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升斗小吏

1.赣州司户

按宋朝的规定，杨万里一考中进士即可由吏部授予官职。但由于现实中存在着官多职少的问题，所以他实际上是回家“待次”两年后，即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才正式得到职任。这时，他已三十岁了。

杨万里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为赣州司户参军。司户参军是知州（古称太守）属下的执事官。前代的司户参军原本主管户籍婚姻、田产税赋、财政仓收，以及有关婚姻、田产等方面的诉讼案件审理，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宋代司户参军的大部分职掌都被削去，仅仅保留主理仓收和审理因离婚而引发的财产诉讼案件两项职能，官级也仅为从九品，一般都作为进士入仕的起点。

但赣州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地方。它原本叫虔州，杨万里到任前两年才改称赣州，当时下辖赣、虔化、兴国、信丰、雩都、会昌、瑞金、石城、安远、龙南等十个县；整个州有二十七万二千多户，七十万二千多人口。

宋朝的州（府、军、监）有“格”和“等”两种等级区分。“格”有大都督、节度、防御、团练、军事（刺史）等不同的类别，这是体现军事重要性的等级，并关系到幕职属官编制的多少。“等”则按户口多少及地望的紧要性而划分为望、紧、上、中、下等五个级别，体现政治地位，并关系到诸曹属官的编制多少。赣州的“格”为南康军昭信军节度州，属于军事上第二等重要的州。“等”为望郡，属于政治地位第一等重要的州。实际上在整个江西，它的地位仅次于洪州（今南昌市），建炎年间曾经设置过比知州地位更高的“管内安抚使”来行使知州的职权，绍兴十五年（1145）虽然撤销了安抚使的建制，但又给知州增加了一个江西兵马钤辖兼提举南安军南雄州兵甲司公事的职权。同时，江南西路的提刑按察使司衙门也设在赣州。

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赣江发源地，州府设在赣江两大支流——章水和贡水汇合成赣江的三角洲最顶端，州城东西北三面环水，城墙高耸，固若金汤。环城水深流急、浩浩荡荡的章、贡、赣三江形成难以跨渡的天堑，只有南门出城是山地，因而在军事上成为易守难攻的天然堡垒。高宗建炎三年（1129），隆祐太后在金军追击之下，一直逃到赣州才立住脚，并在这里驻跸好几个月。这里也是中原大地沟通岭南的水路终点，客家人南迁闽粤的最后一个中转站。最受世人称颂的是，北宋熙宁（1068—1077）年间，州守刘彝在城内建成了当时全世界最科学完善的城市排水系统（称为福寿沟和水窗）。这个排水系统直到九百三十多年后的公元二十一世纪还在正常运行，并且还是全国最科学、效果最好的城市排水系统，它使赣州成为一座污水排放最干净，且久经洪水考验而永不受淹的城市。

赣州地位是如此之重要而优越，而杨万里的家乡吉州又与赣州毗邻，有赣江水道相连，距离不过五百里，两州民众往来密切，乡风习俗相同，因此对于杨万里来说，入仕首站能够来到这里，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了。特别是他家的茅屋已经歪斜破烂，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为免父母和新婚之妻身处危境生活无着，他还必须带上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父、继母和妻子到任所寄居。这就更需要一个离故乡又近又方便老人生活的地方，而赣州自然又是最佳之境了。

吉水杨氏虽为望族，但此时在朝中已经无人，因而杨万里和他的族叔杨辅世考中进士后都久久得不到官职。而两年过后却忽然又能得到如此理想的安排，照杨万里估摸，恐怕是出自刘才邵先生的关照了。

原来就在去年十月，权势赫赫的奸相秦桧已经一命呜呼，于是往日不得不忍辱负重在朝中与其周旋的一批主战派官员又重新抬头活跃起来，他们连连上疏促请高宗赵构召回往日被驱逐出朝的主战派大臣，因而杨万里的最后一任高师刘才邵率先于当年年底就被召返朝堂，拜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旋即转任权吏部尚书。而他的得意门生杨万里及其族叔杨辅世都已经在家苦苦“待次”两年而无人提挈，因此他一复官职，立即就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给他们做出了最为妥帖的安排。这倒真是印证了“朝中无人莫做官，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条千古箴言。

杨万里从内心由衷地感激自己的恩师，于当年年初从吉水乘船溯赣江而上，逆水行舟七天整，高高兴兴地到达州府报了到。

当时赣州的知州名为薛弼。薛弼出生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当时已经六十八岁，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北宋政和二年（1112）进士，曾任湖南转运判官，协助岳飞讨伐杨么，因功迁直秘阁，后一直任岳飞府中的参议官，鞍前马后追随岳飞，出谋献策屡立战功，直到绍兴八年（1138）三月才离开岳家军，到朝中任户部侍郎。赵构和秦桧残害岳飞时，他虽因早年与秦桧有点交谊而未受到大的连累，但仍降职为左司郎中，绍兴二十五年（1155）改知赣州。鉴于薛弼协助岳飞南征北战的非凡功业和崇高资望，杨万里对他非常尊敬。

薛弼的属下有通判、签判、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和州学教授各一员。杨万里为司户参军，除知州薛弼和通判黄金发是州级一二把手长官之外，还有签判和录事参军名列诸僚之首，也可以看成是他的中层领班。其他州府属官则都是彼此不相上下的同僚，但州学教授直接归知州领导，地位略高于诸僚。

杨万里不善交际，报到后，拜见过知州、通判二位上官，再跟各位领班和同僚一一打过招呼，便不再理会。唯有观察推官邹敦礼，因系临江军新淦县人，为吉州近邻，又是诗人兼书法家，彼此性情爱好殊为投合，所以一见如故，甚至感到相见恨晚。于是两人每每处理完各自的公务，便凑在一块把酒挥毫，吟诗论文，往往忘乎所以，不知时日之移。

邹敦礼当时已经年近花甲。他早在绍兴二年（1132）就中了进士，与同榜状元张九成为诗文密友。可是张九成早在十几年前就当上了四品刑部侍郎，成了时下全国著名的政治家、理学家，而邹敦礼却至今还是个一文不名的八品推官，简直可说是一个典型的老不长进。因此，州里的同僚们大都有点瞧不起他。然而，他却丝毫不看别人眼色，一切超然物外，管自开轩种竹，吟诗作画自娱自乐。他的诗尽得江西诗派鼻祖黄山谷之精髓，字字句句必求工整，出处有据，典雅瑰丽，令人击节。他的书法则师法颜真卿、柳公权而又自有发挥，故而满纸生辉，许多人收藏如珍宝。当时杨万里也正在用功研习江西诗和唐宋古文精髓，而且其诗文已经在江西一路颇为知名，因而和邹敦礼一拍即合，从此成为亲密无间的忘年之交。邹敦礼还介绍他结识了大名鼎鼎的张九成。

张九成（1092—1159），祖籍河南开封，字子韶，号无垢，又号横浦居士，著有《横浦集》二十卷，被认为是洛阳二程学说的隔代传人。但由于爱好禅学，常常引禅入儒，故后来又被朱熹斥之为学术不纯。他是绍兴二年的进士殿试状元，累官至刑部侍郎，为官以大胆直言，不附权贵，公正无私著称于世。宰相秦桧曾试图笼络他，但被他嗤之以鼻。他最后终因反对乞和，触怒秦桧而被贬谪到南安军（今赣州市大余县）居住①。这一住就是十四年，直到去年秦桧病死才重获自由。就在杨万里到赣州上任之际，他也被朝廷任命为温州知事。

邹敦礼和杨万里一订交，就给张九成写信介绍杨万里志趣之高尚。杨万里素来仰慕张九成的学问和为人，于是便写了《上张子韶书》，着重阐述了人生穷达与人品高下之关系，表示想向他求教。适逢张九成从贬所南安赴温州上任，途经赣州，得州守薛弼留宴。杨万里终于得便面见了这位学高德劭的老前辈，彼此相谈甚欢。可惜的是张九成不几年后就去世了，致使杨万里无缘与他进一步深交。

但是，使杨万里得益终生的机遇却很快就到来了。就在送走张九成后没几天，他竟又得到了一个与当年的虎胆英豪胡铨见面的机会。胡铨出生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芗城（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人，此时五十六岁。他既是声望比张九成更高的主战派爱国名臣，又是名满朝野的文学和理学大家。在冒死上书请斩宰相秦桧而被贬到广州，又编管于新州之后，还被进一步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吉阳军（今海南省崖县）编管。直到去年秦桧死后，才被改为移至衡州“居住”。杨万里的师尊王庭珪就是因为赋诗赞扬和鼓励他而遭到流放的。此时，胡铨正在由海南内迁至衡州（今湖南衡阳）途中，经过赣州。杨万里因见贤思齐，不厌多师，故特以同乡晚辈的身份乘机拜见，请求教诲。胡铨听说他是王庭珪的弟子，自是高兴万分，当即答应接受他为门生。此后，杨万里与胡铨交往不断，直到胡去世为止。于是，胡铨也就成为影响他终生的精神导师之一。

由于杨万里几乎是专门敬重和喜欢交好一些遭受贬谪和仕途困顿的劲节文学之士，而对那些专善于仗着官位在百姓甚至下属面前声色俱厉、滥施淫威、颐指气使、自恃干才的所谓健吏，则避之唯恐不及。因而他的交游圈子，以世俗眼光看来，自然要显得褊狭。而事实上，对于一名想要在仕途上进取的官吏来说，这无疑也是颇为不利的。因此，不久，州府的通判大人黄金发就找他谈话了。

“廷秀贤弟就职近两月了，怎不见来谈谈公干体会？”黄通判派人把他请到通判厅，倒是和颜悦色而且非常客气地开场说，不过责备的意味还是能叫人体察出来的。

黄金发字俸先，比杨万里年长十岁，却多当了十五年的官。他因为没有取得进士出身，是受父荫入仕的，所以仕途前景也并不乐观。杨万里原本对他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如今第一回找他谈话就语带责备之意，虽和颜悦色，却一下就使杨万里心里感到不舒服，于是便不咸不淡地回答说：“大人，在下任职不久，尚觉无甚体会可谈。大人乃久经历练之老吏，日后遇事不妨多加指点。”

“呵呵，廷秀贤弟乃江西文坛俊杰，又系进士出身，来日必定前途无量，连本官也不胜艳羡啊！只是听说贤弟平日多与某诗翁吟诗论文，呼啸林泉。若长此以往，恐有误前程，是故本官不得不直言以告也。”黄通判终于拎出了谈话的主题。

“通判大人，此话从何说起？在下与同僚邹推官吟诗论文，呼啸林泉，乃公务之余，闲暇之际所为之事，并未影响公干。况且吟诗论文乃古今之大雅，何由而将有损下官之前程哉？”杨万里颇不愉快地辩解说。

“廷秀贤弟，吟诗论文虽为雅事，然朝廷乃注重事功。贤弟有闲工夫何不多多习练吏政，争取于职分之内多干出几件事功来，以便日后上官保举有据，晋升有阶，岂不胜于汝等之无病呻吟乎？”黄通判见杨万里不肯接受他的意见，明显有些不悦地责备说。

“大人之言差矣！既为职官，事功固然重要，指望升迁亦为人之常情。然而，古之贤哲有云‘文章千古事，为官一时荣’，若让卑职选择，则宁取大人所谓之‘无病呻吟’，而不求升官之富贵荣华也！”杨万里仍然执拗地抗辩说。

“甚矣，吾乃善意喻汝，汝竟反唇相讥！汝宁不见某诗翁之穷蹙困顿乎？某诗翁，好人也，乃徒为其‘雅好’所害耳。汝岂欲步其后尘邪！”见杨万里顽固不化，黄通判真的生气了。

“通判大人，正如俗语所云‘人各有志’。邹推官志在诗文书法，故虽则仕途困顿，而却自得其乐也。他人岂可以世俗之心而度其高蹈之腹哉！此正所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也？’①在下只恐俗念难除，不堪与其为伍也，若能步其后尘，岂非天大之荣幸乎！”杨万里竟然针锋相对地与上官顶起牛来了。

“罢，罢，你杨万里既然有此超世之念，本官即无话可说也，但愿你好自为之。本官今日召你，还有一事相告，你得下县督办催科①，明日就得起程，具体事项你去录事厅交涉。”黄通判完全想象不出一个刚刚入仕的新吏，何以竟敢如此不听上官训谕？而一个在上官面前毫无敬畏之色的狂妄之徒，又何以会对一个穷蹙潦倒的邹推官如此推崇备至？为此，他便不能不对眼前这个超乎常理的怪诞之辈感到非常恼火了。但是面对这家伙头头是道的歪理邪说，他又委实感到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无奈之下，他只好搁置训诫，给这位桀骜不驯的下属布置公干了。

“大人，方今还才三月清明，早禾刚刚播种，催科何乃太早？莫非大人有意责罚在下之不遵教诲乎？”杨万里疑惑地说。

其实，杨万里这回倒还真是误会了。他还刚刚进入协同上官治理州县的政务实践，哪里知道这时候催科竟已经成了州县官最主要也是最棘手的一项重大政治经济任务？原本催科确实都得在庄稼收割时进行，但进入南宋以来，由于军费猛增和冗官泛滥，致使财政缺口越来越大，不得不年年增加百姓税赋。百姓不堪重负，只好啸聚山林揭竿造反或四处逃亡，造成一级一级税赋连年拖欠。为了追收所谓“逋赋”（即历年拖欠的税赋），催科便由原来的季节性工作变成了常年不断的烂事。如果谈话气氛和谐，黄通判也许会给杨万里如实解释一下，但此刻他正恼着这不听善意规诫的顽吏，偏偏他又连布置的工作任务也不肯爽快接受，于是黄通判终于忍不住雷霆之怒了。他倏地拉下面孔，猛拍了一掌案桌，声色凛然地喝道：“大胆！你竟敢抵制公干？本官就是责罚你狂妄无礼，你又当如何！”

这么一来，杨万里的误会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以为通判大人真的已经明确表示了要给他穿小鞋，这恰恰印证了自己刚才的怀疑。在那个时代，一位上官要摆布属下一个无甚背景的新任九品小吏，那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于是，杨万里立时就想起了他的师尊，那个与上官一言不合即拂袖而去的王庭珪——看来，尽管自己胸中确有修齐治平之雄心和抱负，但由于生成了这不能屈就的脾气，又种下了这歆羡闲云野鹤生涯的思想种子，要想在仕途上混下去，那确实太为难了。罢罢罢，还是当他个泸溪先生第二得了吧！想到这里，他终于毅然决然地向着通判拱手一揖说：“大人，您老既然要和在下过不去，在下唯有挂冠而已矣！舍此尚能如何？”说罢，果然转身拂袖而去；弄得个黄通判瞠目结舌，不知所以。

回到家里，杨万里不得不把情况如实禀告老父，并商量关于即刻弃官回乡的具体事宜。没料到父亲一听，竟然立时气得两脸青紫，七窍生烟。只见他颈上青筋暴涨，浑身颤抖，张口结舌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忽然一转身走进厨房操起一根柴火棍，照着杨万里的屁股大腿，没头没脑就是一顿猛抽。要不是继母赶过来护着，看来不打他个皮开肉绽决不会放手。杨万里的妻子罗旭则吓得缩在一旁瑟瑟发抖。

杨万里只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向父母叩头请罪。他心里明白，父母，尤其是现今已须发皓然的父亲，一辈子吃过了多少苦，花费了多少心血，养育自己于今整整三十个春秋，使自己手不握锄，脚不沾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心放在书卷上，遍诵古今圣贤之言，尽览诸子百家之章，慎择良师，欣应乡举，两赴京师，幸登皇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的什么？往大里说，难道不是指望自己成才成器，协力王事，隆平天下吗？往小里说呢，又难道不是指望自己能荣宗耀祖，改善家境，即使不至富贵，起码也得臻于小康吗？这回你倒好，一家人千辛万苦养育你成长，好不容易使你谋得了一个九品的仕途起步之阶，你竟然头脑一热就拂袖弃去！这怎能不叫父母伤透了心？然而，然而……

然而就在杨万里陷入痛苦思索之时，他的父亲却忽然面无人色，竟直挺挺地仰身倒在了地上。吓得杨万里和他的继母手忙脚乱，赶紧把他抬到床上，又是掐人中，又是揉胸口，好一阵紧急摆弄，才总算把他老人家救了过来。机灵聪慧的杨万里妻子又含着眼泪赶紧烧了一碗姜汤，端过来让继母趁热给公公喂下，老人家这才缓缓回过劲来，脸上重新现出了血色。

“万里儿呀，不是老父强要立威。你都年届三十，为民父母了，为父岂愿还以儿时之规来管教于你？但你实在太过荒唐了！你是不管家不知柴米之艰啊！为父也理解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意思，但是，这‘五斗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贫如洗之家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啊！你不是泸溪先生，家里有田有屋，不当官也足堪维持小康。你一旦挂冠而去，立马就没米下锅了！别看你知道天下之事，但是你有能力为人佣耕吗？你有手艺务工谋生吗？你有本钱经商发财吗？你除了当官还能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更别说国家赐予你出身，还指望着你为国出力啊！你连这样简单的道理都没想明白就轻举妄动，怎能不叫为父伤心绝望？”杨芾躺在床上，望着泪眼模糊的杨万里，声气虚弱地教训说。

父亲的一番教训，使杨万里感到惭愧不已。想来自己确实太过冲动，太经不起波折了。人生途程漫漫，岂能万事如意不受一点委屈？特别是正如父亲所说，自己不是家境小康的泸溪先生，当然更不是田庐俨然，童仆应门，可以醉看南山、采菊东篱的五柳先生了，怎能不顾生计，自命清高？因此，即使仅仅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官也还得坚持当下去啊。于是，他不得不沉痛地向父亲检讨说：“父亲大人在上，孩儿不孝，轻举妄动危及全家生计，害父亲身心两伤，罪在不赦，该受挞伐。不过，现在敬请父亲放心，孩儿领教了。孩儿这就去向上官谢罪，今后涉及家计之事，不经父亲首肯，再也不敢擅自做主了！”

次日，杨万里正要硬起头皮去向黄通判谢罪，薛太守却先派人来相召了。于是杨万里便心知黄通判肯定昨天就向太守汇报情况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这事不可能瞒过太守，就让太守居上处理，骂也好，罚也好，还免了一开始就跟通判直接照面的尴尬。

“太守在上，下官杨万里应召前来拜见。敬请太守训示。”杨万里来到知州公堂，躬身下拜道。

“杨万里，你好大胆子！竟敢顶撞上官，抵制公干，是何道理？”薛知州脸若冰霜，冷冷地问道。

“启禀太守，万里并无意顶撞上官，抵制公干。只是疑心通判大人不适时节派万里下县催科，像是故意摆布下官，故而一时气愤，伤了通判大人尊严。”杨万里坦然辩白说。

“岂有此理！派你下县督办催科之事乃本官指令，并非通判之主意，催缴逋赋无关时令，你无端猜疑，无事生非，该当何罪？”薛知州愤然斥责说。

“启禀太守，如此看来，确是下官不明事理，无知妄猜，不怪通判大人解释不清。下官知罪，愿受责罚。”杨万里诚恳地说。

“哼，愿受责罚？你不是说还要弃官吗？准备何日动身？”薛知州其实一见杨万里奉命到来，就知道他内心有悔了，但是为了加深其教训，他仍然紧追不舍。

“禀大人，万里年轻气盛，一时冲动，想要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回家遭到家君怒挞，并训之以家国情怀，下官故而幡然悔悟。”杨万里实话实说。

“哈哈，这倒是件新鲜事！一个进士出身、年届而立的朝廷命官，还要家君用棍棒来教训，无乃太不长进欤？”听到杨万里的大实话，薛知州倒忍不住扑哧一声破颜而笑了。而这一笑，整个气氛也就顿时轻松起来。

“大人，下官虽年届而立，却从来脚步未出过书斋，于世间实务隔膜甚厚，今初入仕途，确实幼稚无知，诚望大人随时教训，言辞不及，加之以棍棒亦可也！”趁着气氛缓和，杨万里既真诚而又不乏机灵地故意附和了一点幽默说。

“嗯，愿意受教，就不愁无知。世间实务并不难办，你跟着干，多长眼、细用心就是了。还有就是你们雅好诗词文章，崇尚淡泊高远，乃至有志于立万世之言，此亦属难能可贵之事也。但是，你得切记不能以己之情志高蹈而傲视群类，致使己身与世俗者格格不入，上下同僚之间不能协力共济。此乃为官之大忌也。别说是当官理政，即便是一般处世为人，也要学会跟世间各色人物友善相处。世间俗人多多，只要无伤大雅，就得诚心尊重之。”薛知州直言不讳地教导说。

“谢大人指教！大人之言，在下闻之悦耳，如聆仙音也！”杨万里情知自己又遇到高人了，能说出这样切实之道理者，焉能不令人心悦诚服之。

“呵呵，你何时也学会恭维人了！既然你爱听，那本官就接着讲讲，你还应该知道的是，当官理政本身即料理俗务者也，税赋粮草，盐茶酒曲，捕盗辨讼，分田析产，赈饥救荒，修桥铺路，兴办水利……宁不俗乎？然俗务料理高明，亦可成百世之功而名垂千古也，子不闻古之管仲、范蠡、萧何乎？故庶政之俗，实乃国之根本，不可轻之也。你新入仕，庶政不谙，尤应首先求精于吏课。这也是昨日黄通判晓谕你的一片善意啊，你怎么能拂逆人家呢！”薛知州进一步循循引导说。

“敬谢太守大人教导！在下向来确有崇文慢俗之偏见，且确实误会了通判大人之善心。在下愿肉袒负荆，向通判大人请罪。若太守能将在下之意事先知会于通判大人，则在下更加感激不尽矣！”薛知州的教导使杨万里感慨不已——不入实践，哪能碰得上这么些问题？而若不是碰上了好上官，仅昨日那轻率一举便足以断送终生之仕途了，谁还会如此贴心地来教导你？因此他对薛知州的感激和信赖之情又进一步加深了。

“你能如此表示，本官便对你有了一点点信心。虽然你灵魂深处那片仙风道骨必然还会时刻召唤你逃离官场，但最起码你不会再连吃饭问题都不考虑就弃官而去了。你三生有幸啊！要不是你的师尊吏部刘尚书美中先生托付于本官，本官岂能如此宽待于你！本官与贵师尊乃数十年知己之故交。你来履任之际，为何不提及贵师尊美中先生？”薛知州说到末了，终于道出了最后一点机密。

这一点倒真是大出了杨万里的意外。杨万里总道刘才邵先生把自己扶上了马，就已经恩惠到顶了，谁知他还会暗暗地在后面为自己送上一程呢？而薛知州对下官施了恩却不肯居功，倒把它归之于朋友的嘱托，这种高风亮节又是何等的感人至深啊！感及于此，杨万里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扑通一声就在太守案前跪了下去，顿首叩拜道：“大人在上，请受万里一拜！太守和尚书大人都对万里情同父母，恩重如山。万里必感铭入骨，终生不忘也！万里初不敢提及尚书先生者，盖因事先未经请示，故不敢冒师尊之名以售一己之私也。再者，万里本心乃愿以自身能耐售之于世，而不欲凭师尊之权杖勉为支撑耳。”

“呵呵，如此甚好！福人自有天助也。就这样了，你去向通判大人道个歉吧，肉袒负荆就不必了。我昨天已经劝慰了他，教他谅解于你，你只要诚心认错就是了。今后要和所有同僚多多交往沟通啊。”薛知州最后归结说。

杨万里随即到通判厅诚恳地向黄通判表示了歉疚和感谢。当官以来的第一场危机总算就这样化解了。

通过这场危机，杨万里终于第一回发现了官场关系的复杂性。表面看来，这次问题不过是偶然发生在自己和通判、知州之间，而实际上，他知道，在知州和通判背后，显然还有一双双含义不明的眼睛和一张张或利或钝的嘴，随时都在“关照”着自己。否则，通判和知州何以能知道自己平日的一举一动？好在知州是位高人且和自己的师尊刘才邵素为知交，而且黄通判本身也确实并无恶意，否则，这场危机岂能如此顺利化解？由此看来，在官场上，一个人并非洁身自好就能平安无事。你如果不注意去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便往往是你并未树敌而敌却自来，你不想惹事而事端偏起。这乃是由于同僚之间天然的竞争关系造成的。不管你有意无意，只要你进入了官场，你就成了仕途升迁的竞争者之一，于是你就会无可避免地被卷进竞争的漩涡。因此当官之难并不在于公务之复杂和繁剧，而全在于玩转上下周边关系之不易。可是只要一想起这一点，他的脑子就不由得有点发涨。因为他从小养成了孤独自处的习惯，而且由于成年前后深受劲节高标的王庭珪的影响，多少形成了几分清高孤傲的气质。因而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除非恰恰碰上意气相投者，一般他不会主动去找人攀谈。

然而，如今经过薛知州的点拨，为了能在所有的同僚中相安无事地活下去，他也不得不实行雅俗同流了。除了继续跟邹推官知心知肺地共享雅好之外，他还学会了见人就强作笑颜，打躬作揖，尊兄贤弟，无话找话，天晴落雨，恭喜发财，甚至逢场作戏地酒肉宴乐一番。最起码在外表上完全把自己混同于一介平庸无奇的俗吏，使自己再也不让别人感到异类和扎眼。虽然一开始，这种无聊的应酬令人特感痛苦，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结果，后来，在他没有出错的正常情况下，果然再也没人特意到通判、知州耳边去叽喳他了。

此外，他还学会了遇到拿不准的事情先及时请示上官，得到指示后再行处理。就在下赣县催科期间，该县知事、福建武夷人陈鼎因素慕其文名而请他为刚刚重建的县学作一篇记。要在过去，他准定会以职外之私事而自作主张。但如今，他却知道顾盼左右，考虑各方面关系了。而这一考虑，他就不得不犹豫起来：一方面人家陈知县真心实意盛情难却；而另一方面却觉得自己官职卑微，若随便题词作记，恐怕遭人物议。于是，他便特意去请示了一下薛知州，结果得到薛知州热情鼓励，他这才濡墨挥毫，一挥而就，写下了他当官之后的第一篇公之于世的实用文字，被陈知县下令勒石树立在县学学署前。

在这里，他还结识了一名令他终生难忘的老乡能吏。此人名叫黄文昌，字世永，吉州永丰县人，从祖父到他自己连续三代进士出身。他本人二十一岁就考中了进士，但直到二十八岁才来到赣州，担任赣县主簿①。其学养之高远深博常使杨万里感到不及，尤其是办理公事无所不能，吟诗作文嬉笑立成。因而杨万里和他一见如故，成为知交。黄文昌任满离职时，已出城五十里，还被赣县父老数百上千人围着不肯让他离去，并派代表到设在赣州的江西提刑按察使司衙门请愿，要求朝廷让其留任。直到提刑老爷问及：“你们到底是希望黄主簿离开你们去升迁呢，还是希望黄主簿永远在你们乡土上原地踏步？”父老们才终于恋恋不舍地让他离去。这是杨万里亲眼所见，并为之赞叹说：“一县主簿，如此得民心者，未之见也。”但就是这样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清官能吏，后来竟就因为过于清高，几度让位辞官，反而被人视为矫情和企图博取名誉，遭到某御史诋毁，以致一直在家闲居到三十八岁早逝。杨万里为之吟诗作文，痛哭哀悼，如失手足。而于此，他也更进一步看到了真正的高风亮节出类拔萃者，在这个世道里总是难得有好结果。这都为他最终弃官归隐埋下了根子。这已是后话了，暂且按下不表。

2.筑宅南溪

杨万里携父母妻子到赣州当司户参军半年后，他那吉水老家的茅屋就因无人打理而彻底垮塌了。正因为家里穷得一无所有，所以他直到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之后才敢娶妻。虽然考中进士之年，他的家境并没有好转，但当年的男子只要考中了进士，那就是今天所谓的“黄金王老五”了，即使是一个八十岁的没牙老头，也还可以非常容易地娶上一个十六岁的良家“靓妹”。所以杨万里一中进士，他吉水老家那栋破茅屋里就媒者如云。可以想象，一名二十八岁的新科进士，又出落得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别说是人间闺秀，就是瑶台仙女也会为之心旌摇曳啊。

不过尽管如此，杨万里因为父亲、继母在世，所以他本人并没有直接找良家女子谈情说爱的自由。就在二十八岁中进士当年，他的父亲杨芾就为他选定了一门小家碧玉。这女子姓罗，名旭，才十五岁，为庐陵县印冈乡教书先生罗绋（字天文）之女。女子有姓有名，这在当年一听就可知其来头非比一般了。之所以说她是小家碧玉，只不过是因为她出嫁时，以她父亲为代表性人物的印冈罗家暂时还未发达。而杨万里父亲和她父亲都是有名的乡先生，因而彼此熟悉，故得以结成亲家。但后来，罗天文的儿子到曾孙辈竟在不多年间接连不断地考中了七个进士。一门三代七进士，这在整个吉州也就称得上罕见的名门了。不光是男儿，罗家连女儿也都是贯通经义的“知识分子”，因此罗旭小姐以刚刚及笄之年嫁到杨家，就立志要以古代鲁国的敬姜夫人为榜样，来当好丈夫的贤内助。由此看来，实际上称罗旭小姐是一名大家闺秀也不为过。

就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即杨万里任赣州司户参军的第二年，他的夫人罗旭在赣州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长孺，又名仁寿。这样，就一家三代寄居在赣州，而吉水老家的茅屋地基上已然荆莽丛生，连一点家的痕迹都找不到了，因此杨万里不得不和父亲商量，趁着现在当了官，每年除吃穿之外还略有一点结余了，是否得考虑另外寻觅一个固定的安家之地。因为在当年的人看来，一个人必须得有一个稳固的家园，才能算是一个已经安身立命的有根底的人。否则，即使官当得再大，以致完全可以在官府随带家属，那也属于一种漂泊状态，令人难以安心。因此，许多人当了宰相，实际全家人都居住在宰相府里，还仍然要另外择地建置私家宅院和园林作为一个安定的后方留守基地。当然，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祖宗家业和父母庐墓所在地作为固定家园，以便享受衣锦还乡、荣宗耀祖的无上荣光。但也有少数人由于发现了更好的安家处所，或为战争、灾难等客观环境所迫等原因而主动或不得不选择在故乡之外的地方另行安家。像杨万里这样祖上家业已荡然无存，当然也是考虑在故乡之外另行择地安家的原因之一。

对于杨万里来说，移居外乡已经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因为他自小跟随父亲在外乡读书，直到当官彻底离开故里，除了杨辅世等几个本族秀才、进士之外，他连湴塘老家的许多同辈人都认不清了。但他的父亲杨芾却颇为犹豫，毕竟湴塘还有他父母、前妻的庐墓，毕竟那里还有他熟悉的环境和人脉，甚至还有他接生送死、挥汗剪茅的种种或温馨或痛苦的记忆，岂能说丢就丢，说舍就舍？因此，犹豫再三，他还是叫杨万里给他的族叔同年杨辅世写封信征求征求参考意见再说。

杨辅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他在信中说：“你还是回南溪安家吧，外县外乡谁会欢迎你落户？你出生在我们杨家世居之地，回故乡定居理所当然。没有地盘也没关系，你回来就在我的地里、屋边建一栋新屋，跟我做邻居，这是我最乐意的事情。我愿意年老后和你一块在故乡的竹林里散步游憩。我真心诚意地期待着你啊！”

于是，杨万里父子终于决定还是回故乡重新创立家业。绍兴二十八年（1158）秋，杨万里三年任满，即携父母妻儿回到故乡，开始在族叔加同年杨辅世的家宅旁边营建新宅。

杨万里之所以刚当三年最低级别的小官就有钱建房，那是因为宋朝实行高薪养廉的制度，官员薪俸普遍很高。南宋初年，由于战乱军费开支浩大，官员收入曾一度削减了三分之一，但绍兴九年（1139）左右进入所谓“中兴”时期之后，官员薪俸又大幅增加，甚至超过北宋的最高时期。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代官员的俸禄包括正俸（又叫料钱，相当于今天的级别工资）、职钱和禄粟（相当于今天的岗位工资）、衣料钱、公用钱（办公招待费）、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盐酒茶钱、马料钱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目。此外还有傔人衣粮（仆役雇佣费）等，地方官还有家属赡养津贴和职田等。仁宗嘉祐年间正式制定“禄令”后，宰相、枢密使的月俸为三百贯，每月还有禄粟一百石，薪一千二百束；每年衣料钱为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以及七十名仆役的雇佣费等。按《宋史•食货志》所记载当时的物价，每石大米（合六十六公斤）均价为铜钱七百文，则三百贯铜钱可买到四百二十八点六石大米，约合二万八千二百八十六公斤，价值今天的人民币十二万元以上；再加上禄粟、衣料、公用钱、各种津贴等，有人计算过，其年收入足可与当今我国的垄断国企总裁一比高低。

当然，像杨万里这种初级官员，收入自是不可与宰相同日而语。但与社会上一般百姓比较起来，则仍可谓相当可观。经查杨万里当年的官阶是迪功郎①，每月的正俸有钱十二贯，每月的禄粟有大米三石，津贴有厨料、薪炭、盐酒茶钱各若干。此外还有两名仆役的衣粮钱，一匹马及其草料钱。养家补贴每年有羊两头、米两石、面两石。按当时的标准，凭着这些收入，就足以使其全家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由此，读者当不难想象，为什么当年杨万里头脑一热就打算弃官之际，他的父亲竟然会气得晕死过去。而同样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到，杨万里这个人的性情是何等之刚烈，为了坚持自己的观念和气节，他在情急之际办事又是何等的不计后果。

所以当年包括杨万里在内的不少人所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过是一个通常的口头禅而已。除非是家境本就在小康以上，或者是干脆决心出家为僧，否则，要想真正断然弃却这“五斗米”，实际上都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正是常怀淡泊之心的杨万里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官累的原因之一。

绍兴二十九年（1159）九月，杨万里的新屋终于在故乡吉水湴塘村的南溪北岸落成了，虽说还谈不上华厦，更远非豪宅，但三十三岁的他，总算有生以来第一回拥有一栋有柱有梁有瓦有墙有门有窗的标准私宅了。

从此，这里成了他的人生航船锚泊的母港，他在这里思虑筹策，他从这里起航出海，他回这里休整补充，他也在这里最终结束了毕生之航程。

3.师友幸会

绍兴二十九年年初，杨万里已经获得了永州零陵县丞①的任命。他的官阶也升迁成了从八品的承事郎。但是由于零陵的旧官还没满任，他只得暂时在家“待次”。恰巧这时候他的老师王庭珪因秦桧死去而被朝廷诏令“自便”。于是，王庭珪便从辰州贬所回到了安福故里。

杨万里得到师尊返乡的消息，立即迫不及待地赶到安福拜见。王庭珪是第一个为他灌注了人格气节和文学追求的人生导师。自从王先生因得罪秦桧而流放辰州，至今眨眼就是十年。十年间，杨万里可说无时无刻不深深地思念着、担心着他。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先生竟以七十岁的高龄被押送上路，一直在贬所挺立到了八十岁而荣归故里。这在当年那种生活和医疗条件下，简直可以说是奇迹。更使杨万里惊喜的是，见面之下，他还发现刚刚远行数千里归来的老先生，竟然还鹤发童颜，思维敏捷，行止自如，中气饱满，声如洪钟，没有丝毫倦怠之态。

师生一夕欢聚，终于得慰十年怀想之诚。使王庭珪感到欣喜的是，杨万里把自己近三年来所创作的上千首诗像当年交练习一样交到了他的手头。于是王庭珪终于发现了，他的这位得意门生不仅在他流放期间考中了进士当上了官，而且在公务之余不断地坚持诗歌创作。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明显趋于成熟，学识更为广博，尤其是辞学水平提高显著，屡有惊人之语。这就表明他的这位忠实门徒果然并没有仅仅把政治进取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而是政治和文学同时并举，并随时准备在政治途穷之际退而主攻文学。这种紧紧盯住文学目标不放而在政治上能进则进、否则即退的高士姿态，正是王庭珪历来身体力行并试图传之于门生的。

当年九月，恰在家里新屋落成之际，杨万里终于等到了前任零陵县丞任满。他一个人先赴零陵办好了接任手续。十月中旬，再回乡接家眷赴任所随官。路过安福时，再次登王庭珪家门拜谒，可惜王庭珪外出不在家，于是只得留下一纸书信而去。可是，刚走出十来里路，王庭珪的一名家仆就赶了上来，说王先生回家看到他留的书信，出门追赶了近两里路，由于年事已高，追不上了，故特派家仆继续追来致谢。这使杨万里感激异常，连忙又在一野店借得纸笔墨砚，再写了一纸谢函，请王先生家仆带回。

而两天后，在湘江边上的一个野店里，他又非常偶然地碰上了另一位师尊浩斋先生刘廷直，他们也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不料这回竟然道路相遇。刘廷直这时已经五十九岁，他中进士后包括待次，已经在仕途上奔波了十四年，还刚刚被提拔为江西临江军新渝县（今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知事，此时正从湖南鼎州（今常德市）州学教授任所而来，前往新渝履新途中。师生二人不禁欢喜万分，杨万里连忙买下两碗老酒、数碟小菜，就在野店举碗为先生恭喜祝福。直到天色将晚，而双方的眷属都已先行，再也不能久留了，才只得恋恋相别。先生上马后，杨万里伫立目送，发现先生屡屡回首相望，似有怅然若失之态，不似以往的刚强坚毅，当即感到颇为奇怪。但两年后，就听到了先生的噩耗。先生竟然刚满六十一岁就逝于任上。后来回想起来，杨万里不禁怀疑，难道当时先生就在冥冥之中预感到了此一离去，即是与弟子的诀别吗？

还有一件凑巧之事是，杨万里的另一位师尊清纯先生刘安世这时也正在永州州学当教授。零陵是永州的附廓县，县衙门就在州城里，因而杨万里经常可以拜见先生。刘安世在永州的重大作为之一，是向州守建议为曾在永州当过通判的宋代理学开山鼻祖濂溪先生周敦颐建一个和唐朝大文豪柳宗元一样敞亮的祠堂，供世人顶礼祭拜。当时有人反对说周敦颐只不过是个通判，地位太低，怎么能给他建祠堂？刘安世便辩驳说：“当年柳子厚被贬在永州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司马，地位还在通判之下。既然他能世代享有祠堂香火，为什么濂溪先生反而不能呢？可见为先贤立祠，不在其官职高低，而全在其学问功德能否为后世之师耳。”经他一驳，反对者竟全都口服心服了，于是周敦颐的祠堂终于堂而皇之地建了起来，成了光耀永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设施之一。刘安世的人品学问也受到了当时谪居在永州的前宰相张浚的赞赏，认为他是一位饱学实学之士。后来张浚复出，曾打算推荐他进京给皇帝当讲筵官，但当时先生已在雩都知县任上得病，不久也去世了。而此时在永州，杨万里则仍然以门生之礼师从着先生。

杨万里虽然已经当了副县官，不能不花费更多的工夫处理俗务办理政事，但他不断追求学问，希望提升自身品位的努力一点也没有放松。为此，他不光继续追随着自己过去的良师接受精神的熏陶，而且广泛求师交友，增益思想智慧，扩充政治识见。

杨万里就任零陵县丞时，前宰相张浚已谪居永州整整十年。为避嫌疑，张浚通常闭门谢客，不轻易与人交往。张浚出生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时已六十三岁，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他是西汉留侯张良和唐朝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的后代。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登进士第，初任山南府司户参军。高宗建炎、绍兴间，历任枢密院编修官、侍御史、知枢密院事、川陕宣抚处置使、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为声名赫赫之抗金派最高领袖。

杨万里早自王庭珪身上得传高士之风，对遭受朝廷贬谪的抗金主战派官员尤为仰慕，恨不能一一拜为师门。如今竟然得便来到了张浚这样名重寰宇的大英雄跟前，怎能不顶礼膜拜？于是，刚在零陵粗粗安顿下来，他就特意前往拜谒。无奈当时张浚对他毫无了解，致使他三次登门，都未能获得接见。无奈，他只得虔诚而恭敬地给张浚写了一封信，首先阐发了一通圣人不遇于世而遇于天、困于事而通于理的见解，并谓先生过去曾有起远方、宰天下、定王室、开中兴之丰功伟绩，却不料功高而忌至，道大而嫉生，以致一时遭遇困境，但先生必然深知自身遇与不遇集于一身之天机，不妨暂安于天命，静候新机遇的出现。最后说：“某也与天下同仰先生之道，而未得与天下同瞻先生之容。作吏来此，而及门者四三焉，入其庭而起敬焉，想其风而起爱焉，虽未得见如见之矣；如见且然，况亲见乎？天其或者使小子得与于斯道，则必有得见之日；使天下得福于斯道，则亦必有启金縢①之日。虽然，岂先生意哉？小子意也，天下意也，天意也。先生试静听而深察之！”

书信送进去之后，仍然几个月不见动静，杨万里正在惶惑之际，却非常幸运地偶然结识了张浚的儿子张栻。张栻出生于高宗绍兴三年（1133），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他幼承家学，成年后，师从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研究理学，曾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志。后来在孝宗乾道元年（1165），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如云，致使他成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湖湘学派之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他后来官至右文殿修撰，历任广西经略使和湖北安抚制置使等，著有《南轩文集》四十四卷、《论语解》十卷、《孟子说》七卷，都经过朱熹校订，流传于世。不过，此时他仅二十七岁，正在永州陪侍遭贬的父亲家居。

由于都是同时代人，又都雅好诗文和学术，所以张栻和杨万里一见如故，彼此相谈甚欢，即时订交，成为朝夕相与的文朋诗友。于是在得知杨万里想拜见张浚而屡吃闭门羹的苦衷之后，张栻便非常爽快地把他领进了自己的家门。

在张栻的引见下，杨万里终于获得了仰慕已久的谪相的接见，当即以弟子之礼拜为师长。张浚数月前已看过杨万里的求见信，知道这年轻人学识相当渊博而政治是非观念也很明确，所以就一般知识层面而言，已无须他人指点。所需要的，无非是坚定他的心志，铸成他的胆魄，使他日后能经得起风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乏坚持真理的勇气和毅力罢了。于是便勉励他要“诚心敬意”地坚守住历代圣贤所阐述的天理人道，为此而不惜失去眼前的荣华富贵，并举例说：“元符贵人①，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志完、陈莹中②姓名与日月争光。”

张浚的教导，与杨万里历任导师的言传身教和杨万里历来所受的思想影响可说是一以贯之，因此极对杨万里的胃口，加上他的崇高威望和历经天壤之别的人生落差而仍矢志不移的现实榜样，顿时就使杨万里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表明自己的诚心领教之意，他特意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诚斋”，并以“诚斋”为号。自此，他的诗文也就开始以“诚斋”署名了。

恰巧没过多久，胡铨老先生又从他的谪居之地衡州来到永州访问张浚。张浚既为主战派首领，自然也是胡铨心目中的英雄伟人。但过去同在朝列之际，因彼此职位相差悬殊，胡铨并不能随便与张浚交往，张浚也并不熟悉胡铨的能耐和为人。而自从胡铨请斩秦桧遭贬之后，忽然一日之间就名满朝野了，致使两人虽然相隔的距离拉得更加遥远，而他们的心却一下子就紧紧地靠在了一块。现在监禁终于解除，于是胡铨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永州，两位老英雄终于得以聚首湘南，共叙衷肠，这真是一次历史性的幸会啊！故此，两人一见面，张浚就开玩笑说：“秦太师秉政二十年，就只成全了你胡邦衡一个人啊！哈哈……”

杨万里四年前刚到赣州当司户参军时曾得便拜了胡铨为师，没想到此番才来零陵为丞，就又得有机会与老先生相见，于是连忙乘兴请他为自己刚刚命名的“诚斋”作一篇记。胡铨也没有料到竟然又能在永州与这位小老乡门生聚首，满心的欢喜自不待言，再加上张浚这一层关系，因而便毫不推辞，就在张浚的案头濡墨抻纸，当即挥毫写下了《诚斋记》一篇，教育杨万里要勤政爱民，关心民瘼，究知民隐，及时向知县请示报告，为知县拾遗补阙，遇事主动承担责任，不要向知县推责诿过等等，并鼓励他既名斋为诚，就要做到实至名归，以不负谪相大人的殷切期望。杨万里在同日之内与两位尊师会聚，并随后多日陪侍同游，真正感到了无比的荣幸。

除了良师，还有益友。来到零陵后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朋友，自然要数张栻了。张栻虽然比杨万里还年轻六岁，但毕竟是宰相之子，见过的大世面要比杨万里多得多。因此杨万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官场向导，他从张栻口里得知的当今皇室逸事和上层政治斗争情况，比任何人告知的都多。有一天他们谈到科举考试，杨万里表示，自己在秦桧当道之际考中进士，而当年许多人是因为阿谀奉承秦桧得到出身的，自己虽然没有在文章中刻意阿谀谄媚，但也没有像胡铨那样冒着死亡的危险直刺权奸，因而深为当时考中了进士而感到羞愧。现在想趁秦桧死了，再去考一个博学宏词科，以息黥补劓，重新获得一个清白的出身。张栻即劝告说，当年虽有人靠阿谀谄媚秦桧而得中试，但多数士子还是靠真本事考中的，你不必为此而惭愧。再说，那个博学宏词科有什么好考的？不过死记硬背些陈词滥调而已。我们何不一块来研究“圣门德行科”呢！

其实，中国的历代科考中并没有什么“圣门德行科”的名目，张栻的意思不过是说与其去研习科考，还不如自己到实践中去多学习和奉行古今圣贤的理论精髓及其高风亮节。杨万里听了张栻的调侃，顿时感到大彻大悟，从此决心再也不受科考制度的摆布，只管努力去实践良师益友们心授的“圣门德行”就是了。不仅如此，他后来在作《千虑策》写到科举取士的利弊时，还特别建议朝廷罢去博学宏词科。可见张栻这个小老弟对他的思想影响之深。

张栻还跟杨万里提到一个名叫刘芮、字子驹的朋友。说此人现年五十三岁，乃北宋宰相刘擘之曾孙，著名易学家刘跂之孙。曾为永州司理参军，因为与知州争论狱讼，不肯让步而弃官。弃官后又无家可归，也无以为食，只好到他先人的墓旁去搭了一所茅屋居住，凭着祖上和本人的声望到处寻求接济，经常连稀饭都没的喝，疲惫不堪，僵卧终日而泰然处之。有一回在广西帅臣兼桂林太守的府上赴宴，该太守为秦桧的门客，在席上说某日在城外一个叫作“秦城”的驿站，看到有祥瑞之光直冲天际，想来一定是秦丞相洪福齐天的象征，并乐意和各位贵宾一起以此为赋，并一定将大家的赋作奉送给秦太师欣赏。众人听后都欢欣鼓舞，纷纷挥笔作赋赞美秦太师的功德和洪福。唯有刘子驹和一个叫李成叔的人坚持不作。由此可见此人之节操。杨万里听说后，不禁对此人肃然起敬——这是又一个劲节高标的知识中坚，在为社会守护着政治道德的底线啊！

就在杨万里表示非常想结识这个人物时，张栻接着说，此人正要来这里访问，很快就会到了。后没几天，刘子驹果然来到。张浚竟然把他安排在自己家的“读易堂”里住下，而这个所谓“读易堂”原来正是张浚的书房，张浚从来没有安排别的客人在这间屋里住宿，可见他对此人的敬重程度了。一个前宰相，能够如此敬重一个在今天我们看来简直是“迂腐透顶的流浪汉”，也足以见出张浚的器识和气度之非凡了。

杨万里就是在张浚家里与刘子驹相识的。首次见面，但见他神情凝重，郁郁寡欢，似乎不可亲近，但说话口气和蔼，据事论理条分缕析，学问广博精深似乎茫无涯际，彼此熟悉之后，即使人久久不忍跟他分手。从此，杨万里便和他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经张浚举荐，刘子驹重新入朝为官，终官刑部员外郎提举湖南刑狱公事。再后来在杨万里任江东转运副使时，他的侄儿刘无玷送上其遗著《顺宁文集》请为作序。杨万里以故友之谊欣然应允。

接下来，在南宋的命运又一度经历战争考验的关键时刻，杨万里师友们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可喜的转机。

原来就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天，金主完颜亮率兵六十万分数路南下，首先突破淮河宋军的防线，其中一路主力军由完颜亮亲自率领，于现今马鞍山市区西南约五公里处的采石矶对岸准备渡江，声称要在一百天之内扫平江南。高宗赵构一听说金军再度南来，连忙又做好了浮海避敌、逃之夭夭的准备。后来虽然有幸扭转了战局，但由于军事形势严峻，赵构不得不首先诏命故相张浚为特进，判潭州①，十一月再诏复其观文殿大学士之职，改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建康即今南京市，当时是与金军对垒的前沿重地。赵构过去罢免张浚时曾对人说：“张浚这个人不光我知道他没啥能耐，连全天下人都知道他不过就那么两下子，我再也不会用他了。”其实，不光是对张浚，对所有的主战派人士，赵构和秦桧一律都是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或则杀之，或则贬之。可是，一旦形势危急，那些主和派大员一个个吓得丧魂落魄不知所措时，他又不得不召回那些使他厌恶的英勇斗士，叫他们去抵抗金军的刀兵，捍卫他的半壁江山，保住他这条不惜向敌国纳贡称臣的狗命。然而张浚却毫无怨言，以六十四岁的高龄重新出山，急赴前线。

而差不多同时，胡铨也被召回朝廷，接着出任了饶州知州。他同样毫无怨言，重又毅然出山，再去为那把他打压监禁了二十多年的无耻皇帝效忠服务。

再过不久，连超然物外的“流浪汉”刘子驹也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担任提举湖南刑狱公事去了。而张栻则正在家里整装待发，静候朝廷的诏用。

于是，杨万里从他的师友们的实际行动中，进一步领略了身为人臣者忠君爱国的标准风范，同时也对朝政的改善充满了希望。

4.弃旧图新

唐宋时代的中国，无疑是一个诗词的王国。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落魄秀才，凡为读书之人，几乎没有不能吟诗填词者。公余之暇，酒宴之间，迎送之际，喜庆之处，随时诌上几首以为应酬，也是士大夫们普遍的雅好。但是，并不是凡好吟诗填词者都可称之为诗人词人，而那时也没有什么专业作家、专职诗人。要分别一个诗人与一般诗作者的不同，就全得看他是否把诗词创作作为人生的一份不懈追求来坚持，并是否将其成就当作人生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看待，就表现形态而言，则要看他是否成瘾成癖甚至成病。而杨万里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着诗文创作的新成果并且成瘾成癖成病的人。正如他在零陵县丞任上所作《和司法张仲良醉中论诗》中所说：“相过宁嫌数，未行先畏辞。要宽千里别，犹费几篇诗。意得翻难售，声希只自奇。此生诗社里，三折或知医。”

由于交游面的不断拓宽，文朋诗友的不断增加，杨万里的诗名也很快由大江之西扩大到了洞庭南北。

杨万里自师从王庭珪起，正式开始有意识地学作江西体诗。江西体诗歌的鼻祖是黄庭坚。黄庭坚主张师法杜甫的规矩法度，但他本人并不主张完全拘泥于杜诗的法度，他同时也认为陶渊明的平淡和自然才是诗歌艺术的极致，应该借助杜诗的“有法”而臻于“无法”的境界。但后来以他为宗师的一大批徒子徒孙们则放弃了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走上了一条完全仿效杜诗的“绪密”与“思深”的路子。他们把追求“诗眼”和“句法”当作主要目标，并提出了所谓“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法式，醉心于改造和翻新前人的诗句，致使作品缺乏自然本真的美感，当时就受到了一些论家的诟病。但由于江西诗派的强盛，自黄庭坚之后直至南宋初期的学诗之人，绝大多数都是从学习江西诗起步的，包括杨万里在内的所谓“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也无一例外。

通过十多年的磨炼，杨万里的江西体诗已经写得非常成熟老到，而且数量很多。前文曾经写到王庭珪评价他“辞学骤长，屡有惊人之语”。胡铨也曾经读过他送上的部分诗作，并在此番应他的请求而作的《诚斋记》中评论说，他的诗“奥篇隐裘，抉摘殆尽。沈浸酿郁，撷葩咀英，词藻灿发。往往钩章棘句，怪怪奇奇，可喜可愕”。他在零陵新结识的文朋诗友张栻、本县法曹吏张仲良，乃至武冈判官萧德藻等，都对他的诗作推崇备至。

可是，偏偏“流浪汉”刘子驹却不以为然。一天，当杨万里将自己的部分得意之作奉上请刘子驹指教时，没料到他读过之后，竟直面相告说：“诚斋贤弟，鄙人要直说了你可莫生气呀。照鄙人看来，足下这些个大作，有点意思的不过三分之一而已。余者大都是些步人后尘，玩弄词藻，卖弄心机之作啊！呵呵——”

这一瓢冷水，可真把杨万里泼得凉透了心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尴尬不已。良久，才得以镇静下来，不由得讶然探问：“刘兄如此直言以教，乃是对小弟之真爱。小弟岂敢不虚心接受？只是刘兄之论大异于众人，能否深入指点一二？”

“呵呵，足下能够不嫌鄙人之狂妄，已足见你有点肚量了。既如此，鄙人就具体来说说吧。比方说，大作中屡屡可见所谓‘露窠蛛恤纬，风语燕怀春’‘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疏星煜煜沙贯日，绿云扰扰水舞苔’之类对句，工则工矣，妙则妙矣，然究其根底，则语词、形象及意境皆来自前人，你不过是翻新重组，精心制成一个新的外壳罢了。这不仅无异于新瓶装旧酒，而且明显看得出是为了对仗工整而挖空心思故意雕琢出来的东西。诗之神采来自内容之新奇，内容缺乏新意之作，词藻再漂亮，句式再工整，亦无法打动人心。一首好诗，乃灵感开启之宇宙奇葩，一切皆为自然流露，而非斧凿雕琢之物可比也。此外，大作中还有所谓‘坐忘日月三杯酒，卧护江湖一钓船’之类妙联，皆一看而知非足下眼见之实景及来自足下切身之感受，真情实感并载之以道，乃诗文生命之所在也。否则，何异于无病呻吟哉？呵呵，鄙人之论亦不过一孔之见，对与不对，惟足下慎思之。”

刘子驹的一番道理，当即就把杨万里给彻底征服了。杨万里原本在创作和学术上就不是一个能够安于现状、陶然止步的人。虽然连年来屡受赞誉，已使他对自己的创作实力有了一定的信心，但近年来，他自己也已经有点感到困惑，就是觉得好像写来写去总在一个圆形胡同里兜圈子，而难以求得突破，一摞摞旧作新制从头读到尾，也好像并非师友们所赞美的那样有味道，相反，还有点越读越味同嚼蜡之感。因此，就在胡铨到永州和他再次偶然相见，并褒奖他的诗作水平不俗之际，他自己却反而怀疑说：“谢先生褒奖！不过，我自己倒觉得这些个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像当年韩愈所说的俳优者之辞呢？”

杨万里说的是一个典故：韩愈是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发起者，但他年轻时所学的也是当年那种言不及义的时髦文学，他考进士时写的文章就是当时所谓之“时文”。后来他在发起古文运动时，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当年考卷上的文章，便感到非常惭愧。他曾给人写信说：“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见韩愈《答崔立之书》）俳优是古代对滑稽艺人的称谓。当时在宫廷里专门为皇室和贵族服务的俳优又叫弄臣，他们为了逗笑观众，常常故意讲些超常出格，甚至淫秽不堪的荤段子。这就是所谓“俳优者之辞”了。韩愈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比拟为“俳优者之辞”，可见他对自己的少作反省之深。而此刻杨万里居然引用这个典故，来怀疑自己的诗作是否也属于韩愈所说的“俳优者之辞”，这就表明他对自己的创作随时保持着何等深刻的自警和自省。他绝不是一个可以为师友的褒奖和赞誉冲昏头脑的人。

不过在请教刘子驹之前，他对自己的诗作水平之不足还只是抱有一点模糊的怀疑，而并没有在整体上自我否定之觉悟，更不清楚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而如今经过刘子驹毫不隐讳的一番指点，他忽然就觉得眼前一片敞亮，日后进击的路径以及需要突破的关隘已是清晰可见。他不由得当即对着刘子驹倒身下拜，口称师尊，感激不尽。

刘子驹忙不迭地把他扶起说：“诚斋贤弟如此过礼，岂不折杀鄙人乎？鄙人惟愿与足下永为忘年之友，焉敢谬承师名哉？”

然而，杨万里却从此一直尊之以师礼。在这之后，他反复掂量着自己历年的旧作，竟然怎么看怎么觉得不满意，而且越看越感觉不满意。最后，真的就跟当年韩愈回头重读自己的少作一样，觉得简直一无是处，羞愧不堪了。于是，他比当年韩愈做得还绝，干脆点起一把火，把以往所作的两千多首江西体诗付之一炬，连刘子驹认为写得不错、颇有意思的那些篇章也一概不留，决心自此从头开始。

据他自己所言，放弃江西诗的路子之后，他接着就学后山①的五律、半山②的七绝及唐人之绝句。其实后山之诗还是江西体，可见江西诗也自有其可爱之处。不过，事实上，他自烧诗之后，又在零陵县丞的最后一年任期中作诗近百首，其中虽多为五律七绝，可以认为是学习陈师道、王安石及唐人绝句之作，但也还有不少七律和长诗。这就说明他这时候并非仅限于研习某几家的诗歌法度，而是已经在开始融通自古以来百家所长，为铸成自身的独特风格准备条件。其实这期间他的不少诗作已经充满了具有他自身风格的清新自然之气，例如五律《自音声岩泛小舟下高溪》写道：

晚日黄犹暖，寒江白更清。远山冲岸出，钓艇背人行。舟稳何妨小，波恬尔许平。大鱼不相报，拨剌得吾惊。

这完全是一幅妙手抓拍的摄影快镜，相当典型的诚斋风格。又有七律《野菊》写道：

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正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这首诗活脱脱地写出野菊淡泊自处、不慕荣华的孤高姿态，而讥笑那些但知采菊并自诩要学陶渊明的人，偏偏不知道野菊的孤高品性比陶渊明还更值得学习。诗句中充满了鲜活的灵气和一丝淡淡的幽默感，这都可见出诚斋风格滥觞之迹象。他还写了一些思辨之作，最典型的是七言十二句《迓新守值雨》：

春雨不大又不晴，只与行人禁送迎。小溪绿涨竟何曾？官路黄泥滑不胜。今年送迎乃尔苦，去年送迎正如许。风严火灭未五更，暗行十里鸡三鸣。行路最难仍最恶，平生历尽今更觉。前人失脚后人笑，后人失脚那可料？

这首诗，基本上整篇都是白话，像老百姓平日唠家常一样随口说来，毫无修饰雕琢之痕迹。不知者往往以为作者水平低，但真正的行家却完全可以由此窥见其自由透脱之精神。当然，人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他虽然还才当上两任小官，但对仕途险恶的认识却已经相当深刻了。

这些作品，是经他自己审视获得基本认可而留存于世的最早一批诗作。而这时他已三十七岁。虽然实际上他在三十六岁以前就已基本成名，但是他硬是到三十七岁以后，才基本上不再对自己的手笔感到羞愧。后来他把这些诗都编入了平生第一部诗集——《江湖集》中，正式作为一名诗人向世人献出了他的第一份心血。

与他对自身作品的怀疑态度相反的是，他看别人的文章诗词，却怎么看怎么觉得好，必欲取其所长而补己之短。有一天，他看到张栻写的一篇《介轩铭》，觉得非常惬意，便连忙提起笔来写上一段跋语说：“钦夫之文清于气而味永，吾见之多矣，而尤恨其少。读此铭诗欣然，殊慰人也……”

还有一位当时和他齐名的诗人萧德藻从浙江前往湖南武冈任职，路过零陵时杨万里偶然和他相识。彼此谈起诗文，一语意合，杨万里竟然当夜就抱上铺盖到萧所在的旅馆房间里去对床同住，并互相交换了诗赋，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后来杨万里在为萧的诗集作序时还评价说：“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庾，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

世人常说“文人相轻”，可是，杨万里对同时代齐名诗人却一个个推崇有加。当年在零陵相见时，萧德藻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名满天下。但杨万里当时读到萧德藻刚写的一篇《吴五百传》，却不禁为之击掌叫绝。这篇寓言的内容大致是：昔时有一个疯僧，本是淮右人，旅居吴郡，每天在街上醉酒打人。县官把他抓起来，派一个姓吴的“五百”（五百是宋代差役的别称），押送他回原籍。有一天二人夜住旅店，僧用酒灌醉了五百，又和五百互换了衣服，把五百头发剃光，再将自己的刑械加在五百身上，而后破窗而逃。次早，五百醒来，发现房里只剩下一个身上穿着僧衣、戴着刑具的人，举手一摸又摸到一颗大光头，不禁失声惊叫道：“咦！和尚却在这里，可是我到哪里去了呢？”最后，萧德藻还不忘点评一句说：“世之失我者，岂独吴五百哉？”

杨万里认为如此奇文，非世间真正之天才，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可见好文章并不在于其体裁之雅俗，只要别出心裁，锐意创新，即使是通常传诵于引车卖浆者流之间的寓言小说，也能写出旷世之杰作①。因而，他除了继续钻研诗歌创作的新路子之外，还开始尝试利用各种文体来表情达意，向世界发布自己的思想观点。

首先是有感于他的科考同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临危不乱，主动担责，力挽狂澜，指挥宋军反败为胜、转危为安的英勇壮举，他兴奋万分地作了一篇《海鳅赋》。其文曰：

辛巳之秋，牙斯寇边，既饮马于大江，欲断流而投鞭。自江以北，号百万以震扰。……南望牛渚之矶，屹峙七宝之山，一帜特立于彼山巅。牙斯大喜曰：“此降幡也。”贼众呼“万岁”而贺曰：“我得天乎！”

……

言未既，海鳅万艘，相继突出而争雄矣。其迅如风，其飞如龙。俄有流星，如万石钟，霣自苍穹，坠于波中，复跃而起，直上半空。震为迅雷之隐谷，散为重雾之冥濛。人物咫尺而不相辨，贼众大骇而莫之所从。于是海鳅交驰，搅西蹂东。江水皆沸，天色改容。冲飙为之扬沙，秋日为之退红。贼之舟楫，皆躏藉于海鳅之腹底。吾之戈矢石，乱发如雨而横纵。马不必射，人不必攻，隐显出没，争入阳侯之珠宫。牙斯匹马而宵遁，未几自毙于瓜步之棘丛。

这篇散文以生动传神之笔，首先极力渲染金军凭借其刚刚打过胜仗的高昂士气和强大军威，视宋军为犬羊，试图灭此朝食的骄狂气势，不免使人为沉寂无影的宋军提心吊胆，手心隐然捏起了一把冷汗。但到最后突然笔锋一转，倾情描绘出宋军“海鳅万艘”，奋然出击，横冲直撞，英勇歼敌，出奇制胜的壮阔场景，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甚至连那硫磺炮爆炸的火药味都直冲鼻孔，真叫人畅气舒怀，心胸顿然为之大快。由此不难看出此时杨万里的笔力已达何种火候。

随着文名的升高和交游面的扩大，杨万里还开始较多地为人作起了序、跋、记、启等评论文章。这种应用文一般都只要达意即可，并不须讲究什么可欣赏性。但杨万里却往往即事论理，或即景生情，力求把每一篇几百甚至几十字的短启，都写出神采、写出思想来。有个叫郭庆道的医生给杨万里的继母治好了肺病，请求杨万里送给他一幅墨宝。杨万里本来只要随便写一个斗方或条幅给他就是了，可是他却不惜劳神费心地给他写了一篇《送郭庆道序》。其文曰：

万里老母病肺且二十年，谒医于江湖遍也，大抵夕愈而朝发，万里有忧之。来零陵，闻人士有郭庆道者，于医无所不工，召而视焉，发药一二而去。初服食之，未始有药也；未几，则未始有病也。他日问之曰：“向也馈药一何少也？而其功一何缓也？然初缓而卒不缓焉，又何术也？”庆道笑曰：“医不必言也。且子以多为贵乎？则淝水之役，苻坚法当胜谢元也。且子欲己病乎？欲尝药乎？桓、文之霸，不数年而成也，而败亦称是。三代之王者，皆百年，必世而后兴。医身之与医国，异不异也？天下之人，惟其无所挟也。有所挟，则必有所成。不于其成之待，而于其初之责，夫其初者不可见也，而其成则不可御。世之人忽其不可见，以败其不可御者何数也，医不必言也！”万里闻其言，欣然有会于吾心，为书其说以赠之。

这篇序文明显是借母亲之病，暗喻朝廷之病。名为说治病，实为说治国，尤其是有感于张浚的命运而发的。张浚德能昭昭，平生志在恢复，对于朝廷来说，无疑是一味治国的“良药”，可是皇帝却老是“不于其成之待，而于其初之责”，旋用旋黜，既用之而又掣肘之，使其不安厥位，得不到足够的权力和运筹时间去夺取最后的胜利，以至于每每功败垂成。这无疑是使杨万里政治上最为痛心之事，也是他对张浚此番再次出山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大担心。而非常不幸的是，杨万里的担心，后来竟然再次成为事实。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单就这篇序文而言，杨万里显然不是为了简单的应酬，而是文以载道，希望通过这位识见不凡的医生，把他所阐述的道理传之于世，使更多的人能有所领悟。而其实他这篇短文，又何尝不是一帖郭庆道式的医世之良药呢？

5.彰贤亲民

杨万里的顶头上司零陵知县名为吕行中，字圣与，是北宋三代宰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的后人。他只比杨万里早几个月来到零陵任职，下车伊始就询问民间疾苦，下决心蠲除不合理的税赋。旁边的郡县都在加征田亩税，唯独零陵敢于不征，使全县百姓获得了喘息之机。更叫杨万里敬佩不已的是，就在他们任职零陵的第二年，永州的邻郡全州发生兵变，守军把知州王某抓了起来。全州距离永州不过百里，因此永州官场上也不由得一时人心惶惶，尤其是州守，更是担心祸害蔓延到本州，于是赶紧派人赴长沙请求湖南安抚制置使发兵征讨。得知这一情况，吕行中坐不住了，连夜主动去敲响了知州的府门，拜见知州说：“发兵讨伐必定进一步激化矛盾，等于是火上浇油，而且整个湖南甚至全国都要为之震动。不如报告朝廷派驻湖南的提刑使者①，赶紧请他出面宣布全州的问题咎在知州，叛兵们只要交出知州让朝廷处分，停止闹事，就不追究罪责，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商量，以此平息叛兵的激愤，稳定局面，然后慢慢处理根本的问题。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平静地化解掉。”州守顿然大悟，立即派人追回了去给安抚制置使请兵的掾吏，转而把吕行中的建议呈报给了湖南提刑使者，结果全州的兵变果然被顺利抚平而没有酿成大患。

一个知县能有如此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正确果决地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实在是非常之难能可贵。因此杨万里就任零陵县丞后，不禁在内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真是非常幸运，当年刚入仕途就在赣州遇到一个好州守，如今刚转新职又遇上了一个好知县。通过蠲除横征暴敛和化解全州兵变两件大事，他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和张栻一样，吕行中也不愧为宰相之后，见多识广，在政治上具有高屋建瓴之眼界，举重若轻之膂力，处变不惊之风范，与吕行中共事，确实是一个学习政治经验和提高自身政治胆识的绝好机会。

早在赣州时，杨万里就已经发现了，当州县官，要在朝廷和百姓之间找到平衡，必须把两头都平衡好，你才能立得稳脚。但是，在遇到朝廷的需求和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需要发生矛盾时，绝大多数州县官往往都会首先设法去满足朝廷的需求，而决不会去顾及老百姓的死活。因为只有朝廷才能给他官职和利益，而老百姓即使对你再好，也不过就是几句口碑罢了。于是就经常出现一些州县官拼命压榨百姓，以邀功于朝廷的现象，甚至有不少州县官除圆满完成户部下达的税赋任务之外，还积极向朝廷贡献“羡余”。

所谓“羡余”，就是州县的财政盈余，一般只有在风调雨顺、商贸兴旺、矿产和手工业发达、百姓相对富足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许多州县却在连年灾荒、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还在积极贡献“羡余”，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求得快速升迁。结果就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在理论上老百姓一直被认为是国之根本，可在实际上却都成了官府的仇敌。朝廷口头上要求州县官勤政爱民，而实际上却总是鼓励州县官多交“羡余”。

当时有人把州县官分为三个类型：一类叫“健吏”，这类州县官都头脑精明，能力超强，很会来事，既能年年积极贡献“羡余”，又能镇住地方，防止老百姓造反。一类叫“循吏”，这类州县官既有实际政治才能，又有政策理论水平，他们既考虑朝廷的现实需要，也考虑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他们总是设法把朝廷和老百姓两头的利益尽可能摆平；实在摆不平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克制朝廷，照顾百姓，表面看是帮助老百姓向朝廷争利，实际上是为了培植国本，维护朝廷的长远利益。还有一类叫“庸吏”，这类官员往往无德无才又无能，只会滥竽充数混饭吃，因此朝廷和百姓都不喜欢。一般来说，朝廷都是号召大家做“循吏”，但实际上真正喜欢的则还是“健吏”。所以“健吏”往往能更快地获得升迁，而“循吏”即使不出问题，也只能靠积累年资按部就班地获得晋级，有的甚至一辈子当到头还是一个知县。

吕行中不仅不交“羡余”，而且连朝廷明令加征的田亩钱也坚决不收，那他凭什么来显示自己的政绩，以赢得上司和朝廷的认可呢？杨万里发现，吕行中的智慧就在于他总能抓住某些机会，适时地在上司面前显示出一点特别的能耐，以便使上司觉得自己不仅不是庸吏，甚至还有几分不可或缺。而全州兵变就给他造成了这种机会。原本像全州兵变这样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别说是发生在外州，就是发生在本州，也轮不到他一个小小知县来提出处理办法。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善，对知州的前途和朝廷统治秩序的稳定关系重大，而知州却偏偏在这件事情的处置上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他有条件去给陷入迷误的知州出谋献策，解除困扰了。最终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知州和提刑大人都受到朝廷褒奖，回过头来自然就会认定他吕行中这个知县很不简单，关键时刻是个用得着的人才，而不能因为他少征了田亩税就把他辞退了，结果他就保住了自己固有的地位。至于立功超擢之事，那就不去想它了！

于是，杨万里遵照胡铨的教导，真心诚意地向知县大人学习，遇到问题虚心请教，并积极配合他办好核田、劝农、防灾、赈灾、催科、恤民、兴教化、举贤良等等大小政务。县丞在当时又被特别称之为“亲民官”，也就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官。因而他每年都要骑马跑遍全县视察民情和丰歉，甚至直到除夕前夜还在乡间奔波。夜晚就在各地的寺庙里住宿，由于卫生条件太差，头发缝里竟然生起了虱子，常常扰得夜不成眠。可惜他把前两年记录此类生涯的诗作连同所有的旧作一块都烧掉了，唯有在零陵任职的最后一年冬天，他下乡视察兼催科时写的若干篇短诗留存了下来，但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其工作情况之一斑。请看：

不著官人宿，无如野店何。见容幸有此，虽陋更嫌他？头虱妨归梦，邻鸡伴寤歌。此生眠食尔，行路总蹉跎。

（《水西野店皆不著宿，夜抵石山圩》）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这一天日暮时分他曾到好几家野店投宿，竟然连连吃了闭门羹。他作为一名堂堂的“副县长”，竟然对这些拒绝他住宿的野店感到无可奈何！直到深夜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简陋的容身之所，可是躺在床上却又被头上的虱子咬得久久不能入睡。

江宽风紧折绵寒，滩多岸少上水船。市何曾远船不近，意已先到灯明边。夜投古寺冲泥入，湿薪烧作虫声泣。冷窗冻壁更成眠？也胜疏篷仰见天。市人歌呼作时节，诗人两膝高于颊，还家儿女问何如，明日此怀犹忍说？

（《除夕前一日，归舟夜泊曲涡市，宿治平寺》）

这首诗表明他直到除夕前一天还在泥一脚水一脚的归途中奔波，天寒地冻的夜晚投宿于一个冰冷寂寞的古寺之中，虽然冻得难以成眠，但比起某些夜晚住在可以仰望星空的疏篷里的情景来却还觉得略胜一筹。街上的市民都在热热闹闹准备过年了，可是自己却还蜷缩成一团僵卧在鬼神见愁的僧榻上。想想明天回家后要是儿女问起这一路考察的情状，怎能忍心让他们知道这心中的苦楚啊！

而通过这种深入民间的亲身察访，杨万里不仅深切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做吏之苦，而且更清楚地看到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百般无奈。在《晚立普明寺，时已过立春，去除夕三日尔，将归有叹》一诗中，他还写道：

潇潇淅淅荻花风，惨惨淡淡云物容。欲雪不雪关得侬，得归未归一莞中。年华纵留春已换，半生作客今何恨？夜来飞霰打僧窗，便恐雪真数尺强。催科不拙亦安出，吾民沥髓不濡骨。边头犀渠未晏眠，天不雨粟地流钱。

这首诗表明当时州县已经千方百计想出了种种可能的办法来催缴税赋，乃至逼得像杨万里这样的基层小吏连年节已到都还在民间奔忙不辍，却无奈老百姓实在已经贫穷到连骨髓都被榨干的极端境地，哪里还能拿得出一分一厘钱来？可以看得出，杨万里直到这年除夕，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催科任务，否则，他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到如此狼狈之地步。可是看看边关仍然战云密布，形势紧张，军费开销像河水一样哗哗流淌，于是只能仰天长叹，可惜老天爷不像下雨一样降下一场粮食来啊！

这就是当年作为一个初级官吏的杨万里。深切关心民间疾苦、同情百姓命运的善良秉性和对国家长治久安理想的理性追求，决定了他和他的长官吕行中一样当不成“健吏”。否则，他们只要派出一队捕快，到各地欠税户家里去牵牛赶猪、拆屋捣灶、敲锅卖铁，甚至抓住户主捆绑吊打勒索一通就行了。何须如此婆婆妈妈，唉声叹气，徒然苦了自己？对比起当下诸多“超级健吏”的超强“执政能力”来，真不禁要令人大发“古不如今今胜昔”之长叹啊！

杨万里下乡视察还注意了察举人才和倡导良好的乡风民俗。

绍兴三十年（1160）下乡催科路过青桂里，他偶然步入当地一书生吕陟的家里，相与交谈，发现这书生学问过人，当即高兴得眉开眼笑，像是捡到了一块宝。回到县署，知县吕行中一见他那喜形于色的样子，便笑着说：“我不用问，就知道杨贤弟此番下乡一定遇到喜事了！”

“呵呵，知县大人真是洞察入微啊！万里此番在青桂里得一吕升卿（吕陟字升卿），学问人品俱佳，实为难得之良才也。今日正要向大人建议把他调到县学里来深造，让他领袖诸生呢！”杨万里喜不自胜地报告说。

“呵呵，倘若满朝大臣都能像杨贤弟这样爱才如宝，国家何愁有事而无人也！”吕行中不由得感叹说。

结果这书生果然被调到县学，成了诸生的领班。后来此人果然考中了进士，曾任常德录事参军，又曾为张栻的幕僚，终官为一路之监司①，颇有政声。

零陵南乡有一贫士名为蒋安行，据说为亲人办丧事“不尽礼”而被公众谴责为不孝。杨万里得闻其事，亲赴现场一了解，却发现这蒋先生一贯敬老爱幼，堪称楷模，亲人死后举办丧事也礼数周到，并无不当。原来他遭人谴责的原因，不过是没请和尚做法事而已。于此，杨万里深深地感到了当时的中国人迷信佛教妄说，以及注重所谓“水陆法会”“超度亡灵”等佛教丧葬仪式的陈规陋习是何等的伤人害人。为了端正民俗，并为蒋安行正名，他又特意作了一篇《送蒋安行序》，首先无情地揭露了佛教世界观的颠倒虚实，以及所谓“天堂地狱”“生死轮回”理论的虚妄无据，痛切地感喟中国人自上到下普遍信佛之愚昧无知，并为此而感到可悲。接着赞扬蒋安行说：

零陵之士蒋安行，其家故贫，丧其亲，哭踊葬祭甚礼，而零陵之人不称孝焉。问焉，则曰：“佛无所祷也。”安行闻之，若未始闻之也。嗟乎！不能于王公大人而能于匹士，其贤否何如哉？……吾既于安行乎嘉之，而又深有叹焉。知我罪我，吾敢知乎哉！

一位朝廷命官，竟然专门以上千字的篇幅为治下的一名普通读书人作文辩诬，这在历史上还很少见到。而杨万里的这篇《送蒋安行序》，论理透彻，言辞恳挚，情感痛切，文采斐然，可以说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可与当年韩愈的《谏迎佛骨表》相媲美，只不过少人知之而已。

北宋时零陵有一位私人藏书家名叫蒋彦回，崇敬文学名家始终如一，从不因人之命运跌宕而改变态度。当年黄庭坚被朝廷放逐到广西宜州，路过永州零陵，永州城里从知州到县官，没一个人敢跟他见面。知州丁注听说黄庭坚无意中和了他的一首诗，当即吓得要命，连忙派人把自己的原作拿回，故意改动了几处韵脚，以示区别。州学教授侯思孺发现某郡士家墙壁上有黄庭坚的题辞，立即命令该郡士把它铲除，否则就要向朝廷举报，又吓得该郡士连忙刮墙不已。唯独蒋彦回不避嫌疑，每天在他的玉芝园里招待黄庭坚好吃好住，并陪着他到永州城内外的名胜古迹所在地到处游览，还当众收藏他的诗文字画二百余幅。次年黄庭坚在宜州被当地官府虐待至病危，蒋彦回又专程前往看望。黄庭坚死，蒋彦回不仅买棺为之装殓，而且花费二百两银子租船把他的遗骸送回其老家江西修水的双井村。后又有邹志完谪居永州，别人也不敢跟他交往，又是独有蒋彦回和他亲密交游，并接济他一家人的生活。杨万里闻知其事非常感动，故特意去访求这位前贤的玉芝园，并和他的儿子蒋观言亲切交谈。蒋观言少年时代亲眼见过黄庭坚和邹志完，因此给杨万里讲了很多黄和邹的逸闻趣事。虽然蒋家的园林已经衰败不堪，他的儿子也已经老且贫，但杨万里还是感慨不已地为之作了一篇洋洋洒洒上千言的《蒋彦回传》，使这位节义之士的动人事迹得以彰显，并使其得以留名后世。

此外，杨万里还为永州城里的唐人鉴、龙尧卿、潘师文、濯缨等一批贤良方正的小人物作了《玉立斋记》《建一斋记》《龙伯高祠堂记》等题记及多首题诗，以表彰他们在底层社会为弘扬历代圣贤的文章道德和推广圣朝的文明教化而做出的宝贵奉献。

孝宗隆兴元年（1163）三月，杨万里三年县丞任满，交完班，为避免同僚和士绅的追送之劳，他于卸任交班之后趁夜登舟离开零陵，留诗二首以为告别。

完全出乎杨万里意料的是，在他离开不久之后，零陵各界人士竟然自动凑钱为他建了一栋生祠，年年奉祀如仪。而他不过一介县丞，如此待遇，确实使他感到有点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