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变迁已经进行了30年。社会各界都在进行纪念、反思，华人哈耶克学会也将2008年的学术年会主题确定为“中国30年改革的理论分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参加年会的学者所提交的、从奥地利学派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相关论文的汇编。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的理论意图是“古典的”，即试图发展一门解释以物质财富生产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如一位学者所说：“门格尔对人类文明进步之道的论述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套经济发展理论，而非静态的经济配置理论。”…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门格尔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行动及其借以行动的知识。也因为如此，他对制度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中，提出了一套制度生成理论。通过对制度生成机制的解释，他也同时解释了经济是如何增长的，以及文明是如何生长与扩展的。

不过，差不多是从路德维希·米塞斯开始，奥地利学派的关注点过分地转向方法论。当然，米塞斯本人极大地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比如他的信用、货币周期理论，罗斯巴德后来依据这一理论对美国大萧条进行了分析…。米塞斯也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比较制度理论比他稍晚的哈耶克也发展了商业周期理论与资本理论。

不过，也许是因为身处在自己的学术传统被不断边缘化的学术与社会环境中，米塞斯、哈耶克对于方法论问题也极端关注。他们关于应用经济学的讨论，通常也刻意地突出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特殊性。这种学术关注点后来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圈内似乎形成了某种“方法论”狂热。与此相关，这个圈子的学者们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相关研究也是经济学传统中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但是因此而忽略应用经济学的讨论，忽略对现实的解释，却只能使自己的理论更为边缘化。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奥地利学派的复兴，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开始淡化方法论意识，转而关注经济学的实体问题。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接续米塞斯、哈耶克的资本、商业周期理论，发展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学，这方面重要的著作有Roger Garrison的Time and Money(2000)和Steve Horwitz的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2000)。

还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发展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理论。学者不断地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核算大论战”，并依据奥地利学派的比较制度理论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轨现实，讨论苏联制度的形成过程与转轨前景。P

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提出奥地利学派的增长与发展理论，用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比如，目前在台湾地区任教、为本书也贡献了一篇文章的余赴礼教授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1997)；Taiwaff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 Systems and Government(2007)。

所有这些应用经济学理论，都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过程。

毫无疑问，奥地利学派理论在中国晚近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米塞斯、哈耶克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入中国。引人注目的是，国内译者更为偏好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甚至是政治学论述，迄今为止，除了20世纪60年代出行的论述，对于人们确立市场信念产生了重要作用，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制度变革，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包括法律、社会与政治领域。哈耶克关于法治的论述，对于主流法学理论的形成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学界，始终存在着一个奥地利学派，渗透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当然，奥地利学派如果仅仅具有观念、信念功能，那它的生命力就不是持久的。其实除了对市场、法治、宪政的信念之外，奥地利学派也对这些价值提供了可信的学理论证，同时也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框架，至少在其相关的讨论中隐含了这些内容。对于中国的奥地利学派学者来说，发掘、阐述和发展这些理论，既可推动奥地利学派自身理论的发展，也有助于理解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

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制度变迁。过去30年中，中国经历了又一轮制度剧烈变迁过程。在此过程当中，中国经济也经历了长期而高速的增长，中国社会经历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变迁，具有丰富理论资源，尤其是关于人、行动、规则、制度之理论资源的奥地利学派，完全有能力提供有效的解释。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奥地利学派对于解释这样的变化，具有特别的优势。因为借助丰富的制度比较研究，奥地利学派对于市场、法治、自治、宪政等制度的机理理当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理解有助于解释已经发生的变化，描述变化的现状，以及预测变化的前景。

本书就是中国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不论其认同程度之强弱——在这方面进行的一次努力。这里所收录的论文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领域。全部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论文利用奥地利学派理论及相关理论对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制度变迁进行了一般性讨论；第二部分的论文集中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第三部分的论文关注的是法律、社会制度的变迁。

这样的努力只是一个开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理论是一座富矿，值得更多人进一步挖掘。奥地利学派学者所发展的信用货币理论、制度理论、企业家理论、知识理论、普通法理论、商人法理论、宪政理论等，对于中国学者理解中国转型的问题及设计转型的制度方案，均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

这一次华人哈耶克学会学术年会的召开，得到了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