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通用书面语、民族/国家共同语进入
方言或民族语的层次
一、通用书面语与地方语
语言接触还有一种重要的类型，这就是一个国家中通用书面语对各地方言或语言的影响。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讨论过书面语的语体特点，着眼点在于书面语语体与口语语体的不同。本章的着眼点则在于书面语的地域通用性，它与只局限于一地的地方语的不同以及对它们的影响。
随着文字的产生，社会生活有了新的分化，语言也随之形成了新的变 体。以文字为表达媒介的书面语，与文字学习、科举、政令制定和发布、外 交、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承等社会的高层活动相联系，其使用的地域 覆盖一个甚至若干个国家，所以有“官方语言”、“宗教语言”、“雅言”、“通语”等不同名称。通用书面语和地方语可以是同一民族语言的风格兼地域变体，如中国古代的“雅言”、“通语”与各地方言；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和我国南方的不少少数民族都曾以汉语作为通用 书面语。书面语具有高于地方语的地位，联系着不完全统一的社会。
书面语通过读书识字的特别途径传播，所及之地不一定地域相邻，这 与语言替换和语言联盟在语言接触方式上有很大区别。书面语的地位和 接触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书面语与地方语接触的结果也与语言替换和语 言联盟有所不同。另外，书面语所联系的社会的分化程度，书面语与当地 语是否是同一语言，也会造成接触的过程和结果有所不同。
二、文白异读与汉语方言中的通用语层次
我国地域广阔，很长时期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条件 下，一方面各地经济独立、风俗各异；另一方面有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统一的政令和科举，统一的文字和通用书面语。通用书面语联系着各地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联系着各地人民的交际，有着高于方言的地位。
我国不少方言中有所谓“文白异读”的现象，特别是南方方言和山西的一些方言中文白异读非常丰富。文白异读指一个方言中不少汉字（记录的是一个语素）有两个或多个有文雅/俗白风格区别的语音形式，形成成系统的层次。比如山西闻喜方言中，“平坪病明鸣名命丁钉听锭宁零铃领岭清 晴井静荆惊经镜庆轻迎影”诸字都有韵母文白不同的两种语音形式：文读韵母为有鼻尾的ig韵，白读韵母为没有鼻尾的ie韵。文白形式的使用有语用上的区别，也有词汇上的区别。比如，“井”用于指称现代机井（用机械化的方式打出、用较细的铁管插到深层地下水层中、用电动水泵汲水）时一定要用文读韵母，指称农村传统式的吃水井则在当地人交谈时用白读韵母，读书开会（特别是与外地人开会）时用文读韵母。有的字的韵母有三种异读。
为什么一个语素会出现不同的语音形式呢？从语言历时变化的角度看，这是通用书面语对当地方言影响的结果。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白读是当地语原有形式的继承和发展，文读是外来的、借助文字教育或戏曲传习而传承的通用书面语的形式。不同时期的通用书面语可能不同，所以文读也可能有多个层次。文读的风格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新的文读进入后，旧文读的风格色彩与之相比就相形而“土”了。所以，分析地方语与外来通用书面语的关系，也不能完全根据文白的风格色彩，特别是遇到有三个或者更多层次的情况。
分析汉语方言的层次要特别注意我国历代通用书面语的更替。虽然, 直至五四运动之前，我国的科举考试一直以先秦时代的文言文为语法规范，以在南北朝时期的韵书《切韵》的基础上精简而成的《平水韵》为语音规 范。但是，宋元以来实际上已经出现另外一系贴近当时语言的新的通用书面语，在文化教习（如宋代的《朱子语类》）、政令和外交文书（如《三朝北盟汇编》的一些部分）、特别是新兴的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中广泛使用，当时叫做“天下通语”。元初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作词十法》中讲到编写曲文 时说：“可作乐府语、经史语、天下通语”，“不可作俗语、蛮语、谑语、嗑语、市 语、方语、书生语（按：指文言）”等。可见当时的“天下通语”已与文言分家, 与乐府语、经史语并列，是一种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新的书面语。近人任中敏对这一点作过解释，说写文章、作词作曲时釆用“天下通语，则天下尽通，后世易晓。若为市语方言，则虽便捷一时，称快一地，要无以明于天下后世……”。后来产生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 外史》等都是用这种“天下通语”写的，而《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则是进一 步用北方方言的代表点一一北京话来写作的作品。同时宋元以后也产生 了一些贴近当时北方语音的新的韵书作为词曲戏曲的音韵标准。
还要注意汉字给通用书面语带来的特殊性。由于汉字是不表音的，所以汉语的通用书面语的语音标准只有韵书，只有反切，只能从中得到声韵 调的字音归属而没有具体的音值标准，于是各地的人们就可以以各自的音值去读。由于有音类的对应，所以交际时可以通过类的对应而达到相互的 理解。直至民国时期灌制“国语留声片”之前，我国的通用书面语都是只有字音声韵调的归类标准，而没有音值标准，各地说各地的蓝青官话。
一个方言是不是有文白异读现象，取决于方言与同时期通用书面语的字音分合关系的差距大小。如果差距不大，则方言往往通过地区内部的言语社团的差异（如新老差异、读书人与文盲的差异）而向通用语靠拢。如果方言与通用书面语的差异很大，则会产生文白异读的现象。
文白异读与今天学习第二语言或普通话而出现的双语现象有所不同。不同在于，文读是在通用书面语没有音值标准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各地的文读都经过了各自方音系统的改造，带上了地方味儿，所以文读跟白读从音值看共用一套声韵调系统，都是当地的，听上去说的都是当地话，如闻喜话的上声（如“水、井”的声调）是44调而不是北京的214调。文白的差别则在于字音中声韵调的同音关系不同，如闻喜话•'水”的三种读音中声母、韵 母的归属各有不同。推广普通话以后，我国的书面语有了语音的标准，它 与地域方言不再是同居一个系统之内的文白层次，而是声韵调各有自己体系的两个完整的系统了。
与其他类型的语言接触相比，文白异读一个重要特点是接触双方是源自同一语言的功能变体，亲缘关系比较接近，因此词汇相同的数量比较大， 且音类上的对应关系较为明显。这样的接触，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结果？ 现在发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种接触的结果会造成语音层次与词汇层次 的不完全对应。一是文白异读是同一语素声韵调的文白层次可能杂配，二 是一些世代常用的词汇，只要不是本地独用的，也有可能换用文读。比如， “平平的”的“平”，闻喜郊区老年妇女说/仲苛"/,但青年人或男性却说 /Phie213/,后者的声母换用了文读，韵母还是白读。
文白异读为我们研究古代方音的情况、古今各个方言在区域上的扩大与缩小、历代通用书面语语音的更迭及在地域上的覆盖范围，提供了宝贵 的资料，也为研究书面语与地方语这一特殊的接触类型提供了宝贵的资 料。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正在逐渐深入。
三、外族书面语的层次
不少语言在历史上曾经以其他民族的语言作为通用书面语，这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同居一个国家共同体之中人口较少、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往往 借用文化上占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文字和通用书面语。比如我国的壮族，历 史上很长时期借用汉字并以汉语作为自己的书面语。
二是借用其他国家的文字和书面语。比如日本、越南、朝鲜历史上曾 长期以汉字、汉语作为自己的文字和书面语言。
三是因战争被其他民族征服，一段时期内以他民族的文字和语言作为 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官方语言。比如下面所讨论的英伦三岛曾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情况。
他民族书面语的借用会在借入方的语言中造成整齐的词汇一语音层次，同时也可能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多次地借用。比如，日本借用的汉语书 面语,从语音上看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南北朝时期从我国东南沿海借入的“吴音",一是唐朝从长安借入的“汉音”。英语借自罗曼语族的词汇约占 整个词汇的7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拉丁语，从罗马帝国到文艺复兴 之前，拉丁语一直是整个欧洲的宗教和科技语言。迄今，医学、药学、动植 物分类学等领域，学术界仍然统一使用拉丁学名。而另外一部分却是来自 战争征服。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王威廉在海斯汀之役中击溃了英吉利 军队，在英国建立了王朝，法语成了国家、宫廷、教会的语言。在这一时期， 英语从法语中借用了大量的词语，一直沿用到现在。例如,state（国家）， people（人民），parliament （国会），nation（民族），honour （荣誉）,glory （光 荣）,fine（美好的）,army（军队）,enemy（敌人）,battle（战役）,peace（和平）， vessel（船），officer］军官）,soldier（兵士）, court （法庭），justice］审判、司法） 等等都是从法语借入的词。有意思的是，英语中的牛（cow）,羊（sheep）,猪 （pig）的名称未变，而牛肉（beef）,羊肉（mutton）,猪肉（pork）都改用法语词。宫廷中的统治者只关心吃的是什么，而不关心养的是什么，反映了借词涉及的范围限于统治者关心的事物。
书面语借用的社会条件不同，结果也会有差异。在第一种社会条件下，书面语借贷双方的民族同处于一个国家共同体中，除书面语外，两个民 族还有地理上相邻、交错居住、通婚等密切的日常接触。于是，他民族书面 语的借入，一方面会形成完整的书面语词和书面语音的层次，另一方面在 两民族交错居住的区域，两民族的语言系统还会相互感染而形成语言联盟。在第二和第三种社会条件下，书面语借贷双方的民族没有地域上的接 触，或是只在短暂征服期有地域上的接触，因此在词汇大量借贷的基础上，可能会发生结构因素的少量借用，比如日语中新生了只用在汉语借词中的鼻韵尾，英语中产生了“拉丁式重音”（英语本族词的重音在词首，而拉丁语 名词的重音大多在词的倒数第二音节），但不会导致借入一方整个语言系 统在结构类型上的变化，即不会发生整体性的结构类型的变化。比如大量 法语词语渗入英语之后，都接受英语语法规则的支配，英语并没有因此而 丧失其独立性。另外，由于地域上不相邻，所借书面语的影响只能是单向地施加到借入一方，反向的影响不会发生，因而不会发生彼此的系统感染，不会产生语言联盟。
四、共同语
民族共同语或国家共同语是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更高形式的通用语, 这是有具体音值标准的、涵盖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变体的通用语。民族共同语和国家共同语的区别在于，民族共同语是一个民族的通用交际语，而国家共同语是一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的通用交际语。
先说说民族共同语的问题。
在封建社会，一个地域较大的国家经济上是各地相对封闭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如果政治上集权的力量强、文化上的统一程度高就会产生中 国式没有具体咅值标准的通用书面语。而在欧洲，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前的整个“中世纪”（约公元395年一1500年），一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各地城邦林立，地方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再加上欧洲各地都 使用表音文字，即使是使用同一套字母，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方言写出来也 各不相同。因此欧洲各国长期都是以罗马帝国所使用的拉丁文为通用书面语，没有各民族、各国家自己的通用语。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地资本主义的因素逐渐发展，同一国家或同一个较大区域内部的经济文化联系逐渐加强，形成了内部远比封建时期更加 统一的社会。与此相应，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各国（包括新统一的德意志共 和国）陆续出现了自己的民族共同语或国家共同语。
我国则在1923年由“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提出以北京语音为我国 “国语”的语音标准并得到当时教育部的批准和支持。1956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正式发布文件，确定“普通话”为现代汉民族民族共同语的口语形式,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共同语是在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究竟哪一种方言成为基础方言，这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确定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主要是政治的原因。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的中段，即所谓“中原地区”是汉民族的发源地, 是夏商周以至秦汉的中心地区，汉民族从这一中心地区逐渐扩展到了南方，而“中原”一直是汉民族心目中国家的中心。再加上用北方口语写的文学作品（宋元话本、元曲、明清白话小说等）有很大影响，说北方方言的人口也最多，因而北方方言就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京则是辽、金、 元、明、清五代的都城，近千年来一直是一个政治中心。随着千年时间的推移，北京音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被确定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
伦敦方言成为英吉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英国产业革命之后，首都伦敦成为工业的中心，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各地居民纷纷 迁入伦敦。操各种方言的人杂居在一个城市之中，使英吉利民族共同语在伦敦方言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方言的一些成分而发展起来。
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主要是由于文化的原因。 意大利在统一以前，著名的文豪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已用这种方 言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人们要欣赏这些作品，就得依照多斯岗方言去阅读，就得学习这种方言。因此，文化的力量使多斯岗方言在全国的方 言中取得了特殊的地位，成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而该方言区的首府佛罗伦萨的语音就成为意大利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总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都可以使某一个方言取得一种特殊的地位而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再谈谈国家共同语。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各民族之间往往还需要一个共同的交际工具，这就是“国家共同语”（简称“国语”）。目前，我国的国家共同语是普通话。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确认了普通话的法定的国语地位。有的国家的国语不止一种，例如加拿大的国语有英语和法语两种，瑞士的国语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希（Romansch）语。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多以一种语言为主，如加拿大以英语为主，瑞士以德语为主。与民族共同语对基础方言的选择相同，一个国家选择哪种民族语做国家共同语，也是取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
民族共同语和国家共同语可以加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内部的统一和联系，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汉民族的一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学好普通话，积极推广普通话。同时，实践证明，民族共同语和国家共同语不能、也不应该取代方言或其他民族语。方言和人口上占少数的民族的民族语都是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民族的内部共存有丰富的地域文化，一个国家的内部共存有多彩的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提高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在推广民族共同语和 国家共同语的基础上，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将会更加有益。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亟须深入。
以上四节介绍的是语言接触的一般形式，也即在几种常见的不同社会条件下语言相互接触通常的结果。要说明的是，以上四种形式并不是截然 划分的。比如，同一地区的若干民族可能在某一历史时期人口相对平衡， 而另一时期因战争等其他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民族的人口比例突增而打破平衡；一个民族可能部分人口聚居而另一部分人口与他民族混居，因而语 言替换只在与他民族混居的部分人口、部分地区中发生，其他人口和其他地区则形成语言联盟。再如，形成语言联盟的各个民族在人口和经济文化上往往只是相对均衡，仍可能会有一个经济文化上相对先进的民族，其他 民族向这个民族借用的词汇就比较多，也会形成借词的层次等等。语言接触会造成什么样的语言变化，语言变化与社会条件有什么关系、与语言自身有什么关系，是近几十年来历史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许多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又有独特的文字体系， 是研究语言接触难得的田野基地，在这一领域，我们还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