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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了官印，脱去了官服，杨万里换上一身绅士便装，登上客船，往船头一坐，忽然感到心胸豁然，一身轻松。眼看浩浩长江滔滔东流，隐隐钟山渐行渐远，他有一种化入宇宙、融为自然的舒坦之感。今后再也不要勉为其难地参与那些总是事与愿违的所谓“公务勾当”了，完全可以“清白不形于眼，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①，这是何等的惬意啊！

连日秋阳明媚，东风浩荡，虽是逆水行舟，但船行速度却日达二百里，仿佛龙王爷也理解他的归心，托起他这一叶归舟飞驰而西。这使杨万里非常高兴，禁不住诗兴又起。请看《发赵屯，得风，宿杨林池，是日行二百里》曰：

动地风来觉地浮，拍天浪起带天流。舞翻柳树知何喜？拜杀芦花未肯休。两岸万山如走马，一帆千里送归舟。出笼病鹤孤飞后，回首金笼始欲愁。

在杨万里的眼里，被秋风吹得枝叶狂摆的柳树是在为他的弃官西归而喜不自胜地翩翩起舞，迎风俯伏的芦苇是在为他的幸运高蹈而耿耿不休地拜天谢地。而自己则像是一只出笼的病鹤，好不容易挣脱樊笼，傲然孤飞，获得了自由，翘首云天，不由得激情澎湃。回头再看看那只曾经关锁了自己几十年的金笼子，就更觉得可怕而不由得令人皱眉了。

绍熙三年（1192）九月十六日，杨万里终于回到了吉水南溪之故庐、新归之诚斋。隐居的日子开始了，他不由得为自己的弃官之勇和未来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沾沾自喜，又提起笔来自赞曰：

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

杨万里看过范成大的庄园有万顷之广，园林池榭有十里之宏，张镃的园林有百亩之旷，连尤袤家里的花园也有十亩之规，因此他也一直想有一个花园，老来可在园子里散散步、怡怡情。但是他没有太多的钱，恰好诚斋的东面有一亩多空地，现在终于有了时间来侍弄，于是，就自行设计，请了些泥工、花匠来，没花多少钱，好歹也弄成了一个小花园，又得永新县一位朋友刚刚入仕的儿子给他送了两座怪石来，叠成了一座假山。他请泥工用石子在园子里新栽的花草树木间纵横曲折地铺设了九条小径，号为“三三径”。绍熙四年（1193）正月，小花园终于建成，虽然远没有许多朋友家的园林那么气派，甚至连许多乡间土老财的宅院都不如，但杨万里看着却非常得意，即赋《癸丑正月新开东园》七绝一首曰：

长恨无钱买好园，好园还在屋东边。周遭旋辟三三径，只怕芒鞋却费钱。

仅仅一亩多的花园，杨万里就预期它足够把自己的芒鞋踏破了，这也可谓“知足常乐”的最好注脚了。

绍熙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皇帝下达了新的敕命曰：

敕中奉大夫直龙图阁知赣州军州事杨万里：

朝廷之于贤者，用而尽其才，上也；用不尽而勇退、宠其归而尽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尔以清节雅道，冠冕一时，高文大篇，追配古作。出入中外，闻望日休。计台丐归，俾守章贡。古郡卧治，庶以优贤。抗章自列，欲留不可。畀真祠之秩，升论撰之华。诗不云乎：“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忌也。可特授秘阁修撰、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

这道敕命，终于表示了同意杨万里辞去赣州太守的职任，让他以“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的名义领一份祠禄。其中虽然没有明确谴责杨万里不奉诏命擅自离职的傲慢行为，甚至还表扬了他的“清节雅道”，并把他的职官由“直龙图阁”升迁为“秘阁修撰”，但也明确地表明了皇帝对他的深深失望。

杨万里知道，光宗内心里对他还是十分眷念的。为此，他也很感激这个实心实意、一点也不会耍花招的皇帝对自己的宽待。他上了一道剳子，坚决辞免“秘阁修撰”的新职官，但感谢并接受了特授“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的空头差遣。写完剳子，他忽然感觉自己其实也十分可笑，于是，顺便又写下了一首七绝《有叹》曰：

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可笑狙公。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

这首诗的意思是，作为一名曾经登上过皇家庙堂的朝官，过去总以为自己是一只栖上了高枝的“凤凰”而多少有点自命不凡，一直嘲笑那些“饱喜饥嗔”而被猴主人“朝三暮四”地玩弄着的猴子是多么愚蠢。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自己不也跟一只“饱喜饥嗔”的猴子相差无几吗？所以真正值得嘲笑的恰恰是自己而不是猴子。表面上看起来，自己好像是一只可以不受猴主人耍弄的“凤凰”，但实际上还不是一样地被号称“人主”的皇帝用“桐花”“竹实”这些个“凤粮”颠来倒去地玩弄了几十年，而且直到如今退归了林泉都仍然摆脱不了吗？

有感于此，他的心里就难免怀有几分惭愧，总觉得自己在官场去留的问题上确实黏黏糊糊缺乏决断力。过去几十年一直怀皈不勇，去年好不容易勇敢了一回，而现在已经回归了林泉却仍舍不得放弃一份祠禄，这岂不是太没出息了！可是，由于自己一直只拿俸禄而拒绝黑色、灰色收入，以致当官几十年，竟然还没有多少家财积累，老二、老三两个儿子又还没有就业，加上儿媳、孙辈一大帮，所谓坐吃山空啊，如果没有一份祠禄补贴，光靠以往的积累能够维持多久？如此一想，他又觉得非再吃几年皇粮不可了。这可真是所谓“强颜始觉贫为害，对镜方嗟老可憎”啊！没办法，那就只好厚着脸皮觍颜再吃两届祠禄①罢了。

不久，他和几个乡友外出游山，在那重峦叠嶂的山岭间走走歇歇，走到一个叫松源的地方天黑了，就借宿下来。次日一早，来到一家叫漆公店的野店早餐，他忽然觉得自己的官宦生涯，不就跟这登山一样吗？不仅往上攀爬起来是那样的费劲，而且就连你想退出攀升，回头下起山来，竟也同样的不易啊！于是，便又吟出《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七绝一首曰：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人生世界，真是时时事事处处有玄机啊！

绍熙四年（1193）眨眼间就过去了。可是，绍熙五年，朝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年六月，太上皇、也就是过去的孝宗赵昚死了。按照制度，要举行一系列的国葬礼仪。如果光宗有最起码的智商的话，他应该明白，自己当家做主说话算数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但还须强忍住满心的欢乐，假装成痛不欲生的样子，即刻主动积极地出面来主持他父亲的丧事，恪尽所谓“天下第一孝子”所必须履行的一切职守，同时在内心暗暗盘算，应该起用哪些人才，罢黜哪些碍事的家伙。可是，光宗赵惇却一直沉浸在对他父亲的怨恨情绪之中，居然连他父亲已经死了都不肯谅解，而坚持说自己有病，不肯出面来为他父亲主持丧礼。这就弄得满朝文武面面相觑，议论纷纷，不知所以了。好在当时的宰相赵汝愚也是他们打下宋朝江山的老赵家的儿孙。他感到光宗这样有辱祖宗，有失体统，太不像话，而且危及赵家政权的稳定，必须设法废了他。于是，他联络当时的皇家外戚知阁门事①韩侂胄，秘密征得高宗赵构的皇后，也就是此刻的太皇太后同意，以光宗赵惇有病不能履行皇帝职责、“自愿禅让”为名，强迫光宗让位给他唯一的儿子嘉王赵扩。

赵扩这时二十六岁，要是有他的祖父三分之一的聪明，这个年龄也应该可以独立执政了。可是，偏偏这赵扩不仅无法和他祖父相比，而且比他父亲还更懵懂，加上他本身就十分不愿当皇帝，所以当他的曾祖母太皇太后吴氏当面向他宣布让他穿上黄袍即皇帝大位时，他竟然吓得大叫：“儿臣做不得！儿臣做不得！”并绕着殿柱拼命躲避。最后太皇太后命令大臣抓住强行给他披上了黄袍。赵扩这才不得不接班当上了皇帝，号宁宗。等这边赵扩坐上了皇帝宝座，太皇太后才去向还一直蒙在鼓里的赵惇宣布他从即日起退位，转为太上皇。光宗赵惇这才傻了眼，结果他就真的病了，这病的现代科学名称应该叫“精神抑郁症”。但《宋史•孝宗本纪》为了避讳，特意说成他是因为先得了精神病才导致政变的。《宋史》上还说孝宗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是光宗的老婆李后挑拨的结果。其实，由笔者看来，李后也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孝宗让位不让权，弄得光宗无法决策造成的。

话说宁宗赵扩虽然即了位，但他并不知道该怎样当皇帝。不过比他父亲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已经威信扫地，无法再行干政，因而他虽然比他父亲还更懵懂，但倒是可以说话算数，当个真皇帝。于是官居高位的宰辅大臣和后宫各方面权势者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设法去说动宁宗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宁宗则主要依据进言者与自己的关系亲密程度来决定取舍。结果原本官小的韩侂胄因为妻室与宁宗关系亲密，反而后来居上，突飞猛进地占据了上风。

韩侂胄出生于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系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他父亲韩诚又娶了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为夫人，就是韩侂胄的母亲。所以高宗吴皇后、也就是当今的太皇太后就是韩侂胄的嫡亲姨妈。而韩侂胄本人又娶了姨妈的侄女为妻，这样姨妈又兼当了姑妈。更为重要的是韩侂胄的侄孙女又嫁给了早年的嘉王赵扩为第一夫人，现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宁宗的皇后。韩侂胄以恩荫入仕，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当了武官，并逐步升迁为知阁门事。当初赵汝愚要废赵惇立赵扩，必须要说服有权力废立皇帝的太皇太后出面来进行干预才行，而赵汝愚又不能进后宫拜见太皇太后。于是只得请韩侂胄让他的夫人吴氏进宫去说动他们的姨妈兼姑妈。韩侂胄发现这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积极行动，很快就把事情搞定了。

可是，宁宗赵扩即位后，当韩侂胄要求赵汝愚论功行赏给他晋升为节度使①时，却发现赵汝愚拉拢朱熹、彭龟年、薛叔似、刘光祖、叶适等一班理学之士老是以外戚不能当政为由，处处压制排挤自己，试图独揽朝政。于是他立即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关系，很快就把宁宗变成了自己的傀儡，并向赵汝愚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赵汝愚纵有通天的本事，也斗不赢韩侂胄的关系。赵说祖宗规定外戚不能当政，可是韩侂胄却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告诉宁宗，宗室当政，其祸尤烈，并说赵汝愚有篡夺皇位的野心。结果宁宗就首先把赵汝愚赶出了朝廷，致使赵汝愚暴死于衡州。但是，弄死一个赵汝愚并不能解决问题，韩侂胄要想独揽朝政还有两大难题：一是朝廷里为赵汝愚抱不平的朝臣几乎占了多数，尤其是朱熹等一众理学之士，都还霸占着不少要职，不把这些家伙撵走，如何能够安生？二是自己非进士出身，又系武臣，在文官中毫无威望，如果不能弄出一个名目来提升自身的声望，自己就连一点凝聚人心的政治资本都没有，如何能够号令中外？于是，不学无术但却精明透顶的韩侂胄便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把赵汝愚所赏识的理学派官僚全部诬陷为伪学伪党，一个个撵出朝廷，同时安排自己的亲信或与自己合得来的官员顶替。二是他发现自从南渡以来，虽然抗金主战派人士屡受压制，但希望收复中原，实现国家中兴的忠志之士仍然不少，如果自己高举起抗金主战的大旗，就一定能够凝聚起广泛的人心，个人的威望也就自然而然地树起来了。于是，他便大力宣传自己主张用武力收复中原，实现国家中兴。尤其是当上开府仪同三司乃至平章军国事①之后，他使自己俨然成了一位全新的主战派领袖，同时大力招揽和笼络包括杨万里、辛弃疾等当时还健在的主战派老臣，借助他们的崇高声望和亲和力来团结尽可能多的士人，以实现他长期把持朝政，甚至建立千秋功业的侥幸之心。

在这种情况下，杨万里弃官归隐之后，反而成了赵汝愚和韩侂胄争相笼络的一只“香饽饽”。首先是绍熙五年（1194）十月，他一年来啥事没干，赵汝愚还奏请宁宗把他的阶官晋升成了正五品中大夫。

宁宗庆元元年（1195）四月二十八日，杨万里的祠禄期满。这时赵汝愚已落职出朝，但在朝廷掌握实权的韩侂胄也期待深孚众望的杨万里能成为自己手中的一枚棋子，不等杨万里自己请求就继续给他赐了祠禄，而且于五月四日以皇帝诏命的形式，召他赴行在重任实职。杨万里上剳子力辞，并致书右丞相余端礼请为开陈。然而，六月十二日又有诏命，不许辞免。杨万里只得再上剳子请辞。然而八月十三日又有诏命，不仅不许辞免，而且还把他的职官提升成了焕章阁待制①。杨万里只得再上剳子请辞。

到庆元二年（1196），杨万里已经七十岁。他开始后悔，去年年底不该接受第二届祠禄，再也不能黏黏糊糊，一边决定不给朝廷当猴耍，一边却继续伸手领取俸禄，“下山”再难也该下到底了。于是当年六月，第二届祠禄还才拿半年，他就断然决定向朝廷上了奏状，请求引年致仕。状曰：

臣闻，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礼经》，大夫七十而致仕。臣犬马之齿，在官簿今年虽六十有六，而实年七十。臣合于今年正月陈乞致仕。盖缘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圣恩次对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陈请。今叨食廪禄，已及半年，恩重命薄，福过灾生。入夏感湿，脏腑之疾大作，服药不痊；惟有纳禄辞荣，庶可缓死。须至哀告君父，敢乞圣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爱，许臣引年，仍裁减恩数，特与降职名一等，守本官致仕。荣宠末减，灾疾必轻。万一余生未填沟壑，皆君父更生之恩。危悃发中，哀涕交下。臣不胜祈天望圣，惶惧恳迫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可是，当年十二月十三日，圣旨仍然不许致仕。这使杨万里感到非常无奈，于是赋《上章乞休奉诏不许感恩书怀》说：

纳禄惟愁晚，蒙恩未听辞。猖狂思再渎，感恋独多时。但有花开日，无非饮醉时。白头何所用，满与插花枝。

从诗中可见杨万里虽然感念皇恩，有所怀恋，但彻底退隐的心意却更加坚定。因而到庆元三年（1197）七月，他又上了一道奏状，再次恳求引年致仕。可是直到庆元四年（1198）才来了消息，朝廷不仅不许他退休，而且还趁着正月六日，行郊祀大礼的机会，晋封七十二岁的他为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①。正月十七日，又晋升他的阶官为从四品太中大夫。当年初夏，又恩荫他的第二子次公入仕，差遣监湖南安仁县河税，官职虽微，但系肥缺。直到庆元五年（1199）二月十七日，七十三岁的他才终于得以正四品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②致仕。而这个职官级别，他在十年前任秘书监时就达到了。如果他不“乱说乱动”而一切都听朝廷摆布的话，即使不说一品宰辅，最起码二品尚书是早该当上了。

但是，杨万里一点也不后悔，既然自己不是这个世道所能相容的人，那就尽早退出为妙。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后悔的话，那就是由于自己过去老是缺乏像萧德藻那样甘心忍受贫寒的勇气，以至于退出得还是太晚了。

尽管杨万里预期自己弃官归隐后将“息交绝友堑山溪”，但几十年仕宦生涯和文学交游中结下的诸多朋友深情，又哪能轻易忘怀呢？不光全国各地的政界老友和文朋诗友还经常会鸿雁传书，寄来问候和唱酬，有些同在故乡养老的朋友，在自己归隐后反而跟他走往得更频繁了。如曾经官居宰相高位的周必大，就于绍熙五年（1194）上巳日（农历三月三）首先来到杨万里家拜访。并赋诗曰：

杨监全胜贺监家，赐湖岂比赐书华。回环自辟三三径，顷刻常开七七花。门外有田聊伏腊，望中无处不烟霞。却惭下客非摩诘，无画无诗只谩夸。

诗前有小序说：“上巳访杨廷秀，赏牡丹于御书匾榜之斋。其东园仅一亩，为衢者九，名曰三三径，意象绝新。”周必大文章诗词不及杨万里名高，政治战略眼光也不及杨万里远大，但为人处世温和圆融，宽厚能容，执中而不偏，守正而不激，因此他的人缘人脉却比杨万里广泛得多，这也正是他能够当上宰相的根本原因。要在以往，想要一位大丞相折腰来一名下官的故乡敝庐走访，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周必大致了仕，杨万里弃了官，虽然家境贫富可能有别，但社会地位却拉平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摘下官帽之后，杨万里的社会影响力比周必大还更大。周必大是一个通达世故的智者，他当然知道人生社会中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不等杨万里先上门去拜访他，他就抢先来访问杨万里了。他在诗中真心实意地赞扬了杨万里在“江南铁钱会子之战”中取得的全面胜利，一名不过四品的地方转运副使，竟然抵制和闹停了一项朝廷政策，这不仅在宋朝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以往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怎不值得热烈祝贺呢！接着他还赞扬了杨万里在当官还是回家著述两个选项之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官总是要当到头的，自己当到一品宰相还不是下来了？而只有诗词文章才能流传千秋，使人的精神寿命无限延长。因此杨万里断然弃官归隐，回家著书立说，这确是一着妙棋。再接着，他赞赏了杨万里的田园之美，并自愧没有唐朝山水诗人王维那样的诗画才能，不能把它真切地描绘出来，而只能随口夸奖一番。

杨万里对周必大主动来访非常高兴和感激，毕竟人家是曾经官居一品的丞相、少保啊！过去几十年在官场上尽力提挈，默默支持不用说了，如今刚致仕又抢先来访，这也真是宰相的肚量了。因而他也当即和其韵赋《上巳日周丞相少保来访敝庐留诗为赠》一首曰：

相国来临处士家，山间草木也光华。高轩行李能过李，小队寻花到浣花。留赠新诗光夺月，端令老子气成霞。无论藏去传诒厥，拈向田夫野老夸。

杨万里在诗中赞美周必大的诗堪比李、杜，虽然带有恭维色彩，但对宰相来访感到蓬荜生辉的那种喜悦之情却是真挚的。杨万里也深知，作为宰相，周必大确实还缺乏点政治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晚年更磨灭了规谏皇帝振作图强的锐气，不仅跟王安石、寇准、张浚等名相无法相比，而且与陈俊卿、虞允文相比，差距也还相当大，但鉴于他为人处世的正派稳重和协调关系、摆平利益、抹平分歧等等方面的特殊本领，加上乡谊同年的感情，几十年来他始终对他非常敬重。他很快就进吉州城周必大家做了回访，此后更是有事没事书信往来不断，逢年过节互相馈送牛酒野味，每年最少也要互相登门看望一回。

使杨万里非常痛惜的是，绍熙四年（1193）九月和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范成大和尤袤先后逝世了。杨万里先后写了祭文遥寄沉痛悼念，可惜两篇祭文都已散失。南宋著名学者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录存了他哀悼尤袤祭文中的一点片段，其辞为：

……齐歌楚些，万象为挫。环伟诡谲，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

从这一节片段中可以看出杨万里痛失挚友的悲伤心情，以及他们过去一块在朝中为官时亲密无间、谐谑幽默的交往情景。至于范成大，则除祭文之外，他还应其遗愿，为其诗文总集洋洋洒洒作了一篇《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

予畴昔之晨，与客坐堂上，遥见一健步黄衣负一笈至庭下，呼而诹其奚自，曰：“自参政公范氏也。”发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书读之，则公之子莘叩头请曰：“莘不天，不自霣越，而先公一夕奄忽弃其孤，莘欲死而不敢者，有先公付托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编其诗文，数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将易箦，执莘手而授之，且曰：‘吾集不可无序篇。有序篇非序篇，宁无序篇也。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杨诚斋与吾好且我和，微斯人，畴可以嘱斯事？小子识之。’若莘则何敢请？而先公之治命不敢坠，惟先生哀而诺之！”予执书抱遗编而泣曰：“万里与公，同年进士也。公先进，至为朝廷大臣，与天子论道发政，坐庙堂进退百官；而万里，环堵荒寒之士也，何敢与公友？公不我薄陋而辱友之，万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执政俟公也。今忍死叮咛之托，其敢辞？”初，公以文学材气受知寿皇，自致大用。至仗汉节使强虏，即其庭伏穹庐不肯起，袖出私书切责之，君臣大惊。有自阶闼之嬖窃位枢臣者，其势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诏而去。其所立又有不凡者矣。若夫刿心于山水风月之场，雕龙于言语文章之囿，此我辈羁穷酸寒、无聊不平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古语曰：“争名者必于朝，争利者必于市。”是二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二人者其肯乎哉？非不肯也，不愿也。非不愿也，亦各乐其乐也。诗人文士挟其所乐，足以敌王公大人之所乐！不啻也，犹将逾之。故王公大人无以傲夫士，而士亦无所折于王公大人。今日乃屏其所可乐，而复争夫士之所甚乐，所谓“不虞君之涉吾地”者，其不多取乎？然公之诗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公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诸口者，公矉呻噫欠之间，猝然谈笑而道之。则其诗文之工，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谓也哉？甚矣，文之难也！长于台阁之体者，或短于山林之味；谐于时世之嗜者，或漓于古雅之风。笺奏与记序异曲，五七与百千不同调。非文之难，兼之者难也。至于公，训诰具西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僒。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而无不及者。予于诗，岂敢以千里畏人者？而于公独敛衽焉。于是文士诗人之难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嘻！人琴今俱亡矣，《广陵散》今此声遂绝矣。惠子不生，庄子不死，复何道哉！复何道哉！公之别墅曰“石湖”，山水之胜，东南绝境也。寿皇尝为书两大字以揭之，故号“石湖居士”云。公讳成大，字至能，世为姑苏人。其世次、言行、职官，则有少保大观文大丞相益国周公之铭诗在。

绍熙五年六月十一日，诚斋野客庐陵杨万里谨序。

这篇序言不光叙述了他和范成大之间的友谊和范成大的文学成就，而且阐述了他的一些文学和人生观念，故而此处不惮冗长全文照录，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忽略，但若有心了解杨万里的文学思想观念，则于其间不难窥见一二。

这一来，南宋“四大诗人”尤、杨、范、陆，就只剩下杨万里和陆游两位健在了。陆游在杨万里从筠州回朝一个多月后，被人劾举落职领宫祠回乡赋闲，至今已经六年了。其间一直和杨万里保持着书信往来和诗词交流，彼此关系亲密无间。但就在杨万里为范成大的文集作序的前后不多几日，不知哪位朋友给杨万里风传了一则小道消息，说是陆游在家乡久闲难耐，最近又想出山谋官。杨万里是一个对朋友赤诚相待，心直口快，不知忌讳的人。他觉得自己和陆游的关系，应该是和尤袤、范成大一样情同手足，心心相印的。他自己已经看透了这个朝廷之无望，他就觉得陆游也应该看透这一点。他自己不愿再被朝廷当猴耍了，他就觉得陆游也应该别去被朝廷当猴耍。更何况陆游这一辈子所遭受的挫折比杨万里还多，他在朝廷老是遭人弹劾。周必大、尤袤等不少正人君子都曾直接向皇帝举荐重用他，可是皇帝从不答应，而那些捕风捉影劾举他这样那样的小人，其实多半也都是皇帝在背后唆使的。因此，在杨万里看来，陆游有比自己更多的理由坚持不与这无望的朝廷合作。又因此，当他听说陆游还想入朝谋官时，他就不能不为之感到深深的惋惜。而且，他觉得从友情出发，也应该劝劝这位放翁老兄，别再去掺和那已经不属于你我的浑蛋政治了。当然，心是这么想，但话还得从另一个角度去说，否则，就不是丢官，而是要丢脑袋了。于是，他便给陆游写了一封信，劝阻他出山谋官，并附了一首诗说：

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

这首诗的前四句还是重叙友谊，遥寄思念，可见在杨万里的心目中，不仅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是牢不可破的，而且他显然还深信自己一定能说服陆游。因而他接着就明确表示，我们都已经成了唐朝的李、杜一样在中国诗坛倒海翻江的人物，就不应该试图再去当舜帝时代的夔和龙那样的辅弼良臣了，杜牧虽然名声有点不好，但还懂得千首诗的价值胜过万户侯的爵位。言外之意是，我们的名誉比杜牧好得多，难道不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吗？这显然是很善意地对朋友提出的忠告。

某一时期，有些评论家说，陆游此时还根本就没有出山，杨万里这是捕风捉影，无稽妄谈，恶意中伤陆游，致使两人关系发生逆转（见于北山《杨万里年谱》）。但是，这样的指责显然也过于武断。平心而论，不管陆游是否已经出山，杨万里作为陆游的一名挚友，坦诚地向他提出自己的忠告，都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此时陆游还没有出山，但说他可能动了出山的念头或者他可能跟别人说过这样的想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几年后，他还确实以七十八岁的高龄重新出山拜倒在一个还才五十岁的权臣面前，去接着干当年杨万里未曾干完的史馆差事。照理说，陆游不可能会认为杨万里这是在恶意中伤他，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此发生了逆转。因为此后，他们仍然不时有书信来往。

但是，陆游对杨万里的劝告也许会感到不以为然，甚至可能会有点不悦，这倒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一方面，陆游不仅自己历来就把入朝当官为国家的中兴建立一番实际功业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而且一直试图说服杨万里不要把为国建功而立身官场看成是俗念，而把归隐山林吟风咏月看成是劲节高标。事实上，陆游虽然一生居家赋闲的日子并不比杨万里少，但他每一次都是遭受打击排挤被迫回家的，他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归隐林泉当高士的念头，他连做梦都在金戈铁马的战场上横扫千军如卷席，为恢复中原建奇功。可是，杨万里不仅不理解他的立身态度，不听他的劝导，自己有官不当硬要归隐鸣高，而且老是自以为是地想要扭转别人的观念！陆游自然有理由为此而感到不快。另一方面，杨万里完全忽视了陆游想要出山，还有一个迫不得已的实际情况，那就是杨万里自身也曾经深深感受过的贫困。陆游虽然出身官宦之家，原本家底比杨万里要富有得多，但是由于陆游从未当过权臣，而且老是被排挤回老家赋闲，收入本来就不高，加上他又生活豪放，姬妾儿孙一大窝，连各种用人一起算来，恐怕不下六七十人需要由他养着，所谓坐吃山空，家底早就掏空了，如果得不到实际官职和差遣，这日子怎生好过？因此，陆游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杨万里阻止他出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不生气才怪呢！

但是，陆游却没有想到，杨万里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清高孤傲、出尘脱俗而退隐的。相反，实际上杨万里又何尝不想登上高位为国建功？问题是由于皇帝的不争气，任你什么大小官员试图努力奋斗，最终都是白搭，真正堪当大任的人才则永远登不上高位。这样一个朝廷，你还指望他恢复中原，实现中兴，你还想跟着他建功立业，岂不是白日做梦！正是有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求事功而不可得，杨万里才不得不最终把人生的目标彻底转向诗歌创作和著书立说，以便从另一个方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使自己的思想影响及于后世，至于追求清高的虚名，倒并不是他的主要目标。陆游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看不到这个朝廷已是事不可为的现实，所以，他就要在内心里责怪作为一名社稷之臣的杨万里为贪图所谓清高的虚名而忽略了柱国之责任。而鉴于天威之不可冒犯，杨万里自然不可能向陆游明说朝廷之无望云云。他只能劝告陆游别想鱼和熊掌兼而得之，如果陆游不能理解，还硬要往那徒劳无功，甚至自寻其辱的混沌朝政中走去，他就只好徒叹奈何，甚至彻底失望了。而这样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后话，就暂且不提了。

眨眼又到了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这时虽然还是光宗皇帝的年号，但却已经是宁宗皇帝的天下了。朝廷里赵汝愚和韩侂胄正在展开着一场热热闹闹的权力斗争。而就在这时，老朋友朱熹自朝中给他寄来了一封书札，其中有言曰：

时论纷纷，未有底止。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属心。切冀眠食之间，以时自重。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思，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

这几句话的大意是：当前朝廷各种议论纷纷扰扰，不知何时有个结局。老朋友你德高望重，在朝内朝外大得人心，热切地盼望你在闲适的生活中认真思考一下，千万珍重你此刻应该大有作为的政治才能。最好是不要光顾了自个儿乐天知命的自在快乐，而忘记了应该与同志同道的仁人志士同忧国家之忧患。不要过于优游闲散，不要过于执着地逃官避世，若能如此，那么当前的国事就有希望了。显然，这是在动员杨万里出山，以便乘着新皇帝上马共同努力来增加一分国家振兴的希望。

朱熹比杨万里年轻三岁，但早在绍兴十八年（1148），十九岁就考中了进士，比杨万里还早六年入仕。但他只在泉州同安县当了一任主簿，就弃官回到故里，一连二十多年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讲学授徒，并由此而成名。孝宗即位之初起用张浚，试图抗金复国，朱熹曾深受鼓舞，向孝宗上书极力主战，支持张浚北伐。但后来发现孝宗没有复国图强的决心和意志，特别是弃用张浚之后，他也开始对孝宗失望。此后孝宗多次召用，他都坚辞不就。直到淳熙五年（1178），他已四十九岁，才出山当了一任南康知军和分别不足一任提举江西和浙东常平盐茶公事。光宗即位后，又分别干了几个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才第一次进朝廷任焕章阁待制兼皇帝侍讲。自考中进士至此时，入仕已四十六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而他总共才当了九年地方官，却有三十七年是在福建、江东、江西一带授徒讲学和著书立说。他自己虽然仅是浅涉官场，但他的徒子徒孙却遍布朝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热衷于学问而淡泊于官位的大学者，在又一朝新皇帝登极的时刻，却满怀希望地首次登上朝堂担任了新皇帝的侍讲，并且还想动员杨万里也赶快入朝，充分发挥其政治才能，扭转国势江河日下的衰颓状况。可见他也和陆游一样，是一个徒有强国热情而看不清政治发展总态势的空头书生。他是绍熙五年（1194）八月被敕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于九月底从长沙赶到杭州，十月初正式就任并给杨万里发出动员信。可是，他自己才仅仅干了四十天，还没来得及等杨万里收到他的信札，就在当年闰十月间被韩侂胄安排的言官劾举他纳尼姑为妾并和儿媳通奸等而遭到了罢黜。

两个多月后，等杨万里收到他的动员书时，连他本人惨遭罢黜的消息都已经传遍全国了。所以杨万里回信说：

……而契丈忽以所赐手札来，得之惊喜。当其入也，固知其不久也。执古之道以强今之践，持己之方以入时之圜，是能久乎？不久何病，不久然后见晦老，甚欢甚贺。若老夫者，不但老而已，今真成一病夫矣。……而不我知者，犹欲见分所啖嗜者，而谓吾晦老亦有是语乎！世有噬腊而遇毒者，归而谂其徒曰：尔欲腊乎？何以异于是！久缺谑浪，一笑。所愿贵珍，以栋孔子堂。安得合并，以穷游方之外！

这段话的大意是：忽然得到老朋友的来信，很是惊喜。其实我一听说你要入朝，就知道你一定干不了多久。因为你想用高妙的孔孟之道来强行扭转今天的邪门歪道，想抱着自己的方正贤良掺和到满朝的圆滑奸诈之中去，这还能搞得长久吗？搞不长久又有什么关系？搞不长久才证明你晦老（朱熹号晦老）是一个与时不合的高人，所以我要为你的下台而感到非常之欢乐并致以热烈祝贺。至于老夫我，不仅老了，而且还成了一介病夫。可是有些不了解我的人，还老是想把他们自己所爱吃的东西（指官职）分一份给我，而真没想到一向深知于我的晦老你竟然也有这个意思啊！据说有一个在外面吃腊味中了毒的人，回家后却问他的弟子说：“你想吃腊味吗？”你们动员我入朝当官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区别呢？呵呵！好久没有开玩笑了，博你一笑。但愿你千万珍重贵体，以当好孔孟之道这座理论大厦的栋梁。真希望我们能携手并肩，在一块畅游世外桃源啊！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动员杨万里出山的，还远不止朱熹一人。不过他跟朱熹关系非比一般，因而便专跟朱熹来讲讲心里话了。

可是，朱熹对杨万里的了解却显然远没有杨万里对他的了解那么深。他读了杨万里如此明确的心迹表述之后，还担心杨万里接受韩侂胄的召唤入朝为韩卖力。他知道韩侂胄把赵汝愚和他这一派正义之士打垮之后，必然要吸收大批人才入朝为他拥趸，而杨万里名高德劭，既然赵汝愚能想到要召用他，韩侂胄自然也会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他的支持。而照朱熹想来，像杨万里这样一介清节之士，要抵制住荣华富贵的诱惑也许并不太难，但如果韩侂胄对他折节相求，谦恭下怀，那么，杨万里能不能放得下那个情面可就难说了。但是，因为他自己曾刚刚动员杨万里出山，所以不好意思转眼又直接阻止杨万里出山。因此，到宁宗赵扩庆元元年（1195）六月，他只好致函杨万里的江西老乡、当时的兵部侍郎章颖，打听杨万里的行踪，并暗示请章劝阻杨万里不要为韩侂胄所勾引，其中说：

诚斋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级浮图，八级已了，只欠此一级，故当为天下惜之也。

从这些话的意思来看，朱熹是听到了杨万里已经应韩侂胄之召，正准备出山的风声，而且他还有点相信，因此，才会有“故当为天下惜之”之语。直到章颖告诉他，韩侂胄已用皇帝名义多次诏用，并屡屡给杨万里加官晋爵，杨万里始终不为所动，坚不出山，朱熹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在给另一朋友俞庭椿写信时感慨地说：“诚斋归袖翩然，令人慨想。……因书诚斋，多为致谢。属此悲冗，未能占布也。”

朱熹对杨万里放心了，可是他又担心起陆游来，常对人说：“陆务观学广而望隆，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也。”其中所说“有力者”，其实就是指韩侂胄。朱熹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此刻，韩侂胄正在领导开展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铲除伪学伪党运动，历史上叫作“庆元学案”。不仅曾经为赵汝愚出谋划策试图压制韩侂胄的朱熹成了首要打击对象，而且连已经致仕的周必大都被列为“首恶”而被夺去少师职衔。朝内被直接列入“伪党”名单的官员就有五十九名，间接遭罢黜、贬谪、杖责或流放者不下三百人。如果老朋友陆游也投入韩侂胄的阵营为韩所用，那就等于是在已经落井的朱熹头上再扔上一块石头了。

非常幸运的是，虽然陆游几乎每天念念不忘想要出山为国效力，建功立业，但在朱熹的有生之年，韩侂胄却从没有表示过一点要召陆游出山的意思，相反，到庆元五年（1199）年底，还同意他办了致仕手续，让他彻底退了休。庆元六年三月一日，七十一岁的朱熹在韩党的持续挞伐声中抑郁而死。陆游终于得以和朱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朱熹逝世后，杨万里和陆游都不畏权势而写了祭文。杨万里的祭文尤为沉痛，其辞曰：

呜呼，我未识公，得之钦夫。云今杰魁，舍公则无。我初识公，玉山道间。我病补外，公征入关。平生相闻，恨不相识。我欲从公，临水登山。万仞峰头，携筇扪天。揭取北斗，酌海为酒。染云为裳，剪霞为袖。海波若干，更借银河。二老醉倒，顿足浩歌。……念欲命驾，千里访公。寻盟玉山，一快我悰。有昊降割，曾不慭遗。夺国忠贤，夺我友师。赴告至止，一恸欲死。已乎元晦，吾道已矣！诀不公面，哭不公闻。生刍一束，以沥我肝。呜呼哀哉！尚飨。

由于这场庆元学案主要打击的对象，从周必大、赵汝愚、朱熹到陈傅良﹑叶适﹑彭龟年﹑章颖﹑项安世、徐谊等，都是杨万里的好友，也都是当时在朝廷里还敢向皇帝进几句诤言的勇毅之士。而且这场学案的牵涉面很广，涉案人甚至超过朝臣之半数，对整个朝廷的政治力量都是一次严重的摧残和削弱。因此，从内心来说，杨万里无疑是非常反感的。但十分有趣的是，正如朱熹所担心的，韩侂胄却始终对杨万里优礼有加。与他对陆游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从庆元元年（1195）开始启动“伪党案”到朱熹去世的六年间，韩侂胄先后三次以皇帝诏命的形式召杨万里入朝，并四次为他加官晋爵。加上这几年与韩侂胄有所配合的宰辅大臣京镗、余端礼、郑侨、谢深甫、何澹、叶翥等，也都是杨万里的好友，这就使得杨万里无论如何难以撕下面子宣布与当权派决裂。他只能把反对这种权力倾轧的观点埋在心里，严格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基本上始终以置身事外的态度冷眼旁观。

但是，就在朱熹死后不久，韩侂胄却直接给杨万里出了一道使他不得不明确表态的难题。原来两年前，太皇太后赐给了他一个位于西湖南面的大花园，名为南园。经过两年的修葺，到这时业已竣工，需要请全国文学界翘楚给作一篇《南园记》刻在园中聚焦点的巨石上，以显示斯文和荣耀。韩侂胄又首先就请到了杨万里，并且“明码标价”，许以掖垣。掖垣在唐朝是指中书、门下两省，后来泛指朝廷高官，据说韩所许的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虽然只列入三品朝官序列，但却是文学之士登上宰相高位的跳板，是许多文学之士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耀。早在淳熙年间张镃就曾为杨万里未能当上翰林学士而抱不平。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买卖。更何况韩侂胄所许的还不一定就是翰林学士，说不定给他个二品尚书干干也未可知。

韩侂胄名为开府仪同三司，不仅是宰相之上的超级宰相，而且由于皇帝是个二百五，他的堂侄孙女又当着皇后，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大半个皇帝。谁敢在他面前说出半个“不”字，他立马就可以叫谁落职滚蛋。按说他根本无须许愿，就可以命令杨万里给他交上一篇《南园记》，然而韩侂胄却特为折节下士，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请求杨万里为他作记。由此也足以看出当年杨万里在中国政、文两界的声望之高。而偏偏杨万里却根本就没把韩侂胄放在眼里。自从韩侂胄擅权后，朝廷每每给杨万里优诏、加官，杨万里始终只给京镗、余端礼等宰相致信请代向皇帝转达辞谢之意，而从未给韩侂胄寄过一次谢启。在杨万里看来，韩侂胄算个什么东西？他本身就是靠福荫入仕的，文不能执笔，武不能张弓，外没有守过州县，内没有参过朝议，完全是凭着多层妻后关系，在内宫投机取巧、摇唇鼓舌骤然爬上高位的，这明明是典型的外戚窃权。皇朝的祸害莫甚于此！但鉴于韩侂胄始终对他敬重有加，屡屡优礼厚待，杨万里碍于情面没有对他展开口诛笔伐，已经感到自己明哲保身失去原则，颇有几分可耻了，又怎能再卑躬屈膝去给他的园林作记？而且这篇足以赢得高官厚禄的《南园记》一旦出手，全天下士子可就都得对一向清誉卓著的自己掩鼻而笑了。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为了一顶高官帽帽而丧失人格？于是，他非常简洁地断然回绝说：“官可丢，记不可作！”

得到杨万里冷若冰霜的回复，韩侂胄不由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胸中的怒火一蹿一蹿地直往嗓子眼里冒。然而，想想自己本身“官众基础”就差，而满朝臣僚，无论是自己的合作者还是反对派，却全都对杨万里寄予着高度的崇敬，自己又何苦硬要去得罪于他？与其报复一个杨万里而弄得众人离心，还不如干脆宽宏大量地借此显示一下自己的风度，以便赢得众人的好感。这么一想，他的满腔怒火也就慢慢消退了，此后，他不仅丝毫没有为难杨万里，而且直到杨万里终世之年，还在继续为他加官晋爵，一直加到他去世前几月为止。结果果然弄得杨万里终生未能公开对他展开口诛笔伐。

由于杨万里不肯赏脸，而南园又不能无记，韩侂胄这才考虑让陆游来给他作这篇《南园记》。陆游虽然在当时文名和德望都不如杨万里高，在治理州县和立朝办事方面，也没有表现出杨万里那样干练的实际理政能力和政绩，但毕竟也是和杨万里同一档次的全国一流文豪。而且韩侂胄近日还读到过陆游的一首题为《凄凄行》的新诗，说是：“凄凄重凄凄，恻恻复恻恻。我愧师旷傍，人谁子思侧？兴邦在人才，岩穴当物色。如何清庙器，老死山南北。小儒虽微陋，一饭亦忧国。岂无一得愚，欲献惧非职。”由此而知道此人极想入朝当官，恐怕无须许愿擢拔，只要暗示一下可以重新召他入朝当差，他就会欣喜若狂了。于是，他便就此向陆游发出了传谕。

可是，陆游得到这个消息，不仅没有如韩侂胄想象的那样欣喜若狂，而且相反，他还产生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为此，他赋了一首《书志》①，非常真实地展示了他的思想斗争过程：

著书汗马牛，不如守道力。卖文取卿相，讵是儒者职？孔光岂不学，千载污简册。通塞本细事，于我奚失得？袁安卧空庐，亦度风雪夕。如何慕温饱，挠节不自惜？我突无炊烟，或至日中昃。小儿抱遗经，衣短两胫赤。吟诵何朗朗，声如出金石。掩卷语乃翁，圣有陈蔡厄。

后世研究陆游的学者，全都忽略了陆游的这首重要诗作。有的人说陆游品格不高，甘心入朝为外戚小人韩侂胄捧场，有失正人君子体面②。有的则千方百计为陆游辩护，说陆游是因为支持韩侂胄主战抗金收复失地而出山的，完全是热心爱国之举，他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和《阅古泉记》也没有谀辞，是人之常情③。其实，只要读读这首诗，就一切都明白了。这首诗的第一联说，著作写得再多，也不如能力守孔孟之道那样受人敬重。这说明陆游还是具有守道意识的。第二联说，靠出卖文辞（灵魂）去谋取高官厚禄，岂是孔孟之徒所应有的行为？这说明陆游也具有廉耻之心。第三联说一生贤明能干的孔光就因暮年当了王莽新朝的太师，结果污名流传千古，这是列举历史事实以自警，而且由孔光引出王莽之事明显是暗喻韩侂胄外戚窃权的现实。这说明陆游对韩侂胄并无好感，也并非心甘情愿为韩捧场。第四、五、六联说人生穷达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自己的得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影响，东汉的袁安年轻时没吃没喝蜷缩在被筒里冻得瑟瑟发抖，还不一样度过了风雪之夜？怎么能因为贪图温饱而屈节事人不珍惜自己的名誉呢？这明明是在得到韩侂胄给官位换作《南园记》的传谕之后，试图抗拒其诱惑，为守住一名正人君子千金不换的傲骨和节操所进行的艰苦思索。然而，可惜的是陆游确实缺乏坚守节操的毅力，最终没有抵抗住重新入朝为官的强烈诱惑，接着思想状况急转直下。诗的第七、八、九、十联说，忽然又想到家里无米下锅，有时到日头过午才能开火做早饭。小儿子抱着经书读得童音琅琅，清脆悦耳，多么可爱啊！然而身上却穿着遮不住小腿的短衣衫，一掩上书卷就嘟着小嘴叫：“爸爸，我饿……”言外之意，一想到这种情景，他便不得不厚着老脸，强颜出山，去“卖文取卿相”了。在这首表述他思想斗争过程的诗里，半句都没有提到什么“爱国”“抗金”“主战”云云。陆游所给出的为韩作记和入朝为官的唯一动机就是疗贫救饥、求得“温饱”。这正好印证了《鹤林玉露》所记的一段故事，说是陆游收到韩侂胄的书札后，曾搁置多日，准备像杨万里一样坚决拒绝。但他的某小妾抱着一个幼崽来哭哭啼啼地劝说道：“老爷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儿子想一想啊。你不去当官，将来这孩子得不到恩荫入仕，怎么维持生活啊！”结果陆游被这小妾缠得没办法，只好放弃了原则。

陆游为韩侂胄作《南园记》的消息一传出，杨万里就知道他要堕入韩侂胄的“彀中”了。在杨万里看来，这说明陆游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过去对他的忠告当作一回事，这就不能不使他对老朋友的迷误感到深深的可惜和遗憾了。为了表达对陆游的失望，他特赋了一首《纪闻悼旧》曰：

莫说湘南寺，令人绝痛渠。中间缘国论，偶似《绝交书》。衫短枯荷叶，墙高过笋舆。人生须富贵，富贵竟何如？

这首诗的第一句是沉痛悼念赵汝愚的。赵汝愚虽则不够大气，缺乏纵横捭阖抹平各方面关系的才能，但也不愧为一名贤相，他被韩侂胄迫害而死，葬在湖南衡州城东的开福寺（即诗中所谓“湘南寺”）边。诗的第二联是述说自己与陆游的矛盾。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说，谯周反对屡屡出师伐魏，作《仇国论》，讨论是否该对敌国用兵。杨万里以《仇国论》中两种对立的主张比拟自己与陆游的矛盾，并表示自己甚至还偶有嵇康拒绝山涛叫他出仕接替己职而写《绝交书》那样的想法。诗的第三联是对陆游的讽喻。《离骚》中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之句，而杨万里讥笑陆游穿着韩侂胄赐予的枯荷叶做的短衫，自然无甚美感可言，而南园的高墙阻止不住某些人用竹竿抬着轿子的来往，这是责备陆游热衷于和迫害赵汝愚的韩党来往。最后还是规劝陆游说，富贵虽然诱人，但是得到了富贵又能怎么样呢？

杨万里直言不讳的责备无疑会使陆游感到难堪。但陆游显然也明白杨万里的善意，内心里又难免感到几分羞愧。但他箭已离弦，无法收回，又不便向杨万里说明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而不得不附和一下韩侂胄的情况，于是，只好寄了一幅“诗可以妬”的名家字帖给杨万里，表示无言的歉意，同时暗喻佩服杨万里诗才的意思。杨万里也给他回了谢启，说明杨万里仍没有断然与他“割席”。眨眼到了嘉泰元年（1201），陆游显然还想求得杨万里谅解他给韩侂胄作《南园记》的失节之举，为维持彼此间的友谊，又寄了一幅妙帖给杨万里，并附有书信，再次说要推举杨万里为中国的“文坛主盟，为之司命”。陆游也许是出于真心，因为他对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上的勇敢探索和开拓创新精神及其实际成就确实非常佩服，对杨万里无可挑剔的道德操守也很敬重。就在去年三月，他还在《赠谢正之秀才》一诗中写有“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的句子。但是，他为挽救友谊所采取的所谓“推举文坛盟主，为之司命”的说辞，却显然过于肉麻而且毫无可行性。在杨万里看来，简直有点像小孩子甜言蜜语哄大人一样的天真。因而，杨万里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在回函中嘲讽他说：

……大抵文人之奸雄，例作此狡狯事，韩之推柳是已。韩推之，柳辞之者，伐之也。然相推以成其名，相伐以附其名。千载之下，韩至焉，柳次焉，言文者举归焉。柳谓韩之言不足信，若放翁之幤重言甘，仆敢信之乎？有掩耳而走，推舍而避耳。……螺江门外私酒岂敢望？而况惟有羊叔子名与汉江流乎？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陆游也像历来文学界的大奸大雄一样，喜欢做当年韩愈推重柳宗元那样的狡黠之事。当年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的“改革运动”失败而遭贬谪，许多人落井下石攻击柳，但韩愈却独独为柳宗元说好话，推重柳宗元的文章天下无配。柳宗元则坚辞韩愈的抬举，反过来认为韩愈的文章才是天下第一，自己远远不如。所以杨万里认为柳宗元辞受韩愈抬举本身就是夸耀韩愈。但是推举别人的人总是自己首先成名，而夸耀推举者的人则总是附名于推举者之下。所以千百年之后，都是韩愈的名望最高，而柳宗元次之。当年柳宗元听说韩愈推重他时，就曾说韩愈的话不可相信，而现在你陆放翁又是送上妙帖（幤重），又是甜言蜜语（言甘），我不仅不敢相信，恐怕还只有掩着耳朵退避到三十里之外去了。所谓“主盟文坛”之事，并不是哪个人说说就能算数的，更何况我的诗名不过跟西晋时代那位附庸风雅的大将军羊祜一样，仅仅是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指南宋的半壁江山）流传呢！

照杨万里这么说，陆游所谓推举他为“文坛盟主”，实际上不过是他自己想当文坛老大，而让杨万里依附在他的名后而已。这显然不符合陆游的本意，纯粹是因杨万里对陆游的为人有所不满而故意拿他开涮的。也许他自己也意识到玩笑开得有点过火吧，所以他又连忙在信尾说：“葛藤且止。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珍重！”最后他还故意炫耀自己不求富贵甘居林下的潇洒说：“新来做得一个宽布衫，着来也畅。出户迎宾，入城干事，便是杨保长云云。呵呵！”由此信看来，虽然杨万里已对陆游的“失节”颇有不满，但由于此时陆游还没有重新入朝当官，所以杨万里也还没有完全厌弃他。

次年，也就是嘉泰二年（1202）正月，陆游的儿子陆子龙赴吉州任司理参军，陆游修书杨万里告知了此事，并告诉子龙可以去拜访周必大、杨万里等老前辈，但又特意在《送子龙赴吉州掾》的诗中提醒说：“又若杨诚斋，清介世莫比，一闻俗人言，三日归洗耳。汝但问起居，余事勿挂齿。”这就表明陆游对杨万里的认识和评价总体还是中肯的，但在心理上却已经明显见出了隔阂。

由于两年前陆游为韩侂胄写了《南园记》，韩侂胄终于于嘉泰二年五月开始兑现诺言，以皇帝诏命的形式召陆游落致仕①，以退休前的官职进京修史。这比韩侂胄给杨万里开出的条件差了不啻千里，两相对比，简直是对陆游的侮辱。而此时，陆游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腿脚都不灵便了，如果老人家自尊自重的话，确实即使穷死饿死都不应该以这种条件出山去跟着一个自己所看不起的权贵小人瞎混。然而，陆游却还是于当年六月十四日来到朝中，辛辛苦苦地编起了孝宗和光宗的《实录》。

在此之前，他还给杨万里写了一封信。可惜他给杨万里的几封书札都已散失，但是，从杨万里的回信中，仍可以看出大概意思。他在这封信中可能透露了自己准备入朝的信息，问了杨万里是否看过他写的《送子龙赴吉州掾》诗作，接着祝杨万里康宁长寿，并说到人生富贵寿考都是出于偶然，意在开释自己准备以高龄重新入朝获取富贵也纯属偶然，而并非自己刻意图谋的结果，最后询问杨万里诗作是否已有万首之多，表示敬佩之意。

在杨万里看来，陆游重新入朝，不光是对周必大、朱熹等被韩侂胄迫害的所有老朋友的背叛，而且是对他自己人格的背叛。因而，如果说他给韩侂胄写一篇《南园记》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进一步入朝投靠奸佞外戚谋取富贵，就是丧失了基本人格，完全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了。于是，不管他在自己面前始终表现得如何谦恭，杨万里还是决定要狠狠地刮他一顿，如果他要生气，就让他去生好了。于是，他又提起笔来给陆游写了一通回信。首先表示拒绝陆游关于健康长寿的祝福。接着用很长一段文字举了很多例子表明人生长寿富贵，既有偶然性，也不完全是偶然，有许多东西都是人刻意谋取得来的，意在揭穿陆游以“偶然性”来开脱自己刻意谋求富贵的托词。再接着，他便借着谈诗的名义，又拎出陆游来开涮：

来教诹及某恶诗当有万篇。不闻居肆而市脯者乎？族庖者，日嚣嚣然号于肆曰：“吾脯也，胾也，羹也，皆旨且多也。”夫旨则不多，多则不旨。旨而又多，其皆熊蹯猩唇乎哉，其皆鲍鱼鼠朴乎哉？“采菊东篱”，焉用百韵？“枫落吴江”，一句千载。风人之勍者，肯与仆较少量多于可吊之滕哉？近尝于益公许窥一二新作，邢尹不可相见。既见不自知其泣也。独其间有使人怏怏无奈者，如“湖山有一士，无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隐者》是也。斯人也何人也？谓不可见，则有欲拜其床下者；谓不可闻，则有闻其长啸吹笛者。斯人也何人也？非所谓“不夷不惠”者耶？非所谓“出乎其类，游方之外”者耶？非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者耶？公欲知其姓名乎？请索琼茅为公卦之。其繇曰：“鸿渐之筮，实为我氏。”不知其字视元宾之名，不知其名视言偃之字，既得视是占，颇欲自秘，又非闻善相告之义。公其毋谓龟策诚不能知事。

许教以令子送行诗尚未寄似，方且征之。某顷亦有送三子之官者，别纸呈似，决曹掾将非能作史论者耶？新守将至，某当入州府修州民之敬，首就阿戎语也。未见，万万珍重，日听裹轮赐杖之命。

这段回信所说到的，首先是陆游在来信中问及杨万里的诗估计应该有万篇之多吧。陆游的本意显然是想恭维杨万里的创作成果很丰硕。但是，杨万里知道陆游写的诗比自己的还要多得多，因此在他看来，陆游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疑是在借恭维别人的名义来炫耀他自己。因此他毫不客气地以数量多不一定质量高、质量高则无须数量多的道理，把陆游呛了一顿。接着又挖苦说，他在周必大家里看到少少几首新诗，真像是汉武帝的尹夫人见到邢夫人一样，觉得自己不如邢夫人美貌而不由得想要俯首哭泣起来。偏偏那中间还有几首使人感到十分郁闷而又无可奈何的，比如所谓“湖山有一士，无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隐者》这两首就是典型代表。而这恰恰就是陆游不久前写的吟咏自己决心归隐江湖之志的两首诗。可是现在，纸上墨迹未干，您老兄就准备一头钻进朝廷去，你怎么能不叫朋友们感到十分无奈呢！于是杨万里借着陆游诗中有“无地得申床下拜，夜闻吹笛度烟津”，以及“时时风月夕，遥闻清啸声”之句，开始调侃说：这位信誓旦旦志在湖山的隐者高士是谁呢？说是看不见他的踪影吧，又有拜倒在他床下的人；说是听不到他的声音吧，又有听到他长啸吹笛的人。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难道不是那个所谓既不学伯夷又不学柳下惠而总能保持中庸温和、不偏不激的人吗？难道不是那个所谓能够超脱芸芸众生，傲游于红尘之外的人吗？难道不是那个所谓想逃避名望而却总是被名望紧紧地追随着的人吗？您老想要知道他的姓名吗？请让我找一根仙茅来为您卜一卦吧。这卦的爻辞说：“在鸿渐这个卦象中，可以找到他的姓氏。”如果不知道这个人的字，可以看看唐朝人李元宾的名，如果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可以看看孔子的学生言偃的字。经查，在《周易》鸿渐卦中，九三和上九两爻的爻辞都是说明“鸿渐于陆”的吉凶情况的，因而知道这个人姓陆，而元宾的典故出自韩愈的《李元宾墓铭》，文中说“李观，字元宾”。孔子的弟子言偃的字则叫“子游”。这就全明白了，陆游在他的咏志诗中所自诩的江湖高士，而现在却正准备入朝谋求富贵的人，原来是姓陆，名游，字观（务观），而且杨万里还说“公其毋谓龟策诚不能知事”，意思是：其实你不说，我也早就算定你要重新入朝去凑热闹了。

杨万里拐了那么多的弯子来强调陆、游、务观这个姓、名和字，就是故意要大大地羞辱陆游一番。而且连陆游教子无方，致使其子能力水平低下他也要附带讽刺一下说，您那当司理参军的令公子恐怕也是能够作史论的吧？最后，他竟然预祝正在准备重新入朝的陆游，现在就每天准备着听候皇帝再次叫他致仕（裹轮赐杖）的诏命。可见杨万里是算定了陆游入朝必定是自寻其辱，干不长久。

这就是终其一生偏激性情毫无改变的杨万里。其实，过去的朱熹和现在的周必大两个直接受到韩侂胄迫害的老朋友，都有比他更切身的理由反对陆游入朝投靠韩侂胄，但是，他们两个都把对陆游的不满埋在心里，而没有正面提出过一句批评。周必大虽曾讥讽过陆游“子孙众多如王谢，寿考康宁如乔松。‘诗人能穷’之谤，一洗万古而空之”，但也仅是旁敲侧击，如此而已，倒是他杨万里这个原本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的人，反而如此激烈地向老朋发提出了严正的谴责。陆游如果是一个真正世事洞明的智者的话，那么，他就应该看到，受到他的伤害最直接而却没有谴责他的朱熹和周必大，其实心里肯定比杨万里还更强烈十倍地怨责着他。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把喜怒哀乐一切都写在脸上的杨万里，实际上却是最热切地关爱着他的人。

然而在文学创作上绝顶聪明的陆游在知人知世上却明显差了一筹。他不仅没有被杨万里痛下针砭的责备所警醒，进行一番痛苦的反思，相反，他还是扭扭捏捏地投入了韩侂胄的怀抱，接着又为韩侂胄作了一篇《阅古泉记》，还特别赋诗为韩侂胄贺生日，词句极尽吹捧讨好之能事，读之令人肉麻①。从此，他好像还跟杨万里结下了梁子，估计他可能会感到杨万里对他过于刻薄了吧？因而此后他似乎再也没有给杨万里写过信。连杨万里死后，他似乎也没有片言只字的悼念。

可是，陆游入朝后，却发现满朝臣僚无论是过去的老熟人还是后进的新生代，也无论是韩侂胄派，还是道学派，除却一个辛弃疾而外，竟然全都对他视若无睹，甚至嗤之以鼻。这不禁使他大感意外，比读杨万里的讥讽信还要难堪一百倍。虽然得了官职，而日子却过得如坐针毡，因而硬着头皮忍受了十个月，一修完孝宗和光宗《实录》，他就自动提出辞职——这是他一生中第一回主动辞职。而韩侂胄见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大的实际能耐，也就顺水推舟把他打发回老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去了。整天喊着打打杀杀想要指挥千军万马杀敌立功，而却从未提出过一条哪怕是谬误的战略举措的放翁先生，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恰中了杨万里算定他干不长久的预言。他所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当了几个月杨万里早在十三年前就已经当过的秘书监，并最后被擢拔为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赐爵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致仕，亦即所谓“一时之富贵”罢了。

陆游的晚年失节使作为亲密朋友的杨万里和周必大一致感到痛心。杨万里和周必大在彼此互访时，多次聊起此事。为此，杨万里还写了一篇《月晕赋》，以讽其事。其文曰：

杨子与客，暮立于南溪之上，玩崩云于秧畴，听古乐于蛙水，快哉所欣，意若未已。偶俗士之足音，予与客而亟避。退而坐于露草之径，衣上已见月矣。寒空莹其若澄，佳月澈其如冰。一埃不腾，一氛不生。杨子喜而告客曰：“吾闻东坡先生之夫人曰‘春月之可人，非如秋月之凄人也’。吾亦曰：‘今之时则夏矣，月尚春也。’”

言未既，微风飒然，轻阴拂然。惊五色之晃荡，恍白虹之贯天。使人目乱而欲倒，如观江波之漩而身亦与之回旋。杨子惧而呼客曰：“月华方明，奚骤眩焉？绀旻方洁奚忽变焉？”客曰：“适有薄云，莫知所来，非北非南，不东不西，起于极无之中，忽乎明月之依，轮囷光怪，相薄相荡，而为此也。殆紫皇为之地，而风伯为之媒欤？”杨子释然曰：“所谓月晕如虹者，不在斯乎？不在斯乎？”方详观而无厌，乃霍然而无见。盖月以有云而隐，复以无云而显也。云以一风而聚，还以一风而散也。

杨子若有感焉。乃告客曰：“天下之物，孰非月之晕耶？晕之生也，其可洗耶？晕之消也，其可止耶？而天下之士，以晋楚之富为无竭，以赵孟之贵为有柢。其去则持之而不忍，其来则居之而不耻。其痴黠何如也！”

客未对。童子请曰：“人语既寂。子盍归息？”杨子与客一笑而作，曰：“今夕何夕？见此奇特！”

这篇散文记叙的其实就是杨万里与周必大谈论陆游问题的情形。在杨万里、周必大看来，人生富贵就像日月光华之下，风云激荡而成的虹和晕。一阵风云可以成之，一阵风云又可以消逝，随时都在消长变化之中，而不可能永驻。所以人应该想得开，富贵去时，要舍得放弃，富贵来时要取之有道。可是世上总有那么些痴心贪婪之人，以为像晋楚两国那样广袤的财富可以永世不竭，像孟尝君那样高贵的地位在他家里扎了根。眼看富贵必然要失去时还舍不得放手，而一见到有利可图则有奶就是娘，而不管它是否合乎仁义道德，乃至于失去耻辱之心。这显然还是在感慨于陆游之失节。

虽然杨万里对于陆游的失节反应激烈，但他毕竟也还是一位良善君子。除了直接有关的同辈老友周必大之外，他从未对任何人公开表露过对陆游的不满。哪怕是对一直对他敬若慈父的晚辈诗人张镃，他也只是非常隐秘地宣泄了一点情绪而已。张镃多年来一直以陆游和杨万里共同的学生自称。过去陆游表现正常时，杨万里从来没有拒绝过张镃称自己为师。但是，自从陆游投靠韩侂胄之后，当张镃继续那样热心地跟他诗书来往，不断给他寄钱寄药寄奇珍海鲜纸笔墨砚等等，并总是称他为师而自称为弟子时，杨万里却写了一通长信讽喻他说：

……古人投分之义，每有想思，千里命驾。而功父（张镃字功父）身居帝城，非野人之迹所宜至。……而野人姓名又不宜入修门，不知功父察否也？敢谓不远千里走一介行李，移书寄诗，后山清厉刻深之句，宝晋沉着痛快之字，荡耳目而醒肝胆，此惠已不訾矣，又加笔墨、吴笺、北果、海错、厚币焉，礼加渥，意加劬，野人何以拜此？

独怪乎功父之趋舍有不可晓者。功父近九重之居，若此其甚也；瞻光范之门，若此其不遐也；操数寸之颖，奏三千之牍，颂圣明而陈治安，朝侣邹枚，暮参夔龙，直易易耳。顾乃寻苇苕之巢于霜松雪竹之内，访麋鹿之迹于兔径牛涔之外，所向一何左也？此其不可晓者一也。问其奚事？则讲云议月。问其奚求？则唱风和雪。既征子云之牛坻，又索子厚之土炭，舍炉而冰附之，吐饴而蘖之茹，所欲又何诡也？此其不可晓者二也。

然尚有可诿者。古之诗人文士，所挟异于人，则所趋固异于人也。至于其所施于某者，则有可大骇者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柳子答人士书，累累百千言，其虑患微也。昔之人固有毅然不顾，而居然当仁者矣。然的之立，矢之集；矢之来，的之灾。今功父号我以“师”，而自号以“弟子”，诘其实，则朝同朝也，游同游也，志同志也。“友”者也，实也；“师”“弟子”云者，浮也。浮而非实，无乃欺乎，无乃谀乎？……在某则有所大不安者。敬我不若安我，安我不若免我之为的。他日赐书，惟无曰“师”“弟子”云者，则老友之盛福也。

……近睹邸吏报，窃承功父已有进擢之命，即日遂为贵人，所谓家贫望邻富也。然“从此萧郎是路人”矣，一笑。

杨万里这封信主要是暗示张镃不要投靠韩侂胄谋求升迁，而其中关于辞谢为师的一节，实实在在是因为他不愿与陆游并为人师而起，但却表达得十分隐蔽，而未有只字提及他对陆游的不满。不仅如此，他在稍后给张镃和姜夔的诗中，还大力推崇了陆游的创作成就。

令人欣慰的是，陆游也没有公开表露过他对杨万里的不满。嘉泰三年（1203）三月，他在朝中一边被杨万里的挖苦信呛得半死，一边还在《谢王子林判院赐诗编》一诗中推崇杨万里说：“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人言诚斋诗，浩然与俱东，字字若长城，梯冲何由攻？我望已畏之，谨避不欲逢。一日来叩门，锦囊出几空。我欲与驰逐，未交力已穷。太息谓王子，诸人无此功。”其中也许带有一些微妙情绪，但不明内情者自然是看不出来的。

嘉泰四年（1204）十月一日，杨万里相伴终生的至交周必大去世了，一篇《祭周益公丞相文》，沉痛地宣告了同辈中最后一位心心相印的文友的凋谢。呜呼哀哉，世情愈薄矣！

弃官之后，除了常年不断地与全国各地朋友书信往来之外，杨万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易外传》的撰述上，同时吟诗作赋，随时抒发自己的所见所感。

杨万里从事《易外传》的撰述，始于贬谪筠州的淳熙十五年（1188）。这部著作的正文首先分条罗列《周易》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原文，而后于每条爻辞之下，引三代至隋唐史实为证，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阐释和发挥，说明某一爻的爻辞对某一类社会政治活动的指导意义。写出部分初稿后，杨万里曾把前八卦的初稿拿给尤袤征求意见。尤袤表示赞赏，但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杨万里全部接受，一一照改。尤袤的鼓励和指点坚定了杨万里的信心。后来，杨万里又寄了一卦的初稿征求朱熹的意见，因朱熹是公认的经学大师，故杨万里希望得到他的点拨。但是朱熹在回信中谈到此事时，仅提到了一句“蒙示《易传》之秘”，而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使杨万里感到莫名其妙，估计朱熹可能是完全不赞成自己的理论而又不便直说吧，因此杨万里停顿了一段时间不敢继续写下去。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杨万里还是觉得朱熹虽是权威，但他也不能包揽天下学问于一家，因而不能完全根据朱熹的态度来决定研究内容之取舍。无论如何，还是要按自己的思路，把这项研究做完。结果到庆元五年（1199），杨万里终于写完了初稿。庆元六年年初，他又把部分初稿寄给老朋友袁枢征求意见。袁枢是著名的史学家，杨万里早年曾为他的《通鉴纪事本末》作过序，对其创造性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杨万里的《易外传》继承了程颐以人事证易的研究方法，故他认为听听袁枢的意见很有必要。袁枢虽主要是研究历史，但对《易》的研究也很有兴趣，恰巧他也写了五篇关于《易》的理论文章寄给杨万里指点。于是，他们互相交换研究成果，彼此征求对方意见。

收到袁枢提出的修改意见后，杨万里又反复推敲修改了五年之久，才于嘉泰四年（1204）四月最终定稿。前后历时共达十七年之久。可见杨万里对这件事的极端认真态度。《易外传》共二十卷，十八点四万多字，在当时，上了五万字的单篇著作就可以称得上巨著。十万字以上的单篇著作已属少见。由此又可见杨万里为此所付出的劳动之艰辛。

对《易》的研究，自汉代开始，就分出了所谓“象数”和“义理”两大主要学派。“象数”派重在阐释《易》的抽象意义，“义理”派则注重阐释《易》与具体事物的联系。“象数”派重讲理论，“义理”派则注重实际应用。从杨万里的撰述内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易外传》属于“义理”派的著作。杨万里自诩要远离朝政，喜好闲云野鹤的自由生活，可是实际上，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却始终耿耿于怀，难以彻底放下。他之所以要花如此大的工夫去撰写这部皇皇巨著，目的仍在于试图引导朝廷和士大夫遵守《易》中所寓的天道（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并用唐以前历朝历代帝王遵守天道而获得成功，以及不按天道行事而导致失败的累累事实，提示当代的人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挽救南宋王朝一代不如一代持续滑坡并快速走向灭亡的命运。他的实际行动，与后世某些人（例如《陆游传》作者朱东润等）评论其一心吟咏风花雪月而不像陆游一样始终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说辞恰成鲜明的对照。

但是，这部著作定稿后，杨万里却直至去世也没有把它进献给朝廷，反而先让它流进了民间书市。当时坊间把他的《易外传》与程颐的《易传》合成一本，名之为《程杨易传》，刻印成册，在书肆销售。其学说流行后，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驳难。这些学者认为《易》的主旨博大精深，涵盖天地宇宙之间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杨万里专注于政治，把《易》尽解作人事方面的规律，恐与《易》的原旨不合。这种观点与朱熹生前的易学观点基本一致，这恐怕正是当年杨万里请朱熹提意见时，朱熹故意避而不谈的原因了。但清朝乾隆年间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却评论说：“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周公明著其人，则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而病万里也。”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只有一定的道理。就《易》的本旨来说，它确实是包罗万象，涵盖宇宙的哲学真理，而并非一部普通的社会政治学著作。但是，既然《易》是涵盖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真理，那么它自然也可以发挥指导社会政治行为的功能。而杨万里则正是选择了从揭示社会政治运行规律这一个侧面来阐释《易》的实际应用价值，他在从一个侧面阐述《易》的现实指导意义的时候，并没有否定《易》的普遍真理性质，他只是没有谈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罢了。这一点，他在全书完稿时所作的《〈易外传〉后序》的其中一段中说得很明白：

昔者伏羲作《易》矣，时则有其画无其辞。文王重《易》矣，时则有卦辞无余辞。至吾夫子特起乎两圣之后，而超乎两圣之先，发天之藏，拓圣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于三绝之简，于是作“彖”辞，作“象”辞，又作“小象”之辞，又作“文言”之辞，又作“二系”之辞，又作“说卦”之辞，又作“序卦”之辞，又作“杂卦”之辞，大之为天地，纤之为毫末，显之为人物，幽之为鬼神，明之为仁义礼乐，微之为性命，炳然蔚然，聚此书矣。其辞精以幽，其旨渊以长，其道溥以崇。是书也，其蕴道之玉府，陶圣之大钧也欤？

这就是杨万里对《易》的哲学内涵的理解，表明杨万里并不是认为《易》仅有指导社会政治行为一个方面的意义。因此，如果能够理解杨万里的本意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因为他未从哲学意义上全面阐述《易》的含义而责难他了。

杨万里之所以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把这部著作进献给朝廷，则无疑与他对当时朝政的不满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宁宗皇帝本身是个政治上的傻瓜蛋，又加上外戚专权，打击排斥异己，已经弄得朝廷离心离德，阿谀奉迎、投机钻营之风泛滥成灾。杨万里曾写了两首《演雅六言》诗，嘲讽韩侂胄及其党徒说：

觳觫受田百亩，蛮触有宅一区。蚍蜉戒之在斗，蝇蚋寔繁有徒。

蜾蠃周公作诰，鷾鴯由也升堂。白鸥比德于玉，黄鹂巧言如簧。

第一首诗说的是韩侂胄破坏朝廷政治制度和秩序，滥用权力，赏罚随心，有的人因在他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而得到赏赐，有的人却因为偶然一次顶撞也能得到奖赏，运气如何全看碰上他的心情好坏。蝼蚁之辈争权夺利戒之不休，而奸佞丑恶之徒却像苍蝇蚊子一样正在大量繁殖。第二首说原本跟蜾蠃一样卑微的人现在却正在像当年的周公辅佐成王一样辅佐着当今的皇上，原本像鷾鴯鸟一样懦弱无能的角色现在竟像子路般勇敢自信地登上了都堂（宰相办公室）。孔子说君子比德与玉，可现在一只白鸥就自诩能比德与玉，而官场上奸佞充斥，一个个都像黄鹂一样巧舌如簧，钻营谋私。整个朝廷已经成了一个如此不堪入目的场所，把自己的心血凝聚而成的研究成果奉献进去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他便宁愿让坊间传抄而去，传之于世，喻之于民，也决不去跟那些得势便猖狂的权势之辈打交道。直到杨万里身后的宋理宗赵昀嘉熙元年（1237），朝廷为防伪托，特供给纸张，令杨万里后代直接据原稿缮写了一部珍藏本，并更名为《诚斋易传》，收藏于秘阁，这部著作才得以进入宫廷。

自从弃官之后，杨万里的身心自由度大大增加了。因此，尽管研究、写作仍相当辛苦，朋友书信往来也还很频繁，致使每天伏案的时间并不比当官时少，但他的心情却一直比当官时愉快得多。这从他的诗词中便可看得出来。他的七绝《晓起探梅》曰：

打并人间名利心，万山佳处一溪深。仙家忍饿禅家苦，老子梅边政醉吟。

这是他在归隐之初的心情自白。他觉得自己能够自由自在地醉吟花丛，比那些修炼仙术的道士和游方打禅的和尚还更舒适惬意。还有长短句《昭君怨•赋松上鸥》写道：

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俄顷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

杨万里很少作词，但归休之后，却连作了好几首。后来被收入《全宋词》的七首词作，几乎都是吟咏退休生活的，全都写得生动、风趣而又传神，充满着特有的诚斋体韵味。又如《忆秦娥•初春》写道：

新春早，春前十日春归了。春归了，落梅如雪，野桃红小。老夫不管春催老，只图烂醉花前倒。花前倒，儿扶归去，醒来窗晓。

还有《昭君怨•咏荷上雨》，为家居梦中牵出的西湖记忆：

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急雨打篷声，梦初惊。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泻清波。

这些自然、清新、质朴而又灵动的词作，和他一生传世的四千二百多首诗中那些特别杰出的篇什一样，几乎不用看署名，就感觉得出是出自杨万里的慧眼、慧心和充满灵气的生花妙笔。杨万里的诗歌艺术已经到了随心所欲，随手拈来而自然天成的高妙之境。

嘉泰二年（1202）杨万里七十六岁生日之际。他把弃官归里十年以来所作的近五百首诗篇收集起来，规划为一部《退休集》。虽然生命并未终结，但他已知这是自己此生的最后一部诗集，今后再写的新诗，只要一一添加到这个集子里去就是了。

恰在这时，杭州一个署名义铦的和尚寄来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寄杨诚斋》。其诗曰：

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鲅鲅。气正心空眼自高，吹毛不动全生杀。生机熟语却不排，近代独有杨诚斋。才名万古付公论，风月四时输好怀。知公别具顶门窍，参得彻兮吟得到。赵州禅在口皮边，渊明诗写胸中妙。用则致君尧舜前，舍时便灌庐陵园。六十四卦只两画，三百五篇惟一言。我与诚斋略相识，亦不知他好官职。但知拚得忍饥七十年，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不把文章做出诗。玉川后身却不怪，乐天再世尤能奇。隔千里兮共明月，何似寒灰相对拨。公亦何须要我知，我只欠公头上发。

这首诗首先赞美了杨万里的诗歌艺术具有把“死蛇弄活”、把自然万象一网打尽的独特功力，有参透禅机般的敏锐和机灵，有陶渊明诗一般的洒脱和清新。接着说杨万里既具有致君尧舜的才学和德能，又具有随时准备回家灌园的高蹈独善之志。他的文章诗词简洁明快，主旨高雅，他清廉自守，甘于贫寒，脊梁铁挺，节操坚劲，决不奴颜婢膝向权贵者卖文求富贵，可说是唐朝刚毅狷介的穷诗人卢仝和应天顺时的富贵诗人白居易的双重化身。最后表明自己高度赞美杨万里没有任何个人企图，纯粹是出于对杨万里学问才华、能力水平、诗格人格的心仪和崇敬。这和尚在诗中说他与杨万里曾经相识，但杨万里却一时记不起他。经多日萦回往事，才终于记起曾与姜夔一道在西湖边见过一名年轻诗僧。此人俗名葛天民，字无怀，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陆游的老乡，后徙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为僧，法名义铦，又字朴翁。他是姜夔的朋友，与姜夔、赵师秀等多有唱和，与陆游也有交往。能得到一个毫无功利之心的和尚出自内心的全面赞誉，杨万里感到格外高兴：这就是民众的口碑啊！对杨万里来说，它比皇帝给封一个宰相和王爵还要令人振奋。

虽说摆脱了官累，日子过得相对平静和自由。但是不仅内心里忧国忧民的殷殷情怀实在难以真正放下，而且客观环境中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主要是朝中的头号权贵韩侂胄特别需要利用他的声望来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因为杨万里具有一条其他元老级人物都有所不及的重大优势，那就是他能够跨越派别，受到几乎所有正人君子的崇敬，当时遭到韩侂胄重点打击的五十九名“伪党首要分子”和因种种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与韩侂胄合作态度的京镗、余端礼、郑侨、谢深甫、何澹、叶翥、陈自强、袁说友、张岩、张孝伯、钱象祖等等宰辅级大员，以及各路帅臣几乎全是杨万里的朋友甚至密友，而且除了某些时候性情有点偏激之外，杨万里在人们的印象中几乎是一个完人，而丝毫没有一点有损名誉的政治污点和生活绯闻。这就使得韩侂胄无论如何不能不重视他。尽管杨万里一直采取拒绝合作的态度，韩侂胄还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优抚他。尤其是在嘉泰年间开始筹备对金用兵之后，韩侂胄更是连年给他加官晋爵，并屡屡以皇帝的名义征召他进京。

杨万里虽然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中原的恢复和国家的振兴，但他又是一个十分清醒和务实的政治家，而不像某些文人那样对现实政治懵懵懂懂，脑子里充满一串串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杨万里的心里非常明白，经过几代皇帝总共长达七十多年的持续削弱，朝廷已几乎彻底摧毁了恢复国土的人才、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他早在给孝宗上《论天变地震书》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当时国家就失去了在军事上主动进取的条件，希望孝宗采取不战不和的备战态势，领导全国臣民像当年的越王勾践一样，卧薪尝胆，积粟练兵，培养人才，积累十年之功，再抓住有利时机一战必胜。可是孝宗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战略思路，反而把战备基础削弱得更加不堪，以致落得如今皇帝半傻，权臣无谋，满朝文武离心离德，将庸兵怠不堪一击，守犹不济，更何况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连初期表现非常积极的辛弃疾和陆游，也都在直接接触韩侂胄不久之后，就看出了韩侂胄所谓“尊重老成”“团结各方”的花招的虚伪性，以致分别无可奈何地退回了老家。在这种情况下去挑起战争，岂不等于自杀？韩侂胄要自寻死路诚不足惜，但君国和人民却将跟着受罪，杨万里岂能盲目赞成这种祸国殃民的必败之战？

现在还有一些人在报刊或网络上撰文说韩侂胄是一位为国忘身的伟大爱国主义英雄，而那些反对韩侂胄用兵的“主和派”人士都是丧权辱国的奸臣。按照这个观点，杨万里自然该归入“主和派奸臣”之列了。但是，这些写手显然不知道：第一是事实上，在开战之前就明确反对韩侂胄专权和盲目用兵的人，几乎全都是过去的主战派爱国正义之士，而基本上没有一个“主和派”，只不过这些过去都曾经激烈地主过战的爱国正义之士，大都和杨万里一样，充分认识到了无论是皇帝赵扩还是权臣韩侂胄，都没有能力领导一场恢复故土的战争，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问题了。因此这些真正的爱国正义之士此刻偏偏都成了韩侂胄用兵的反对者。而相反，许多真正的主和派投机分子，为了取得韩侂胄的欢心以谋取私利，这时反倒成了非常积极的“主战派”。第二是韩侂胄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全在于为个人立威，拿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垫背。第三是韩侂胄不仅毫无为国为民谋取福祉的动机，而且实际上以他的茫然无知和狂妄自大而造成了祸国殃民的严重恶果，连他的亲信——出身主战世家的大将吴曦也恰成了叛国投敌的先锋。而当时明确表示不赞成轻易用兵的邱崈、娄机等大臣，则恰恰是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生命财产严肃负责的真正的爱国者。因此，这时候，还用所谓“主战”“主和”的概念来区分爱国还是不爱国，已经变得非常荒谬。至于战败之后，史弥远等一批真正的主和派投机分子割下韩侂胄的脑袋去与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和议条约，那已不是什么“主战”“主和”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收场”的问题了，而且那时杨万里已经去世，任何世事都与他没有关系了。

关于杨万里对于韩侂胄专权以及用兵北伐的态度问题，他的三个儿子曾在他身后联名向朝廷奏报说，杨万里一直对韩侂胄窃权愤怒不平，开禧元年（1205）初秋还曾上奏，极陈韩侂胄之奸，因为言路壅塞而未达天听。在得知韩侂胄用兵的消息后，曾经“失声恸哭”，“流涕长太息久之”，当夜通宵无眠，次日不吃早餐，独自坐在书房里，取纸一幅，手书八十四字说：“吾年八秩，吾官三品，吾爵通侯，子孙满前，吾复何憾？老而不死，恶况难堪。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狼子野心，危谋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不免逃逸。今日遂行，书此为别。汝等好将息。万古万古！”题写完毕，把笔狠狠地掷在地上，脑袋往几案上一伏就逝去了，此刻正是开禧二年（1206）五月八日午时整。

对于杨万里儿子这份奏状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当代学者于北山先生曾在他所编著的《杨万里年谱》中提出过一些质疑①。主要是说杨万里在开禧元年劾奏韩侂胄，以及作八十四字手书后悲愤而死不大可信。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读者可以参阅。但笔者觉得从总体上说，杨万里反对韩侂胄的态度则确实是非常鲜明的。他拒绝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先后五六次坚决谢绝皇帝催他入朝任职的诏命，决不跟韩侂胄发生任何交往就是明证。此外，庆元六年（1200）八月左丞相京镗去世和嘉泰元年（1201）前左相余端礼去世，杨万里都先后在为他们所作的墓志铭中，罗列了他们尽己之所能抑制某权贵滥用职权以及擢拔亲党等事实，虽未点名，而一眼即可看出是在谴责韩侂胄。并且由此也可看出，就是在韩侂胄最得势的时期，历任宰相也多少对他进行了一定的制约。

当然，已经退出官场十几年的杨万里并没有直接卷入这场以韩侂胄的意志为主调的战与不战的争论。但他在和家人以及与生前的周必大等密友交谈时，则可以肯定会谈到他对韩侂胄用兵的忧虑。不过是否忧愤到“失声恸哭”，乃至作遗书谴责韩侂胄，并在一天一夜之间绝食猝死的程度，则信之疑之自可商榷。

从杨万里的文章诗词中，可以大致得知，他应该是在嘉泰二年（1202）秋天，时值七十六岁之际开始得了淋疾。而当年所谓“淋疾”，据杨万里自己所描述的症状看来，应该属于现代医学所指的肾结石或前列腺炎。嘉泰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和十一月，韩侂胄曾连着两次以皇帝诏命形式急催杨万里赶赴行在，但杨万里此时已不光是不屑于与韩侂胄为伍，而且确实有病在身。他在辞免诏命的奏状中说：“伏自去秋，偶婴淋疾，当平居则似乎无事，遇发作则痛不可堪。惨痛甚于割烹，呻吟达于邻曲。”可见这两年间，杨万里已经有了明确的淋疾症状，不过情况可能不一定有他所说的那么严重。他不肯奉诏，主要还是不愿与已经堕落的朝廷同流合污。这从他在当年秋天所写的《秋雨赋》中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其文曰：

杨子心疲于诗而病臞，目疲于书而病眚。故其畏热如喘牛之见月，其喜冷如渴井而得绠。

癸亥八月，秋暑特甚。盖岁行之十期，未有今岁秋阳之强梗。杨子不堪其热，仰而叹曰：“江南何物以饷馈？惟春寒秋暑之二味。古谚有谓也，安得万里之长风，吹层云满太空，以荡此秋阳之余红者耶？”畴昔之夜，袒肩露足，呼竹君以为床，命桃笙而同宿。见一荧之青灯，犹憎其助秋暑而为酷。

夜半惊起，飞雨骤至，划悲风之怒号，借一鼓之声势。淅淅乎，牖户之欲洒急雪也；汹汹乎，松竹之摧落枝叶也；磔磔乎，茅屋之震响将压也。犬鸡夜鸣，儿女咿嘤。缩颈入腹，皆作寒声。

杨子亦震悼，瑟缩而不宁。视綌其若雠，叹衣褐之未营。既不能寐，坐而太息曰：“冻者愿烈日之不夕，暍者思秋气之一涤。不得则思，既得则悲。悲与思其循环，老忽至而不知。俯仰千载，孰能逃造物之此机？

盖有能逃之者矣：春不能燠，秋不能肃，天地不能老，今古不能局。闻之前修，太上立德，次功，次言，所立惟择三者，必不得已而去。惟功则系乎通塞。至于德也者，照宇宙之珠玉也；言也者，载仁义之舟毂也。禀焉于穹，富以其躬，莫歉其丰，莫塞其通。不曰“国功”，而曰“圣功”。杨子则穷且老矣，抑知其有未尝老、未尝穷者耶？彼造物者自寒自暑，自风自雨，亦何关于汝？

这是杨万里一生中写得最精彩的散文之一。它以自然界的寒暑交替讽喻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以自己数十年仕途跌宕的切身体会，得出了绝大多数人所难以逃脱的对于荣华富贵“不得则思，既得则悲”的人生规律，最后引出自己通过立德、立言两项无人能够阻碍的人生追求，终于获得了可以千秋不朽的人生硕果或曰“圣功”，以至于现在完全可以由它热也好，冷也好，根本不必去关顾它了。其中流露出的是他为此而感到的满心欣慰之情。

嘉泰四年（1204）四月，七十八岁的杨万里淋疾再度发作，而且久治不愈，他只得写了青词向天祷告说：“伏念臣年几八十，病已再秋。……虽备古来刀锯鼎镬之刑，未足喻此疾痛惨怛之状。三医并手，百药罔功，余生蔑如，濒死数矣。”由此又可见其病情正在加重，乃至于痛不欲生。然而他却仍然在坚持写作，就在这时，他写出了《易外传后序》，最终完成了《易外传》的定稿。九月，医生嘱咐他要节制文字劳神，为记住医嘱，以便遵行，他特作了《淋病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两首曰：

半似枯禅半似痴，也无何虑与何思。偶看清晓双双蝶，飞遍黄花一一枝。

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来梦里又相寻。

这两首诗名为戒劳的自警，可是，却偏偏非常生动地表明了他实在难以戒除文字劳心习惯的情状——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半似枯禅半似痴”了，却还有兴致“偶看清晓双双蝶，飞遍黄花一一枝”。明明知道自己成就已著，并不“欠渠陶谢债”了，可是却连夜里做梦都还忘不了吟诗著文。其一生的勤奋，即此可见了。

开禧元年（1205），七十九岁的杨万里淋疾缠绵，他已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形衰神疲，有《病起览镜》两首曰：

病起长新骨，居然非旧容。眼添佩环带，腰减采花蜂。对面不相识，何人忽此逢。吾身无定在，更要问穷通。

览镜忽自问，何方一病翁。生涯管城外，本贯醉乡中。笔砚今都废，尊罍久屡空。又将数茎雪，憔悴见西风。

诗中说，他对着镜子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可是他还在不停地吟诗作文，与官民各界的朋友书信来往、唱和不绝，还勉为其难地应人之请为人作序跋记铭之类文字。而且就是记录病况的诗篇，他也总是吟咏得如此生动传神而又幽默谐趣。中国诗人中如此幽默诙谐地描绘过自己的病容的，除杨万里之外，似乎没有看到第二个。春夏之交，他还有《春尽夜坐》三首曰：

春光草草病中休，病眼逢春道是秋。只有青灯怜此老，伴人无睡照人愁。

疾痛呼天天岂知，知而不管亦何为。偶拈白傅长庆集，又得欢欣片子时。

病夫说病诉旁人，他自开眉我自颦。后有病夫看病句，不须告欣亦沾巾。

他在病痛呼天、青灯相伴彻夜无眠的情况下，还要翻开白居易的《长庆集》来读读，并能从中获得片刻的欢欣。一个文化人至死不渝的诗书情怀，真叫人看了不禁热泪沾襟。

开禧二年（1206）正月十五日，杨万里已经进入八十岁的门槛，皇帝才终于下旨暂停了促杨万里赴京的诏命，同时晋升他为正三品宝谟阁学士，而且还赐衣带鞍马。这些足以令世人惊喜若狂的荣宠，对于杨万里来说却有如看猴子把戏，他知道韩侂胄还在利用他的声誉作为黏结剂来感召尽可能多的士大夫跟着他走。使杨万里感到惊喜的倒是去年腊月，有一位名叫周叔亮的医者，主动前来送医送药，并声称有把握治好他的淋疾。结果杨万里服了他的药后，到春节期间果然病痛顿消。于是杨万里欣喜万分地赋了《丙寅人日送药者周叔亮归吉水县》的长诗一首曰：

拔草不拔根，塞水不塞源。忽然草生更水长，败却禾稼仍滔天。老夫昔岁得淋疾，初谓一日今两年。服药六千六百盏，望舒二十二回圆。偶逢周郎顾，一咏擒二竖。发药何用多，刀圭起沉痼。向来肝肠痛如割，今来疾痛全然脱。捉著根源尽扫除，周郎神医天下无。

杨万里在诗中说他得淋疾两年，实际从他自己的诗文最初记载来看是四年。可能是因为前两年只是断断续续地偶有发作，所以他没有计算在内。而后两年是连续不断的痛苦折磨，他也连续不断地吃了二十二个月的药，直到周叔亮主动前来，方才药到病除。

然而，淋疾剧痛的症状虽已解除，而实际上病体却已难以康复，但杨万里稍感轻松，便又读写不辍起来。二月，有感于朝廷传来韩侂胄安排大量亲信担任前线将帅，即将挥师北伐的消息，他特赋了《病中感春》和《落花》各一首曰：

老去春来已薄情，体中病后更伶俜。海棠红酽飞成雪，杨柳金浓染作青。到得当年饶景物，不如旧日借园亭。一杯欲把还休去，遮莫莺花笑独醒。

红紫成泥泥作尘，颠风不管惜花人。落花辞树虽无语，别倩黄鹂告诉春。

《病中感春》借病后感觉春情已薄，光景今不如昔暗喻朝政日非，世风日下的现实，并为自己退出了政治漩涡，能够独独保持清醒而感到欣慰。《落花》则借颠风摧花的形象，暗喻韩侂胄轻率用兵，祸国殃民的卑劣行径，并预言虽然遭受残害的“落花”一时发不出抗议之声，但是韩侂胄最终必将遭到人民正义的审判。杨万里的预言仅仅过了一年就变成了事实。由此可见，杨万里确实直到此刻还保持着非常清醒的政治头脑。

眨眼春去夏来，虽然感觉更形衰弱，杨万里还是稍有微力，就强撑着病体策杖到自家的东园里散散步，并赋有《初夏病起，晓步东园》两首：

低枝碧李压人头，过雨黄梅满道周。红日漏云初试暑，绿荫酣露已偷秋。

病起乌藤强自扶，三三径里晓晴初。莺声只在花梢近，行去行来不见渠。

这两首小诗还是那样的情趣盎然，甚至还带着天真的童趣，要不是有“病起乌藤强自扶”一句自白，几乎叫人看不出是从一个已经接近生命终点的耄耋衰翁心里溢出的诗情画意。

四月中旬，杨万里检点了一下《退休集》，已经有诗六百二十多首了。这是弃官十五年来部分心血的结晶啊！就不知道还能写多少了？

四月底，杨万里感觉声气愈益虚弱，他心里明白，此生时日已经不多了，于是强起伏案，扶起笔来，向皇帝写起了《遗表》：

臣某言：日华难絷，方翳入于崦嵫；霞痼弗瘳，忽溘先于沟壑。须臾忍死，冥漠长辞。臣某诚哀诚恋，顿首顿首。

伏念臣资也朴忠，学焉狂狷。少有闻于师友，直道而行；长无必于功名，得时则驾。叨赐第于高庙，受深知于孝宗。光皇羽翼之不遗，其如疾疢！圣主弓旌之屡及，俾玷纶恩。临其将终，贲以优诏。遂视星辰之履，预加帷盖之恩。平生所蒙，晚岁弥宠。而臣冰澌以尽，器复于盈。气息奄奄，已咫尺于黄壤；精神眇眇，犹奔腾于赤霄。徒深慕之诚，莫效糜捐之报。伏愿皇帝陛下，聪明神武，刚健正中；乾清坤夷，暨声教于四海；天长地久，为父母于万年。臣无复再瞻于槐宸，自此永沉于蒿里。潸然出涕，仰止陈词。臣无任攀恋永诀之至。

写到中途，他的手就有点抖了。他只得搁下笔，闭目调息了一阵子，感觉精神好些了，便重又扶起笔来。还好，终于硬挺着写完了。这封《遗表》言简意赅，情感深沉。虽对皇帝寄予了美好祝愿，但对国家不祥的预感和忧虑亦隐然可感。“鸟将死时，其鸣也哀。人将死时，其言也善”。其实，杨万里内心里还有千言万语，国家一步步滑落到今天这个田地，他死得痛心啊！可是，可是，能向谁倾诉呢？皇帝听得懂吗？韩侂胄听得懂吗？休矣，休矣，就这样吧：未来的世界，只有任由未来人去打点了！

鉴于杨万里的身体情状，他的夫人罗旭已经把所有的儿女和内外孙辈全都召回家来了。呵呵！倒真是子孙满前，挟床坐膝，聒噪不休，热闹非凡啊。

五月初五端午节，杨万里忽然感到浑身轻松，神清气爽，食欲增强，肢体有力，多年的病魇几乎一扫而光。早晨起床洗漱后，他端起肉糜粥喝了一口，居然胃口大好，接着竟一口气喝了三小碗，而往日，他连一碗都喝不完。餐后，他无须任何人扶持，又管自策杖来到东园，沿着他的三三径漫步了几个来回，居然还不觉累。弄得一家人全都欢天喜地地围着他又笑又跳。午餐时，他竟然还想要喝点酒。这回，夫人和儿女们可就不肯通融了：医者早有交代，必须禁酒啊！无奈，杨万里只得屈从了。饭后，大家都劝他上床安歇一两个时辰，可是，他却仍然感觉精神尚佳，于是，又从书架上捡出白居易的《香山集》来读得琅琅有声，他还逗着孙儿女们跟他一块读。尽兴之后，他又扶起笔来写了一首《端午病中止酒》说：

病里无聊费扫除，节中不饮更愁予。偶然一读《香山集》，不但无愁病亦无。

其实，与其说诗可解愁兼可治病，还不如说诗本身就是杨万里生命的一部分啊！

然而，五月六日之后，杨万里的病情却又忽然急转直下。大家这才意识到端午日的健旺景象，原来不过是他老人家的回光返照罢了。

五月八日正午，一代诗坛盟主（尽管他自己不肯承认）杨万里，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亲人们哀痛不已的千呼万唤中，他的心跳戛然而止了。

由于前线战事已经开始，既无谋略又无战争经验的韩侂胄正把整个朝廷指挥得乱成了一团麻。因而，杨万里逝世的讣告上达后，朝廷没有及时给予回应。杨万里的子女们只得从简处理了父亲的后事。开禧二年（1206）十一月七日，“诸孤奉先君之柩，葬于本乡乌泥塘，距家八百步，从先君之志也”。

后来，皇帝才优诏追赠杨万里为从二品光禄大夫，这是宋朝文官九品二十九阶中的第三阶，仅次于开府仪同三司和特进，赐谥号为“文节”，命吉州太守薛璆代表朝廷赴杨万里墓前致祭。当然，这一切，对于杨万里来说，其实都属于无所谓的东西。他生前就已经看淡了这一切，更何况身后？

杨万里的不朽，全在于他的诗词文章，以及从这些诗词文章中所折射出来的思想光辉。杨万里自己则把它称为“圣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