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宠辱不惊

1.诗友高会

杨万里一贯待继母如同生身之母。凡是官署适合住家的地方，他都带着继母和妻子儿女一道赴官。平日家事，都由继母做主，妻子只是继母的辅佐。孙儿孙女则几乎不知道这个婆婆是父亲的后妈，外人就更加看不出来了。因此，继母的去世，使杨万里感到跟亲娘去世一样的悲痛。回家后，他一切都按亲娘的规格，办理了继母的后事，并把继母安葬在父母的墓侧。每逢冬至、清明，都跟生身父母一道祭拜。

在为继母守制的三年间，他不仅深居简出，罢绝娱乐，而且连诗歌创作都完全停顿了。直到淳熙十一年（1184）十月除去孝服，他的大儿子长儒吁请他重新作诗，他才重又吟咏起来。他后来在为自己的《朝天集》所作的序言中回顾说：

予游居寝食，非诗无所与归。淳熙壬寅七月，既婴戚还家，诗始废。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徙月也，大儿长儒请曰：“大人久不作诗，今可作矣乎？”予蹙然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诗，诗必颓。善如尔之请也！”是日始拟作进士题。

还好，虽然整整停顿了二十七个月没作一首诗，但重新吟哦起来，脑子似乎还不太滞涩。不过毕竟诗兴久废了，他一时想不起什么好题材，于是只好自拟了一个模拟进士考试的题目，以参加省试举子的身份，先舞弄了几句“应试”之作玩玩：

魏阙春风里，王城晓日端。三朝垂治象，万姓得荣观。老稚看如堵，章程炳若丹。九天新雨露，一札妙龙鸾。远览周官旧，重瞻汉诏宽。欢声将喜气，销尽柳边寒。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拟省试“万民观治象”》）

这首诗看起来好像是一首粉饰太平的“圣朝”赞歌，但实际上杨万里已经特意说明了这是一首虚拟“举子应试”的热身之作。它只是寄托了杨万里的美好政治理想——政局像西周一样礼乐升平，秩序井然。皇帝像西汉的一样仁慈宽厚，体恤民瘼，而并不是他对现实政治的赞颂。实际上杨万里终其一生，没有吟过一首对朝政表示完全满意的诗。作为一名孔孟诚信之徒，杨万里特别不愿讲违心话。

紧接着，就接到江西安抚使兼隆兴知府程叔达派专人送来的一封信。原来程叔达是一位非常重视历史文化的有识之士，因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曾一度独领全国诗坛之风骚，这无疑是一份非常值得江西人民骄傲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所以作为江西的最高地方官，他觉得有责任将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之。于是，自到任之后，即根据早年著名诗人吕本中所著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开始全面搜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五家江西派诗人的全部作品，汇集为《江西宗派诗》一书，准备刻印出版，以广为流传，激励后学，特专骑驰请杨万里为该书作一篇序。

杨万里和程叔达彼此并不相识，但由于杨万里文名满天下，所以程叔达对他虽不相识却早已相知，自然就要请他来为即将出版的《江西宗派诗》作序了。而杨万里则感到人家程叔达不是江西人且对江西的历史文化如此珍重，自己作为一名江西土著，岂能不尽力而为？因此，他只是礼貌性地谦辞了几句，就高兴地提起笔来撰文了：

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呒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师川，师川不似陈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遣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阀阅，岂惟公侯哉？诗家亦然。窭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纡以银黄，缨以端委，视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则公侯乎尔，遇王谢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诗，世俗之作，知味者当能别之矣。昔者诗人之诗，其来遥遥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苏、黄，将四家之外，举无其人乎？门固有伐，业固有承也。虽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盍尝观夫列御寇、楚灵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舆，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独御风而行，十有五日而后反，彼其于舟车，且呜呼待哉！然则舟车可废乎？灵均则不然，饮兰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宝璐其佩，去饰乎哉？乘吾桂舟，驾吾玉车，去器乎哉？然朝阆风，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间忽然耳，盖有待乎舟车而未始有待乎舟车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嗟乎！离神与圣，苏李，苏李乎尔；杜黄，杜黄乎尔。合神与圣，苏李不杜黄，杜黄不苏李乎？然则诗可以易而言之哉？……

这篇诗论，不熟悉古文的读者读起来肯定会有点艰涩。不过读不进去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我这里大体说一说他的意思即可。杨万里这段话的大意是，江西宗派的诗并不都是江西人作的，之所以把不是江西人作的诗也归入江西诗的范畴，是因为他们的诗和江西诗派祖师黄庭坚的诗风味相同。诗歌是有流派传承的，辨别诗人属于什么流派，不是看它是否“形似”，而要看它是否“同味”。只要是精神风味相通，即使不是同时代、同地域的诗人，甚至诗词、文章的形态都不同，也可以把他们归为一类；而如果精神风味不同，则即使表面形态相似，也不能把他们归为一家；这就正如说苏轼传承了李白和列御寇的风格，而黄庭坚则传承了杜甫和屈原的风格一样。列御寇是可以“御风而行”，根本无须舟车的；而屈原则是肉体上还需要舟车，但精神上也可以无须舟车而倏忽驰骋于宇宙之间。苏、李的诗就有列御寇“御风而行”的神奇，而黄、杜的诗则有屈原乘舟驾车而又能脱出舟车的圣哲，能品出“神”与“圣”的不同风味，就知道他们属于不同的流派，否则，就会混为一谈。

杨万里这篇重要的诗论，不仅得到程叔达的高度赞赏，而且很快传到临安，据周必大在稍后给杨万里的信中说，使得临安“一时为之纸贵”。

十月下旬，皇帝诏命杨万里入朝，任吏部员外郎。按照早先的规定，优秀的知州、监司任满后可以入朝任郎中。但前不久孝宗又改口说知州、监司任满后如系首次担任郎官的，一律要先任员外郎，等吏部再申报一遍而后才能任郎中。杨万里当了一任知州，又接着当了两任监司，本可直接任郎中，但鉴于孝宗又有新旨，因此也只能先任员外郎。杨万里离朝出任知州之前，曾任过从六品的将作少监，而且在地方官任上政绩突出，还有立功受奖记录，现在回朝却反而变成了一个七品员外郎。不要说跟从五品的知州和监司相比，就是跟出朝之前曾任的将作少监相比，也等于降了一级。你说这孝宗安排官员职任岂不是乱弹琴？又怎么能调动正派官员的积极性？

好在杨万里已经深知了皇帝的德行，到此刻，他对自己的仕途前景也已经差不多算定了。他知道皇帝决不会在政治上重用他这种直来直去不会转圜的“愣头青”，而按照目前皇帝给他御定的升官速度来推算，就是干到七十岁致仕之日，也顶多不过是一个四五品的中层官吏而已。既然没有机会问津宰辅高位而在政治上发挥一点全局性作用，那么，在其他任何一个职位上还不都是竭尽绵薄而已？反正自己在物质生活上要求不高，有个七品待遇就不错了。因此，他倒是没有太多计较这个级别问题。于是，淳熙十一年（1184）十一月，他又拖家携口来到行在，请当时正在临安府任知府的老朋友张枃给他找了一处比较偏僻安静的住宅，居住了下来。

使杨万里比较高兴的是，由于回到政治文化中心，他又得以更方便地与朝中乃至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文朋诗友经常联系甚至雅集吟游。其中相识以来从没断过联系的是周必大、范成大和尤袤。此时周必大已晋升为枢密使，三年后更将登上丞相高位。周必大虽然主要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但对于杨万里来说，则主要还是老乡和诗友。此次杨万里奉诏入朝，还在路上时，周必大就给他写了信，告诉他进京后办理有关手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同时告知他的《江西宗派诗序》已经传遍了行在。

范成大则在杨万里卸任常州到他家访晤之后，不得不奉诏先后出任明州和建康太守，应付了一下孝宗，但去年又已坚决要求回到他的石湖精舍优哉游哉去了。

由于周必大地位已高，政事繁忙，杨万里不可能跟一般朋友一样，常日和他在一块，而范成大远在苏州，也只能书使往来，唱酬不断。有机会彼此天天见面，常日聚会的是此时正担任尚书右司郎中的尤袤。杨万里刚在寓所安顿下来，尤袤就上门造访来了。此后，稍一得空，他就和朝中一帮文朋诗友来邀杨万里游山游湖游庄园寺庙，其间豪饮欢歌，分韵赋诗，美姬侑酒，不亦乐乎。尤袤尤其喜欢跟杨万里斗嘴谐谑，他把杨万里谐音叫“羊子”，杨万里就把他谐音叫“蝤蛑”。“蝤蛑”是浙江人对一种青壳海蟹的称谓。某日他们一行十几人在西湖边上聚饮，席上正好上了一盘羊肠和一盘大海蟹。尤袤便率先拿起筷子夹上一块羊肠说：“呵呵，‘羊子’，今天大家可得尝尝你的肠子是何况味了。”杨万里则声色不露地夹起一只螃蟹说：“‘羊子’好歹总算有一根肠子供诸君品味啊，可此公竟连肠子都没有呢！”众人一听，不禁一齐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相互之间诗歌唱和也多幽默诙谐。可惜尤袤的诗作连同他家藏的数万册图书全被一场大火烧掉，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在我们只能见到杨万里单方面的唱和之作。如《二月望日递宿南宫，和尤延之右司郎署〈疏竹〉之韵》曰：

此君见我眼犹青，笑我吟髭雪点成。忆昔与君同舍日，听渠将雨作秋声。夜来递宿三更悄，叶底春寒一倍生。梦入故园数新笋，穿篱破藓几茎茎。

又有《题尤延之右司遂初堂》（两首录其一）：

漫仕风中絮，归心水上鸥。把茅结新屋，藜杖旧经丘。花底春勾引，灯前夜校雠。何如添我住？二老更风流。

还如《尤延之检正直庐窗前红木樨一小株盛开，戏呈延之》：

水沉国里御风归，粟玉肌肤不肯肥。元是金华学仙子，新将柿叶染秋衣。不应装束追时好，无乃清癯悔昨非。为妒尤郎得尤物，故将七字恼芳菲。

这些小诗都写得幽默俏皮，率性戏耍，从中足以见出他们之间情趣盎然的亲密关系。

最叫杨万里高兴的是，这次他还重新见到了阔别几十年的陆游。陆游比杨万里年长两岁，曾长期在四川任职，这时已在家赋闲多年，刚刚接到担任严州知州的诏命，特进京来向皇帝陛辞，于是他们便得以重逢并在一块吟游了几个月。杨万里具体是哪一年首次结识陆游的，因史无记载，现在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但估计应该是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或孝宗隆兴元年（1163）。绍兴二十四年杨万里和陆游同时在临安参加省试，应有机会相识。而隆兴元年杨万里进京接受临安府学教授之职时，陆游也正在京师，并且当时陆游也与张浚、胡铨、周必大、张栻都有交往。而从双方的年谱上看，此后他们就一直再也没有碰面的机会了。但不管何时相识，此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尤其是杨万里对陆游，可谓情深意切。他们政治观点基本一致，朋友圈子里都是忠诚爱国、正直敢言、学问精深、才能卓著的英俊豪杰。故而杨万里一见到陆游，就兴奋不已地写了一首长诗《云龙歌调陆务观》送给陆游曰：

墨池杨子云，云间陆士龙。天憎二子巧言语，只遣相别无相逢。长安市上忽再值，向来一别三千岁。王母桃花落几番，北斗柄烂银河干。双鬓成丝丝似雪，两翁对面面如丹。借问别来各何向，渭水东流我西上。金印斗大直几钱，锦囊山齐今几篇？诗家不愁吟不彻，只愁天地无风月。君不见汉家平津侯，东阁冠盖如云浮。又不见当时大将军，公卿雅拜如星奔。只今云散星亦散，也无鹿登台榭羊登坟。何时与君上庐阜，都将砚水供瀑布。磨更斫扶桑树，捣皮作纸裁烟雾。云锦天机织诗句，孤山海棠今已开。上已未有游人来，与君火急到一回。一杯一杯复一杯，管他玉山颓不颓，诗名于我何有哉。

这首诗以十分豪放夸张的语言描绘了两人之间的友谊，阐发了他自己重诗文、重立言，而轻荣华、轻事功的一贯立身理念。他把自己比作扬雄，把陆游比作陆云，应该不会仅仅是个人的自诩，而是当时文学界的公认。紧接着借扬、陆属于两个不同朝代，故不可能相遇的遗憾，来比拟自己与陆游长相别离的思念之苦。接下来直写他们别离的时间之久远，以及别后的历程，从中也可大致揣测出一点他们首次相识的时间。接着写功名荣华之不足恃。最后写投身自然，泼墨天地，倾尽诗才的豪情壮怀。读尽杨万里全集，窃以为这是他效法李白写得最自然、最动人、最精彩、最成功的一首长句。他把自己最热烈的情感，最诚挚的怀抱一股脑儿倾注给了这位当时最有实力与自己并驾齐驱的老诗友。

这还不够，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杨万里还和朝中其他要好的诗友一道邀请陆游最少醉游了三次西湖及周边园林，赋了八九题赞美陆游或与之唱和的诗。其中《再和〈云龙歌〉，留陆务观西湖小集且督战云》写道：

我愿身为云，东野化为龙。龙会入渊云入岫，韩子却要长相逢。作意相寻偏不值，不知今年是何岁。剡藤玉板赠一番，延珪鸟丸洒未干。乃是故人陆浚仪，诗骨点化黄金丹。谓宜天禄贮刘向，不然亦合云台上。却令去索催租钱，枉却清风明月三千篇。夜装明发走不彻，半篙剌碎严滩月。老夫不愿万户侯，但愿与君酒船万斛同拍浮。老夫不怯故将军，但怯与君笔阵千里相追奔。少陵浣花旧时屋，太白青山何处坟。二仙死可埋丘阜，二仙生可著韦布。名桂广寒宫里树，非烟非云亦非雾。长使玉皇掉头诵渠句，诗府谁得玉匙开。诗坛谁授黄钺来，留君不住君急回。不道西出阳关无此杯，西山金盆尽渠颓，斯游明日方怀哉。

这首诗除继续把陆游比拟为“诗骨点化黄金丹”的陆云之外，还认为朝廷应该把他像刘向一样以高官厚禄养起来，让他专心去从事文学创作，或者让他去当东汉的云台二十八将一样显赫的军队统帅以充分发挥他的军事才能，而不应该派他去当天天为朝廷催缴税赋的小小知州，以致委屈了他的才华。接着还期许自己和陆游能像李白、杜甫一样，名高桂宫，诗惊上帝，流传民间，成为一代诗坛盟主。其中虽然有很高的自期，但对陆游的评价之高，几乎是无以复加。

此外，有些诗中还直接描写了陆游的诗酒豪情。如在《上巳日予与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谦招陆务观、沈子寿小集张氏北园赏海棠，务观持酒酹花，予走笔赋长句》中，杨万里写道：

伟哉诗人桑苎翁，持杯酌酒浇艳丛。坐看玉颊添醉晕，为渠一醉何须问！

这既是对陆游像号称“桑苎翁”的陆羽一样爱惜珍草鲜花的特别赞美，而同时也隐含着英雄惜美女的善意调侃。因为主人张镃府中有很多歌姬舞女，张镃便命她们到席间来拨弄管弦，歌舞侑酒，而且陆游还应一个名为新桃的小姬的请求，当场在她的团扇上题了一首诗曰：

寒食清明数日中，西园春事又匆匆。梅花自避新桃李，不为高楼一笛风。

由于诗中巧妙地嵌入了小姬新桃的名字，引得全场热烈鼓掌欢呼。而陆游自己也不由得豪兴大发，抱着小姬连连合饮交杯，直喝了个东倒西歪，不亦乐乎。

于是杨万里接着又在一首《〈醉卧海棠图歌〉赠陆务观》诗中写道：

……为花一醉也不错，就中一事最奇特。海棠两岸绣帷裳，是间横着双胡床。龟蒙踞床忽倒卧，乌沙自落非风堕。落花满面雪霏霏，起来索笔手如飞。卧来起来都是韵，是醉是醒君莫问。好个海棠花下醉卧图，如今画手谁姓吴？

在这里，杨万里又把陆游比为唐代著名文学家、农学家陆龟蒙，把他醉卧花丛而又似醉似醒，爬起来索笔作诗的豪放情态写得生动而又真切。这不仅是生动的文笔，而且可以看成是同时代目击者直接记录陆游生活情态最真实细腻的一份宝贵史料。

杨万里还热情地为陆游的《剑南诗稿》题跋曰：

今代诗人后陆云，天将诗本借诗人。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鬼啸狨啼巴峡雨，花红玉白剑南春。锦囊翻罢清风起，吹仄西窗月半轮。

剑外归乘使者车，浙东新得左鱼符。可怜霜鬓何人问，焉用诗名绝世无。雕得心肝百杂碎，依前涂辙九盘纡。少陵生在穷如虱，千载诗人拜蹇驴。

在这两首七律中，杨万里把陆游归结为屈原和杜甫诗风诗味的继承者，写出了诗人的艰苦生涯和多舛的命运，为他自己在《江西宗派诗序》中分辨诗人流派的理论做了现实的注脚。

而与此不大对等的是，在这几个月期间，陆游对杨万里却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热烈的情愫。他只作了一首《简杨廷秀》与杨万里唱酬，诗曰：

衮衮过白日，悠悠良自欺。未成千古事，易满百年期。黄卷闲多味，红尘老不宜。相逢又轻别，此恨定谁知？

这首诗首先感慨了自己年岁老去而功名未立，次说想远离红尘而清闲读书，最后才淡淡地说到老朋友聚少离多的遗憾。与杨万里为他写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诗句相比，反差十分明显。

但尽管陆游的情感表达并不热烈，杨万里却似乎毫不在意，他仍然满腔热情地在《和陆务观五言》中回应道：

官缚春无分，髯疏雪更欺。云间随词客，事外得心期。我老诗全退，君才句总宜。一生非浪苦，酱瓿会相知。

而这首诗恰恰非常明确地表现出了杨万里与陆游思想上的差别。杨万里的意思是，人试图建功立业，结果就要为官所累，生活中没有乐趣，人就老得更快。不要说你没有铸就千秋功业那样悲观的话，你也能像陆云一样靠文章诗词传世，而在事功之外获得意外的人生成果。你的诗才比我高，而且我在退你在进。总之我们一生都没有白吃苦，我们可以通过被不识者拿去盖酱油坛子的著作而获得知音。这正是杨万里一贯坚持的所谓“文章千古事，功名一时荣”的人生观。杨万里非常善意地希望用这番道理来宽解陆游的惆怅，使老朋友和自己一样在事功注定难成的情况下，从“酱瓿”上获得人生的成就感。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杨万里的劝告并没有对陆游发生什么作用。陆游只是在读到杨万里的更多诗作之后，真心诚意地承认了杨万里的诗才比自己更强。例如他在读过杨万里的《南海集》后，就赋有《杨廷秀寄南海集》七绝两首说：

俗子与人隔尘劫，何啻相逢风马牛。夜读杨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

飞卿数阕峤南曲，不许刘郎夸竹枝。四百年来无复继，如今始有此翁诗。

陆游在这两首诗中虽然高度赞扬了杨万里的诗水平高超出其意表，比温庭筠和刘禹锡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是四百年来第一个温、刘诗风的继起者。但在什么才是最值得追求的人生事业的问题上，他不能苟同杨万里的观点。他特意在第一首诗中自称为“俗子”，也就是强调自己与杨万里的观念不同，并暗喻不可改变之意。杨万里是把诗歌作为最值得自己终生追求的人生事业，而陆游则只是把诗歌作为一件言志的工具，他所不懈追求的是他在诗歌中反复表达的试图横戈立马恢复中原的实际功业，而并不在于诗歌本身。杨万里可以为自己的诗歌人生感到满足，认为人生有一片风光足矣，而陆游则永远不会满足于终生仅仅当上一个全国著名诗人。杨万里虽然生活检点，举止严谨，从不失态，一派道学家风度，但他却可以在自己心里开辟出一片诗的乐土；而陆游则虽然故意自号“放翁”，表面看起来放浪形骸，豪荡不羁，但他的心中却永远是复兴国家的功业无法实现的无边苦海。

当然，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思想差别造成了陆游对杨万里的相对冷淡。事实上他对其他文朋诗友也没有表现出比对杨万里更高的热情，数起来，他在这些日子里所写的全部诗作，也没有杨万里为他一个人所写的多。最大的可能是由于他此番留京时间短暂，应酬太多，比较疲劳，如此而已。

而杨万里却借着天子脚下的方便，一面加紧编辑出版过去的诗集，一面继续热情不断地与一切联系得上的文朋诗友广泛联络。除以上诸位之外，还有一个朱熹，前年因得罪宰相王淮而遭罢黜，此时正在家赋闲。杨万里早年由张栻介绍而得知其人，后来在上饶路上与之相识。因为政治、学术，乃至人生观点等等完全一致，故而成了“铁哥们”。淳熙十二年（1185）八月，宰相王淮问杨万里，宰相的“最急先务”是什么，杨万里回答说是荐用人才。王淮再问当下有哪些人才可重用，杨万里便一口气列了一张六十个人的名单，并一一写上评语交给了王淮，而其中第一个，就是遭到王淮贬责的朱熹！弄得王淮哭笑不得，只好重新安排朱熹出山担任江西提刑。

还有一个萧德藻是杨万里特别牵挂的人物。淳熙六年（1179）杨万里解任常州知州回到吉水老家时，恰巧萧德藻也从广东龙川解任回家。路过吉水时，萧德藻曾顺便到杨万里家访晤。之后，萧德藻回到湖州乌程县中屏山千岩胜境中隐居，就再也没有出山，只听得传闻说他又贫又病又丧妻又丧子，如今身边已只剩一子和若干孙儿在一块相依为命。萧德藻诗名卓著，德才兼备，入仕时间和杨万里相当，可是几十年来竟然最高就只当到一个县丞，而他的家运又是那样不幸，怎能不叫重情重义的杨万里为之悬心？恰在杨万里转为吏部郎中时，广西提刑出了阙，于是杨万里便赶紧向宰相王淮提议调萧德藻去充任。可是，王淮却说，他也早就想擢拔萧德藻，曾经拟任他为峡州知州，可是萧称病不肯出门，现在让他到更远的广西去，他肯定更不会去了。因此，杨万里只好对其深感钦佩而却仍难免悬念。

此外，还有当时相当有名的诗人姜特立和张镃等，杨万里也和他们颇多唱酬。姜特立字邦杰，浙江丽水人，其父在靖康之耻中殉难，高宗南渡后荫补入仕，当时为东宫春坊①。这个人后来在光宗时期怙宠揽权颇受人诟病，但在孝宗时期，他与杨万里、陆游等人交往密切，成为当时颇受社会推重的诗人之一。杨万里在任郎中时，曾为他的《梅山诗集》题过跋。他也赋有《杨诚斋惠诗》两首赞扬杨万里说：

洋洋海内服诗声，手决云章万家明。千仞觉辉丹穴凤，三春刷羽上林莺。贳桴土鼓有余韵，牛鬼蛇神无遁情。才大渺如碧海，蹄涔（下缺）

接武东朝集凤鸾，相如亦预赋梁园。仆旗我合坚诗壁，受钺君当坐将坛。妙似春风熏草木，深于元气入脾肝。宫墙数仞难窥测，一点曾容豹管看。

而杨万里与张镃的唱和则更多，在《杨万里诗集》中可见的就达二十六次，其中一次就各赋诗十首，可见其关系匪浅。张镃字功父，号南湖，比杨万里年轻十六岁，是高宗建炎年间大将张俊的曾孙。他是陆游的诗徒，杨万里就是在陆游处认识他的，并评论他的诗是“孤芳后山种，一瓣放翁香”。但自从认识杨万里后，他又兼学杨万里的风格，在当时诗名仅次于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和萧德藻等诗坛元老。他也有《谢杨诚斋惠长句》一首赞美杨万里说：

平生久矣服诗名，况复亲闻玉唾声。便拟近师黄太史，不须远慕白先生。巨编固已汗牛积，长句犹能倚马成。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

从这两人的诗中，即不难看出当年杨万里在中国诗坛的地位。另外，宋末元初著名的诗评家方回则曾综合评论当时诗坛的这些核心人物说：“乾淳以来，称尤杨范陆；而萧千岩（东夫）、姜梅山（邦杰）、张南湖（功父），亦相伯仲。梁溪之槁淡细润，诚斋之飞动驰掷，石湖之典雅标致，放翁之豪荡丰腴，各擅一长。千岩格高而意苦，梅山律熟而语新，南湖生于绍兴癸酉……端能活法参诚斋，更觉豪才类放翁……”方回的这一综评应该说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当时受到杨万里特别关爱的晚辈诗人，还有一个姜夔。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江东饶州鄱阳人（今属江西）。他的父亲姜噩为高宗绍兴年间进士，曾任江西新渝县丞和汉阳知县，不幸病死任上。姜夔跟随父亲宦游到汉阳，父亲一死，他便流落在外。首先跟随萧东夫到浙江居所学诗。萧东夫还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他为妻，他便在妻家当了上门女婿。他的诗格律高秀，琢句精工。词也写得清虚骚雅，精美绝伦。尤其是他还精通乐律，妙于管弦，擅长书法，是一名文章诗词音乐书法兼优的文艺全才。他才高八斗，却居然屡屡败阵于场屋，连一个举人的资格都没有考取。他父亲官小又没有特殊功绩，因此他又不符合荫庇入仕的条件，结果他就只能当个布衣。可是他又不能像他的恩师萧东夫那样甘于清贫。萧东夫有知州和宪司可当而坚不出山，姜夔无官可当却千方百计想通过交游名门而谋得一份富贵。他艳羡贵族生活，追求美色和浪漫。淳熙十四年（1187）他来杭州找杨万里时才三十来岁，正是初次出山谋求营生之际。杨万里则一见面就把他当成了忘年之交，并在文朋诗友中到处抬举他，使他一时名满京师。但十分无奈的是，鉴于当时的制度，杨万里也无法为他谋得一官半职。而且杨万里本身不贪不腐，正常的官俸也只能维持自己的小富之家，实在无法收养一名远比孟尝君门下弹铗的冯谖更为高贵的食客。想来想去，只好介绍他去苏州访问前参政老爷、大地主范成大，说不定他能给他想到一点解除贫困的办法。临别时，并赋《送姜夔尧章谒石湖先生》一首曰：

钓璜英气横白蜺，咳唾珠玉皆新诗。江山愁诉莺为泣，鬼神露索天泄机。彭蠡波心弄明月，诗星入肠肺肝裂。吐作春风百种花，吹散濒湖数峰雪。青鞵布袜软红尘，千诗只博一字贫。吾友彛陵萧太守，逢人说君不离口。袖诗东来谒老夫，惭无高价索璠玙。翻然却买松江艇，径去苏州参石湖。

显然，杨万里虽然未能为姜夔谋到一份官差，但通过他的大力提挈，却为姜夔日后在高层名流（包括某些宰相参政）们之间交游谋食、展示才华创造了条件。关于姜夔的人品，论家褒贬不一，但作为一名文艺全才，姜夔的杰出是毫无疑问的。无论如何，杨万里真心实意地关爱和提挈了一名旷世奇才。

据不久后杨万里自己编辑的《朝天集》统计，这次站立朝班期间，他本人作诗共四百余首。其中就有举国上下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名篇《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七绝两首：

出得西湖月尚残，荷花荡里柳行间。红香世界清凉国，行了南山却北山。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与这两首同样高妙而不少人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的是《省中见树上啄木鸟戏题》：

一啄高高一啄低，一声声急一声迟。可怜去蠹劳心口，蚁入枯梨自不知。

这无疑是杨万里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忠臣良将们试图使皇朝复兴而付出的一腔腔热血和一片片苦心，以及这个不知自己正在一天天“枯萎”而不可救药的皇朝的可悲命运所发出的悲叹。虽然是一首政治讽刺诗，但是，由于他写得生动传神，完全的形象化，而在字面上看不出一点主观发泄的痕迹，因此，反对者要说他影射什么也不好说，但是知心的朋友们看见，自可心领神会。杨万里的诗歌艺术无疑已经炉火纯青。

2.一凤独鸣

杨万里服满奉诏入朝时，周必大已晋升为枢密使。而时任左、右丞相的王淮和梁克家也与杨万里关系不错，尤其幸运的是，由于杨万里从不刻意去谋求什么美官肥缺，在个人利益上与世无争，一切随缘，加上他日常直守、办事又非常勤谨，廉洁自律，生活作风殊为检点，没有给人落下什么话柄，因而入仕几十年来竟从未遭受过言官的弹劾和非议，人品声誉一贯上佳，故朝中不少正派大臣总是一有机会就大力举荐提拔他。结果，他在自己完全不费心思钻营的情况下，却总能获得一些小步晋升的机会。

淳熙十二年（1185）五月，他正式迁转为吏部郎中，恢复了过去在朝中曾经达到过的从六品官地位；当年八月，又被宰相和东宫的老朋友强力举荐，并经孝宗勉强核准为太子侍读①。太子侍读虽为兼职，且责任不轻却只有少许津贴，但系下一任皇帝的实际导师，不仅现实的政治地位较高，而且潜在的发展前景更是难以估量。因此，当时谋取这一职位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许多人在皇帝的亲近佞幸中拉关系、行贿、走后门。但宰相梁克家和太子左、右詹事②余端礼、葛邲坚决顶住压力，坚持原则，首先把吏部上呈备选名单中所有拉关系、走后门混进的人员全部剔除，最后给孝宗呈上一张包括杨万里在内的五人备选名单，请孝宗从中选定两人。孝宗看到一个叫胡子远的名字时说：“这个也得。”这就定下一个了；看到杨万里时，他却犹豫说：“这个好也吗？”宰相梁克家生怕他再点出别个，便特意误解为这是皇帝肯定杨万里的意思，连忙接口说：“臣遵旨。”这才使杨万里得以中选。淳熙十三年（1186）正月，杨万里又被转任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①；五月，他的阶官晋升到七品官的最高一格“朝请郎”，职官则晋升为正六品的尚书右司郎中②；十一月，又转为左司郎中。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阶官又晋升为从六品的朝奉大夫，职官则晋升为从五品秘书少监③。

以孝宗的心理来衡量，他对杨万里的恩遇已经不轻了。就社会一般见识来看，一名朝官能以这样的速度获得晋升，也不能说不是一件幸事。可是杨万里一心指望的却是能够规谏皇帝接受他进献的治国方略，使天下能够大行其道，从而达到国家复兴和天下太平之目标。他之所以希望晋升高位，主要也就是希望增加自己对皇帝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正如他在《韶州州学两公祠堂记》中就已经表达的，如果皇帝能够接受他的治国方略，他倒是真的不大在乎自己的官位。而如果皇帝不听他的忠言，那即使是给他当上了宰相枢臣，他也肯定高兴不起来。可能有人会问，封建时代能有这样不在乎荣华富贵的官员吗？其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封建时代，“风骨”和“气节”是不少士大夫所十分珍重的人生品格。所谓“大丈夫合则留，不合则去”，宰相陈俊卿、侍郎胡铨等等就都是因为皇帝不听他们的主张而自动提出辞职的。如果说谋生脱贫是杨万里不得不入仕当官的重要原因，那么行道和用世则是他为人为官的根本原则。你不可能叫他尸位素餐地安坐在官位上乐享富贵，尽管当时满朝文武中，尸位素餐的角色已然占了多数，正如当时的太常丞徐谊所言：“人主日圣则人臣日愚。”由于孝宗过于强势和“聪明能干”，已经使得许多官员都不需要用脑子想事了。

可是，杨万里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就在他迁转吏部郎中的第二天，因杭州和福州相继发生地震，而且在此前的二三月间，观象台还观测到两次太阳黑子活动。按照当时的天人感应理论，所有的天象变异都表明皇帝办事发生了过失，因而上天示警，要求皇帝必须及时做出反省。于是，孝宗只得诏令朝臣进言，帮助朝廷检查和纠正方针政策上存在的问题。

杨万里去年重新入朝时就曾向孝宗上过一道剳子，指出全国有不少州郡的驻军像他过去在潮州和惠州看到的情况一样，住在城内混同于普通百姓，缺乏训练，作风懒散疲沓，失去战斗力，提请孝宗责成朝廷有关主管部门和各路宪司检查所部州郡，凡军人与市民一块混居城内的，一律搬到城外专门营房驻扎训练，并在山区关隘和交通枢纽设立寨堡，派兵驻守。这是一个很具体也很重要的强军建议，然而孝宗竟然没有批复。原来，这时的孝宗通过多年的运作，把陈俊卿、虞允文、胡铨等一班德高望重的老臣和张栻、刘珙等一班敢于犯颜直谏的新秀先后打发出朝之后，已经在朝廷建立起了绝对权威，朝臣们一个个惶恐观望，不敢进言，连宰相枢密也唯唯诺诺，凡事奉旨而行便了。于是，孝宗自以为得志，也就更加自以为是而听不进任何建议了。但这样一来，却使杨万里更加感到了国家危机的严重性。尽管此刻孝宗正在向他施恩，而他则认为，报答君恩的最高形式便是“文死谏”“武死战”。于是他又趁机提起笔来，奋笔疾书，写下了他此生又一篇重要政治建言《论天变地震书》，其中写道：

五月二十四日，朝奉郎尚书吏部员外郎①杨万里谨斎沐裁书，昧死百拜，献于皇帝陛下。臣闻：言有事于无事之时，不害其为忠也；言无事于有事之时，其为奸也大矣……今则不然。南北和好愈二十年。一旦使绝，虏情不测。而或者曰：“彼有五单于争立之祸。”又曰：“彼有匈奴困于东胡，元魏扰于柔然之祸。”既而皆不验。或者曰：“彼将畏我。”或者曰：“彼不敢图我。”使果不敢图我乎？道途相传，缮汴京之城池，开海州之漕渠，又于河南北签民兵，增驿骑，制马枥，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内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秘，其禁甚严，而吾之间谍不得以入，此何为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盗焉，日夜摩厉，以图行劫而夺之货。为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户不闭，般乐饮酒，处之泰然。夫有备而示之以坦然，可也；无其备而处之以坦然，可乎？……臣窃闻论者或谓缓急淮不可守，则弃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所以有江也；淮苟无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弃淮乎？虏以兵居之，近则通泰之盐利为彼所据，将无以给吾之财用；远则吴蜀之形势为彼所裂，将无以通吾之脉络。盖昔者吴与魏力争而得合肥，然后吴始安；李煜失滁、扬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弃淮而保江，既无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南北各有长技。若骑若射，北之长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长技也。今为北之计者，尚收其海舟而缮治之，至于南之海舟，则不闻缮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虽未具而惮于扰也。自绍兴辛巳南北之战，今几年矣？当时山东之功，采石之功，不以骑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当时舟胜则胜矣。今几年矣？素具之舟复可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扰，与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轻孰重也？……当今之时，陛下以为何时耶？金虏日逼，疆埸日忧，而未闻防金虏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闻某日修某礼文也，某日进某史书也，是以乡饮理军，以干羽解围也。……自频年以来，两浙最近则先旱，江淮则又旱，湖广则又旱，一方有旱，则民之流徙者相续，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积，名存而实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应。静而无事，尚未知所以赈之救之；动而有事，将何仰以为资耶？……臣闻善为备者，备兵不若备粮，备粮不若备人。古者立国，必有可畏。非畏其国也，畏其人也。……异时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此金虏所惮也。近时刘珙可用则早死，张栻可用则沮死。万一有缓急，不知可以督诸军者何人，可以当一面者何人，而金虏所惮者又何人耶？……臣愿陛下……勿以圣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国之生聚而严其所未备；勿以臣下之苦言为逆耳而体太宗之导谏；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鉴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使赂宦官而得麾节如唐大历之弊，勿使货近幸而得招讨如梁段凝之败。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东西形势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两淮，使表里唇齿之相依。勿以海道而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增屯聚粮，治舰扼险。君臣之所咨访，朝夕之所讲求，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平居无事，常若敌至。庶几上可消于天变，下不堕于戎心。……

最后，杨万里还写了一段皇帝不可刚愎自用，要让臣下各负其责、各展其能的道理。跟上述引文一样，全都是针对孝宗本身存在的实际问题直言忠谏。这篇奏章共计三千多字，从十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当时国家和朝廷内外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可谓切中时弊，而又切实可行。其中的某些观点，其实他早在十八年前所著的《千虑策》中就表述过了，而现在不仅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已经发展得更为严重和危险。如果说十八年前的杨万里进献《千虑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话，那么，人们不难看出，此刻已经年近花甲的杨万里，其实锐气一点也没有消减，他还是那样直来直去，锋芒毕露，正气凛然，浑身是胆，连一点委婉和转圜的艺术都没有学会，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屑于学。连宰辅枢臣都三缄其口，不敢碰触或根本就没有发现、没有想到的问题，都被他一一揭示无遗了。推前二十年，像这样直率地批评皇帝的忠谏，还时常可以见到一些。可是，这一回，杨万里的忠谏却成了一场独角戏，满朝文武中竟再没有一个敢像杨万里这样揭示问题，碰触皇帝。因此，这篇政论一出，就像在一潭死水中砸进了一块巨石，打破了人们多年来已然形成的麻木不仁的心态，顿时就在朝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正义之士一致感到振聋发聩，为杨万里高屋建瓴的政治识见和不畏罪罚的超强胆魄而感佩不已。尤其是太子詹事余端礼、葛邲，以及尤袤等几位太子侍讲，还把这篇奏章拿去给太子诵读，作为现实的政治教材，太子一边听诵，一边击节赞赏。结果两个月后，杨万里即被加任为太子侍读，而且太子还在一次东宫赐宴的席间，亲笔为杨万里题写了“诚斋”两个大字，赐给杨万里以示恩宠，并另写了四纸咏梅诗，赐给杨万里、尤袤等四个侍读、侍讲各一纸，以为犒劳。

而孝宗则没有对这篇奏章做出任何批示，可以想见他阅读这篇三千多字的宏论时，心里那股酸溜溜的滋味。但孝宗并不缺乏作为一名君主的基本风度，虽然这篇批评使他内心颇为不快，但他还是看出作者的赤胆忠心。因此他既不表示接受这份建言，也没有因此责罚杨万里，相反，在大臣们的热烈举荐之下，他还同意让杨万里在三年之内总共晋升了一品官阶。

但是，杨万里却因为皇帝没有批复他的奏章，进一步看到了这个朝廷大势已去，事不可为。为了眼不见为净，淳熙十三年（1186）六月，皇帝刚擢拔他为右司郎中，他便上书自请出朝去当福建转运使。

之所以提请去福建，是因为当时福建属于比较偏远的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疏，盗贼众多，治安不良，不是个人人乐去的什么膏腴之地，这可以表明自己没有私心。之所以请求任转运使，是因为自己还够不上当一路首府长官和宣抚、安抚、经略或制置使的资格，而一般的知州和常平、提刑使者他都当过，唯有转运使还没当过而自己又足够资格。杨万里估计，他的这个请求应该会得到批准。他随后在和老朋友尤袤、张枃、孙德藻等朝中同仁闲聊和诗词唱酬时，都已明确谈到准备去福建当转运使之事，并重又开始流露出思归之心。在《送张定叟》一诗中有句曰：“君向潇湘我闽粤，寄书只在寄茶前。”在《送孙检正德藻龙图出知镇江》一诗中则曰：“已乞闽中一窠阙，老身只要早归田。”而尤袤则已经在无锡老家盖好了归隐屋，号为“遂初堂”，杨万里已经为之题诗相贺。不日，他又仿照李白一口气作了五首《行路难》以自叹人生之不得志，其中也说道：“侬欲与君归去来，千愁万恨付一杯。”

然而，皇帝并没有批准杨万里的请求，而是把他转为左司郎中，一年后再把他擢拔为秘书少监。这自然是皇帝的权术。杨万里因为那死活不顾的奋笔一挥，登高一呼，已经在朝廷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满朝文武，除某些近习佞幸之外，凡对国家前途具有一定政治责任感的人，无不为之喝彩。在这种情况下把他外放出去，就等于明确表示了皇帝对一个冒死直言的大忠臣不待见，等于承认自己是一个亏待忠臣的昏君。虽然实际上是他自动请求的，但众口纷纭如何说得清楚？因此，智商并不太低的孝宗不仅不去干这种傻事，相反，他还要在坚决拒绝接受其意见的情况下，给他施点小恩小惠，充分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和圣明，以赢得方方面面的拥戴。这就是孝宗明明并不喜欢杨万里却偏偏还要提拔他，看似要重用他，却又决不让他进入高官行列的全部秘密所在。

杨万里对皇帝的这种权术心知肚明，所以不管孝宗怎么摆布，他始终宠辱不惊，动静等观。而且，只要他一天还在官场上，他就要尽到一天应尽之责。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太上皇赵构死了。孝宗赵昚忽然发出一道令人难解的旨意，说他要像民间的孝子一样专心为太上皇守制三年而不临朝，在此期间，将委托太子出面与宰辅大臣一道参决政事。这使杨万里感到问题非常严重。照杨万里看来，一是皇帝像臣民一样放下公务来专门为先帝守制，可谓旷古未有，不应该开这种莫名其妙的先例。二是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乃是尽人皆知的政治常识，赵昚在自己当着皇帝的情况下，又叫太子赵惇出面来参决政事，这岂不等于国家存在两个主上？既有两个主上，就必定会发生两个主上对同一件事情表示不同意见的问题。这就很容易使两个主上父子之间发生矛盾，如果再加上坏人从中一挑拨，父子矛盾就可能演化成你死我活的斗争，甚至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即使不发生这样的悲剧，也必定会发生朝臣不知该按哪位主上旨意办事的问题。而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国家政治秩序就可能乱套。在当年外敌当前的形势之下，国内政局一乱，离亡国灭种之祸就不远了。然而，非常吊诡的是，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满朝文武竟然大都认为这不过是皇帝的家事而已，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愿意出面进行谏诤。眼见此情此景，杨万里怎能不心急如焚？

由于杨万里是太子侍读，维护皇帝权位，辅导太子成长责任重大。他思虑再三，还是感到谏阻孝宗这一决定义不容辞。为了增加谏阻的力量，他还找到兼任太子侍讲的老朋友尤袤商量好，两人同时各给皇帝和太子写了一通奏章，一面警告太子赵惇必须“三辞，五辞，十辞，百辞”，坚辞不受，否则将难免于祸；一面以历史上太子越位致祸的累累事实，恳请孝宗收回成命，不要叫太子参决政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和混乱。杨万里的奏章内容传出后，还有不少朝臣认为他未免言之过甚。直到几年后，赵昚和赵惇父子之间果然矛盾重重不可调和，满朝文武才不得不回过头来佩服杨万里的先见之明。

太子赵惇本是一个马大哈，他已经四十岁了，早就忍不住跃跃欲试想要登极过过皇帝瘾。初一听父皇叫他还未接班就先参决政事，高兴得一跳三尺高。及至看过杨万里和尤袤的劝告，他才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连忙上书力辞。可是，赵昚实际上正在考虑像赵构一样实行生前交班，以博得一个禅让皇位的美名而又能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干政，但他又怕自己退位后新皇帝不听自己指挥，于是便想先观察一下赵惇掌权之后将会怎样表现，这才叫太子先行参决政事，给自己留下一个最终决策的余地。而杨万里和尤袤懵懵懂懂不知就里，结果他们的谏阻自然要以碰壁告终。

最后，赵惇在三辞、五辞不获许可的情况下，终于还是按照他父亲的指令，在朝中开设了一间议事堂，每隔一日到议事堂与宰执相见议事一次。

鉴于圣命难违，杨万里只得私下密告太子，在没有正式登极之前，尽管有皇帝授权，还是得事事请示皇帝，而不能擅自做出任何决策。否则，前程可虞。赵惇虽然马大哈，但也知道师傅这话不可不听，于是果然恭恭敬敬，事事请示父亲。本来孝宗允许他对朝内寺监、朝外守臣以下的官职，可先任命后报告，可是他连任命一名知县都定要先请示父亲之后才肯决定可否。结果赵昚以为这儿子真是太听话了，完全靠得住，而且他事无巨细总来请示，也弄得他有点不胜其烦。于是测试一年之后，赵昚终于于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正式将皇位禅让给了他的儿子赵惇。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由于谏阻太子参决政事无效，杨万里对孝宗的失望又加深了一步，退归之念也就更加萦绕心头了。一日送客到杭州城南的龙山，望着山下钱塘江水滔滔东流，他的心里充满惆怅，于是又情不自禁地吟出了两首七绝曰：

念念还乡未得还，偶因送客到龙山。分明认得西归路，只是回车却入关。

无奈乡愁之强忘，龙山唤起再思乡。故山依旧千山外，却被龙山断杀肠。

（《龙山送客》）

然而，还没来得及具体筹划归计，又一件烦心事不期而来。原来高宗赵构死后，按制度要把他的灵位安置到太庙里去，还要选定若干名已故的大功臣配享祭祀。但是由于皇家太庙在汴京，而汴京早已沦陷，所以只好在临安新建了一个高宗庙堂，简称“高庙”。到淳熙十五年（1188）三月，赵构的灵位归庙时，孝宗要当时他所特别信任的翰林学士洪迈拟个配享功臣名单。洪迈本来应该先与宰辅大臣和秘书省史馆人员等集议，然后拿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备选名单呈送皇帝审批。但是洪迈没有走程序，就独自拟定了一张备选者为吕颐浩、赵鼎、张俊、韩世忠四人的名单，求得孝宗同意后，才叫了十几个侍从大臣来“详议”。当时参加议论的人就指出，吕颐浩功劳和人望不足，而张俊后期附和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故不该列入名单。最后大多数人表示以选张浚、赵鼎两人配享为宜。可是，洪迈说皇帝已经明确表示同意了他拟定的四人名单。这样一来，大家就全都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说反对的话了。结果是参加议论者“皆无异议”。再报经皇帝终审，皇帝批曰：“可。”事情就这样定了。

杨万里得知这一情况后，不禁大为愤怒。因为一是洪迈没按正常程序办事；二是这些配享人中居然没有功业巍巍，令金虏闻之而胆寒的张浚，却竟然混进了一个附和秦桧诬杀岳飞的张俊！原来洪迈乃是秦桧死党汤思退的门客，因而他要极力荐进主和派张俊配享高庙，而刻意排斥主战派的最高首领张浚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奇怪的倒是满朝文武面对如此荒唐的事情，竟然全都睁一眼闭一眼装聋作哑，一个个置身局外。可是，血性刚烈的杨万里岂能容下这种龌龊勾当？他头脑一热，便又挥动翰墨，立就奏疏一道，首先严厉谴责洪迈的行为不仅违规，而且一是欺骗，二是专断，三是自私，无异于指鹿为马。接着历数张浚抗金救国五大功劳在高宗朝无人能比，指出不选张浚配享毫无道理，天理难容。

杨万里上疏指责洪迈违规本来是不犯什么忌讳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名单已经两度得到孝宗认可，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批洪迈就差不多等于是批孝宗。更为要命的是杨万里竟然谴责洪迈指鹿为马！而指鹿为马的典故乃是发生在短命亡国的秦二世朝内，如果把洪迈比拟为指鹿为马的赵高，那么与之搭配的孝宗赵昚自然就应该是秦二世了。如果杨万里是一个老练政客的话，那么，这种忌讳他应该是想得到的。可是他偏偏还像一个愣头愣脑的小“愤青”一样的壮怀激烈、愤不择词、信马由缰、乱闯一通。结果孝宗看了他的奏疏，别的且不计较，首先就对这“指鹿为马”的说法非常恼火，他把折子往御案上一摔，说：“杨万里以朕为何如君耶！”

当时在场的左、右丞相王淮和周必大不禁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表示是好。周必大因与杨万里同乡且系乡试同年，为避嫌疑，更不便讲话，王淮知道周的尴尬，故踌躇片刻后，只好硬着头皮顶上去说：“陛下，杨万里言辞虽然偏激，但为人尚属忠诚。他这人胸无城府，喜欢直来直去，心眼倒是不坏。”

由于左丞相开口说了好话，而右丞相与杨万里的关系他也清楚，所以孝宗只好把态度放平和下来，但却余怒未息说：“杨万里直不中律！这事如何处理，你们回去拿出意见奏上来吧。”

遗憾的是（历史总是给人留下遗憾），王淮和周必大作为声誉良好的正派宰相，也只能看皇帝的眼色行事，没有进一步鼎力支持杨万里的意见，对洪迈和杨万里两边的方案都不置可否，唯表示谨遵圣裁而已。于是孝宗最后裁定说：“吕颐浩等四人配享正合公论。杨万里乃谓洪迈专、私，迈虽是轻率，万里未免浮薄。”结果配享方案依旧，洪迈虽表面上挨了点批评，但实际上却是胜利者。而杨万里则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对杨万里来说，个人努力的成败倒还在其次，而最使他痛苦的是，这个朝廷已经完全失去了最基本的政治是非标准。谁能相信，一个曾经主持为岳飞平反昭雪的皇帝，竟然又会把一个带头参与诬杀岳飞的历史罪人树立为崇拜对象呢？又有谁能够想象，一个号称志在恢复的“中兴之主”，竟然会反对把一个曾经功高盖世的主战派最高首领列为先帝庙堂配享对象呢？然而，这种完全不合逻辑的混账烂事，竟然全都被孝宗“自然而然”地做出来了。高庙配享在当年可不是一件小事，它评判的虽然是历史人物，但所表明的却是当今朝廷的政治态度，也就是你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着眼点则在于告谕后人该以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榜样。那么，按照孝宗的做法，今后人们到底是该效法岳飞精忠报国呢，还是该效法诬杀岳飞的张俊投机求荣呢？是该效法主战派首领张浚矢志不渝地坚持复兴国家呢，还是该效法主和派头子秦桧卖国求和呢？如果弄得普天下士子连这样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拎不清楚，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呢？这只能表明孝宗已经堕落到根本就没有一点国家前途观念和政治方向感了，他唯一所要显示的就是皇帝独裁专断的威福。

罢，罢，罢！既然如此，那还是眼不见为净好，于是杨万里一面叫刚当上零陵县主簿尚在家待阙的长子长儒先赶紧回老家修葺房子，一面向皇帝上书请求祠禄，准备退归山林，专心于学问和吟游。

但是孝宗又没有批准杨万里辞职的请求，只是罢去了他的直秘阁贴职，而后叫他和洪迈两个人都出朝去当地方官。洪迈任镇江知府，杨万里任筠州（今江西高安）知州。在摆平关系维护一己的权力方面，孝宗始终是聪明绝顶的。他知道杨万里其人虽然令人讨厌，但他对君国是忠诚的，学问是高深的，能力是超强的，社会声誉又特好，对这样的人如果打压太狠，会引起很多朝臣的不满；而相反，稍稍压一压他的气焰，使他翘不起尾巴，又给他点小恩小惠，则他对自己还有使用的价值。既然如此，当然就不能简单地抛弃他，相反，必须把他的使用价值尽可能榨尽为止。为了使杨万里心理上获得一点平衡感，他特意在贬谪杨万里出朝外任的同时，把洪迈也打发了出去。而不是像高宗过去那样一边倒地打压主战派，提挈主和派。这也正是孝宗高于高宗之处。

不知是因为对仕途还有所眷恋还是怎么回事，杨万里在这个关节点上最终还是“怀皈不勇”，他接受了孝宗的贬责，同意出任筠州知州。尽管孝宗认为已把事情摆平，但朝中许多正义之士对杨万里遭贬还是感到愤愤不平。几十名文朋诗友纷纷前来送行。其中张镃有五律《杨秘监补外赠送》曰：

止是寻常月，今宵不爱明。江边有归客，都下减诗情。上自怜公直，人知暂此行。贤郎先还舍，应已候门迎。

这首诗在引言中已说明杨万里先遣长子回家修葺旧庐之事，诗中最后两句再度提及，说明作者和杨万里十分亲近。因而杨万里一走，他感觉到连杭州的月光都暗淡了，文艺界更是郁郁不欢，诗情大减。杨万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后官至参知政事的袁说友也赋有《送诚斋二首》曰：

谁作朝阳一凤鸣，公朝今复叹斯人。抗章宁夺三军帅，去官犹轻一叶身。政以青蒲姑夕驻，更闻白简为前陈。只今小试回天力，它日擎天看柱臣。

长裾端欲曳宾墀，人事何乖遽别离。未尽胸中怀旧意，又吟江上送行诗。公名此去如山重，我老谁怜似足踦。凭得征鸿寄消息，书来犹记别君时。

这两首诗充分表明了朝廷众多臣僚对杨万里屡屡不惧得罪，独为“朝阳一凤鸣”的为国忘身、大公无私精神的衷心敬佩之情。

张镃和袁说友都是比杨万里年轻十几岁的晚辈文友，他们的真情眷恋和赞美，使杨万里感到格外欣慰。

3.江西道院

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杨万里又一次拖家带口乘船溯钱塘江一路西上，准备先回故乡安置家小后，再赴离家不远且有赣江、锦江水道相连的筠州去就任知军州事。杨万里和夫人罗旭一共育有四子五女，其中第三子寿佺于淳熙六年（1179）秋十九岁时夭亡。长子寿仁，通用名长儒，此时三十二岁；次子寿俊，通用名次公，此时三十岁；长女季蘩二十六岁，已嫁安福县进士刘介；次女季蕴二十四岁，已嫁安福王庭珪之曾孙王澂；四子幼舆，二十二岁；三女季藻二十岁，已嫁庐陵人刘亿；四女季苹十八岁，已定亲新淦县进士陈经，尚未出嫁；五女季菽十五岁，已定亲王庭珪曾孙王潜，尚未出嫁。从其子女的年龄排列情况看来，杨万里似乎没有纳妾，因为淳熙元年（1174）以前，他的孩子非常均匀地每两年出生一个，应均为一母所生；而自从淳熙元年杨万里四十八岁时幼女季菽出生之后，就再也没有子女出生，说明夫人罗氏因年岁关系已自然绝育。但从生理学规律来看，四十八岁以后的杨万里还应该具备生育能力，如果他正式纳了姬妾，就应该继续有子女出生。当然，这只是推测，是否属实，现在已难以考证。

当时的男子除不能侵犯良家妇女外，纳妾和买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杨万里还写过一篇散文，赞美他在零陵当县丞时认识的一名朋友死后，他的正妻和五个姬妾都不改嫁，团结一心，抚育子女成长，把穷日子过得亲情融融。杨万里不认为这位朋友把众多女子弄到家里来吃苦受穷是缺德行为，反而认为朋友生前对妻妾恩义深且均等，才能使妻妾如此感铭难忘而不忍离去，以至死后犹能得此无量后福。可见杨万里的男女观念与当时一般人并无二致。那么，别的士大夫，特别是如范成大、陆游等老朋友所乐为的“好色”之事，为什么在杨万里浩繁的生平资料中竟找不到一点痕迹呢？甚至他似乎连妾都没有正式纳过，这岂非咄咄怪事？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像他那位死朋友一样恩泽普降，很好地摆平妻妾之间的关系，故而只敢在外间喝喝花酒，而决不在家中增加麻烦？抑或是他也像王安石一样，在生活上完全清心寡欲？这一切，现在都只能猜猜而已。

想来这时跟随在杨万里身边的家眷应该有夫人罗旭和三个儿子（其中长儒已先期回家“修葺故庐”），以及四、五两个女儿。而他的三个儿子都老大年岁了却全都尚未娶亲。这也是因为当年男女嫁娶特别讲究门户的缘故。以杨万里的门第而言，他的儿子肯定要娶个士大夫家的女儿。但是当年士大夫家的千金则一般都是非进士出身者不嫁。而杨万里的几个儿子都没有取得进士出身，那就只有等到通过别的门道入仕当了官才行。结果杨万里的儿子们便一个个都是等到三十多岁，才通过父荫获得官职，从而才获得了娶士大夫家千金为妻的资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保守童贞，那年月只有女子才要守贞，男子是大可以随便的。因而杨万里三个儿子都快快乐乐地跟随在父母身边读书问道，等待恩荫，也许偶尔也去风月场上潇洒一回两回，而一点也不为婚娶问题着急。不过，此时长儒和次公都已定了婚期，只等此番回到故乡，就要在三个月内先后娶亲。长儒娶的是杨万里的老朋友、终官潭州太守的浙江永嘉（今温州）人吴松年的女儿，可巧的是，吴松年的儿子吴璪恰于今年调筠州任司户参军。次公娶的是吉水老乡赣县主簿李槩的女儿。

舟过严州时，地主知州陆务观陆游早已在严州名胜钓台之上摆开了宴席，并说好双方都以私友关系，除去公服着便衣出席，女眷们也在专门安排的僻静处所另席欢会。杨万里的女眷在这里非常羡慕地看到了陆游的小妾杨氏所生还不到周岁的小女女。而算来小女女出生时，陆游已经六十二岁①。杨万里夫人兴许会感到惭愧，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丈夫好色不够主动，那么夫人就应该主动为丈夫置妾，使丈夫多子多福，这也是夫人的应尽之责啊！过去的宰相王安石夫人就主动为丈夫买过小妾呢。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陆游和杨万里的关系确实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虽然情感细腻的陆游知道自己和杨万里的功业观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亲密关系。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他们恰恰都是襟怀坦荡的光明君子。从杨万里的系列诗作来看，他此时对陆游的立身观念与自己有什么不同，似乎还不怎么了解。杨万里是一个目光灼灼，能够透析政治大局，明确政治趋势，而又能跳出政治圈套，求得相对的身心自由的人。但他对具体每个人的感触和研究却比较粗疏，远没有陆游一样的敏感。相反，陆游能够很敏锐地看透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和处世态度，但是，他对政治大局和走势的了解却始终是一团模糊，他死不罢休地一心追求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因而就无法获得心灵的解脱与自由。正是由于这点小小的区别，后来使得他们在朝廷的征召下做出了不同的行动决策，引得后世人议论纷纭。但此刻，他们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间，彼此亲切的程度，自然要非比寻常了。否则，陆游哪会安排这样的通家欢宴，而且把酒席摆在严子陵的钓台之上？这种既不拘官仪，而又规格超高的接待，只有在志同道合、十分亲密的友人到来时才会用上。

正席上，歌姬舞女轻歌曼舞，管弦悠悠，劝酒侑尊，欢乐无比。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杨万里和陆游都是豪饮之士，彼此推杯换盏，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都成了红脸关公。酒到八分，陆游放开怀中的侑酒女郎，起身挺剑进入舞场，拉开架势，优柔舒缓地舞起太极剑来，六十多岁的老者，虽然醉步踉跄，却居然招式不乱，乐女们机灵地随着剑舞的节奏奏乐伴舞，众人看着无不热烈鼓掌欢呼。舞过一套“潜龙出海”，陆游收住招，额上已沁出微微汗珠。两名舞女连忙上前搀扶他重新入席。众人纷纷举杯敬酒，祝贺表演成功。陆游要杨万里也出个节目，杨万里即扶着侑酒女郎起立，由乐女伴奏，高唱了一曲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歌词壮怀激烈，气冲霄汉。而杨万里也唱得潇洒豪放，尤其与双方的志趣和主人的性情相契合。众人听罢又是喝彩敬酒，兴奋不已。不觉酒已九分，陆游仍不肯罢，还要杨万里再即席吟诗一首，于是杨万里便即兴吟道：

新晴在在野花香，过雨迢迢沙路长。两度立朝今结局，一生行客老还乡。犹嫌数骑传书札，甚喜千山入肺肠。到得前头上船处，莫将白发照沧浪。

（《明发南屏》）

陆游听后哈哈大笑说：“好诗，好诗！不过兄所谓‘立朝结局’，此事尚未可料。只不过兄之大作《朝天集》已经结局倒是真的罢了。”

最终，两位诗坛泰斗都醉到十分，尽欢尽乐而散，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则文人相重的佳话。

六月，杨万里携全家回到南溪故居安顿下来之后，就独自乘船到达筠州上任。筠州只管着高安、上高、新昌三个县，虽然户口达到几十万，等级也列为上州，但相对于常州那样的繁华地方而言，则属于地偏事简之地。高安过去的风俗，据黄庭坚描述说：“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由是玉石俱毁。”意思是说这里的老百姓喜欢打官司，以打赢为能事，不惜工本，至折腾到两败俱伤。北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一个名叫柳平的朝臣来到筠州任太守。柳平到任后，深入民间察访民情，兴教化，宽刑罚，均赋税，一年后，讼事渐无。结果别的州守都感叹百姓难治，事剧政繁，而柳平却觉得治下的老百姓善良平和，不吵不闹，竟使得他的州府衙门清静得如同一所修道院。于是，在他主持新建的知府衙门落成时，便在中堂赫然挂出一块上书“江西道院”四个大字的横匾，为当地的民风民俗正名，为筠州父老雪耻。黄庭坚十分赞赏柳平的举措，为之作《江西道院赋》，歌颂其美政。从此，“江西道院”的美名传遍天下。

杨万里相信此番到这“江西道院”来当个“院长”，应该不会遇到太多麻烦。加上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官场“老油条”了，从州县到朝廷，又从朝廷到州县，已折腾了几个来回，大到国家战略，小到百姓吵架，什么问题没有经见过？现在他也不再指望创造什么特别的政绩去争取擢拔了，只要确保辖区内不发生什么民众造反之类大事就行。因此，他要趁此机会来开展一项学术研究，这就是开始撰写一部《易外传》。所谓“外传”，就是依附经典，广引事例来进行阐发，而不完全以解释经的本义为主的书。由此即可大体知道杨万里将要撰写的是一部什么类型的著作了。

《易》又叫《周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哲学著作，是中国人世界观的本源。也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必读的五大经典之一。数千年来，《易》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只不过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正如孔子早就说过的，人们对《周易》是“日用而不知”。例如人们常说的某某地方有点“动静”，某某人“阴阳怪气”，某某人“又变卦了”……还有什么“扭转乾坤”“否极泰来”“刚柔相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类词汇和成语，中国人几乎都会不假思索地随口而出，但许多现代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词汇都是从《周易》里来的。

《周易》的核心和主旨是在于描述和阐释天地宇宙与人事的性质和变化规律，而且它的基本结论十分正确。现代科学证明，作为《周易》核心思想结晶的阴阳八卦图（也叫太极图），是一个非常精辟的宇宙理论模型。从大到无穷的宇宙本身，直到小到看不见摸不着的宇宙间的微粒子，其存在状态无不符合这个模型。尤其是现代物理学寻找微粒子的实验，更是一次次地印证了，不管多小的微粒子，总是有正就有反（即有阴就有阳），成双成对地存在的。它们总是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彼此缺一不可，并且依据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不断地运动变化着。这也就是所谓“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并且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规律。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举例来说，日月的运行就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而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着，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就是“不易”。《周易》就是一部研究这种涉及天、地、人“三才”的所谓“简易”“变易”和“不易”的规律性的理论著作。它不仅是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现代国际科技界还进一步发现，《周易》在全世界最早确立了二进制和十进制数学法则，而离开了二进制和十进制数学，今日世界的科学技术就没有了根基，尤其是其中的二进制被今天的电子计算机所采用，为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福利。

正是因为《易》是这样一部了不起的经典，所以我国古代几千年来，有数不清的学者曾经对它进行过梳理、校注、训诂和阐释等，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杨万里也是想以自己的理解对它进行阐释的著名学者之一。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做出需要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才能做出的阐释，但是，他能够对《易》做出一番系统的研究和头头是道的阐释，并使他的著述流传于世，这就表明了他的非凡学术功底，以及他希望立言传世和规世的一向志趣和抱负。在撰写正文之前，他先在家里写了一篇《易外传序》，其文曰：

《易》者，何也？《易》之为言变也。《易》者，圣人变通之书也。何谓变？盖阴阳太极之变也；五行、阴阳之变也；人与万物、五行之变也；万事、人与万物之变也。古初以迄于今，万事之变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乱。圣人忧焉，幽观其变，湛思其通，而逆其图，《易》之所以作也。《易》之为言变也，故《易》者，圣人变通之书也。其穷理尽性，其正心修身，其齐家治国，其处显，其傃穷，其居常，其遭变，其参天地、合鬼神，万事之变方来，而变通之道先立。变在彼，变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置身圣贤而跻身泰和，犹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惟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此二帝三王之圣治，孔子、颜、孟之圣学也。后世或以事物之变为不足以撄吾心，举而捐之于空虚者，是乱天下者也。不然，以为不足以遁吾术，挈而持之以权谲者，是愈乱天下者也。然则学者将欲通变，于何求通？曰道；于何求道？曰中；于何求中？曰正；于何求正？曰《易》；于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尝试与二三子讲之，二三子以为愚之言是乎非也？愚闻诸先儒，先儒闻诸三圣，三圣闻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庐陵杨万里谨序。

这篇序言是杨万里对于《易》经的总体认识。可以看得出，他把《易》在指导人们办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所具的意义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因为《易》所昭示的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掌握了规律并按规律办事，方能获得成功。而历代王朝到了衰落滑坡阶段，其统治者却总是反规律而行之，结果自然是无往而不败。显然，在杨万里看来，靖康以来，宋朝之所以持续衰落和复兴之无望，根本原因就在于高宗、孝宗全都是不按《易》的精神办事。因此，他的著述无疑也带有规谏皇帝、匡正朝政的意图。这和他的所有奏章和剳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杨万里这部著作直到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四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才完稿，历时十七年之久，可谓凝聚了他的满腔心血。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这次杨万里是从樟树赣江码头起岸的，走陆路捷径到筠州府城要比继续走水路节省一天时间。官轿进入高安县境，但见驿路两边古松夹道，绿荫蔽天。想起这些树木生命力是何等的旺盛，寿命又是何等的长久，可人世间却已世易时移，盛世不再，心里不禁生出无限感慨，于是随感而吟《初入筠州界高冈铺》七绝一首曰：

千尺霜松夹道周，国初凉伞至今留。筠州旧是朝天路，六十年来行信州。

诗后有自注说：“路人号夹道松为凉伞树。”所以说“国初凉伞至今留”，也就是说这些夹道古松早在宋朝开国之初就长在这里了，今天仍然如初。可是，筠州过去曾经是人们前往汴京朝见天子的必经之路，而近六十年来，因为汴京沦陷了，临时首都设在杭州，人们便不得不往信州（今江西上饶）路过了。这首诗，显然表达了他对北宋盛世的向往和对南宋偏安不自振的惋叹。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当天夜里，他又梦见自己来到了东京，于是又赋五绝《东都春早》一首曰：

道是春来早，如何不见春？小桃三四点，偏报有情人。

东京早在杨万里出生之前就已陷落敌手，杨万里根本没有到过，可是他仍然梦魂萦绕。这就足以见出他的爱国情怀和试图恢复国家版图实现中兴的愿望一点也不减于陆游。但是他从来不会像陆游那样壮怀激烈地直抒胸臆，他喜欢凭借形象，托物寄情。“夹道之松”“朝天之路”“春”意不闹、“小桃寄情”，都是他内心里所萌生的物是人非、而故国难忘的一个个镜像。如果说陆游的爱国热情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那么，杨万里的爱国之情则像是一股永不枯竭的涓涓细流，它深藏在杨万里的心底里，幽幽不绝、绵绵无尽地流淌着。这无疑也正是陆游读到这些诗作之后反复推崇杨万里的诗情强于自己的原因之一。

到任之后，杨万里发现筠州果然清静。这儿地处丘陵矮山区，一条锦江像玉带般逶迤贯穿全州，万座山头连绵数百里，茂林修竹悠然如画屏，山清水秀，阡陌交错，田畴村庄一派旺象，旱涝均无大患，州内教化普及，民风淳朴。自唐朝以来，人才辈出，本朝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大主笔刘恕即出自附廓本州之高安县。所辖各县山区毛竹蓊郁，竹纸制造业殊为发达，尤其是上高县的蒙山还有特大型银矿，虽然朝廷设有专官垄断开采和冶炼，但众多矿工的进驻和生产生活带动了当地经济，因此赋税问题也相对好办一点。杨万里于是大喜，他又像当年在常州一样，充分授权通判等一干僚属各司其职，唯有特别重大、非由太守裁决不可的问题，才亲自处理。腾出时间专心于《易外传》之撰述。

这期间，范成大、周必大、尤袤、陆游等亲密文友和全国各地不少僚谊都常有书札寄来问候，还有不少新朋旧友请求作序作记，杨万里尽量挤出时间一一予以回复和撰写。其中陆游和尤袤都喜欢与杨万里开玩笑。陆游有书祝贺杨万里住持“佛祖道院”，将来成佛作祖必成正果。杨万里即赋《答陆务观“佛祖道院”之戏》戏复之曰：

老禅分得破丛林，薄供微斋也不曾。道院敕差权院事，筠庵身是住庵僧。人间赤日方如火，松下清风独似冰。别有暮春沂水在，为君一滴洒千灯。

陆游称筠州为佛祖道院并非完全戏称，事实上筠州就是一片佛禅圣地，本州新昌（今宜丰）县的黄檗山和洞山分别为中国禅林最强盛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的祖庙和发祥地。临济和曹洞宗的徒子徒孙当时就已遍及了东亚各国，而上高的墨山尼院和九峰禅寺，以及高安的大愚禅寺都是唐宋时期非常著名的禅林道场。但是，杨万里虽然熟读过许多禅林典籍，诗文中也常常运用禅林话语，而平生却最不信佛。他自称“老禅分得破丛林”，则纯粹是玩笑话。而被他奉为圭臬的，则始终是孔孟之道，所以最后他还是要用“暮春”之“沂水”（孔子故乡之水）一滴，来点燃人世间千万盏智慧之灯。这里面也恰恰暗示着他正在撰写《易外传》，为弘扬孔子亲笔撰辞完善的《易》的无量智慧而发挥自己的“一滴”之功。

尤袤则是一个性格内敛、不事张扬的饱学之士，他已晋升到了三品吏部侍郎兼皇帝侍讲之高位，本可以养尊处优，优哉游哉在朝列中度日。但他也是一个忠诚爱国抱负不凡的正义之士，决不愿跟着众人与世俯仰，苟且偷安，出于对孝宗的彻底失望，在杨万里出京之后不数月，他便断然辞职，乞领祠禄，回到无锡老家的“遂初堂”里修心养性去了。为感谢老朋友归家思念之情，杨万里也写了一首《寄中州茶与延之，延之有诗。再寄黄檗茶，仍和其韵》相赠曰：

诗人可笑信虚名，击节茶芽意不轻。尔许中州真后辈，与君顾渚敢连衡？山中寄去无多子，天上归来太瘦生。更送玉尘浇锡水，为搜孔思搅周情。

从这首诗的标题可以看出尤袤与杨万里的唱和已非止一回。尤袤不会喝酒，杨万里两次给他寄茶叶，并且说“击节茶芽意不轻”，说明尤袤善于品茶且赞赏了杨万里上回所寄中州茶的品味，所以杨万里戏说尤袤可能是中州人的后辈。中州乃以洛阳郑州一带为中心的河南之地，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既戏称尤袤为中州人后辈，故杨万里表示只能与他顾渚相望，而不敢比肩。接着说到“山中寄去无多子”是指筠州本地产的黄檗茶，“天上归来太瘦生”是指刚刚弃官归家的尤袤，其中的“无多子”和“太瘦生”都是江西禅林和尚的口头语，这是杨万里戏说自己正在住持禅林道院。最后指出送茶的目的，是使黄檗茶冲上太湖水两者融为一体，象征两人的醇厚友谊，同时有助于尤袤研究学问时醒脑益神，提高效率。

杨万里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可是附廓州城的高安县长期没有一所县学，学生一直借州学学舍就读。杨万里到任后，即要求高安县另行择地盖一所县学，扩招生员，以广教化。高安知县陈师宋遵照命令，很快盖起了一所县学。因为县里资金有限，学校盖得不很气派，周围环境也不够美观，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这使陈师宋感到有点难堪。学校揭牌立碑，他想请杨万里作一篇记，但又怕遭到训斥而不敢出面，只得叫几个学校负责人去请。没想到杨万里听完汇报后，却非常高兴地表扬陈县宰懂得珍惜民财，不事铺张，办有用之事而不务虚名，并当即挥笔立就《高安县县学记》一篇曰：

筠之附廓邑曰高安，故无学舍，惟有附于州学之西庑一小斋房，号焉而已。今宰陈君公璟，作而新之，经始于昔年七月八日，落成于今年正月既望。爰揭匾榜，学子咸集，且乐且咏。有叹于列者曰：“途巷尚陋。”或曰：“栋宇尚庳。”或曰：“廪给尚窭。”

予解之曰：“二三子学在居处乎？果在是，兹途之陋，不陋于颜之巷；兹宇之庳，不庳于宪之室；兹廪之窭，不窭于陈、蔡之羹。彼圣贤者居之何如哉？不然，辟以九轨，廓以千区，餫以万钟，于二三子之学将益乎？否也。使二三子开一卷之书于竹牖之下，举目而见尧舜、孔颜，属耳而闻金声玉振，潜心而得性与天道，家焉而亲其亲，官焉而民其民，国焉而君其君，塞则淑诸身，亨则淑诸世，于环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虽微学舍，可不可也？”学职吴从周、崔仁本、孙大成谒予记之，为书其说。

知县陈师宋看到这篇“宝文”，高兴得眉飞色舞，击掌叫绝，立即拨款令县学勒石刻碑，竖立于县学之前，让生员们熟诵而记取之。

屈指算来，杨万里在筠州为守前后总共不过一年零四个月。他的无为而治，不仅使得州内刑清讼简，社会安泰，百姓乐业，文明教化更加普及，而且撰述了部分《易外传》，还留下了诗作《江西道院集》一册计二百五十首，成为宝贵的华夏文化积累。筠州人民还为他和余靖、苏辙等三位深受人民爱戴的贬官特建了一座“三贤祠”。后来《瑞州府志》有文赞曰：“诚斋飘然乘风来此，高安山水，衣被云锦，而胜绝闻天下矣。”到南宋末年，杨万里的后辈名臣文天祥来这里当太守时，这里因避皇帝名讳已由筠州改名为瑞州。文天祥也曾处处寻觅杨万里的足迹，并把杨万里描绘城区胜景的诗词刻在新建的后山碧落堂中，还为前任太守重建的“三贤祠”作了《瑞州三贤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