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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

 

  以上是对哲学的性质和功用的一般性讨论。以下就专讲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历史中有

个主流,可以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为了了解这个精神,必须首先弄清楚绝大多数中国哲学

家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各种的人。对于每一种人,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的最高的成就。例如从事于实际政

治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从事于艺术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

为大艺术家。人员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

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

一。问题就在于,人如欲得到这个同一,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或甚至必须否定“生”?

  照某些哲学家说,这是必须的。佛家就说,生就是人生的苦痛的根源。柏拉图也说,肉

体是灵魂的监狱。有些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疴溃痈。”这都是以为,欲得

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只有这样,才可以得

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出世的哲学”。

  另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

道德价值。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入世的哲学”。从入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出世的哲学是

太理想主义的,无实用的,消极的。从出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入世的哲学太现实主义了,太

肤浅了。它也许是积极的,但是就像走错了路的人的快跑:越跑得快,越错得很。

  有许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些人说的完全对了,或完全错了。从表

面上看中国哲学,不能说这些人说错了,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

或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

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孔子有个学生问死的意义,孔子回答

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

娄上》)照字面讲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全的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的理

想人格,也是入世的。中国哲学中所谓圣人,与佛教中所谓佛,以及耶教中所谓圣者,是不

在一个范畴中的。从表面上看,儒家所谓圣人似乎尤其是如此。在古代,孔子以及儒家的

人,被道家的人大加嘲笑,原因就在此。

  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已,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了解的。专就中国哲学中主

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

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

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

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

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

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

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

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

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

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

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

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

事,亦是无关宏旨的。

  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

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照相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

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

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柏拉图说的,和中国哲学家说的,都是

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但是照柏拉图所说,哲学家一旦为王,这是违反

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他为此作出了重大栖牲。古代道家的人也是这样说的。

据说有个圣人,被某国人请求为王,他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某国人找到这个洞、用烟把

他薰出来,强迫他担任这个苦差事(见《吕氏春秋·贵生》)。这是柏拉图和古代道家的人相

似的一点,也显示出道家哲学的出世品格。到了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遵循中国哲学的

主要传统,修正了这一点。

  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不是圣人分外的事。处理世务。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

展的实质所在。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而且作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

”,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一定要自觉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则他的行为就不会有超道德的价

值。他若当真有机会为王。他也会乐于为人民服务,既作为社会的公民,又作为宇宙的公

民,履行职责。

  由于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尽管中国哲学各家

不同,各家哲学无不同时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各家哲学中没有形上学,没有伦

理学,没有逻辑学。这只是说,所有这些哲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思想联系着,就像

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

  举例来说,名家以沉溺于“白马非马”之辩而闻名,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名

家领袖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我们常常看到,今

天世界上每个政治家都说他的国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实际上,他讲和平的时候往往就在准

备战争。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公孙龙以为,这种不正关系必须纠正。

这确实是“化天下”的第一步。

  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

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肃得

多的东西。正如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刊的手稿中指出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

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

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

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

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

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

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

一词的本义。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

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

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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