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本草纲目》的人文性

我国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倾毕生精力与才华，写成了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的《本草纲目》。他以悠久灿烂的华夏传统文化为依托，使《本草纲目》具有浓郁的人文性。所谓人文性，此处特指人文科学的属性。人文科学，“源出拉丁文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1979年版《辞海》)。李时珍于“书考八百余家”之时，“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使《本草纲目》一书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是一部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于一体的不同凡响的本草学巨著。

现就属人文科学之文字学、训诂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学、史学等诸方面在《本草纲目》中之表现分述如下：

一、文字学例

李时珍游刃于古汉语的广阔天地里，极尽表达之能事。在“释名”一项中，他不时地借用文字学知识来加以阐述。如“枣”篇，根据陆佃《埤雅》记载：“大曰‘枣’小曰‘棘’。棘，酸枣也。枣性高，故重‘束’；棘性低，故并‘束’。束，音‘次’。枣棘皆有刺针，会意也。”作者运用此段文字学知识阐释，从形、音、义三方面比照讲解，给人以要言不烦，形象直观之感，令人群疑冰释，豁然开朗。汉字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表意性，特别是其中的象形字。“杏”和“呆”(古“梅”字)就是其二。“杏”篇：“‘杏’字篆文象子要木枝之形。”“梅”篇：“‘梅’，古文作‘呆’，象子在木上之形。梅乃杏类，故反‘杏’为‘呆’。书家讹为‘甘’、‘木’(按：即‘某’字，又作‘楳’)。后作‘梅’，从‘每’，谐声也。”从这两个独具匠心的字上，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及本草学家李时珍对杏和梅有着多么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又如“金樱子”篇：“‘金樱’。当作‘金罂’，谓其子形如黄罂也。”俗将金罂子“罂”误写为“樱桃”之“樱”失其本义。他宗“讹者绳之”之旨，从文字上探本，给予纠正。

二、训诂学例

李时珍渊于深厚的语言功底，在“释名”一项中广泛地采用了训诂学知识，尤以声训为最。通过声训，探讨事物命名的真谛，读者览之，自有通透天机，顿开茅塞之感。如“粱”篇：“粱者，良也，谷之良者也。”“韭”篇：“按，许慎《说文》：‘韭’字象叶出地上形。一种而久生，故谓之‘韭’。一岁三四割，其根不伤，至冬壅培之，先春复生，信乎久生者也。”“松”篇：“按，王安石《字说》：松、柏为百木之长。松，犹公也；柏，犹伯也。故‘松’从‘公’，‘柏’从‘白’。”“肉苁蓉”篇：“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从容，和缓之貌。”凡此等等，均得其本源。

三、民俗学例

李时珍于访采四方之时，览读古籍之际，颇注意有关医药方面的民俗，采而录之，使《本草纲目》大为增色。如“艾”篇“集解”：蕲艾自明成化以来，为天下所重，“先君月池字讳言闻，尝著《蕲艾传》一卷。有赞云：‘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灸疾，功非小补。’又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悬于户上，可祛毒气’。”蕲艾为艾中之佼佼者，这一民俗至今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然以李时珍故里蕲春尤盛。“槟榔”篇“释名”：宾与郎皆有贵客之称，稽含《南方草木状》言：“交、广人凡贵胜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则槟榔名义，盖取于此。”寥寥数语，即用“因音求义”之声训。言槟榔得名之由，又述交、广一带招待“贵胜族客”之法，言南国民间习俗之异。

四、民间文学例

李时珍博采众方，囊括雅俗，特别留意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然后引入《本草纲目》。

1．谚语。《本草纲目》多处引用谚语。

王不留行：“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长流”。

枸杞、地骨皮：“去家千里，勿食萝摩、枸杞。”

五加：“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车。宁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宝珠。”

蚤休：“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者，一似手拈拿。”

三白草：“一叶白，食小麦；二叶白，食梅杏；三叶白，食黍子。”

《神农本经》名例：“卖药者两眼，用药者一眼，服药者无眼。”

前五则言药用药效，七叶一枝花的医疗效果更是跃然纸上；第六则是典型的物候谚语；末则引明·陈嘉谟《本草蒙筌》，针对当时药市伪品，于含蓄蕴藉中流露出愤怒之情。

2．神话。《本草纲目》中保存了很多有关神话，它是古人凭借想象和幻想，对某些中药的产生、来源、用途、疗效等方面的原始理解和说明，读来饶有兴味。如刘寄奴草“释名”：“按：李延寿《南史》云：宋高祖刘裕，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洲，遇一大蛇，射之。明日往，闻杵臼声。寻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林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主为刘寄奴所射，今合药傅之。’裕曰：‘神何不杀之?’曰：‘寄奴王者，不可杀也。’裕叱之，童子皆散，乃收药而反，每遇金疮傅之即愈，人因称此草为‘刘寄奴草。’”

蛇含“释名”：“按：刘敬叔《异苑》云：有田父见一蛇被伤，一蛇衔一草着疮上，经日伤蛇乃去。田父母取草治蛇疮皆验，遂名曰‘蛇衔草’也。”

刘寄奴草与蛇含有活血化瘀，解毒消肿，疗疮生肌之功，治金疮、跌打损伤、毒蛇咬伤多获显效。通过神话故事加以描述，用形象思维达到逻辑思维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传说。李时珍对中药的各种传说一一收载。在“何首乌”篇中引述了宋·苏颂《图经本草》中所收载的《何首乌传》，娓娓动听。兹录之如下：

此药本名“交滕”，因何首乌服而得名也。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山老人，遂传此事。李翱乃著《何首乌传》云：

何首乌者，顺州南河县人。祖名能嗣，父名延秀。能嗣本名田儿，生而阉弱。年五十八，无妻子，常慕道术，随师在山。一日醉卧山野，忽见有藤二株，相去二尺余，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田儿惊讶其异，至旦遂掘其根归。问诸人，无识者。后山有老忽来，示之，答曰：“子既无嗣，其滕乃异，此恐神仙之药，何不服之?”遂杵为末，空心酒服一钱。七日而思人道，数月似强健，因此常服。又加至二钱，经年旧疾皆痊，发乌容少。十年之内，即生数男，乃改名能嗣。又与其子延秀服，皆寿百六十岁。延秀生首乌。首乌服药，亦生数子，年百三十岁，发犹黑。有李安期者，与首乌乡里亲善，窃得方服，其寿亦长，遂叙其事传之云。

据此可见，何首乌是根据何家第三代人因服此药发乌容少、延年益寿而得名的。

4．故事。李时珍将一段段栩栩如生的故事编织进《本草纲目》中，使巨著如金谷园，光彩耀眼，璀璨夺目。兹举例如下：黄精“发明”：“徐铉《稽神录》云：临川士家一婢，逃入深山中，久之，见野草枝叶可爱，取根食之，久久不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动，以为虎攫，上树避之。及晓下地，其身欻然凌空而去，若飞鸟焉。数岁家人采薪见之，捕之不得。临绝壁下网围之，俄而腾上山顶。或云此婢安有仙骨，不过灵药服食尔。遂以酒饵置往来之路，果来，食讫，遂不能去，擒之，具述其故。指所食之草，即是黄精也。”

人参“释名”：“《广五行记》云：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第一则故事反映了黄精“补中益气”、“冬服轻身、延年、不饥”、“驻颜断谷”的神效。第二则故事给后世学者关于人参产地的考证提供了一条重要佐证，虽貌似荒诞，然颇增兴味。

5．寓言。李时珍酷爱民间文学，有关中药的寓言绝不肯轻易放过。在寒号虫“集解”项写道：“曷旦乃候时之鸟也，五台诸山甚多。其状如小鸡，四足，有肉翅。夏月毛彩五色，自鸣若曰：‘凤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鸟雏，忍寒而号曰：‘得过且过。’”这是一篇以动物为形象的寓言，讽刺如寒号虫之流的人物。

五、文学例

文学手法颇多，本文仅以修辞手法“引用”为例，此法在《本草纲目》中多处应用，起到了绝妙的艺术效果。李时珍写《何首乌传》，写刘寄奴草，引用唐人李延寿《南史》上所载的刘裕传中的一段话，光彩顿生。令人醉心的是他在写红藤一药时，匠心独运地引用了宋人洪迈《夷坚志》中的一则故事，文曰：

赵子山苦于白虫病。医令戒酒，而索性耽之。一日寓居邵武天王寺，夜半醉归，口渴甚。见庑间瓮水，映月莹然，即连酌饮水，其甘如饴。迨晓虫出盈席，心腹顿宽，宿疾遂愈。皆惊异之，视所饮水，乃寺仆织草履，浸红藤根水也。

绘声绘影，实是一篇极妙的医话，洪迈写得好，李时珍引得好。

李时珍还大量地引用了一些诗歌，有名人之作，亦有无名氏所作者。如车前“发明”引唐·张籍诗：

开州五月车前子，

作药人皆道有神。

惭愧文君怜病眼，

三千里外寄闲人。

观此亦以五月采开州者为良，又可见其治目之功。

水萍“发明”：“世传宋时东京开河，掘得石碑，梵书大篆一谜，无能晓者。真人林灵素逐字辩译，乃是治中风方，名‘去风丹’也。诗云：

天生灵草无根干。

不在山问不在岸。

只因飞絮逐东风，

泛梗青青飘水面。

神仙一味去沉疴，

采时须在七月半。

选甚瘫风与大风，

些小微风都不算。

豆淋酒化服三丸，

铁镤头上也出汗。

才华盖世的李时珍，以诗的语言来写《本草纲目》，使这部巨著充满了文学性。

六、史学例

《本草纲目》中有关史学方面古文化知识的运用很多，仅对避讳问题简述之。避讳规定，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数千年，直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才被废除。《本草纲目》中的避讳现象，或见于人名，或见于药名。人名者如唐《新修本草》之作者苏敬，宋时避讳将“敬”改为“恭”，李时珍仍之。《新修本草》的另一署名者李勣之名也是用避讳方法处理了的。李勣，原名徐世勣，赐姓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删去“世”字，改为李勣，李时珍亦仍之。药名如玄胡索，避宋真宗讳，改“玄”为“延”，李时珍仍之。又如常山，三国魏·吴普《吴氏本草》作“恒山”，因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称“常山”，李时珍亦仍之。

《本草纲目》是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于一体的一部极为伟大的划时代巨著，是中国本草学的典范，是中国药物学发展的里程碑。它的光辉成就，与它的浓郁的人文性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