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苏联］帕斯捷尔纳克

尤拉·安得烈维奇·日瓦戈医生出身于莫斯科一个煊赫一时的富贵之家。当时，许多东西都带有他们家的姓氏，有日瓦戈工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商号等。他的童年很不安宁：父亲早年把他和母亲抛弃，一个人在外面四处游荡、吃喝玩乐，把万贯家财都挥霍一空。不久，母亲患肺病死去了，父亲也被陪伴他的律师怂恿跳火车自杀了。父母死后，尤拉的一切都灰飞烟灭。成了孤儿的尤拉很受叔父和舅父的保护和关心，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后来，舅父把年轻的尤拉又带到了莫斯科，住在化学教授格罗麦科家里。在那儿，他和格罗麦科的女儿托尼娅、同学米沙·戈尔顿结伴，常常一起阅读《爱的意外》《克莱采奏鸣曲》一类的书籍，成天沉浸在道德说教的讨论中。

格罗麦科教授的妻子叫安娜·伊凡诺夫娜。她的父亲是一家制铁厂厂主，另外在乌拉尔的尤梁津附近拥有一大片林区，林区里虽有矿产，但因为无利可图，不再开采了。有一年冬天，安娜让管院子的马尔克尔帮忙安装衣柜。最初，一切都顺顺当当，可等她站到衣柜的底座上时，一不小心栽倒在地板上，而且摔得很疼。正是因为这个，她很不喜欢这个衣柜，而且因此常常产生迷信的恐惧。这种郁闷的心情渐渐成了她肺病的根源。1911年11月，她终于因病卧床不起。病中的安娜常常把尤拉和托尼娅唤去，对他们俩讲述自己的童年，这一讲往往就是几个钟头。谈话中他们得知，她的童年是在乌拉尔，祖父的庄园瓦雷金诺庄上度过的。

尤拉、米沙和托尼娅明年春天就要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了。尤拉学的是医学，托尼娅学法律，米沙在哲学系学语文。通过学习，尤拉的思想完全变了。他的观点、习惯、志趣都很独特，感受力特别强。他善于思考，善于写作，一些见解极其新颖。这一切主要来自舅舅的影响。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哲学家，住在瑞士。他在那里出版了一些俄文著作，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灵魂：重新理解耶稣教，这无疑是一种新的艺术思想。在这类思想影响下，米沙选择了哲学专业。相对于被神学研究死死束缚住的米沙，尤拉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因专业的选择而多少获得了解放，后来尤拉真的成了一名医生，尤拉·安得烈维奇·日瓦戈医生。

有一次，当尤拉和托尼娅肩并肩地站在安娜·伊凡诺夫娜床前时，她一面咳嗽，一面把他们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手里，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和呼吸说：“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分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结婚吧。这是我对你们说的话。”说完就哭了起来。安娜·伊凡诺夫娜病故后，托尼娅成了外祖父财产的继承人。她和尤拉，也就是日瓦戈医生结婚了，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幸福。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秋天，托尼娅生了个儿子。日瓦戈从医院产房探望完妻子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医院。大家争先恐后地向他道喜，内科主任却带来了不愉快的消息：“这一次我们留不住你了，前线太缺乏医疗人员，你要去闻闻火药味儿了。”日瓦戈医生得上前线了。

到了前线，日瓦戈开始在师医疗队里工作。儿时的朋友米沙·戈尔顿有一次作为向前线军官赠送礼物的社会代表拜访了他。在拜访的这段时间里，米沙几乎天天都要和日瓦戈到什么地方去看看，实地体会体会军人的生活。没想到，就在米沙访问结束之后，不幸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日瓦戈在村边告别米沙后，贴着墙快步往回走去。谁知一阵爆炸的气浪把他冲倒，一粒榴霰弹把他打伤了。日瓦戈倒在街心，浑身是血，疼得失去了知觉。他被抬进了离大本营很近的野战医院。在医院住了没多久，他便听说医院里新来了一个护士，叫拉莉萨。当她过来时，日瓦戈觉得这位拉莉萨护士很面熟，躺在对面的加里乌林也认出她来，而她却并不认识他们。“真想不到在这里见面，拉莉萨·费多罗夫娜，”加里乌林说，“我原来和您的丈夫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在一个团里，我和他很熟识，我还保存着他的东西呢。”加里乌林没有勇气把刚刚听说的有关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因此他决定说个谎。“他被俘虏了，”他说，“他在进攻的时候，带着自己的队伍拼命向前冲，孤军深入，被敌人包围了，他只好缴械投降。”拉莉萨并不信加里乌林的话。她有意不朝加里乌林那边看，免得忍不住哭起来。她径直走到日瓦戈的床前，以漫不经心的方式机械地对他说：“您好，您感觉怎么样？”日瓦戈望着她悲痛的样子，想问问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本来还想告诉她，过去曾见过她一两次，但他转念一想，这样做似乎有点儿套近乎的意思，可能会引起她的误解，所以只好说：“谢谢您！我是医生，我可以照料自己，您不必管我。”拉莉萨吃惊地看看这个翘鼻子的陌生人。拉莉萨是基莎尔的女儿，而基莎尔是一个完全俄罗斯化的法国女人，同时也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见的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一会儿投进这个男人的怀抱，一会儿投进那个男人的怀抱。她的丈夫死后，她采纳了情夫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主意，带着女儿，靠着丈夫留下的一些积蓄，在莫斯科买下了一座不大的服装铺，想守着这个铺子谋生。她万万没有想到，道德败坏的科马罗夫斯基竟会成了她女儿的灾星。他勾引并且奸污了当时尚未成年的中学生拉莉萨。可怜的拉莉萨为了摆脱科马罗夫斯基的纠缠，只好在同桌同学娜加·科洛格里沃夫家住了三年多。在那儿，她获得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就是这样靠着一边帮忙干些家务活儿，一边读上大学的。

巴沙是一个工人出身的科学家，他和拉莉萨从小就非常熟悉，现在他如醉如狂地爱着她。拉莉萨也盼望着等大学毕业后，他们就结婚，然后一起到乌拉尔去教书。为了早日实现这一计划，拉莉萨迫切地想尽早开始独立的生活，而过独立生活是需要钱的。1911年圣诞节，她做出了一个不幸的决定：向科马罗夫斯基讨钱，她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他不肯，便杀了他。为此她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天，她在暖手筒里藏了手枪，神情恍惚地出现在斯文季茨基的圣诞舞会上，等着科马罗夫斯基在此出现。这天，尤拉和托尼娅也参加了舞会，目睹了拉莉萨向科马罗夫斯基开枪的场面。遗憾的是她没打中，无力逃走的她只得坐等逮捕和判刑。然而，当时的情形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没有丝毫损伤的科马罗夫斯基被这突然的袭击弄得一肚子怨气，但心情终究十分矛盾。他明显感到他是多么严重地摧残了拉莉萨的一生呀！正是他的行为让她一辈子陷入拼命挣扎、反抗、搏斗的境地，而现在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狡猾的科马罗夫斯基觉得现在应当帮助她，可以先给她租一套房间，无论如何不能再碰她，否则又会出问题。在这之后没过一会儿，他把魂不附体的拉莉萨送到租住的房间里。可能是过分紧张的缘故，拉莉萨有点儿发烧，只得躺下休息。拉莉萨想枪杀的人未被杀死，却又得到了这个人的保护，这使拉莉萨的未婚夫巴沙感到困惑不解。

等到拉莉萨病情好些了，她把巴沙叫过来，对他说：“我是个坏姑娘。你离开我吧，把我忘掉吧，我不值得你爱。”说完，拉莉萨哭得很伤心。巴沙无法相信她的话，尽管也怀疑她有各种各样重大的罪过，本该诅咒、痛恨她，可偏偏他又爱她爱得要命。正因为这样，他并没有听从拉莉萨的建议离开她，而是果断地做了立即和她结婚的决定。新婚之夜，这一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达了人生幸福的顶峰，同时也坠入了绝望的深渊。拉莉萨许多不堪的过往都令巴沙耿耿于怀，他的猜疑和她的坦白招认不断交替，令他们彼此都疲惫不堪。她每回答一次问题，他的心便往下沉一次，他受伤的心怎么也受不了新发现的事实。为了换一种生活方式，不久以后，他们俩都接受了从乌拉尔尤梁津市发来的聘请。在那儿的生活比他们预料的还要好。他们已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名字叫作卡秋莎。拉莉萨非常喜欢生活在这座她出生的城市，而巴沙，这个莫斯科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恰恰相反，他更习惯生活在大城市里，因而很看不惯这儿的粗野和不文明。他整天想，应当使拉莉萨和卡秋莎摆脱这种不像家庭的家庭生活。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巴沙打定主意去服兵役。为了阻止丈夫的离开，拉莉萨跪在他的脚下，求他放弃这一想法。但巴沙心意坚决，对拉莉萨的苦苦哀求不为所动。望着巴沙无动于衷的表情，拉莉萨似乎这才明白，巴沙并不珍视他们之间那坚如磐石的爱情，所谓情比金坚也都成了笑话，尽管他们的爱情确实超过了一般女性的爱。巴沙一走，拉莉萨觉得整个城市都冷清了，甚至天上的乌鸦也少了。最初她还能收到一两封信来自前线的家信，但当军队转入进攻阶段后，巴沙便音讯全无了。为了寻找丈夫，或是缓解一下自己的思夫之情，拉莉萨在战争一开始便热心地来到军医院帮忙。在这儿，她遇见了日瓦戈医生，二人频繁的接触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在日瓦戈的脑海里翻滚着两种思绪：一是怀念着托尼娅、家庭和原来十分安定的生活，这使他急不可耐地要回到他离开了两年多的生活中去；二是渴望着吸收点新鲜东西。这显然已经不是自己心中习惯了的东西，而是某种不由自主地产生，不可遏止、像迅雷一样突然出现的来自现实的新东西。这便是护士拉莉萨对于日瓦戈医生的意义。她那种哀怨而含蓄，感情浓烈却深沉内敛的品质，是他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这使他被深深吸引，但他又不得不克制这种感情。

十月革命后，日瓦戈医生回到了莫斯科，他欣喜地见到了家里人，特别是他的宝贝儿子。舒拉一生下来，他就应征入伍，这还是头一回见到呢！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变了，朋友们都出奇地消沉了，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米沙不像中学时代那样讨人喜欢了，杜多罗夫也变成一个严肃持重的学者。渐渐地，他感到了自己的孤独，当然他也希望过着这种孤独的生活，并不愿意因此而怨天尤人。生活如此单调，唯有与尼古拉舅舅的见面令人感到些许激动，生活似乎又重新充满了情趣。他们一谈到具有创作气质的人所熟悉的东西，别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在他的影响下，日瓦戈终于成了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已经开始对他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一切使他觉得自己不是回到了家里，而是在莫斯科做客。敏感的气质令他对一切都感到难以忍受，他到处感到失望，觉得每个人都在空谈，烦闷的日常生活令他像跛子一样挣扎着往前走。这是一个黑暗、饥饿、寒冷的冬天。一切都已被摧毁，一切有待重建。人们都在拼命挣扎，不挣扎就生活不下去。日瓦戈患上了伤寒，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格兰尼亚关切地来探望过他。终于，他们受不了这些苦，全家准备搬到遥远的乌拉尔、尤梁津城附近、原来的庄园瓦雷金诺庄上去。旅途中，他们的火车曾进入土匪猖獗的地带和刚刚平定了叛乱的地区。司机担心火车在积雪没人扫的轨道上行驶出事故，所以开得很慢很慢，他们还曾停在一块没有人烟的小地方，下车扫了整整三昼夜的积雪。沿途，他们听见许多关于斯特列尔尼科夫对付反革命如何凶狠的传闻，这令他们多少感到有些害怕。

在快到达尤梁津时，日瓦戈在车厢内见到了迈着矫健步子走来的斯特列尔尼科夫。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意志完美的人，其实他就是昔日的巴沙。巴沙刚参加战争就做了俘虏，在敌方待了很久，长期没有音讯，人们都以为他死去了。1917年年底，他听说俄国发生了革命，便逃了回来。斯特列尔尼科夫是个只有原则性而缺乏心灵的无原则性的人物。他认为人生是个大竞技场，人们只有遵守规则，才能在竞争中达到完美的境地。当他发现现实并非如此时，失望使他变得更加残酷，而革命把他武装起来，使他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日瓦戈一看见车窗外出现的尤梁津画面，便幻想着妻子、女儿还住在那儿，恨不能立即下车去看看她们。然而，此刻他与斯特列尔尼科夫相遇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不出所料，日瓦戈被斯特列尔尼科夫的部下当成了可疑分子。等盘问结束，托尼娅和父亲才松了口气。后来，她把丈夫介绍给了萨姆杰维亚托夫，一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谈起了对这场革命的态度，谈到他们昔日庄园的总管有可能不欢迎他们去，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之必然等问题。

当他们下了火车，来到庄园时，总以为不会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庄园总管米库里增的冷遇。他认为这会给他带来莫大的负担。对此，日瓦戈急忙解释道：“我们决不会打扰你们的安宁，我们只想在破旧的空房子里找个角落，再找一块没人要的荒地，种点菜，没人的时候到树林里去弄车柴火就行了。”当然，米库里增也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说过的话也就算了。他们住下后，日子过得也算平静、安逸。萨姆杰维亚托夫常为他们带些可口的食物，以及灯油、肥皂等生活用品。日瓦戈开始写些杂记，还抽空去市图书馆读书。在那儿，他看到了拉莉萨，从她的借书单上抄下了她的住址，她住在商会街，带雕像的房子对面。他没费多少劲便找到了她家，在门前的井台边见到了正在挑水的她。他们一起走进她那破旧不堪的住处，这是一幢别人丢弃的房子，里面老鼠成群。

他压根儿忘了人们所说的斯特列尔尼科夫是她丈夫的传闻，一进屋便讲了他们见面的经过。她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斯特列尔尼科夫就是我丈夫巴沙，我同意大家的看法。卡秋莎也知道这事，并且很高兴有这样的爸爸……他明知我们在城里，但从来没有打听过我们母女是否平安，可能是怕暴露他的秘密吧，我们一次面也没见过。”

日瓦戈和拉莉萨经过这次邂逅，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他开始欺骗托尼娅，向她隐瞒那些越来越严重、不能容许的事。这一切扰乱了日瓦戈的心灵。他爱托尼娅，爱得十分炽烈。如果有人伤害她的尊严，他会亲手把这个坏蛋撕得稀烂。而现在，这个坏蛋正是他自己。“今后怎么办？”有时他问自己，但他找不到答案。于是便异想天开，他希望能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让老天来解决这个难题。没想到奇迹果真出现了：当他策马扬鞭奔赴拉莉萨家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就在他拉住缰绳，停在路边的时候，他莫名其妙地被一支游击队捉住了，成了他们的医生。在被掳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游击队司令员、米库里增的儿子利维里·列斯内赫很器重他，让他睡在自己的帐篷里，日瓦戈却把这种亲热看成一种负担。他曾出逃过三次，均没有成功。在战斗中，他还救过一个白军小伙子的命。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托尼娅和他的两个孩子，并不断找机会逃走。终于，在一次东进转移的途中，他找到机会逃跑成功了。他一路辗转，历尽波折回到了家乡。回来的日瓦戈蓬头垢面、面容憔悴，但他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商会大街那幢带雕像的房子，他要见拉莉萨。他背着口袋、拄着拐杖走近正在看墙上布告的人们，然而他的视线却不住投向对面房子二楼的几扇窗户。他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不由自主地穿过大街，走进了房子，踏上他熟悉而亲切的楼梯。日瓦戈深信拉莉萨和卡秋莎不住在这里了，可能也不在尤梁津，甚至不在人世了。他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他还是伸手到墙缝里去摸拉莉萨有可能留下的钥匙。啊呀，简直是奇迹！不仅有钥匙，还有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从信中得知，她已事先知道他的到来，她急着要去瓦雷金诺找他，但又怕他到这里来，便留下了钥匙。趁着她还没来，他上了街，在小裁缝铺里请人帮忙理了发，并打听到他家的人没在瓦雷金诺，已去了莫斯科。

这一夜，他昏昏沉沉地倒在拉莉萨的床上睡着了。当他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后，发现拉莉萨正俯身坐在他身旁。她拨弄着他们两人的头发，两人的泪水流在一起，他高兴得昏了过去。在拉莉萨的悉心照料下，日瓦戈极度疲劳的身体迅速复原。在这座破屋里，他们同居了，生活得很美满。他们共同称赞萨姆杰维亚托夫崇高的精神境界，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那个可恶的科马罗夫斯基。原来，正是他怂恿了日瓦戈父亲自杀，这种共同的感受使他们的心更加靠近了。然而拉莉萨并不安心于这种生活：“你必须回到自己家里，在回家之前先找个工作干干。不管怎么说，离开革命部队就是开小差，你不能赋闲，不能失去公民权。我的情况也不妙，我也要到教育局去工作，否则我也不太平。”“怎么不太平？因为斯特列尔尼科夫吗？”“就是因为他。我以前对你说过，他有许多敌人。现在红军胜利了，那些上层的非党军人掌握的情况太多，准得挨整。”日瓦戈同意了她的建议，筹措去莫斯科的旅费。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他们非常不适应新政权提出的各种口号，害怕当局会以最高革命原则的名义消灭他们。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捕。这时那个幽灵似的科马罗夫斯基重又来到他们中间，恐吓他们说：“我在这里只待两天，可是关于你们的情况，我了解到的比你们自己想到的还要多。你们正处在悬崖的边缘，而你们还蒙在鼓里。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甚至活着的日子都屈指可数。”

听了科马罗夫斯基的话，他们更加惶恐，终于在一个灰暗的冬日清晨离开尤梁津，来到瓦雷金诺。然而那所米库里增的房子挂着一把冷冰冰的锁。日瓦戈费了一些力气把锁拉去，发现屋里有几处十分整齐，似乎不久前有人住过，但不知究竟是谁。他们很快便安顿下来，过起了露营式的生活。日瓦戈对四周笼罩着的幸福、甜美气息十分满意，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写下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些诗作，并做了修改。拉莉萨却很不习惯这样无所事事的生活，提出要回去。日瓦戈并没劝阻她，因为尽管没有被逮捕的危险，可他们手无寸铁、势单力孤，在这又冷又危险的荒僻乡村待下去，也不见得是多好的一件事。当他们商量妥当，刚要坐上雪橇离去时，远处传来马的嘶鸣声，有人进到屋里，又是那个科马罗夫斯基。他和日瓦戈进行了单独谈话：“斯特列尔尼科夫已经被抓到，枪决了。他死后，拉莉萨和女儿危在旦夕了，请您助我一臂之力，救救她们。”原来他想带走拉莉萨母女，又怕她不肯，便要日瓦戈假装答应跟她同行。日瓦戈上了他的当，答应道：“斯特列尔尼科夫既然被处死，拉莉萨和卡秋莎也就在劫难逃，这在当今是合乎规律的。我和她不论谁被捕，终归要分开。如此看来，还是让您把我们分开更好些。任您把她们母女带到天涯海角。”拉莉萨甚至没和日瓦戈好好告别，便随科马罗夫斯基走了，她还以为日瓦戈随后就会赶到，他们一块儿奔赴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去。她中了圈套，还蒙在鼓里。“永别了，永别了。”日瓦戈把发自内心深处的话向傍晚的寒风倾吐。“永别了，我唯一的爱人，我永远失去了你！”告别了拉莉萨，他一蹶不振，举止有点儿反常，渐渐失去了理智：对自己不关心，房子也不收拾，他以夜作日，神魂颠倒。斯特列尔尼科夫的不期而归使日瓦戈猛醒，原来他就是他们在屋子里发现的那些物品的主人。斯特列尔尼科夫的遭遇颇为传奇，他曾被指控，应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在被捕前，他到处躲藏，并成功逃走。那天晚上，日瓦戈和他促膝长谈，留他过夜。他谈到许多关于“革命”的事，也谈到了他的经历，谈到了拉莉萨和女儿：“战后，我从俘虏营中归来，我利用传说我已阵亡的机会伪造姓名，参加了革命。我想为她经受的痛苦报复，洗刷她痛苦的回忆，让她不再想到过去，让过去那些屈辱的事不再发生。”次日清晨，日瓦戈生起灶火，拿起水桶到井边打水时，发现斯特列尔尼科夫横卧在小路上，他用手枪自杀了。

日瓦戈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来到了莫斯科，得知家里人都已被驱逐出境，去了法国。他们名下的房屋已住了其他人，里面的东西都不翼而飞。大家都躲着日瓦戈，将他视为危险分子。他家里的仆人马尔克尔当时已飞黄腾达了，在他的帮助下，日瓦戈住进了一间破屋。马尔克尔的女儿玛丽娜后来又成了日瓦戈没办手续的第三位妻子。他们生下了两个女儿。儿时的伙伴戈尔顿和杜多罗夫现在都是知识界人士。日瓦戈感到生活无聊，离别多年的异母兄弟格兰尼亚帮助他进了一家医院工作。日瓦戈在接受新职后，第一次去上班就非常不走运。他乘的车有毛病，不断出故障。他感到头晕、胸闷，想挤下车去，不巧摔倒在路上，再也没起来过。日瓦戈医生就这样告别了这个世界。

日瓦戈的遗体运到他最后的住处时，玛丽娜痛不欲生。杜多罗夫和戈尔顿也在，他们和她一样伤心。在悼念的人群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很引人注目。他们并未表现出过度的伤心，甚至没提出任何要求，但正是这两个人承担了料理后事的责任。他们便是拉莉萨和格兰尼亚。

当拉莉萨一个人在日瓦戈遗体旁时，她一动不动，好一会儿工夫什么话也没说，什么也没想，也没哭泣，她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头、胸膛，自己的心灵以及像心灵一样宽大的双臂紧紧抱住棺材、鲜花和他的遗体。她和格兰尼亚在这儿待了好几天，清理日瓦戈的遗稿。这些事没做完，拉莉萨便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是死了，也许是进了集中营。不久，她就被人们遗忘了。后来，成了将军的格兰尼亚找到了日瓦戈和拉莉萨所生的女儿，负起了养育的责任。他还设法出版了日瓦戈生前的诗作，让这些辉煌的诗篇得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