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名师高徒
1.违禁之师
绍兴十三年（1143），十七岁的杨万里被父亲杨芾送到了安福，寄居在县城朋友的家里，就学于江西名士、隐居安福县泸溪之畔的王庭珪之家馆。
当年六十四岁的王庭珪可不是一位等闲之辈。他于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出生在本县，字民瞻，号泸溪老人，又号泸溪真逸。徽宗赵佶重和元年（1118）考中进士，任职茶陵县丞，由于他性格刚直，狷介伉厉，决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结果当官不到三年，偶与上官不合，即挥袖而去，弃官回乡，隐居泸溪，以授徒为生；白白考上个进士，而在政治上毫无施展。然而，他的诗词文章却好生了得！平生著有《泸溪文集》五十多卷，其中包括《六经讲义》十卷、《论语讲义》五卷、《易解》三十卷、《语录》五卷、《沧海遗珠》两卷，还有《泸词》《风亭禄》等诸多文学作品，可谓著作等身，名动朝野。他的诗师法杜甫，文章崇尚韩愈，风格雄浑刚大，气韵豪迈。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爱国名臣、吉水庐陵的大乡贤胡铨就曾在评价他的诗文创作时说：“凡忧悲愉快，窘穷喜怒，思慕怨恨，无聊不平，有感于怀，必有诗文发之。”总之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令人耳目为快。王庭珪还工于书法，其墨宝亦为世所宝贵。有人收藏了他的手书十简，直到纸敝墨渝，仍觉正气勃勃可挹。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老头为人正气凛然，不畏权贵，胆魄非凡，义薄云天。五年前，胡铨因闻知秦桧派王伦出使金国乞求和议，而不惜“冒渎天威”，毅然上疏高宗赵构，声明“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并要求高宗速斩秦桧、王伦、孙近三颗贼头，坚决罢除和议，否则，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决不愿处在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求苟活。秦桧读到这封奏折后，又惊又气，随即诬陷胡铨“狂妄凶悖，鼓动劫持”，从而把胡铨贬谪到广州监管盐仓。去年又发配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编管”，所谓“编管”，就是在当地官府监视下居住。此时正是秦桧独揽朝政，且已经把自张浚、韩世忠、岳飞等主战派大臣和胡铨等一般主战派朝臣驱逐或杀戮殆尽之际，满朝文武畏惧秦桧淫威，无人敢说半个不字。胡铨落难出京，孤身落寞，没有一个人敢为之送行。然而，本已远离朝政，身处闲云野鹤之境的王庭珪却偏偏不避嫌疑，毅然写下了《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为这位英雄的落难老乡送行。其中一首说：
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
诗中大骂秦桧“痴儿不了公家事”，并斥责秦党之流“当日奸谀皆胆落”；并赞扬胡铨“男子要为天下奇”，“平生忠义只心知”。这种不管世态炎凉的忠义之举，天下也就只有他一人能为。结果六年后的绍兴十九年（1149），他被奸人告发。奸相秦桧即以他“讪谤大臣，惑乱朝政”而将其流放夜郎（今贵州黔东南地区），旋又改送辰州（治所在今湖南怀化市沅陵县）“编管”。直到秦桧死后，他才获许自便，回到家乡。孝宗赵昚执政后，把他召到内殿对话，赐国子监主簿之职。由于年事已高，他只当了不到一年就又辞职回乡养老了。但乾道六年（1170），赵昚为显示自己尊重老臣的诚心，又一次把他召到临安赐坐便殿温慰，并把他的官职提升为直敷文阁。所谓“直敷文阁”就是到敷文阁值班的意思，但这种官职只是个名誉，并没有实际职责，也不需要真去上班。王庭珪到达临安时已是乾道七年（1171），达九十二岁高龄。以九十二岁高龄还受到皇帝召见并加官晋爵，这在当时可谓旷世之宠遇。次年（乾道八年）他就在家病逝了，终年九十三岁。老友胡铨亲笔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和碑文。杨万里也为他写了行状和哀辞。这是后话，暂不赘述。
杨万里投身王庭珪门下时，虽然后面落难和遇宠这段跌宕起伏的故事还没有发生，但王的绝大部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成果已经完成。因此，王庭珪不仅是吉州的高士名儒，也是有资格领导国学的著名大儒。就是在流放辰州期间，当地州守还厚礼恳请他接受自己的儿子为门徒，当他谦辞说自己是一名“罪人”，接近自己可能遭遇危险时，州守竟恳切地说：“若因为交好您老而果真倒了霉，那倒是我终生最大的荣誉了。”
以杨万里当年的阅历，他自然还不可能很清楚地知道这位特立独行的老先生到底有多么了不起，但他还是一入学就感受到了这位先生的与众不同。因为当年全国从上到下正在开展一场被后来史学家称之为“绍兴学禁”的政治运动。被禁的是先后兴起于北宋的欧阳修、曾巩、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史学说和程颢、程颐及张载等学者以他们自己的观点阐述孔孟之道的所谓“理学”。这场政治运动不仅涉及朝廷，而且一直深入到了穷乡僻壤的公私学塾。所以连过去从未出过州门的杨万里也知道哪些是被朝廷严禁而不能读的书。可是，王庭珪却一开始就叫他研读这些“违禁之学”，这不禁使杨万里感到大为吃惊。
“先生，您怎么敢教弟子研读这些‘违禁之书’呢？”
“老夫倒想先问问你呢！你说这些书好读不好读？”王庭珪诡异地微笑着反问说。
“不瞒先生说，这些书确实太吸引人了。可是，我就不明白，朝廷为什么偏偏要禁止这些个学说呢？”杨万里茫然地问。
“呵呵，看来你倒还真是个可造之才啊！虽然你的学识还不够广博，文章诗词也还有些花拳绣腿，但你肯大胆提问，这就好办了。让老夫来告诉你吧，自本朝肇基以来，要论文章学说，也就是欧阳公、南丰先生、君实先生、苏、黄、程、张，再外加个王荆公①就全给代表去了。其实，王荆公之文章学说与其他诸君也并无多大抵牾，所不同者，政见耳。如今朝廷要严禁除王荆公之外所有诸君之文章学说，岂不等于要全盘否定本朝最优秀、最具代表性之文化成果？这可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故而，当今朝廷严禁诸君之学说，并非意在否定其学说本身，而实因当今秉持诸君学说者，多为主张对金抗战而反对和议者也。而朝廷实则一心主张屈辱求和，故必得发起此番学禁，名义为严禁诸君之学说，而实则欲禁“主战”之呼声也；名义为打击秉承诸君学说之学者，而实则为打击主战派朝臣也。此即问题之根源耳。你可明白？”王庭珪这才坦率地告诉他的门生说。
“谢先生指教！弟子有如醍醐灌顶。弟子从未听过如此高论，能得先生如此教导，实为三生有幸。不瞒先生说，在未见先生之前，弟子还以为自己学识不俗，文章颇健呢！孰料先生竟指出弟子学识不广，文章诗词花拳绣腿。若非亲聆先生之指教，弟子岂肯服输。今一听先生高论，弟子已五体投地矣。只是今后弟子当朝何方努力，还望先生指引。”杨万里心悦诚服地虚心请教说。
“呵呵，照老夫看来，能阅一章句、闻一提问而知生徒学问之深浅者，即可谓高师也。而常能提问乃至使师尊不能信口答之者，则可谓高徒也。老夫不敢自诩为高师，然对你杨万里之学问根底，则一览无余矣。若以一般标准而论，则你过去自信学识不俗亦并非虚妄。但你的质地使老夫不能以一般混官位、谋稻粱之辈对待你。说你学问不够广博，是就具备创造性研究学问之能力而言，你的文史功底还不够深远；说你文章诗词花拳绣腿，是就‘文以载道’之警世、喻世、醒世功能而言，你还缺乏足够之思想深度。因此，你的努力方向，就史学而言，是要穷通自《左氏春秋》及汉太史公以来历代之史乘，直至本朝君实先生主编之《资治通鉴》，兼及历代方家之野史笔记。就文章诗词而言，则要深究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阳公、王荆公、南丰先生、东坡先生诸大家之为文之道。你的‘四六’颇见文采，然‘四六’乃南北朝至中唐之时文，形式重于内容，故韩、柳发动古文运动，本朝欧阳公、王荆公、南丰先生、东坡先生诸大家奋起继之，必欲恢复古代朴素而自由之文风，破除时文条条框框之桎梏和无病呻吟之弊端。你从玩艺之角度写着玩玩未尝不可，但若为著作，则必以韩柳欧阳公之路为是也！诗词，则须先宗百家之长，而后自辟蹊径可也。”王庭珪也真心诚意地教导说。
正所谓“响鼓不用重锤敲”，杨万里得到王庭珪这一番指点，不禁眼界大开，心胸豁然。回想起往昔的骄傲自满，又不禁暗笑自己的“井蛙”之见。细细品味先生的教导，他就更不能不对先生肃然起敬了。从此，他不仅在王庭珪的指导下遍读了历代史乘、野史笔记和历代古文选本以及诗话文论等，而且连王先生处世为人的态度和风骨节操也一并成了他学习的楷模。
王庭珪得到这样一名门徒，自然也很高兴。只是他知道杨万里的家境和他父亲的心愿是必定要培养他去参加科考，求取功名的。而自己作为一名一心追求学问、视高官厚禄为粪土的狷介之士，如果让杨万里也于有形无形中受到影响，那岂不有负其家长的期望？因此，就在杨万里从学一年将满之际，有一日他特意对这得意门生说：“杨万里啊，为师也不瞒你说，以你目前之学习态势，将来学问超越老夫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们年轻人还得求取功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能像老夫一样终生隐于草野。因此你还得掌握经世致用之学和为官为吏之道。而在这方面，老夫则无能为力矣。你还是另外再找一些高师，求得指引吧！老夫并不是要赶你出门，先就在本地为你介绍两位高师，你在向他们学习之时，只要乐意，有什么问题，随时还来找老夫切磋可也。”
于是，绍兴十四年（1144），杨万里在十八岁时，果然就在王庭珪的介绍下加拜了时年四十四岁的安福学者刘廷直为师，并在刘廷直的学馆里住宿。刘廷直（1100—1160），字谔卿，又字养浩，世称浩斋先生，就在杨万里拜他为师这年，他通过了江西乡试，第二年又考中了进士。初为鄂州司户参军，转为州学教授，最后于六十岁之年逝世在临江军新渝知县任上。刘廷直清贫没齿，由于清廉自守，当官后家境也没多大改善，虽取名为浩斋，而家里终生无一书斋。有人问他的浩斋情形如何，他却豪气万丈地说：“大丈夫以天下为斋，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书斋。故吾斋名‘浩’，不亦当乎！”直到他死后多年，他的儿子刘得中为纪念父亲，才省吃俭用在家宅旁建起了一座真正有形的“浩斋”。刘廷直去世时杨万里为他写了墓表，又应其子之请作了《浩斋记》。
刘廷直乃胡铨之门生，曾从胡铨研习洛阳程氏兄弟和关中张载的理学，故实为洛、关学说的第三代传人，因而他所传授的自然仍是违禁之学。杨万里前来拜见的第一天，他就问：“你读过河南诸夫子的书吗？”
“启禀先生，弟子尚未读过。”
“呵呵，这可是禁书啊！你要是不忌惮犯禁，就先把这书拿去深读细究一番吧！有什么问题再来切磋。”
于是，杨万里第一回在这里钻进了洛、关理学的堂奥，读完二程、张载的著作之后，他竟然惊喜顿足赞叹说：“真没想到《六经》《论语》《孟子》之后还有如此高妙的理论啊！”直到后来为浩斋作记时，他还表示自己“不虚此生者，犹以粗有闻于浩斋也”。
由于王庭珪要他多方参师，所以杨万里在拜刘廷直为师稍后，还拜了另一安福名士刘安世为师。刘安世和刘廷直同年出生，字世臣，又字平叔，逝世后门人私谥为清纯先生。他比刘廷直还晚三年，即到绍兴十八年（1148）才考中进士，初任岳州司户参军，接着当永州州学教授，然后当雩都知县，处处政绩斐然，最终在雩都因病辞职。离县之日，雩都县民夹道相送，洒泪而别。刘安世著述颇丰，有《刘安世文集》三十卷、《论语解》二十卷、《尚书解》二十卷传世。杨万里拜师时，他虽然还没有取得功名，但文名已经颇高，故历年门生弟子加起来竟有上千人。当年杨万里的同学好友就有刘承弼（字彦纯、号西溪）、刘浚（字景明）、李燧（字与贤，号似剡老人）等，后来都成为地方上有名的学者，且都与杨万里保持了终生友谊。刘安世六十七岁去世时，杨万里还为他写了《行状》，对他的人品、学问和政绩推崇备至。
而更有意思的是，刘安世传授的也同样是违禁之学。原来刘安世一心崇奉贾谊、陆贽，以及本朝三苏父子①和周敦颐的学说。当杨万里告诉他跟随刘廷直学习洛、关理学收获很大时，他便笑着问：“你知道洛、关之学源自何处吗？”
杨万里摇头表示不知。
“呵呵，看来浩斋兄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啊。那我就来给你说说吧，他们就是源自濂溪先生周敦颐呀！濂溪先生乃本朝新兴理学之开山鼻祖。其最大贡献乃继承《周易》《老子》之道学精髓，创作了《太极图说》，建立了微妙精深之本体论，认为圣人可以和天地合德，此即为‘天人合一论’之肇始。周敦颐生前学术声望并不高，但他在任南安军（治所在今江西省大余县）司理参军时，他的同事南安通判程太中发现他理学造诣很深，特意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遂成为其得意门生。你既崇奉二程之学，安能不读周濂溪之书哉？”刘安世娓娓道来。
于是，杨万里又捧起了周敦颐的著作，读得兴奋不已。结果他在安福一地同时拜了三个违禁之师。而除王庭珪是已经取得功名的隐世高士之外，两位刘先生当时都正在一边授徒，一边预备自身的科考，祈求得个进士出身，走上仕途提高社会地位。这也正是王庭珪考虑到杨万里家庭的客观实际，决意使他既能够博学多闻，求得真知，又有利于把他推上仕途而做出的巧妙安排。杨万里得此便利，出则问业于刘安世，入则听诲于刘廷直，疑则就教于王庭珪。他基础本就较扎实，在三位高师不同角度的指点下，更是学问精进，有如蒸蒸日上。
日子如白驹过隙，不觉就是六年。到绍兴十九年（1149），杨万里已成长为一名二十三岁的矫健儿郎。这期间，他已经把中国古往今来上下数千年的传世典籍乃至野史小说、坊间传奇，从哲学、历史、文学到政治、经济、军事、格物差不多读了个遍，并把古今各家学说的风格流派、演变过程和传承关系弄了个清明透彻。他的基础知识功底已经全面夯实，足以支持他与任何一名高深学问家展开对话，他的创作和研究功力，也足以支持他初步涉入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领域。虽说翅膀还很稚嫩，但已经可以试飞了。
而他的三位高师，也就在这期间先后与他别离了。其中刘廷直于绍兴十五年（1145）考中进士，在家“待次”①两年多后，于绍兴十八年（1148）由吏部安排到鄂州当了司户参军；而刘安世则于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十九年（1149）到岳州当了司户参军。两位刘先生都在科场上苦苦拼搏到四五十岁才挣得了一个进士出身，又经过几年的等待，直到年近半百才踏上仕途，还来不及升上七品，就不得不以年老致仕甚或一命呜呼了。这就是当年贫寒家庭出身的底层知识分子挣扎入仕的艰难命运的真实写照。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还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而使杨万里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的是，如前所述，到绍兴十九年，因奸人告密，王庭珪六年前写诗送胡铨赴贬所的案子爆发了。老先生竟以七十岁高龄而被朝廷责令地方当局严刑鞫治，好在吉州一位汪姓掾吏以先生生性刚直忠耿、德高望重为由，建议知州“适可而止，勿为已甚”，才免去了他的刑狱之苦，随即被判处勒令停职，流放夜郎（旋改送辰州编管）。此一去三千里，山重水复，前路茫茫，任何亲朋好友都不免要担心他有去无回。
上路之日，杨万里前往送行。他拉着先生的手，热泪盈眶，久久不忍放下，胸有万千思绪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王庭珪却满不在乎地朗声笑着说：“万里啊，你大可不必为老夫悲伤。老夫今日之遭际实在是奸佞宵小之辈在无意之中成全老夫呢，呵呵！你何不想想，老夫此生整整奔波了七十年，还不过顶着个穷县丞身份而一文不名，其命途何其惨淡乃尔！可是如今一朝成为‘钦犯’，却即刻就名扬天下了！这岂不是值得庆贺之天大喜事吗？你正该为老夫欣然作贺才对啊！”
“先生心胸如此天高地阔，弟子就放心多了。弟子惭愧，跟随先生多年竟不知先生如此豁达！惟愿先生善自珍重，弟子恨不能随侍左右，虽为先生之豪情所深深感动，而仍不免有所担忧啊！”杨万里抹去了泪水诚恳地说。
“老夫之事你就千万莫再记挂了。你明年该参加解试①了，还是抓紧准备应考吧！”
“谢先生指点！只是如今您和二位刘先生都走了，弟子如若明年考试不中，该再找谁求教呢？”杨万里难免仍有点依恋和伤感。
“这倒是个事。以你的学识功力，中试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场屋②之事多有不测，尤其是你也没有一点上层关系，今后万一未能中试，你就去找庐陵刘才邵吧。你只要一说起我，他就会关照你了。”王庭珪深情地说，他内心里对这个敢在患难之际前来为自己送行的门生其实也是非常感激的。因此直到彼此都基本上认定为此生最后诀别的患难时刻，他还为他这得意门生指引了新的师门。
“先生恩德，弟子没齿不忘。后会有期！”
就这样，杨万里安福求学的历程，终于因三位师尊先后离开而画上了句号。
2.科场拼搏
绍兴二十年（1150），杨万里二十四岁。经过二十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决定要到科场上去搏击一番了。
宋代科举考试，最初只有两级。一级是由各路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由礼部代表尚书省举行的省试。到开宝六年（973），赵匡胤又诏令实行了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考试，并正式确立了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科考制度。科考的间隔期也由起初的每年一次或两年一次不定，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正式定为三年一次。解试于应考年的秋天（自八月十五日起）在各路的帅府或转运使司或国子监所在地举行；省试于解试第二年春天在开封（南宋在临安）举行；殿试在省试结束后在皇宫举行。殿试后分三甲（即三个等级）放榜：第一等为进士及第，第二等为进士出身，第三等为同进士出身；俗称为甲科、乙科、丙科。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也叫“进士唱名”）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考试有制科、恩科、常科和武举等不同的名目。其中制科是皇帝根据特殊需要而临时决定举行的；恩科则是皇帝特别恩赐某些人科举出身，并不一定要考试。制科和恩科很少举行且没有规律。经常性有规律举行的科考叫常科。常科考试的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进士之外的其他科目合称为“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南宋则设为“博学宏词科”。由于进士科是知识功底和能力水平的综合考试，所以最为重要。考中进士的人，一般仕途要比“诸科”生通达得多，而官居宰辅者，通常必为进士出身。因此只要力所能及，一般考生都会报考进士科。有的人为表现学识高超，考中进士当官后还会再加考一科“博学宏词”，如果考中，那仕途前景就会更为灿烂。
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最初主要为“帖经”、“墨义”和诗赋。所谓“帖经”就是把一些经典的文句隐去一部分，由考生根据记忆把隐去的部分填上，填补越正确完整则得分越高，这是测试考生对经典的熟稔程度；所谓“墨义”则是用笔阐释经典的义理，这是测试考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而诗赋则是创作诗和赋各一篇。王安石认为这种考试内容弊病很大，它促使参加进士考试之人学诗赋则“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因此他执政之后，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就是用经书中的若干语句作题目，让考生依据其意思发挥成若干篇短文。所谓“论”则是以一个社会实际问题为论点，让考生列举事实或引经据典进行论证。所谓“策”则是列出若干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由考生分别给出解决的策略或措施。显然，这种考试内容能更为真实地测试出考生的水平能力，并可促使天下读书人注重掌握经典的精神实质，并注重经世致用，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王安石还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考生的必读之书；规定进士考试分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四场考策，题量很大，时间各为一天。殿试则仅考策，限定必须写满千字以上。南宋把“经义”考试并为一场，经、论、策共考三场，各为一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均为临时调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州试、漕试场屋或贡院集中直宿，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解试场屋或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皇宫大殿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并定出名次。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予官职，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杨万里首先要参加的是解试。宋代的解试又分为州试、漕试和国子监试。州试为普通考生参加的考试，在各路的首府举行；漕试为在任官员子弟参加的考试，在转运使司衙门所在地举行；国子监试为太学生员参加的考试，在太学所在地举行。漕试和国子监试的录取率都远远高于乡举，是对富家子弟和在任官员子弟的公开照顾。杨万里不是在任官员子弟，也不是太学生员，所以他无缘享受这种照顾，而只能参加当年在江南西路首府洪州（今南昌市）举行的解试（乡举）。解试与省试一样，要在三天内连考三场，相当艰苦和紧张。
当年吉州参加乡举的考生达五六百名，年少的才十七八岁，老的则达六七十岁，一共考中五十七名，基本上是十里挑一。杨万里是和比他年长六岁的族叔杨辅世一道赴考的，结果叔侄俩双双中试，一时在吉州传为佳话。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通过共同的考试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同时中试的吉州同乡周必大和作为考官之一的赵像之。周必大，字子充，号洪道，比杨万里年长两岁，后来官至宰相，文章风韵也被称颂为南宋宰相之最。杨万里后来与他成为终生相契的莫逆之交。赵像之，字民则，为宋宗室，居高安县，登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第，为江西乡举考官时，实职是抚州司户参军。他比杨万里还年轻一岁，但杨万里却终生敬之为师长。他后来历官郴州军事判官、攸县令、蒲圻县令、知汉阳军、房州通判兼行府事、军器少监、湖南提举、江东提举、福建路提刑等，一直政绩斐然而最终未得重用，七十五岁去世后，杨万里不仅为他写了行状，而且评价他：“为诗，平淡简远，如清泉白石，苍松翠竹，初无钩章棘句之苦心，而有绝尘拔俗之逸韵。其文尤长于论事……”最后还为其赴吉州任司户参军的次子公括作了《缓斋铭》。
杨万里晚年曾到周必大家的花园游玩。周必大为此赋诗二首，其中一首说：“乘兴不回安道舟，销忧同倚仲宣楼。莫嫌四面酸风射，犹胜三场渖汗流。”第一句谓杨万里来访的情意胜过当年王徽之雪夜舟访戴安道。第二句说他们之间的友谊胜过竹林七贤。第三句为自嘲花园亭台很是寒酸。最后一句说，花园亭台虽然不是十分怡人，但比起当年同赴场屋，考得汗流浃背的情形来，总算要略胜一筹。这时离当年科考已经五十多年，然而，两位老同年回忆起来，那时的狼狈情状还历历在目。可见当年莘莘学子的科考日子确实颇为艰辛。
宋朝还没有举人的正式称谓，考中解试的人仍称为秀才。一般光通过解试也还不具备当官的资格。因此，杨万里和他的族叔杨辅世，以及周必大等乡举秀才，都要于次年春再参加在临安举行的省试和殿试后，才有可能中试而获得进士出身，并具备入仕资格。
但无论如何，考中了解试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荣耀，更何况吉水湴塘杨氏一次就考中两个！于是，由族长主持在宗祠张灯结彩，杀猪宰羊，置酒设席，举族同庆，喜气洋洋。杨万里家庭贫寒，凭他父亲的财力是办不起庆祝活动的，但由于考中了解试，为整个杨氏家族争得了荣誉，所以庆祝活动不要杨芾出钱，一切全由族中公费开销。
为扶助本族贫家子弟读书上进，荣宗耀祖，吉水湴塘杨氏集体置有“学田”。“学田”的收入由家族大会选出的族长和司库、账房人员共同负责管理，专门用于资助出不起学费的本族贫家子弟入学和参加科举考试。若中了解试，则不分贫富，赴京参加省试、殿试的基本费用一律给予报销。因而杨万里的解试奏捷，不仅大大地提高了本人和家庭在族中的地位，而且使祖上“三世业田”的杨芾看到了子孙为官的大好前景，从而感到了特大的欣慰。
立冬了，寒风开始料峭。通常情况下，这正是游子归乡返家的时节。然而，为了赴“行在”①参加即将于明年春天举行的省试，杨万里和他的族叔杨辅世却必须离乡背井开始远游了。从吉水到临安（今杭州市）水陆兼程一千七百里。叔侄俩首先要步行半天到吉水县城，买好旅途用品在县城住上一夜，次日一早在县城前的赣江码头登上客船，顺水穿越一百五十里长的赣江最后一道险峡，进入赣江下游；驶过“中间多少行人泪”的清江、丰城，再经过“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滕王阁下，然后驶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再入信江，溯江行至信州，起岸陆行三百里至浙江衢州，再登舟下行六百里；总共要走将近一个月才能到得临安城下。
路远迢迢，舟行无聊，徒步脚酸，旅途很是愁人。但杨万里和族叔杨辅世因都是首度进京赴考，所以一路颇为兴奋，彼此联诗对句，模拟考题互测，倒也不算寂寞。尤其是进了鄱阳湖，眼前但见一湖碧水浩浩荡荡，水天一色，鸥鸟翔集，天鹅横空，帆影历历，渔歌互唱，好一派海阔天空、茫无涯际的宏阔气势，顿使他们眼界大开，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因此一路上虽则辛苦，却丝毫无损于他们打马进京撷取功名的豪情壮志。杨万里后来曾有诗回忆这段经历说：“念昔忝乡赋，践雪诣春官。布褐背不纩，芒鞋茧且穿。长亭夜濯足，吹灯呻故编。买酒破孤闷，浩歌殷屋椽。何曾悲廪秋，山棱耸臞肩。”诗中反映他穿着里子不带半根新棉纱的粗布短袄，脚下的草鞋竟然被脚上的老茧磨穿。夜晚在宿处弄上一盆热水烫脚以消除疲劳，而睡觉前还要就着灯火强打起精神来温习功课。实在感到孤闷了，就和族叔买几盅小酒来对饮，然后豪迈地歌唱，歌声满屋嘹亮。尽管瘦削的肩膀像山棱一样耸起老高，但却一点也不为肃杀的暮秋景象而感到悲哀。
在举行省试的贡院前，杨万里再次见到了未来的宰相——以后数十年间一直情同手足的老乡周必大。他在后来给周必大的书信中曾提起“当庚午试南宫，丞相雪中骑一马于前，某荷一伞于后之时，岂知丞相至此？”周必大的父亲和伯父都是朝廷命官。尽管父母早亡，但得到伯父的照应，生活条件仍然相当优裕。他能骑着大马来到贡院就是证明。而布衣芒鞋的杨万里扛着一把雨伞跟在后面徒步而行的情景，就明显地见得寒酸了。好在杨万里从不攀比，也从不自卑。以恩师王庭珪的榜样，使他学会了淡泊宁静的处世风格，因而能在任何荣华富贵面前心安理得、恬然自适地品味自身的穷蹙和贫寒。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老乡周必大考中了进士，而杨万里和他的族叔杨辅世却双双落榜。不过杨万里并不气馁，深厚的学养始终把他的腰杆撑得笔直。落榜后，当周必大担心他心里难过，特意前来安慰时，他竟然信心十足地说：“周兄不必担心，小弟不会悲观。此番虽则小蹶，然自期以千里之姿，必能致远！”他这一失败后仍然昂奋不已的精神状态，不禁使族叔杨辅世也深受鼓舞。
回到家里，杨万里稍事休整，便按照昔日王庭珪的指点，来到吉州州府的附廓之县①——庐陵，拜时年六十七岁的刘才邵为师，而且这次他还把族叔杨辅世也带来一同参师。
刘才邵，字美中，号杉溪居士，出生于宋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比王庭珪年轻七岁，曾经和王庭珪一道在国子监当生员。徽宗大观二年（1108），他二十四岁就考中了进士，宣和二年（1120），又中博学宏词科，历任赣、汝二州教授，湖北提举学事管干文字，司农寺丞、校书郎、秘书丞、吏部员外郎、军器监丞、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等职，著有《杉溪居士集》二十二卷。高宗绍兴年间因得罪宰相秦桧而被黜出朝，知漳州，官满奉祠①，此时正好在家闲居。因此他是一位仕宦经历比王庭珪、刘廷直、刘安世都要丰富得多的现职官员。听杨万里说他们是王庭珪介绍来拜师的，他果然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
“二位既是泸溪老兄之门生，让老夫来接着指点你们一二，老夫岂敢推辞？想当年，老夫和泸溪在太学经常偷读别人不敢问津之禁书，故而养成了乐于求学问道永无止境之习惯。尤其是泸溪老夫子，视功名利禄为浮云，一心钻研学问，这才是高人啊！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你们年轻人正要求取功名，志在入世，如果在答卷上字里行间表现出此种情绪，那就是南辕北辙了……”
“可是，泸溪先生当年为什么能考中进士呢？”杨万里忍不住好奇地打断了先生的教诲反问道。
杨辅世毕竟年长几岁，更为老成持重。他见杨万里首次听诲就冒昧打断先生讲话，擅自提问，内心颇感不安，连忙代他道歉说：“对不起，先生！我侄子年轻性急，说话不知分寸，但他也是出于求学心切，望先生海涵。”
“呵呵，年轻人急切提问不算过错，无妨无妨。况且你们也正问在点子上。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泸溪老兄年轻时，并不像后来那样因为看穿世事而对政治大失所望。当年泸溪老兄也是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态昂扬，精神奋发的啊！加上其学识功底，考中进士固不足论矣。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倘若不加改变套用吾辈当年之意气来求今日之功名，则结果又乖矣。君不见泸溪之流放和老夫之遭逐乎？可见泸溪和老夫之言辞，如今均已为世所忌矣。此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刘才邵不紧不慢地说。
“那照先生的意思，弟子日后当如何进取功名，又当如何处世为人呢？”杨万里忍不住又抢先提问说。
“好小子，果然犀利！老夫且给你讲来，无论是考试还是为人，总是以宽厚中庸、刚柔相济、知时通变为最高准则。宽厚则能容，中庸则不偏，刚柔相济则能伸能屈，知时通变则事半功倍。此话说来简单，但行之不易也。老夫谨言慎行，忍辱负重，在官场混了将近一辈子也没有完全做到，最终还是开罪于权贵，被黜出朝了。更不消说泸溪兄之早已拂袖而退也。故而老夫说则姑且如此说之，能否做到，就全在于你们自己了。”刘才邵接着开导说。
“谢先生指教！弟子受益匪浅，一定谨记不忘。”杨辅世感到这先生果然高明，不愧为官场打拼出来的四品大员，道理阐述得既深刻而又实在，真是经验之谈，故而率先赞叹起来。
“先生之论非不高也，只是俗语有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若似弟子这般刚介憨直，改不胜改，奈何？”杨万里其实也非常佩服刘先生的高论，但他却总是喜欢寻根问底，甚至旁逸斜出扯出些怪题来。像这样的提问，听来简直有几分赖皮，难免叫人哭笑不得。
但是刘才邵不仅不怪罪，反而开怀一笑说：“呵呵，万里啊，老夫早就看出了，你祖上的血脉和泸溪先生的熏陶已经在你的骨髓里播下了刚直不阿的种子，要你彻底改变性情，看来确实是不大可能了。但是刚直不阿本乃为人之高品，多为世所赞美，故不仅无须弃之，而且即似澹庵、泸溪二兄一样终生秉持之，亦难能可贵也。不过一味刚直，于事则多难成功。故而老夫并无意要你改变本性，但却也不得不告诫于你，下回省试之时，可千万莫再在考卷上写出胡澹庵《戊午上高宗封事》①，以及王泸溪《送胡邦衡之贬所》之类壮怀激烈之言辞了。”
“敬谢先生不倦之诲！弟子茅塞开矣。”杨万里终于表示完全理解了。
“呵呵，要教你说一声明白可真不容易啊！不过这回老夫倒想问问，你到底明白了什么？”
“启禀先生，弟子明白了应试归应试，为人归为人。应试为一时事功，不妨婉言曲笔；为人乃一生名节，故不必委曲求全也。”杨万里坦率地回答说。
“嗯，如此看来，宰辅、枢密①你是注定当不上了。不过像老夫一样考个出身，从一个芥子芝麻大的九品小吏，最终熬成个萝卜茄子大的三四品升朝官固不足虑矣。”刘才邵见杨万里既聪明过人而又明显地表现出一副刚强执拗的性情，内心既泛起一片由衷的赞赏，又难免有点替他感到惋惜，故而幽默地给他算起命来，并特别指出他那不肯变通随俗的人生之执着，必将使他无缘于宰执之高位。
“谢先生训示！不过，古语有云‘大丈夫合则留，不合则去’。弟子既珍重名节，固不以无缘于高官显爵为虑矣。”杨万里坚定地说。
“如此甚好！你既有此思想准备，则在将来挣得出身之后，尽可放心踏上仕途了。学问功底，看来前任诸先生均已为你们夯实了。你们所缺者，不过是对现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了解耳。补上这一课，你们就该跳过龙门了。故日后老夫之所要提示于二位者，亦不过如此而已矣。”
于是，通过刘才邵的一回回讲述，杨万里和杨辅世终于弄清了靖康以来宋金之间的历次战争与和议的具体情况和前因后果，以及建炎以来高宗朝内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历次激烈斗争，以及主战派惨遭迫害、主和派逐渐得势的情状。其中包括汴京沦陷，徽钦北狩②，高宗登基、受惊失色①、南逃入海、政变复辟②、乞和偏安，以及张浚视师主导抗战、岳飞韩世忠刘锜屡败金军，北土恢复在望，秦桧入朝迎合赵构力主乞和，残害岳飞，逐罢张浚韩世忠刘锜，胡铨奋争请斩秦桧，秦桧得势专权等等一系列著名事件。特别暗示了赵构故意扼杀忠良，放弃北土，阻止徽钦南归，以免自身失权的真实心态。使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和宋金对垒的军事形势有了更加明确和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奠定了他们保护自身，争取上位，积蓄实力，等待时机，乘势而动，一展抱负，恢复北土，振兴国家的雄心壮志和策略思想。
结果事情果不出刘才邵之所料，到绍兴二十四年（1154）再次参加省试时，杨万里和他的族叔杨辅世竟真的双双登榜，接着又顺利通过殿试而正式获得进士出身。
特别凑巧的是，后来被世人称之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尤袤、范成大和陆游，除尤袤早于六年前就中了进士之外，其余三人竟一同走进了这届省试的考场。其中范成大和杨万里一同获得进士出身，与当届状元、后来的著名书法家兼词人张孝祥及其他许多同年在进士唱名仪式和琼林宴上相识相交。而未能给自己涂上“保护色”，仍在考卷上壮怀激烈地指点江山、极言恢复的陆游，却果因触犯赵构和奸相秦桧对金国乞和之主张而被除名。可想而知，以杨万里的澎湃激情，要不是得到了刘才邵的规诫和指点，他这场考试肯定免不得又要和上届一样名落孙山，跟此番的陆游倒正好可互称彼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