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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所高标特立的无用的知识如何可能成为知识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实践出真知”、“一切知识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一切生活实践中产出的知识都是为了优化、指导进一步的实践,因而肯定是有用的。无用的知识何以是知识呢?希腊人的回答更加特别:一切真知识都必定是出自自身的内在性知识,来自外部经验的不算真知识(episteme),只能算意见(doxa)。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内在性知识?这就要说到希腊科学的演绎特征。

我们知道,人类几个最古老的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且产生了专职守护并传承这些知识的社会阶层(比如祭司、僧侣、文官等)。这些知识,有的事关国计,有的事关民生,但均是有用的知识,均是祖先生活智慧的结晶,均是经验知识。唯有希腊人奇花独秀,提出知识的本质是非经验的,从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演绎科学。

演绎科学注重内在“推理”,不重解决具体应用问题。什么是“推理”?百科全书说:“推理是使用理智从某些前提产生结论”。人们通过经验学习都可以习得从某些前提得出结论的能力。看到天上风起云涌,我们得出结论“快要下雨了”;看到大街上的人都朝一个地方奔去,我们得出结论“那地方出事了”;房间里的灯突然熄灭了,我们得出结论“停电了”。这些都是经验推理。这些推理多半是正确的,但也不一定。风云突变,甚至电闪雷鸣,也有可能不下雨;人们都朝一个地方跑,也许是抢购什么东西;灯熄灭了,也可能是灯泡坏了。但是,有些推理却必然正确,比如,“单身汉是未婚的”,“屋子外面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如此看来,推理作为知识的重要表现形式有许多种。有些推理不是必然正确,有些推理必然正确。希腊人看重的推理是内在推理、演绎推理,必然正确的推理。

演绎推理的根本特征是保真推理,即只要前提正确,结论必定正确的一种推理形式。三段论是最基本的保真推理。它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组成。希腊人最常说的三段论是:“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这个推理是由一般向个别过渡,结论所包含的断定不超出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我们中国人容易把它看成是“废话”。是的,它确实是废话,因为只有废话才“永恒正确”。希腊人为了寻求“永恒正确”,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废话”。

“废话”何以能够构成“知识”、发展“知识”?这是我们理解演绎科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我们熟悉“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中国人来说,不容易明白知识如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行”展开。希腊人的知识构建是通过推理、证明、演绎来进行的,而所谓证明、演绎,只是顺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已。

我们可以举芝诺悖论为例,来考察一下希腊人的证明性知识如何独立于经验进行构建。芝诺是巴门尼德的学生。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或可译成“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作为他的基本立论,基于这个立论,他认为变化不可能,一切变化根本上是假象。芝诺为其师的立论提出论证,他想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他一共提出了4个运动悖论,以此证明运动不可能存在。

第1个悖论叫做“二分法”。他认为,从A点到B点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由A点到达B点,必先到达AB的中点C;为了达到C点,必先到达AC的中点D;为了达到D点,必先到达AD的中点E……,这样的中点有无穷多个,因此,从A点出发的第一步根本迈不出去。

第2个悖论叫做“阿基里斯追龟”。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英勇战将,迅跑如飞,芝诺现在要论证他追不上乌龟。芝诺说,阿基里斯为了追上乌龟,必须将到达乌龟起跑时的位置;可是,等他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乌龟已经在前头了。他若继续追,总是要先到达龟先前所在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总是离龟现在的位置有一段距离。无论龟跑得多慢,阿基里斯跑得多快,他也只能逐步缩小这个距离,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一距离,因此,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龟。

第3个悖论叫做“飞矢不动”。他说飞着的箭在每一瞬间肯定在某一个空间位置上,而在一个空间位置上,意味着在这一瞬间它是静止的。既然在每一瞬间都是静止的,而时间又是由这些瞬间所构成,那么总的来看它是静止的。

第4个悖论叫做“运动场”,说的是三列物体的相对运动。相对于静止的一列物体运动了1个单元的空间,相对于运动的一列物体却运动了2个单元的空间。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最小的空间间隔的话,那么就会出现1个空间等于2个空间这样的悖论。

芝诺悖论采用的是证明的方法,但结论却与我们的经验常识相左。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认为,芝诺悖论由于背离生活常识,只是一种廉价无聊的诡辩,不值得重视。但是,西方思想却没有轻易放过它。希腊人认为,结论是否荒谬并不要紧,关键是论证是否符合逻辑、符合理性的推理规则。如果他的论证不合逻辑、推理有漏洞,那自然应当放弃;如果他的论证没有问题,那就不能轻易放弃,相反,要以此追究我们的常识是否出了问题。事实上,芝诺悖论提出两千多年,一直没有被忽视、一直被讨论。由于涉及非常深刻的无限问题,对它的讨论实际上推动了无限数学的发展。

要深入理解芝诺悖论,需要考虑时间空间的连续性问题。在这四个悖论中,前两个是一组,后两个是另一组。前一组预设了时间空间是连续性的,因而可以无限分割;后一组预设了时间空间是不连续的,因而存在着最小单元。只有考虑到这两个预设,芝诺悖论才是合理的。他想说的是,时间空间要么是连续的,要么是不连续的,无论哪种情况,都显示出运动的荒谬性,因此,最好的结论就是,运动不存在。我们喜欢“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会断然否定芝诺的论证,会认为我们只须起身在屋子里走几步,举起手在空中舞几下,就证明了芝诺是错误的。然而,希腊人不这么看。希腊人会认为,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经验中的确存在着运动这回事,但是,正如芝诺所说的,它不合理、不合逻辑。因为不合理、不合逻辑,所以我们宁可相信它不存在,它是一个假象。要破解芝诺悖论,不能诉诸经验、常识,只能诉诸进一步的理性论证。

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对芝诺悖论做了一个破解的尝试。针对“二分法”论证,他说,我们固然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与数量上无限的事物相接触,但是,我们却可以以无限的时间点与数目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只要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无限分割,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过无限数目的点是可以的。

我们暂且不论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是否正确——这个论证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局限——我们着重看一下理性知识的建构过程。很显然,在理性论证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会运用三段论,从前提推导出结论,另一方面,我们分析一个命题一个断言所包含的预设。前一方面是明面上的,是简单的,另一方面则是隐蔽的,是复杂的。正是后一方面,使我们见识到所谓“废话”是如何能够自我构建为知识体系的。


芝诺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的质疑,都是在理性规则的指导下,拓宽一个问题领域的逻辑空间。这种拓宽有时候是顺着的,比如,芝诺说,两点之间总是有一个中点,于是在迈步者的前面就有无限多个中点需要经历;在有限时间内经历无限个点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一点运动到另一点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的拓宽是逆着的:你说“两点之间总是有一个中点”,那就意味着你承认了空间的连续性;你承认了空间的连续性,最好也同时承认时间的连续性;你承认了时间的连续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无限多个时间点;以无限多个时间点去接触无限多个空间点,是可以的。亚里士多德的质疑的关键在第一步,即追究到芝诺论证中的预设。对预设的追究,是演绎科学之所以能够提供“新知”的关键。


演绎推理貌似重复一些废话,但希腊演绎科学的确提供了“新知”。希腊数学和希腊哲学的伟大成就就是明证。没有人敢说希腊哲学和希腊数学都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废话。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向个别推进,因而展示了多样性,就此而言是提供新知的。但是,你可以说这些“新知”其实并不“新”,实际上是“旧知”。是的,从根本上说是“旧”知,但这些“旧”知因为被掩盖着、遮蔽着,并不为我们所“知”。

智者曾经讨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习悖论,意思是说,我们究竟对我们正在学习的东西是懂还是不懂呢?如果是懂的话,那么学习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懂的话,那么学习就是不可能的。在《美诺篇》中,柏拉图对此问题做了一个著名的回答。他说,我们的确只能学习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还要学习呢?那是因为,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后来给忘了,而学习不过就是把它们重新记起来,因此,学习就是回忆。为了证明“学习就是回忆”,苏格拉底还喊来一个奴隶小孩,现场让他计算二倍面积的正方形边长,结果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得出了正确的结果。柏拉图以此表明,奴隶小孩本来就懂得几何学,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些知识,经过苏格拉底的启发,他回忆起来了。

这个学习悖论的柏拉图式解决听起来不可思议。当然,我们若是从经验心理学意义上来理解柏拉图的这个“学习即回忆”的理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理论却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我们理解,演绎科学何以能够提供“新知”。“新知”本质上是“旧知”,但因为我们的“遗忘”、“遮蔽”,当它们被重新挖掘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新知”。

希腊思想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秘密,那就是,我们生活在遗忘和遮蔽之中,遗忘和遮蔽是我们生活的本质。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深奥。如果通俗地说就是,我们的存在是一种条件性存在,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存在状态,决定了我们之所是,但通常我们对这些条件并无意识。但是,只有通过追溯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世界是怎么回事,因为世界的存在也是条件性的。

人们常说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经验一定也是有条件的。是什么让经验成为可能的?特定的经验基于何种特定的条件?我们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可是,我们的“看”并不是赤裸裸的、中性的。我们的“看”是条件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先决因素。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能“看成”不同的东西。因此,真正的理解经验,我们必须回到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那里。正是这些先验条件使经验成为可能,使经验成为它所是的样子。

我们的经验中有这样的说法:脑袋像一个圆球那样,可是脑袋并不是一个真的圆球。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在起作用,那就是我们必须先有“圆球”的概念,我们才能说“脑袋像球”以及“脑袋不太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圆球。我们能够找到的都是像脑袋这样有点圆但又不绝对圆的东西。如果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的话,那“圆球”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柏拉图明确宣布,圆球的知识属于一个超验的领域,我们是通过概念的内在演绎获得圆球的知识的。何谓“圆”?“圆”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被定义出来的:“圆是这样一条曲线,它上面的每一个点都与一个叫做圆心的点保持相同的距离”。我们在做这个定义的时候,根本不用实际上用圆规画一个圆来。事实上,圆规画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绝对的“圆”。相反,圆规画出来的东西之所以被叫做“圆”,乃是因为“圆”这个概念事先已经被规定出来了。

不仅“圆”如此,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东西无不如此。因此,要恰当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需要进行先验追溯。在先验追溯之中,我们发展我们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科学。

作为先验追溯的演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之所以显得是“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向对于我们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没有觉察。这些知识深藏在我们的灵魂内部,是一向属于我们“自己”的。正是因为一向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正因为一向属于我们,学习这样的知识,也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在追求自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74页)当人们意识到现代科学出现在现代西方,是因为它们继承了希腊演绎科学的基因之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创造了演绎科学”?我想,没有把“自由”作为理想人性进行不懈追求的民族,很难对演绎科学情有独钟、孜孜以求。我们的祖先没有充分重视演绎科学,不关乎智力水平、不关乎文字形态、不关乎统治者的好恶,而关乎人性理想的设置。我们的“仁爱”精神,使我们走上了不同的人文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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