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提起“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会是陆游。不错，在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这“四大家”中，最受后世推崇的无疑要数陆游了。但是，许多人也许想象不到，在南宋当年，中国诗坛最负盛名的却是杨万里。陆游就曾拿他自己与杨万里做过比较说：“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见《剑南诗稿》卷三十五《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
自然，不能排除陆游有自谦的可能，正如杨万里在评价陆游的诗才时也曾自谦说：“我老诗全退，君才句总宜。”但从陆诗中提到的“议论有至公”和“此评天下同”的说法来看，他在这里所说的主要还是天下的公论，而不完全是表达谦虚之意。与此相应的是，在当时的“天下”诗坛，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著名诗人姜特立就曾写道：“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同时另一著名诗人王迈也在他的《山中读诚斋诗》中说：“万首七言千绝句，九州四海一诚斋。”当时的宰相诗人周必大也称赞他“执诗坛之牛耳”，并说：“诚斋诗名斗牛寒。”而当时的著名经史学家项安世更盛赞他“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
当年中国文苑诗坛对杨万里诸如此类的赞誉，可谓不胜枚举，而且毫无异议。这就充分表明了杨万里当时确实是举国一致公认的诗坛“盟主”。
这就难免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后世受到人们更多赞颂的陆游，当年声名反而会屈居于杨万里之后呢？
其实，这个问题，当年著名的诗词评论家，后被历代学界誉为“宋、元、明、清四朝诗话第一人”的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诗体》中就已揭示出来。严羽总括宋代诗歌的体例共举出了七大家，即：“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其中有“杨诚斋体”，而没有“陆放翁体”；而且七家中的前六家都是北宋时期的（陈简斋虽殁于南宋，但其诗体仍是成型于北宋时代），唯独杨万里是南宋的。可见在严羽看来，在整个南宋时期，就只有杨万里一家的诗可以称之为“体”。所谓“诗体”者，乃诗人之独特创造和其诗作独具之特色也。
平心而论，陆游的诗无论从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应该说都可与杨万里比肩。他们两人诗歌创作的总体成就可以说难分伯仲，而风格韵味则各有千秋。这一点，钱锺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中曾有一段公允的评价：“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自古以来，书贵一体，文贵一家。诗歌创作自然也不例外。杨万里的诗能够突破前人的藩篱，大胆创新，开拓进取，以致自成一家，达到明显的与人不同而为自身“之所独”的高超境界，这正是他能够被誉为一代诗坛“盟主”的根本原因。而陆游虽然创作成就并不亚于杨万里，甚至后世还有很多人认为他的成就远在杨万里之上，但非常显然的是，从诗歌艺术的创新发展而言，则杨万里的贡献又确实要比陆游高出一筹。
更重要的是，杨万里不光自身能够跳出前人（尤其是江西诗派）的窠臼，使自己的诗作一新世人之耳目，更重要的是他还因此而成了整个南宋诗风转变的英勇旗手。正如钱锺书先生在他的《宋诗选注•杨万里小传》中所说的，虽然宋以后杨万里诗的读者不如陆游的多，甚至比范成大的都少，但“杨万里却是（南宋）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他）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众所周知，自从北宋黄庭坚的“山谷体”滥觞之后，江西诗派迅速风靡全国，几乎主宰了整个诗坛。杨万里身为江西人，而且本身又是学江西诗起步的，可见他要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是何等的不易。然而，却偏偏是他于南宋所谓“中兴”之初，第一个断然烧毁自己的江西体旧作两千余首，扬弃了江西诗稽古化今、脱胎换骨、穷于工细的传统家法，转而师法自然，追求一种天造地设、信手拈来、不事雕琢、生动活泼的新“活法”，从而蔚为大观，影响所及，不仅是整个南宋诗坛，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杨万里因为曾经把大量的民间口语写进自己的诗作，甚至被胡適、钱玄同等一班新潮文学大师推崇为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始祖。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后世也颇有人批评杨万里的诗“太多太滥”，下笔“过于随意”，有的甚至流于“粗俗浅薄”，以及“思想性不高”等等，但杨万里作为独特一家的地位却始终不可动摇，而他在艺术创新上对当时乃至后世文学的影响，在整个南宋诗坛更是无人能比。正如后世日本和尚兼学者英肇海所言：“世多谓诚斋南宋一诗人，立乎尤、萧、范、陆之际，流易浅俗，谐谑自喜，诗道之魔耳。余独取其诗而潜心读之，多清空宕往之作，俊快劲健，如鸷鸟之翔空，骏马之下坡也。奔逸纵横，洒洒焉，脱脱焉，盖痛忌致与滑而洗以天河万斛之水者欤！于是始知其机轴高于范、陆上，而非寻常诗人所敢知也。”
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个时期，我国文艺界在评价南宋诗人时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抑杨扬陆”的普遍现象。唯有“遗世独立”的钱锺书先生能够刚正不阿地勇述己见，在当时就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杨万里在诗歌艺术上勇敢创新、独树一帜、扭转乾坤的巨大贡献。而令人欣慰的是，钱锺书先生对于杨万里诗歌艺术成就的论断，在破除了“极左”思潮桎梏的今天，终于渐渐成了学界的共识。
其实，不光是诗歌，杨万里的散文创作成就和学术研究成就在南宋也堪称一流。只是由于其诗歌创作成就格外突出，以至于把他的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成就都遮蔽了，因而后世文学评论界很少有人谈论到他的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成就。进入现代以来，我国文学界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散文史》，其中竟没有一部提到过杨万里的散文成就，甚至连《江西文学史》中也只评述了杨万里的诗歌，而对其散文只字未提。倒还是那个日本和尚英肇海早就在他的《翻刻千虑策后序》中指出：“因阅其全集，而后又知其志不在于诗，而在于文；不在于文，而在于学也。其学之经世，盖与同时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不可同日而语矣，是其所以有千虑之策也。”这位在中国清朝时代就把杨万里著作大力引进日本的日本僧人可谓慧眼识珠矣！
不过，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陆续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杨万里的散文水平之高超，以及学术（尤其是易学）研究法式之独特；而对于其长期“不显”之原因，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讨。例如周汝昌先生就在他所编的《杨万里选集》引言中评价其《千虑策》“见地警辟，说理周彻，文笔条达，感情痛切”。于北山先生则在他所编著的《杨万里年谱》前言中指出，杨万里“为文兼擅众体，步趋韩柳。其密栗深邃、雅健幽峭处，尤与河东为近。友朋以此相推，诚斋也以此自负”。王琦珍先生也在他所编的《杨万里诗文集》前言中指出：“杨万里的文，不仅数量众多，体裁齐全，而且文学成就也很突出。”并特别推崇他的骈文“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而张瑞君先生则在他的专著《杨万里评传》中，专列了一章评论杨万里的散文成就。此外，学术界还先后开展了三次专门的杨万里学术研讨活动。而在这些研讨活动中，杨万里的易学研究成就，尤其是他花费十七年的业余时间撰写而成的《诚斋易传》，独出机杼地采用以史证易的方法，试图开发易学之政治功用的努力，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重视。
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万里不仅在文学创作和经学研究上成就突出，而且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完全称得上出类拔萃。
早在步入仕途不久，人到中年之际，他就利用居家守制的时间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三十篇政论《千虑策》，从为君之道、巩固江山社稷之原理、社会治乱之根源、爱惜和正确使用人才、正确选拔任用宰相和将帅、整军经武之道、驾驭官吏之法、改革选举考试科目、改善刑法、解决冗官问题，以及如何完善民政措施等十几个方面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南宋王朝当年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并一一相应地提出了解决的策略和措施，一时震惊了当时声名卓著的陈俊卿、虞允文两位宰辅。在南宋政治家中，连位及宰执的衮衮诸公尚没有一人如此全面、系统而深刻地论述过治国策略的，而当时的杨万里才不过是个比芝麻芥子还小的从八品宣教郎。难怪虞允文看到杨万里的《千虑策》后要惊叹：“不意东南有此人物！”而后世日本学僧英肇海在其《翻刻千虑策序》中也明确指出：“其言切实恳到，一一中时弊，可谓昏夜之一灯矣。”
在政治实践上，尽管杨万里终生都在当官与退隐的矛盾心理中痛苦地挣扎，而一旦走马上任，他往往便能拿出不同凡响的举措，来解决公认的天下难题。他从最低级的地方掾吏当起，继而知县、知州、路使者，以及多个中央机关职位，可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无不打理过，所到之处，无不声誉卓著。他不用刑狱，与民约法而顺利解决了赋税征收问题，他处处兴教立学而推广了文明教化，他大力举荐人才而为贤能之士开辟了晋升之路，他带兵剿匪而一举大获全胜，最后他以挂冠抗旨的坚决态度，拒绝发行祸国殃民的铁钱会子而震惊了朝廷，竟使得这项害民政策不得不胎死腹中。虽然他最终为此而永远告别了官场，但他仍然是一个胜利者。他虽未能跻身于宰辅高位，但他在朝廷内外的影响比许多宰辅级高官还大，弄得孝宗赵昚恼恨他“直不中律”，而光宗赵惇则惊叹：“杨万里也有气性！”
也正因为如此，原本完全有条件和资格出将入相的杨万里才至于落了个长期仕途困顿，终生得不到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一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最后只得愤而挂冠，退出政坛，专以诗文创作和思想理论研究来充实自己的人生。
然而，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当年许多权倾一时、极尽荣华富贵的势利之辈，早已经腐朽成灰，踪迹全无；而杨万里等既注重立德立功又不惮于洒脱立言的一代思想文化巨擘，却以其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和划时代的思想文化成果而为后世人所衷心景仰，代代传承，以至于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