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秋战国

早期周朝（西周）崩溃，若干封建国家于中期周朝（春秋时期）分立自主；到了晚期周朝（战国时期）成为七个集权王国，这七个王国最后统一于秦，成为帝国。

与此同时，古典的希腊与共和的罗马先后兴盛。

1．春秋时期

中期周朝，所谓春秋时期，开始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结束于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

周王朝廷　这个新的朝廷，没有畿领的西半部（肥沃的渭水流域、泾水与北洛水的下游）。它只有畿领的东半部，亦即洛河两岸的狭长地带，北至黄河南岸，南至伏牛山北麓。东边为郑国所限。郑国原在陕西华县一带；它已经在平王之前迁到河南新郑。平王的直属领土，在西部也为从陕西宝鸡迁来河南陕州的另一国——虢国所限。

在平王直属领土之内，又有其他由西边迁来的若干畿内之国，加上后来分封给平王的小儿子们，与平王以后若干国王的小儿子们的新的畿内之国。

总之，春秋时代的周王室，所直接统治的人民与能够收到的税极少，养不起像早期周朝（西周）所有的六军，因此也无法要求多数的诸侯对它服从，维持全中国的和平。

诸侯国　藩属于周王室的诸侯国，早已相率违犯周公旦当年所制定的种种法规。大的诸侯国对小的诸侯国侵略，甚至吞并，以扩充自己的领土。周武王时代，全中国共有一千几百个国，到了平王之时只剩两百个左右（其中只有一百七十个左右，留下了国名在今存的史料与古书之中）。

平王之时及其以后，天子的朝廷事实上已经对诸侯国毫无控制能力，大国更加毫无忌惮地对小国用兵，侵占它们的一部分领土或吞并它们的全部领土。到了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全中国名副其实的诸侯国，到不了二十个了。

在这二十个不到的诸侯国之中，最强的有四个：晋、秦、楚、齐。其次，是四个中级强国：郑、宋、鲁、卫。再其次是三等国家：陈、蔡、曹、许。这四个三等国家，只是名义上独立自主，它们需要依靠强国的宽容而继续存在。强国也需要它们作为几个强国之间的缓冲。

除了以上十二个国家以外，另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国。这些小国只是此一强国或彼一强国的卫星而已，它们也常常是少数民族部落式的组织，不够称为国家。

晋国　四强之中，以晋国最有影响力，它建于周朝初年，第一代晋侯是周武王的弟弟，封于山西的南部（不是太原。太原那时候尚在狄人手中）。晋国从开始便是山西南部唯一的大国，别的国家都不能与它相比。

汾水流域所有的部落与小国，在事实上都必须顺着晋。晋想干什么，它们就得让晋去干；晋想要什么，它们也必须给。只有狄人部落，如白狄、赤狄，是例外，然而到了战国时代，这些狄人部落，成为中山国，仍都是被晋的后继者赵国吞并。

在春秋时期三百年之中，晋国吃掉了汾水流域四个像样的国（霍、魏、耿、虞），加上黄河对岸，在陕州的虢。晋国干如此勾当之时，无须对其他三个强国（秦、楚、齐）保密或对周天子的朝廷保密。

当年周平王之所以能够东迁，建立一个新朝廷在洛阳，本是倚仗了晋国的晋文侯大力支持。

秦国　秦国不是一个侯国，而是一个伯爵国（虽则通称为诸侯国之一）。最早的第一代秦伯，是来自山东一个部落的非子。非子作了周穆王的马车驾驶官，得宠，被封于渭水上游的甘肃天水。非子的后代由于不断与当地好战的少数民族（西戎）有接触、有战斗，而养成了强悍的习性，于是秦国成为一个强国。

秦国发展到渭水中游、陕西西部。在犬戎战胜了周幽王以后，秦襄公与他的儿子文公对犬戎作战，打了二十年，把犬戎赶走，于是渭水下游也成为秦国的领土。秦襄公不是公爵，也不是侯爵，他被称为公，由于是一国之君，这“公”字可以译为Lord，而不能译为duke，正如齐桓公、鲁隐公，都只是侯，也被通称为公。

秦文公在公元前715年，向周平王的儿子周桓王献出岐邑以东的周室故土。我们由于没有相关的史料，不能断言周桓王是否接受了秦文公的献纳。

周桓王似乎缺乏兵力与财力，以保卫这岐邑以东的故土，抵御再来侵伐的犬戎。我们不妨假定周桓王不曾接受秦文公的献纳，这故土仍留在秦文公及其后代之手。秦国于是成为与晋国同等重要的强国。

楚国　在湖北与湖南的楚国是由少数民族所组成，夹有来自北方的华人。

在公元前9世纪的上半叶，楚的国王熊渠畏惧周厉王的强而自动取消了王号，可能接受或自封次一二级的爵位而变成周的藩臣。不过，到了春秋时期的公元前740年，另一位楚君熊通却又自称为王，成了后世所知的楚武王。再其后，直至公元前223年楚灭于秦，每一代的楚君皆自称为王（对洛邑周天子视若无睹）。

楚并无兴趣对周天子取而代之，作中国世界的共主，而是专心向北向东扩充版图。尽管遇到晋、秦、齐三国的坚强抵抗，楚仍能做到了把河南南部与中部所有的国家，差不多都吞并，并且一度使得郑国成为它的附庸。

齐国　周朝齐国的第一任君长，是周武王的参谋长吕尚（姜子牙）。齐国位于山东临淄，它在公元前1102年到前771年的西周时期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其过程正如汾水流域的晋国。

临淄在淄水流域，淄水是济水的支流（济水本是独立的河流，在近代先变成黄河入海的一个支流，其后在公元1855年成为黄河入海的主流）。

济水与淄水流域没有一个其他国家能够阻挡齐国的扩展。到了周室失掉镐京而东迁洛阳以后，齐国更是可以为所欲为。

齐桓公的第一助手管仲使得捕鱼与制盐成为有利可图的两种事业，国家与人民均得到好处。管仲而且辅佐了齐桓公，让他成为当时的五霸之一。

五霸　霸字的古写是“伯”，意思是领袖。这领袖于若干或多或少的诸侯开会之时作主席；于有了决议以后而一齐宣誓对决议信守之时，作主盟人。倘若会议之后要采取什么军事行动，这位领袖便也是同盟军的总指挥官。

“霸主”扮演了填补王室朝廷的角色，当时王室朝廷已不再能维持中国全境之和平与秩序。霸主从来没有篡夺王位，或冀图篡夺王位。他们有了若干其他诸侯在他们的周围或跟随他们已经满意了。

齐桓公是五霸之中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个。说他是最好的一个，因为他有崇高的宗旨，而且是五霸中唯一不完全自私而有“利他心”的人。

他的宗旨是，尊王攘夷：尊重在洛邑的周天子的朝廷，讨伐那些侵侮中原诸侯的“蛮夷”（所谓“蛮夷”，是中国境内一些尚未同化的少数民族，其语言、衣服、饮食与大多数华人的语言、衣服、饮食不同）。

当时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蛮夷”。周都洛邑附近的山里有，每个诸侯国的僻远角落也有。

齐桓公像。齐桓公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从公元之前681年到前644年，召开了二十四次的会议，也从前684年到前644年打了二十八次的仗。追随他的国家，时多时少。最忠心于他的是鲁、宋、郑、卫、陈。齐桓公救了燕，使得它不为山戎所灭；也救了卫与邢，使得这两国不为赤狄所灭。他也对楚国的同盟者蔡国，作了一次军事示威，使得楚在公元前656年与齐国签订了友好条约。

五年以后，他又在葵丘召开一次会议。葵丘在今日河南的考城附近。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四个二等强国的全部，也有四个三等国家，而且有周天子派来的一位大臣。

葵丘会议是一次很有名的会议。它通过了若干决议，包括：

（1）缔约诸国允诺不改变境内的河堤以有利于本国而侵害他国。

（2）缔约诸国允诺，不阻碍邻国（为了救济它的人民而）购买谷类。

（3）缔约诸国的君长，允诺不封任何人以爵号或采邑，除非事先已经呈奉了周天子的朝廷核准。

在葵丘会议散会以后，齐桓公又作了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平定了周王室内部的纠纷，帮助当时的周天子复位。他也派遣了齐国与同盟国的军队戍守洛邑，以免戎、狄入侵。他还率领若干诸侯，亲自来洛邑向周天子朝拜。

在他死后，没有一个齐国的国君能够有如此的作为，维持如此的侯国间的团结。

五霸之中的其他四霸，先后为宋、秦、晋、楚的国君：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这四位也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征伐，像齐桓公一样。然而，不幸得很，他们关心本身的利益，远甚于中国一切诸侯国的全体的利益。

晋国的晋文公比宋、秦、楚三国之君略为好些。晋文公在公元前635年镇压了王室的一个企图篡位的人；在前632年打胜了楚国一次；在前632年也召开了一次会议。每一次行动，他都得到了几个友好国家的支持。他与齐桓公不同的地方，是对于当时周天子并不诚心尊敬，也不真心想恢复周公旦的礼法，把全中国团结在一起。

晋文公死后，晋国有几个他的后裔继续作霸主。他们不热心于保护同盟国，使它们免于遭受侵略，而是热衷于收缴同盟国每年对晋所纳的贡品。

弭兵条约　突然，宋国出了一位大政治家，向戍。此人是一位大官，也是一位学者。他以他的君长宋平公的名义，于公元前546年召开会议于宋国的国都，会议的主题是“弭兵”（永免用兵）。

弭兵会议于前546年八月开会之时，到会的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四个头等强国之中的三个，四个二等强国全部，四个三等国家全部。有两个其他的国，邾与滕，国君亲自来出席。头等强国之中，只有秦既没有国君来，又没有代表来，但是在弭兵条约被通过不久，秦也表示了赞许。

这个弭兵条约是一大成功。自从签订以后，直至公元前506年，前后四十年之久，没有一个缔约国攻打过另一个缔约国，除了楚国以外。楚违约两次。楚灵王在公元前534年吞并了陈国；在前531年吞并了蔡国。

不过，楚国很快便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楚灵王的儿子楚平王在前529年让陈、蔡二国恢复独立。

虽则在签订四十年以后，到了前506年，各国之间的争战又起，然而这弭兵条约仍不失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件伟举。

吴与越的崛起　春秋时期末年，吴、越两国崛起，吴、越位于中国的东南地区，它们的国君，均自称为王。

越王勾践

吴国的国都原在今日的江苏无锡附近，其后迁到苏州。吴国对楚国作战了一次，对越国作战了三次，对鲁国作战了一次，对齐国作战两次，它连胜楚、鲁、齐三国，对越国于前496年第一次作战战败；于前494年第二次作战大胜；最后于前473年第三次被偷袭惨败，亡国。

前473年已经进入战国时期，是战国时期的第三年。

越国的老根据地是浙江北部，灭了吴以后它继续扩张，扩张到山东的东南部。

2．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475年，结束于前221年。公元前256年，最后一代的周王，周赧王，自动把王室畿领的地图与户籍名册，献给秦国。

再其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了全中国，自称秦始皇帝。

战国七雄

战国七雄　春秋时期的四个二等强国与四个三等国家除了卫国以外，都先后亡给它们的强邻。卫国是到了公元前220年才丧失了它最后剩下的小小领土，亡给秦。

春秋时期的四个头等强国，秦、楚、齐三个继续存在于战国时期。齐国的国君吕氏，为田氏所替代。

晋国分成了三国：赵、魏、韩。

秦、楚、齐与赵、魏、韩以外，战国时期另一个称雄的国是燕。燕成立于西周的初年，在西周晚年或春秋之初，移到北京附近，其后却扩展到了辽河流域，成为强国。

战国七雄长期互相争战，差不多年年如此。

七雄先后都自行升格为王国，而不再是周王国的诸侯。秦的国君于公元前324年自封为王。秦国的这第一位称王的国君被他的子孙称为秦惠文王。

齐、赵、魏、韩、燕的国君，也都纷纷称王，或在秦之称王以前，或在秦之称王以后。

楚国是在春秋时期，早就恢复了它在西周厉王时所自动撤销的王号了。

封建的蜕变　战国时期的七雄与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极不相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春秋时期的多次战争与多次盟会，战争使得贵族贫困而人数减少，盟会使得商人发财，推进国与国间的商业；更由于另一后果重大的变化：封建的蜕变。

中国的封建，正如一切人为制度，从来不曾滞留于某种情形而无变化，它一直在慢慢地、逐渐地变化，变得与周公旦所规定的制度大不相同（周公旦所规定的制度，其特点是：在农村经济方面，田地所有者重叠在持有者之上；在政治方面，田地所有权与行政权相混合）。这个制度到后来变成在农村经济方面，以独立的小自耕农为主体。在行政结构方面，政府委派的官吏代替了世袭的大小贵族。在司法原则方面，人人（包括贵族）于君王及法律之下平等。是谁造成了如此大的改变？是什么东西或事件造成了如此大的改变？

（1）开明的政治家，例如管仲与公孙侨（子产）。管仲把齐国分为十五个乡，划出六乡作为工商之区。公孙侨在郑国作了刑书，铸在青铜的碑版之上，让人民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这是法治的开始。

（2）从事改革的法家，例如在魏国的李悝，在楚国的吴起，在秦国的商鞅。李悝写了一部《法经》，里面说，凡是篡夺君主的治权的人（贵族）必须严惩。吴起剥夺了楚国的公族的权力。商鞅把秦国分为三十一个县，打破大地产，分为若干小地产，又强迫成年的儿子与媳妇，从父母的家搬出来，改大家庭制度为小家庭制度。商鞅也取消了传统的贵族爵位，代之以军功爵位，所谓军功爵位全以战场上的表现为标准，不以血统为标准，因此也就不能世袭。他而且惩罚了秦国太子的师傅，当这位太子违反了一条法律以后。

（3）贵族的庶子。他们由于不能继承父亲的爵位，而形成了日益增多的中间人物，亦即介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阶级。

（4）小康的工匠与农奴。工匠与农奴，由于勤俭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形之下，贵族之幸而未死于战场的，不得不因维持身份排场或个人的奢侈习惯而花费甚多，变穷。

秦吞六国　战国七雄间的大事述要：

七雄之中只有秦国，始终有一个目标与达到这个目标的计划。它的目标，是把全中国统一，而且它也一步一步地向这个目标去做。

秦国把国家的政治结构改以军事为基础，欢迎了邻近各国（魏、赵、韩）的壮丁进来当农民，抽出本国农民去作战。它又用伪装的友谊，骗取较远的国家（齐、楚）为盟国。它分化所有的各国，不分远近，使得它们彼此不能合作。它对这些国家不同时进攻，而只是各个击破，通常每一个时候只打一国或两国。

其他六雄，没有一个怀抱着统一全中国的野心，甚至也决无一套计划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存在。

魏国在六雄之中原是最强的一个，然而魏惠成王到处树敌。他先打秦国，战败，失去了黄河与北洛水之间一片土地；然后又打齐国，战败，失去了自己的大儿子；最后，打楚国，战败，又大大丢了自己的脸（这位魏惠成王，孟子在他的书中，称之为梁惠王，因为大梁城是魏的国都）。

赵、韩两国，与魏国时友时敌，因此也就先后被秦宰割。

齐国是次一个自丧威望的国。齐宣王于公元前314年到前312年将燕国冒险吞并，失败。另一齐王，盡王，也在公元前286年至前284年对宋国冒险吞并，失败。因此，齐国的国力，变成不值得重视。

楚国的怀王于公元前318年领导了一次五国合力攻秦（齐国未肯参加），毫无结果。秦国不一举而反击五国，只对韩、魏两国分别由自己及齐国反击。

燕国僻处河北与东北，一向对秦的坐大，无动于衷，到了秦变成它的近邻，想抵抗又已太晚。

于是，秦国军队最后依次进入六国的都城。统一的大业于公元前221年完成。

人民的进步　七国的人民，于血腥的连年战争之中，仍在干日常应干的活儿。而且，虽然有那些血腥的战争，人民却仍旧作了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进步，虽则只是缓慢的进步。这进步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文化方面都有。

人民以铁制造的农具与工具，越来越多，因而他们所收获的农产品也越来越多，所出产的工业品也越来越多；他们发展了商业，规模越来越大，推行得越来越远，七国人民完成了一次巨型的商业革命（比西欧在近代初期的商业革命，大得不成比例）。

山东与浙江的丝织品，被运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与中国疆界以外出售。波斯与叙利亚的人可以经由中间人买得到中国的丝织品，黄金在中国每一处市场都很多，尤其是齐国之西的定陶（在今日山东），赵国的邯郸（在今日的河北），韩国的阳翟（河南禹县），以及洛邑（今日的洛阳）。洛邑在政治声望上所丧失的，已由经济方面获得补足。

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春秋战国时期罕见的智士

范蠡这位有名的帮助过越国报了吴国之仇的政治家，于功成以后向他的君王勾践告别，改行经商。他很快就赚得黄金一千斤，也很快把这一千斤黄金花光在朋友、亲戚与美女的身上。于是他又去经商，赚到第二个一千斤黄金，也很快把第二个一千斤黄金花光。最后，赚了第三个一千斤黄金，却不再花光，而慢慢地用，用到他死的时候。

另一位有名的政客，苏秦，却没范蠡聪明。苏秦花了一辈子的光阴，企图说服各国的君长，照他的构想行事。结果，他获得一点小名气，也发生了小小的影响。倘若他当年在洛阳近郊买下二百亩田，便一辈子可以悠闲度日，远胜于奔走于各国国君之间，祈求他们的青睐与恩惠，最终还落得被“车裂”的悲惨下场。

中国社会此时奴隶的人数，少到不受注意，农奴如凤毛麟角，大地主的大农地未尝没有，而事实上是交给自由的佃户或农村工人在耕种（不再由农奴耕种）；很多的乡下田地，不属于贵族或地主，而属于独立的小自耕农。

中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工艺与艺术在这个战国时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教育与哲学也是如此。

孔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孔子也综合了古代圣贤的经典，校订了若干历史文件，选集了若干民间诗歌与庙堂的赞颂，解释了神秘的《易经》，而且把这些书用作他的私立学校的教科书。

在他全部的嘉言之中，最重要的莫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教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因为他认为人与人在大体上是相同的。他劝人要互相爱，互相敬。作父母的应该慈，作儿女的应该孝；对哥哥姐姐要恭敬，对弟弟妹妹要友爱；当丈夫的要和气，当妻子的要合作。这是一些为家庭一份子的道德。

到了社会上，对朋友要守信用，对一般人要有善意，能够帮助他们的事，当尽力而为，随时随地要检讨自己，克服自己的私心与不正当的倾向。总之，一切行为务求合于礼。礼是尊敬别人。敬人者，人恒敬之。敬人，实际上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在政治群体中，作为国家的一份子对长官与领袖（君主时代的帝王，民主时代的由人民选出的领导人）应该忠心；但是当长官与领袖的也应该对部下与一般人民有礼貌，守规矩，以自己的修养作榜样，不可倚仗法律或政治手腕来管制部下或人民。“为政”，不是“守成”，不是仅仅维持现状，而是要谋求全民的进步，改善他们的生活，使得他们富；他们富了以后，要进一步以教育来提高他们的知识与情操。教育的内容，不仅仅是生产技术，而要包含礼乐，以礼来养成好的习惯，和谐人际关系，以乐来鼓舞兴趣，节制欢乐，化解忧愁、苦闷、悲伤，使得喜怒哀乐皆得中和，不致有过分或不及。

孔子一生好学，告诉了我们为学的次序：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第一，要广求知识：博学之；第二，要加以研究、发问：审问之；第三，再加以谨慎思考：慎思之；第四，要分别出书中所说或别人所说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不可信的：明辨之；最后，第五，作一个决定，依照这个决定，努力实行：笃行之。有了学问而不实行，等于是没有学问。

实行什么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各人尽力而为，但是修身，则是人人都应该做的。修身是什么？是克己，复礼；是严于责己，宽容别人；是对父母孝，对兄弟姊妹友爱，对子女慈，对妻子和，对丈夫顺，对朋友守信，对长官领袖忠，对国家忠，对世界文化求其进步，促进永久和平。

孔子的弟子与若干世代的间接弟子，在他去世以后把薪火传递下去两千多年，使孔子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有其他学派，从战国时期开始，传播各种不同的教训：道家教人民要谦虚而服从自然的规律；墨家教人民不仅爱自己的父母，还要爱别人的父母。

另有一派，阴阳家，常被人们错认为道家，这一派把天文上的现象，用玄学的理论来解释，但不曾留下任何书籍。倘若阴阳家留下了若干书籍，我们便可以有不同于孔子一派与老庄一派的关于《易经》的注释了。

名家又是一派，他们喜欢咬文嚼字，在肥肉之中找骨头，有点像希腊的诡辩家。

法家主张以法律作为社会的基础。法家的创始人可能是韩国的申不害。另一位韩国的法家是韩非，韩非留下了一部书《韩非子》。还有一位法家李斯，是楚国人，李斯帮助了秦王政击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一大帝国，使得秦王政成为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