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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七国之乱”平定后的第十三年,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一举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专制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而言,试验于商鞅,成形于嬴政,集大成于刘彻。

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上,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全民思想的控制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七百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5]

在外交政策上,武帝一反之前的绥靖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匈奴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到执政第二十个年头的时候,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刘彻的政治威望也达到了顶点。不过,在经济上,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具体的操盘人为桑弘羊。

在解读汉武帝的这场经济改革之前,有三个前提是要预先观察到的:第一,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经全面完成;第二,以抵御外族入侵为口号的讨匈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基层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汉武帝掌握了改革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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