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和上一代大师相比，起点不高，没有留学光环。他曾是北京四中的一名数学教师，因口齿不清，被停职回乡养病，后来经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南推荐，回母校厦门大学数学系任助教。1956年，陈景润发表《塔内问题》，改进了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中的结果，因此受到华罗庚的重视，次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这个转折改变了他的人生。
1973年陈景润发表了《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的详细证明，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1977年，世界数学家大会邀请陈景润作分组的45分钟报告，这对于刚走出十年“文革”的中国而言是件大事。但因为当时中国在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占据，陈景润最后没有接受邀请。同一年，攻克“卡拉比猜想”的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在大会上做了一小时报告。
与外界打交道顾虑重重、谨慎、不自信、容易错失机会，是那个年代中国数学家的群体写照。1979年，陈景润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去美国作短期的研究访问工作。国内环境使然，加上本身性格原因，陈景润并不擅于向美国同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位木讷、内向、羞涩的中国学者，以后再也没接到类似的邀请，虽然他多次表示这样的交流对自己的启发很大。
国内数学界对徐迟作品的评价并不高，因为他笔下的数学家几乎是个傻子，陈景润走路撞树之类的轶闻因这篇报告文学广为人知。在徐迟作品中，数学家都是一心为国争光的苦行僧。但是事实上，数学家们是在从事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只是他们的乐趣外人不太容易理解。
虽然有陈景润这样的个别例子，在某个细分领域里取得突出成果，但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数学发展几乎是停滞的。
“文革”结束后，美国研究机构派了一支数学家团队考察中国数学发展状况，中方向对方介绍了学科现状，他们回国后写了长篇报告。其中提到，中国排斥“没有用的数学”，对拓扑、几何等理论数学并不重视，也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应用数学研究，只有工程数学被保留。但少数数学家在艰苦简陋环境下取得单个领域的重大成就。
在华罗庚归国的前一年，几何学家陈省身任职的南京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迁往台湾，陈省身无意赴台，应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奥本海默之邀举家迁往美国，很快在国际数学界声名鹊起。有人根据狄多涅的纯粹数学全貌和岩波数学百科全书、苏联出版的数学百科全书综合量化分析，得出的20世纪数学家排名，陈省身排在第31位，华罗庚排在第90位，陈景润进入前1500名。
空虚的菲尔兹奖台
近些年，数学在基础教育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掀起了奥数热，以大面积培训作为基础，在国际奥数比赛中，有不少中国孩子摘得金牌。但和数理少年锐气逼人的表现不同，在高冷的数学研究领域，中国数学家却难有突破。国际数学界最高奖项，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领奖台上至今没有中国籍数学家的身影。
目前为止共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第一位是美籍华裔丘成桐，他在27岁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1983年获得菲尔兹奖，时年34岁。另一位是澳大利亚籍华裔数学家陶哲轩，他很小就表现出超高的数学天赋，2006年他因对偏微分方程、组合数学、调和分析和堆垒数论方面的贡献获奖，当时只有31岁。
这成为一个悖论。一方面，中国数学基础教育相当扎实，华人在各种数学竞技类比赛上表现出众，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也以长于数学闻名，似乎华人就是“数理天才”的代名词；而另一方面，愿意从事金字塔顶端数学研究的人才非常少，大部分数学专业人才宁愿转向金融、经济、计算机等更容易获得高薪的领域，诸多原因导致中国数学研究实力并不强。
每年菲尔兹奖名单上几乎都有美国、法国、俄罗斯数学家，也有过日本数学家。丘成桐曾向媒体坦言，相对于欧美的数学水平，中国数学还有差距。“中国数学界最伟大的大师只有陈省身、华罗庚和周炜良，应用数学家则有林家翘和冯康，周、林两位学者长期在美国，不能够代表中国。我在伯克利读书时，大师甚多，一所大学就比得上中国数学最辉煌的时候。”伯克利走出八个菲尔兹奖获得者。
丘成桐曾在以自己命名的数学奖评审中发现了一些很有能力的孩子，“中学生的数学水平相当于研究生”。而这些优秀少年渐渐和国外拉开差距的原因在于，缺乏创造力。“我觉得中国很多小孩念书方法有问题。家长望子成龙很正常，但以考试、分数为主不能培养创造能力，跟外国人相差很远。”
举个例子，中国最优秀的数学人才往往从事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家提出一些经济概念，比如GDP是该国消费和投资总和，需要大量的数据模型去量化，确定各个参数，每个变量的系数等等，这就需要计量学的模型。也就是说，中国人善于研究这些模型，本质上是适合做解题类的事情。而对于需要探索性研究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相当于出题类的工作，中国人的身影并不多。
当然，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对国内教育产生影响，人们的理念也在发生转变，创新性的数学教育离现实越来越近，中国数学人才会走得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