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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诸位。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许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22]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谋杀”的改革家。


【注释】

[1]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2]《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3]《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4]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5]《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6]《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7]《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8]《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9]《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10]《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11]《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12]《管子・海王》:“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

[13]《管子・地数》:“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14]《管子・轻重乙》:“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15]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6]《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

[17]《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18]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19]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据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考据,到了16世纪的明朝,出身商贾世家的陆楫又重拾管仲之论,提出“吾未见奢侈之足以贫天下也”(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而那时正是“士儒合流”的年代。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较著名的有曼德维的《蜜蜂宣言》(1727年)。参见余英时的论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20]《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21]《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

[22]《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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