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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术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为“亚圣”的孟子,与商鞅是同时代人。当商鞅在秦国大行变法之时,孟子正在东方各国游说,而商鞅被处死后,孟子还在齐国和梁国之间奔波,他很可能耳闻了商鞅的整个变法过程。比较两人的治国及经济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异。

在《孟子・梁惠王》中,齐宣王向孟子求教“王政之道”,孟子给出的答案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也就是说,他坚持恢复井田制,并拥护贵族世袭体制。孟子特别向往那种各守其职、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与滕文公的交谈中,他还特别设计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税赋政策上,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薄税敛”包括:商舍不征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九分抽一的农业税。很显然,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以及废除世袭、实施军爵的政策与孟子的主张背道而驰。

孟子常年在东方各国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现百花齐放的自由化状态,与西北的铁血秦国形成鲜明的对比。相对于商鞅的严苛管制和强调中央集权,孟子则强调仁义治国,“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更提出民众比国君更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在商鞅听来,肯定是可笑的无稽之谈、祸国妖言。

商鞅与孟子的思想迥异,是思想史上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景象,这两人对历史的实际影响也耐人寻味。

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对时局衍变几无作用,但是他所主张的儒家道统在西汉之后被尊为国家学说。

相对比,商鞅在后世的名声却非常之差,可以用“狼藉”来形容。在很长的时期里,知识阶层以谈论商鞅为耻,连说到他的名字都会“口臭三日”。秦朝灭亡后,世人对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他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宋代王安石推行变法,反对派、当世文豪苏轼上书宋神宗,以商鞅为前车之鉴,认为“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这都是典型的儒家视角。

然而,商鞅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他的施政手段虽然暴烈,但真正达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标,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苏轼在批评商鞅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客观地说,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他的基本治国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核心理念被众多独裁者所沿袭。在中国的统治术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实谁也没有淘汰谁,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论证道,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10]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也论证道,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的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11]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商鞅学说从阴暗之处重新回到明亮的主流舞台,是在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

其时,中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外辱,强国御敌成为了时代的唯一主题,儒家的抱残守缺以及怀柔学说不再适用,因此年轻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口号,而商鞅的强国之道焕发出让人难以抵抗的魅力,于是,举国争说法家,国家干预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如梁启超所言及的,图国家生存发展为第一要务,图人民个人的幸福则次之。倘若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其时的大政治家及知识分子,无论改良派或革命者,从孙中山、陈独秀到康梁、胡适,无不推崇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12]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对商鞅最为尊崇的正是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于湖南省立一中的19岁少年毛泽东写作《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这是他留存至今的最早文稿,在这篇500余字的作文中,毛泽东写道:“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他的国文教员柳潜读后赞其“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及至晚年,沉迷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对儒学嗤之以鼻,而独尊法家,他最欣赏的两位政治改革家,便是商鞅和王安石。1973年8月,毛泽东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3]

“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辈的一次遥远的致敬。

【注释】

[1]《商君书・靳令》:“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2]《汉书・食货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

[3]《商君书・垦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

[4]《商君书・垦令》:“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5]《商君书・赏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6]唐德刚:《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晚清七十年》,远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33页。

[7]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9页。

[8]语出《论语・颜渊》。

[9]语出《墨子・尚贤中》。

[10]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7页。

[12]在民国学者中,胡适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据余英时的考据,胡适从1926年到1941年,一直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抱着比较肯定的态度。参见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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