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初，杨万里任职的消息终于传来了。不过不是越级迁转为朝官，而是循例转任为江南西路奉新县知事，阶官则还是从八品的左宣教郎。这个官职的地位比一般州的州学教授要高一点，但与他此前担任的临安府学教授相比，则完全是在原地踏步。这样的安排，并不需要宰相关照，杨万里的族叔杨辅世去年就被安排到湖南麻阳县当知事去了。

今人都说县官是“七品芝麻官”，那其实只是明清时代的情况。北宋初年，曾经一度非常重视地方官，一般知县都是由五六品朝官担任，知州则都在四品以上。但后来随着官员数量不断增多，而新增加的京官和选人无处安排，只好把许多州县的职位腾出来安排低级官员去担任，致使一般州县官的级别越来越低。到南宋时代，一般知县的级别就低到了八品甚至从八品。而与此相应的是世俗也就越来越看重朝内官，而越来越轻视一般性的地方官或叫外任官（带宣抚使、安抚使、经略使、制置使等头衔的一路首府之帅臣除外）。特别是由于县官地位低，政务繁杂，责任又重，当县官竟然使人视为“堕入水火”，造成没人愿当的局面。于是南宋朝廷不得不硬性规定，除每一届殿试的状元，或皇帝、宰相认为非常特别的人才之外，一般京官都必须至少当过一任知县才能升迁为朝官。因此，杨万里的这个职务安排，很有可能是有关部门按照政策规定给他排队排上来的。而估计两位宰相看到这个安排后，觉得不便太过干预，结果就这么定下来了。

杨万里得到这个消息，当然不会太高兴，但由于此番在家赋闲太久，而年岁更不饶人，再耗上几年，就该进入老年了，还有多少为国效命的机会呢？因而这个安排虽不理想，也总算聊胜于无了。而真正使他感到高兴的倒是他的师长胡铨和朋友周必大这次都得到了复出的诏命。此前胡铨曾因孝宗不肯接受他坚决制止和议的忠谏而自请出朝，以领宫观的名义回家赋闲，而不久前朝廷诏命他出守泉州，没过几天又改诏他回朝继续任皇帝的侍讲①。而周必大因为反对孝宗违制重用近侍曾觌、龙大渊而被罢黜回乡赋闲至今。其间曾觌曾故意卖弄大度，特请求孝宗诏命周必大出守剑南。周必大得知是曾觌的策划，遂坚决予以拒绝。而日前又有诏命要他回朝任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②。胡铨和周必大是当年吉州士子在朝中的中流砥柱，他们也是国家的梁柱之材，而他们当年又都是因为反对皇帝的错误决策而出朝的，因此，他们的回朝预示着皇帝的回心转意和一定程度的政策转变。这自然比自己去出任一个知县的消息要更令人欢欣鼓舞得多了。

出发就任之前，杨万里先到永和镇去会见周必大，一为告别，二为表示祝贺。见面之下，二人都扫除了脸上多年的阴霾，稍稍有了一点喜色，都期望着朝廷政治能在两位贤相的共同辅佐下出现新局面。杨万里首先奉上随身带来的《长句寄周舍人子充》诗一首：

省斋先生太高寒，肯将好官博好山。又告君王觅闲散，要读短檠三万卷。州家新画瑞雾图，渠莫错认何关渠？青原两公复双起，山川出雩不在此？自怜无地寄病身，四海知己非无人。老穷只是诗自娱，春色撩人又成句。

这首诗是杨万里早已写好，原准备寄给周必大的，所以诗题中有一“寄”字，但稍后想到要去登门拜访，故转而由自己亲自带来了。诗中首先赞美了周必大为坚持正义而宁愿丢官回乡读书赋闲的高风亮节，接着说国家政治局面出新有望，胡铨和周必大复出就是证明。最后叹自身仕途困顿，但看到朝野尚有不少知己，虽穷困而仍可以诗酒自娱，怡然自得。

周必大则赋《奉新宰杨廷秀携诗访别次韵送之》，以为答谢：

诚斋诗名斗牛寒，上规大雅非小山。向来志气薄黄散，忽为五斗辍万卷。儿童笑君非良图，丈夫出处宁知渠？吴公适为南州起，昔日河南今在此。好贤荐士任以身，门下贾生子其人。鄙夫料事倘不误，早寄重修滕阁句。

周必大首先赞扬了杨万里向来淡泊仕途，志在创新诗歌艺术且成就极高。次说虽然出山当个知县难免被人误认为不值，但实际上许多大人物都像汉文帝时的廷尉①吴公一样，是从当州县官起步的。当年吴公立朝后曾举荐贾谊为博士，而如今杨万里也得到宰相举荐，将来前程未可估量。最后相信他一定还会一边理政，一边继续不断坚持诗文创作，写出和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样流传千古的好作品来。周必大虽然也表示了对杨万里政治上发展的良好愿望，但侧重点还在于鼓励他在诗文创作方面向着更高的境界迈进。这表明他对杨万里的秉性了解十分透彻，知道像他这种傲骨铮铮宁折不屈而丝毫不懂得拐弯艺术的人，虽然才华横溢，但在仕途上却实在难登高位。而此时的杨万里自己则恐怕还未必有周必大对他的政治前景拿捏得那么准确。

接着，清明节日里，杨万里又去青原山下胡铨的新居拜别了胡铨。

当年三月底，杨万里收拾收拾行装，就携全家老小开始起程去奉新上任，在南昌过白沙渡时，恰好又见到六十八岁的胡铨老先生。原来他也正在打马回朝的路途上。胡铨自请出朝在家赋闲时，杨万里曾几度到他家拜谒相聚，并且诗词唱和不断，还给他新落成的退休养老之屋作了一篇记。胡铨本已打算就此在家一直待到七十岁致仕，无奈皇帝连诏催行，他只得勉力而出。而此番能在各自赴任的路上巧遇，师生俩彼此都非常兴奋。杨万里当即在旅次作诗一首相送：

收红拾紫消几许，也费一春强半雨。不辞长江万波阻，来听先生夜深语。尚忆向来侍樽俎，微雪斜飞小梅吐。先生半酣染霜兔，金章玉句空万古。今年寒食还相聚，明年寒食知何处？只道先生押班去，不道门生折腰苦。

这首诗深情地回顾了他和胡先生交往以来，历次敬聆先生教诲的情景，直至今年刚过的清明相聚，最后竟像孩子撒娇般地表示他是何等地羡慕先生回朝“押班去”，而自己却不得不去当那个“为五斗米折腰”的可怜知县。接着，他还为自己不得不来就任知县而未能得空在庐陵老家为老先生送行而表示了歉疚，可见他和先生情谊之笃厚。

别过师尊胡铨后，杨万里先给隆兴府①知事兼江西安抚制置使吴芾投了一封报到求见信。吴芾字明可，号湖山居士，台州仙居人，绍兴二年（1132）进士，首任秘书省正字，因揭露秦桧卖国专权被罢官，后复出任监察御史，又建议高宗驻跸建康（今南京），“以系中原之望”。隆兴元年（1163），升礼部侍郎。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任敷文阁直学士知临安府事，十二月，为吏部侍郎。几经升迁，气质益坚。曾明确主张为官“视百姓当如父母，视公事当如私事；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可得罪于上官”（见《宋史•吴芾传》）。

杨万里与吴芾素无交往。但经胡铨、周必大介绍得知以上情况后，觉得他这种德行倒是与自己颇为对路，于是在信中干脆敞开思想说，自己生性不合流俗，清高迂腐，因而得不到大用，落到当知县的地步，眼看又要催科，又要抚民，不知两者如何才能两全。更为遗憾的是恐怕从此再没有时间从事诗歌创作了。所幸得以寄居于您的门下，因而总算得到了一个至仁之归宿。诚望您能以师尊之仁爱教我学会我所不会的本领，像父兄一样庇护我的缺失云云。

求见信投出不数日，杨万里即获得了安抚使大人的接见。此时，这位吴大帅已经六十七岁。见面之下，杨万里发现他果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宽厚长者，而且他还明确告知，宰相府里已有交代，要他“关注斯人之成长”。这说明两位宰相虽然未能把他一步到位升为朝官，但对他的成长还确实关爱有加。这样一来，他的心里才总算有了几分踏实感。

更使他高兴的是，他还在南昌见到了过去在零陵当县丞时结识的好几位老朋友。一个是吴松年，字公叔，浙江永嘉人，建炎年间的吏部尚书吴表臣之子，曾在永州与杨万里同事，现在是江西安抚使参议。两人在南昌饮酒至大醉，回忆湘中往事，尽欢尽乐。吴松年请杨万里为他的住处“竹所”作了一篇记。后吴松年升为秘书监丞，杨万里叫儿子长儒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另一个是何修，字德献，徽宗时宰相何执中之孙，曾任湖南转运使司判官，因何修为有名的江西体诗人，故在湖南时就与杨万里交情甚厚。此时他正担任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送上文稿一集作为见面礼。还有提举江西刑狱公事章焘，字彦溥，宣城人，爱好诗歌创作，比杨万里年长二十四岁。绍兴末年曾任提点湖南刑狱公事，与时任零陵县丞的杨万里素有交往。这些老朋友现在都是全江西所有州县官上头的监察官，杨万里竟能够落在他们的督察之下，怎能不感到万幸！

然而，上面的关系虽已基本搞定，但毕竟你还得在下面做出实际政绩来，否则，纵有师友愿意帮忙，人家也不好说话。不仅别人不好说话，你连一个县都治理不好还大言不惭地滔滔上呈治国大计，就是自己也无脸见人啊！

于是，四十四岁的杨万里沉着冷静地来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回独立主政的地方——江西隆兴府奉新县，首先分别找属下的县丞、主簿、县尉，以及司录、司理、司法、司户等各曹掾吏了解情况。而这一了解，倒又叫他大吃了一惊：原来这奉新县竟是一个十分“难剃的瘌痢头”，就在他的前头，竟接连有五任知县还没满任就被人攻讦为“有罪”而遭到罢黜。为此，他不得不给另一重要监察官宝文阁待制、江西转运使任希纯写信，如实汇报了他的难处：

……大抵县令，一县之令耳。而又有百县令焉。豪民，则县令也；游士，则县令也；里居之士大夫，则又县令也。有请谒者焉，有强御者焉，有不输租者焉。徇之则无县，不徇则无令。一不徇焉，则诽。十徇而一违焉，则诽。诽不已则怨，怨不已，则讼。未必其身讼令也，或飞语焉，或谤书焉，或货不逞之民使为之焉。上之人则又曰：“盗也。”夫以一县令敌百县令，宝文①以为孰胜哉？奉新之令，接耳目者有五人焉。不以罪去者，无一人焉。夫岂无盗哉？夫岂尽盗乎哉？是未可知也。某也，继此五人之后，其为危栗之易安全之难也昭昭矣。……

当然，杨万里没有退缩之路，困难再大，他也只能迎难而上。他给上官写信，只不过是说明情况，以便将来处理问题遇到麻烦时能得到上官的理解和支持罢了。而他懂得事先走好这一步棋，而后才实际着手去处理问题，也足以表明他在政治上的稳重老练了。

终于要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了。当时一个知县的政务包括审理民、刑事案件，抚民、催科、理财、民户田产统计管理，兴教、劝农、防灾赈灾、捕盗、兴建各种公共工程，察举贤廉，表彰忠孝节义，迎来送往，接待上官视察……与现在的县官相比，就只差没有出国考察、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和计划生育。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肩挑”，职事确实非常繁难，虽有副手和掾吏分担，但作为主官，仍必须方方面面关顾到，否则，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板子无一不是打在知县的屁股上。但你要是不分重点，方方面面事必躬亲，平均用力，则累死也别想干出明显的政绩来。好在杨万里毕竟当过州吏和县丞，对于县级政府的主要矛盾了如指掌。因此，他把各方面政务按各副职和掾吏的职责督责到位后，便集中精力来研究解决催科和抚民这两个对于任何一名州县官来说都是最为棘手的大难题。

但是当他深入现场一查具体情况之后，却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情况跟当年零陵县的仓廪平实、人民安生的景象大不一样。这里仓廪空空如也，而县狱里却关满了监犯。再一追询，原来狱中的监犯竟全都是交不起赋税的贫苦百姓。这不禁叫他大吃一惊：一边是催科的手段威猛异常，而一边却是催科的结果反而空空如也。可见再残忍的健吏，靠关押吊打惩罚百姓，也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毫无疑问，前面的五任知县即使不说全都是栽在这个问题上，最起码也都跟这个问题有点瓜葛了。

于是，他叫县主簿把近五年来全县户籍人口和田亩数据交来，和朝廷下达的赋税指标一比较，就得出了全县人均赋税数额。再到监狱里随便找来几个被关押的欠税农民一问，结果就发现，农民实际要负担的赋税额度，竟然超过本县人均应交朝廷赋税指标的五倍。天哪，这是何等残酷的中间盘剥！农民怎么交得起超过朝廷税赋标准五倍的假税？怪不得近几年来全县户口连年缩减，而抛荒田地则急剧增加，原来人民正在持续不断地逃亡啊！

杨万里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了。他把县丞、主簿、县尉、县学教谕，以及各曹掾吏等统统召集到县衙来开了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县级部门领导干部大会”。首先宣讲了一番孔孟二圣的仁政思想和爱民观念，以及忠君爱国必须爱之以德、爱之久远的道理，接着强烈谴责了层层加码以朝廷指标五倍的额度残酷盘剥百姓、败坏朝廷声誉的罪恶行径。最后决定全体县府僚吏集中三个月时间突击开展文明催科和诚心抚民活动。实行六项措施：第一，立即释放县狱里全部欠税百姓；第二，将朝廷的税赋指标一一分解到全县各户，并且张榜公布，无论豪强户还是贫弱户，一律公平公正对待，不得偏私；第三，税赋一律直接交纳到县库或县库指定的代收点，不许任何人居中舞弊，妄行增加百姓负担；第四，实在暂时交不出税赋的特贫户，可以到征收点领取一张缓交税额单，等秋收后带着税单来补交；第五，人手不够，可临时借用县学优秀生员若干名前来参加；第六，整个活动以县库充实，人民安居乐业为最终目标。由县丞李安负总责，主簿王大林、县尉严彪副之，达不到目标，县丞、主簿、县尉三名流内官①跟本官一道向朝廷交官帽走人。

这六项措施一宣布，首先县尉严彪就发表不同意见说：“大人，狱中这些欠税户都是最死硬的刁民，可放不得啊！他们不光是自己抗税，而且聚众煽动他人故意拖欠。您要是把他们都放了，那充实县库的目标恐怕首先就得落空了。”

“可是，你们现在把县狱都关满了，县里的仓库还是空空的。这又如何解释呢？”杨万里反问说。

县尉严彪被这一反驳，登时就噎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众人也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全都不知如何表示是好。

于是，杨万里不紧不慢地接着说：“诸位贤弟，看来你们都回答不出本官的提问了。那就让本官请一位‘刁民’来现身说话吧！严贤弟，县狱是你管的，还是请你着人到监牢里去把那个最暴烈的‘刁民’张世杰提上来，让本官当着你们的面审他一堂吧。”

衣衫褴褛的张世杰很快就被提上县衙大堂了。只见他约莫四十岁年纪，牛高马大而瘦骨嶙峋，胡子拉碴却眼放锐光，满脸桀骜不驯的神气，戴着枷锁走上堂来，也不跪拜，居中一站，就像是佛寺里天王殿中一尊威风赫赫的天王塑像。

“刁民大胆！见官为何不跪！”堂上几名皂隶见状，连忙喝叫，并试图上前按这“刁民”跪下。

但杨万里当即制止说：“算了，让他站着说话吧。”

其实，杨万里日前曾找这张世杰做过调查，此番事前也给他做了沟通。他原本打算让狱卒给他去掉枷锁，把他当客人请上堂来谈话。但为了彰显教育众胥吏的效果，他还是故意用审案的方式，把张世杰当犯罪嫌疑人押上堂来审理。见来人到堂，他特意用审讯口气问：“来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

“爷叫张世杰。本是宋埠乡张家坊人。”

“刁犯大胆！不许称‘爷’！知县大人新来，听不懂你的鸟话！”两名皂隶又连忙呵斥。

“不要干涉他，本官听得懂，你们奉新人不是习惯把‘我’称作‘爷’吗？”杨万里又止住了皂隶，转而问道，“张世杰，你所犯何罪？为何来到这里？”

“爷本堂堂正正一个良民，哪里犯什么屌罪来？都是你们官府作恶，把爷捉来坐牢！”

“那本官问你，你去年的官税都交了没有？”

“去年爷租种已故帅尚书家水田二十亩，托庇老天风调雨顺，夏、秋两季收谷八十多石，主人收租三十多石，还掉往年欠账十石。还剩四十石，要是拿出十石交官税，爷一家八口，原本还可勉强混个半饱。可是你们官府硬要收去爷十五石，还要摊派十石‘和籴’。这叫爷一家如何度日？所以爷就是不肯交‘和籴’。这就被你们官府捉来了。”张世杰愤愤不平地控诉说。

“这么说，去年你已经交纳了官税十五石？此话是实？”杨万里明知故问。

“你们官府派人来收走的还能有假？”张世杰仍愤愤然地说。

“那好。”杨万里先肯定了一句，接着转向县主簿王大林说，“主簿贤弟，你按照朝廷下达本县的税赋标准算一算，这张世杰一家按标准应交多少税赋？”

王大林连忙扳着指头算了一通，接着回答说：“像张犯这样自家没有田地、丁口较多的人户，一年应交正税四石，‘和籴’不是赋税，不宜计算。”

“嗯，这么说来，张世杰去年已经多交了十一石谷的官税。这样的人户应该大力表彰才对啊！岂能反把人家当罪犯关押？来人，给张世杰除去枷锁，赐座！”具体数据一算出，又激起了杨万里心中无比的悲愤，但他还是强抑着激愤，尽可能以平静的口气说。

听到县太爷命令，堂上皂隶连忙给张世杰解除了枷锁，并端过一张凳子放在他的身后。

见张世杰毫不客气地在凳上坐了，杨万里又接着说：“张世杰，你可听清了？实际上朝廷要征你的税赋总额是四石。如果今年县里照这个标准向你征收税赋，你还会抗税吗？”

“知县大人，您这话当真吗？”张世杰瞪着两只疑惑的眼睛扫视了一圈在场的所有官吏，最后定在杨万里脸上问，而他的口气却明显地由对抗转为温驯了。

“本官奉皇上诏命前来治县，说话岂能当儿戏？但是，听说你还曾经聚众煽动他人抗税。那又是何道理？”杨万里想扩大一点谈话的成果，因而继续追问。

“禀告大人，众人抗税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并不需要小民煽动。小民不过牵了一个头罢了。”张世杰辩解说。

“好吧，本官相信你的说法。但是，本官还想问你，如果本县今年都按刚才给你一家算税的标准向全县百姓征收税赋，照你看，大家都会愿意交吗？”杨万里试探地问。

“回禀大人，全县的事小民不敢乱说。若是以小民一村五百多户而论，小民可以包管颗粒不差！”张世杰的态度已经是非常合作了。

“好！那本官与你一言为定。往年的事情本官追究不了。但从今年起，你可以回乡去广泛传播，就说本县将严格按照刚才给你一家计算税额的标准向全县民众征收税赋，还要张榜公布。你现在自由了，回家去把田种好吧！”

“青天大老爷在上，这样，老百姓就有活头了！小民感恩不尽！请受小民叩首八拜！”虽说杨万里事前告知了张世杰要让他过堂，叫他不要害怕，有啥说啥。但张世杰却根本没有想到事情到最后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因而，他与官府的对抗情绪不仅迎刃而解，而且还对新知县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杨万里不断地磕头拜谢。

“呵呵，好汉请起，你不要感激本官。本官乃奉旨办事，一切皆是皇恩浩荡。你要感激就感激今上天子吧！”杨万里这才露出了一片笑容，愉快地捋着胡须说。

张世杰千恩万谢地走了。

于是，杨万里转而对着众僚属严肃地说：“诸位贤弟，刚才的情形大家都看到了。这就是本官有信心宣布以上六项措施的依据。坦率地说，本官如此做法，必然要断了那些豪强奸猾之辈打着朝廷加税的幌子欺骗百姓、居中盘剥的不义之财路。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散布流言飞语中伤本官。各位都看到，本官前面接连五任知县倒台而去，可是在座诸位却都还活得好好的，这就说明知县担责太重，而诸位太无责任。因此，本县今天就要把你们头上的帽子与本官的帽子捆绑在一起。大家如果同心协力，到六月夏收后既能收满基本的官税，又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普遍感恩皇上，拥护官府，那本官就不仅不怕什么流言飞语的攻击，而且可依据你们各人的功绩向上保举各位。而如果你们中间有谁带头作奸犯科，损公肥私，甚至参与算计本官，那本官在交出帽子之前，就必要先把谁撸了！本官已把丑话说在前头，望各位好自为之！都散去吧。”

众人听新知县这么一说，不由得一个个心里直打鼓，想来这个知县可不是好糊弄的了。他下车伊始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可是默默地调查半个月之后，却什么都一清二楚了。是啊，如果排除中间盘剥，县府也不加额，官税虽说也已够重，但若年景风调雨顺，老百姓都咬咬牙，单是征满朝廷下达的税赋额，问题应该是不大的。如此看来，要把这么一个县官很快拱倒恐怕不易，那还不如积极跟他合作，以求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否则，万一被他抓住尾巴，那可就得鸡飞蛋打了。

即日，县狱里的欠税“刁民”就被释放一空了。县里还让他们每人带了一张重新计算税赋额的标准单回乡去宣传，一时间，全县民间你传我我传你，到处一片欢呼，都说新知县杨大人真是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这样的县官大家可不能难为他，一定要千方百计交足税赋，把他留住。不久县里的文明催科队果然到各乡各村来张榜公布家家户户的新计税赋额，大家一看，除了豪强大户、地主老财的税赋额比往年有所增加，其余小康之家和贫寒人户的税赋额果然比往年少了好几倍，因而不仅表示愿交，而且还冒出了许多往年被各乡豪猾中介所隐瞒的纳税户，一下子使全县增加了近两千户上万人口。到当年七月夏粮正好丰收，县库里一季就收到了比往年全年还多的税赋和贡物。其间虽然有一些豪强势力大户因为没有得到偏袒照顾，而且失去了居中代理盘剥的机会而向上级官府和朝廷散布流言，但江南西路几位负有监察职能的部使者本身都是杨万里的朋友，而且杨万里已事先就所有问题向他们分别做了请示汇报。其中有两位到奉新视察后，也发现杨万里确实治县有方，立竿见影，因此一致坚定地做了他的后盾。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兼知隆兴府吴芾还以顶头上司名义直接向皇帝举荐擢拔他。

初战告捷，杨万里颇为兴奋。这不仅仅意味着自己已经基本在奉新站稳了脚跟，而更为重要的是这还证明了依照孔孟之道，对百姓施以仁政，舒缓民生，不仅不会影响税赋的征收，相反还促进了催科的成效。

由于心情愉快，他的诗兴又不由得涌上心来，于是挥笔赋下兴味盎然的七绝一首曰：

我来官下未多时，梅已黄深李绿肥。只怪南风吹紫雪，不知屋角楝花飞。

恰在此时，有一位刚从朝廷回到奉新老家的罗姓官员，特向杨万里转达了宰相虞允文的问候和鼓励。这证明虞允文确实一直在关心着他。于是，他又满怀敬意地分别致书左、右二位宰相陈俊卿和虞允文，感谢他们的知遇之恩和关怀鼓励，汇报他在奉新“罢逮捕，息笞箠，去囚系，宽为之约，而薄为之收。行之一月，民无违者”①的大好局面。接着，他还分别致书正在给皇帝当侍讲的胡铨和正在严州任知州的张栻，同样介绍了他的治县经验和意外顺利的喜悦心情。

这时，坐镇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的户部侍郎兼江、浙、荆、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②史正志听说奉新夏粮丰收，特致信杨万里，表示只要交纳五万石羡余，就可保举他升一级官。杨万里不仅坚决拒绝，而且给宰相虞允文写信，对朝廷重新设立发运使这一聚敛机构表示不满。他甚至举了一个例子讽喻朝廷说，奉新过去有一巨富，家有万顷良田，千船货物，起初都是雇佣别人去经营，结果年年赢利。但有个人告诉他说，你的田有万顷，可是给你经营的人每年得利高达五千；你有货千船，可是经营者一年就得去了利益五百；所以你并没有得到你本应得到的全部利益。这个富人受到蛊惑，就把所有的田和货物都收回来自己打理，结果不到三年就变成了一个贫困户。而如今朝廷在各路已经有了转运使的情况下，又增设一个发运使，试图榨尽天下财富，这与奉新这个贪得全利而反变为贫户的巨富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实际上是忠谏朝廷要寓富于民，藏一部分财力于州县，而不要贪图把天下财富全部集中到朝廷一家，否则，竭泽而渔，州县地方没有财力办事，老百姓又到处造反，最终危害的还是朝廷。

后不久，史正志被撤职，都大发运使这一官职机构也再度被撤销。杨万里的讽喻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一点作用，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杨万里一个小小知县，敢于如此讽喻朝廷、告诫宰相，那也是够“胆大包天”的了。

眨眼秋天到了，六十七岁的江西安抚制置使兼知隆兴府吴芾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离任告老还乡，新知府兼江西路转运判官龚茂良到任。杨万里赶赴南昌送旧迎新。这两位上官都是正直敢言，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性情恬淡的主战派忠义之士。当时也有许多官员年过七十岁还赖着不肯致仕的，但吴芾还没到致仕年龄，就主动告老还乡，光这一条，就是绝大多数官员做不到的。龚茂良为绍兴八年（1138）进士，在州县和朝廷辗转为官三十二年，处处政绩斐然，受到民众赞颂。孝宗初元，他曾坚定支持张浚主持江淮军事，又为陈俊卿所欣赏，故与杨万里一见如故。杨万里与这两位上官都只相处短短几个月，就对他们崇敬不已。说起来，这也是杨万里的天命，一方面，由于不肯低眉折腰钻营投机，他老是受到官场世俗势力的阻挠，以至于一连耽搁好几年得不到官差和提拔；而另一方面，却总能遇到真正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贵人，他们不受任何财礼而诚心要安排他出来为国出力，甚至偶然还能使他在仕途上稍稍跳跃几步。尤其是在奉新知县这样险恶的位置之上，要不是天命贵人相助，你就是再有本事也恐怕难免翻船啊！想到这些，杨万里不禁感慨系之。

这年夏季，江西还算风调雨顺，可是夏收一结束，老天却作起恶来，竟一连近两个月滴雨不降。奉新旱情尤为严重。杨万里率全体僚属多次举行祭天祷雨仪式，甚至到百里之遥的本县龙脉之所百丈山祭拜龙王庙，可是天上毫无反应。眼看田间秋禾半枯，老百姓愁眉不展，杨万里更是心急如焚。在进南昌城送旧迎新路过西山时，连优美的西山风光也无法化解他心中的块垒。

一年两踏西山路，西山笑人应解语。胸中百斛朱墨尘，雨卷珠帘无半句。殷勤买酒谢西山，惭愧山光开我颜。鬓丝浑为催科白，尘埃满胸独遑惜。

这就是他当时写的七律《过西山》。眼看许多高岸之田都得绝收，全县秋粮减产已成定局，秋季的催科任务将会何等的艰难啊！奉新的老百姓日子刚刚缓过一点劲来，难道又要让他们因为秋税的征缴而重新陷入生存危机吗？

想来想去，杨万里还是觉得必须设法维持老百姓的生计，哪怕丢官也在所不辞。于是不等秋收到来，他就给户部和州府上呈了请求减征秋粮和往年逋赋①的报告。龚茂良即派丰城县主簿何季华前来核实旱情。得到何季华的据实汇报后，隆兴府向朝廷奏请给奉新全县减征全年税负十万石，“和籴”全免。杨万里总算得以渡过了难关。因此，他禁不住又挥笔写下五律《送何主簿归丰城》一首，送给何季华作为谢礼：

众里非无士，难中却几人？如何新帅泽，偏作此邦春？未要栖鸾恨，方看报主身。青灯一樽酒，聊复话酸辛。

诗中赞美何主簿是不可多得的患难中乐于助人的忠义之士，感激新知府的恩泽使奉新人民获得了生机，感叹不必为当不上高官而心怀惆怅，只要看看真正的忠义之士是如何忠君报国的就足够了。最后说到在送别何主簿的便宴上，他们彼此就着一樽薄酒，重又谈起民生之艰难，乃不胜感慨之至。

其实杨万里也经常给人送礼，但他给任何人送的礼物，上自宰相，下至平民，都无非是一部诗集、一首诗，或一篇短文。而这还得是彼此知音之人，至于那些位居要津而试图向他索拿卡要的丑陋之辈，则不仅卡他十年八年也等不到他的分文进献，而且连一个字也不可能得到。

解决了税赋问题，他顿时感到浑身轻松。送何主簿回府再次路过西山时，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乘兴又吟诗一首曰：

一眼苕花十里明，忽疑九月雪中行。我行莫笑无驺从，自有西山管送迎。

对照前一首《过西山》，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啊！

转眼秋天又过去了。当年十月，杨万里刚要趁着农闲，把主要精力转向办学兴教，却忽然接到诏书，原来是宰相虞允文再次亲自奏举杨万里入朝，任国子监博士。由于杨万里在奉新知县任上的作为已经蜚声朝野，加上江西帅臣吴芾和宰相虞允文先后举荐，朝廷里那帮看不惯杨万里桀骜不驯坚不送礼，因而必欲将他卡死的权要角色就再也架不住了。于是，杨万里连半任知县都没有当满，就不得不离任而去了。好在不是倒台，而是升迁。奉新知县连连遭罢的历史，总算在杨万里身上结束了。

虽然任职时间短暂，但奉新百姓却将其功德铭刻在心，人们建生祠纪念他，并把他的画像当神像供奉。南宋奉新籍著名诗人袁去华赋《水调歌头》给杨万里送行：

笔阵万人敌，风韵玉壶冰。文章万丈光焰，论价抵连城。小试冯川三异，无数成荫桃李，寒谷自春生。奏牍三千字，晁董已销声。玺书下，天尺五，运千龄。长安知在何处？指点日边明。看取纶巾羽扇，静扫神州赤县，功业小良平。翻笑凌烟阁，双鬓半星星。

袁去华，字宣卿，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才华横溢，为全国著名词人，资格也比杨万里老多了，可是最后就只当到石首知县为止，可见有多少俊才能吏被困死在仕途之底层啊！杨万里知奉新时，袁去华正在老家赋闲，亲眼目睹了杨万里的全部作为和政绩，因而对杨万里佩服得五体投地。杨万里当年的地位并不比袁去华高，因此袁没有必要对杨万里吹捧拍马，可见他对杨万里的评价和期许之高，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真情话。而以杨万里的知识功底、才华和能力，当个晁错、董仲舒之类的学者型参议官，甚至当个张良、陈平之类的宰辅大臣，也确实足以胜任。但实际上，并不是谁有了宰辅之才能，谁就一定能当上。这当然不是袁去华赋诗填词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了。袁的这首词被收入了《全宋词》，必将继续流传千古。

年底，杨万里携家口到达临安，刚安顿下来，便在入朝路上遇到老朋友、侍御史李处全，得知族叔麻阳知县杨辅世日前刚在任上逝世，当即恸哭哀悼。杨辅世是杨万里除父亲之外，相处最亲密的长辈，除在外当官的六七年时间之外，他们几乎长年形影不离地在老家的田园山林间唱酬徜徉。就在当年春天，杨万里刚到奉新上任不久，还曾拜托胡铨给湖南帅臣写信请他举荐这位族叔，谁料想他竟然遽尔而逝了呢！痛哉！痛哉！

乾道七年（1171），四十五岁的杨万里和全家一块在临安过了春节，便在国子监博士任上开始办事了。国子监博士简称国子博士，正八品官，和他七年前就当过的临安府学教授品级相当，但这一次，他的阶官升迁成了奉议郎，也是正八品。也就是他的阶官和职官相等，不要在职官前加“守”“试”之类的前缀。而更为重要的是，当上了奉议郎，就进入了朝官的行列，可以按期上殿站班朝见皇帝了。因此，虽然国子博士又叫清选官，职事比较清闲，也没有多大油水，但一旦任职即为全国名流，声望很高。杨万里原本三十八岁即七年前就有可能获得此等地位，可惜张浚落职，父亲又病重，不得不回家，又接着守制、待次，以致失去了机会。后在乾道三年（1167）四十一岁的时候，陈俊卿、虞允文又举荐他升迁朝官，但由于他不肯照“规矩”办事，因而未能实现，这一耽搁就是七年。一个人的仕途上，能有多少个七年啊！像他这样的学问才能，加上还有宰相举荐，他只要有周必大、范成大一半的聪明和灵活性，就早该上五六品了，然而，他入仕已经十六年了，才当上个八品官，几乎完全和一般平庸人士一样地在仕途上艰难地爬行。但是杨万里从不后悔，无论仕途多么崎岖险阻，他只能挺着腰杆登上去。

使杨万里感到有点遗憾的是，去年五月，由于陈俊卿与虞允文在是否派遣使者赴金国祈求归还北宋历代皇帝陵寝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致使陈俊卿辞职出朝，以观文殿大学士衔去当了福州知州①。

陈俊卿与虞允文原本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也互相推重。他们同任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曾经给全体忠诚正直的主战派士子带来了国家复兴的希望。无奈孝宗赵昚又基本上成了个高宗第二，除了维护自身权位之外别无兴趣。他当年之所以要把两名德高望重的主战派大臣同时任用为宰相，目的不过是做出一个有志于恢复的姿态，以便赢得为数众多的主战派人士的拥护而已。而一旦目的已经达到，他就感觉到再也不能在两名强势宰相身边安睡了。而恰好虞允文自从当上宰相之后，立场就有所软化，通常比较多地迁就皇帝的意见。而陈俊卿则不肯妥协，总是试图说服皇帝坚持不要对金国抱任何幻想。因此孝宗凡有某种意图就先跟虞允文商定，然后再煞有介事地去征求陈俊卿的意见。结果陈俊卿发现自己的意见根本没有任何作用，自己当个宰相不过是个摆设罢了。以陈俊卿这样自尊自重的人格，他当然不会再赖在这个宰相高位上尸位素餐，所以他就主动辞职了。这样，赵昚很轻易地就拆解了两个主战派宰相的联盟，解除了被两名强势宰相所左右的威胁。纵观赵昚的整个为帝历程，可以看到在他的手下，宰相像走马灯一样地换个不停。他基本上不会让任何一名宰相当满三年，一般都是一两年就撤换，最短的不足一个月，而从来没有形成高宗时代让秦桧一个宰相专权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现象。这就最充分地显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力地位。所以说在玩弄权术、驾驭官吏这一点上，赵昚的聪明能干是非常到家的。

陈俊卿罢相之后，虞允文升左相，梁克家任右相。由于有了虞允文的器重，陈俊卿的离朝对于杨万里个人来说，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杨万里心里非常清楚，对于国家的复兴事业来说，陈、虞两位宰相之间的这条裂痕，无疑是一条进取与衰落的分水岭。如果说张浚罢相意味着国家复兴希望的破灭，那么，陈、虞联相则还带有几丝复兴的余波。而到陈俊卿罢相，则连这点余波也彻底消失了。但是天意如此，谁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对此，杨万里只能仰天长叹。

二月，在京师举行进士考试，杨万里首次被任命为考官之一，和林充朝等其他考官一起集中在殿内直宿，不许与外界接触，以免徇私舞弊，这就叫锁院。对于一般八品小官来说，能有幸进入省试、殿试的考官行列，也算是很大的荣耀了。尽管宋朝的进士一律只能称为“天子门生”，而不许称为某某考官的门生，但实际上，主持一届考试就要认识几百名进士，这些进士日后会分布在各个阶层各种职位上当官，说不定就有这个那个登上相位，他们见到昔日的考官，就像如今杨万里见到刘珙一样，其实还是会自称门生的，最起码多少都有几分特别的感情。这也是在官场上构建关系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杨万里的视界并不在这个层面上，因此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兴奋，不过当作一件分内差事来办罢了。

真正在杨万里心里激起波澜的是胡铨的辞职。就在进士考试结束后不久，胡铨就再次强烈要求告老还乡了。胡铨去年几乎和杨万里同时出门，回朝路上在南昌与杨万里相遇时，以及去年夏天杨万里在奉新给他写信时，都曾预计孝宗既然屡屡诏他出山，可能会让他担任枢密宰辅。可是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孝宗又要摆出一副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样子，实际上又不能真正重用那些太有学问、太有棱角的干练大臣，特别是不愿接受真正忠耿之士的苦口良言。这不能不使胡铨对他完全绝望。于是，六十九岁的胡铨终于失去了最后的耐心，而且他从政治大势上也已经看到了这个皇朝的衰落已经无可挽救，因而只好退归山林以求善终。赵昚便顺水推舟表示同意，但为了显示宽宠，还给他挂着主管宫祠的闲职领取俸禄。

胡铨虽然没有登上宰辅高位，但他是主战派的精神领袖，他的德操和威望比许多宰相枢密还高，他是志在恢复的忠志之士在朝廷的最后一座精神堡垒。他的出朝，给杨万里带来了重大的精神冲击，使得他在朝中连一点精神依托都没有了。送别胡铨后，杨万里回家收拾了一只小箱子，预装上一箱子银钱，作为一家人返回家乡的路费，加上锁放在床下，不许家人取作别用，并训诫家人不要购买家具和大件物品，随时准备丢官回乡，以免届时造成累赘。

果然，麻烦很快就来了。当年三月，孝宗赵昚决定任命自己的姨父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但是按照宋朝历代祖宗的规制，是不允许外戚、近侍和宦官担任宰辅和枢密之职的，更何况这个张说品性低劣，无德无才，除了讨好皇帝和炫耀亲宠之外，屁事干不了。因此赵昚知道他的这个决定一定会引起朝臣的抵制。为了减小阻力达到目的，他首先私下疏通了在朝廷威信最高的宰相虞允文，同时起用威望很高而刚刚在家服丧期满的刘珙同时出任同知枢密院事。虞允文本是忠诚能干功勋卓著的贤相，但为了保官，他在这个问题上又没有坚持原则而附和了皇帝的心愿。但是刘珙是一个节操高尚的大臣，听说赵昚准备把他和张说合并在同一张任命书上同时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使他感到了深深的耻辱，因而他坚决不肯接受。同时，杨万里的密友、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张栻也在给皇帝讲授经典时力劝皇帝不要突破祖宗制度，以免给朝政带来大患，并跑到都堂去诘责宰相虞允文用人不当，弄得虞允文面红耳赤，羞愧不堪。外加还有一个中书舍人范成大，看到满朝臣僚实际上大都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也就不肯起草任命书。把个皇帝赵昚气得一愣一愣的，不得不暂时收回了成命，转而任命张说为安远军节度使。

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月，赵昚就下诏把张栻外放到袁州去当知州，以发泄他对这位不听话的侍讲官的不满。这使杨万里感到忍无可忍。他的官职很低，而且不是台谏部门的言官，按身份地位，若不是皇帝主动召对，原本不宜随便上疏论事，尤其是明显地看出这件事完全是出于皇帝钦定，宰相遵从的，他这种小官就更不应该多嘴多舌，多管闲事，执意反对。但杨万里却不顾一切，决然分别上书皇帝和宰相，对张栻外放表示反对。不仅如此，他还在谏书中弹劾当时在这件事情中起了推助作用的军器少监韩玉为善于甜言蜜语专事谄媚的奸佞小人，请求罢免其官职。

结果，皇帝没有接受他留用张栻的请求，张栻还是被赶出了朝廷，赴袁州上任去了。而且连那不肯起草任命书的中书舍人范成大也被外放到更远的静江府（今桂林市）去当了知府。而范成大是杨万里的同年兼诗友，彼此相互推重，关系非同寻常。因此，这一来，便使他在朝廷里失去了两位志趣相投的知心朋友。这不能不使杨万里进一步感到巨大的失落。

但是使他略感欣慰的是，皇帝虽然没有接受他对于撵走张栻的谏阻，却接受了他对韩玉的弹劾，在张栻被排斥出朝的同时，韩玉也被罢了官。这件事当即就轰动了朝廷。杨万里一个小小芝麻官，冒着直接忤逆皇帝和宰相的极大风险，去干预朝政，尤其是指名弹劾身份地位远高于自己的朝官，竟然奏效了。特别是到当年七月，朝廷还将杨万里改任为太常寺博士。这可不是一件寻常事啊！最起码在“圣朝”南渡以来，这还是第一回。

太常寺是负责管理礼乐、社稷坛观，以及皇家陵庙和祭祀事务的机构，高级官员死后要加谥号的，也由太常寺负责拟定谥文。太常寺博士和国子监博士的职别一样都是正八品，看起来是平调，但实际上太常寺比国子监的政治地位要高。太常博士比国子博士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皇帝和宰辅，在日后的提拔任用上条件更为优越。因此，这次职位变动，实际上是表示了皇帝和宰相对杨万里的大胆直言不仅没有恼怒，反而给予了鼓励和重用。别说是一名蕞尔小官，就是一名三四品大员，能够获得皇上和宰相的如此重视，也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啊！这就更不能不使得满朝文武都对他羡慕不已，刮目相看了。

然而，对杨万里来说，皇帝和宰相没有责罚他，虽也使他略有欣慰之感，但整个事件给他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忧虑和悲哀。尤其是虞允文登上相位之后，为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屡屡附和帝意，已先后容忍孝宗排斥了陈俊卿、胡铨、张栻、范成大等四名高、中层正直忠耿、识见远大、能力出众的朝官出朝，刘珙则因不屑于与皇帝的亲近小人为伍而主动请求重新去湖南出任安抚使兼知潭州，使皇帝身边缺乏忠耿正直的规谏大臣，而那些近习佞臣则更加得势。这不仅有害于国家政治大局，而且对虞允文这样本质纯正忠良的宰相个人来说，也恰恰等于是自己孤立自己，因而也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事实上，仅仅一年之后，虞允文也被剥夺了相位，再次被派到四川去任宣抚使）。杨万里远不仅仅是一位诗人，到这时，他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了，对于皇帝的心思、朝政的摇摆，乃至宰相的位势，他都洞若观火。就连这次皇帝对自己的鼓励，也不过是想向朝臣们显示出一个开明皇帝的形象，使大家不要对他过于失望而已。这也是一种驾驭朝臣的策略啊！

更使杨万里感到哭笑不得的是，这年冬天，他的老师王庭珪以九十二岁的高龄，竟然还被孝宗皇帝召到了临安来陛见。由于年事太高，王庭珪曾经屡屡辞谢，但皇帝坚持不许，竟敕令沿路州县备好舟车乘舆，接力护送，并逐日汇报行程，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才把老人护送到了临安。而且在便殿接见时，皇帝还特别免除了他的拜跪之礼，赐座赐茶，劳问甚宠，还亲切地请他留京作为顾问。直到王庭珪以年高体弱坚辞不受，才允许他以直敷文阁的官职领崇道观，终生享受俸禄，回乡养老，并令所在州县随时优抚慰问。临行前，皇帝又加赐“宝香茶彩”。一名低级官员能获得皇上的如此恩遇，在整个宋朝没有第二个。而杨万里心里却十分清楚，这也不过是孝宗树立自身良好形象的面子工程罢了。

在杨万里看来，孝宗赵昚实际上整个儿就是一个好龙的叶公，他对真正的忠臣良将也确实都很青睐，并且都给予了很高的恩遇。他自始至终试图表现出他是一个爱惜人才、尊重人才，具有宏图大志和勤谨有为的中兴之主，但一当这些忠臣良将真要施展才华、大兴壮举、建功立业时，他又胆怯心虚，吓得发抖，旋即把他们一个个打发出朝堂，免得他们老是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督促他节欲息贪、选贤任能、勤政爱民，以及什么“近君子，远小人”、“修边备，图恢复”等，弄得他很不自在。

当然，即使是这样，比起他的养父高宗赵构的昏庸无能和扼杀忠良来，也就真算得上是“英明”“伟大”了。而且，好也好、歹也好，皇帝只有一个，你必须无限忠于他。所以，杨万里对皇帝在主导复兴大业上失望之余，也还在主导好内政，包括改善民生、积蓄国力等等问题上对他抱持着一定的希望。而他能如此高规格地恩宠自己的师长，即使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那也是对天下敬老尊贤所发出的一个良好倡导啊！因此，杨万里对能在京师再次拜见到九十二岁高龄的自身品格的铸造者，心里终归还是充满了温暖之情。

杨万里送走高龄师尊王庭珪，就过大年了，京中众多朋友同僚，难免相互走访应酬一番。转眼就是孝宗乾道八年（1172）正月。皇帝过完年后就诏令朝廷百官“轮对”。宋朝有在朝官员依照皇帝的敕令，轮流上章提出政治见解和主张的制度，这就叫作“轮对”。目的一是集思广益，探究治道，为实际决策提供思路；二是防止壅塞言路，尤其是使许多低级官员有机会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呈交皇帝；三是考察官员。因为在轮对中，轮到的官员必须书面上章言事，皇帝首先可以通过奏章的质量看出官员的文笔和思想水平。其次是对于言事有理的官员，皇帝还要亲自召来面谈，而通过面谈，皇帝可以进一步了解官员的底细。为了使各级官员敢于大胆直言讲真话，每次轮对，皇帝都会保证对所有应对的官员只奖不罚。也就是无论官员在应对的剳子（即书面报告）和面谈中表现出的水平怎么样，以及是否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都一律不予责罚；而对于言事有理、主张可行、水平高超的官员，则给予擢拔重用。因此，对于每一名有志于尽忠报国和仕途进取而又有真才实学的官员，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高官家庭出身背景的寒门之士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直接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非常重大的机遇。

杨万里原本去年迁转朝官前就要接受皇帝的“召对”考察。但显然由于去年皇帝没有时间安排，加上杨万里又是宰相直接举荐的人选，所以就让他先上任，再等候皇帝安排召对了。而现在就任不久就遇上了轮对，则正好可以两“对”合一了。杨万里虽为寒门之士，但由于他的学养深邃，识见广博，能力水平突出，所以从仕途进取的角度出发，他倒是不乏人举荐。事实上孝宗早已从胡铨、陈俊卿、虞允文、吴芾、刘珙等高官口中得知了他的名字和特长。尤其是去年上疏谏留张栻和弹劾韩玉，更使皇帝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从尽忠报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角度出发，他仍不能不高度重视这次轮对。为此，他一口气准备好了两道剳子。第一道谈薄赋敛，爱人民、结民心的问题。剳子一开头便说：“臣闻国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故君之爱养斯民，如人之爱养元气也。”接着他毫不隐讳地指出，由于朝廷以州县官缴纳财赋的多寡来衡量官员的才能，并决定官员的升迁速度，致使不少州县官为了升官而不顾人民的死活，横征暴敛，除了正常的税赋之外，还争着缴纳额外的所谓“羡余”，以求得朝廷的特别青睐。结果弄得民生凋敝，老百姓痛苦不堪，国家则伤了元气。因此，他建议朝廷有关部门要核实各地的实际情况，不要以财赋多寡论英雄，特别是不能收取“羡余”，以纾缓民生，爱惜民命，赢得民心。第二道剳子则谈用人问题。他在这道剳子中非常精辟地指出了有两类不同的人才君主都必须用之，但在信任的程度上则必须有明确区分。其中写道：“有正直中和之德者谓之贤，有聪明果敢之才者谓之能。贤者有所必不为，故可任而不疑；能者无所不为，故可使而难御。”接着，他以汉高祖以不同的信任度区别对待萧何、张良与韩信、黥布作为成功范例，说明了知贤知能以及任贤使能、因人制宜的重要性。他这两道剳子，比起过去的《千虑策》来，虽然要具体和简短得多，但所论述的，仍然都是皇帝必须关心的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这就充分表明了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烁烁才华。

皇帝对他的第一道剳子没有表态，一般来说，不表态就意味着没兴趣。而对第二道剳子，则评论说：“人才须辨实伪，分正邪，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圣，犹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①显然，杨万里的第二道剳子引起了孝宗的注意，否则他不会有评语。但孝宗的评语一方面表明了他对杨万里理论水平的肯定，而另一方面却也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了他对杨万里的信任不足。照杨万里听来，这几乎不是在评判他的言论，而是在直接评判他杨万里本人。皇帝明明是在说：“你杨万里虽然言辞很雄辩，但你是不是一个言行不一的‘宰予’，我还感到怀疑呢！因此我是不会单凭你的言辞而重用你的。你是否真是个可用之才，我还要察你之言而观你之行啊！”

对于这个结果，杨万里没有多伤脑筋。天下者，皇帝的天下也。皇帝地位至高无上，他要怎么评判和看待一名臣下那都是他的事。自己所要做的，不过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去取得皇帝的信任罢了。而且他也并不指望一定能获得皇帝的高度信任。十几年的仕途摔打和见闻，已经使他深深地懂得了，并不是只要一个人无限忠于皇帝且有足够的能力为皇朝带来繁荣兴旺强大和稳定就能赢得皇帝的信任。相反，皇帝真正信任的却偏偏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奴才。而即使是像张浚、胡铨、陈俊卿、虞允文这样百分之百值得信赖的国之梁柱，实际上皇帝也只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而并没有真正地信任。因为他们往往功高盖主，所以皇帝时刻都在警惕着他们是否会威胁到自己的权位和权威，还因为他们往往敢于直言要求皇帝遵守制度、勤于政事、少事淫乐等，所以皇帝还特别讨厌他们喋喋不休的谏诤。既然如此，作为一名正直的朝臣，你就只能是单方面要求自己做到永远对皇帝尽忠，对国事尽心尽职尽责罢了。而如果你的某个行动竟然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甚或赢得了皇帝的赞许，那你就把它作为一个意外的收获，稍稍高兴一阵子得了吧！因此，杨万里知道，无论如何，对于自己来说，这次轮对总体还是成功的、值得稍稍高兴一阵子的。毕竟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得有机会直接向皇帝进言就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啊。

进了朝廷，政治上的热闹可就有的看了。这不，轮对刚结束，到了二月，孝宗又再次抛出了要擢拔自己的姨父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的方案。当即遭到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上书谏阻，认为外戚近习不可执政是祖宗制度，不可违反，吏部侍郎直学士院周必大不肯起草诏命，给事中莫济不肯办理任命手续。

但是这一次皇帝下了决心，他把不执行诏命的周必大和莫济都撵出朝廷，各自领宫祠回老家赋闲，把提出谏阻的王希吕调到遥远偏僻的小地方监管仓库，李衡则降职为起居郎①。叫听话的翰林学士王曮来起草诏命，并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叫另一听话的给事中姚宪来办理任命手续，同时提拔他为谏议大夫，硬是把张说提拔到了枢臣的高位。结果，皇帝为了提拔一名亲戚而先后两度罢免和撵走了一大批学问精深、忠诚练达、年富力强，而又正直不阿的朝廷重臣。这意味着皇帝爱亲戚近习胜过了爱江山社稷，把个杨万里看得一愣一愣的。虽然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感到很失望，他也无能为力。

这一次最让杨万里关心的是周必大。因为自从胡铨出朝后，在朝廷官居三品以上又有影响力的庐陵老乡就只剩周必大一人了。从个人角度来讲，周必大为吏部侍郎，他要是立在朝中，当然对所有的庐陵乃至江西籍士子都有好处，更何况是杨万里这样知根知底的朋友？而对国家来说，像周必大这样德才兼备、学行双优的贤良大臣则更是必不可少。他虽然没有表现出张浚、虞允文那样叱咤风云、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但他既温婉宽厚，善于团结上下左右臣僚，而又是非分明，能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决不苟同。而这也正是他仅仅比杨万里早入仕三年，现在却比杨万里官高了五个品级的重要原因。杨万里深知周必大的长处，而时至此刻，他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性刚烈，锋芒毕露，嫉恶如仇，性情偏激而执拗，只有坚持而不会妥协，只能直行而不会拐弯，只能和知己同类相洽，而不能广结善缘。这样的性情，自然难以在官场上混到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他就只能随时准备退隐，而在政治上更多地寄望于周必大了。可惜周必大竟又一次因得罪皇帝而遭黜。

不过与上一次遭黜比较起来，这一次杨万里和周必大自己心里都踏实多了。因为现在他们也都摸清了，虽然天下士子多的是，但是皇帝知根知底、能够比较放心地用得上的大臣也不过就是那么几百位，他今天讨厌谁的时候可以把谁一脚踢走，可是，当他遇到难题需要人来给他解决的时候，他还得把那些曾经被他踢走的人找回来，而且必要时，他还得给他们加官晋爵。其实，这也正是聪明的宋朝皇帝在一般情况下不杀大臣的根本原因。而这恰恰也是周必大等正直大臣，甚至包括杨万里这样冒冒失失的八品小官都敢于向皇帝直言忠谏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一次杨万里去送别周必大的时候，他们除了仰天长叹政事乖谬、国运不昌之外，对于周必大的个人前途，则都没有任何担忧。倒是杨万里自己还真是有点担心在孝宗已经明确表示注意到了自己，而目前又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情况下，仕途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周必大刚走不久，吉州方面就传来噩耗：九十三岁的王庭珪先生逝世了。王庭珪几乎创造了当时人生寿命的奇迹。不要说曾经遭受过长达十年的流放之苦和精神摧残，就是终生平安富贵的大老爷们，在那年月能活过八十岁也就挺不错了。而王庭珪去年九十二岁最后一次接受皇帝召见回家之后，还精神矍铄，没有一点病态。他是在睡梦之中毫无病痛地寿终正寝的。胡铨为他作了墓志铭，周必大为他写了行状，杨万里为他的文集作了序。他的生徒中最有名的是杨万里，而继承他的学问和精神最彻底的也是杨万里。

使杨万里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当年秋九月，他又被升迁为太常寺丞。太常寺丞简称太常丞，是太常寺的第三级长官。太常寺的一级长官是太常卿，副职是少卿，以下就是丞，再下为主簿，再下为博士。卿和少卿各为一员，但是丞和主簿可以是一至二员。虽然此时杨万里的阶官还是八品的左奉议郎，但太常丞却是从七品的职事官。他这是低阶高就，不光政治地位提高了，还可以拿到七品官的俸禄。升官后，他就奉命赴绍兴视察了永祐陵①，游览了龙瑞宫②，参观了禹穴，有诗记其事。

更叫杨万里感到意外的是，仅仅过了七个月，他还被擢拔为将作少监。将作监是宋代中央政府的六监之一，其职能是“掌管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之事，凡土木、工匠、版筑、造作之政令总焉”。将作监的主官就叫将作监，少监为副职，还有三把手叫监丞。将作少监是从六品的职事官。这就是说，他在短短的七个月内就跳升了一级品阶，而他过去每升一个品阶都经过了八九年的时间。看来被皇帝直接盯上还真不是坏事啊！显然，孝宗对他的信任度正在逐月提升，而这又肯定与虞允文的荐举不无关系。

然而，对于杨万里来说，这种速度的提拔已经来得太晚了。他早已年过“不惑”，行将“知天命”了，到了这个年纪，官职还没上四品，在政治上已没什么好戏唱了。因此，他除了感到有点意外之外，心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喜悦。相反，朝廷政治上出现的持续衰落现象，使他产生了更大的悲观。

最重大的事件是，孝宗竟然连一直屈从于他的虞允文也不想再留在身边了，终于在乾道八年（1172）冬免去了他的左相之职，再次派他出朝担任四川宣抚使。杨万里能够登上朝班，乃至入朝后屡获擢拔，最大的恩人无疑只有虞允文一人了。所以杨万里后来说，自从入仕以来，宰辅中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有张浚、陈俊卿、虞允文三人，而实际用上了他的不过虞允文一人而已。更为可贵的是，杨万里还曾在排挤张栻出朝的问题上上书指责了虞允文，而虞允文不仅没有计较，反而对他恩遇有加。如此大度的人物，你还能在哪里找到？可以想见，如果虞允文能继续在朝为相，那么杨万里的仕途前程虽可能有限，但在孝宗朝内升个三品应该是完全可能的。由此可知虞允文的出朝，对杨万里精神上的冲击该会是何等的严重了。但是，皇帝的阴暗心理你只能窥见，而不可理喻。连岳飞都可以杀，虞允文的罢相就算是恩典了。对此杨万里只能郁闷而已。赶在虞允文离京之前，他到左丞相府拜谒了前丞相，满腹的知心话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虞允文轻松地微笑着说：“诚斋，你原本就是一个笔头锋利、口头笨拙的人啊！你就什么也别说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想说什么。”于是杨万里也只好跟着露出了一丝苦笑。而虞允文的长公子虞公亮则不失时机地把他拉进书房，讨论了一通诗歌创作问题。

虞允文出城时，不光文武百官齐来送行，得知消息的市民也人山人海夹道相送。杨万里被挤在人丛中，踮起脚尖也只不过瞄上了一眼而已。一个月后，杨万里又给虞允文写了一封信，对皇帝免其相位表示严重不满，其中说：“古者思其人则爱木，爱其人则及乌；今也称其功而掩其人，被其仁而忘其自，此殊不可解也。”这明明是对孝宗心理阴暗，德行不古，得鱼忘筌，过河拆桥的缺德行为所提出的尖锐批判。他甚至引用养由基射箭的典故，提醒虞允文小心注意不要上孝宗的当，担责太重难免有失，可以百发百中，而一发不中则英名全丧；可以百战百胜，而一战不胜则前功尽弃。就像淝水之战和火烧赤壁，历史上都只见过一回而不见第二回一样，您的采石之功也是可一而不一定可再的。这其实是要虞允文吸取张浚的教训。因为张浚就是这样，曾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料功高震主，反被皇帝撵出朝廷管制了二十年，最后则因一场败仗就被皇帝认为老而无用，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这显然是极端机密的心里话，要不是彼此关系达到了贴心的程度，杨万里是绝对不敢说出去的。如果虞允文当年就把这封信的内容披露出去，那杨万里恐怕就不是像他的老师王庭珪一样流放三千里的问题了，对他这样影射皇帝的“反动”言论，完全可以杀无赦。

后不久，孝宗果然密令虞允文出兵进取河南。虞允文心知孝宗神志漂浮，朝令夕改，根本不可取信，加上全国又没有整体统一的战略部署和足够的精神物质准备，单兵突进无异于自寻死路，因而以军需准备不足为由拒绝了孝宗的指令。其间是否有杨万里忠告所起的作用，则不得而知。

到乾道九年（1173）正月，张说被进一步提拔为同知枢密院事。四月，国子监司业、太子侍读林充朝因拒不出席张说的宴会，被贬出朝，赴任广西提刑。林充朝是杨万里的文朋诗友，彼此关系亲密，这一走，又少一个正人君子为伴了。为此，杨万里心情更为抑郁。他写了《送林谦之司业出为桂路提刑》诗一首，为朋友送别：

雨眠起宵坐，搔首偶不欣。孤念元无感，怀我同社人。昨日林先生，抱经出成均。初闻为渠喜，忽悟谁我亲。缅然记宿昔，夜颍水际门。微月耿秋寂，幽蛩慨凉新。论诗煮豆粥，粥熟天已晨。先生补天手，万象焉能春？若非千载仰，却要今世珍。圣门旧傅业，不在先生身。雪前何有松？燬中谅非珉。论思尺有咫，决去曾逡巡。谁言我无耳？老矣未有闻。先生又舍我，离别尚足云。桂山玉笋立，桂水罗带纹。得句能寄似，不须持岭云。

这首诗回顾了两人往昔煮粥论诗、彻夜不休的深厚情谊，表达了对朋友离别的依依不舍之情。

看着正直有为的大臣一个个被排挤出朝，政权实际上主要被近习佞臣所把握，杨万里不由得对朝廷深感失望，因而尽管本人正在不断升官，内心里却油然而萌生了退意。一天，他打开吉水乡友曾敏行的儿子曾无己送给他的一幅《渔浦晚归图》，看着画面内容恰恰非常贴切地表现了他此刻想要回乡归隐的思绪，于是提起笔来，就在这幅国画的空白处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曰：

浦吾里，舴艋吾宅，黄帽郎吾侣也。苒苒京尘，于今三年，偶开曾无己此轴，风烟惨淡，波涛汹欻，欣然振衣登舟云。

由以上题字可以想见，这幅画画的是一个戴着黄色草帽的青年男子，驾着小舟在赣江捕鱼后晚归的情景。杨万里触景生情，仿佛觉得画里的江浦就是自己的故乡，小船就是自己的家，而那戴着黄色草帽的男子就是自己的朋友。而自己所向往的就是这种天然纯朴不带功利之心的自由生活，联系起三年来在红尘滚滚的京师，所见多为败兴之事，活得很不开心，朝廷政治又黑暗无底，还不如“欣然振衣登舟”而去罢了。

当年十月，朝廷诏命去年被黜出朝在家赋闲的周必大出知福建建宁府，周必大坚辞不出。杨万里连忙写信对他表示钦佩。周必大则回函表示自己辞命不出并不是自命清高，而是另有不出的原因，希望他坚持在朝不要动摇。杨万里这才又定下了心来。

鉴于连年来全国各地水旱频发，年景不佳，当年十一月，皇帝决定举行郊祀祭天大礼，大赦天下，并且决定改元，从明年起改用淳熙年号，同时又命百官轮对。杨万里参加祭天仪式后，也上呈了两道剳子。第一道剳子建议孝宗要坚持“自强不息”和遵循“文王之道”。其中一段举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事实为例说：

昔者唐太宗即位之初，元年饥，二年蝗，三年水，宜其治之难也。然太宗听魏徵仁义之言，黜封伦刑名之论，导人使谏，勤而抚民，未几大稔，米斗三钱。盖太宗不以天之未应而少息，亦不以天之既应而自足。此其所以致贞观之隆也。

这道剳子重申了他主张遵循孔孟之道对老百姓施以仁政而反对商鞅申不害刑名之说的一贯思想。特别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祭天之后，一定会有“天应”和“天不应”两种可能，而劝谏皇帝在两种情况下都要正确对待，始终坚持“自强不息”，而不要急功近利。而他的第二道剳子则集中讲立法与执法的关系问题。其中写道：

臣又闻之，立法不如守法。今新法再修之后，臣愿陛下与大臣力持之于上，凡法之所无者，一皆执而不行；又诏给舍台谏之臣力纠之于下，凡法之所无者，一皆议而不阿。有害吾法，罪在必罚。此又非特有司之事而已也。

关于法制问题，杨万里曾在一篇《转对剳子》中举过一个例子说，宋太祖曾令在后苑造一只薰笼，结果好几天都没有办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回答说，这件事必须走程序，皇帝拟办的事情也要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再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更加气愤，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文钱即可买到一只薰笼。如今贵为天子，却好几天得不到，这是什么道理？”赵普回答说：“这些规则条文不是为陛下而设置的，它是为陛下的子孙而设置的。假使陛下的后代子孙想建造奢侈之物，破坏钱财，那就得经过这一道道手续，自然要遭遇到各个关口的批驳。他要想绕开这些程序，则是跟天下官员作对，自有台谏方面的官员会去谏阻他。这就是这些条贯的深意啊。”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这个故事最生动地说明了皇帝必须首先带头遵纪守法的重要性。杨万里的意思很显然，立法再多，如果不能守法，法律也必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他说的“立法不如守法”，并不是说不要立法，而是说两者比较起来，守法比立法更见得重要。而要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则必须首先从皇帝和大臣自身做起，而且“给舍台谏”这些谏议之官，要敢于纠正皇帝和大臣的违法行为。这显然是针对孝宗几度违反祖宗之制，擢拔外戚和近习当枢臣等带头违法的行为而言的。所以他最后指出，要保证法律的切实施行，做到违法必究，有罪必罚，并不仅仅是大理寺、刑部等执法部门的事情。

显然，杨万里这两道剳子，谈的都不是他本身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而是有关国家治乱的全局性问题。可见杨万里虽然官职低微，但他通常所考虑的却主要是国家大事，而且问题抓得非常准确。而本职范围内的具体差事，他实际上不需花费多大精力就能做好。他在以往每一个州县岗位和低级朝官岗位上都踏踏实实地做好了本职职事就是证明。遗憾的是，皇帝对于低级官员，却往往只要求他们办好具体差事，多给皇上贡献现实具体的利益，而不是反而老是要求皇帝应该如何如何。因而杨万里老上这样的剳子，包括他过去的三十篇《千虑策》，其实皇帝并不爱听。

因此这一回，杨万里的两道剳子都没有得到皇帝的批示。加上虞允文已经离朝，他又坚持一以贯之的不去巴结已经大权在握的皇帝亲近大臣，结果他在朝内的快速升迁趋势便就此打住了。而到淳熙元年（1174）正月，他又被赐“绯鱼袋”①，安排出朝去任福建漳州的知军州事，简称漳州知州。

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在秦汉时代开始称郡守、州牧或太守，到唐代改称州刺史。宋朝改称知军州事，简称知州，但也还常被雅称为“太守”。欧阳修、苏轼当知州时，都曾自称为“太守”。但是汉代的太守是直属中央的最高一级地方官，而且一般各州郡太守的官职大都为正四品，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①。但是，到了宋代，知州的地位变得很混乱。宋初皇帝非常重视地方官，通常派出二三品大员去当知州，但和知县一样，后来一般的知州官职都越变越小，而且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从七品到三品的各级官员都可以被派去当知州，俸禄也不统一。而每一路首府所在之州，也有派二品大员担任知府、知州，甚至派失势的宰相去“判”的（例如王安石判江宁府），这样的知州（府），通常叫作“帅臣”，有权力监察本路的其他州县官。另外，在州（府、军、监）之上，还设置了一级叫作“路”的行政监察机构，致使各路帅臣之外的一般知州失去了最高一级地方官的地位，比秦汉时代的太守权力和地位都低多了。以至于一般情况下，朝内官都不愿外出充当知州。凡被外派担任知州的朝官，不管是几品，多少都带有几分遭到排斥甚至贬责的意味，除非是自动请求的。因此，杨万里这回出任知州，表面看来是让他低职高就，属于重用，但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皇帝看着他不大顺眼，而弄了个很体面的办法把他打发出朝。

尤其是当时福建路的漳州，下辖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四县，全州只有一万零四百六十九户居民，约四五万人口，还不如杨万里曾经打理过的奉新一个县的户口多。州的等级为“下州”，是一个典型的偏远小州。而更为难堪的是，前任的漳州知州还刚刚上任。这就意味着一般情况下他必须在家待阙近三年，才能到漳州去接任。可以想见，如果虞允文在朝为相，是绝对不会这样使用他的。杨万里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只要是奸佞当道，自己在朝廷就不会有什么舒心日子过，因此，此刻他实际上自己已宁愿离开朝廷外出任职。他是蛮爽快地接受这个空头职任的，反正按照制度，官员待阙期间，俸禄可以照领。

按规定，知州以上的地方官离京赴任之前都要上殿向皇帝辞行，叫作“陛辞”。杨万里借着陛辞的机会，再上了两道剳子。这次，他两道剳子都谈的是具体问题。一个是建议朝廷奖励清正廉洁之官吏，以开为善之路。另一个是建议免除各漕运河道上沿途的税务检查，以使各州县运粮的船只往来通畅。这是针对当时税收检查部门，对各州县运粮船只进行重复检查、吃拿卡要的违法行为而提出的。对于杨万里来说，这是在职言事，如果不当知州，他就不会去考虑官粮的运输问题了。前一道剳子可能因为标准难定吧，孝宗没有接受；第二道剳子，孝宗则批给有司议论施行。可见孝宗对于明显对他有利的具体政见，还是分辨得出来的，而且也乐于接受。

马上就要离京了，朝中十几个文朋诗友热情地把杨万里邀到西湖刘寺饯别，彼此把酒吟诗，抒发依依惜别之情。当时恰逢梅花盛开，刘寺周边满山满谷全是梅花，一望无际。小山顶上有一小亭，名为“锦屏”。大家乘着酒兴登临“锦屏亭”，杨万里独自倚着一棵老梅，摘下几朵花瓣送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曾经和杨万里同过官舍的国子监主簿张君玉哈哈大笑说：“你们看，诚斋兄掇蕊餐花，风韵如许，真令人不叫他谪仙都不行啊！”众人无不鼓掌欢笑。直到一年后，杨万里还常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并在一首诗中写道：

却忆去年西湖上，锦屏下瞰千青嶂。谷深梅盛一万株，十顷雪波浮欲涨。是时雨后初开前，日光烘花香作烟。政如新火炷博山，烝出沉水和龙涎。醉登绝顶撼疏影，掇蕊餐花照冰井。蜀人老张同舍郎，唤作谪仙侬笑领。

从这番情景中不难看出，杨万里当时在文学界的名望已如唐代之李白，而他自己也已相当自信和自负。

淳熙元年（1174）正月初十，杨万里一家人离京乘船溯钱塘江而上，十三日行抵严州（今浙江桐庐），由于夫人临盆，小女儿季菽出生，因而只得在严州寓居两个月。严州知州曹耜素慕杨万里的文名，对杨万里非常敬重。他为严州当时没有著名文学之士居住感到遗憾，乘机劝说杨万里不要回家，就侨寓在严州待阙，一切生活所需均由州府解决。但是由于杨万里的继母及妻子儿女均思乡心切，因而只得婉谢了曹耜的盛情，并为曹耜在郡圃新建的一个观景堂题了一首诗。

在严州，杨万里还见到了正在这里当通判的老朋友张枃和州学教授、国子监的老同事袁枢，彼此相聚甚欢。杨万里还为袁枢编著的《通鉴纪事本末》作了序。另有寓居严陵双桂坊的原江州（今江西九江）通判冯颀，也慕名拿着自己的诗集来请杨万里作序。冯颀是颇有造诣的江西体诗人。杨万里自己不再作江西体诗，但他并不否定江西体诗的优长，更不反对别人苦心经营之。因而他在序中评价冯颀的诗“清丽入江西，深长几唐人”，并赞扬他虽然穷而且知名度不高，但仍坚持不懈，乐之如饴的精神。有《和冯倅投赠韵二首》曰：

先生弹铗冻吟时，此岂求他一世知。只怨送穷穷不去，元来却不怨工诗。

茧纸松煤细作行，两诗字字可珍藏。书生伎俩成何事，只博虚名万古香。

二月，朝廷传来了六十四岁的四川宣抚使雍国公虞允文去世的噩耗。杨万里悲痛万分，至此，他的三名恩相已经有两名去世，一名去位。正是贤哲凋零、世风日下之际，想来更不能不叫人忧心忡忡。他当即濡墨抻纸，忧伤不已地在寓所首先写下了三首悼诗：

负荷偏宜重，经纶别有源。雪山真将相，赤壁再乾坤。奄忽人千古，凄凉月一痕。世无生仲达，好手未须论。

保奭方为左，希文自请西。不劳三尺剑，已办一丸泥。已矣归黄壤，伤哉梦白鸡。清风谁作诵，何石不天齐！

一老堂堂日，诸贤得得来。但令元气壮，患不塞尘开？名大天难著，人亡首忍回？东风好西去，吹泪到泉台。

看看意犹未尽，接着，他又再写了一篇《祭虞丞相文》，首先追述了虞允文采石一战挽救国家命运的赫赫功绩，接着述其在生时也像历朝功劳太高的人一样遭人疑忌、讥讽，实际上是暗批孝宗无端疑忌忠臣良将的阴暗心理。最后说：

维公平生，忧国如酲。赍志下泉，目其能瞑？昔公在位，如富、范、韩。古风萧萧，公欲追还。率吁众俊，载飞载集。而我何为？亦置百执。我思其人，玉立长身。凛然目中，御风驾云。思之弥近，忽然弥远。西望岷峨，有泪如线。呜呼哀哉！尚飨。

三月中旬，杨万里携一家老幼回到故乡。大致安顿下来，他就首先去祭拜了他敬爱的族叔已故麻阳知县杨辅世，紧接着又为杨辅世的《达斋文集》作了序。

这时，在别人看来，他已是名满天下的诗坛明星加前程无量的朝臣，因此不仅故乡的亲朋故旧全来亲近，连附近州县的州守、僚属和县官，也都千方百计找机会前来谒见，请他作序作记题诗留念。大家全都以能得到他的一纸墨宝而感到荣幸。因此，一连半年多，他都在各种礼仪应酬活动之中忙碌。

除了二度遭黜在家赋闲的周必大等极个别至交之外，几乎所有的亲朋故旧都以为他此番应该是衣锦荣归，心情必定畅快无比。他在一般的故交新知面前，也确实都装出了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但实际上瞻望国家前程，他在内心里根本就快乐不起来。转眼秋天又到了，他不由自主地又赋诗感叹说：

旧不悲秋只爱秋，风中吹笛月中楼。如今秋色浑如旧，欲不悲秋不自由。

为什么悲秋呢？就因为经历了进入朝班之后的三年政坛洗礼，几乎天天看到忠耿之臣遭受排斥、佞幸小人不断得势的情景，而深深感到了国家复兴希望破灭的痛苦，不由得又产生了想要隐退的念头。

他这种心情，在为吉水同乡士人萧许所作的《螺陂五一堂记》中，表现得尤为明确。这篇记首先记叙了萧许字岳英，曾经累官至常德府武陵县丞。但等到官缺出来了，他却不肯去就任。杨万里当时正在朝中，曾请吏部力促其就任，但他干脆请求以年老之故致仕。杨万里曾赞叹他的清高气节。此次乘着回家待阙，便去看望这位同乡高人。于是，萧岳英便请杨万里为他纪念先人所保存的“五一堂”作记。记叙完这些情节之后，杨万里接着写道：

余尝燕居深念，天下不难治，独患为者不能，能者不为。二者每工于相违，而憎于相遭。天下之难治不在此其将焉在？如岳英之才，易事不足以见之，愈难当愈见耳。今虽老，其精神才力则尚少也，而又去其位。余方与岳英贺，又以为国家惜也。岳英之居，梁柱榱桷皆宝元庆历以前物也。而左右前后环以数百年之老木寿藤，其上有鹤，夜寒露下，则戛然而唳，声闻数里，又不知何代物也。岳英葛巾藜杖，相羊是间，年七十四，而见如五十许人，鬓须黝然，无一茎白，其将老木寿藤相永乎？抑又驭风骑鹤，餐朝霞，酌天浆，以往乎山间也？余愿从之游焉。

文中虽然赞美退隐者的高风亮节，以及自己对他的真心羡慕，但仍然时刻不忘国家之治乱，并深为国家叹息真正有用人才之浪费，而无用之辈却充斥庙堂。

十一月，总算传来了一点好消息：龚茂良荣登了参知政事（副宰相）之位。龚茂良是杨万里任奉新知县时的顶头上司——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帅臣。作为一名正派耿直的大臣，他的参政，无疑将有利于改善正派人士的生态。但通过在朝几年的亲眼所见，杨万里心里也清楚，皇帝名义上虽然不得不尊重德高望重的大臣，而实际上真正信任的却是近习佞幸，因而任何一名德高望重的大臣包括宰相、枢密使，最终都斗不过皇帝的近习佞幸。这正是孝宗手下的宰相、枢密使像走马灯一样频频落马的根本原因。因而满朝文武几乎无人不知，要想升官，找宰相就远不如去找皇帝的亲近和佞幸之辈，甚至有个别宰辅大臣为了站稳脚跟，反而不得不去巴结佞幸小臣的。故而对于龚茂良的参政，杨万里也只是感到了有限的欣慰。

但是，就在龚茂良参知政事后不久，却又传来了朝中有人正在奏请将杨万里改知常州的消息。这是否为龚茂良所推动？因为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不得而知，但龚茂良的参政对促成此事则无疑是发挥了作用的。

常州当时属两浙路，虽然也只辖晋陵、武进、宜兴、无锡四县，但民户达十六万五千一百一十六户，人口达五十多万，为漳州的十倍以上。所以漳州的等级为七等中的最末等“下州”，而常州则为第一等的“望州”，属于政事繁剧之州，知州的俸禄也远高于漳州。这自然是朝中爱护杨万里的臣僚们试图为杨万里改换任职地方的原因。

但是，杨万里本是一名清节之士，他不希望将来有人议论他贪图更高的俸禄而钻营改换任职地点，因而对于朝廷正直臣僚的这番好心，一时不知如何表示是好。为此，他又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好也在家赋闲的周必大，请他帮助出出主意。周必大很快回信，认为“毗陵①新命，当问去天远近，不当计俸厚薄也。或者诸公欲缘此牵挽入奏，遂践清禁……”意思是说，虽然朝廷诸公也许确实想以厚俸济贫作为理由之一奏请皇帝把你换到常州，并因此而触犯了你的清高节义，但你应当考虑的是这里离天子距离近，在政治上更有发挥的余地，而不要去比较与漳州俸禄的厚薄。周必大这意思很明白是劝他接受朝廷诸公的美意，不要担心别人的误解。

淳熙二年（1175）三月，周必大被召赴行在，任敷文阁待制兼侍讲。周必大到任后，当即向皇帝举荐说杨万里“孝谨廉方，经术、艺文皆为今世之翘楚”，并请求孝宗调杨万里入朝来替代自己担任侍讲。孝宗没有答应，但是却批准了将杨万里改任为常州知州，诏命随即下达。杨万里知道皇帝不肯召他回朝重用，仅依照其他朝臣的提议，顺水推舟，把他换到常州，以示恩典。他的心里自然有点不是那么舒爽，又顾虑到可能有人讥讽自己争俸禄，为避嫌疑起见，他还是上了一道辞呈，表示感谢皇帝厚恩，但是不愿赴任，请求安排一份祠禄，让自己在家赋闲。事后，他又写了一首诗：

亦岂真辞禄，谁令自不才。更须三釜恋，未放两眉开。道我今贫却，何朝不饭来。商量若为可，杜宇一声催。

诗里说，自己哪里是真的想辞官，只不过是因为得不到重用而发发牢骚罢了。更何况还离不开朝廷的俸禄，致使自己不能舒眉展目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说是因为家贫而不得不入仕当官，可是现在家里实际上并没有贫困到没有饭吃的地步。容当与各方面好好商量一番，如果得到认可，那么杜鹃的一声鸣叫就是召唤我回归山野田园的号令了。杨万里这首带着犀利自嘲口吻的心灵解剖之作，使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他当时想要退隐而又不舍俸禄的极为矛盾的真实心境。

他的辞呈没有获得朝廷批准，而常州的现任知州同漳州的一样还没有任满，因而，他只得继续在家待阙，或者叫“待次”。必须等到再过一年之后，才能赴常州接任实职。在这闲适的待阙时期，他继续和青少年时代的诸多同门学友聚首叙旧，并和已调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兼静江（今桂林市）知府的张栻，以及韶州知州梁安世等全国各地的文朋诗友书信往来，交换新作。初夏时节，他在家园周边散步，还常常触发灵感，写了一些情趣盎然的即景小品，如活泼清新的七绝《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首七绝已成为南宋以后历朝历代读书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绝妙佳句，也是最能体现所谓“诚斋体”风格的典型诗作之一。关于“诚斋体”诗词的特色，历代诗话和评论家并没进行过系统的归纳，据笔者综合看来，各家所论大体无非：一是力图师法自然而不师法前人；二是追求天然成趣而不事人工雕琢；三是追求平易通俗而力避古奥艰深；四是追求真情实感而杜绝虚辞掩饰；五是追求踪矢蹑风有如摄影之快镜而非慢工细活苦心描摹。细读杨万里诗词，上述特色确实鲜明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