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年冬天，罗伯特带着他的小说去了美国，而且还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出版商的青睐。

我听说他这次出门曾引起过一场激烈的争吵，我想弗朗西斯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失去他的。因为在纽约有好几个女人对他不错，当他重新回到巴黎时，整个人都变了。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美国，也不再那么单纯、不再那么随和了。出版商把他的小说炒得很热，这着实使他头脑发晕；再加上几个女人竭尽全力地讨好他，这使他的眼光彻底改变了。有四年，他的视野范围绝对仅限于他妻子身上；有三年——差不多三年，除了弗朗西斯他什么也看不见。我肯定，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真正地恋爱过。

他结婚只是因为受了大学那段倒霉日子的刺激，而他跟弗朗西斯在一起，则是因为发现自己在第一任妻子眼中并不是全部。他从没有真正恋爱过，但现在意识到自己对女人很有魅力，而且要是有个女人喜欢并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也不需要什么上天的恩赐。这使他发生了变化，因此跟他在一起也就不再那么痛快了。还有，他和那些纽约哥们儿在一起下大注赌桥牌，甚至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时，也曾拿到过好牌，赢过几百美元；这使他很为自己的牌技沾沾自喜。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到，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至少还可以靠打桥牌谋生。

另外，还有件事儿，他读了不少威·亨·赫德森的作品。这听起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科恩把那本《紫红色的国度》读了一遍又一遍，而如果长大了才读《紫红色的国度》，那这本书是非常有害的。它描述的是一位完美的英国绅士在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国度里的种种虚构的、旖旎的风流韵事，自然风光也描写得非常出色。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要是把它作为生活指南，就好比一个同龄人带了一整套更看重现实的阿尔杰的书，从法国修道院径直跑去华尔街那样不着调。我相信，科恩对《紫红色的国度》里每句话的认识，都像理解罗·格·邓恩的商情报告那样认真。你们应该明白，他虽是有所保留的，但总的来说，他认为这本书很有道理，光凭这本书就能成为他付诸行动的契机。直到有一天他到办公室来找我，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本书究竟对他影响有多大。

“嗨，罗伯特。”我说，“你来是想让我高兴高兴的吧？”

“你想去南美洲吗，杰克？”他问。

“不想。”

“为什么？”

“不知道。我从没想过要去。太费钱了。而且要是你光想看南美洲人的话，巴黎有的是。”

“他们不是真正的南美洲人。”

“对我来说，他们已经很‘南美’了。”

我这个星期的通讯稿必须赶上这趟海陆联运车发出，可我才写了一半。

“你听到什么丑闻了么？”我问。

“没有。”

“你那帮显贵朋友里就没有一个闹离婚什么的？”

“没有。你听着，杰克，如果我负担全部开支，你愿意跟我去南美么？”

“为什么找我呢？”

“你会讲西班牙语，而且咱俩一起多来劲呀。”

“不去。”我说，“我喜欢这儿。夏天我一向都去西班牙。”

“我这辈子就盼着能有这么一次旅行。”科恩说，他坐下来，“再不去我就老了。”

“别冒傻气了。”我说，“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你有的是钱呀。”

“我明白，但我总跨不出第一步。”

“振作点儿。”我说，“这些国家还不就像电影里那样。”

可我为他感到难过，真够他受的。

“我真是受不了了，一想到生命消逝得这么快，而我却还没有真正地活过。”

“除了斗牛士以外，任何人的生活都算不得丰富多彩。”

“我对斗牛士没兴趣，那种生活不正常。我希望到南美的乡下去走走，咱俩一道肯定会很来劲的。”

“你想过去英属东非打猎吗？”

“没有，我不喜欢。”

“我倒愿意跟你一起去那儿。”

“不去，没兴趣。”

“因为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去找一本来看看，都是些跟皮肤黝黑发亮的美貌公主谈情说爱的书。”

“我要去南美。”

他有那种犹太人的执拗的典型性格。

“走，下楼喝一杯去。”

“你不干活儿了？”

“不干了。”我说。我们下楼来到底层的咖啡馆。我发现这是打发朋友离开的最好办法。等你喝完一杯，只消说，“唉，我得回去发几份电讯稿”就行了。想出这一类的脱身方法对干新闻的人来说相当重要，因为这一行里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你必须一天到晚看上去都不像是在工作。我们下楼到酒吧里要了威士忌苏打。科恩望着墙边箱子里的酒瓶，“这儿真好。”他说。

“酒不少。”我很赞同。

“听着，杰克。”他趴在吧台上，“难道你从没感到过你的生命在流逝，而你却没有好好加以利用？你没发觉你几乎已经过完半辈子了吗？”

“是啊，有时也想过。”

“再过个三十五年左右，我们就都死了，你明白吗？”

“瞎扯淡，罗伯特。”我说，“胡说什么呀。”

“我说正经的。”

“我才不杞人忧天呢。”我说。

“你应该想一想。”

“我这儿三天两头就有一堆烦心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要去南美。”

“听我说，罗伯特。去别的国家也一样，我都试过了。换个地方你也不可能自我解脱。一点没用。”

“但你从来没有去过南美呀。”

“去你娘的南美！像你现在这种观点，到那儿去还不是一样。巴黎挺好的，你为什么就不能在巴黎好好地开始你的生活呢？”

“我受够了巴黎，受够了拉丁区。”

“那就离开这个区，自己到处兜兜风，看看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有一次，我自个儿溜达了一整夜，什么事也没遇上。只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拦住我，要检查我的证件。”

“巴黎之夜不是很美吗？”

“我根本就不在乎巴黎美不美。”

就是这么回事，我真可怜他，但又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你一想帮忙，就会碰上他那两个顽固的念头：一个是去南美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不喜欢巴黎。他的前一种想法是从书上得来的，后一种想法我猜也是。

“行了。”我说，“我得上去发几份电讯稿。”

“非走不可？”

“是啊，我必须把这几份稿子发出去。”

“那我去你楼上办公室里坐一会儿行吗？”

“行啊，走吧。”

他坐在外屋看报，我和编辑还有出版人忙里忙外地干了两个小时。然后我在稿纸边线盖上戳，把稿纸装进两个马尼拉纸大信封，揿铃叫人来把它们送到圣拉扎车站去。我走到外屋，看见罗伯特·科恩在一张大椅子里睡着了，头枕在两只胳臂上。我不想叫醒他，但是我得锁门离开了。我按着他的肩膀，他晃了晃脑袋。“我不能这么干。”他说着，脑袋往臂弯里缩得更深了，“这事儿我干不了。无论如何都不干。”

“罗伯特。”我叫道，摇摇他的肩膀。他抬头看看，眨巴眨巴眼睛，笑了起来。

“刚才我说出声儿了？”

“说了几句，但听不清。”

“天哪，真不是个好梦！”

“是不是打字机的声音让你睡着了？”

“大概是吧，昨晚我一夜没睡。”

“怎么啦？”

“聊天。”他说。

我能想象得到。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想象我的朋友们在卧室里的情景。我们出门上那波利咖啡馆，去喝杯开胃酒，再看看黄昏时林阴大道上散步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