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绪论：

古代史家的“世界历史”认识

早在古代，东西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但是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没有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一门专门学科，即使是那些眼界开阔的历史学家，也不会将其论著标名为“世界历史”。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竭尽所能将发生在已知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下来。所以说，在他们那个年代所著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的世界历史。如：

l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9卷本，虽然主要内容记述的是希波战争，但是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多瑙河、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可能就是希腊人所知的世界范围。

l 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书叙述的是汉天子统治下的中国，但是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及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所知的世界。司马迁将这个已知的世界笼统地称为“天下”。

l 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著《历史》40卷本，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的罗马。所记范围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的地中海的周边世界。

l 中世纪时代，受宗教意识的支配，“世界历史”的认识有着极为明显的宗教史观的特征：⑴ 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的史观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即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这一历史观一直沿续到17、18世纪。⑵伊斯兰历史学家的编撰也同样受到宗教意识的支配和影响，塔巴里著《历代先知与帝王时代记》、伊本·赫勒敦（1332—1405）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虽然都以最渊博的“世界史”著称，但是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为主体。所以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

l 中国自班固著《汉书》始，所修的正史均为断代史。历代史家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史的同时，还记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²  ²       古代、中古时代中西撰史的不同：

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题的活动，是以人为本的历史。所记述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2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²  ²       古代、中古时代中西撰史的局限性：

A．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的世界，远非16世纪以后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即限于世界的某一局部。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出包括全部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

B.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或者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者蔑视即使已有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因而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等等。

近代史家的“世界历史”认识

近代早期西方史家的“世界历史“认识：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兴起的原因分析：

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

A．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空前发展，世界逐步由封闭、分散的格局向整体过渡，东西方之间和大陆之间闭塞的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

B．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著《恩那阿德》，记述了从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俗演义》（或译为《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特点：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数学的束缚，突破以往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画出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纵向上，伏尔泰废弃洪水创世之说，从当时他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横向上，伏尔泰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伏尔泰确实为后来的世界史的编撰开辟了道路。

德意志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J·C·加特勒尔的《世界历史要览》；A·L·施勒策尔《世界历史概略》等等。

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兰克首倡的客观批判主义史学。《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尔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

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做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如：英国J·坎普贝尔等编辑的《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最著名的是英国的“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剑桥近代史》和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

近代西方史学著述的缺限：

A．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为陪衬。

B．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

C．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著述的发展：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

l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5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

l 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历史与地理巨著。

l 徐继猷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上述2书均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猷认为“坤舆大地，一中国为主”，而万国对中国则仰之辰极。

l “中华第一”的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学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两派历史学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和革命的借鉴，所以所写的外国历史多为世界各国的治乱兴衰，目的在于说明变法和革命是国家强弱存亡的关键。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所依据的蓝本多为直接或间接地出于西方学者之手。

20世纪初西方史观的转变：

“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原因：

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

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方向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任务的日益深入慎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

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

表现：

A． O·施宾格勒和A·J·汤因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亡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

B． 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

C． 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的突破。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全球通史》，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意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局限：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失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

前苏联世界历史观：

前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的《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与西方同类著作相区别的显著特点。即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民族、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

贡献：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局限：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的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以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尚未占主导地位。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

A． 40年代初，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3卷。

贡献：该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富有启发意义。

B． 60年代，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该论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该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出当时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

C． 70、80年代，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断代史论著，但是均没有太大的突破，在分期和编撰体例上，始终没有完整地体现出“世界历史”的特点。

D． 80年代末，武汉大学历史系出版了一部世界通史，题名为《世界通史——从分散到整体》，是我国史学界在世界历史研究上所取得的一大成果。该书从文明史的角度，线性地勾画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用一定的章节介绍了不同时期各地区的发展状况。

E． 1992年，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6卷本出版。该书以其新颖的编撰体例、宏观的视角，系统地展示了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

F．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兴起了“现代化问题研究”的热潮，陆续出版了极富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论著。如：

1.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4. 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新版），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5. 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现代化理论》云南出版社1988年版

6.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7.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8. 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9. 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10.彼得柏格《发展理论的反省——第三世界发展的困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版

11.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 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

13.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4. 丁学良《“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框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15. 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7. 界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工业社会的终结和知识价值社会的开始》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8. 艾恺《文化守成主义——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台北时报出版社1985年

19.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0. 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1. 马克思《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资本论》第3卷

22. 库马《社会的变迁——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台北志文书局1984年版

23. 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4.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6.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7.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28.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9. 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  姜德昌、夏景才主编《资本主义现代化比较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1.  王觉非编《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2.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3.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4.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美国人.建国历程》《美国人.民主历程》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1988年版

35.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37.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8.  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39.  依田熹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0.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1.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2.  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3.  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4.  伊文成、马家骏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45.  佛里德里克.戴约等《东亚模式德启示》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

46.  乔恩.沃伦洛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德经济振兴》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47.  金正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8.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二、“世界历史”的线索

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14）。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2条线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

l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极端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某一个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个阶段；即使属于同一阶段，其发展形式又往往互有差异。但是，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总的来说，这个纵向发展的总的过程，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

l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客观过程。推动历史从原始人类分散生活的各个点到最后连结为世界一体的横向发展过程的决定力量，同样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

“各个相互也许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广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8

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间的关系：

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

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一体的世界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横向发展促进了历史的纵向发展。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横向发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

（一）传统的“一元单线”历史发展观简介：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解释为单线式的。其实这种五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的单线发展图式，最早是由前苏联理论界提出来的。1929年，列宁发表了《论国家》的演说，中心思想是要求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阐述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时，列宁列举了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农奴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序列。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才明确地提出：“历史上有五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在此，斯大林以五种生产关系代替了五种生产方式。从此以后，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就被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解释为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规律。

但是，要注意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可是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所以，此种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历史观是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论述的偏见。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一元多线式的。马克思的许多关于世界史的论述都能够体现出来：

l在原始社会“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模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社会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

l“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社会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社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马恩全集》第19卷448页、450页

关于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做过专门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历史地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进程（《马恩全集》第2卷第219——268页）。但是他后来曾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马恩全集》第19卷430页）并且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解释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恩全集》第19卷130页）

从宏观历史来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既不是划一的，也不是同步的。大致来看，世界各民族脱离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原始社会以后，发展趋势各异。

【历史发展的起伏变化问题】

历史的梯级式上升运动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也不是按同一顺序或者大致相同的时间同时迈向下一个梯级的。有的民族也许会跨越某一中间阶梯，出现一越而过的突变（如俄国跨越奴隶制阶梯、我国西藏发展），而个别民族则长期在原地踏步不前（如比利牛斯山区民族）。同时历史梯级的上升运动也不是直线式的有进无退，进进退退、弯弯曲曲。如：

欧洲在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在许多地区都导致生产的大倒退。在4、15世纪的经济亢进之后，又出现17世纪的危机，向后倒退半个梯级。在西欧向前迈进的同时，东欧出现了农奴制的再版。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导致了在美洲的奴隶制的再版。

不论按照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早就居世界先列，达到了成熟的程度，但是却迟迟不能迈向下一梯级——资本主义；而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远远低于东亚和西亚的西欧，却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

既然资本主义创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又是迈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条件，那么，为什么远没有具备这一物质条件的国家率先导向社会主义？如果以往的单线历史发展观是正确的，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就是错误的或者反常的；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真实的，那么，单线历史发展论就是错误的。

（二）简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单线式历史发展观的症结所在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机械的单线解释。即认为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周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又是依次完成的。

虽然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

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每种社会形态都具有三个向度：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具有的特殊性。

在特定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所处的阶段性（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变异的类型）。

在同时代世界环境（即社会外环境）中所占的位置，即在同一历史时代并存的不同社会系统间的横向联系。

因而对于任何历史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分析就应该是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式的。

【历史发展的多因素论】

現行的世界通史是按照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排列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相互衔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前一种社会形态的崩溃，接之而来的必然是一种新形态的统治。在两种社会形态交替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那么这种过渡又是这样实现的呢？按照传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内因即通过内在矛盾的迸发引起革命（突变）而完成过渡。如图所示：

这样，按照传统的单线式历史发展观的逻辑，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方式又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受同一种规律的支配。结果，得出的结论就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自然都会或早或迟地要经历同样的历史发展梯级了。

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的大过渡，只有西欧地区大体上可以清理出演进的序列。有3次大转变，即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其演进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也决不是完全的内部因素使然。第一次过渡是通过渐进的形式实现的。第二次过度的发生固然与奴隶制内在矛盾的激化分不开，但是单靠旧制度内在矛盾的发展和新经济因素的萌芽，要想实现奴隶制的迅速崩溃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瓦解奴隶制的决定性力量是外来因素，即蛮族的多次入侵。不过，蛮族的入侵并没有造成生产力的大解放，并不是旧制度下的生产力无法维持下去了。相反，正是由于蛮族的入侵造成了缘由生产力的大破坏，造成了从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的复归。

第三次过渡就更加复杂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落后的西欧形成，绝不是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或土地贵族与农民（农奴）的阶级斗争的单因素可以解释的。如果仅靠旧母体内的新因素的萌芽和成长，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使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西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大转变同样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旧的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早期城市化（社会结构变化），早期商业化（交换方式变化），早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变化），世俗化（神权政治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凑合，有助于使稳固的封建型依附结构发生松动。但是正是这种西方式的分件等级结构，而不是东方式的中央集权结构，为新生产力因素的活动提供了空间。表现为，在蛮族破坏后建立起等级封建权力结构（政治多元化）；众多的小国林立而无大帝国体系（国际多元化）；教权与王权分享政治权力（社会多元化），随后又发展起城市自治体（经济权力多元化）等等。使新生产力因素以自由城市为依托而轻易发展起来。

促使上述新因素发展壮大的是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商业革命和殖民征服运动，使新生产方式在母体内获得了大量的营养液。

随后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以及与之同步发生的政治大革命，这些奇特的巧合使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紧紧地扭在一起，使新生产力、新生产方式脱颖而出，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找到了它的最适合的发展形式。

四、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在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确划分世界史分期是构筑科学的世界史体系的重要基础。

1949年后我国世界史体系的2种标准

1949年后，我国的世界史体系基本上有2种，即西方体系和苏联体系。

西方体系是指西方历史学家建立的世界史体系。把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5或16世纪，包括“文艺复兴说”、“1492年说”和“地理大发现说”、“1453年说”、“1500年说”等几种主要观点。这种体系把世界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871年德国的统一或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上述观点在978年前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或“唯生产力论”，没有被我国史学界正式接受。

1978年前，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是苏联体系。苏联在划分世界近现代史分期时，是以革命为主要标准的。列宁曾把1789年法国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斯大林在1934年曾经同意这一分期方法。但是到1940年，斯大林接受了苏联历史学家的建议，将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定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苏联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成为定论。

1949年后，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我国的正式教科书当中，都以苏联的分期作为标准。虽然有许多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对这种分期标准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都未能动摇这一主流学术观点。

1978年后，我国学术思想空前解放，开展了大规模的关于世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84年，讨论达到高潮。《世界历史》杂志在1984年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例如：1984年第2期刘远图先生的《世界史体系问题琐议》；第3期李存武先生的《有关〈世界通史〉体系的几点意见》；第4期杭州大学历史系《对多卷本〈世界通史〉体系、主线及中心论的几点意见》；第5期刘绪贻先生的《开拓世界史研究的新局面》等等。

70、80年代的讨论，没有超越出以革命为世界近现代史2标志的框架。论证的焦点集中在世界近代史应该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还是以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史学界在世界近现代史分期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他们突破了以革命划分世界近代史的分期框架，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在研究其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中，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例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6卷本中，以150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此后，该观点被各院校奉为经典论断。1999年出版的由李植桐主编的《宏观世界史》同样采纳了这一分期方法。

中国的比较合理的科学的世界史体系开始建立。但是，在2000年世界近现代史学会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第4届年会（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上，一些学者对吴于廑、齐世荣的分期方法提出异议。麻光炳教授认为这种分期有“唯经济史之嫌”，阎照祥提出历史分期“应是相对的”观点，有的学者干脆提出分期应该是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