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纳河上的桥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

安德里奇（1892～1975），南斯拉夫作家。他出生于特拉天尼克附近的多拉茨村，由于幼年丧父，他的童年在姑母家度过，曾在维舍格勒读小学。架设古城郊德里纳河上的十一孔大石桥给予幼小的安德里奇以丰富的精神营养，几个世纪以来关于此桥的种种传说和故事在他心灵深处播下了良好的文学种子，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安德里奇在萨拉热窝读完中学，并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14年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开始创作一些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散文诗和文学评论，从此踏上文学之路。他曾在1920年至1941年两次在外交部任职，当过驻罗马、布加勒斯特、的里雅斯特、格拉茨、柏林等的领事或大使，但他的真正兴趣仍在文学事业上。他的代表作品有《特拉夫尼克记事》《德里纳河上的桥》《女士》《泽科》和《万恶的庭院》等，因为这部小说成功地“反映了自己国家历史中的事实和命运”，具有“史诗般的力量”，他于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德里纳河上的桥》以一座大桥的兴废追述16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450年的历史和重大事件，它反映了波斯尼亚人民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占领下的命运和不屈的民族斗争。这是一部用小说形式写成的有关波斯尼亚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庄严史诗。而且在庄严的历史之外，安德里奇以大桥为媒介，添加了诸多具有民族风情的各式故事传说，大大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因而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德里纳河大部分在崇山峻岭的峡谷和深涧中穿流，在那青色的急流穿过黑色的峭壁奔泻而下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壮丽的十一孔大石桥。由桥而下是一块扇形的起伏不平的谷地，维舍格勒城及其郊区就在这里。这座大石桥构造考究，外形美观，真是鬼斧神工的杰作，它是波斯尼亚到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的必经之地。关于大桥的建成和变迁的传说，也就是一部维舍格勒城及其世世代代的居民生活的历史。每当人们谈到维舍格勒时，就必然要联系到十一孔大石桥这一主线，而桥上的加比亚台则是该城一块不朽的丰碑。

1516年的一天上午，当一个10岁的小孩从他的家乡苏科罗维契附近的一个村庄，被带去遥远的斯坦布尔（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下同）那个煊赫一时、威震天下的城市，而经过这里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过一个关于这座大桥的初步构想。虽然这个构想当时还是模糊不清，但是后来却奇迹般地实现了。这个小孩就是被奥斯曼帝国征集的基督教徒儿童——“血贡”。“血贡”们到达异乡以后，要给他们行割礼，并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将忘记自己的故乡、家庭和宗教信仰，终身在土耳其苏丹的禁卫军服役，当然也有人在更重要的机构任职。若干年以后，这个小孩成了苏丹宫廷中一个果敢的青年军官，后擢升为海军大将军，又当上了驸马，成为世界闻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指挥了在三大洲进行的多次战争，这些战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他的智慧和勇敢为土耳其拓展了疆界，他对外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对内治理有方，这也使得他获得了极高的威信，权势也空前巨大。维舍格勒的德里纳河渡口，荒凉的两岸，有着许多来回徘徊、冻得发抖的旅客，河面上漂着几艘破旧不堪、划得很慢的渡船，体格魁伟的船夫，以及浑浊的河水上空啼饥号寒的昏鸦，这一切对他来说无疑早就没有什么印象了。然而，当他到了古稀之年，剧烈的胸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他居然能够想到根除痼疾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消灭那遥远的德里纳河上的渡口，消灭那越来越严重的贫穷和生活不便。他，就是丞相穆罕默德·巴夏·苏格利。在他的命令和出资下，德里纳河上的建桥工程就在这年开始了。

为了监督建桥工程，丞相派遣的官员及其随从来到了维舍格勒。他们的出现在这个小城及其附近的农村，尤其是在基督教徒当中，引起了恐惧和不安。领导建桥的阿比达加是个心毒手狠的家伙，他召集当地的行政首脑与穆斯林绅士开会，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恶棍，我要求人人认真工作，绝对服从，工作吊儿郎当、讨价还价的人，我不是打，就是杀。”就这样，工地上一切事情在他的监督与绿色长棒的威逼下进行。那些被抓来服劳役的平民、穷人个个蓬头垢面、周身湿透、筋疲力尽、心事重重。毫无报酬、遥遥无期的劳役把他们的身体整个拖垮了。由此看来，阿比达加带给这个小城的是一场无法理解的大祸，一场看不到头的灾难。

服劳役的乡民中，有个叫拉底斯拉夫的，他是维舍格勒一个小村庄的人。他并不甘于受压迫，为求解放而不断鼓动反抗，他对乡民们说：“这个工程会把我们的命断送。我们这些穷光蛋、基督教徒要桥有什么用？土耳其人才需要桥呢！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趁着黑夜，去把已经造好的部分尽量捣毁，然后放出传闻，说是河神毁掉的。”拉底斯拉夫的呼吁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和响应。

然而，破坏大桥工程事故的发生与关于河神不让在德里纳河上建桥的谣传，使阿比达加怒不可遏。他把巡逻队长找来，对着他大声咆哮：“听着，废物，三天内如果对工程的破坏活动不停止，如果你没有抓住肇事者，我要把你活活钉死在木桩上！”巡逻队长惊恐万状地把手下的人训斥一通后，带着他们彻夜在河边巡逻。到了第三夜，也就是最后一夜，他们抓到了乘木筏来到工地脚手架搞破坏的拉底斯拉夫。残暴的阿比达加命令士兵把粗壮的尖头木桩斜穿钉入这位反抗者的身体中，并把他绑在脚手架上。在两岸观看行刑的人，心头笼罩着难以形容的恐怖。但是对他们来说，同胞被害激起的不仅是恐惧，更大的是愤慨，这成了最有号召力的行动，如今他们无所畏惧了。

因为人们的不断反抗，残暴的阿比达加终于下台了，春回大地的时候，新任官阿利夫贝代替了阿比达加的位置。这位新上任者总是和颜悦色，一到任就取消了强制劳动。转换了统治策略，工人们人人都能得到一定的报酬，诸如盐、面食之类的食物，应有尽有，所以工程进展之快，质量之好是阿比达加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工程一天一个样，大桥以外还有一家旅店，旅店的内部也是富丽堂皇，别具风格，令人赞不绝口。到了第五年，一座宏伟富丽、完美无瑕的十一孔大石桥便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10月上旬，阿利夫贝搞了个盛大的庆祝会，庆贺大桥的落成。他经手的造桥费用账目清晰可查，一分钱也没有落入私人腰包，因而他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很高，所以他搞的庆祝会轰轰烈烈，丰富多彩。随着大桥和旅舍的建成，旅客在德里纳河渡口所饱受的艰辛困苦和种种不便也就消失了。然而丞相没有更多的时日享受维舍格勒两座建筑物落成后带给他的快乐。一天，他带着一批人来到清真寺前，遭到一个苦修僧刺客的突然袭击，当场就毙命了。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得很好；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青云直上，但这两座壮丽的建筑物却不管这些，它们对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对维舍格勒城乡的发展，一直产生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很快，100年过去了，这100年真不算短。这期间，人类几经沧桑，许多建筑物早已不复存在，但大桥、加比亚台和附近的旅舍仍旧屹立在那里，雄姿不减当年。维舍格勒有史以来所经历的最大洪水发生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次水灾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大洪水虽然肆虐，但德里纳河上的大桥却安然无恙，它经得起任何风浪。除水灾外，还有一些其他祸患，这就是历史事件和社会动乱。不过这些历史事件和社会动乱对于大桥的损害比洪水要小得多，大桥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19世纪初，塞尔维亚爆发了一次起义。那年夏天，起义军直下维舍格勒，来到距离该城只有两小时路程的地方。但过了圣爱丽节不久，巴诺山的篝火熄灭了，起义军被赶出了乌吉寨地区。这期间，大桥的重要性变得更突出了，因为它是来往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唯一可靠的交通要道。城里现在长期驻扎着一支军队，在起义军被击溃、地方恢复平静之后，这支军队依然驻守，士兵们在桥上担任守卫。他们在大桥中央盖了一座木板碉楼，碉楼所占的位置、它的外形和所用材料都很不雅观。一天，这帮嗜血成性的土耳其刽子手随便抓了一个过路的老头儿和一个唱歌的小伙，非常轻易就结果了两条人命。那些早上从山里出来赶集的人经过大桥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两颗头颅赫然挂在碉楼旁新立的长木杆上，他们被斩首时溅在桥上的鲜血已用石子儿盖了起来。碉楼就是这样开启一段压迫和杀戮的历史的。

从这一天起，凡在边区地带或在桥上被捕获的起义人员和可疑分子，都被带到加比亚台上来审问、行刑。被带到碉楼下面来的人，只要一被捆起来审讯，便很少有生还的希望。这些参加起义的人直到自己被砍头示众，也许仍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抓起来的。那些被砍下来的头颅就挂在碉楼四边的木杆上。由于作恶多端、声名狼藉的碉楼占据了加比亚台，人们再也不到这儿来聚会聊天，台上原先的歌声笑语也早已绝迹。甚至连土耳其人到这里来时也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多大意思，塞尔维亚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从桥上经过，而且也总是低着头匆匆而过。

塞尔维亚和边区的局势安定后，碉楼存在的意义也就自然消失了。一天夜里，人们忘了吹熄蜡烛，造成了一场大火。由于碉楼是用易燃的木料建成，加上天气炎热，烤得很干，所以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只剩下加比亚台和桥上的石块没有烧掉。这样，碉楼以及与之有关的那些冤案便只剩下一些辛酸的回忆还残存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些回忆后来也越来越淡薄，不久就随着这一代人的相继去世而完全消失了。

到了19世纪中叶，几十年工夫，土耳其帝国就像犯了慢性寒热病那样逐渐衰落下去。其间，萨拉热窝发生了两次瘟疫和一次霍乱，加比亚台上的生活面貌完全改变了：不管忙人或者闲人，不管是俯首沉思或低声歌唱的人，什么人都不见了，在荒凉的加比亚台上，同动乱和战争时期一样，重新设置了岗哨。卫兵们拦阻从萨拉热窝来的旅客，对这些旅客挥着枪，高声喊叫，要他们折返回去。那些卫兵小心翼翼地接过驿卒送来的邮件，在加比亚台上点起“香木”，让它冒出白色浓烟。然后用钳子把一封封信件夹起来，放在烟里熏，这样经过消毒的信件立刻往远处递送，至于货物则一概不收。当然灾难不是漫长无限期的（正如欢乐也有结束的时候），灾难或者过去，或者至少有所变化，最后终将被人遗忘。时过境迁，加比亚台上的生活总是不断变迁，而这座桥，不管多少年，多少世纪，人类生活中出现多少悲欢离合，它却依然如故。千秋世事从桥上掠过，就像潺潺的流水从桥下光洁完美的桥孔流过一样。

当时加比亚台上发生的一件绝无仅有的事，像轰动世界的新闻一样，震动了全城，并且传播到远方各地。事情发生在维里芦和奈左开两个小村庄。维里芦山青水秀，那里的人也长得漂亮，有个叫花妲的姑娘姿容俊俏，闻名遐迩，关于这个姑娘，当时流传的歌是这样唱的，“俊俏的花妲阿夫达吉娜，你是多么聪明，你是多么美丽呀！”由于她太出众了，很少有人敢于向她求婚。与维里芦村遥遥相对的奈左开村有幢白色大厦，那里住着一家富商，富商的独生子纳义尔曾向花妲求婚，但花妲不为财富所动，断然拒绝了纳义尔的求婚：“那要等到沧海变桑田，维里芦村移到奈左开村的时候才会实现！”这个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回答很快传为佳话。但花妲的父亲由于经营亏损，一时难以支撑，竟然答应了助他一臂之力的那位富商为独生子的说亲。这消息对花妲来说简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她用充满痛苦的眼神望了父亲一眼，默默无言地顺从了父亲的意愿。一个月后，在迎亲队伍经过大桥的时候，她像飞鸟那样轻盈，纵身跳进桥下滚滚的大河。这位绝顶聪明、美丽无双的少女只留下了人们传说中的一句歌词，好像她永远活在人间一样。

在著名的卡拉乔治起义以后，过了70年左右，塞尔维亚地方战事又起，边疆地区立刻起来响应。在加比亚台上又见到了被杀的塞尔维亚人的首级。但是这一切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事一结束，大家又安定下来。这当然是表面上的安定，人们忧虑万状地谈论着奥地利军队如何取代土耳其军队开进波斯尼亚，人们肯定土耳其苏丹没有抵抗就把波斯尼亚交了出去。1878年7月初，伊斯兰教长在加比亚台上召集这个城市中的首要人物，激励他们起来抵抗奥地利人。当大家和教长争论的时候，反对最强烈的人就是伊斯兰教的阿里霍扎。他出身于这个城里最悠久、最受人尊重的一个家庭，而他们家的人并不是因为有巨大的财富而出名，而是以他们为人忠厚坦率而著称。200多年来，这个家庭中最年长的成员始终是这个城市中穆罕默德·巴夏慈善基金会的监护人、保管人和理事。阿里霍扎反对武装抵抗，是因为这样只能招来失败，甚至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他被主战的奥斯曼·卡拉兰利亚骂为叛徒，并且带有讽刺地劝他在德国佬到来以前去接受洗礼。

不久，奥地利人的军队就渐渐逼近了。他们的先遣部队从一个小树林内对难被遗弃的石头旅舍扔了几颗手榴弹，使已经摇摇欲坠的旅舍轰然倒塌。随后，匈牙利的步兵端着枪缓缓前进，到了加比亚台。他们占领了这个城市后颁发了如下布告：“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的军队越过了你们国家的边界。这支军队不是作为敌人用武力来征服你们的国土，而是作为朋友来平乱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居民们！请你们放心把自己置于奥匈帝国的光荣旗帜的保护之下。你们应当把我们的士兵作为朋友来欢迎，你们应当服从当局的命令，安居乐业，你们的劳动果实一定会受到保护。”

奥地利人占领这里之后，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小城在军队的占领下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一长列一长列的黄色军车从桥上隆隆开过，运载着过去从未运过的食物、服装、家具、工具以及各种军需品往来于此。时间慢慢过去，外国人与日俱增。这些外国人要把他们周围的一切——市容、风俗、习惯等，从摇篮到坟墓，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他们不慌不忙地进行着，不说空话，不用暴力，更从不强迫，因此谁也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在当地居民眼里，他们所做的一切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甚至荒诞的，例如丈量一些荒芜的土地，把森林里一些树木标上记号，检查粪坑和阴沟，检查牛马的牙齿，审核度量衡，调查人民所患的疾病，果树的数量和名称，母羊和家禽的种类等。各区区长被召集到市政府，聆听各种新颁发的命令，这些命令涉及砍伐树木，消灭伤寒，经营水果和糕点或有关牲畜通行证等的规定。每天都有一种新的规章，而且每颁布一种规章，大家不是感到个人的自由受到了部分限制，就是感到个人应承担的义务增加了。另一方面，整个城市的居民生活的领域也确实开阔了，活动范围越来越大。这座城市突然变了样，因为那些外国人把树木砍了，又在别处种上新树，他们整修道路，又另辟一些新路，挖修沟渠，建筑公共房屋。集市广场比过去加宽而且铺平了，还盖了一座宫殿式的大厦，将来法院和政府机关就设在这里。他们按照精心设计而别人并不了解的计划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的工程，使这座城市的市民越来越感到惊奇和欢喜。

新当局在城里安装了照明设备：在主要街道和十字路口的绿杆子上挂了路灯，里面点的是煤油灯。桥上有好几处，包括加比亚台，也有这种照明设备。闪烁的灯光刺激了那些喜欢在黑暗中唱歌、抽烟、聊天的人，所以有好多次灯笼和油灯被砸得粉碎。当然，时间慢慢地起了作用，因为新一代人渐渐地对这些新事物习以为常了。除了固定的照明以外，新的行政当局还整顿了加比亚台上的清洁卫生。尽管清洁卫生不是当地人的习惯与需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照样可以接受。占领后还有一种新鲜事物，就是自从有加比亚台以来，破天荒第一次看见妇女们也到这里来。政府官员的妻子和女儿带着她们的女仆和保姆也到台上来聊天，使那些到桥上安安静静抽着旱烟管的老头儿们感到扫兴，却使青年人感到神魂颠倒。当然，加比亚台同城市中的女性始终存在着某种关系，许多青年情敌的命运在这里被决定，许多爱情的计谋也在这里被筹划。在这里，人们谈了许多关于妇女和爱情的话，也做了许许多多的美梦。有许多欲望在这里燃烧起来，也有许多欲望在这里熄灭了。过去，不管怎样，无论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作为女人，从来没有一个在加比亚台上闲坐过，甚至片刻停留过。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也许大家对这些闲极无聊、放浪形骸、嘻嘻哈哈的女人都看不顺眼，或是感到吃惊和讨厌，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习惯的。正如其他许多新玩意儿一样，尽管人们一开始不能接受，但后来也都习以为常了。

3月初，司令部警告守桥部队要加倍注意，因为根据可靠情报，有名的大盗捷阿利亚已经从黑塞哥维那窜到波斯尼亚来了，现在潜伏在维舍格勒附近，他很可能设法从维舍格勒逃往塞尔维亚或土耳其边界。守桥部队中有一个年仅23岁，心灵像小孩那样纯洁的士兵，他的名字叫费杜纳。他听到这个警告后十分认真对待，但又觉得这个消息未免过于夸大，因为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够通过这座宽仅十余步的大桥而不被发现。再加之他正值精力旺盛、春心荡漾的年龄，周围又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他的心思并不能专注于一件事务上。他每天值班都靠着墙，迎风低唱俄罗斯小调。有一天午饭时间，从岗哨旁边走过一个年轻的土耳其姑娘。她身上那条五颜六色的披肩随着她的步态迎风飘荡，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十分动人。披肩紧紧地包着她那张文静秀丽的脸，一双眼睛低垂，但却滴溜溜地乱转。她就这样从他身旁走过，在市中心消失不见了。第三天中午时分，这位土耳其姑娘又从这里走过。第四天，那位姑娘趁台上没人的时候，对欲火正旺的小伙子低声问了一句下一次值班是什么时间。她说：“我准备把老祖母领到城里去过夜，然后我独自一个人回来。”那位姑娘低声细语，头也不回，但却向他瞟了一眼，秋波萦转，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6小时后，暮色苍茫，大路上出现了那位年轻的土耳其姑娘的身影。她旁边有一位土耳其老太太，蒙着一条很厚的面纱，弯腰驼背，走起路来几乎要趴在地上似的，她右手拄着拐棍，左手拉着年轻姑娘的胳膊。她们就这样从费杜纳身旁走过。由于迷路，他们在河边被宪兵发现了。原来，“老太太”是大盗捷阿利亚乔装的。结果姑娘被带进审讯室，费杜纳为逃避军法制裁，举枪自杀了。

大桥旁边的城市生活越来越繁华，越来越井井有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新的生活丝毫不比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旧生活差，当然也增添了一些束缚，但每个人似乎觉得周围的生活更加宽阔、更加自由、更加多样化和繁荣。首先进入这座城市的是军队，继军队之后是宪兵队，继宪宾队之后派来了官吏，官吏之后又出现了商人。人们开始砍伐森林，随之也来了一些外国承包商、工程师和工人，给老百姓和商贩带来了各种赚钱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生活习惯。在居民的服装和语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座酒家建起来了，人们称它为“罗蒂卡酒家”。罗蒂卡是个年轻貌美的犹太寡妇，每个顾客都瞩目于她。为了得到她的青睐，人们在酒家里一掷千金，花钱消磨时间。许多纨绔子弟都把罗蒂卡当作自己心中的仙女，她光彩夺目，令人神魂颠倒，但又冷若冰霜，千金难买她的欢心。她能够巧妙地运用她的美貌，她胆大心细，以狡猾无比的手段把每一个欲火难忍的人镇住。而且她总能使他们每一个人和她保持必需的距离，从而把自己的身价也抬得更高。她的确赚了不少钱，而且又善于守财，所以一开始那几年就积蓄了一大笔财产。同时她又能慷慨大方，救济乞丐和病人，救济那些可怜的无家可归的人。她也热衷救济那些亲友，使他们生活得更加美好融洽。但她自己只住在酒家楼上拥塞闷气的小房间里，这里只有一个窗户，紧紧对着大桥的第一个桥孔。

1900年，幸福的世纪结束了，新的世纪即将开始，许多人想象并感到这个新世纪会更加幸福。就在这一年，又来了一些工程师，他们对这座大桥进行考察。到了仲夏，忽然来了一些承包商和工人，他们开始盖一些临时工棚，准备存放工具。大桥周围一切正常活动停止了，原来它需要整修。这项工程刚结束，又进行了引水工程。工程师们认为这座城市的饮用水很不卫生，现在已经开辟了新水源，它是从德里纳河对岸很远的卡贝尔尼克山峰下面的高山引过来的，水管必须穿过大桥，然后才能进入城市。同年秋天，开始建造铁路，工程规模巨大，耗资7400万克朗。“7400万！”许多维舍格勒人假充内行，老是念叨着这个庞大的数字，可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更富裕一些。铁路建成并开始通车以后，大家才看出这条铁路对这座大桥本身，对大桥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对大桥的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马车夫、马匹、带篷骡车以及过去到萨拉热窝时乘坐的旧式小马车现在都没有事干了。这一段路，以前旅行一趟整整需要两天时间，现在只要四小时就够了。大家兴奋地计算这个速度给人们带来多少好处，计算旅行所能节省的金钱和时间。

1908年来到了，形势开始出现动荡不安，一种阴霾的气氛不断威胁着这座城市。由于物价上涨，纸币、股息和硬币忽涨忽跌，人们的生活受到波及，政治的不确定也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起政治。萨拉热窝建立了一些塞尔维亚的民族党派以及穆斯林的宗教组织，接着，维舍格勒很快成立了这些党派组织的分支。萨拉热窝还创办报刊，这些报刊也运送到维舍格勒。一些书报阅览室和宗教合唱团纷纷建立起来，一些新思想和消息得到传播。到维也纳和布拉格上学的大中学生回家度假，他们带来许多新的书籍、小册子，发表了新的言论。新的组织名称不断出现，有宗教组织，也有民族组织，最后出现了工人组织。这时候，城里第一次听到了“罢工”这个词。那些年轻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每天晚上他们都上加比亚台，在一起交谈问题，谈论一些别人无法听懂的事情。他们还互相交换阅读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上面的标题有“何谓社会主义”，“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学习”，“世界无产阶级的目标和道路”等。当局对这座城市开始加紧采取行动，不断采取高压手段。过去只是注意观察人们的行动，而现在则进一步调查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对那些出言不慎或者唱塞尔维亚禁歌的年轻人，警察当局加以逮捕关押，或处以罚款。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912年秋天到了，接着1913年，它带来了巴尔干战争和塞尔维亚人的胜利。非常奇怪的是，与这座大桥、城市以及全体居民的命运关系重大的事情，竟然是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发生了。7月，维也纳、布拉格、格拉茨和萨格勒布各大学的法科、医科和文科的学生陆续回来了，他们的到来使城市变了样。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塞尔维亚取得了巴尔干战争的胜利以后，民族主义成了一种共同信仰，在许多青年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愿望：行动起来，牺牲个人，为了民族的明天。

这天夜里，城里唯一亮着灯光的窗户是酒馆楼上罗蒂卡的卧室。20多年来，每当感到慵倦时，她便躲到这里来清静一会儿。她老了，当年的美貌已经随着时光流逝。酒馆如今门可罗雀。卑鄙龌龊、寡廉鲜耻的戴尔迪克在白杨树下开了一家妓院，夺走了罗蒂卡的许多顾客。罗蒂卡叹息世道完全变了，什么社会秩序、什么法纪全都不存在了，要规规矩矩地挣钱谋生已不再可能。罗蒂卡的股票交易也不比她的酒馆生意好多少，她手里的股票天天看跌，她每个星期看到《维也纳行情周报》时都要失声痛哭一场。她忧思成疾，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治愈后仍像疯了一样，同别人谈话总是心不在焉，前言不搭后语，两眼木然看着对方。

1914年来到了，这是德里纳河上的大桥最后存在的一年。这年夏天，当掌握人类命运的那些人把欧洲的居民从享受普选权的舞台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义务征兵的舞台时，维舍格勒这个弹丸之地已经充分显示出一场大难的初步迹象，后来这场大难席卷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一年一度的节日，塞尔维亚人在梅扎兰，即德里纳河和撒夫河汇流的地方，举行了一个露天庆祝会。人们婆娑起舞，舞姿优美动人。正式庆祝活动刚要开始，宪兵队长满脸杀气地出现了。原来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和他的妻子今天上午在萨拉热窝被刺，当局现在正到处搜捕塞尔维亚人。

局势一天比一天吃紧。7月末的一天，边界那边终于爆发了一场暴风雨，后来这场暴风雨席卷了全世界，使许多国家和城市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德里纳河上的大桥被全部摧毁。阿里霍扎是大桥被摧毁的见证人，不过他同大桥同归于尽了。那天，大桥笼罩着一种异常静寂的气氛。自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战争开始以来，还没有过这样安静的时刻。阿里霍扎不由得感到心满意足。他生命的火花早已日趋暗淡，现在出现的安静气氛使他感到至少可以暂时度过真正的余生。正在这个时候，阿里霍扎突然感到身子底下的小椅子飞起来了，他自己也像玩具似的往上弹，那种美好的寂静打破了，顿时变成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切都被连根拔掉了。他呻吟了一声，更准确地说，他的思想在呻吟，因为他已经听不见，也发不出声音，已经不省人事了。他似乎听到下面有人在那里歌唱。在他下面，就是那座炸成两截、惨不忍睹的大桥。桥孔之间有一个长达15米的豁口，被切断的桥孔两面怅然相望，无法合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