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

2009年8月3—4日，华人哈耶克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山东威海召开。在此我想代表全体与会者，感谢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为本次会议的召开所提供的便利，尤其是王建民所长和冯克利教授，为筹备会议付出了很多心血。

年会的与会者提交了三十多篇论文，本辑中所收多数论文即是会议论文。不过还有一些文章，是相关学者于会后撰写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文代表了国内致力于奥地利学派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水准。

这些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经济周期研究。当会议正在筹备与召开期间，全球陷入金融动荡，中国经济也出现明显衰退。而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精粹就是商业周期理论。朱海就博士的论文展示了经典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命题和基本逻辑。在主流学者看来，这种理论比较极端，但极端很可能正是它深刻的地方。

第二部分是政法理论研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从这一点上看，奥地利学派是斯密的真正继承人。这一点在20世纪奥地利学派两大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的身上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所关注的乃是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问题。

这种学术取向是由奥地利学派的基本理论架构决定的。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及其创造精神。只要企业家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经济自然就能实现增长。只要制度合理，技术、资本乃至组织等其他增长理论所确认的增长的要素，都可以由企业家自行创造出来，或者予以改进。因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正道就是去除那些抑制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制度因素。

这样的理论进路，对当下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高全喜教授和姚中秋的论文都论述了这一点：当代中国仍然处于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因此，中国学人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当代学人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西方学人可以进行纯技术性讨论，甚至把经济学变成数学。但中国学人面对着构建现代国家的任务，恐怕应当投入相当精力思考各个领域的基础性制度问题。具体到经济学，中国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应当讨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础性制度如何安排。2009年的“国进民退”现象，更凸现了这种政治经济学进路的必要性。

本辑论文的第三部分讨论的是经济学理论问题，刘业进博士的文章运用复杂性和系统科学理论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进行了阐发，而冯兴元研究员及王建勋博士的论文则大体上仍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

本辑中收录了哈耶克一篇文章的译文。哈耶克与中国还是有一定缘分的。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学生，周德伟。周德伟曾经运用哈耶克的货币理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设计经济政策；他也曾试图依据哈耶克理论，实现自由主义价值与中国传统的融合。他的部分论著已经分别收录在大陆出版的两本著作《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和《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当中。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委员会任教的时候，又有一位中国学生，即林毓生先生。同时，哈耶克也曾于1965、1966和1975年三次到台湾地区访问，奥地利学派研究第二辑《方法论与其制度含义》刊登过吴惠林先生的一篇文章《哈耶克在台湾》，对此有详尽叙述。这里刊登的就是哈耶克在结束第一次访问后所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虽短，但可以看出哈耶克关于增长的一些基本想法。

本辑新开设了一个栏目“笔谈”。华人哈耶克学会是不同领域的学者，基于纯粹的学术爱好而于2005年成立的一个松散的组织。这个学术共同体建立了一个邮件组。平时是冷寂的，但也许某一天，某个话题会突然引发大家的兴趣，形成热烈的讨论气氛——这大概也属于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吧。过去两年中，大家围绕着传统与制度变革、节制资本、善与自发秩序等三个话题，曾经展开过三场热烈的对话、论辩。其中《何种资本?谁来节制?——华人哈耶克学会笔谈》（李华芳整理）已经发表在《南方论丛》2009年第4期上。这里则收录了几乎与其同时发生的另一场对话《善与自发秩序》。

这个邮件组上的讨论是即兴的，因而与论文不同，对话缺乏清晰的条理。因为这种即兴性，学者们很可能会在对话中说出某些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不会说的话，但这些话很可能恰恰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有心的读者可以由此看到学者们的不同言说、思考风格，并发现某些具有启发性的洞见。当然，如果这是一场对话，那就不可能有结论，也不应当指望有一个终结。

理解中国，理解哈耶克以及新自由主义，恐怕也需要这样一种心态。2009年也许是思想学术演变史上比较重要的一年。过去30年被认为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占据主流的时期，而哈耶克被列入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行列。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衰退则被很多人认为宣告了这个时期的终结。确实，全球学术界、各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诸多明显变化。由于中国经济较快复苏，“中国模式”论也风行一时。

但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果真过时了吗？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或者可以换一个角度提问：人们真的理解哈耶克了吗？被归入新自由主义谱系中的哈耶克，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但这显然是一个被简化了的经济学家形象。同时，哈耶克还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简而言之，哈耶克是一位社会科学家。这在20世纪是相当罕见的。也正是这种跨学科性，让哈耶克的思想足够复杂、丰富。解决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理论工具，也许就在哈耶克关于法律、政府的思考中。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本辑收录的论文中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