此他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认同与身份作出多元化的诠释。本章将重点评介迈克尔·海齐特（Michael L. Hecht）等推出的交际认同理论、玛丽·J·科里尔（Mary J. Collier）等提出的文化认同理论、笔者的跨文化认同理论、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以及今堀（Tadasu Todd Imahori）等建构的身份管理理论。

1.交际认同理论

迈克尔·海齐特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其主要旨趣是研究与文化和认同相关的问题。海齐特一直关注非裔美国人以及美籍墨西哥人的身份与文化，作了大量的实证考察。他在分析认同理论文献时发现，大多数学者把认同与交际分开讨论，他们的理论模型与实际不相吻合。海齐特认为，交际与认同密不可分，交际乃认同之实现（enactment of identity），只有把认同与交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理论才能更好地对应和解释现实。他和詹妮弗·R·瓦伦（Jennifer R. Warren）等人一同提出了改进后的交际认同理论。〔1〕

交际认同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认识之上，即自我理解和个人认同是普遍的现象，虽然世界各种文化对自我与认同有各自独特的理解。大体上看，非洲文化执着于和睦，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待自我，强调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和睦。亚洲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哲学重视集体，淡化个人，要求人们遵从普遍的法则和社会秩序，其核心价值是基于互惠基础上的“仁”，认同相应地被解释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西方文化主要继承了希腊人对认同和自我的理解。希腊人从两极对立的观点来解读认同，界定自我。他们把自我解读为一系列与他者对立的角色——希腊人是自由的，他者是不自由的；希腊人是文明的，他者是野蛮的……；与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希腊人把自我看作独立的实体。这种基于个体主义之上的自我观念被西方人不断发扬光大，现已成为他们的主流意识。这些文化皆从不同的角度确立了所属成员的认同。交际认同理论不仅全面汲取了世界各种文化对自我与认同的阐释，而且还吸收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思想。后现代主义断言，人们可以在多重自我之中自由地选择认同，人类身份呈现出流动化、碎片化以及相对化等特征。

交际认同理论立足于经典文化对自我与认同的阐释，其直接的理论源泉来自社会认同理论和身份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视认同为社会分类的产物，诸如族群、性别和职业等社会分类被看做社会结构化的一部分。个人归属于不同的社会范畴，在获得成员资格的基础上形成身份。社会赋予每个个体以社会身份，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其所属的社会分类。相应地，社会认同通过团体身份把个人与社会联结到一起，影响着他们的信仰、态度以及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

如果说社会认同理论侧重社会层面，身份理论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个人层面。身份理论出自符号互动学说（symbolic interactionism），它以角色的概念来解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身份理论中，角色是指：“一个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占据特定地位时发挥的功能或所起的作用”。 〔2〕 个人角色的合适与否取决于社会其他成员在各种场合对他人的预期。角色一旦内化，角色认同就随之形成。因为认同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对立或联系中产生，所以角色有与生俱来的社会性。社会学家早就提出了把身份理解为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物的观点。库里（C. H. Cooley）曾用“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来表达他人对自我的凝视——人们通过他人对自己的感受来理解自我。米德（G. H. Mead）曾提出与一般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相联系的自我；他认为，一个发达的自我既包容社会又创造社会；当自我能够把与自己发生互动的他人的意向整合进一般性的行为标准时，自我就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成为自己对社会的思考。〔3〕 高夫曼（E. Goffman）也曾指出，个体具有多重角色，在选择角色认同时要受到社会的规约；认同是个体在社会规范的影响下经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的，并且由他人的期待所构成。〔4〕

交际认同理论赞同社会认同理论以及身份理论把个人与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论断，它从前者那里吸收了集体认同和社会分类的概念，从后者那里吸收了社会角色和社会归属的概念。但交际理论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进一步提出交际不仅影响身份而且是身份的实现；身份与交际相互交织，它在交际中形成、维系、调整和转换。一方面，交际通过社会互动创造和交换以符号来表征意义，并且把这些意义与自我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人们把自己置于得到社会承认的范畴时，又通过社会互动确认这些范畴的相关性，认同由此产生并得到塑造；交际通过上面两条路径内化为认同。另一方面，认同在社会互动中经由预期和动机显现出来，因为特定的认同决定了特定的预期，进而决定特定的交际行为。一言以蔽之，认同在社会交际中既得到了内化又得到了外化。

基于交际既是认同的内化又是其外化的观点，海齐特等人开始建构他们的交际认同理论。该理论主要围绕关键性概念“认同”展开。海齐特等人认为，认同存在于多重载体之中，不仅寓于独立的个体，而且寄身于社会过程。它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个人的、实现的（enacted）、关系的和群体的（communal）。个人层面是指作为认同载体的个人。认同以自我概念、自我形象、自我认知、自我情感和自我存在感等形式储存于个人层面。个人层面的认同为我们理解个体在一般与特定情形中如何界定自我提供了线索。实现的层面是指认同在交际中通过信息的交换而付诸实践。在这个层面中，自我被看做行动的、得到表达的自我。关系层面是指认同属于人们在交际中相互商谈和相互塑造而形成的产物。它有三层含义：其一，个人以社会互动的方式建构认同，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开放、没有止境的进程，不断受到他人观点尤其是社会范畴的影响；其二，个人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建立自我认同；其三，人际和社会关系本身就是认同的单元（unit），因此夫妇、上下级和同事等单元能够建立认同。群体层面是指认同所属的集体。群体成员往往有共同的、特定和集体的记忆，他们在共有特性和共同历史的基础上建立集体认同。认同的四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各种特定的场合中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认同四个层面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形成了交际认同理论的17个命题，其中基本命题有九个，关于个人层面和实现层面的命题各有一个，关于关系层面的命题有五个，关于群体层面的命题有一个。该理论的九个基本命题如下：

命题（1）认同具有个体的、社会的和群体的特性。

命题（2）认同既是持久的又是变动的。

命题（3）认同是情感的、认知的、行为的和心灵的。

命题（4）认同不仅有内容的还有关系的分析层次。

命题（5）认同是交谈中被表达的代码——认同是话语的，它以共性来界定成员资格。

命题（6）认同具有由核心符号、意义和标签表达的语义特性。

命题（7）认同规定了某种既得体又有效的交际模式。

命题（8）认同是预期和动机的来源。

命题（9）认同是显现的。

关于个人层面的命题是：

命题（10）认同具有不同等级的意义，使自我成为社会性建构。

关于实现层面的命题是：

命题（11）认同在社会行为和社会符号中得到表达和实现。

关于关系层面的命题有如下五个：

命题（12）认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显现。

命题（13）认同在相互关系中得到实现。

命题（14）相互关系使认同成为社会实体。

命题（15）认同是他人在社会中赋予自我的意义。

命题（16）认同是按等级排列的社会角色。

关于群体层面的命题是：

命题（17）认同在群体和社会网络中显现。

交际认同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如何在社会交际中通过协商来实现自我认同。认同与交际的关系是跨文化交际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之一，相关的研究也有很多。交际认同理论正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强调认同的交际性并且重构既有认同概念而形成的。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交际不仅影响认同而且是认同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在交际认同理论中，认同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既定、孤立的东西，而是作为自我角色以及社会分类相互建构的产物，两者互动的中介便是个人与社会交际。该理论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自我、交际、相互关系、群体特征（实际上是社会范畴）以及认同”五个基本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上。首先，个人对自我的界定形成认同的原初形态，它由交际来表达与实现，然后在与他人建立的关系以及社会范畴中得到塑造，最后影响到交际者的行为。交际认同没有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辩证统一，而是以“商谈”（negotiation）这个隐喻来演示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认同既有预定的内容，也有社会建构；既有主观的判断、个人的选择，也有社会规约和集体意愿；它不仅通过交际行为来表达，也由社会符号来沟通；成功交际的关键在于个人如何与他人以及社会达成共同接受的协议。

交际认同理论把自我认同的实现理解为双重协商的过程——自我协商和自我与他人以及社会协商的过程，从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上揭示了认同建构的基本机制。由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它对符号互动论的借鉴。符号互动学理论认为，人类在界定自我的时候既使用主我“I”，也使用宾我“me”；主我“I”是思考着、行动着的主体，宾我“me”是主我“I”审视的客体性的自我——通过他人所折射出的自我；社会经由宾我“me”进入个体，并且被主我“I”所建构和重构；在主我“I”和宾我“me”的对话中社会的期待与个体的要求进行了协调。 〔5〕

交际认同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认同本质、层次、特性和形成过程的解释，为跨文化交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它对认同建构双重性的诠释尤其有启发意义。由于每个社会个体一般都有多重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立必然要经历各种选择、博弈和调和，而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各自的运作和互动模式无疑最具根本性。鉴于社会交际本身的复杂性，认同的建构自然还要涉及许多具体的因素。例如，个人在作自我选择时，其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地理环境和人身安全等因素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而社会在对个体实行规约时，也会受到时代背景、文化定位、社会思潮、权力的大小以及经济的发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当我们把交际认同问题放在跨文化视野中考察时就会发现，文化差异同样对认同的建构发生影响。在这方面，文化认同理论为我们理解认同建构的过程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2. 文化认同理论

玛丽·J·科里尔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后来转到丹佛大学人类交际研究系工作，现在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传播与新闻学院。她的研究旨趣主要在于跨文化认同和跨文化关系。科里尔和托马斯于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理论模型。与交际认同理论一样，文化认同理论不同意那种把文化认同看作独立的变量和先验性事物的观点，认为它是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形成和管理的多重身份之一。该理论从跨文化交际和文化的定义入手，借助系统理论的框架，对文化认同作解释性的分析。〔6〕

跨文化交际研究常常把文化差异界定为先验的现象，然后依据文化认同来预测交际行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它给予我们确定的参照点，便于进行跨文化比较，但它的缺点是对文化过于简单化的分类。相应地，它对文化认同的分析往往流于肤浅或陷入误解，对何为跨文化交际以及交际者的认识也较为模糊。因此，科里尔和托马斯聚焦交际双方的话语，从解释学视角探究两者之间的互动，揭示跨文化交际中认同建构的动态过程。

文化认同理论的起点是对跨文化交际和文化概念的界定。何为跨文化交际？科里尔和托马斯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指认同于各具特色文化的交际者相互之间的交往。人际交往也涉及交际者的独特性，但它主要指交际个人的与众不同。跨文化交际则牵涉到文化框架，即整个文化参照背景的不同，其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个体差异，而在于交际者所代表的文化系统的偏差以及两种文化体系中规则与意义的区别。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标识是交际者的认同，如果两个交际者认同各自的文化，并且以各自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进行交流，他们之间的交际就可以被定义为跨文化交际。〔7〕 文化认同理论提出，话语（discourse）是判断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的关键因素。这个观点立足于该理论对文化的理解之上。交际认同理论承袭解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的狭义文化观，把文化界定为“由历史传播的符号（symbols）、意义和规范系统”。它强调文化传统以及人类互动如何变成话语文本（discursive text）的过程，凸现了交际代码的系统性。交际认同理论厘定的文化包括族群特性（ethnicity）、性别、职业以及其他任何与个人密切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的符号系统。它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规范性层面，亦即道德层面；二是构成性层面（constitutive dimension），亦即意义层面。规范层面的文化体现在行为模式和社会规则，如社会庆典、礼仪、禁忌或交谈的程序等之中；意义层面的文化体现在隐喻、故事、神话以及各种社会符号系统中。每个文化的核心符号（core symbols）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意义系统是它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的关键因素。

文化认同理论的文化观源自解释人类学，有其解释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基础。它认定，跨文化对话者的行为与话语中的解释相互作用，这些解释以具有能够被解读的规范形式和符号结构的话语文本出现。在认识论上，科里尔和托马斯赞同格尔茨的观点，认为本土人的解释最能揭示文化认同，最可靠的证据来自民族志（ethnography）——对本土文化的事件和习俗作忠实、细致、深入的描述。鉴别文化认同的有效手段是观察那些宣称自己归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存在哪些系统的相似和差异。如果两个交际者虽然存在某些差异，但他们有共同的谈话主题，遵循共同的规则，能够在意义上达成共识——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那么他们就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反之，倘若他们虽然有一些表面的相似之处，但却没有本质上的共性，他们就不属于同一文化群体。在本体论方面，文化认同理论断言，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在商谈认同。换句话说，认同随语境变化而变化，交际者在不同的语境中会选择不同的认同。认同只能出现在各种具体的情境之中，并且被话语所建构。在文化认同理论的哲学观中，主体间性和商谈是两个关键概念。主体间性使私有知识能够从一个主体传输到另一个主体，社会意义之网由此而被编织出来；与此同时，交际者的认同在意义系统中通过商谈而得到了确立。基于上述认识，文化认同理论提出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1）：人们在话语中商谈多重的身份；

假设（2）：涉及属于不同文化的话语系统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

交际认同理论选择规则／系统（rules/systems）作为其基本分析框架。它脱胎于系统理论，涵盖系统、跨文化能力和规则三个主要概念，其用意是为在各种语境中系统化分析意义提供一个方法。格尔茨、海齐特与金荣渊等许多学者都使用过系统概念。科里尔和托马斯把系统界定为“具有可识别的结构和功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元素结合体”。依据此定义，各种文化是由信息系统构成，其结构可以通过核心符号和规范来识别，其功能可以通过描述的结果得到辨认。在文化认同理论中，各种文化认同被当作核心符号在统摄它们的大的人类文化体系中进行比较和分析。跨文化能力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它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系统自我维系的机制。许多学者都曾定义过跨文化能力，科里尔他们认为，它是“在商谈相互接受的意义、规则以及获得积极的结果的过程中显示出的能力”。文化认同理论把规则和规范当作可以交替使用的概念，认为它是“具体地说明何时以及如何进行交际的规定”。有能力的跨文化交际者能够在交际规则和话语意义上达成共识，其交际富有建设性。他们不仅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较高的调整能力，准确地驾御交际规则，而且在与不同文化成员的交谈中表现出较高的商谈技巧，敏锐地把握对方的思路，充分肯定对方的自我理解和文化认同，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且实现双方期待的目标。规则／系统分析框架的合理之处体现在它成功地揭示了交际规则的差异以及交际者对结果的不同偏好，为人们评价跨文化能力建立了一般性的标准，进而从规范和意义两个层面探究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和管理途径。科里尔和托马斯用三个假设和两个定理总结了规则／系统分析框架的独到之处：

假设（3）：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前后一致的意义的使用和得体、有效的交际行为；

假设（4）：跨文化能力通过共享意义、规则和具有正面结果的商谈而产生；

假设（5）：跨文化能力在文化认同得到确认的过程中产生。

定理（1）：话语涉及越多规范和意义上的差异，交际越具有跨文化性；

定理（2）：跨文化能力越高，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或更长久的维持。

文化认同理论从解释学角度研究跨文化能力，分析交际符号系统，解读文化认同对交际的影响，整个理论的逻辑主要围绕文化认同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在科里尔和托马斯看来，文化认同是指：“对具有共享符号、意义以及行为规范群体的确认和认识上的接受，”其中文化的核心符号系统是它最具代表性的表征。当个人认同于文化群体时，他们能够使用和理解群体的符号与意义系统，并且能以合乎文化规范的行为进行交际。文化认同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和重构，是“存在”（being）与行动（action）的结合体，集中体现在跨文化对话者运用的核心符号和标志上。它世代相传，随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各种跨文化语境中，文化认同在范围（scope）、突显性（salience）和强度（intensity）三个层面上表现出迥异的状态。例如，文化认同在范围上，可以有较大的国家文化认同，也可以有较小的地方文化认同；在突显性上，它可以在某个场合显得十分重要，但在另一个场合却不那么突出；在强度上，有些人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如国庆典礼）强烈地认同于他们所属的文化群体，但在其他场合（如友人聚会）却较为平淡地对待他们的文化身份。简而言之，文化认同与社会语境一同发生变化，跨文化互动产生的话语文本——语言反映并且建构交际者的文化身份。科里尔和托马斯把他们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路径总结为下面的一个假设、三个定理和一个原理。

假设（6）：文化认同在范围、突显性和强度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上发生变化。

定理（3）：文化认同越是在话语上具有差异，交际越具有跨文化特性；

定理（4）：交际者判断的文化认同与对方声称的认同越有一致性，其跨文化能力越强；

定理（5）：文化认同的语言参照（即映证物）和参与者、情节（episode）类型以及话题等社会语境因素一起系统地变化。

原理（1）：话语中表露出的文化认同越强，交际对方的特定身份具有的突显性越高。

文化认同理论主要研究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的互动问题。霍尔和霍夫斯泰德等许多学者也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但他们把文化认同当作既定的变量进行分析，基本上属于静态研究。科里尔和托马斯的开拓性在于他们以动态的认同观考察两者的互动，对文化认同的形成和管理作系统的解释，其基本的观点是：文化认同是交际者多重认同之一，它在跨文化对话中形成并且发生变化。该理论有文化认同和核心符号两个基本概念，两个基本概念又包括系统、规范、意义、跨文化能力、话语和商谈等相关概念。它的关键变量有四个，即文化认同、核心符号、规范和意义，整个理论逻辑也建立在它们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上。虽然该理论的建构者强调他们采用的是解释学视角，主要关注跨文化交际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无意揭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对相关行为作预测，其原因是他们把文化认同、规范、意义和跨文化能力等现象当作过程而非既定的变量来研究。然而，从他们提出的规则／系统分析框架以及总结出的论断、定理和原理来看，六个论断基本属于现象的描述，五个定理和一个原理无疑涉及因果关系的判断。实际上，任何理论对现象作系统性解释时要完全回避因果联系是不可能的，文化认同理论自然也不例外。文化一方面是人类互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历史的积淀，既有变动、不稳定的方面，又有持续、稳定的方面；文化与交际不但有平行的相互建构关系，也有先后的因果关系。在文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不是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建构认同，而是在历史传统的语境中商谈选择的余地，探讨新的可能。

如果从现象的描述和解释两个方面来归纳文化认同理论的话，它大体上表达了以下观点：就现象的描述而言，跨文化交际是认同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之间的交际；文化认同主要由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不同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就现象的解释而言，社会交际总是在人际交往和跨文化交往之间游动，话语系统和它所表征的规范和意义体系的差异越大，跨文化的程度就越高；跨文化对话者越强烈地认同于其所属的文化，他／她在特定语境中表露的特定文化身份越显重要；由语言映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语境一同发生系统性的变化；交际者的归类越与对方的文化身份一致，其跨文化能力越强，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就越能得到维持和发展。

从文化认同理论的观点来看，它并没有什么创意，其主要的贡献在于它引入了解释人类学的文化理念和研究方法。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由社会通行的、公开的意义系统所组成，人们借助这个符号系统相互联系和交流。文化不是先验之物，而是人类交际的结果；文化造就了人，与此同时人的发展又使文化不断丰富和升华，两者共生、共存、相互依赖；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理解和发展主要得益于他们拥有文化。在文化研究上，格尔茨延续了韦伯的传统，借鉴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他提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寻意义的解释科学；人类解释学即是建构对于所发生事情的理解，而非建构统一的模式。文化解释理论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thick description）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归纳；个案研究的基础性工具是民族志。人类解释学的双重使命包括：其一，揭示贯穿于我们研究对象的活动的概念结构——社会话语中“所说过的”（said）；其二，建构一个分析系统，借此来分析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与决定人类行为的其他因素形成对照。 〔8〕

从文化认同理论的分析框架看，它主要借鉴了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有力地揭示了文化认同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米德提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群体相区分的关键因素；动物能够通过作为直接刺激而起作用的身体语言进行交谈，但这并不构成交流，只有交际双方不仅赋予自己行为以意义，而且理解或寻求理解他人给出的意义的情况下，真正的交流才会发生；在社会交际中，共享的规范和意义是相互理解的基础。符号互动论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把行动看作积极的建构过程，较好地解释了个体间的互动，但它忽略了权力这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因素，因而在解释外在的、约束性的社会现实时就暴露了缺陷。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人的行动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意义、规范和权力。〔9〕 科里尔本人也意识到该分析框架的不足，认为文化认同协商的过程受到社会等级和权力等因素的影响。 〔10〕 文化认同理论的另一个不足是，它把跨文化能力仅仅理解为对文化身份的确认能力，只从交际的一方看待交际能力。交际能力不仅体现在交际者对对方身份的判断和肯定，而且体现在交流者之间能否形成文化的共生与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即能否构建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促进的交流关系。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3. 跨文化认同理论

人类生活的世界是联系与独立并存、同质与异质杂糅的世界。介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跨文化空间构成最为广阔、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对话场所。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不同的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渐渐融为一体，使原有的文化边界日趋淡化，有力地促进了跨文化认同的发育与生长。笔者在借鉴吉川、阿德勒和金荣渊等学者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理论，旨在为解读全球化时代复杂的跨文化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依据吉川的观点，建构跨文化认同是塑造文化中介人（man of inbetweenness），打造联合式身份（identity-in-unity）的过程；联合式的身份使交际者不仅能够从文化相似方面，而且能从文化差异上汲取养分，无拘无束地穿梭于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受任何羁绊。〔11〕 阿德勒认为，跨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人们摆脱特定的民族或集体身份的束缚，自由地跨越文化边界，成为不再隶属于任何文化群体的、介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文化人或世界主义者的过程。〔12〕 金荣渊的论断更为现实。在她看来，跨文化认同建构的过程是交际双方作系统性文化调整，消弭排斥性认同，吸纳新的文化元素、不断回归自我、融入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过程。〔13〕

吉川的理论导源于出世的佛教思想，他对跨文化认同的解读忽略了世界文化发展的非对称性和不平衡性。人们为了生存和赢得成功，建构积极的社会身份，必须明确地认同某个特定的文化群体。同等、不带任何歧视地认同于两个或数个文化群体可以让人们在意念层面上超越文化界限，但却难以面对严酷的现实。易言之，联合式认同不具备可操作性。阿德勒的论断反映了那种“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者的认同方式。多元文化人似乎为人们超越单一文化认同观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选择。然而稍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主义者同时介入多种文化，但并没有成为其中任何一个群体的成员，实际上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这种认同方式忽略了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和社会依附性。文化一旦离开了它赖以存活与生长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土壤就会失去活力。金荣渊的论断演示了交际者在跨文化调整中自我反省、逐步跨越文化藩篱、领悟人类共性的进程。她认为，文化更新并不意味着对原有传统的抛弃；在大多数情形中，交际者是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拓宽视野，推陈出新，发展出能够整合不同文化元素的跨文化认同。金氏的观点比阿德勒的温和、全面，更容易让人接受，但她提出的通过认同的“个体化和普遍化”（individualization and universalization）来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在逻辑上有严重的漏洞。金氏的理论虽然强调交际者原有文化的重要性，把跨文化认同理解为文化认同的延伸；但在逻辑上，它与Adler提出的世界主义殊途同归，皆希冀通过消除文化边界与文化差异来实现文化超越和跨文化认同的建构。

如前所述，在理想状态下，当个体认同和世界认同取代族群、社群等地方性认同，文化歧视和偏见将不复存在，每个文化成员最终将在普遍的人性中实现统一。然而，文化认同根植于历史传统，受制于具体的社会环境，所表达的乃是每个集体共同的想象、意愿和选择。它允许其成员有一定的变异，但同时也要求他们具备相当程度的同一性。一旦文化认同彻底地个体化或普遍化，文化主体随即被虚化，集体归属的意义便不复存在，文化认同因此也就失去了根本的依托。认同形成的过程是自我的同一性与连续性渐次发展的过程，涉及个性与集体属性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磨合；文化内部的同一性以及它与外部的差异性构成认同的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方面。多元、宽容的集体认同也须有一定具体的形态和相对明确的界限。持久、良性的跨文化认同不仅要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而且要有高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基于上述理解，笔者提出双向拓展理论模型，探讨建构跨文化认同的另一种途径。

跨文化认同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维持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使文化身份本体最大限度地开放，进而建构跨文化认同。其基本假设是：跨文化认同必须依托文化认同的支撑；它的建构不是要去除文化边界，而是要扩展它的界域和开放性，使不同的文化能够有更多共享的空间和更为广阔的沟通平台。跨文化认同理论的主要概念有四个：文化、认同、文化间性和跨文化认同。

前文已经界定了文化，为了使它与跨文化认同理论相吻合，我们把它的定义调整为：发祥于特定地理环境的、由历史传承下来的符号、意义和规范系统。同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之所以能够建立社会认同，是因为他们拥有共享的生活、共同的价值规范、社会目标和意义框架。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重叠的累积与扩展使不同文化成员的生活经验产生共时性和交互性。随着文化间关系的不断深入，他们分享的经验与知识也在与日俱增，原本各自独立的意义框架就会渐渐交汇和贯通。当交际者超越自我中心主义，以平等的姿态欣赏其他文化之时，跨文化认同就会悄然而生。

认同是一个人的自我界定，一个对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确定人是什么、在哪儿的“自我”的解释。“它有三个功能：其一是做出选择；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14〕 它是人们在“文化特质和相关的整套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建构意义”，并且把它加以内化的过程。 〔15〕 作为一种归属感，认同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社会需求之一，〔16〕 其关键的要素是差异与同一。一个群体内部的同一性和它与外部其他群体的差异性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构成了完整的身份，区别出了“我们”与“他们”。

文化间性体现了文化之间的联系程度。它既反映了文化的接近程度，也反映了文化的互动频率、深度和范围；既涵盖文化的重叠与相似性，也包括文化的差异以及似是而非的灰色地带；既包括文化的共生与互补，也包括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文化间性的扩展和深化可以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效应，为跨文化互动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为相互沟通、相互借鉴与共同发展开辟渠道。寻找共同的话题、商讨交往的意义、分享经验与知识以及协调双方的目标是发展文化间性的基本手段。

文化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文化群体的归依感；他们所认同的文化群体都拥有共享的符号系统、意义框架以及共有的行为准则。〔17〕 跨文化认同超越传统的认同观，体现了交际者对他者开放、承认与欣赏差异、整合不同文化元素，实现自我更化与文化创新的品格。多元文化主义、双语主义以及世界主义等思想都表达了跨文化认同的精神。

就跨文化认同的建构途径，笔者提出下列七个命题：

命题（1）文化的拓展与延伸是人类完善自我，增进共同点的基本手段之一。〔18〕

延展文化身份，既包容个体与亚文化群体，同时又寻求人类的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现实、可行的途径。文化认同的双向拓展由两个互为表里、相反相成的向度构成：其一是面向独特性的扩展；其二是面向普遍性的扩展。向独特性方向拓展，意味着亚文化群体或个人的特性与行为方式不断被吸纳与整合进来，文化认同对内变得更为多元与宽容；向普遍性方向拓展，意味着其他文化的思想或风俗习惯被源源引进和消化，文化间性渐渐累积、深化，人类共识逐步增加，文化认同对外变得更为开放和更具反思性。

双向拓展模型

命题（2）文化认同根植于人类的历史传统，被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塑造，既有其理性的层面，又受到非理性的、情感的因素的影响。

文化认同是特定社会群体在其历史实践中不断交流、互动和沟通而形成的集体共识。其建构的过程一方面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现有社会机制的制约。一般情形下，占据主导地位团体的观念将成为主流价值，其他处于次要或附属团体的观念往往在文化博弈中被主流社会同化或整合。文化认同表达了集体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归依，其中冷静、理性的选择和冲动、狂热乃至宿命论式的依恋相互交织在一起，无法仅仅从理性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它的建构过程。跨文化认同的建构不应回避情感问题，对某些非理性的观念与行为要给予适当的宽容。

命题（3）它是多元的统一，既不能被完全化约为个人特性，也不能彻底升华为普适性的原则或观念。

文化认同建立在社会个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之上，但它形成后便独立于个体成员，按照自身的逻辑运作和发展，其本质体现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通过社会个体相互交流、相互沟通而形成的集体共识）上。 〔19〕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任何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混杂性和多样性。文化认同的建构应该包容亚文化群体和社会个体的特性，在多元主义的框架中寻求集体共识，为各种差异留下容身之地，为它们形成建设性与创造性的转化开辟渠道。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根植性和社会建构性表明，文化认同与特定的地域和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一旦抽象化便失去其丰富的社会内涵，那些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特定社会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成分，可以被其他文化所借鉴、欣赏或移植，但不能完全脱离它们原有的社会土壤而生存，彻底地世界化。

命题（4）文化差异可以减少，但不可能完全消失。

每个群体内部的同一性以及文化群体间的差异性是文化认同的两个基本要素。共同的命运感、共享的历史记忆、意义框架、价值观念以及共有的行为模式为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文化群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它与其他群体的差异为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必要条件。文化认同的两个方面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反相成。人们应该从地理、历史和社会的多重维度来解读文化差异，理解它们的合理性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大千世界，林林总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和范畴，各奉其责，各得其所。交际者可以通过不断交往增进共识，超越那些人为的、不合理的界限，但永远也不能彻底地消除文化之间的差异。

命题（5）地方性意义框架构成历史与社会事实〔20〕 ，不能彻底地颠覆和清除，但能加以扩展和更新。

特定文化的意义框架乃是社会成员相互交流并且经过历史的传承、淘汰和再创造而形成的产物。它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和稳定性等特点，留存于集体记忆里，应用于地方的日常交往中，既不以社会个体的意志为转移，也无法像物理装置一样机械、彻底地清除。恰恰相反，它是交际者获得自我理解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基础。地方意义框架相对封闭，但同时也呈现一定的开放性——不同文化彼此沟通，进行器物交换、技艺的切磋和观念的借鉴，从而产生文化重组和增值的特性。〔21〕 亚文化元素和个人特性同样可以通过这个开放机制不断地进入地方社会系统，丰富它的文化内容。随着跨文化交往的增加和深化，新的知识和观念源源地被吸收进来，地方文化内涵随之日益丰盈。地方意义框架的扩展增加了文化重叠，提高了不同系统之间的通约性。文化通约性的提高为跨文化协商的展开、文化间性的延伸以及跨文化协议的达成铺平了道路。

命题（6）跨文化经验的积累和互惠性跨文化关系可以帮助交际者摆脱中心主义的束缚，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促进跨文化认同的发展。

“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是跨文化交际活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22〕 交际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跨文化交往之后，其跨文化经验与知识逐步增加，自我中心的倾向渐渐淡化，缓慢地向族群相对化（ethnorelative）的文化定位转变。 〔23〕 跨文化经验的积淀有助于人们克服文化偏见，减少陈见与误解。很多偏见与误解产生的原因是交际双方缺乏基本的接触与了解。跨文化交往可以使不同文化的成员相互熟悉、知己知彼，更为真切地认识对方，更为客观地理解对方，不再完全以自己的价值体系论断是非或以单一的标准评价他人。一旦双方能够从更为开阔的跨文化视野来界定自我与他人，良性的跨文化关系便有可能建立起来。良性、互惠的跨文化关系主要体现在反思性思维、沟通式的理解和深层次的互动上。由此，交际者能够相互取长补短，共生共赢。

命题（7）在推进文化反思，促进健康、良性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中，适当的文化张力是必要的。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跨文化认同的建构并不能够消除差异与冲突，但它能够缓解矛盾，使文化纷争变得更易调和与掌控，使交际者获得建设性转化的潜力。和谐固然是实现跨文化沟通与创新的最佳途径，但处于可管理范围内的适度的文化张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打破自我封闭和中心主义壁垒的过程中起到不容忽略的积极效用。文化系统具有自我平衡的趋向，在缺乏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容易失去活力，陷入停滞或休眠状态。适度的跨文化张力迫使交际双方不断进行自我反思，敦促他们改变单一的思维模式，在相互批评中认识到自身的缺陷与力量所在，在有益的竞争中推陈出新，建构各自积极的文化身份（positive identity），协同发展。

就跨文化认同建构的内涵，笔者提出四个命题：

命题（8）跨文化认同的建构首先有赖于文化间性的扩展与深化。

人类拥有相似的生物禀赋，居住在大体相似的自然环境中，面临着在本质上较为相似的生活需求。然而，这些联系远不足以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建立起和睦的关系。人们第一次遇到其他文化成员时，常常把他们当作“陌生人”。因为，他们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感到邻近，但在思维空间上却觉得疏远”。〔24〕 陌生感造成文化上的疏远与隔阂，使交际者产生紧张、焦虑、不安甚至震惊等不良的心理反应，导致交际的受阻或失败。人们置身于异文化环境中，总要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当他们觉得一片茫然、无所适从时，往往会采取退缩或回避的策略，交际进程随时都有可能中止。文化间性的存在使交际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戒备心理和恐惧感相应地得到缓解，双方容易建立起基本的互信。随着文化间性的不断深化，交际者渐渐了解和熟识对方，有可能排除多余的顾虑，协力推进交往的进程。彼此熟悉与信赖是展开对话、商讨共识以及达成跨文化协议的前提。

文化间性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跨文化关系的建立，而且还能够提高文化通约性。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以及表征这些价值的符号系统。它通过自己特有的划分事物范畴的方式建构起相对封闭、独立的意义体系。对于文化而言，经验的范畴化至关重要。范畴化涉及经验的简化和抽象等过程。它使原本杂乱无序的世界变得有条理，使原本变化莫测、数不胜数的现实情形有了相应的界域，处于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经验的范畴化还使意义的建构和解读有了较高的可预测性，社会交际随之成为可能。〔25〕 然而，范畴化是一个社会过程。来自不同社会的人们往往依据自己的经验区分事物，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 〔26〕 他们虽然看到同一个事物，谈论同一个生活经验，但由于其划分世界的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义体系不尽相同，因而常常有大相径庭的理解，难以相互沟通。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始终面临如何增进文化通约性的问题。

当文化间的联系加强后，交际者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但其共享的经验会不断增加。共享经验的增加不能彻底跨越文化鸿沟，但它将有力地减少文化空白，为相互沟通扫除障碍。随着共有生活经验的增加，文化范畴的交叉与重叠也会相应地提高，意义的转换和翻译日趋简易、便捷。文化相对主义和语言相对论都断言不同语言或文化系统之间缺乏通约性。它们的观点建立在静止、孤立地看待各个语言与文化系统的立场之上。在一个具有高度共享性的跨文化交际中，人们接触的事物、谈论的话题、理解问题与思考的方式比较接近，相互之间沟通能力显著提高，原有语言或文化上的障碍已经不再无法逾越。如果说，同一个文化语境是社会交往与沟通的根本要素，那么文化间性的发展则构成跨文化理解的关键所在。

命题（9）建构跨文化认同的第二个方面涉及意义框架的更新。

意义框架的扩展与转变是深化跨文化关系的必要环节。人类生活是群居性生活，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构成主体间性的核心。〔27〕 共同的语言和共享的意义参照框架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提供了保障。地方性解读（local interpretation）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比抽象、一般化的理解更能准确地表达文化身份。 〔28〕 然而，地方性解读在跨文化交际中往往缺乏高度的文化通约性，常常造成沟通上的困难，甚至导致交际失败。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之所以时常造成误解，是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经验和迥异的意义框架。意义框架的拓展意味着交际者主动吸纳其他文化、亚文化抑或某些有价值的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文化范畴，压缩真空地带。意义框架的转变意味着交际者不仅仅以地方标准或从地方语境解读意义，主动从其它文化的角度理解问题，并且在自我反思和相互协商的基础上作更为客观、公正的判断，发展跨文化的解释框架。跨文化意义框架拓展了交际者的视野，使不同文化的成员更容易关注共同的事物，找到一致的目标；随着不同解释视角的交叉与融合，他们更有可能跨越文化差异的樊篱，通力合作，一道建构生活的意义，进一步拓展文化间性。

首先，跨文化意义框架不拘泥于地方性文化范畴，使文本或话语的解读打破原有的文化界限，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化。意义解读的开放性是拓展文化视野、增进跨文化沟通的起点。意义解读的多元化以及与之俱来的文化反思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地改善文化通约性，而且为交际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及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增添内在的动力。其次，它强调在对话和协商中共同建构意义，提高了文化共识形成的可能性，深化了文化间性。文化共识的达成固然不一定很顺利，往往涉及持久的磋商、辩论和争议。但平等的对话和共同的参与使双方共享的经验逐步累积，相互了解日益加深，更容易达成协议。随着共识的不断增加，跨文化交际者之间的默契渐渐形成，其行为的协调性因此能够得到改善。相互沟通与协调标志着跨文化关系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它为双方积累更多的共识、采取更为一致的行动、建立更深层次的跨文化关系铺平了道路。

命题（10）超越文化认同，建构跨文化认同需要交际者改变传统观念、发展新的交际伦理。

在现有的交际伦理中，文化普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虽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社会现实，但均失之偏颇，过于极端。普世主义认为，人类拥有内在、普遍、共有的理性；交际伦理是非历史、非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则与规范应该被理解为绝对的真理，凌驾于个人、文化和历史之上；文化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在深层次上人类心灵具有不容置辩的统一性。〔29〕 相对主义认为，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划分范畴、解读世界；每个文化都同样有效地表达了真理，只有把它们放到特有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普遍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人类没有共同行动的基础。导源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为我们重塑交际伦理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者承认人类具有交往理性以及参与不同的文化活动、理解不同视角的能力。他们认为，一切文化价值或文化规范都是社会的建构，没有什么既定的普遍性，也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特殊性。那种把身份固定化、基要化（essentialized）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应该把认同的建构看作开放、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进程。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虽然不能在无需努力的情况下获得共享的价值观，形成统一的视角，实现相互沟通，但他们能够通过对话取得共识，能够借助自我反思、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的文化整合，建立更为宽广、且为交际双方所共享的意义框架。〔30〕 在建构主义视野中，文化差异并非交际的主要障碍，而是建设性对话的有利因素，而人类的共性则成为交际者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

命题（11）建构主义伦理观对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突出了人建构社会的能力；第二，揭示了跨文化空间的存在；第三，把人类的普遍历史与特殊历史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从第一个方面看，普世主义认为，人类发展有着既定、统一的路径，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没有实质性意义；文化相对主义虽然肯定了人类发展进程的多样性，但却断言人们无法改变各个文化彼此独立、难以沟通的现实，两者都有较大的片面性。人类不仅仅被动地适应环境，他们能够在物理现实之外，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界定，建构出社会现实，并且对之作积极的回应。〔31〕 社会现实是人们相互协商、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随着人们的观念和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32〕 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但同时也被人们不断地建构。社会现实的变异性和可塑性表明，既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社会法则，也不存在亘古不变、难以更改的社会状态。人类内在的统一并不能排除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也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的成员永远不能实现沟通与统一。建构主义寻求共识，但把共识的达成看作开放的进程；它承认差异，但相信人们具有超越差异和实现相互理解的潜力。由于建构主义没有既定的文化预设，强调社会变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而得到了彰显与强化。

从第二个方面看，普世主义注重人类文化的共性，相对主义强调其多样性，两者从不同的侧面忽略了跨文化空间。世界从未实现完美的统一；但也不曾瓦解为彼此孤立、互不联系的社群。粗略地回顾一下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方面，人们经过长时间的交往，积累了诸多共识，但同时又有很多充满争议、留待协商的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人们一再表示跨文化沟通的困难，但他们却不断地跨越差异，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建构主义捕捉到人类文化的统一与差异并存、交汇与平行同在的现实。它相信人类的共性，但拒绝接受任何既定的共性；它承认每个文化的特殊性，但拒绝把它们本质化。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不同的文化虽然有各自独特的价值规范，但它们不仅可以通过交流建立跨文化关系，而且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跨文化协议，造就跨文化认同。建构主义对跨文化空间的揭示具有重要意义。它为不同文化以及文化内部群体之间如何以更现实、更有效的模式进行交往提供了新的启示。杜维明指出：“在毫无个性的普世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之间是开阔的跨文化对话场所。”〔33〕 在跨文化空间中，文化差异的张力与人类共性的合力相对平衡，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文化交流非但最具活力，也最富有创造性。〔34〕

从第三个方面看，普世主义肯定了人类发展的统一性，但却没有对特定文化的发展过程给予应有的重视；相对主义肯定了各个文化自身发展的历程，但却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统一性；两者都在某种意义上割裂了人类的普遍历史以及每个文化特殊的历史。人类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进程：普遍性法则需要借助特定的文化、以特定的形式才能付诸实践，同时每个特定形式的文化实践只有在普遍性法则的规约下才能避免自我迷失，才能与其他文化有效地沟通，才能健康地发展。文化演进的统一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曾在其经典之作《金枝》中提出，人类心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有普遍意义的阶段，即巫术阶段、宗教阶段和科学阶段；〔35〕 卡洛尔·吉理根（CarolGilligan）指出，人的交际伦理从关心自己向关心他人，再向既关心自己又关心别人的成熟阶段渐次进展。 〔36〕承认人的理性以及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并非等于否定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由于环境的不同、偏好的差异以及发展进程的不均衡与变异等因素，每个文化与其他文化既有共通之处，同时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代表作《文化模式》中剖析道：一种文化在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这种选择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它经过不断的筛选、整合和抽象，逐步形成稳定的文化模式。〔37〕 建构主义立足于动态、开放的文化观念，有着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它侧重于不同文化的互动，力求在差异中建构共识，同时在建立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各个文化的发展，使人类的普遍历史和特殊历史得到了较好的整合。

跨文化认同取“和而不同”之中庸之道，力图在差异中建构共识，在协商和整合中实现超越，为我们改善跨文化关系开辟了新的可能。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既不在于投入世界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怀抱，也不在于抛弃集体属性，彻底地回归个人，而在于拓展原有的文化身份，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其他文化成员的社会生活，协同发展。文化认同的双向拓展使认同本体对内变得更为多元与宽容，对外变得更为友善和开放。跨文化认同的建构始自文化间性的扩展，然后经过意义框架更新的中间环节，最终完成于交际伦理的转变。文化间性的扩展可以填补文化空白，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负面效应，为跨文化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意义框架的更新是交际者进行自我反思、推进跨文化关系的必由之路。跨文化的意义框架拓展了交际者的视野，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沟通，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双方共享的意义，进一步深化跨文化关系。超越文化认同需要新的交际伦理。承认人的交往理性，强调文化互动过程，不懈追求人类共识的建构主义为交际者跨越文化樊篱、实现自我更新提供了更合理的选择。跨文化认同理论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拓展自我与他人建构互惠的跨文化关系的可能。它目前还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检验，对微观层面的问题也未展开深入的讨论，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就认同的微观层面而言，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作了系统而详细的分析。

4. 面子协商理论

如前所述，丁允珠是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的一位建树颇丰、影响较大的学者，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面子协商理论、身份协商理论以及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等。她在1988年初步发展出面子协商理论。该理论围绕跨文化交际中的面子冲突问题，借鉴布朗和莱文森语用理论中有关礼貌原则的论述，引入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及其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提出12个命题，解析了跨文化冲突过程中交际双方对面子的不同认知与偏好以及维护面子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38〕 1998年，她对原有理论进行拓展与修正，加入了权势距离变量，提出32个命题，并且探讨了面子协商能力。 〔39〕 2005年又在此基础上提出面子方阵（the matrix of face），对基础性假设加以补充，对命题加以删减，再次更新理论。〔40〕 本书选取其2005年的版本作评介。

在跨文化交际冲突中，如何维护双方的面子、建构积极身份的问题显得极为敏感而突出。面子协商理论的切入点正是这个问题。它建立在这样的基本观点之上：面子（face）和面子行为（facework）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不同的文化对面子有不同的理解，在维护面子时往往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针对文化层面上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差异以及权势距离差异对交际者面子行为的影响，丁允珠提出七个前提假设：

（1）任何人在交际中都努力维护和争得面子，不管他／她属于哪一个文化。

（2）当我们面对尴尬或冲突等在情感上容易受到伤害的问题、追问交际者身份的时候，面子是一个特别棘手的概念。

（3）文化价值层面上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及其大的与小的权势距离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交际者不同的面子的定位、行为、侧重点和维护的方式。

（4）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塑造了交际者以自我为定位以及以他人为定位的维护面子的行为反差。

（5）大的权势距离塑造了交际者对基于水平线的（horizontal-based）即平等之上的面子行为的偏好；小的权势距离塑造了交际者对基于垂直线的（vertical-based）即等级之上的面子行为的偏好。

（6）文化差异以及相互关系和情境方面的因素影响到某些特定场合下的面子行为。

（7）跨文化面子行为能力（intercultural facework competence）是指处理一触即发的身份冲突时，能够得体、灵活和有效运用交际的知识、技巧，并且能够留意和专注的能力。

面子协商理论有很多概念，除了面子和面子行为外，丁允珠把她的面子方阵划分为五个区域，形成五个类别的概念：面子定位或面子关切（face orientation or concerns）、面子动向或面子运作模式（facemovements or face move's pattern）、面子行为的互动策略（faceworkinteraction strategies）、冲突的方式（conflict communicationstyles）以及面子的主旨（face content domains）。每个类别的大概念又涵盖数个子概念。

面子是指一个人希望别人给予他的、受到社会赏识的自我价值感。在面子协商理论中，面子、身份和形象的意义大体接近，有时可以互换。面子行为是指具体的言语及非言语形式的维护面子、捍卫荣誉的行为。面子定位表明交际者首先考虑的是自我、他人还是双方，由此产生三种不同的面子：自我的面子（self-face）、他人的面子（other-face）和相互的面子（mutual-face）。自我的面子是交际冲突中面子受到威胁时，交际者对自我形象的关切；他人面子是在冲突中，交际者对对方形象的关切或顾虑；相互的面子是交际者对双方形象以及相互关系的关切或顾虑。一般而言，在跨文化冲突中个体主义文化的交际者更关注自我面子的保护；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愿意迁就他人的面子，或更注重挽回双方的面子。来自权势距离较大文化的交际者倾向于接受不平等的权力分布、不对称的关系以及按照官衔、地位、角色甚至性别来实行的奖赏和惩罚；来自权势距离较小文化的成员倾向于重视平等的权力分布和对称的关系以及按照个人成就、公正的奖励。因此，前者偏爱重视平等的面子行为，后者喜好讲究等级差异的面子行为。这个推理来自霍夫斯泰德和特里安迪斯等人对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论证。〔41〕 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多种价值取向，诸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权力的追求、对性别的定位、对传统的保护及其对外部事物的开放等。丁允珠选择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体以及权势距离为变量进行跨文化分析。这主要因为所选的两个变量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得到广泛的实证研究的支撑。

面子动向是指交际者维护、挽回、保留或荣耀面子的取向。它有四种类型：（1）保护双方面子的动向——交际者既高度关切自我的面子，又高度关切他人的面子；（2）使双方都丢面子的动向——交际者既不太关切自我的面子，也不太注意他人的面子；（3）保护面子的动向——交际者高度关切自我的面子，不太关切他人的面子；（4）荣耀他人面子的动向——不太关切自我的面子，高度关切他人的面子。面子行为是人们通过各种礼仪向他人展示自我文明形象的努力。在处理跨文化冲突时，不同文化的成员在面子运作模式上有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情形。丁允珠总结出七类：

（1）违反面子行为准则在文化的得体性上越重要，交际者所感知的威胁就越大。

（2）冲突双方的文化差异越大，越容易积累不信任或误解。

（3）冲突的话题或者强加于对方的东西愈重要，交际者所感知的威胁愈大。

（4）冲突的挑起者对其承受者拥有越大的权力，后者所感受的威胁越严重。

（5）面子威胁造成的伤害越大，修好需要的时间与精力越多。

（6）交际者越是被对方认为应对冲突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所受到的责怪也越多。

（7）交际者越是被当作外人，所感受的威胁越严重。

如果出现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场合，面子的关切就会变得愈加强烈。遇到问题，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往往会采取等待或回避的方式，让矛盾渐渐淡化；有时会请第三方调解，避免正面碰撞。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常常采取主动、正面接触的方式化解矛盾。

面子行为的互动策略是指交际者使用各种言语或非言语行为挽回或荣耀面子的计策。文化上的差异使交际者具有不同的策略偏好。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强调通过清晰的语言传递思想、意见和感情；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强调历史背景、社会规范和相互关系等语境因素的重要性。当然，两者都注意使用身体姿态与表情等非言语行为传达信息，但总体上看，前者更侧重直接的表达，倾向于把交际目标与相互关系分开处理；后者则较为委婉，倾向于把目标与关系联系起来综合处置。

面子行为的互动策略多种多样，包括积极的主导与捍卫、消极的回避、屈服、伪装或寻求第三方帮助，也包括通盘考虑的道歉、妥协、体贴他人和私下讨论等。主导性面子行为关注外在形象，希望通过竞争的方式赢得面子；回避性面子行为关注关系的和谐，希望通过照顾他人需求、粉饰太平或借助第三方协助，避免正面冲突；通盘考虑的面子行为既强调解决问题，又注重维持关系，希望通过细心的倾听、合作、对话或找到双方共同的兴趣，使大家都有脸面。面子行为在跨文化冲突中能够起到许多作用，例如消解冲突、强化冲突、修复形象和修补破裂的关系等。

当面子在跨文化冲突中受到威胁时，典型的面子行为策略有两类：其一为预防性的，其二为恢复性的。预防性策略大体有六种，恢复性策略大致有八种。预防性策略包括：强调可信性（credentialing）、呼吁不妄下结论（suspended judgmentappeal）、预先表露（pre-disclosure）、预先道歉（pre-apology）、两边下注（hedging）和推卸责任（disclaimer）；恢复性策略包括：直接冒犯（direct aggression）、找借口（excusing）、辩护（justification）、幽默（humor）、物质补偿（physical remediation）、以退为进（passive aggressiveness）、回避（avoidance）和道歉（apologies）。

个体主义者倾向于使用恢复自我面子的策略来挽回丢失的面子，因为他们注重自我身份；集体主义者倾向于使用预防自我面子丢失的策略，因为面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需要想方设法避开对面子有威胁的事物。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面子和身份还是有差异的——面子侧重个体外在的形象，而身份侧重个体内在的品格与属性。当然，在实际的交往中人们往往综合运用两种策略。恢复性面子行为策略既可以是情境归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 accounts），也可以是处置归因（dispositionalattrition accounts）。情境归因是把责任归咎于其他人的能力、性格等外部因素的解释；处置归因是把责任归咎于自身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或人格缺陷等内部因素的解释。个体主义者常常把责任归咎于外部环境，集体主义者往往把责任归咎到自身。

冲突的方式是指冲突中交际者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他人关注的倾向。它大体有八种具体的形态：主导（dominating）、回避（avoidance）、示好（obliging）、妥协（compromise）、通力合作（integrating）、情感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第三方帮助（third-party help）和忽略（neglect）。主导的方式强调争取个人地位和目标，不太顾虑与他人利益的冲突。回避的风格试图避开冲突话题与冲突方或冲突情形。示好或迁就的方式具有关心他人利益高于自我利益的特点。妥协的方式体现在既给予又索取的中庸之道上，它更关注目标，但轻视身份与相互关系。通力合作的方式反映了高度关注他人与自我利益、努力解决问题的姿态。情感表达是指在冲突中以情感为导向进行交际。第三方帮助涉及以第三者身份出现的调解者，他／她一般地位较高，和冲突双方的关系较好。忽略的特点是用以退为进的办法避开冲突，但同时又得到对方间接的回应。个体主义者对示好与回避常常作负面的解读；集体主义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他们往往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双方的面子和相互关系。此外，他们还经常用第三方帮助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面子的主旨是指交际者的面子需求，它包括自主的面子（autonomy face）、包容的面子（inclusion face）、地位的面子（status face）、信誉的面子（reliability face）、能力的面子（competence face）和德行的面子（moral face）等。自主的面子是人们期望他人承认自己的独立、自足，尊重其私隐和不受冒犯与控制的需求。包容的面子是人们希望他人把自己当作可敬、可爱、随和、称心、友好与合作的交际者的需求。地位的面子是指人们希望他人欣赏自己的容貌、声誉、权势和财产等有形或无形资产的需求。信誉的面子是人们期望别人认识到自己的可信、可靠、忠诚以及言行一致的需求。能力的面子是指人们期望他人认可自己的素质或诸如理解力、技术特长、领导才能、建立团队与网络以及调解冲突和解决问题等社会能力的需求。德行的面子是指人们希望他人尊重自己的正直感、荣誉感、尊严、得体和道德的端正。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子的各种需求领域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类似方阵的空间，人们在处理问题时，应该综合考虑交际者多重的面子需求。

面子概念来自中国文化。如果进一步分析面子的成分，它还可以把细化出两个不同的概念：脸与面。脸与荣誉、正直、低贱和羞耻等内在的道德标准联系在一起；面与社会地位、权威和影响力等外在的形象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脸可以被理解为道德面子，面可以理解为社会形象。面子既有其普遍的含义，又有特定的文化蕴涵，在不同的文化成员中表现出不同的偏好。个体主义者侧重自主的面子，集体主义者侧重包容的面子；前者强调自我的荣誉、安全、公正与公平感等情绪，后者关注耻辱、大家的形象、荣誉以及集体的过失等事宜。由于面子的不同偏好，集体主义者与个体主义者在经历同一种冲突情绪时，会产生不同的内在张力。人们越强调某种面子的需求，他／她就越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面对那种冲突情形时就会变得越脆弱。交际者的面子能力恰恰体现在他／她能否尽量满足对方的面子需求，使对方不失脸面。

前面所述五类大概念以及所属的子概念构成面子协商理论的主要变量与亚变量，该理论从文化的、个人的以及关系与情境的三个层面提出命题，演绎不同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文化层面因素与面子协商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一，文化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取向影响交际冲突与调停的效果；其二，自我面子的关注诱发主导性冲突方式；他人面子关注鼓励回避和通盘考虑的冲突方式；其三，对面子的关注可以全方位地解释冲突方式，基本解释通盘考虑的方式，部分地解释回避方式。基于此，丁允珠提出文化层面的12个命题：

（1）相对而言，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强调自我面子的维护。

（2）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关注他人的面子。

（3）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强调维护相互的面子。

（4）在冲突中，个体主义文化成员中较多运用直接、主导的面子策略。

（5）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较多运用回避的策略。

（6）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较多运用通盘考虑的策略。

（7）个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偏爱主导／竞争的冲突方式。

（8）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偏爱情绪化表达的冲突方式。

（9）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偏爱自负、主动出击的冲突方式。

（10）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偏爱回避的冲突方式。

（11）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偏爱施惠的冲突方式。

（12）集体主义文化成员偏爱妥协和通盘考虑的冲突方式。

在个人层面上，自我理解（self-construal）对面子的协商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交际者对自我形象的界定，分为独立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与相互依赖的（interdependentself-construal）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把自我理解为与他人有明确界限的、前后一致的、稳定与独立的主体；后者把自我理解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流动的、有灵活性的且对他人有承诺的存在。〔42〕 两种自我理解并存于交际者的意识之中，但集体主义文化成员侧重相互依赖，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强调自我的独立。由此衍生出四种自我理解：双重自我理解（biconstrual）、以独立为取向的自我理解（independentorientation）、以相互依赖为取向的自我理解（interdependent orientation）以及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ambivalent orientation）。个人层面因素与面子协商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一，对独立性与相互依赖性都重视的双重自我理解较多运用通盘考虑的方式，较少显得暧昧。其二，双重自我理解较多运用情绪化表达的方式，较少选择暧昧。其三，双重自我理解较多运用主导或竞争的方式，较少保持暧昧。其四，比起双重自我理解，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会在更多场合寻求第三者帮助。其五，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比双重自我理解更多运用忽略的方式。总体上看，双重自我理解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各种冲突情形；比起以独立为取向或以相互依赖为取向的自我理解，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偏爱忽略或第三方调停。基于此，丁允珠提出了个人层面的10个命题：

（13）独立的自我与自我面子的关注有正面的联系。

（14）相互依赖的自我与他人／相互面子关切有正面的联系。

（15）自我面子的维护与主导／竞争的冲突风格相联系。

（16）他人面子的维护与回避／示好的风格形成正面的联系。

（17）他人面子的维护与妥协／通盘考虑形成正面的联系。

（18）独立的自我理解与示好／回避风格有正面的联系。

（19）相互依赖的自我理解与示好／回避有正面的联系。

（20）相互依赖的自我理解与妥协／通盘考虑形成正面的联系。

（21）双重自我理解与妥协／通盘考虑有正面的联系。

（22）以暧昧为取向的自我理解与忽略／第三方介入有正面的联系。

关系与情境因素和文化层面以及个人层面的因素相互联系，影响面子行为。群体内部与外部的区分度、交际规则的平等与否、交际双方建立关系时间的长短、熟悉与亲密程度、权势差异，以及冲突的显著性、强度、代价、背景的公开程度和互动目标等因素都影响着面子的关切与冲突的方式。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一，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强调群体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其二，个体主义者在处理与内部成员或外部成员的冲突时，更关注自我的面子，较少顾虑他人的面子。其三，集体主义者在处理与内部成员的冲突时，为了长久的关系，较多考虑他人的面子；他们在处理与外部成员的冲突时，更关注自我面子，特别是冲突强烈、有利的结果使内部成员都能获益之时。其四，个体主义者在处理奖赏时偏爱平等的规范（equity norm）；集体主义者偏好社群式的规范（communal norm）；前者强调个人回报和得失的计算，后者强调顾及群体的期待、语境和长期贡献的重要性。其五，在高额回报的冲突（high-premium conflict）中，当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竞争稀有资源时，无论是集体主义者还是个体主义者都宁愿选择平等的规范；在筹码较低或一般性的冲突中，前者倾向于运用社群规范，维护双方的面子。基于上述发现，丁允珠在关系与情境层面上提出两个命题：

（23）个体主义者在应对与内部和外部成员的冲突时，更关注自我面子的维护。

（24）集体主义者在处理与内部成员的冲突时，更关注他人的面子；应对与外部成员的冲突时，更注重自我面子的维护。

面子协商理论从文化、个人以及关系与情境三个层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跨文化冲突中交际者的面子行为、策略与方式。其基本观点归纳如下：人们在跨文化冲突中普遍关注面子，但不同的文化有各自的行为模式和偏好的策略、风格与主旨。在文化层面上，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的关系；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处理面子冲突时，前者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后者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积极拿出方案、不惜使他人丢失颜面的策略。在个人层面上，集体主义文化珍视自我与他人的联系，个体主义文化珍惜自我身份。所以，在应对面子冲突时，前者尽量照顾他人的面子，运用示好、暧昧、回避、通盘考虑或第三方帮助缓解矛盾；后者尽量维护自我的独立性，运用主动出击、竞争或合作来解决问题。在关系与情境层面上，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个体主义文化强调平等的规则以及目标的实现。因此，前者在处理面子冲突时，优待内部成员，歧视外部成员，维护集体的荣誉；后者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捍卫自己的尊严。在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式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的竞争。

作为交际者身份外在表现的面子是跨文化交际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跨文化交往中随处可见。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为我们全面、细致地理解面子在跨文化冲突中的行为模式、运作机制以及相应的后果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力的视角。〔43〕 该理论的概念系统相当完备，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命题论证严密，有较强的解释力，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成果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领域。〔44〕

面子协商理论经过几次更改与修正，不断趋于完善，但仍有一些不足。首先，它完全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文化差异来讨论面子行为、策略与方式，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例如，日本和中国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但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注重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家族，而日本文化除了重视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之外，还重视家元、社团、协会等非亲属团体。〔45〕 个体主义文化内部也有差异，例如德国人与英国人、美国人与加拿大人都有一些明显的文化差异。该理论对情感问题论述得比较单薄，没有全面探讨相互尊重、相互信赖、个人尊严与荣誉感等因素对面子行为与后果的影响。面子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没有对情感因素作系统的讨论显然是一个缺憾。它对关系与情境因素的分析同样比较粗略。对于这些不足，丁允珠在其论文的结语中已经做了说明。此外，面子协商理论主要运用归纳法发展而成，概念与命题似乎面面俱到，因此显得不够简洁，留给其他人继续探索的空间被大大压缩。面子与身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异。下一节我们将评介丁允珠的另一个理论：跨文化身份协商理论。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5. 身份协商理论

丁允珠除了和欧埃特塞尔一同提出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外，她还在身份与认同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便是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INT）。丁允珠赞同把身份与认同看作人际互动和社会化的产物的观点，也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但她在分析身份协商过程时既注意到个人和社会两个基本层面，又注意到家庭、性别和族群等中间层面，既讨论了规范、意义和语境，又探究了权力与知识背景等因素，系统地阐述了身份协商的性质以及它发生的过程和结果。

身份协商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理论，汲取了社会认同理论、符号互动学以及传播学中有关交际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思想元素。〔46〕 在该理论中，身份被界定为“反思性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 〔47〕 它是家庭教育、性别认同和族群归属等社会化进程的产物。家庭构成社会交际系统的基础层面。每个人都降生在家庭关系的网络里，从中习得文化信仰、价值和传统，为个人角色、性别角色以及在社会中身份的确立打下基础，家庭对他们的交际行为形成深远的影响。性别认同是指人们对“女性”或“男性”自我形象的理解、诠释以及对他人形象的期待。家庭教育为性别识别与认同提供初步的常识，学校、工作单位和其他社交场所中的文化实践为性别的定位以及相关的交际行为提供准则。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同样塑造着社会交际。所有的个人都在更大的文化群体中经历社会化过程，文化的潜移默化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自己是谁，认同于哪一个群体。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大的文化群体的归属感或与它的隶属关系。要理解文化认同，我们需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1）它的价值内容；（2）它的显著性（salience）。文化认同的价值内容是指人们作判断时倾向于使用的标准或常常出现的预期；文化认同的突显性则是指人们与大的文化群体联系的强度，联系强度越高，其文化认同就越突出，自然也越重要。身份管理理论中的文化泛指国家文化，与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的用法基本一致。现代国家一般都是多族群的国家（multi-ethnic nation），许多国家公民都拥有双重文化身份，如华裔美国人、法裔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等，族群认同在跨文化身份协商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族群身份主要由血缘、出生、宗教和语言等因素决定。过去，人们更侧重亲族和血统等生物特性，当今随着人类交际的深入以及族际通婚的常态化，语言文化因素变得越发重要。族群认同当然与其出生背景相联系，但更多是指人们在文化上对某个族群的归属感或认同感。

交际者拥有多重认同，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确立与重塑认同。那么，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如何跨越文化边界、相互建构各自的认同与身份呢？身份协商理论认为，在所有的身份中，文化身份和族群身份最具显著性；身份的商谈是跨文化交际中的解释机制，通过它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对自我形象进行界定、调整和护持；身份协商的前提、过程和后果可以用10个基本假设来概括：

（1）交际者的群体和个人身份的根本活力是在与他人的符号互动中形成的。

（2）所有文化或族群中的个体都有基本的动机需求，即身份的安全、包容、可预测性、联系和一致性；这几个方面需求的过度会导致族群中心主义，过少则会导致对陌生人的畏惧，较为理想的交际情形是这几种基本需求比较适度。

（3）交际者在自己熟悉的文化氛围中往往感到身份安全，在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常常会感到身份的脆弱。

（4）当交际者希望的身份得到积极的肯定时，他们会产生被包容的感觉，而当他们希望得到认可的身份被打上污点时就会感受到身份的差异化。

（5）当交际者与文化上相似的对方交际时会体验到互动的可预测性，而与文化上迥异的对方交际时会体验到互动的不可测性；因此，身份的可预测性导致信任，身份的不可预测性导致怀疑、误判或偏见。

（6）交际者往往希望通过有意义的、亲密的关系建立人际联系，体验身份的自治；经历相互分离时，有意义的人际与跨文化关系能够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和信赖感。

（7）交际者在熟悉的文化氛围中往往从重复的文化惯例中体会到身份的一致性，从新的或陌生的文化环境中体验到身份的变化。

（8）文化、个人和情境的变异影响到身份的意义以及对身份的解读和评价。

（9）在跨文化协商过程中，身份知识、留意和互动技巧都是必要的，它们的综合运用能够使交际者得体、有效地进行交际。

（10）令人满意的身份协商结果包括理解、尊重和价值的认可。

以上10个假设涵盖五个身份协商的辩证关系，即五个跨越文化边界的主题：（1）身份安全和身份的脆弱；（2）身份的包容和身份的差异化；（3）身份的可预测性和身份的不可预测性；（4）身份的联系和身份的自治；（5）身份的一致性和身份的变化。丁氏的身份协商理论主要围绕这五个关系展开讨论。 〔48〕其中，身份的安全和脆弱之间的辩证关系最为关键，构成了跨文化身份协商的基础。 〔49〕

我们在文化习得的过程中建构反思性的自我形象和社会认同，希望他人尊重并且确认自己所珍视的身份。身份协商理论认为，人们对身份的安全、包容、可预测性、联系和一致性基本上都有相似的需求。然而，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常常因为离开原来熟悉的文化氛围而感到恐惧或不安，担心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不被对方包容，无法预测对方的行为，陷于孤立无助和瞻前顾后的状态。身份安全是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在情感上对群体和个人身份感到放心的程度；身份的脆弱性是指人们对群体和个人身份感到焦虑或捉摸不定的程度。这两种关切构成了身份协商理论的第一组辩证关系。

当交际者试图维系内外之别和群体边界时，他们必然要涉及身份协商理论的第二组关系，即身份的包容和差异化。身份的包容是指人们在情感、心理和空间上感受到他人与自己所属群体的接近程度；身份的差异化反映了人们在情感、心理和空间上与他人的疏远程度。交际者既希望得到对方包容，但又想维持双方的差异与各自的个性。当另一个文化成员过于包容时，交际者会仔细思索自我身份的重要性和意义，当对方表现出过多的差异时，交际者会觉得不受欢迎或被排斥。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常常通过行为的可预测性来判断交际双方的相似性。身份管理理论的第四组关系解释了良性互动关系建立的内在动因。交际者与熟识的人交际时容易捕捉到对方的行为模式和文化身份，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但与陌生人交际时往往不易捉摸出对方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归属，产生焦虑和防范心理，因为对方的行为频频出乎意料，与其预期的规范和日常惯例迥然不同。

我们期望与他人建立联系，但同时也想保持自己的私隐和独立性。这种情形涉及身份协商理论讨论的第四组关系，即身份的联系和自治。身份联系的需求使交际者相互汇合在一起，但身份自治的需求又使他们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界限。不同的文化对联系与自治的程度有不同的定位。个体主义文化相对更重视个人隐私和身份的自治，集体主义文化则相对更强调发展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

人们在交际中相互建构身份，但交际的结果并非身份的彻底改变。他们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之时，也在努力维持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身份协商理论的第五组关系，即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分析了这种互动模式。身份的一致性是指人们在日常或司空见惯的文化互动仪式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感受到身份的连续性或稳定性；身份的变化是指人们在跨文化接触中随着交际的不断深入而感受到身份的错位与扩展。过于注重身份的连续性会使交际者陷入文化中心主义，但过分强调身份的变化又会失去道德核心，逐步边缘化。较为理想的状态是交际者既重视自己的文化根系，同时又开放自我，不断为身份的调整和拓展注入新的活力。

除了探讨跨文化身份协商中五组基本的辩证关系，丁氏还分析了影响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以及身份协商的能力问题。她认为，文化、族群、个人和语境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文化成员对身份安全有不同的理解和需求，他们的价值观不仅决定其身份定位，而且决定其建构他人身份的方式、如何在交往中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进行表达。特定的文化语境所要求的规范也为他们界定身份边界或确定自我角色提供导向和规约。比较而言，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对违规行为更宽容，交际者身份转变的空间较大；单一、封闭的文化对越轨行为的惩罚比较严厉，交际者身份变化的余地较为狭小。此外，交际者个人的灵活性、开放性、自我观念以及对暧昧的容忍度都会对身份的预期、诠释和表达产生影响。

许多学者讨论过跨文化能力，但因各人的视角不同，其观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身份协商理论提出，跨文化身份协商能力主要有三个构件：知识、留意和协商技巧。要想达到跨文化沟通，交际者需要辨析对方珍视的身份，没有相关的文化知识，显然无法实现这个目的。身份协商理论把知识定义为通过有意识的学习、体验和观察而获得的对某些跨文化现象深度的理解。例如，为了处理好文化差异，我们应该细心考虑他人的文化归属；对于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我们要更多关注交际过程，对于个体主义文化成员则要更多关注交际结果。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留心是提高知识水平的重要保障。留心意味着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参照框架，努力用新的范畴去理解文化差异，并且尝试用富有想象力的途径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粗心的交际者主要依赖原有的思维框架、旧的惯例或范畴以及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这意味着他们未有意识地思考和反思，只是依据本能与直觉进行交际。若想成为一个用心的交际者，人们必须认识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差异对他人自我观念的影响，以及它所造成的对身份建构不同的开放程度，尽量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理解交际行为和分析交际障碍，敏锐地把握跨文化冲突中视角的多重性。

跨文化身份协商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知识和心态，而且还取决于商谈的技巧。技巧是指把那些在特定语境中被认为是得体和有效的交际行为付诸行动的能力。身份协商技巧包括价值分辨力、留心观察的能力、仔细倾听的能力、语言的移情技巧、非语言行为的敏感性、维持身份的技巧、处理面子的技巧、换位思考以及合作对话的技巧等。在众多的技巧中，留心倾听和身份的确认是基本性的。留心倾听要求交际者留意对方语言与非语言信息的细微变化，及时跟上节拍。与此同时，他／她应处于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尽力对不同语境中各个层次的身份意义作出准确的解读，并依据反馈不断进行检验。从根本上说，留心倾听涉及视角的转变——不仅从自身的角度认识事物，而且要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身份的确认是指交际者对对方希望保持的、重要的身份的承认和肯定。当一个人感到身份被真诚地确认时，他／她将会积极地看待自我形象，确信自己的价值；当他／她感到身份被拒绝承认时，就会消极看待自我形象，冷淡地进行交际。身份确认技巧既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有时一句话、一个眼神或一个姿势就能较好地传达信息。

从跨文化身份协商的过程看，交际能力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两个，即得体性和有效性。得体性是指交际行为与文化预期的吻合程度；有效性是指交际者在特定语境中达成共享意义和获得满意效果的程度。共享意义的达成涉及文化、社会、性别和个人身份等层面上意义的赋予和解读；满意的身份协商效果大体包括相互的尊重、各自空间的区分以及共生与共赢的良性互动关系。

从跨文化身份协商的结果看，交际能力主要体现在三种感受：（1）被理解感；（2）被尊重感；（3）被重视感。三种感受的评判归根结底取决于交际者是否对相互建构的身份感到满意。这三个标准和上面的有效性似乎重叠，但丁氏的观点是，有效性属于交际过程中的行为因素，能不能达到好的交际结果还要看交际对方的感受；虽然有的交际者认为自己尊重并且理解对方，但最后结果却不一定如此。被理解感是对身份最有力的认可。它意味着清晰、令人释然的声音；它并不总是表明赞同，但必定有移情的成分。身份的理解从收集准确的信息开始，在此过程中交际者对与身份相关的文化信息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愿意相互交流各自的自我观念。被尊重感意味着交际者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信的和不受歧视的。它要求我们不断地监控交际中言语和非言语行为流露出的态度，以合作和恭敬的对话方式深入探寻陌生人的身份需求，在多重身份中辨别出哪一个具有重要性，给予对方以礼貌、敬意和尊严。被重视感是指交际者得到积极的肯定，被看做值得交往之人的感觉，典型的表现是向对方传达言语或非言语的认可其价值的信息。

身份协商理论不仅全面考察了社会个体身份形成的关键环节，而且重点分析了跨越文化疆界的五对基本的辩证关系，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发展良性的身份互动。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份在交际中得到正面的回应。无论是社会交往还是跨文化交际都涉及身份界定与商讨。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范畴理论强调，身份的首要功能之一就在于它对群体内外界线的划定。〔50〕 身份应该得到积极确认早就成为社会学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者的共识。身份协商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把这个举足轻重的需求分解为身份的安全、身份的包容、身份的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并对其作更具体和深入的探析。在这个框架中，身份协商理论涵盖五对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即身份的安全／脆弱性、身份的包容／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自治、身份的一致性／变化以及身份协商能力。这些变量的互动关系构成了该理论的逻辑。

身份的协商首先从身份的识别开始。若我们能正确判断出对方在特定语境中希冀的身份，让他／她感受到安全，交际就能顺利展开。但仅仅判断出对方的身份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确认，使对方产生包容感。相互行为的可预测性是交际双方建立信赖、把交际推向深入的基本保障。但要想维持良性的互动，我们既要和对方建立联系，同时又要确保他／她有适当的私有空间，不但要保持身份的稳定性，维护传统，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转化并拓展原有的身份。如果我们获得了有关身份的文化知识，细心地交际，有效地确认对方的身份，就能成为一个胜任的交际者。

身份协商理论汲取社会认同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和思想， 〔51〕 以简洁的分析框架演绎了跨文化交际中身份互动的过程。在交际中，人们对安全、尊重和身份的承认等需求具有普遍性，相关规律的研究能够加深我们的认识，促进文化交流的发展。如果说身份协商理论有什么薄弱之处的话，那就是它对如何达成跨文化理解和有效地确认文化身份似乎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丁允珠认为，学习文化知识、留心交际和移情是实现目标的基本手段。这个观点忽略了跨文化人格（intercultural personhood）的中介作用。在社会交往中，个人首先要确立主体性，然后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他人交往，人与人之间最关键的纽带是主体间性，通过它“我与你、我与他／她以及我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表达”。〔52〕 就跨文化交际而言，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大多数交际者都会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规范来解读信息，〔53〕 文化之间理解与共识的重要桥梁是跨文化人格。 〔54〕完全站到他人或其他文化的立场上去学习会使我们失去主体性，移情只能作为一种沟通的权宜之计，更为现实地说，跨文化人格的培养才是增进沟通的长久方案。事实上，随着世界交往的日益加深，人们不断体验到更多的异国他乡文化，文化间性的发展必将为跨文化人格的提升开拓更多的空间。总体上看，身份协商理论对跨文化交际中身份管理的宏观层面作了很有启发性的解释，但对于身份协商的具体层面，如面子、语言和语境等方面，并未进行细致的讨论。有关面子问题我们可以从上一节面子协商理论以及下一节的身份管理理论获得更多的启示。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

6. 身份管理理论

1993年，今堀和库帕奇（William R.Cupach）首次提出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IMT） 〔55〕 ，他们于2005年又在原有基础上作改进，推出了新的版本。今堀是日本福冈西南学院大学（Seinan Gakuin University）外语系的教授，也曾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和旧金山大学任教，主要从事身份与面子研究。他与库帕奇一同建构的身份管理理论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谈判的两大主要理论之一。〔56〕 该理论和身份协商理论一样，也讨论身份互动问题，但它更侧重分析交际个体的面子行为，解释他们如何在发展相互协同的关系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57〕

IMT吸收了身份协商理论、文化认同理论、符号互动论以及语用学等理论的观点，其基本的假设是：有效的交际形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身份；身份协商能力不仅涉及交际关系的管理，同时也涉及文化身份的管理；面子是人际关系和文化身份的映像，身份管理的结果取决于面子行为（facework）的能力。该理论有以下主要概念：（1）能力；（2）身份；（3）文化身份；（4）关系身份；（5）面子；（6）面子行为。其中，面子是IMT的核心概念，整个理论也是围绕它建构而成的。

IMT对能力的界定比较独特。它认为，身份管理能力是指交际者通过得体和有效的行为建立双方皆满意的跨文化关系的能力。虽然在社会语境中，交际能力主要由主流文化来定义，能力的大小也主要看交际者的行为与主流文化规范的吻合程度，但从理论上看，超越单一的社会标准，实现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身份协商是可能的。IMT理论依据文化认同理论把文化身份看作跨文化交际的焦点因素，即文化互动的产物。身份被理解为“自我概念——关于个人自己的看法”。它在自我分类和社会化过程中形成，是一个人解读自我和世界的框架。个人基本上都有性别、族群、职业和文化等多重身份。在IMT理论中，文化身份被界定为对具有共享符号、意义和行为规范系统的群体的认同和接受。关系身份产生于共享的文化，它是帮助人们协调意义和行为、让交际个体私下达成理解的系统；是在特定关系中形成的“我们”和“你们”的感觉，例如，夫妻和朋友等之间的关系。它大体上类似于丁允珠等在冲突管理论中提出的“相互的面子”。身份管理理论把交际者的身份分为文化的和关系的两个层面，实际上要表明交际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即人际的和跨文化的。当文化身份更突显时，交际属于跨文化的；而当关系身份更突显时，交际就转变为人际的；在整个交际过程中，两种身份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在理论上没有必要对它们作严格的区分。

在人际或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通过自我表征（self-presentation）表达他们自己认定的身份，对他人的身份进行归类。“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身份就是他／她的面子”。许多跨文化交际学者都探讨过面子概念。面子这个概念虽然来自中国文化，但与它相关的行为却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IMT借用了社会学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以及语言学家布朗和莱文森的论断。高夫曼从符号互动论出发，同时参考了人类学中有关面子的研究成果，对面子行为进行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个体生活在相互交往的世界中，他们借助模式化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对他人和自我作评价；面子是一个人在特定场合中、在他人为划定的范围里得到的社会价值；它是依据已被认可的社会属性来描绘的自我形象。〔58〕 更通俗地说，面子是每个具体的社会交往中人们期待他人给予自己的、直接的尊重。 〔59〕 布朗和莱文森在高夫曼的研究基础上又对面子的概念作新的解析。他们提出，人皆具有某种理性能力，能够礼貌地交往，对面子也有普遍的需求；面子由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面子组成；积极的面子是指得到别人欣赏和赞同的欲望；消极的面子是指个人不受强制、获得自治和自由的欲望；任何违背面子需求的行为都构成面子威胁。〔60〕 交际者在遇到面子威胁时一般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阻止威胁，挽回颜面，那些避免面子威胁或试图恢复面子的举动就是面子行为。

除了上述几个关键性概念，IMT理论提出了两个核心命题和相关的子命题。该理论属于微观理论，其命题主要针对身份管理的具体行为，即维护面子的行为。交际者的文化身份和关系身份在身份管理中都重要，但跨文化对话者特别容易受到与其文化身份相关的面子威胁，也容易做出此类威胁的举动。因此，IMT理论提出：

核心命题（1）：交际者会经历四类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

与核心命题（1）相关的四个子命题说明了这四类难题。

子命题（a）当交际者的文化身份被刻板化或被看做带有某个特定的文化身份时，他们会受到面子的威胁。

更确切地说，他们会经受身份的冻结（identity freezing）和身份的刻板化（identitystereotyping）。身份的冻结是指仅仅从交际者的口音、服装和体貌等线索来判断对方文化身份。这类面子威胁往往在不太熟识的交际者中发生，威胁到他人消极的面子，因为它不容对方表白自己的身份；同时它还威胁到对方积极的面子，因为它漠视对方价值的独特性。与身份冻结联系在一起的是身份的定式化。当交际者凭借自己的信念对对方文化身份作判断时，身份的刻板化就产生了。刻板化忽略个体的独特性，强行把他／她纳入预定的文化类型，直接威胁到交际者消极的面子。

身份冻结和刻板化的结果往往是交际者的文化身份被忽略，得不到充分的维护。因此，

子命题（b）当交际者的文化身份被忽视时，他们积极的面子会受到威胁，遇到身份得不到维护的难题。跨文化交际中人们还会有另外两个难题：

子命题（c）跨文化交际者会遇到维护自我面子和维护他人面子的矛盾，即自我／他人面子的对立（self-other face dialectic）。

子命题（d）跨文化交际者会遇到维护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矛盾，即积极／消极面子的对立（positive-negative face dialectic）。文化身份的差异越显著，交际者就越难避免自我与他人面子的对立，因为认同自我文化身份和价值规范难免与对方的文化价值产生矛盾，威胁到他人的面子。

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者除了面临自我／他人面子之间的矛盾，还要面对积极／消极面子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交际者试图通过赞扬的话语肯定对方的文化身份，维护他人积极的面子，另一方面，他们会担心强加于人、威胁到他人消极的面子。今堀和库帕奇针对上述四个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

IMT理论针对身份冻结问题提出了四组策略：其一是自我积极面子的维护，其二是双方积极面子的维护，其三是他人积极面子的维护，其四是双方消极面子的维护。具体的策略如下：

应对身份冻结问题的策略

针对自我／他人面子维护矛盾问题，IMT同样提出了四组策略：其一是他人积极面子的维护，其二是自我积极面子的维护，其三是双方积极面子的维护，其四是双方消极面子的维护。

本部分仅做学习参考，诚挚感谢《跨文化交际理论 (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 》by 戴晓东，大家还可参考阅读隋虹著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