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唐
1.隋朝
当西欧尚在中世纪前半期的黑暗中摸索之时,中国经过多次的困难,学得了已经足够的经验,于隋唐两朝变得成熟。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成熟,在技术与科学方面成熟,在艺术与文学方面成熟。
北朝之中,北齐的创立者是高欢与儿子高洋,隋的创立者是杨坚。这高家与杨家的祖先,父亲均为汉人,母系夹有胡族。
两者相比,高家的胡人成分较多,杨家的胡人成分较少。
隋文帝杨坚曾经是北周皇帝所信任的大臣。他篡了北周,又统一了中国。他能统一中国,证明他的能力配当皇帝。他在公元598年灭掉南朝的陈,不曾杀多少人。
他也废除了曹魏所创始的九品中正制度。那是一个很不好的选拔候补官吏的制度。
曹魏在每一郡设立了“中正”,每一州设了“大中正”。这中正与大中正的任务,是列出本郡本州的人才的名单,加以评定,注出一品、二品、或是九品,以供中央及州郡衙门参考。这一品以至九品,与后来的官阶不同,它只是中正与大中正所评定的人才之能力与品格。被列入表中而评定为各品人才的人,在原则上自己并不知道;倘若评定得不合理,自己也不知道。
结果,达官贵人与世家大族的子弟,名列上品;贫贱人家的子弟,根本未被考虑。中正与大中正并未举行考试或面试,只是凭好恶或关系来列表。
这个九品中正制度,使得魏晋与南北朝的政府为膏粱子弟所把持;社会也成了一种以门阀为主的变相封建的社会,隋文帝杨坚把这个制度废了。
他也把北魏留下的均田制加以相当改进,减低了领田的人应缴纳的绢与谷子,同时竭力节省,减削政府的开支。于是减收了的税收仍是用不完,每年积余下来,堆满了全国各地的仓库。

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颁行《开皇律》,改革官制,推行均田([唐]阎立本绘)
到了公元592年,全国仓库已经不能装入任何数量的绢与谷子。隋文帝于是下令,从592年这一年开始,人民不必再缴纳绢与谷子。
次年,593年,人民也无须缴纳。
其后的十一个年头,直到他去世之时的公元604年,人民都被免掉缴纳绢与谷子的义务。
在此以前,当他征服了南朝之时,他曾经命令南朝人民免缴十个年头的税:从公元589年到598年。南朝人民在599年以后,仍旧不必纳税,由于隋文帝在592年所颁下的、新的圣旨,仍旧不必缴纳任何数量的绢与谷子。
由于隋文帝十分节俭爱民,仓库的存谷与存绢,在他去世之时,据说足够五六十个年头的政府开支,可以用不着人民纳税。
这个说法并非夸张。因为,到了他的不肖儿子,隋炀帝杨广,由于穷奢极侈而引起天下大乱的情况之下,有些忠心军队在苦守孤城之时,仍能开仓取绢,用作汲水的水桶的绳子,同时取谷,作为木柴来烧。可见仓库之中的存绢与存谷,确实很多。
在隋文帝死后的第五年,公元609年,天下尚未大乱,全国人口是4600多万人。已耕地有5.5亿多亩。

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开大运河,以科举取士([唐]阎立本绘)
隋炀帝杨广在开始当皇帝之时,并不太坏。此人开了若干新的运河,其中一条连接长安与洛阳,北达今日河北省的涿州,南达今日江苏省的扬州。他也创立了考制制度。可惜,这几乎是他所做的好事的全部。此后,他不再向好的方向努力。
在炀帝所做的坏事之中,除了生活淫荡、奢侈浪费以外,莫如对高丽进行了三次很花钱的战争。每一次,他都战败。
朝中的大臣与各地的平民,纷纷对他造反。他于公元618年,在扬州被他的一个将军所杀。
2.唐朝
隋以后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虽然它存在时间不如汉朝长久,但在几个方面,它的前半期比汉朝更值得钦佩。
(1)唐朝把北周所创的中央三权制度推进到完美境界。这三权是决策的中书省,勘正的门下省,与执行的尚书省。
唐朝授权门下省,封驳中书省所传下的圣旨,不管这些圣旨是否为中书诸臣所拟定,或是皇帝所亲自吩咐的。
(2)唐朝把隋所留下的考试制度加以扩充,使得十一个科别的人才,包括通才、儒学、吏治、军政、数学及其他四种专门学术。
(3)唐朝也集合了北方诸朝的经验,修改汉以来的刑法,减少很多刑罚的严厉程度,加重道德方面的考虑(例如对不孝之人的重惩)。
在唐朝的刑法之中,不再有历代相沿的,源自史前而行于秦汉的一人犯罪、全家全族受刑的野蛮制度。这野蛮制度所根据的原则是:原始人的“全家全族共同对每一成员的行为负责”的观念。
可惜,唐朝不曾把这个原则完全取消。它仍被保留于“大逆”及“造反”两个大罪的惩罚之中。不过,已不再诛灭三族至九族,而只是株连罪人之父或罪人之子而已。
关于死刑,唐朝特别慎重。任一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向皇帝报告三次,于取得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4)唐朝继续施行了北周的府兵制度。全国分为六百二十四府,每府练兵八百人至一千二百人,兵役的年龄是二十至六十岁,每年服役一个月。派遣到边远地区的兵,服役若不只一个月,超过一个月的时日,在以后应该服役之每年的一个月抵消。这些兵都是良家子弟,不领薪饷,自备衣粮,而且是自愿当兵的。此外,有募来的职业兵。
由于军队的素质好,所以唐朝在上半期武功颇盛,于公元630年击溃在内蒙古的东突厥。又在公元657年击溃在新疆北部与新疆以西的西突厥。此外,也灭了高昌、高丽,破了龟兹、薛延陀、百济、新罗等等,击败了日本来援百济的水军。
(5)唐朝最初的三个皇帝,都是受了儒学与佛教道教的熏陶的君主。他们与他们的大臣皆能以恕道待人。他们对所征服了的东西突厥,不为己甚,而且帮助他们复国,因此而化敌为友。
这最早的唐朝三个皇帝,是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
唐朝人道主义的外交,不仅赢得了东西突厥的友谊,也赢得了里海以东地区与印度西北部很多民族与国家的效忠。

唐太宗李世民
愿与唐朝中国结为盟邦的有一百多个以上大大小小的国家。愿意作唐朝中国藩属的也几达一千。这些国家的君长,都接受了唐朝政府的任命,作某州某郡的官吏。如此的官吏头衔,只是一种荣衔,而实际上他们仍是各该国家的君长(他们的君长头衔,常由唐朝加封)。这样的州、郡,叫做羁縻州、羁縻郡,共有八百五十六个之多。
(6)唐朝继续施行北魏在公元485年所创的均田法,直到公元780年。唐朝把较多的田给农民:一夫一妇从十八岁到六十岁受田一百二十亩,其中丈夫受八十亩,妻受四十亩。北魏之时,丈夫受四十亩,妻受二十亩。
(7)唐朝在公元740年,全国人口是4800多万,为汉朝崩溃以后之最高峰。到了公元742年,人口又增加了76万多人。
(8)中央政府所收到的实物税,约略的每年平均数是:
谷类1980万石,绢740万匹,麻布1625万匹,丝绵185万包。
此外,中央政府收到以铜钱缴纳的盐税与兵役代役金,共20亿文。
汉朝没有一个皇帝,曾经如此富有。人民在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也不曾活得如此之好。
以下是著名诗人杜甫所见证的唐朝开元年间(从公元713年到741年)的真实情况: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为了总结唐朝在其前半期(从公元618年至755年)的灿烂记录,我们不妨只提一件小事:在公元630年,全国判死罪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北京一带的防守司令(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在公元755年造反,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开始。
安禄山是一个归顺唐朝的混种的杂胡,他的祖先属于好几个少数民族。他本人能说好几种胡语。起先,他以作传译员为生;后来他在唐朝军队之中当雇佣兵,赢了几仗,最后升到了将军官阶,兼管三个军区,有相当于副宰相的荣衔,并且受封为东平郡王。
他到过长安,结识了唐明皇(玄宗)宠信的太监高力士与宰相李林甫。通过这两人的帮助,他获得了明皇与贵妃杨玉环的信任及宠爱。总之,他不仅是勇猛的军人,也是能干的政客。

安禄山
然而有一个人,安禄山始终无法取得他的欢心,这个人是杨国忠。杨国忠是杨玉环的堂兄、李林甫的竞争者。李林甫与高力士的贪心,安禄山有办法予以满足;而杨国忠的贪心,超出了安禄山的慷慨界限。
李林甫在公元752年阴历十一月死去。杨国忠成了明皇的宰相。三年以后,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率领十五万汉胡兵士,对明皇造反。这些兵士的指挥官,多数是胡人,而不是汉人。
安禄山席卷了河北与河南,直达洛阳,竟未遇到阻挡。有几位地方官,为唐朝守住几个城市,但没有力量拦住安禄山的叛军。受明皇之命来到河南的封长清,临时招募了三千兵士,这三千兵士一与安禄山叛军接触,就立即被击溃。
封长清逃到陕州,投奔驻扎陕州的唐朝守将高仙芝将军。高将军是高丽人。高仙芝不敢与安禄山对敌,逃往潼关。封长清和他偕逃。
二人到了潼关,被潼关守将哥舒翰交付军法审判,砍头。
哥舒翰是突厥人,地位与安禄山相等。安禄山是东平郡王,哥舒翰是西平郡王。他是陇右节度使,本职是主管甘肃及其以西的防务,临时被明皇调来潼关,以匆促募集的雇佣兵守这座雄关。他采取守势,不敢开关作战。朝廷一再催他改取攻势,他不得已而开关迎敌,与安禄山叛军一碰便垮,正如大家所料,也正与封长清如出一辙。
哥舒翰不想逃,他整理部队企图再战。然而他的兵士不想再战,便把他捆了,送到安禄山的总部。安禄山把他杀了。

杨玉环《华清出浴图》([清]康涛绘)
于是潼关入于安禄山之手。没有潼关,长安便成为不设防的城。明皇向人民宣布,他出发,向东走,迎击安禄山。事实上,明皇不是向东走,而是向西,带了他的宠妃杨玉环、宰相杨国忠,与他所信任的太监高力士、他的太子李亨,以及少数卫队。
他们一齐到了离都城长安不远的一个小镇马嵬坡。卫队杀了杨国忠与杨玉环,悲伤的明皇无法加以阻止。这一场悲剧,有白居易的一首不朽杰作《长恨歌》记载了下来。
明皇此时已不再是一个英明的皇帝。一群爱国的人民要求太子留下来,与他们共同抗拒叛军。太子答应。
明皇与卫队继续向西奔逃,转西向南,爬过秦岭与米仓山脉,到达四川成都。这一群人在四川住到公元757年阳历一月。那时候爱国的人民已于两个月以前,在太子李亨与郭子仪将军领导之下收复了长安与洛阳。
安禄山已于公元756年阳历二月死于自己的儿子安庆绪之手。其后,安庆绪又死于安禄山的一个部下史思明之手。
史思明反正,归顺唐朝。不久,史思明也死于自己的儿子史朝义之手。史朝义反唐,于公元763年阳历二月被郭子仪所指挥的唐朝新军击败。有很多安禄山的旧部都已经反正,与唐朝新军一齐服从郭子仪指挥。于是,“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安史之乱”虽则是结束了,但它的后患却未结束。安禄山若干旧部将领之所以肯反正,是由于唐朝政府允许他们继续占领他们所夺到的土地。
唐朝军队的某些军官,也获得了同样的优待。
于是,唐朝进入了藩镇军阀割据时代。藩镇二字的意思,是地方上具有相同于封建藩臣的特权的守卫军官。军阀二字的意思,是窃夺中央政府指挥权的各省官长,把国家某些军队变成他们的私有军队,并且对中央不再服从。
藩镇军阀侵吞了人民所纳的税,只随意分一点缴纳中央政府,而且不按期缴纳。所谓中央政府,是长安的唐朝皇帝的朝廷。
藩镇把他们的官职变成终身职,去世之时传给自己的儿子或所选的爱将。
每一个藩镇军阀又有与其他藩镇交战的习惯。虽则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不像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与战国时期七雄之间的战争那样频繁。
明皇死于公元757年。他的儿子,肃宗李亨,已经通过郭子仪,领导了抗击叛军的战斗,也已经未得明皇同意而即位皇帝。这位肃宗皇帝,也死在公元757年,与他父亲明皇同一年。
在肃宗以后的十三位皇帝之中,只有宪宗一个还像样。宪宗击败了几个藩镇军阀,使得所有的藩镇都俯首听命。
宪宗一死,藩镇军阀们便故态复萌。中央朝廷又成为一个小国式的政府。
在十三位皇帝之中,有三位被大臣党派之争所困扰。李吉甫与牛僧儒前后两位宰相,各有一党,所谓李党与牛党。李党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政策;牛党主张采取姑息政策。两党的争斗,从宪宗时期开始,直到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
主张的不同,只是表面,实际上所争的是权力,是替同党者争取官位,或保持官位。当时,想当官而又够资格做官的人,其数目超过官位的数目十倍。
原因是考试制度发生流弊。考试按期举行,以致考得了做官资格的人越来越多,而官位并不增加。因现任官吏死亡或被罢免所空出来的官位又很少。
因此,某一党在朝当权,就对属于另一党的官吹毛求疵、找毛病,以至加以惩处(藉此安插自己同党的官位候选人)。其后,另一党当了权,也以同样手段对付这一党。当时的官场,生活本就够苦,加上这种党争,更苦。
后果之一,是人才纷纷离开中央及所统治的省份而投奔各藩镇军阀的区域。在那些区域,却没有像李牛两人所领导的党。即使也有官僚之间的派系磨擦,却不如中央政府的党争那样尖锐。一般说来,军阀给他们的官吏的薪水,比中央政府所给的高。这些军阀的收入,比起中央的可怜皇帝的收入,多得多。
在唐朝后半期的所有的皇帝之中,有五个是坏太监的傀儡,唐朝晚期的太监比东汉的太监更坏,虽则不如明朝末年太监之坏(明朝是在公元1368年到1644年统治中国的朝代)。
唐朝最早一个有名的太监是高力士。明皇倚他为左右手,昼夜皆少不了他在身边。
高力士,我在前面说过,正是帮助安禄山取得实权的人。高力士也是帮助李林甫与杨国忠先后成为宰相的人。安禄山与李林甫、杨国忠这三个人,都给了很多贿赂给高力士,使得他成为中国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是明皇的亲信,直至明皇在公元757年去世之时。
明皇的继位者肃宗,也有他的终生的朋友:太监鱼朝恩。肃宗信任鱼朝恩超过郭子仪,虽则收复长安与洛阳的是郭子仪,平定了整个安禄山与史思明之乱的也是郭子仪。
肃宗的儿子代宗,也是最信任太监。他的太监是程元振。程元振蒙蔽他,甚至在公元763年吐蕃入寇之时,也不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他。于是吐蕃军队一直打进了长安,他才知道,不得不仓皇逃到河南陕州。倘若不是郭子仪虽则已是处于退休之中而仍然挺身而出,逐走吐蕃人,吐蕃人会留在长安很久很久。
让我把这个令人叹息的长故事缩短罢。坏太监捣乱,一直捣到唐朝结束之前的第四年。朱全忠(朱温),这个从黄巢那边倒到唐朝这边来的造反者,于公元903年阳历二月来到长安,把城里八百个太监统统杀光,才根除了唐朝的太监之患(而唐朝也跟着完结)。
朱全忠于公元907年阳历四月,宣布自己当皇帝(改国号为梁)。
黄巢是一个汉人,传说他是一个以铸剑为生的匠人,又有人说他是考试失败的不第秀才,也有人说他是违法逃税的私盐贩子。
在这三个传说之中,第二个比较可信:他是不第秀才;后来在19世纪,另一个造反者首领洪秀全也是不第秀才。
黄巢于公元873年,在家乡山东西南部曹州,开始造反。当时他并不以领袖自居。他遥奉在他以前就在河南揭竿而起的王仙芝为领袖。
王仙芝在公元878年战败被斩。黄巢接收王仙芝的残部,把他们与自己的部下混合编组,他自封为“冲天大将军”。

黄巢
他把这扩充了的造反军,领到一个县,吃掉这个县所储存的粮食。然后,又到另一个县,在另一个区域吃粮食。他不断地重复这个行动。被他带领的造反者,大部分是遭遇水灾与粮荒的难民。黄巢离开家乡越远,部下越多。
黄巢于公元881年进了长安。他在进入长安之时,他的造反军已有六十万人之多,相等于、或超过唐太宗之时(公元626年至649年)唐朝政府的军队数目。
黄巢于是自称皇帝,创立新的朝代。唐僖宗在黄巢进入长安以前,就已经逃走。
黄巢正如中国历史上很多的造反领袖一样,很懂得如何发动农民,扩充部队,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守住所席卷的土地。
尤其是在进入帝都长安以后,他的造反军于大杀大掠一阵以后,纪律丧失,不再能够抵敌忠于唐朝的军人。
忠于唐朝的军人之一,是雄踞太原的军阀李克用。他是沙陀少数民族的领袖,精通战略战术,富有作战经验。李克用把黄巢手下的造反军队打败,黄巢只得率领残部逃命。他带了剩下的十万人左右,逃到河南南部的汝南,想守住这汝南城,却又不能办到。这时候,他忽然想家。于是就逃回离开曹州不远的泰山附近,在深山之中藏匿,跟他到了深山之中的仅有一千几百人而已。最后,在公元884年阳历七月,他被李克用的兵层层包围,自杀而死。
唐朝在后半期,官吏腐化,人民叛乱,吐蕃与回纥、南诏等等入侵,又加上藩镇军阀割据,太监胡作非为,可说是极不成样子。
这好比一家公司的财务平衡表,负债的项目太多。
然而,在这一张平衡表上却也有不少唐朝前半期以及后半期的资产项目,而且资产项目的总价值,超过了负债项目的总和。
有哪些资产项目呢?
我们毋庸列举科技方面如李淳风与一行和尚的著作,以及建筑、雕刻、绘画、艺术方面的成就,如敦煌龙门的佛像,阎立本、吴道子等人所画的人像,韩干所画的马,李思训父子所画的山水,以及若干无名氏在敦煌与龙门,以及若干地下坟墓墙壁上的壁画,更重要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与成千的其他诗人所留下的诗的杰作,若干书法大师所留下的字,与精巧的瓷器、漆器。这些国宝,有很多今日犹存,分藏于中国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与博物院。
为什么我在这里不列举上述的种种呢?因为我在本书第十章、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将要加以细说。
让我在这里简叙一下唐朝人民在文化的其他几方面的情形。
例如宗教:唐朝在佛教方面登峰造极。最有名的玄奘法师到印度,一去就是十七年,了解了当时印度佛学界所有的流行学说,玄奘而且能够与印度的权威学者公开辩论佛学的精义。

玄奘
玄奘也带回了大乘佛经224部,小乘佛经192部,因明(理则学)书籍26部,其他的书籍13部。
他于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之下,回国以后立即与徒弟们着手翻译。翻译了十九年,直到他去世之时。翻完的有佛经75部,1335卷,1300万字。
除了译经以外,他又口授给最好的徒弟窥基法师,一部《大唐西域记》,由窥基记了下来,写成书。这《大唐西域记》包括了玄奘所走过的一百一十个国家的地理、社会情况与历史。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今日已不存在,少数今日尚存的国家也并无足够的记录与历史。
因此,今日整个印度半岛与若干中央亚细亚国家的学者,皆把这部《大唐西域记》,作为他们的必须研究的参考书。
中国佛教四大宗派也是在玄奘译经之时及其以后,十分发展的。这四大宗派,是天台宗、禅宗、华严宗与法相宗。天台宗把佛教内部一些纷歧矛盾的理论,说成释迦讲道在时间上的先后。有些是他先讲的,有些是他后来讲的,并且听讲的人在了解的程度上也有不同。矛盾其实是同一真理的不同时期的不同说法,而内容的真理本是始终只有一个。禅宗强调用悟的方法,发挥直觉。华严宗认为一切的大小观念、是非观念,在逻辑上皆不能成立。法相宗认为社会上与宇宙中一切事故皆是虚幻的相(现象)。
另一重要宗派,净土宗,有它很长的历史,它给信徒一种希望,说他们死后可以转生于天堂一般的净土,净土为慈悲的阿弥陀佛所统治。净土宗在中国开始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历久不衰。
唐朝时期的另一件大事是,日本在唐朝的影响下转化为一个儒学与佛教的国家。
唐朝与日本有过一次对立,在公元663年。唐朝帮助新罗,日本帮助百济,在高丽半岛的西海岸打仗,唐朝获胜。但是这次对立仅是一个插曲。唐朝与日本的关系在大体上一直完全友好,经过了三百年以上。
日本派遣了十七次使臣来唐。每次,皆有成百的商人、学者和使臣偕来。学者们所想做的,是吸取儒家的道德训示,佛教的宗教理论,文学方面的杰作、书法、雕刻、绘画以及造房子、制家具、缝美丽而舒适的衣服,下象棋围棋的诀窍。也有些日本人来学功夫(武术),把中国的摔跤变成“柔道”。
他们在中国学说中国话,学写中国字,回去日本以后,也颇有以中文写书的。日本人关于日本史的最早著作,是用中文写的。也有若干哲学书,与其他的书,也是用中文写的。
后来,有几位日本学者发明了日文字母,用来注音,教一般不识中文的学童。再其后,他们把中文与日语字母混在一起,成为今日的一般日本文章与书籍的形式(中文代表高级的词汇,日语字母作语尾,亦即名词的格,动词的时别,等等,与西方名词的音译)。
日本的大化革新,在政治结构上模仿唐朝,在细节上迁就日本人的习俗。他们也用了儒家教训作为政治结构的基础。
也许日本人如此大量吸收中国文化,所得的最经久的结果,是在宗教方面。有许多日本人抵达中国之时,尚是学者与学生,到了回国之时已经成为和尚或居士了。他们回国以后,很快就把各宗派的佛学介绍给自己的同胞。
这些来华的求经者之最著名的一位,叫做圆仁,他回国以后用很美的中文写了一本书,记载他求经与旅行的经过。这本书已由美国人赖世和(E. Reischauer)教授译为英文。
也有几位中国和尚被钦佩他们的日本人请去,到日本去传教。最著名的一位是鉴真法师。他是律宗的大师,他去日本很费周折,有时遇风而回,有时受到其他的阻碍。他启程了五次,皆未达到目的。到公元753年,他第六次努力,才终于到达日本。
他在日本作了很多事,他说服了四百四十人皈依,包括一位退休的皇帝,一位皇太后,一位现任的皇帝。他建筑一座唐式的佛殿在奈良城,称为“唐昭提寺”,此寺今日仍在。他也把中国医学传给日本人,而且自己行医,治了不少日本病人。

鉴真
他做以上的许多事之时,双目已盲。他死在日本。
1974年竣工的鉴真纪念堂设在扬州大明寺内。纪念堂的设计者是有名的建筑师梁思成先生。堂的格式,仿照鉴真自己在奈良所建的佛殿。大明寺是鉴真去日本以前所住的寺,他在大明寺讲经,传授了很多中国信徒。扬州是他的出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