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艺术上之成就

1．建筑

中国最初之建筑　半坡及其他遗址的圆形与方形房屋代表了中国最初的建筑。

河南偃师二里头有一群大屋屋基，著名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认为是夏朝政府所留下的。

商周两朝的宫殿与大厦　在安阳发现的证物，告诉了我们商朝的国王们，住在庞大的宫殿之中。考古学家在湖北省黄陂县蟠龙镇找到了一座长方形大屋的坟墓。这大屋可能是为商朝在当地的一个地方首长所住。

周朝的国都岐邑与周朝的京城镐京，也先后被考古学家发现。有些艺术家按照古书上传说性的记载，画出了周王朝会群臣的明堂。

汉朝平民的房子　广东出土了一座青铜的房子模型。它有两扇门，一个前廊与伸展出来的屋檐。

人口众多的家庭，如经济情况许可，可以有包括几个庭院与几层楼房的建筑。

砖造或石造的坟墓　汉朝及以后的多数坟墓是砖造的或石造的；也有兼用砖石建造的。这些坟墓比人们地面上的住宅更经得起时间的剥蚀。住宅通常是用木造成的。

多数的坟墓有圆形的拱门。这圆形的拱门，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并非从罗马传来。当时中国与罗马，直至公元2世纪末年，才开始接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房屋　在这个时代，中国经济上与文化上，在大体上是退步的，多数的人民住在简陋的房屋里。

有一座房屋，其特点值得我们注意。它的屋檐有点向上翘起。这个特点之成为中国流行的格式，尤其是在北方，要等到宋朝。

与人们住宅成为对比，佛与菩萨的住宅也可以很豪华，例如云冈第九洞窟的大门。

唐朝的房屋　我们是从敦煌洞窟中的壁画，得知唐朝人民的住宅是什么样子。

宋朝的房屋　由于名画《清明上河图》长卷，我们对宋朝人民的住宅知道得比唐朝人民的住宅多得很多。

元朝的房屋　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曾大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曾改变多少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在中国各行省做大官的蒙古人，喜欢在中国人的若干房屋之比邻，扎下自己的蒙古包。

明清两朝的房屋　宋朝人民房屋的格式，为明清两朝的人民所沿袭。

人民之中的富有者，可能把房屋加大，加添装饰；一般的人民则用围墙围起住宅的各部分（通常是一个正屋与两边厢房）。这样的房子到今天在北京及北方其他城市仍很流行，称为“小四合”。

至于人口多而花得起钱的人家，便建造了、买了、或租了“双四合院”。这“双四合院”，被称为“大四合”。

双四合院之外间，亦即前面的四合院之主建筑，有客人之时，就作为饮茶或宴会的客厅，没有客人之时，便作为男主人的书房或画室。

比大四合更大的住宅，当然也有。在中国南方或西部，由于多山，多坡地，建筑家不得不因地制宜，难以固守小四合或大四合的典型。

在通常情形之下，如此的住宅倘不附以花园，则不能视为完备。中国有若干花园，其中的房屋反而成了树木、石头与池子的附属品。

中国的名园　现存名园之最古的，是安徽滁县的醉翁亭。这个亭子之所以有名，是由于宋朝一位大学者兼政治家欧阳修的一篇文章《醉翁亭记》。

醉翁亭

另一位学者政治家，苏舜钦，于1044年在苏州建筑了一个与醉翁亭同样有名的亭子，叫做沧浪亭。这亭子之所以叫做沧浪，由于附近有一条叫做沧浪的小溪。这沧浪溪的名字，是仿自山东曲阜，古代鲁侯国的一条小河。

沧浪亭外表朴实，也正如醉翁亭一样。然而它的故事却比醉翁亭多彩多姿。

苏舜钦死后，经过相当时候，这亭子入于一位大将军之手。再其后，成为一座佛寺。最后，到了17世纪，它变成公园。它有枝叶茂盛的树，又有一个池塘。

苏州除了沧浪亭之外，另有三处名园：拙政园、留园与网师园。这三处名园分别建于南宋、明朝及清朝晚期。

造拙政园的王献臣，是明朝一位曾经投身政治，位居监察官（御史），而灰心隐退，自认拙于政事的人。这个拙政园的特色之一，是一条曲折的长廊，有顶；它在全中国，几百年以来，是少有能比的一个花园。

留园作为一个花园，可谓应有尽有。它有游客所想看到的任何部分：房屋、树、池塘、石头、桥、小岛等等，它又有各式各样的窗子。

所谓网师，意思是擅长用渔网之师，亦即渔翁之意。事实上造网师园之人，亦即拥有此园之人，并非渔翁，而是一个学者，这位学者喜欢自称为网师而已。

苏州以外的各大城市，也各有花园与公园。我在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到了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瘦西湖。

位于太湖之边，在西南方与苏州遥遥相对的无锡，有它的蠡园。蠡园是因公元前5世纪的一位政治家范蠡而得名。范蠡曾经帮助越国的一位国王（勾践）战胜吴国的一位国王（夫差）。

工业化最盛的上海，也有几个花园。可惜其中没有一个堪与苏州、杭州、扬州、无锡、北京的相比。

北京曾经从公元11世纪开始，是辽、金等朝的首都；从13世纪开始，是全中国的首都（除了从1368～1405，从1928～1949）。它在许多方面，都确是中国第一个城市。

北京最了不起的仙境，是颐和园，它是慈禧太后于公元1888年所造。

它被西方学者与游客称为“新夏宫”。在它以前的圆明园，被称为“旧夏宫”。圆明园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为英法联军所劫掠并焚毁。

颐和园占地2.97平方公里，其中约四分之三为一个人工湖——昆明湖。

环绕湖的一部分，有一条廊，长728米。廊的每一梁，皆有慈禧之时名家的画，来去两面均有。

慈禧太后想要一座大理石制成的桥，放在湖的一角。匠人遵命造成。这座桥有十七个拱洞。

她又想要许多奇形怪状的建筑，也都如愿以偿。其中之一，完全用青铜铸成。

赏玩颐和园，最好是在下了大雪以后的第二天。

颐和园

宫殿建筑　颐和园有若干殿堂与高楼，正如北京大城内的小城，紫禁城之所有。但是慈禧太后不曾用颐和园的殿堂举行朝廷大典，她也从未在颐和园举行会议。

古代中国与中古中国的若干宫殿，已没有一个存在于今日。一个新朝代的君主，每每用火烧掉前一朝代的大建筑，尤其是宫殿。新朝代的人民（亦即参加革命的旧朝代的人民），也喜欢放火烧去宫殿。现存的北京紫禁城的宫殿，造于15世纪初期（亦即明朝成祖之时），却侥幸不曾在清朝替代明朝之时，与民国替代清朝之时，为火所烧毁。

紫禁城

紫禁城之中的主要大殿有三个（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此外，有成百上千的房子，分别作为最高官吏的办公处，作为皇帝与这些官吏的图书馆，作为皇帝自己的阅书室，作为皇帝与少数大臣及各省最高官吏的会见室与会议室，作为皇帝自己与他的皇后、各级妃嫔、宫女，与众多大小太监的卧室。

太和殿是三大殿之中，最大的一个；朝臣必须步行穿过三个大门，才能到达太和殿。

这三个大门是天安门、午门、太和门，每一个门，不只是几扇门合成的大门，而是自成一大建筑，其宏伟不亚于西方某些国家的整个皇宫。

在民国的首十三年，从1912年到1924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与他的近侍，被民国政府容许住在紫禁城之内。

到了1925年，冯玉祥将军命令他迁出紫禁城。其后这紫禁城公开任人参观，成为一个博物院。紫禁城之内，两个湖（中南海）周围有若干房屋，被有些要人保留作为他们办公与居住之用。

博物院的名称，是故宫博物院。倘若称它为紫禁城博物院，也许更好。因为其中不仅是一个宫，而是有许多宫殿与其他房屋。

寺庙　在佛教输入以前，中国原有若干寺庙，供祭神祭祖之用。最初，只许君主的祖先有庙，其后贵族的祖先也被许立庙；最后，平民的祖先也都可以有祠堂了。道教成为宗教与教会以后，中国又有了道教的寺庙。

这一切的寺庙，都以君主祖宗之庙（太庙）为典型。

它们都是坐北朝南，在冬天取得较多的阳光，在夏天不致太热。房子是长方形，长的两面由东延展到西，其中朝南的一面是正面；短的两面，由南延展到北，是侧面。

寺庙的建材，主要为木。以木作柱子、大梁、椽子，与必要时的地板。屋顶是用瓦铺成。有墙，用砖叠成，但它的功用不是为了负荷屋顶的重量。负荷屋顶重量的，是柱子。屋子的下面有台，台的材料是石头与泥土。

佛教寺庙的建筑，在大体上沿袭了古代君主宫殿的形式或道教寺庙的形成。屋顶与屋檐是直线型，其后才逐渐改为曲线，而末端翘起。

中国最早的佛教寺庙，是洛阳的白马寺，建于公元1世纪，最早的两个印度传教士到达洛阳之时。这个白马寺在历史上改建了多次。改建了的白马寺，今日仍然存在。

白马寺

原来初建的白马寺，早就消失。若干其他的建筑于三国两晋南北朝之时的寺庙，也都消失了。这是由于建材以木为主，而很容易被火烧掉，同时也经不起百年千年的风吹雨打与地震。

却也有几个中古的佛教寺庙留存到今天。其中之一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正殿。它建筑于公元857年。

藏在洞窟之中的佛像，可以保存得较久。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凿于公元5世纪北魏时的，仍旧存在。

日本的若干佛教寺庙，多数是仿照唐朝寺庙，用木造成，却不曾有同样厄运。这因为日本的朝代从未更换，而当权人物的暴力革命型转换，也远不如中国之多。

一般说来，中国的寺庙比日本的大，里面房子也较多。有些中国寺庙，可以容纳几千和尚，以及几百个罗汉与菩萨的雕像。

佛教密宗在西藏与青海有它的庙宇，也都很宏伟。

高楼　高楼在中国很久以来就有。汉朝坟墓里，有陶制的高楼模型。

唐朝大诗人杜甫，在他的一首诗里提到唐朝建筑家所建的岳阳楼。这岳阳楼今天仍存在于岳阳，虽则曾经改建。

宋朝也有高楼。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之中便有一个宋朝开封的城楼。

天坛

明朝建筑家也替他们的皇帝造了一个天坛，让他们可以每年元旦在那里祈祷，求丰收。天坛的一个木造结构没有一根钉。

清朝所建这类建筑的最好杰作，佛香阁，在颐和园之内。此阁高踞在人工小山之上，俯瞰人工湖全部。

宝塔　最早的宝塔，例如建于公元6世纪的河南嵩山的砖塔，内为楼阁式，外为密檐式12边形，历经千余年而依然屹立。

另一座很早的宝塔，建于公元7世纪的陕西西安小雁塔，也是密檐式砖结构建筑，造型优美，比例均匀，只是把圆锥形加了四个边，成为上尖下方。

稍晚于此，同在西安郊外的大雁塔，是建于公元8世纪初。大雁塔也是方形，所不同于小雁塔的是上端也是方形，像金字塔。因此而更像一座中国式的高楼。大雁塔原来只有五层，其后改建为十层，后来又经过多次整修，现在的塔是七层。

宋朝在开封留下一个十三层的铁塔，塔身不是四面，而是八面。它不是用铁造的，是用砖造的。它之所以名为铁塔，因为它很坚固，像铁一样。铁塔的下边，是一个用石砌成的高台，作为塔基，其四周有浅雕的佛教传说。

现存的中国木造宝塔，以山西应县的为最古，造于公元1056年。它外形五层，而内部是七层。它也是全世界最美丽多姿的建筑之一，同时也是最坚固的建筑之一，经过了多次地震而安然无恙。

明朝在五台山显通寺留下了一座铜塔，其下部塔基为石造，中部为印度达果巴式（dagoba），上部为中国式。中上两部皆是用青铜所造，体瘦而长，颇有特色，是艺术家与冶金家的高度技术之结晶。

清朝的建筑家在北京香山留下了一座琉璃塔，塔身的外面用上了釉的砖，塔顶用琉璃瓦。

民国初年的建筑家，不以建筑宝塔与古代的先进争名。他们的杰作，可以举在广州的中山纪念堂与南京的中山陵为例。

中国杰出的建筑家，在外国获得盛名的，为先后设计联合国大厦及巴黎卢浮宫博物院玻璃金字塔之贝聿铭。

墙　中国人喜欢造墙，差不多每一个住宅都有围墙。每一个相当大的村庄或镇市，每一个城，都有村墙、镇墙、城墙。战国时期，北方的燕赵有抵御游牧民族的墙，也有各国彼此之间的墙。到了秦朝、汉朝、明朝，又有伸展于北方大部分边界的长城。

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有些北方的朝代，也造了它们的长城，以抵御在它们之北，亦即更北边的游牧民族。

长城的大规模重建，是在明朝之时。明朝之所以重建长城，因为元朝君主失掉长城以南的江山以后，仍旧保有内外蒙古的大部分土地，对明朝中国构成极大威胁。

明朝长城有几段已因失修而倾塌，但是在河北与山西的几段，形状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最西边的末端，很值得向观光客推荐。

2．雕刻

新石器时代之雕刻　在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的遗物之中，有一件刻成的象牙梳与雕成的骨制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有一件刻了花草等物的陶片。

商朝的雕刻　商朝在青铜器上的纹饰，其多数看来是在冶铸以前，先刻在土坯子上的。

商朝在安阳遗址留下了石雕的虎与石雕的鱼。

周朝的雕刻　周朝在西周的最后一百多年（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以及在春秋及战国的几个世纪（公元前770～前256）里，青铜器的纹饰可能多数是用了熔蜡法而制成。尽管是藉助于蜡，雕刻者仍须手中持有小刀，用小刀在蜡上作雕作刻，这也就令他们配得称为艺术家。

战国时期（从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之楚国，是文化上最进步的国家之一。楚国铜镜背面的雕刻纹饰，也是此类艺术品最美的作品之一。

楚国也制出了一个大鼓的架子，架子由两个木制的凤凰与木制的虎所构成。

秦朝的雕刻　秦国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的最后的国王吞并了其他六国而自称为秦始皇。

秦始皇的坟墓，今日尚在发掘之中，但已出土了成千的卫士之俑。这些卫士与他们的马（即兵马俑），是用烧土（terra cotta）制成的。每一卫士俑的面部皆与其他的卫士俑不同。此种现实主义的成就，堪与古希腊所留下的少数雕像相比，而毫无逊色，且尤过之。

汉朝的雕刻　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在汉朝的一个皇帝（景帝）的陵墓，有烧土的男俑。

汉墓也有用来代替人，作为殉葬之用的陶土或烧土的俑，正如秦始皇之陵墓。

不作为殉葬仆人之代替者的各色各样陶俑，也在汉墓之中发现。也许是用来作为死了的男女主人在阴间的玩具或艺术观赏品。

有些汉墓与祠堂以砖砌墙，在墙上有浅雕。这也许是汉朝人所创的风格，最有名的这类浮雕，是在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武家与梁家合有的祠堂）。

四川成都一处汉墓的砖画，是一个跳舞场面。死者本人也许是舞蹈家，或一队跳舞者的支持人。

山东沂南一处坟墓的砖上浅雕，是一个庆典场面。所庆祝的可能是其中老太太的生日。众多的贺客，可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或一大堆亲戚朋友。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雕刻　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89），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汉人与少数民族人，皈依了佛教，雕刻这门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差不多在每一处地方，都从地中冒出了寺庙。每一个寺庙都塑了释迦牟尼佛与其他过去诸佛，未来诸佛，与众多罗汉及众多菩萨像。所谓罗汉，是道行圆满，不再转世轮回的修行者；所谓菩萨是已经可以成佛升天，而愿留人世以普渡众生的了不起的救世者。

中国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此对雕刻家的需求，与如此的对匠人及艺术家的大挑战。

中国早期的佛教寺庙之中的释迦牟尼像，多少保存了一些希腊太阳神的形象。其后，随着时间之越来越久，后建的中国佛教寺庙之释迦牟尼像，便越来越像中国人（也就是越来越不像希腊太阳神）。山东云门山的一座隋朝制的释迦牟尼像，便是一个例子。

北魏文成帝于486年开始贡献他的一份心意给山西大同云冈五十多个洞窟之千佛像。他命令匠人，新的佛像必须有几座像他自己与他的四个前任，即北魏的四个皇帝。

也许他本人的相貌，很值得一看，正如其他的拓跋族男子。拓跋族自称来自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字源是“鲜卑地区”（亦即我国科尔沁右旗的大鲜卑山周围）。拓跋族属于内蒙古西部，慕容族属于内蒙古东部，他们都是鲜卑人。

北魏的皇帝们，在494年以后，也安置了若干佛像、罗汉像、菩萨像，于洛阳附近龙门的许多洞窟之中，他们在甘肃西北部的敦煌，也如此做。

龙门石窟

然而龙门与敦煌两地的佛教艺术，均要等到唐朝，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南北朝时代的南方四个朝代，皆建都在南京，也都提倡佛教，然而就雕刻的艺术而论，却不及北方拓跋氏所统治的北魏。

但南朝也在某一特殊部门，十分突出：改进了石雕怪兽，使得它与怪兽的本来面目大不相同。这怪兽的故乡是在中国之西的遥远的亚述。

唐朝的雕刻　河南龙门有一座女身观音像。这女身观音像与隋朝在敦煌的一座观音像很不相同。敦煌的隋朝观音，是男身，保存了印度的传统。

关于观音之由男变女，解释的说法有几种。佛教徒提供的解释是：观音菩萨是超性别的。这位菩萨为了广施慈悲，随时以或男或女的形状出现。

龙门另有一座唐朝的佛像，称为“大日如来”。其艺术的境界甚高，可谓杰作。它放光，放出欣喜，放出沉静，它引人们生出爱心与善心；它超过了云冈与敦煌所有的佛像。

另一令人喜欢的题材是马。人民喜欢马，君主也喜欢马。唐太宗并不例外，在他的陵墓（昭陵）有六匹骏马的深雕作为点缀。其中之二，现在为美国私立宾州大学博物院所藏。

中国考古学家在河南伊川掘出了一匹三彩马与一匹三彩骆驼。

此外，有一件姿态美妙的三彩女子雕像。她现在定居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勒贝特博物馆。

宋朝的雕刻　次一时期，宋朝（公元960～1279）是艺术产品极为丰盛的一个时期。四川大足的石刻，足为例证。宋朝的艺术家与匠人，也雕刻了同样动人的石像与石制或木制的小像与俑，堪称为唐朝艺术家与匠人的够资格的后继者。

前面所提到的，现居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勒贝特博物院中美丽的唐朝三彩女子，倘若知道她有一个女同袍已经从河南开封宋朝的都城，迁居到山西太原的晋祠，一定很高兴（晋祠是纪念周朝晋国的第一位侯爵的）。

和她一齐由开封迁来的四十三位彩塑宫女，年龄参差，表情各异，真是艺术史上的杰作。

有一位老人，从福建泉州一处高地，俯瞰人群。他是用真正的石头雕成的，里外都硬。然而他却劝人要软。他劝人说话要柔软，思想要柔软，行为要柔软。他是驰名于世界的道家祖师，老子。

元朝的雕刻　北京围城有一件黑玉缸，它是元朝（公元1280～1368）的产品。事实上，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玉器之一。

它被安放在一座白玉佛像之前。这白玉佛像造于清朝初年，比黑玉缸晚很多年。

戏剧文学在元朝达到空前的巅峰。演员有了机会，把他们的技能表现到空前的高度。

剧作家与表演家都安慰了当时被少数民族所统治的汉人。这些汉人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他们在事实上被虐待、剥削与压迫。陶器的制作家受了剧作家与表演家的感召，他们制成了很了不起的雕像，以模拟剧中的汉族人物。

元朝在石雕方面，有显著的成就。很好的例证是1966年在北京西城出土的“双凤双麟”。

元朝雕版的古书稍逊于宋朝，而戏曲唱本之中的插图却超过宋朝，例如《包待制智勘后庭花》的审讯场面。

明朝的雕刻　明朝致力于使艺术作品更为精巧，它不想与唐朝比宏伟，与宋朝比美丽。我们有明朝的一个翁仲，亦即站在明朝皇陵（北京十三陵）的石雕卫士。

西方的艺术史家喜欢说这类翁仲源自亚述的桶状武士之像。然而这位明朝武士，虽则也有肥硕的身体如亚述城或尼尼微城的武士，却显得比他们生动而聪明得多。

清朝的雕刻　在所有的中国列代君王之中，清朝的君主也许是最喜欢欣赏艺术的，尤其是乾隆皇帝。

他拥有成百成千的古画，又有许多房间的古董，包括小东西如鼻烟壶。他也十分珍视用象牙、玉、宝石，所雕成或刻成的东西。

凡是有机会看到清朝皇帝们曾经拥有的玉制白菜和玉制红蟹的中国男女，都目不转睛，被这两件玉器吸引。

所有这些东西现今皆为人民所有，分别藏于北京和台北的两个故宫博物院。

另一件值钱的艺术品，是用玉深雕的一幅两个有名菩萨（文殊与普贤）的会见图。这件古董，已为美国公众所有，藏于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

民国以来，中国雕刻家之深入法国堂奥者有郑可，及兼有抽象色彩而保存汉唐雄风之朱铭。

3．绘画

起源　中国绘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纹饰，点与线，进展为波浪形、三角形、菱形，再进一步成为鱼形、昆虫形、青蛙形、鸟形、狗形与巫医之脸。

在商朝青铜器的纹饰上面，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成长。一条鲤鱼、一只老虎、一只乌龟，常见于各种纹饰或铭文之中。此外，也有龙与其他的神话动物如所谓饕餮。

商朝的文字，多半是图形文字，但也已经把原来的图简化了。

周朝青铜器上面的图画　从公元前1120年到前771年的西周时期，沿袭了商朝的艺术传统。从公元前770年到前476年的春秋时期趋向于把纹饰严肃化。从公元前475年到前256年或前221年的战国时期，出产了很多有图画的青铜器。

汉朝的绢画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满幅有画的绢。它是公元前2世纪亦即西汉初年所作。有一幅绢画描写了表演杂技的人与若干观众。

汉朝的砖画　现存的汉画，多数是刻在或雕在墓中的砖头之上。例如出土于成都与什邡一带的浮雕与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壁画。

有一块砖画，告诉了我们关于一个酒店及附近人民的许多情况。店主人坐在柜台后面，两罐子酒在他的背后，又有两罐子酒在柜台下面。同时，他从柜台上一个较小的罐子里，倒出酒来交给顾客。另一位顾客似乎已经买好了他所贩的酒，装在独轮车之上推走。附近有几个童子在玩耍。

另一块砖画，描画出一个高级官吏乘了三匹马所拉的轿车，正在走过一座木桥。他有六个侍卫前呼后拥。老百姓慌忙躲开让路，很像是怕被撞到，或是怕他们因未能让路而获罪。

汉朝有些画家，喜欢画大幅的画，布满一个公私建筑的墙壁或坟墓之中的墙。

辽阳一处汉墓的画，描写了一个官吏，坐在黑色的马车中，在他前面的是穿了红制服的车夫。另有几个卫士，骑马而行，保护着他。

另有一幅比这幅更为引人注意：在1984年春天出土于（洛阳之东）偃师县杏园村。发现它的是中国社科院河南第二考古队。

《女史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壁画　这个时代的画没有一幅被保存到现在，包括顾恺之的《女史箴》。顾恺之生于公元345年，他是公元4世纪最有名的画家。《女史箴》有两幅唐朝无名氏的抄件被保留到今天：一幅存于英国大英博物院，另一幅存于美国的Freer Gallery。

那个时代的人民，似乎还保存了汉朝人的风俗：在亲人坟墓的墙壁上作画。

唐朝的绘画　在所有的中国朝代之中，唐朝是在行政上最成功，在军事上最强，在艺术上生产最多的朝代之一。然而，正如在它以前的南北朝时期，没有一件绘画的杰作被保存到现在。存有抄本的也只有几件而已。

我们有抄本的几件，包括阎立本的《帝王图》与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这个被送的“子”，就是释迦牟尼）。这两人所画的帝王与送子天王，都是出于想象，而非写实，只能算是漫画。

朝廷御用画家李思训，是山水画的创始者。然而他的所谓《青绿山水》存到现在的，也只是抄件，而并非是原件。

8世纪前半期的张萱所画的《丽人行》，存于今日的也是抄本。

然而唐朝名画家的画，虽无一幸存，却在敦煌保存有真正的唐朝民间之画，虽则其画家的姓名全无可考。例如，第193号洞窟的无名氏画，“四个跳舞女子”，与另一幅女菩萨。

五代的绘画新派山水画家之崛起，及花鸟画之诞生。中国画的本来主流是人物画。有时候，马及其他动物以附带的地位出现。其后，在曹霸及其弟子韩干之时，马才成为一种主题。

五代开始以后，多数画家仍旧像他们以前的画家一样。所谓五代是中央地区的五个短促朝代。当时在各个其他地区，另有十个国家，其寿命或长或短，例如在四川的前蜀、后蜀，在南京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南唐。

五代时期令人印象最深的大师是荆浩。荆浩的山水杰作，其中不画人。他并不是想恢复很久以前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作风。李有客观的倾向，喜欢把山水画出本来面目（所以不带人物）。荆对山水的自然现象，有崇仰的热情，因此而表现他的此种主观情感（也不带人物，因为人物比起山水来，太渺小）。

没有一幅所谓荆浩的画，不牵涉真伪的问题。这是很令我们遗憾的事。

另一幅山水画，有人以为是荆浩的；但也有人认为比荆浩所画的好。有很多人指出，这是李成的作品；李成是他们心目中空前绝后的大画家。这位李成，正如荆浩，也是公元10世纪的人。

平心而论，这一幅画可能不是荆浩所作。然而李成也并无一件真迹留存至今。

既然李成也没有真迹传了下来，为什么批评家要给他这么多的称赞呢？因为，有两位很大的画家，范宽与郭熙，都说李成了不起。

范宽与郭熙不是五代的人，而是北宋的人。北宋是宋朝的前半期，亦即从公元960年到1126年。

北宋的大画家　范宽开始学画之时，热心模仿李成。他承认欠李成极多。他说，李成的独到之处，是直接观察自然，于微妙之处觉察到：自然之背后，有神秘的力量在推动自然。

范宽于模仿了李成若干年以后，自己也直接观察自然，分析自然。范宽终于也画成了若干独创的作品。这些作品，据范宽自己说，超越了主观与客观之分。他又说，自己纯凭直觉，任由心意对自然作反应。

范宽放了少数的人与动物在他的山水之中，以表示他对有灵之物与无灵之物一视同仁。于是，他与他的学生与他的模仿者，创立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新的派别。

我们有一幅范宽的真迹，我们也有一幅郭熙的真迹。郭熙活动于北宋的京城开封，比范宽约晚五十年。这两幅真迹均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郭熙成就的称赞，没有比高居翰（James Cahill）所写的更恰当了。高居翰是道地的专家，他当时位居美国弗瑞尔美术馆的副收藏主任。

高居翰认为，只有郭熙的这幅真迹，才是与中国另一张现存的名画真迹，范宽的《谿山行旅图》同等伟大。而郭熙之画的伟大之处，又与范宽之画的伟大之处不同：郭熙画出了一个变动世界的纷乱形象，而不是像范宽那样，明确肯定自然的坚定不移。

郭熙在事实上值得我们十分赞美。他看出来大自然由这一季到另一季，由这一天到另一天，不断变其形状。在春天，它成长而愉快；在冬天，它蜷缩而苦闷。太阳出来时，它开颜；下雨之时，它忧愁。

南宋的大画家　南宋（1127～1279）有四大画家为后世所不忘：李唐、夏皀、马远、梁楷。

当时，北宋的京城已为金国所占，新的京城是在临安（杭州）。

李唐随着宋朝政府，由开封到达临安之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他曾是宋徽宗画院的成员，但不曾曲依画院的严格规定。他作了若干创新，而成功了一些。

他的重要创新之一，是把传统的山水画改为风景画。

他不像前人之画山，把全貌都画出：一峰一峰，加上一个瀑布，一条溪流，一所房子，几个动物或人。他喜欢强调某些主要部分，或只画山的几分之一，甚至山以外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前人是只肯用作点缀品的。

另外两名画院成员，夏皀与马远，把李唐的作风更推进一步。这两人都是活跃于公元1190年至1230年前后的同时之人。

四大画家之最后一人，梁楷（活动于公元13世纪中），并非画院成员。他不喜欢挤在人堆里走，他也不想重振已经衰退了的时髦。他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体裁，不介意当时有些人之称他为“笨伯”。这些人都是依循众之所好的。他所做的，是只用几笔写出一幅画来，像书法家写草书一样。他的有名之作，是《太白行吟》，另一名作是《泼墨仙人》。

梁楷特立独行，没有多少朋友，更不曾创立宗派；要等到死后四百多年，才有一位罗聘作他的精神上的后裔。

太白行吟图

花鸟派画家　花鸟派画家在北宋之时，受到宋徽宗的优遇。宋徽宗本人是专长花鸟的一位画家。

此后，南宋与元明两朝，皆没有一幅画，堪比于梁楷的《太白行吟》与宋徽宗的《红蓼白鹅》。

正当画院成员与职业画家，忙于画山水、风景与花鸟之时，民间却仍然有很多人在画人物。

四川成都有一幅在墓壁砖头上的砖画，很灵巧地显出一对夫妻安享和谐的两性生活。

宋朝又有不朽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的原作，已经失去，今日只有若干抄本，分别存在北京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及伦敦大英博物院等处。

元朝的有名画家。元朝（1280～1368）有四位人所公认的大画家。他们都不肯在元朝皇帝之下作官。

最早的一位黄公望（1259～1354）。他爱画细节，成为癖好。他从来不肯像夏皀、马远那样一挥而就。黄公望喜欢先画一个大概，然后随时加以补充或修改。

第二位，吴镇（1284～1354），在作风上趋于平淡。

第三位，倪瓒（1301～1374），不肯随俗，喜欢画没有叶子的树，像芦苇一般的竹子，以为艺术不必作现实的无味的反映。

王蒙为四大画家之中最年轻的（死于1359年），作画力求客观。

明朝的三大画派　明朝（1368～1644）取元朝而代之，有两宋式的画院。

明朝画院，也正如两宋的画院，保存了若干传统的画法，同时也失败于未能有所进步。

画院之中的戴进（1388～1462），由于画得太好，为侪辈所不容，而被挤了出去。他回到家乡浙江，自创一派，叫做浙派，继承了南宋的风景画。

一为苏州的画家，沈周（1428～1509），创立了一个吴派，以继承北宋的山水。但他有时候也画风景。

他的人物画也画得很好，留下了一张自画像。这幅自画像，够资格在欧美的博物院中，与伦勃朗（Rembrandt）等人争短长。沈周的另一杰作，是《庐山高》。

沈周有一位性情严肃的学生，文征明（1470～1559）。文征明画得没有沈周好，却比沈周的声望大，受更多的人欢迎。

另有一个第三派别，没有名称，以唐寅（1470～1523）与仇英（1494～1561）为首，他们两人也是苏州地区的人（却不属于吴派）。

又有一人为明朝末年的画家，董其昌（1556～1637），倒可以称为吴派。董其昌略有创新，自居为当时文人画家祭酒，而享受了超过文征明的大名。

清朝的画家　清朝（1644～1912）初年的画家，以四王与四僧为巨擘。

第一个王是时敏，他的老师是自居为祭酒的董其昌。他与董其昌一样，墨守成规，不画奇物。

其他三王，与王时敏差不了多少。

四僧与四王相反，都是不从流俗的，也都是不但画意好，画技也高。四僧之中，尤以八大山人与石涛为最突出。两人都是明朝创始者朱元璋的后裔，都厌恶谄事新朝的官僚及其所代表的画派。

八大山人（1625～1705）实在是一位奇人，虽则不属于其后的扬州派。

石涛（1641～1717）比八大山人晚生十六年。他同八大山人一样，试着以点与线创造新法。他在另一方面，则与八大山人不一样。他始终很冷静，不与传统完全决裂，而只是力求改良传统。他在事实上综合了南宋大师们的优点，加上自己特有的境界。

清朝中叶，亦即是公元18世纪，有花鸟画家恽寿平与蒋廷锡及敢于创立新趋向的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的大多数，并非在扬州出生的扬州人，而是居住在扬州的人。他们出生于江苏兴化，安徽徽州，浙江杭州，福建汀州等等地方。

金农是杭州人，活到五十岁之时才开始学画。他的杰作常常有可爱的稚气。其中之一是画的竹与竹的子孙。

八怪之中，在扬州出生的是罗聘。他画了一位别了九年而重逢的朋友之像。他画出此人一方面已对人世间失去幻想，一方面却仍然对美丽的花有依依之情。此画为纽约一位收藏家所有，曾印入高居翰的《中国绘画》之中。

郑燮出生于江苏兴化，早年为官吏，晚年成为八怪之一。

李婵在扬州八怪中，可算是最怪的一人。

齐白石

齐白石（1863～1957）齐白石之所以成为他当时的最大的大师，由于兼有正统的严肃与扬州八怪的诡奇。

中国进入民国时代以来，在绘画上有创建了若干美术学校的启蒙大师，也有融合了中西画学的泰斗，有继齐白石而起的大陆祭酒傅抱石，有桃李满台湾宝岛的张谷年，有革命战史大画家梁鼎铭，有山水苍逸、花卉秀雅、而人物蕴藉的王寿萱；有贯通传统与现代、美西艺坛翘楚的卓以玉；空前的以京剧（平剧）人物为题材而独创一格，自成一家的王蓝；超越前人的仕女专家季康，花鸟专家吴灵，兼长各门的杨马玉兰，而且有独来独往，挟了画具，走过了中国的千山万水，大漠荒原的梁丹丰。先父衡平公在清末是宦游南北各省的中州名士，生平也常以花鸟作文人画，使得我本人于幼年受到熏陶。以上，我只是列举个人见闻所及的大师。希望各位同好，各举所知，以证明我们中国人在艺术上确已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