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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没有“国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变的动机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我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所谓国家,从来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之公理。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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