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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便越来越强,孟子渴望天下“定于一”,荀子期盼“法后王而一制度”,连最消极的庄子也抱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在此共识之下,各国变法均以强国兼并为目标,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个偏远的小国,它立国比齐国还晚,秦人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秦夷”。所不同的是,齐国在东面滨海的黄河下游,秦国在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前者盐铁资源丰富,工商传统悠久,后者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所以,它们的改革,一个是“蓝色”的、开放的,一个是“黑色”的、封闭的。

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岁,操盘的商鞅刚刚三十岁,正是百无禁忌的年龄,所以,他们的强国之术非常强悍和血腥,第一要义是打仗,这是检验变法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商鞅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1]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为“霸道”。

这场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层层递进,体系严密,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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