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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万里任职零陵的最后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仅五十五岁的赵构忽然决定逊位于太子赵昚，但是当年没有改元，史上还是称为绍兴三十二年。

其实，满朝文武皆知赵构本是一个爱权如命而又颇有权术的精明之主，然而他却毫无恋意地断然决定就在年富力强之际逊位交班。这件事情确实颇为蹊跷，难免引出种种无法证实的猜测。其中有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当年金国南侵的态势非常逼人，而赵构虽然对内统治有术，但对外却是胆小如鼠、畏敌如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被敌军吓得终生阳痿的皇帝也就只有他一个。鉴于他的父皇、兄皇都当了金国的俘虏，遭受百般凌辱和虐待，因此他非常担心自己坐在皇位上树大招风，一旦金军突破长江防线，作为皇帝的他难免成为首要的猎获对象，弄不好不仅要步父兄后尘，当上金国俘虏，还会成为整个赵宋王朝的最后一代亡国之君，落下一个非常难听的历史污名。为此，不如早早退位，如果形势好转，自己年富力强，凭着太上皇的地位还可以继续干政；一旦形势恶化，自己不仅可以避免成为金军必欲消灭的头号目标，还可抛弃领导抗敌的责任而率先逃亡。有据可查的是，就在他逊位前后形势紧张的几个月内，他已命令有关部门准备好了逃亡出海的船只、辎重等一切应用之物，并已经雇用了几百名挑夫备好了绳索、扛棍，就住在他的宫中随时待命搬运细软之物上船逃命。

张浚被召为特进，判建康府，又加少傅，封魏国公，并任江淮宣抚使，节制屯驻军马之职任后，曾屡屡上疏请求他亲赴建康坐镇督战，以鼓舞士气。他被迫无奈，不得不到了一趟建康，然而也就仅仅是露了一下脸，就赶紧又溜回了临安，因为比较起来，还是临安离敌军更远，安全系数较高，出海逃亡也最便利。其实早在建炎年间他首次逃过长江时，张浚就曾请求他定都建康，以便靠前指挥，增强北方沦陷区人民的向心力，有利于恢复，但遭到赵构断然拒绝。赵构当年选择驻跸临安，也就是因为这儿有利于保命。所以说他壮年退位的目的全在于保命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

孝宗赵昚并不是赵构的儿子，而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昚的父亲赵德芳为赵匡胤的六世孙，是一位王爷。当年赵匡胤临终时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赵光义。可是赵光义及其子孙却一直就在自己的房系中把皇位传承了下来，所以太祖赵匡胤的子孙便只能一代代当王爷，再也没有皇位的份了。而如今属于太祖一支的赵昚之所以能被赵构选中成为接班人，有着一番特别的缘故。

原来赵构不仅本人在金军的袭扰中几乎吓破了胆，而且连他的独生子也在南逃的路上颠簸死了。这样，他就不可能再有子嗣。而偏在这时，社会上又正在流传着一种舆论，认为宋朝自太宗以下之所以一代不如一代不断衰微，就是因为赵光义一支子孙世代霸占太祖的皇位，自私自利令上天震怒，故有破国亡命之祸。赵构听到这种舆论心里也颇为生疑，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结果他就真的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赵匡胤气呼呼地来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训斥说：“我把皇位传给你们子孙，可是你们把个国家搞得残破不堪。现在我命令你把皇位还给我的后代，否则亡国灭种之祸就在眼前。”

赵构被梦中的情景吓坏了，不得不相信舆论传说的真实性，只好干脆公开说，太祖大公无私，把皇位传给弟弟。现在我要把皇位传回给太祖的后人。于是有关部门从太祖的后人中选出一胖一瘦两个小孩送到宫中，由赵构挑选。赵构把两个孩子都收在宫中养起来，并选派最优秀的儒臣教他们读书论政，但是暂时都不给他们确立太子的名分。这一养就是二十年，直到他开始倦于政事了，才决定在两个孩子中选定一个确立为太子。到底确立哪一个呢？赵构又使出了一个怪招，他密令给两名候选继承人各送去十个美女，过些日子又把她们召回进行检查，结果发现给胖孩赵琢的那十个都已经不是处女；而给瘦孩赵昚的那十个却全是完璧。于是，便确立了赵昚为太子。其实，并不是赵昚不好淫乐，而是因为他有一位好师傅，是这位师傅叫他别去碰那十个美女的。这位高师名叫史浩，赵昚一即位，就拜他为参知政事①，隆兴元年（1163），又拜为宰相。

三十六岁的孝宗赵昚即位后，曾一度颇想有一番作为，他给岳飞平了反，又昭雪了秦桧时期制造的全部冤假错案，重用主战派官员，重新拜张浚为相，毅然决定北伐，并派张浚坐镇扬州指挥。但是由于他没有魄力彻底摆脱赵构和朝中许多主和派大臣的干扰，对张浚信任不专，多方掣肘，加上经过二十多年的世事变迁，当年张浚手下威震敌胆的名将岳飞、韩世忠、刘锜等都已作古，如今一时之间未经培养，已无智勇双全的杰出战将可用。差强人意的两个中年将领李显忠和邹宏渊又相互不和。结果初战虽然告捷，但接着在金国的反攻之下，宋军在符离彻底溃败。

由于赵昚缺乏承受挫败坚持初衷的顽强意志力，致使主和论调重又甚嚣尘上。最后，赵昚对内罢免张浚，颁发“罪己诏”，表示北伐有错，由自己承担责任，后来在虞允文的奏请下，才重新留用了张浚，对金则以妥协达成不战不和的局面。当时甚至还有人主张干脆放弃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全部土地，与金人讲和，然后集中兵力守住长江天堑就算了。在张浚、虞允文、陈俊卿、陈良翰等主战派大臣的极力抗争之下，才没有实行。

孝宗隆兴元年（1163）春，三十七岁的杨万里卸任零陵县丞后回到吉水老家，不久就得到符离兵败的消息，并读到了孝宗的《罪己诏》。这时，由于张浚、胡铨的关系，杨万里虽然还是一名基层小吏，但他却已经能够得到“通天”的信息了，因而他关注更多的却是与自己的地位很不相称的国家大政，并情不自禁地就想要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而作为一名诗人，他自然更惯于以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他便当即写下了《读罪己诏》感赋三首：

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天乎容此虏？帝者渴非罴。何罪良家子？知他大将谁！愿惩危渡口，倘复雁门踦。

乱起吾降日，吾将强仕年。中原仍梦里，南纪且愁边。陛下非常主，群公莫自贤。金台尚未筑，乃至羡强燕。

只道六朝窄，渠犹数百春。国家祖宗泽，天地发生仁。历服端传远，君王但侧身。楚人要能惧，周命正惟新。

从第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实际上杨万里是觉得孝宗根本没有必要下什么“罪己诏”，一是他认为决定和发动北伐的孝宗和张浚并没有过错，造成失败的责任全在担负主攻任务而互不配合的两名大将身上；二是正所谓“胜负乃兵家之常事”，只要认真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大局是可以挽回的。

第二首，杨万里从自己出生恰逢国难临头起笔，说到有生以来就一直梦魂萦绕着中原之恢复，时刻忧虑边关战守之态势。转而对孝宗的“英明领导”寄予厚望，希望满朝文武谦恭守职，耐心等待着圣主像燕昭王一样筑起黄金之台，聚集天下英才共图国家之强盛。

第三首则谈到要想保持国家社稷之长久，君王必须对国家之安危时刻保持老子所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畏四邻”的畏惧之心，注意侧身修行，从而避免灾祸。畏惧不是畏缩，而是忧患和警惕，时刻不忘忧患，永远保持警惕，国运才可能长久。这是对孝宗的忠告和勉励。

可以想象，如果当年的赵昚能有杨万里这样正确的认识，那么，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名恢复故国、振兴华夏的中兴之主。而如果当时的满朝文武大员们都能有杨万里这样的识见，那么即使赵昚一时糊涂，大家也还可以共同促使他当成一名大业有成的复国之君。可惜的是，历史却总是要给人留下遗憾。

不过，此刻正对初登大位的新皇帝和国家的复兴充满着信心和希望的杨万里，却并不知道历史的必然规律正在冥冥之中酝酿着必将令人失望的苦果。国家复兴的事业正在吸引着他，师友云集谈吐日月的畅怀盛会正在吸引着他，他个人的仕途前程也需要他尽快去打理，因而他在老家稍作安顿，就急急赶赴临安了。中秋之际抵达行在，住在一个叫作徐元达的名士所开的宾馆小楼里。一放下行李，他就去拜见了时任权①中书舍人的胡铨。

由于赵昚的即位和他初期对主战派官员的青睐，杨万里几位最亲密的师长和友人除张浚在建康、扬州一线指挥军事之外，大都云集到了临安。首先胡铨由知饶州内召为秘书少监，改任宗正少卿，紧接着又升迁为权中书舍人。接着张栻也被召以他父亲的宣抚使府参议的名义在朝备顾问。接着连八十多岁的王庭珪也被孝宗强请到国子监当了主簿②。老朋友胡泳也跟随他的父亲胡铨暂住在杭州。此外，还有若干早先同中进士的科考同年，真可谓盛况空前，使杨万里心情格外激动。幸会师友的诗篇一时如天山飞雪，飘转杭城。

澹翁家近醉翁家，二老风流莫等差。黄帽朱耶饱烟雨，白头紫禁判莺花。补天老手何须石，行地新堤早著沙。三岁别公千里见，端能解榻瀹春芽。

这是杨万里拜见胡铨（澹翁）后，奉送给胡铨的一首七律。对他的这位师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甚至把他与同乡前辈欧阳修相提并论，同时抒发了离别三年，终于在行在重新见面的喜悦之情。

更使杨万里兴奋的是，他在胡铨家里还偶然拜识了前来胡宅议事的金安节、王十朋和陈良翰。这三位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主战派名臣兼学问精深的著名学者，过去都曾遭到过秦桧罢黜，此番同时被孝宗重新起用，于是他们便经常走往，互相串门议论朝政。杨万里一点不费周折而一日新识三位朝廷重臣，怎能不喜出望外？

紧接着，他就去拜见国子监主簿王庭珪，和先生互相唱酬，重叙师生深情。

楼迥眠曾著，秋寒夜更加。市声先晓动，窗月傍人斜。役役名和利，憧憧马又车。如何泉石耳，禁得许喧哗？

这是杨万里奉送给先生的见面诗。明说旅馆（徐元达小楼）临街早夜吵闹的情状，其实暗喻着对自己追求功名之心的自嘲，这是特别针对王庭珪而言的。因为王庭珪是所有的师友中最淡泊宁静。不求功名的一位。他这回进京任职，实在是因为孝宗三番五次诏命屡辞不许，而不得不前来应付一下的。但到此时任职还不过一个多月，他就又以年老体衰不堪职任之由提交了辞呈，正在准备飘然西归。而自己目下祈求仕途进取的积极姿态，与王庭珪这样性情高蹈的超世之士比较起来，岂不是南辕北辙？作为一个自诩为王先生忠实门徒的晚生后辈，自当是值得嘲讽的了。接着，他又赋诗向王先生求赐近作：

林下诗中第一仙，西风吹到日轮边。杜陵野客还惊市，国子先生小着鞭。拈出老谋开宇宙，来本清尚只云泉。新篇未许儿童颂，但得真传敢浪传？

这首诗由衷地赞颂了王先生虽然为孝宗“拈出老谋开宇宙”的诚心所感而不得不进京当了几天学官，但却始终不改林泉云水之志的高贵品格。其时王庭珪已获得恩准，与宫祠①归家调养。于是，杨万里又有送行诗，进一步颂扬了先生“青霞成癖”，连皇帝的无上恩宠都羁留不住的神仙姿态，字里行间隐含着深深的羡慕之情。诗曰：

潮头打云云不留，月波泼窗窗欲流。夜寒报晴岂待晓，天公端为庐溪老。庐溪在山不知年，庐山出山即日还。黄纸苦催得高卧？青霞成癖谁能那？诏谓先生式国人，掉头已复烟林深。路旁莫作两疏看，老儒不用橐中金。

可惜另一老先生、曾任吏部尚书的刘才邵早已在他就任零陵县丞之际就告老还乡了，要不他还可以在京再拜见一位故乡师长。不过王庭珪和刘才邵是早年的太学同学，两人意气相投，终生莫逆，见了王庭珪也就差不多可以代表了。

接着，杨万里又去晤见了同年范成大和张孝祥。范成大比杨万里大两岁，当时正在“编类高宗圣政所”任检讨官，仕途上也比杨万里更为通达，但这时彼此身份还相差不很大，见面时就很是亲切自然而没有什么拘谨。但张孝祥的身份可就不同了。一是他当年科考中的就是状元；二是他此时已经是名满朝野的著名词人和书法家，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传世；三是他虽比杨万里还年轻五岁，但由于中了状元，学问和能力又特别突出，所以入仕五年内就升迁到了中书舍人①之职。孝宗北伐时他任张浚手下的建康留守，到杨万里跟他会见时，他正要去平江（今苏州）任知府。所以杨万里在和他见面之前，难免有点担心自己跟他地位悬殊，是否会被他看不起。可是见面之后，杨万里却发现他不仅没有一点高官架子，而且情同手足，亲切异常。尤其是说到彼此都是张浚的崇拜者，在国家恢复大计上观点一致，又都是诗坛健将，就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会见后，杨万里有诗记其事曰：

帝苑花秾记并游，万人回首看鳌头。也知旬月应颛面，已逼云霄又作州。别后闻公非故我，学林著脚到前修。登门犹说同年话，未觉红鸾映白鸥。

这首诗的前两句回忆了张孝祥当年中状元时他们相互交游的往事；接着说到张已经晋升到中书舍人之职，离着宰辅高位本已只差数步之遥了，然而因得罪秦桧遭到罢黜，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复出为州府之守；然后又赞叹在过去离别的岁月里，张的学问和诗词创作水平日新月异已达妙境；最后再说起张在同年面前没有架子，情谊依旧，使自己一点不觉得彼此官位悬殊之窘迫。

由于张浚正在江北军事前线奔忙，杨万里无法拜见他。但张浚已经交代有关部门给杨万里改官并安排适当差事。这是关系到杨万里政治前途的大事，也是杨万里此番进京的根本目的。

对于杨万里来说，这次的改官至关重要。因为按照宋朝的制度，官员除了九品二十九阶的等级之外，还分别为三个大类。第一类为升朝官（简称朝官），第二类为京官，第三类为选人。一般除每届殿试的状元可以直接授予京官之外，其他初次入仕者，都必须经过选人的阶段。选人和京、朝官有着显著的差别，一是选人仅仅是由吏部任命的，而京、朝官则是通过中书门下省以皇帝诏命的形式任命的；二是选人不能骑马入宫，见宰相只能站立听训，而京、朝官则可以骑马入宫，见宰相可以入座；三是选人出头无日，只有首先挣到了京官的地位，日后才有发达的可能。但是，从选人晋升到京官的途程是一条漫长而又充满着激烈竞争的荆棘坎坷之路。因为光是选人中就分了七级台阶，如果没人举荐，单按年资循例晋升，则每升一级都要经过三四年的时间，那么光攀升这七级台阶就需要二十多年。而当你攀到选人的最高层后，要改为京官，还必须得有本路军事长官、转运副使、监司、知州等有相应资格的五名以上高官的举荐信才行。而有资格荐人的官员所能举荐的人数也是有限额的，并不能随意举荐。因此如果在官场上层没有关系，一个选人要想获得这五份举荐信，又谈何容易？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在官场上也衍生出了许多像今天所谓“拼爹”“拼钱”“拼关系”等之类的腐败黑幕。

但是像杨万里这样既有进士出身，又能通过特殊才能赢得很高的社会知名度，还有广泛的师友关系的选人，则可以经人力荐而获得越级提拔。就杨万里而言，他要获得五份举荐信并不算什么难事，何况还有张浚以宰辅之身份出面力荐，实际上只要一句话就行了。而更为凑巧的是，当时孝宗又向胡铨问起当今天下诗词写得最好的都有哪些人，胡铨就把包括杨万里在内的五个名字报了上去。因此，杨万里的改官就没有什么悬念，很顺利就迁转成了左宣教郎，具体职务是临安府学教授。虽然阶官还在从八品上，但职官却是正八品，而且是经过了皇帝名义敕封的京官，职任之所又在全国之政治中心临安。对于一般选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安排了。

杨万里知道自己的秉性，加以王庭珪的影响，因此，虽有张浚、胡铨这样的“通天”人物对他知遇至深，可他本人对仕途的通达并没有抱太高的指望。所以他对此番转官很满意，二话没说就到临安府报到上任了。

倒是张浚，总觉得让他当个府学教授多少有点委屈了他，于是接着又要求有关部门给他调任一个馆职。所谓馆职，在南宋是指秘书省的职事官。秘书省又称“册府”，包括有国家图书档案馆、史馆、司天台等下属机构。其职官包括秘书监、秘书少监、秘书监丞、著作郎、著作佐郎、编修，以及校书郎、检讨、正字等。高级馆职如监、丞等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但担任初级馆职一定要经过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入馆”。以杨万里当时的资历，自然只能考选校书郎、正字之类初级职务。这些职务的级别其实跟临安府学教授是一样的。但宋朝特别重视馆职，凡被选为馆职者，皆为天下英俊名流，而且很容易获得升迁。这也正是张浚举荐杨万里考选馆职的用意所在。考选馆职要等秘书省安排专门时间，因而杨万里只能一面在临安府学当教授，一面等候参加考试。

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在京师当京官啊。虽然官职低微，但展现才华的平台却顿时就扩大了许多，交游面也立即宽广起来，这是在下面当个州县小吏所无法比拟的。除了周必大、范成大、张栻、胡泳等老朋友外，他很快还在这里新结识了马彦弼、赵师畅、赵不怠、汤灏、胡昌言、岳甫等一拨后来都在南宋文学史上有名的文朋诗友。公务之余，大家轮流做东，召妓弄弦，把酒放歌，吟诗填词，互相唱酬，或慷慨激昂，或悲愤哀伤，大有建安诸子魏晋名士之风流豪迈。这使他过去习惯孤独不善交际的性情发生了改变。直到除夕前两日，他还与岳飞的长孙岳甫一同去游了西湖。岳甫字葆真、又字大用，号周伯，为岳云之长子，岳飞父子遇害时，他才四岁，随母巩氏及祖母李氏、叔父岳雷流放岭南。绍兴三十二年（1162）岳飞昭雪时，岳甫二十五岁，授宣教郎，守宗正丞，居住在杭州守护岳飞、岳云之墓，后来累官至吏部尚书。岳飞的孙辈从岳甫开始，基本上都弃武习文。最有名的是此时还没有出生的岳珂。但岳甫也颇有文名，后世所编《全宋词》中存有其词两首。从隆兴年间起，他多与陆游、杨万里、张孝祥、范成大等交友，诗词互赠。因为岳甫是当时居住在京师的岳飞家族代表，所以他虽然比杨万里年轻十几岁，但杨万里仍然对他非常尊重。

虽然由于即将到来的突发情况，使得杨万里不得不匆匆离开临安，但在这短短几个月的居留时间内，他不仅改变了身份，而且诗名传遍了京城，甚至上达了“天听”。因此，此番临安之行，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具有划阶段的重要意义。

隆兴二年（1164）新春之际，三十八岁的杨万里正在意气风发地备考馆职。馆职考试偏重于文学，以他的文学才华和学问功底，考取一个馆职可谓绰绰有余。如果事情能够顺应人意的话，那么，杨万里完全可能在仕途上获得一次跳跃性进展。然而，元宵节刚过，家里就传来了父亲病危的消息。这样，他就不得不放弃即将于春天举行的馆职考试，急赶回家侍候重病的父亲。

杨万里父亲的病情原本已经危殆，几乎不能进食，然而一看到儿子风尘仆仆地从京师赶了回来，他的精神竟矍然一振，马上就张口说要喝汤喝粥，没几天，居然可以下床策杖徐行了。这使杨万里深深地感悟到了骨肉亲情之间精神上相互支持的巨大力量和其间的奥妙。家居之安适，亲情之温暖，竟使他觉出此番放弃考馆，赶回家来侍候老父，虽失去了一次难得的速晋机遇，却是非常值得，一点也不可惜。

晚春时节，一场好雨把天洗得瓦蓝，把地洗得柔软，把空气洗得通透而清新，山在滴翠，河在漾波，野在生绿。杨万里信步出村，跨过村前南溪上一座窄窄的小桥，来到南溪南岸的田间小道上散心，遇到在田间劳作的农家乡亲便聊上几句家常。看来今年年景不错，想想要是国家能够安泰，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家都能亲情融融，那该多好啊！那自己哪里还用得着到那充满着戾气和不测的仕途上去苦苦地争斗和奔波？感兴而发，他情不自禁地吟出了一首七言长诗曰：

西畴前日尘作雾，南村今日波生路。云子从来疏广文，冲雨学稼当辞勤？农言秧好殊胜麦，其如绿针未堪吃。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蓑衣？只愿边头长无事，拖耒耕耘且吾志。不愁官马送还官，借牛骑归不用鞍。

某一时期，曾经有人评论杨万里的诗多抒发消极退隐之志，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力量。按照这种观点，这首诗自然也是一首抒发退志的“消极”之作了。但实际上杨万里已明确表示，弃“毛锥”回乡务农的前提是“边头长无事”。而在当年“边头”根本就不得安宁的现实情况之下，他心里其实非常清楚，他的归志只不过是一幅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景而已。更何况在当年，绝大多数人打破脑袋争着当官，原不过是为了自家的荣华富贵而已，有几个人具备了当官为国之意识？因此，杨万里所愿抛弃的，也不过是追求荣华富贵之俗念而已，并不是想放弃为国奉献之责任。这可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了！而更有意思的是，杨万里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十指不沾泥”的刀笔吏，并没有傲视穿蓑戴笠的田间农夫的资格。这比起那些居高临下而仅对底层人民表示某种同情的诗人来，情感显然更为贴近底层人民。然而某一时期，竟然还有人说杨万里不如这个那个诗人一样关心劳动人民！历史上写过同情劳动人民作品的诗人无以计数，但像杨万里这样表示过自己并不比劳动人民高贵多少，而且愿意放下架子像田间农夫一样“拖耒耕耘”、骑牛而归的又有几个？

父亲的病情一稳定，杨万里便又赶到安福去看望了八十五岁高龄的王庭珪先生。王庭珪的心胸，也只有杨万里、胡铨等人最清楚、最理解。他是当时具有全国性名望并直接受到新皇帝恩宠的官员中，唯一一个最坚决彻底地退归山林过清寒生活的“至高无上”的真正高士。而实际上他所逃避的也不过是世人所追逐不息的荣华富贵而已，从来也没有逃避过为国纾难的责任。否则，他为什么会身在林泉而冒着危及身家的风险，去鼓励朝中的主战派斗士，并谴责祸国殃民之权贵，以至给自己带来长达十年的放逐之苦？

令人高兴的是，王庭珪竟然仍是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无丝毫倦怠佝偻之态。师生谈诗论文，把酒抒怀，王庭珪终于又一度看到了正在仕途中奋力上进的杨万里，在坚定执着的忧国忧民精神之中仍然隐隐持守着那一片淡泊心境。那正是打着王庭珪门风印记的一种人生情态啊！王庭珪不由得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的教育成果而自豪了！

而正在这时，朝中的坏消息又像雪片般飞来了。原来，当年春天，孝宗赵昚还充满斗志，有意恢复山河。宰相兼江淮军马大都督张浚曾奉他之诏在江淮之间誓师，大力经营战守大计。经过多方措置，军队数量得到充实，军人素质和士气大有提高，武器装备、辎重储备，以及后勤保障规划都筹备有序。吸引敌占区人民来归以动摇敌国根本，以及通过外交手段联结外援等政治方略也正在施行。加上虞允文在湖北、吴璘在川陕积极配合，一切进展顺利，只等政府再积累几年财力，军队再加强几年战术训练，同时等待敌国内部出现可乘之机，一旦时机成熟，就可重新放手一搏，剿灭金虏，恢复大宋版图，最终弥息战火，发展经济，富民强国。然而，刚到夏初，孝宗竟然又下诏撤销江淮军马都督府，命张浚还朝并随即罢免了他的宰相之职，赶他出朝去“判”福州。虞允文在湖北拒绝执行把唐、邓两州送给金国的诏命，也被孝宗责令还朝。接着还命令撤销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和泗州（原州城现已在洪泽湖底）的一切守备，决定按金国的要求，把唐、邓、泗、海四州割让给金国，然后与金国议和。结果，张浚、虞允文等忠臣良将殚精竭虑，辛苦操劳建立起来的一切战备基础就全被毁于一旦。

原来这在宫中养尊处优长大的孝宗赵昚，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一团糊不上墙的烂泥巴，只不过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刚登极时曾一度想要创出一点超过前任的历史业绩，而且他以为建功立业也不过就是像他在宫中踢足球那样好玩，加上受到主战派官员的大力鼓动，他头脑一热，就匆匆发动了一场北伐，却一点也没想到战争竟会有失利的可能！因而一旦战败，他当即闻风丧胆，加上太上皇赵构在背后呵斥，主和派宰相汤思退等在旁边起哄，他顿时就成了个莫衷一是的阿斗。只是由于虞允文、胡铨等一班他还比较信任的主战派大臣拼命给他打强心针，他这才重新任命已经被他撤职的张浚为相，并诏命他重回江淮前线筹划战备。但这时，他已经成了一个被主战派和主和派两边争着抽打的陀螺。哪边抽打的力大，他就往哪边转。直到此刻，他一方面扛不住太上皇历来主和的旨意，另一方面自己也感到还是随着主和派转得更舒服，于是他就下决心接受了当年秦桧的死党汤思退的主张，要让他重演一回秦桧祸国的把戏，而他自身也终于重新走上了老皇帝赵构曾经走过的失地辱国和祸国殃民的和议之路。

《宋史•孝宗本纪》上把赵昚说成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中兴之主”，当今各种网页上也充斥着许多诸如此类的介绍或论述。应该说，在摆布官员和维护自身的独裁权威方面，他的能力也许确实比赵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主要就表现在他明明是在坚持主和，但是他并不像赵构那样一时间把所有的主战派官员全都从朝廷赶尽黜绝，而是使主战和主和两派官员在朝的人数和占据的地位大体保持平衡，使两派官员都对自己寄予期望和保持忠诚，而不使任何一派彻底绝望。像此刻，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主战派的总首领张浚，毫不犹豫地任用了主和派的总头子汤思退。可是他却继续把坚定不移的主战派干将虞允文和胡铨留在身边，并任由他们在自己的耳边和整个朝廷继续发出主战的呼声，甚至不断上呈要求制裁汤思退的奏折。结果他果然在两派的争执之中活得如鱼得水，优游自如。更为有利的是，即使国家发生了天大的问题，他也用不着再发“罪己诏”了。战场上打了败仗，他让主战者当替罪羊（例如张浚）；主和派弄得丧权辱国太甚，乃至引起全国公愤，他就让主和者当替罪羊（例如后来的汤思退）。所以无论战还是和，也无论是主战派想上台还是主和派想上台，最终的决策权始终稳稳地把握在他的掌心里，而一切责任，却都由别人给承担了。你说这个皇帝聪明不聪明？而除了这份聪明和这个能力外，我们并没有发现他还有别的什么能耐，至于所谓“中兴之主”，则明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整个南宋都是苟且偏安，何曾有过半个什么“中兴之主”？而这也正是当年包括张浚、胡铨、杨万里、陆游等在内的所有爱国志士一个个死不瞑目的根本原因。

自然，当年的杨万里身在局中，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当事后诸葛亮这样容易把握真相。他那时候对孝宗赵昚还寄予希望。因此当他得到一系列不利于主战派的消息时，便不能不为孝宗皇上的朝令夕改而感到莫名其妙。

可是还没等心乱如麻的杨万里理清思路，他的父亲就在八月间重新病危乃至溘然而逝了。父亲去世刚过几天，被迫离朝出守福州的张浚也在忧愤交加之中病逝在赴任的路上。

如果说父亲之死还仅仅是一家之失、私心之痛的话，那么张浚之死则是国柱之折、华夏之殇！张浚不仅是南宋第一代主战派的最高领袖，而且也是从北宋走过来的最后一个宰辅重臣。他一死，南宋第一代抗金英雄的悲壮事业也就自然而然地要跟进坟墓了。谁还有他那样功高盖世的资望？谁还有他那样举国崇敬的威信？谁还有他那样威震敌胆的才略？谁还有他那样点豆成军的气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忠心耿耿，足以使日月增辉、山河添色的社稷之臣，朝廷竟然不要他，致使他才六十七岁就忧愤而死！你说这个朝廷岂不是在自毁长城，自寻短见吗？

休矣！一个既有强烈的复国之志，又有主动出击能力的时代自此一去不复返了，这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悲剧啊！

有感于此，杨万里不由得悲愤交加，心如刀绞，痛彻骨髓。但作为一名地位卑微的八品小吏，除了哀悼逝者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于是，他只好浑身颤抖着来到书案前，习惯性地提起一管狼毫，就着桌面上半张宣纸，沉痛万分地写起了挽诗：

出书民犹望，回军敌尚疑。时非不吾以，天未胜人为。自别知何恙，从谁话许悲。一生长得忌，千载却空思。

手麾日三舍，身驭月重轮。始是岷峨秀，前无社稷臣。向来无破斧，何用更洪钧。只使江淮草，明年不作春。

读易堂边路，曾闻赤舄声。心从画前到，身在易中行。忧国何缘寿，思亲岂欲生。不应永州月，犹傍雨窗明。

诗虽分三首，但却可以看成是一篇完整的诔词。可谓长歌当哭，声声泪，字字血，情真意切而又明白透底地诉说了张浚德被万民，威震敌胆，而却屡遭摧折，壮志难酬，复国之梦终成空想的悲壮一生，颂扬了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皇家从不肯授权，却总想为皇家挣来一片完整的新天地，并为此而损折了自己寿命的忠诚品格。表达了自己认为高山应该为之低首，江河应该为之呜咽，日月应该为之晦光，草木应该为之枯萎的深沉哀悼。写毕这篇诔词，他还深为天地之不公而愤恨难平，于是狠狠地把笔摔在地上，一屁股跌坐在身后的红木椅上，禁不住闭起眼睛仰天长叹。

杨万里从来不会脱离形象而言辞激烈地直抒胸臆，所以不少读者都以为他缺乏像陆游那样炽热的爱国情怀，甚至说他思想浅薄。正如南宋著名的爱国诗词家、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刘克庄所说：“诚斋挽张魏公云：‘出书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只十个字而道尽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为虏所畏，与夫罢相解都督时事，皆在里许。然读者却草草看了。”

确实，杨万里诗作的思想性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像在这三首诗里，他竟然借着张浚的生平形象发出了“一生长得忌，千载却空思”以及“向来无破斧，何用更洪钧”这样的牢骚，等于是明确揭示了赵家皇帝（他当时主要是指赵构）其实根本就不想复国，也从来就不允许张浚去遂行恢复大计的客观事实。而这也正是张浚一生主导抗金事业而终无所成的根本原因。在后世获得比杨万里更高评价的南宋诸诗词大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对皇帝思想本质的认识达到了杨万里这种深度的。因而又正如日本学者天章英所言：“讥其（诚斋）浅俗，不亦冤乎？”

杨万里对师友的感情之真诚深厚，在他对张浚的悼念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在前面的挽诗中，充满着沉痛之伤感，而且直到两年后，他还另写了一篇祭文：

具官杨某，谨以清酌之奠，西望恸哭百拜，致祭于近故大丞相少傅魏国张公先生之灵：嗟乎！殄瘁之悲，天人丕同，同至极者，孔明与公。敌人骨惊，中原欲平。厦屋垂成，而折其薨……相于两朝，朞年朞月。日洗天澄，淮妥江谧。朞月乃尔，胡不百年？公而百年，公无地安。公今安矣，民则艰矣，呼公不闻，民则潸矣。踽踽小子，受知惟深，道学之传，可爰于心？报公则无，雨以清血。俎以名谊，酌以诚实。羸然倚庐，莫望丧车。千里一觞，公其吐诸！

张浚的罢相和逝世，不仅给国家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而且给杨万里个人的仕途前景也带来了更大的未知数。在当年，像杨万里这样一名八品州学教授，要得到一名德高望重的宰相的知遇，是何等不易。而天假其便，竟然使杨万里在一个小小县丞的任上，而且是在张浚落难之际，便得以拜识了这位中国政坛的泰山北斗，并以己身之真才实学赢得了他的赏识，以致张浚复出之后，立即给他的仕途进展带来了佳音。如果张浚不罢不死，那么完全可以预期，他在家为父亲守丧二十七个月①之后，必将获得一个较重要的职事或差遣。但现在唯一了解他的宰辅级大员去世了，朝廷里虽然还有胡铨这样官至兵部侍郎兼侍讲的个别师友，但他们都只能通过适当机会举荐人才，为一般官员的任用发挥一些有限的影响力，哪有宰相那样一言九鼎的决定权呢？今后还有可能重新拜识到一位在政治理念和学术思想上都堪为知音的宰辅大臣吗？这谁又能说得准呢？思虑至此，他不禁感到前途的渺茫了。

是的，张浚死了，国家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而一名真正想为国家的前途担负一定责任的忠志之士，他的命运和休戚又总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病，则志士忧。于是，精神上遭受到重大打击的杨万里，不能不冷静地考虑如何自奋和“医国”的问题。

办理完父亲的丧事，痛悼过张浚的逝世，杨万里终于慢慢想清了：无论是从士子报国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养家糊口的角度考虑，日后重新出山当官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既要当官，就得当一个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影响力的官。他不能想象让自己跟绝大多数的平庸小吏一样，把自己的一生埋没在一系列庸庸碌碌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之中。他期许着自己能以一名有大学问、真才能、战略眼光和治平思路的政治家的气魄，为这个病弱的国家拿出一整套医治方案来。虽然鉴于自己的个性和志趣，自己这一辈子也许连一次与皇帝直接对话的机会都没有，但却完全可以让自己的思想理念首先登上宰辅的高度，使自己的治国思路能得有机会上达天听。这样，即使今后自己一辈子仕途蹉跎，甚至连朝官都当不上一个，也完全可以终生无憾了。

这样想着想着，他终于决定要充分发挥自身所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写出一部治国策略来，呈献给执政当局，以表达一名忠诚爱国的士子热心报国之至诚。这是一件无须任何关系门路而完全可以靠自身努力做到的事情，至于仕途之通达与否，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于是，他磨墨抻纸，提起狼毫，凝神深思，首先写起了《君道》：

臣闻：言非尚于奇，尚于用也；事非难于料，难于处也。……

今天下之士，乘圣天子急治千载一时之秋，而争言天下之利病，夫岂无一言之切于用而一事之善于处也哉？而未闻朝廷行某人之言而兴某利也，而行某人之言而除某害也。夫言而无用者，言之虚；听而不用者，言之弃。臣不知言之不行者，其言而无用欤，其听而不用欤？其言之虚欤，其言之弃欤？言之虚者，其责在下；言之弃者，其责将归？天下皆曰：“圣天子之求言者，以为始初清明之美观耳。”其然与否，臣不得而知也。……

这篇《君道》分上、中、下三章，讲的是皇帝应该遵守的天道。有人也许要怀疑杨万里何来如此大胆？居然敢自诩自己的水平高于皇帝？只有天下臣民听皇帝的，哪里有区区臣民反过来给天子讲“君道”的？

然而事实上，古代有些皇帝还是比较能够纳言听谏的，而且如果天下舆论都认为他们犯了错误的话，他们还会有勇气下“罪己诏”，表示认错并承担责任。因此古代的士大夫给皇帝讲“君道”并不犯规。杨万里的大胆之处，就在于他这篇《君道》竟然一开始就责备皇帝弃用天下臣民的有用之言，而导致一事无成，并且引用舆论“诬蔑”新天子广泛征求强国意见的举措，仅仅是为了“始初清明之美观”，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摆摆花架子而已。而且不仅如此，接下来他就大讲了一通历代亡国皇帝玩物丧志的例子，并以相当幽默的语调联系起孝宗皇帝“万机之暇，球马稍进”的传闻，而明确规谏皇帝“罢球马之细娱，而求圣贤之至乐”“以正心修身”云云。而此刻的孝宗已年近不惑了，又不是三岁小孩，人家伟大领袖“业余爱好”踢踢足球骑骑马，哪里用得着你杨万里这样一名同龄人来教训？

可是杨万里就是杨万里！为什么那么多极尽荣华富贵的衮衮诸公都人死名灭，而偏偏他这个一生清寒的儒墨之辈能够名满天下呢？全在于他有思想而又能发诸笔端，传之于世也！别人怎么百般讨好皇上他可管不了。他只是想自己既然已经豁出去了，那还是痛痛快快地谏诤一通吧。

于是在第二章里，他又针对孝宗对张浚的信任和北伐恢复之大计有始无终的问题，进一步责备皇帝事先准备不周，急于求成，而事后又缺乏坚韧顽强、承受挫折之意志和毅力，其中一段曰：

顷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圣武天挺，超然有必报不共戴天之心，克复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兴之有日也。然亲征之诏朝下，而和议之诏夕出；元戎之幕方开，而信使之轺已驾。纷纷扰扰，以至今日，而国论卒归于和。此其病安在哉？……议之不详，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成功而不能善后也。是故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安得不归于和哉？……

有未富而先急于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贫，则他日一墙之颓，一篱之缺，而不敢议于补葺。夫一墙易补也，一篱易葺也，其费与屋同不同也？勇于屋之大，而怯于藩墙之细，则其志之沮也。……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带甲百万，表里江淮，安坐而指挥天下豪杰，以图恢复祖宗之业，而澡靖康之耻，进则成混一之功，守则成南北之势，何至于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议和哉？

他还指出：“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无一折者乎？求其成，则必有忍其折。”因而规谏孝宗不要由“一朝有为”而变成“终身不为”，以至于使天下绝中兴之望。

接下来，他还对皇帝近小人、远君子、黜忠臣、用佞幸提出了含蓄的批评，并以汉成帝、唐肃宗的宠奸误国为例，说明了重用佞幸小人、排斥忠良大臣的严重危险性，甚至表示“臣不胜忠愤”！

写完《君道》，意犹未尽，鉴于当时主和派极力怂恿孝宗接受金国的要挟，把唐、邓、海、泗四州送给金国，甚至放弃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所有土地，与金国划长江为界的卖国主张，杨万里又奋笔疾书，写下了《国势》上、中、下三章。对主和派的卖国主张痛心疾首地一一给予有理有据的批驳，并对当时南宋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和估计。首先他提出君主持国有“谋”“备”“应”“堕”四种态度。并具体评述说：

何谓“谋”？昼不甘食，夜不安寝，君臣日夜蹙额相顾，以敌仇未灭为大忧，以天下未一为大耻，以宗庙社稷未有万世不可亡之实为大惧。收召豪杰，选马厉兵，深谋秘计，期于必取……何谓“备”？谋人而羽翼未成也，机会未至也……我不彼谋，彼必我谋。是故防之也豫，而备之也周。修政刑，求人才，深沟高垒，积粟治兵，恐惧儆戒，常若一日而敌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坚。动则可以制人，静则可以不制于人。……何谓“应”？欲为谋人而不能举，欲为备人而不能劳，政事纪纲守其常，兵甲士马因其旧，其国不至于大治，亦不至于大乱。敌不至则不虑其至，敌至则徐应其至。……何谓“堕”？既不能“备”，又不能“应”，苟于安而不知危伏于其中，偷于乐而不知忧寓于其间。狎于敌人之诈而不悟，堕于敌人之计而不疑，至于覆亡其国，则曰“天也”。

而当时孝宗采取的是哪种态度呢？杨万里毫不客气地指出不过是“应”而已。这种态度简直就像是饿了才学种庄稼、渴了才开始挖井一样，“得为善理家者乎？”所以杨万里不能不对此表示出高度的不满。

但在当年的士大夫们看来，皇帝乃上天之子，代表着天意，纵有不满，你还必须得无限忠于他。你的思想尽可以跑在皇帝的前头，但行动上却不能突破皇帝给你划定的框框。此时，孝宗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对金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窝囊怯劲和对内疑忌忠臣的奸猾本性，因而杨万里虽然一方面指出国家本来完全具有恢复中原的物质基础和人才智力条件，但另一方面却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摊上了这样一个“半身不遂”的皇帝，要想立即出兵战胜金国恢复中原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于是，他便只能退而求其次，指出“为今之计，和不如战，战不如守”。因为“和”则丧权辱国，而且必将瓦解全体将士复国之士气，致使国家从此一蹶不振；“战”则皇帝没有意志，一支由没有意志的皇帝主导的军队，焉有决胜之可能？那么，就只能是“守”了。“守”，就是保持战时状态，加强战备而暂不出击，等待时机成熟而一战必胜。这实际上也就是督促孝宗对敌国采取“备”的态度。这也是当时可能为国家争取到的最佳境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冷静一想，不能不钦佩杨万里当日在万般无奈之下所提出的这一番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主张。对于国家的兴衰存亡来说，这比那些不切实际的空头口号和盲目发愤的豪言壮语要有用得多。而这也正是后来杨万里终生一以贯之的立国主张。

战守之策既定，杨万里干脆一发而不可收，又笔不停挥地接着阐述治理内政之策。他接连几个月足不出户，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写出了《治原》上、中、下三章，《人才》上、中、下三章，《论相》上、下两章，《论将》上、下两章，《论兵》上、下两章，《驭吏》上、中、下三章，《选法》上、下两章，《刑法》上、下两章，《冗官》上、下两章，《民政》上、中、下三章，举凡国内大政之方方面面，无不深所论及。所有方面不光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而且还提出了相应的处置办法或完善措施。综合全部论述，共为三十篇，计六万余字。杨万里最终决定取“愚人千虑必有一得”之意，将它命名为《千虑策》。

六万余字的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当可达二十万字，完全是一部皇皇巨著了，而杨万里却是将憋了多少年的气就着这当口一顿工夫把它倾吐出来。

写完《千虑策》，杨万里搁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立起身来伸展了一下僵硬的腰肢，然后转身缓缓步出家门，举目一望，野地里已是一派新绿，南溪岸边的杨柳也暴出了一树树鹅黄的新叶。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乾道元年（1165）的春天了。

一口气在家里憋了几个月，策论完成后，虽然心头仍是思绪万千，并未感到几许轻松，但也得出门见见朋友散散心了。杨万里首先想到的是该去见见周必大。

周必大前年就已升迁为权中书舍人，但是去年三月，孝宗皇帝要提拔他昔日的亲信近侍龙大渊和曾觌为签书枢密院事①。而曾、龙二人是两个善于察言观色、谄媚弄巧、讨好主上的奸佞小人，孝宗即位擢拔他们为知阁门事和江东总管后，又怙宠依势、狐假虎威，因而满朝文武无不对他们侧目相视。可这时，孝宗竟然还要提拔他们为枢臣。这么两个无知无识的饭桶，怎么能让他们去枢密院主管国家的军事大计呢？这孝宗已经彻底昏了头！因此，负责为皇帝起草任命书的周必大和负责审核皇帝诏命的给事中金安节便一同抗旨，拒绝书写任命书，并把皇帝的条拟驳封了回去。周必大得罪了皇帝，只好辞职，领了个所谓“主管台州崇道观”的虚衔，于去年六月回到吉州，寓居在庐陵县永和镇的本觉寺里读书度日。杨万里在《千虑策》中批评孝宗信任奸佞小人，黜逐忠义大臣，也包括这件事在内。去年周必大返乡后，他就曾几度想去看望，无奈一连串不幸之事使他无法出门。现在事情总算粗粗打理停当了，自当前往一见。

出得门来，步过阡陌，登上赣江一叶小舟，看着满眼春色，一缕诗思不禁浮上脑际。于是，他顺口便吟出了五律一首：

春事已如许，山居殊未知。绿光风度麦，白碎日翻池。景好怀翻恶，人嬉我独悲。郊行聊著眼，兴到漫成诗。

如果不算悼诗，这是父亲和张浚去世后杨万里所吟的第一首诗。由于哀思仍然绵绵，加上国事未可乐观，所以尽管眼前春色明媚，而他的心头却是“景好怀翻恶，人嬉我独悲”，这种心境自然是不难理解的了。

永和镇坐落在吉水上游的赣江岸边，是宋代著名的陶瓷工艺场——吉州窑所在地，发达的陶瓷手工业和相关贸易带活了当地的经济，使得这里人口云集，街市纵横，门店兴旺。说是庐陵县的一个乡镇，其实除了没有城墙和政府机关外，它比一般的县城规模更大且更为繁华热闹。周必大的老家就在这个镇上。但由于他父辈就在外当官，他自己又接着外出当官，故居无人打理，此时已经圮毁，因此回乡后不得不借住在当地的寺庙里，情势相当落魄。但当时的节义之士都是有政治道德底线的，为了坚持正义，他们可以抛弃荣华富贵而不惮领受饥寒甚至献出生命，周必大就是其中之一。杨万里之所以和他成为终生莫逆，不仅因为他们是同乡和同年举子，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志趣相投并且气节相通。此番周必大小露锋芒，抗旨归来，他的名节已经誉满朝野，因而也使杨万里特别钦佩和敬重。

永和镇与吉水县城水路相距六十里。杨万里从家走到吉水赣江码头还有四十里旱路，因而行程虽一天还要起早摸黑。当日到得永和，已是万家灯火了。两位老朋友相见于家乡的破庙之中，回想起当年在京师相会，那时张浚尚在位，孝宗也表现出有志于恢复，正是风正帆悬，彼此都指望中流击水，奋发有为之际，心情是何等的舒爽。谁料头尾相隔三年之后，如今朝政已是令人忧心，至于个人遭际就更不必说了。这可真是造物弄人，令人不胜感慨。

三年再谒一番逢，两舍相望几讯通。便有好怀安得尽，不知造物底相穷。公今贫贱庸非福？我更清愁恶似公。误辱相期千载事，云泥政自未应同。

这是杨万里在周必大借住的僧舍里写给周必大的七律《见周子充舍人叙怀》（周必大的和作已失）。可以看出，此刻他们共同胸怀着家国之患，心情都很沉重，但彼此还是相互安慰，期许未来形势好转，还能有所作为。周必大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抗旨，直接忤逆了皇帝，因此他把自己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甚至还可能向杨万里托付了后事，但杨万里却认为情况不可能会那样糟糕，周必大作为政坛新星，必有复出大任之日，而自己身为一名后进小吏，将会永远与他有云泥之别。杨万里的诗既是宽慰鼓励，也是合符事实的客观分析。因为宋朝皇帝有着不杀文官和大臣的传统，除了像岳飞那样有能力平定金虏、接回钦宗，以致直接威胁到赵构地位的“危险分子”之外，一般因为政见分歧而被皇帝罢免的高级官员，不仅不会被杀害，而且时过境迁后很多都被重新召回甚至重用。杨万里的鼓励自然使周必大增强了信心和希望。

回家路上，看到农家正在田里辛勤劳作而脸有愁容，有感于当年春上寒潮频作，他又情不自禁地沉吟起来：

两月春霖三日晴，冬寒初暖稍秧青。春工只要花迟著，愁损农家管得星。

这既是对天气、农家的愁叹，其实也是对国家和自身命运的愁叹。

转眼清明到了，杨万里携儿子去给父亲上坟。踏上细细的羊肠小道，父子相搀着小心翼翼地走过晃晃悠悠的溪上危桥，望着淡绿的远山，青青麦田边的破屋，父亲新坟上长起的绿草，心里仍然是愁思绵绵无断绝。于是又吟曰：

径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真是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当年江淮边事扰扰尚未平息，而湖南郴州又发生了农民暴动，规模之大，波及广东，朝廷不得不派兵进行镇压。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杨万里自然要把这场暴动看成是“寇乱”，但是，对于南渡以来“寇乱”频作的原因，他却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就在这年夏天，有感于“郴寇兴乱”，他写道：

自怜秋蝶不生早，只与夜蛩声共悲。眼边未觉天地宽，身后更用文章为？去秋今夏旱相继，淮江未净郴江沸。饿夫相语死不愁，今年官免和籴不。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农民老是铤而走险起来暴动呢？原来一是水旱灾荒导致歉收甚至绝收；二是即使是灾荒之年，农民还要承担诸如“和籴”之类的苛捐杂税。这首诗里写到，饿得瘦骨嶙峋的农民竟然表示连死都不怕，而偏偏就怕“和籴”之重负。可见“和籴”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何等酷烈的祸害了。

什么是“和籴”呢？这本是自汉代就开始实行的一种政府储备粮食的办法。起初完全是公平买卖，所以又叫“平籴”。在粮食丰收的年头，粮价自然偏低，官府就出资按市场价向百姓购买粮食储存起来，以备发生战争或灾荒的时候，拿来做军粮或用于赈灾。但是自唐朝中期以后，原来的公平买卖逐渐变成了官府强加于百姓的抑配征购。到宋代，更变成按户口、田亩等强制摊派，又采用所谓“支移”“折变”“加耗”“大斗”“大斛”等名目，额外加征。北宋时，河东路十三个府、州、军正税额为三十九万余石，而“和籴”额竟达八十二万余石，为正税的两倍多。到得南宋，“和籴”更是有增无减。官府用滥印的纸币，甚至度牒之类做籴本，向农民交换粮食，农民拿着的所值无几，又因胥吏、揽户等层层贪污勒索，地方豪强转嫁负担，贫苦农民更是如病牛负重，苦不堪言。杨万里在他刚刚写成的《千虑策•民政》中就曾写道：“上赋其民以一，则吏因以赋其十；上赋其民以十，则吏因以赋其百。朝廷喜其办，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赏其功，而不知有愿食吏肉之民。……盖夫赋重而民怨，此奸雄敌国之资也，可不惧哉！”这就指出，凡是农民造反，实际上都是官逼民反。

而更为令人瞩目的是，杨万里和他在前面《农家叹》里所表现的一样，他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老百姓的命运联系到一块来发出感叹，在这首《旱后郴寇又作》中，他也首先感叹了自己像晚生的秋蝶一样，没有赶上好时代，只能像冬天的蟋蟀一样发出凄凉的悲鸣，直觉得连宇宙天地都是如此的狭窄憋闷，即使留下些诗词文章又有什么用呢？可见他心里非常明白，朝廷的恶政在带给老百姓无穷祸害的同时，也必然要对真正爱国爱民的忠志之士造成深重的心理创伤。

然而，后世还有论家说，杨万里的诗多写风花雪月、自然风光和个人情趣，而不大关心民间疾苦，其思想性远不如陆游、范成大，更别说杜甫等唐代诗人了。游国恩先生就曾在他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批评杨万里说：“这类（关心民间疾苦的）作品在现存的四千多首诗中是太少了，而且缺乏陆游那样激昂慷慨的热情，揭露也不及范成大那样具体深刻。”其实，无论以绝对数来说，还是以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作在他的全部诗作中所占比例来说，杨万里的民生诗都堪称南宋之首。据张瑞君先生统计①，杨万里涉及民生的诗作有上百首，占其传世之作总量的四十分之一。至于其揭露问题的“具体深刻”程度，只要看看《旱后郴寇又作》这一首就足以勘知了。这完全是又一篇《苛政猛于虎》，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具体深刻的呢？

由于为父亲守制这些年住在乡村，他对农民生活和年成的关注尤多。请看《悯旱》：

鸣鸠唤雨如唤晴，水车夜啼声彻明。乖龙懒睡未渠醒，阿香推热呼不应。下田半湿高全坼，幼秧欲焦老差碧。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一门手指百二十，万斛量不尽穷愁。小儿察我惨不乐，旋沽村酒聊相酌。更哦子美《醉时歌》，焉知饿死填沟壑。水车哑哑止复作。

这首诗借鉴和改造杜甫《醉时歌》的意境，虚拟一名穷书生在干旱至极的饥荒之年穷饿至死的悲惨遭遇，以及农民车水抗旱彻夜不息的艰辛劳作，对灾荒之中的苦难民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还有《和萧伯振〈祷雨〉》：

云气微升又霍然，虚疑数点长三川。渚东粳稻今无雨，杜曲桑麻莫问天。饿死何愁更平籴，野夫半去只荒田。未辞托命长镵柄，黄独那能支一年？

这是杨万里诸多悯农诗中的两首。我们看过历史上许多文人悲悯农家的诗词，如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如聂夷中的《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等，大多是直述农家生活的困苦并由作者直接抒发同情农民的感慨。而杨万里的诗中却没有一句直写贫苦农民生活悲惨之情状，也没有一句直抒对贫苦农民的怜悯之情，而从描绘老天的旱象起笔，自然转到水稻和桑麻因干旱而绝收，结果连家有田地的书生都会饿死，那些在田头通宵车水的赤贫农民就更不消说了。接着再次提到朝廷征收“平籴”（亦即“和籴”）祸害之酷烈——农民连饿死都不怕，却只愁交不出“平籴”，还有农民逃亡，田地荒芜之景象等。杨万里虽不直写直叹农民之苦，但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具体细节描绘，不仅不动声色地道出了农民生活的悲惨情状以及自己对贫苦农民的深深同情，同时揭示出了天灾人祸这两个造成农民苦难的根本原因。

杨万里写诗最明显的特色之一就是他从来不慷慨激昂地直抒胸臆，而总是借助一些形象或意境，通过描绘形象或意境的手法而将思想寄寓其中。从创作艺术上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高妙的手法。但许多读者（包括不少专家）都没有仔细去体察他的妙处，而只是跑马观花草草看过了。故反而认为他缺乏热情和思想深度。

三年守制期间，杨万里还写了许多咏物咏景寄情托志的诗，多为与杨辅世等族亲和各地友朋的唱酬之作，其中情趣盎然、回味悠长的佳作颇多。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他的五律《和李天麟二首》，专门谈论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理解：

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衣钵无千古，丘山只一毛。句中池有草，字外目俱蒿。可口端何似？霜螯略带糟。

句法天难秘，功夫子但加。参时且柏树，悟罢岂桃花？要共东西玉，其如南北涯。肯来谈个事，分坐白鸥沙。

第一首说，想要创作出高妙的诗来，必须灵活而不拘泥于陈法，只有信手拈来而不事雕琢的东西才是孤拔高妙的。像禅林和尚不传衣钵，鼓励徒弟超越师父一样，一定要有创新精神。要像谢灵运的《池草》诗一样天然成趣，要使读者感受到言外之意而避免胸臆直露。最有意味的诗就像秋天饮着带糟的米酒吃肥蟹一样，有点混沌但却能使人久久回味。第二首则说，作诗的技能并不神秘，只要工夫下得深就一定能掌握。要像高明的和尚参禅一样灵活领会诗法的真谛，把握顺其自然的规律，而不要死抠字眼。真想和你一块饮酒论诗，无奈相距遥远。老朋友若是肯来谈谈作诗这件事，我们就一块儿在白鸥翔集的沙滩上坐下来好好探讨一番。

杨万里非常坚决地反对佛教迷信，但他对佛教禅宗所大力提倡的活参话头、智慧观照、呵佛骂祖、超越权威和大胆创新精神却特别欣赏。他这两首诗继承了吕本中、曾几等人以禅寓诗、以禅论诗的传统，完全借用禅林语言来阐述了自己关于诗歌创作的见解。但同吕、曾等江西诗前辈偏重于诗歌技巧不同的是，杨万里特别强调自然天成的手法和开拓创新精神。他在这一时期的另一首涉及创作理论的诗中也曾写道：“诗非一句苦，句岂十分清？参透江西社，无灯眼亦明。”①主张要看透和突破江西诗的框框，不要拘泥于一字一句的考究和雕琢，然后眼前才能豁然开朗。

由杨万里的上述见解足以看出，到这时，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成熟。他的“诚斋体”诗歌风格也已基本成型。而这一时期，他却始终处在对君国大政和民生疾苦的深重忧虑中。在这个国君露怯、和议成局、宰辅更替如走马灯的混乱时期里，几乎没有哪一天哪一件事能使他舒眉展额开心颜。

乾道二年（1166）十月，杨万里守制期满，该出山了。但此时在朝中，除了一个孝宗实际上并不喜欢的积极主战者胡铨之外，已没有别的能为杨万里说得上话的人。想想如果在高层没有得力援手的情况下，就这样盲目跑到京师去，那还不知要在吏部排上多久的队才能等到官缺，还不如先就近到潭州（湖南长沙）去跟张栻、张枃兄弟商量商量重上仕途的办法，同时探究探究张栻的湖湘派理学精神，并请他们对自己心血熬出的《千虑策》提提意见。张浚去世后，张栻、张枃兄弟将父亲遗骸安葬在南岳衡山下，随即在家守制。去年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刘珙到任长沙，他素知张栻的湖湘派理学名望甚高，因而下车伊始就聘请他出来主持岳麓书院。张栻遂应邀来到长沙弘扬孔孟之道。

杨万里走旱路，经分宜、宜春、萍乡、醴陵到达长沙，见到了老朋友张栻，一同怀念起前辈张浚，不禁唏嘘泪下。接着，杨万里掏出了政论新作《千虑策》，请张栻指点。同时，赋诗《见张钦夫二首》，以表心意：

克巳今颜子，承家小吕申。只愁无好手，不道欠斯人。一别时飞几，重来事捴新。祥琴声尚苦，可更话酸辛。

不见所知久，用怀何许开？百书终作恶，千里为渠来。邹鲁期程远，风霜鬓发催。不应师友地，只么遣空回。

这两首诗一是对张栻的道德才学表示赞佩，二是表明自己此番正是冲着由张栻主导的湖湘学说诚心而来，希望张栻出示若干发扬孔孟之道的理学新著，让自己获得新知，而别使自己空走一趟。同时也暗喻着请他不要客气，一定要给《千虑策》提出一番见教的意思。

张栻捧起杨万里的《千虑策》，刚看上第一眼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一天一夜一口气读完，禁不住击掌叫绝。此时，杨万里的诗名已经传遍天下，张栻对杨万里的学问和实际行政能力也早在零陵之年就已熟知了。可以说，在杨万里的朋友中，对杨万里相知之深者，还没有哪个能够超过张栻。但连张栻都没想到他竟然具有如此高超的政治见解，能够写出如此全面深刻而又适时合用的治国策略，因而不禁对他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慨。当即挥笔写下《送杨廷秀》诗三首：

自吾友若人，叹息恨不早。相逢未出语，已足慰怀抱。窗寒逾浃旬，百虑略倾倒。霜晴不留客，别语讵能好。不尽此时情，梅边试深讨。

昔人忘言处，可到不可会。还须心眼清，未许一理盖。词章抑为余，子已得其最。当知邹鲁传，又在文字外。

平生风雨夕，每念名节难。穷冬百草歇，手自种琅玕。吾子三十策，字字起三叹。岂欲求人知，正自一心丹。请哦硕人诗，匪为乐考槃。

张栻在诗中回忆了他对杨万里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的往昔情谊，接着表示文章诗词杨万里已是全国之最，但孔孟之道的有些至深之理却不是一般词章所能表述清楚的，最后说到杨万里素来追求名节，淡泊仕途，但他的三十篇《千虑策》却读来字字句句令人惊叹，既然有如此高超的治国思路，那还是应该去当万众瞩目的政坛新星，而不要一心想着当隐士。

张栻身为宰相之子，政治见识非同寻常，现在又已成为理学权威、学派领袖。他对《千虑策》的高度赞叹，使杨万里增添了很大的信心。杨万里并不想当万众瞩目的政治美人（即所谓“硕人”），还确有几分当高士（即所谓“乐考槃”）的意向。但既然一家人生活都离不开官俸，而又确实希望能为国家的中兴贡献点心智，那自然不得不设法找到一条重新进身之路。

张栻知道杨万里出身草野，原本在朝廷就人脉稀疏，父亲张浚一死，他再无得力援手，而在当时的官场现实之下，如果按部就班等候吏部安排，那恐怕五六年内也不一定能等到一个官缺，而且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升上一个知州，就更别说什么万人瞩目的政治新星了。而这样出类拔萃的政治、文学双优人才，让他埋没林泉，老死州县，岂不是国家之大损失？不须杨万里开口，他也得给他想点办法了。

于是，他首先介绍杨万里拜见了湘帅刘珙。刘珙，字共父，一字恭父，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他只比杨万里年长五岁，但却早了十二年考中进士，曾历任监潭州南岳庙、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权秘书省校勘、中书舍人，因忤逆秦桧而被罢过官。秦桧死后复出为秘书丞，累迁中书舍人、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乾道元年（1165）改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因为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1154）参加省试时，刘珙曾为考官之一，所以见面时杨万里自称为其门生。

刘珙非常敬重张浚，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时，他在朝中为中书舍人，为皇帝起草了慷慨激昂的讨伐金国的檄文以及调动兵马官员的诏令，为张浚提供了有力的声援。他一到湖南任职就请张栻来帮助兴教。刘珙是一名出类拔萃的文武全才、气节正义之士，在朝中声望很高，现在虽在外供职，但他官居中书舍人，位及一路封疆，随时有跻身宰辅之可能。张栻有意请他在可能的情况下关照自己的老朋友杨万里，刘珙随即慷慨答应。所以杨万里拜见时，彼此相谈甚欢，还共同回忆起当年踏着春雪在京省试的情景，情意甚洽。会见后，杨万里有《见潭帅刘恭父舍人二首》寄情：

云雾开衡岳，波涛息洞庭。是邦谁岳牧，西掖一文星。有眼难人物，斯代尚典刑。如何闲处着，不遣肃朝廷。

道合宁嫌晚，心期不用多。于公犹未见，此恨独如何？颇辱谈间问，端须雪里过。门阑当欠士，许寄病身么？

诗中首先赞颂了刘珙治湘的功绩，佩服其德能才气，接着表白了自己对他仰慕已久，希望能得以门生相待。

刘珙还只是潜在的援手，为解决杨万里的现实问题，张栻还决定给刚升迁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的陈俊卿写封信介绍杨万里，叫杨万里赴京去找陈俊卿，并再誊写一个《千虑策》的副本，奉送给陈俊卿。他认为凭着《千虑策》这部旷世巨著，加上陈俊卿的关照，杨万里的前程应该非常远大。

于是，杨万里告别张栻先回到家里，誊写好《千虑策》副本。年底，他就按照张栻的指点赴临安晋见新任枢臣陈俊卿谋求差事。

一路风尘仆仆，直到乾道三年（1167）元宵节前后尚在旅途之中，沿途赋诗十余首，记录途程风光和心绪。其中格外奇特的是还有屈原体《归欤赋》辞一篇，写到他在途中客舍夜宿时，梦见自己回到了家里，亲人们高高兴兴地酌酒欢迎，自己正要端酒欢饮时，忽而梦醒。睁开眼睛发现天已大亮，寒风透过户隙钻进屋来，冰冷彻骨。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赴京的旅途中，离家已有千里之遥，想着亲人离别之苦，不觉潸然泪下。叹息自己因为家贫无助，不得不违反自己淡泊名利、甘于悠游山林的本性，为了一家人的衣食，同时也为了向君国奉献一点绵薄之力，而把自己投身于“池活笼驯”的官宦生涯。此番得人举荐而带着三十篇治国之策，赶赴京城，“猖狂”地希图能觐见皇帝，侧身朝官之列，然而又深深地意识到道路之艰难，前程之渺茫，内心矛盾痛苦到了极点。一面不得不踏冰蹚雪继续前行，而一面心里却在呼唤，回去吧，回去吧。难道家乡的南溪没有足够的清泉供人饮用，难道家乡的南山没有足够的蕨菜野蔬据以活命？

这篇辞赋以酣畅淋漓之笔墨表达了他本身实在不愿仰人鼻息、寄人篱下，而又不得不重登仕途投身于“池活笼驯”的官宦生涯的痛苦心境。充分表明了他即使是在最急于谋求官差的“积极上进”时刻，仍然对自身所真正追求的闲云野鹤愿望耿耿于怀。

到京后，杨万里首先谒见了陈俊卿，献上《千虑策》三十篇。陈俊卿在府上热情接见了杨万里，并对他的三十篇《千虑策》非常看重，表示不光自己赞赏不已，还要把它推荐给自己的挚友虞允文。

陈俊卿出生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字应求，福建莆田人。绍兴八年（1138）登进士第。历任泉州观察推官、校书郎、宗室子弟教授、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教授、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中书舍人等职。孝宗北伐时，他曾认为准备尚不够充分，时机还不成熟。张浚督师出兵时，他担任江淮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是张浚手下的得力干将。北伐失败后，主和派幸灾乐祸，秦桧旧党汤思退试图置张浚于死地。陈俊卿一再上疏揭露主和派阴谋说：“议者但知恶浚而欲杀之，不复为宗社计。愿下诏戒中外协济，使浚自效。”终于一度使孝宗觉悟，即命张浚继续都督江淮军马，且召为宰相。但由于汤思退等不断暗中在孝宗面前鼓捣，谓张浚声望超过主上，心怀异志，一旦遂行不轨，将危害江山社稷，致使孝宗发生动摇，终于罢黜张浚，而专宠汤思退。陈俊卿见此情形，只好以张浚旧属身份累章请“罪”，孝宗就让他以宝文阁待制的官职提举太平兴国宫，实际上就是在家赋闲。直到汤思退丧权辱国导致举国公愤，孝宗才决定拿他当替罪羊，罢黜了他的相位，遣送永州居住。这时，太学七十二名主战派生员到宫廷伏阙声讨汤思退奸佞误国之罪，并请求皇帝召回陈俊卿予以重用。陈俊卿才得以重新回朝，被提拔为吏部尚书。而当时孝宗不仅对踢足球的游戏仍然十分上瘾，而且准备出宫去白石一带开展游猎活动。陈俊卿又力言劝阻。皇帝虽难免嫌他啰唆碍事，但又不知哪根神经转了一下，竟觉得他是真正的忠臣，而拜他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了。而陈俊卿一上任，竟然又以泄露机密之罪劾奏曾觌、龙大渊，迫使孝宗罢免了他心爱的两名近侍，为当年抗旨阻止曾、龙任命的周必大等人复出创造了条件，使得朝廷内外一致称快。

由此可见，陈俊卿乃是一名大义凛然的高尚正派之士。他也特别注重举荐节义之人。他曾对孝宗说，用人要用正派节义之人，正派节义之人即使才能差点儿，也可用；而奸猾小人，即使很有才能，也要十分警惕。看过杨万里的《千虑策》，陈俊卿就知道杨万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更何况还有张栻的介绍。于是，陈俊卿当即向朝廷举荐，建议立即将此人迁转为升朝官①。

杨万里在四年前才升转为京官。而要按部就班爬过京官的五级台阶到达升朝官的位置，需要十几年，最短也得六七年。而如果事能如愿，那么杨万里则只用四年的工夫就进入朝官行列，这将成为他仕途上又一次较大的飞跃。可惜非常不巧的是，由于陈俊卿不久前刚刚劾奏孝宗的两名近侍泄密，致使孝宗不得不将这两人逐出朝廷，故而此刻孝宗正对陈俊卿窝着一肚子气，于是对他举荐的人才便也故意不予理睬，结果杨万里迁转朝官的动议就此搁浅。

陈俊卿原本就准备将杨万里介绍给知枢密院事虞允文，见此情景，便只好更多地寄望于虞允文了。于是他一面叫杨万里给虞允文上书自荐，一面趁虞允文来他府上谈事，将杨万里的《千虑策》交给虞允文，请他带回府去一阅。虞允文当即翻开书卷，只看过第一篇就大吃一惊，说：“哎呀，真想不到东南竟有此等人物啊！我刚刚就任，正好有两个推荐名额，一定第一个推荐这个人！”

虞允文出生于北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字彬父，一作彬甫，登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第，原本和杨万里是同年，但由于虞允文是以在职官员身份参加当年的省试殿试的，他的年龄又比杨万里大了十七岁，而他的资历和地位更比一般进士高得多，所以他和当年的一般进士基本上都不相识，更没有什么交往，杨万里自然不敢贸然以同年身份去找他。更使杨万里等同年进士所不敢仰视的是，虞允文还是一位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挽救了南宋命运的头号功臣。

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杨万里还在零陵任县丞时，金主完颜亮率军六十万（号称一百万）突破宋军淮河防线，一举挺进到长江北岸，其中一支主力由完颜亮亲自率领准备在今安徽马鞍山市的采石矶渡江，扬言一百天内扫平江南。当时消息传到零陵县署时，县里的同僚们无不相顾失色。杨万里回家告知家人，一家老小也手足无措。特别是杨万里的父亲，因曾经经历过金军肆掠吉州的深重苦难，所以更是闻之股栗。而宋军因在淮河全线崩溃，朝廷撤了败将王权的职，而接替的将军李显忠又还没有到任。只有中书舍人虞允文以劳军参谋的身份刚刚到达现场。部队没有主将，队伍涣散，秩序混乱，兵士们垂头丧气，把马鞍和盔甲丢在一边，东一伙西一群地坐在路旁歇息。虞允文见此情景非常焦急，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毅然挺身而出，主动担起统帅责任，立刻召集宋军将士说：“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这里来劳军的。但现在主将未到而形势刻不容缓，我只好代行其责。你们只要听我指挥，为国家立功，我一定报告朝廷，论功行赏。”接着他便命令陆军各部各兵种分别整好队伍，排好阵势，又把水军船只分为五队，一队摆在江中，两队泊在采石矶东西两侧岸边，另外两队隐蔽在港汊里设伏。待金军大队人马渡至江心，虞允文一声令下，宋军按预定方案突然万船齐发，全线出击。结果就如杨万里在当年所作的《海鳅赋》中描绘的那样，把金军打得屁滚尿流，金主完颜亮逃到瓜洲后也被残部杀死在荆棘丛中，金国想完全灭宋的计划遭到彻底破产。继张浚指挥岳飞、韩世忠、刘锜等忠勇大将首度挽救南宋命运之后，虞允文又一次保住了被金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宋高宗赵构一条狗命和他的半壁江山。连毛泽东看过虞允文的事迹之后，都不由得衷心赞叹说：“伟哉虞公，千古一人！”

虞允文自陈俊卿家回府后，恰巧收到了杨万里奉上的诗集和他的求见信。只见他写道：

……某也远方书生，未尝有足迹于王公贵人之门。非敢倨也，重于从也。有从则无改矣，可不重乎？自至都下，独一见副枢陈公，天幸又逢枢密之至，私窃自喜将得其从也。且陈公曰，吾将言子于虞公，集之所以来也。某有书三十篇，极陈天下之事，而不知时之所讳。欲有献于上而未能，某贫故也。敬纳其副于东阁①。当今之世，不惟士求宰相，宰相实求士。古者不相求而相值者有矣，两相求而不相值者有矣。某之此来也，枢密不谓之去不敢去，不谓之留不敢留，将枢密之所以命。不宣。

可以看到，在这封信中，杨万里也不敢提及和虞允文为同年进士之事，而只是请求他收纳自己为门生。

可是，当杨万里得到虞允文接见的通知，跟着虞府的家仆来到枢密客厅时，虞允文却不仅一见如故，而且不让他跪拜，竟亲切地握着他的手，笑呵呵地直呼“同年”。接着相对品茗，推心置腹地谈起了共同关心的种种家国之忧。虞又高度赞扬了《千虑策》的远见卓识和经世致用之重大价值，并不无遗憾地表示朝廷没有早把他用到适当的位置，实在有点委屈他了云云。

当然，杨万里怎么也不敢以同年的身份自居，而是始终抱着门生晚辈的态度恭敬地陪谈。听了虞允文对《千虑策》的称赞，他幽默地说：“相公您可得看仔细啊，这都是秀才子信口开河的瞎诌，哪里值得您如此看重？”

虞允文听罢不禁哈哈大笑说：“呵呵，连诸葛孔明都是秀才子呢！可见运筹帷幄还得靠秀才子，只有决胜千里才需要英勇善战的武将啊！”

虞允文说的虽然也是玩笑话，但杨万里听来却感到异常新鲜和高妙，心中不由得暗想：真不愧为一代伟人啊，开个玩笑竟就能说出别人闻所未闻的天下真理来！

不日，杨万里便得到消息，虞允文已经向皇帝、宰相第一个举荐了自己越级迁转朝官。京官迁升朝官按规定要先经过皇帝召对，接受皇帝的当面考察。而皇帝召对则需要等皇帝安排出适当的时间分批进行，并不会为个别人随时召见。于是杨万里只好在京师静候佳音。

然而，这一等就是小半年，眨眼到了六月，皇帝还没有安排召见。而偏偏就在这时，虞允文又被加以资政殿大学士之职衔出朝接替五月刚刚去世的吴璘担任四川宣抚使，坐镇川陕去了，杨万里迁转朝官之事变得更为扑朔迷离。更叫人难堪的是，杨万里的口袋也已接近空空如也。原来他在没有得到差遣的情况下只能领取原职官的半俸，如果不出门，养着一家人倒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康，但像现在这样在京师天天住旅馆，加上进见上司的基本礼节、朋友之间的交接应酬等，一个人的用度就远远超过一家人了。而他官职又低，没有公用经费可资贴补，一切全靠掏私囊。这样几个月下来，经济上就明显吃不消了。于是，不得不离京回家等待。

结果一等又是整整三年。好在这三年中，稳健的主战派人士在朝中大体占据了优势。其中乾道三年（1167）十一月，陈俊卿正式升任参知政事。乾道四年（1168）七月，陈俊卿加兼知枢密院事。十月，陈俊卿升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制国用使，成为正宰相。乾道五年（1169）二月朝廷宣布赠张浚太师称号，谥忠献，正式为张浚正名。八月，陈俊卿、虞允文并为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制国用使。杨万里连忙给两名曾给予他知遇之恩的宰相致信祝贺，他那迟迟未得解决的升迁问题总算又出现了一朝破局的希望。

至此，杨万里已在家闲居五年，虽然有官场内外众多朋友不断往来唱酬，新诗又吟出二百首，倒是不见寂寞，但是，正如他在给陈俊卿的贺启中所言，多少年来，自己一直“抱贾谊积薪之疏，空有狂言；哦少陵看镜之诗，真成半老”。时间在一天天飞逝，不觉已是四十三岁了，而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和一身应该说还不算低劣的本领，却老是“售卖”不出，怎能不感到十分无奈？因此，写完给陈俊卿的贺启后，他便又顺笔写下了一首新诗《秋日晚望》：

村落丰登里，人家笑语声。溪霞晚红湿，松日暮黄轻。知么秋殊浅，如何气许清？不应久闲散，便去羡功名。

这首诗表明他的心情已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好转而变得相当舒爽，并且很明确地道出了他此刻急于出山的心愿。

杨万里的升迁问题之所以有陈俊卿、虞允文这样的朝廷重臣举荐都迟迟得不到解决，最根本的问题还出在他自己始终坚定不移地秉持着的“不识时务”的处世为人态度上。

宋朝中高层人事任命的制度环节是非常严密的，即使是皇帝、宰相亲自提名，也要先经过尚书省的吏部拟进（即报批），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查，再经宰相呈进皇帝批复。皇帝批复后，还要经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书黄（代表皇帝起草任命书），门下省的给事中复核、录黄（即抄录任命书副本下发，将正本存档）。在这些环节中，只要有任何一环不通，一个职官的任命就得搁浅。除非是各个环节的当事者都知道拟任之人是皇帝决心要任命的人，或是正、副宰相本人的亲属，而拟任官职又不太离谱，否则，被拟升迁之人要是不拿出足够分量的真金白银去一个个打通各路关节，那么，你就准备好几把椅子，坐烂一把再换上一把地在家耐心等待吧！而如果所拟任的人事过于离谱或不合程序，有的时候甚至连皇帝都会遇到抵制，周必大抵制曾觌、龙大渊的任命就是例证之一。还有一年过年时，高宗早先的几个宠妃想要皇上赏赐晋级，缠着高宗不停地撒娇。高宗说，你们的升级我说了没用，那要外廷的大臣们根据条例议定才行。妃子们就说，你一个皇帝说了话，外廷的大臣还敢不听？高宗被缠得没法，只好亲笔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张任命书，叫传给中书、门下省去照办。于是妃子们高高兴兴地等着过完年涨俸禄。可是过完年发俸禄时，她们发现还是过去那个数，一个铜板也没加。一追问，外廷奏上来说，去年年底皇帝的任命不符合祖宗制度和任命程序，故而无效，同时把皇帝亲笔写的任命书也给一一退了回来。由此可见要办成一件人事任命之不易了。

杨万里的问题很显然，第一，他不是皇帝指定的人选；第二，他虽是副宰相提名，但不是他们的近亲；第三，他系越级提拔，不合常规。因为第一条，不许他通过不会得罪皇帝；因为第二条，不许他通过也不会太得罪副宰相；因为第三条，不许他通过还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要遇到的关卡肯定不会只有一个。而杨万里却不仅连一个关卡都不愿去攻，而且竟在急需“攻关”的关键时刻黯然退回了老家。贫困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如果真想谋求升官发财和荣华富贵而不顾一切的话，那么克服一时贫困的路子和办法多的是，无非是今日送出一百明日收回一千、今日送出一千明日收回一万罢了，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送钱有何难？而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杨万里怎么也低不下他那颗高贵的头颅。他并非不知社会已经腐败到了何种程度，但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流合污。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在这方面，杨万里可就太不够“俊杰”了。他在初次拜见陈俊卿和虞允文的投书中，就特别提到自己未能早将《千虑策》进献于上，是因为“某贫故也”。这明明是表示他要献给相公的唯一厚礼就只有一部《千虑策》，用与不用全由相公裁决，而自己决不会另有财礼进献。位极人臣的陈俊卿和虞允文岂能不明白他的言外之意？但是他的这个态度可以叫两位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副宰相买账，却并不一定也能叫其他人都买账。而长达几年的等待，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显示，有人就是不买他的账。碰到这种情况，那不要说是两个副宰相，就是两个正宰相也只能为之“莞尔”了。

以杨万里之聪明，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此等情势。但他的秉性决定了他只能接受凭着自身本领赢得的不带任何异味的职任，只能是皇家拿官来买他的本领，而不可能相反还要他掏钱去买官。别说他没钱，即使是腰缠万贯，他也不会去干这种勾当。

这期间，他还特意写了一篇题为《送郭银河序》的散文，实际上正是为他自己的境况有感而发的。这篇散文非常有趣，特全文照录如下：

予闻郭银河妙于数，其谈祸福多奇中；其言杉溪先生尚书刘公，又其奇中之尤者也。乾道戊子十一月二十日来谒予，貌甚古，辞甚辩，如轩辕弥朋之长颈楚语也。于十日、十二子、五运、六气，言之如汉庭诸老生之论治也，如秦医和、汉太仓公之知病也。予惊且奇之，于旧所闻无所不及而有加焉。予问之曰：“子之技前于人，而子之贫亦前于人，独何与？”银河仰而笑，俯而叹曰：“技不负予也，予惟恐负技也。惟恐负技，故以人徇技，而不以技徇人。其于人也，不有所迎而有所撄，以至于斯也。然予之贫可守，而予之守不可悔！”予亦奇之。如银河者，其隐于技者欤！挟技者必有求，求不得则罪其技。自技而之贫，自贫而悔，自悔而无所不之也，不为此者稀矣。如银河者，其隐于技者欤！谨序。

这篇散文写的是一个算术高妙的术数士热爱自己的专业，对技术精益求精而却甘受贫寒矢志不渝的故事。而其实，文中这郭银河分明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他就是跟这郭银河一样坚守着自己的文章道德，甘受贫寒而永不言悔的。即使是现在，自己政治上已经有点技痒难耐，很想出山去表现一番，而且两位新宰相的就位已经给自己的升迁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也仍然只有一项行动，那就是——静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