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时移世易，历史发展的大潮卷起千堆雪，使一切伟人与功业转成空茫，在重浪叠涛间，在其吞泄吐溅出的星沫之间，我们找寻历史，直感觉到斯人永逝的寂寞。因斯人已逝，其音容声▌难觅，对其人格与精神之能否长在，便成了心中一份念念不去的期待。游侠，那群负气倜傥至于张厉顽悍的壮士，他们拼一腔热血求一场好死的激烈情怀，应该是东方人格建构的重要成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这种精神和人格，今天还能随古重的历史一起进入我们的生活吗？
半个世纪前，比一般民众更早地睁开望向世界的眼睛，更多地栉沐欧风美雨的严复，曾在《论世变之亟》中不无感慨地对中西不同民族及文化作过一番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他还具体论及中西不同的财用观和礼仪观，认为“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多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至其于祸灾的态度，则“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基于前面对传统文化及其所滋育的理想人格的描述，我们认为这种比较虽缺乏过程的具体展开，却也颇为精警中肯。古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因以儒道思想为底里，被规定必须是社会主潮文化的践行者。我们曾把这种理想人格指实为君子人格，“所谓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买；仁义在已，而不害不知；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犹然如将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为君子矣”[1]。衡之以严氏所揭出的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点，可知它们也正是传统君子所服膺的法则。
这种君子人格的创设有积极合理的一面，它足以标别民族精神的独特底蕴，并成为凝聚人群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不时会有仁人志士持此大节，慨然慕义，作出轰轰烈烈的惊人壮举。但是，由于这种人格的道德理想过于保守，加以传统中国人对它的提倡和呵护过分急切，人人都被它熔炼得精巧圆熟，遂使其自身绵延自振的能力日渐丧失，其提倡“以德兼人”，反对“以力兼人”，也因以时时显露出迂阔不周事情的苍白和无奈。能表明传统理想人格远未满足在现实生活中达到并保持健康人格所必须的程度。并且，由于它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实际上起着一种削损人性锐志斫丧生命元气的消极作用。进言之，起着一种维护既定统治制度和伦理秩序的作用。因此，在揭示传统人格萎缩的社会结构方面原因时，我们总不忘揭出其价值系统本身的缺陷。在这种价值系统支配下，人可以是有道德的，有修养的，且多闻见而美才情，他的心理结构由于不断地与世俗经验相协调，乃至与功名禄利相迎合，能使他在生活中左右逢源，有的还成就卓著，但他们的生命意志远不能用刚正沛盛来概括，他们的人格也不能用壮大与坚卓来形容。相反，它总和萎随颓放乃至贪冒媚俗联系在一起。而此时，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每当这种萎靡媚俗发展到充分，总能反激出人们对一种急功好义刚正不阿的壮大人格的期待。而与传统理想人格相较，侠和侠人格因立意皎然，意志坚强，每给厌绝无望的人以振奋，并进而使麻木不仁的人们如受电击，凛凛然以求振起，所以常常成为人们抵御并克服这种萎靡媚俗的精神支撑。
早在汉代，随着儒学被现实功利败坏，士大夫们纷纷抛弃儒家先圣的道德理想，或拘于师法门户，务饰奇情以示清高；有的干脆靠希世度务，面谀人主以求亲贵，全然不再有高尚的志节和严正的操行。此时有袁盎、灌夫和汲黯等人出，他们任气节，为游侠，以道相砥，直言无隐，在从朝堂到私邸的一切地方与公孙弘之流相对峙。同时，又有司马迁出为张扬，在《史记》中极力表彰其人格和精神，以为“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然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其实，不仅是司马迁一个，在后世许多士大夫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侠承担了当时社会没有承担的道德责任。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天崩地解似的变乱，西方文化与它们的坚船利炮一起第一度涌来，这种传统人格的负面影响更清晰地凸现出来。此时，有一批有识之士出为呼号，他们用以拯救颓败的武器，竟不约而同地又是这种侠义精神和人格。康有为说：“士无侠气，则民心弱”，章太炎说：“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他如郑观应、谭嗣同、梁启超、杨度等人也纷纷著书撰文，畅论其旨。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有辛亥志士倡“舍儒而崇侠”之说，希望藉此使“清明宁一之风，刚健中正之德，乃有所属，而民以兴起”[2]。抗日战争时期，又有人以此为凝聚民气振奋人心之具，提倡“充游侠振厄急难之心，则人人争赴国难矣”[3]。这样的主张与康、梁等人所论，在精神上是一脉相传的。他们都看到了侠和侠人格坚卓坚忍，为理想不惜奋斗的一面，看到了它作为东方人格中虽不与主流，但绝对有警世作用的价值所在。倡，实际揭出了这道东方人格别样风景中最有魅力的部分。是这风景使古老厚重的中国平添了一份蓬勃的生气。
这种人格魅力的辉芒，在今天是不是黯淡了？许多现象的存在，似乎很可以平抑我们的担心。譬如古代侠义小说传统在当代的被继承和被发扬，大众传播对新派武侠的热心炒作，一般受众对各种体式文学中侠义内容的喜好和痴迷，都似乎表征着侠及其人格在当代的影响。然而对文化的一般欣赏，不足以证明对文化的理解；精神性的消费，也不足证明精神力量的实现。当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加快，社会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而不可把握，倘有是非恩怨，也并不以非此即彼而通常以亦此亦彼的形式出现，倾盖如故自不可求，白头如新却比比可见。这种时候，武侠小说或影视文学中主人公恩怨分明磊落梗概的豪放风概，对人不啻是一种强烈的吸引。从此意义上，可以说侠及侠的人格已进入到当代人的生活。但欲对此作认真究诘的人们，总能感觉到这种热衷与真正被侠人格唤起的热情之间存在着距离，他们发现在这种表面热闹的应和中，侠人格的真实价值被理解得平浅和表面了，它以自己悲悯的义气和热肠对今人所作的跨时空拯救被轻轻地忽略过去了。
想来，他们要说的是，侠及侠人格不仅能在具体的行为层面上给人以启示，它更能在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层面对人贡献它的道德魅力。衡之以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社会，我们以为这种认识是值得重视的。人的全面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健康人格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落，或许是今天探讨侠的人格价值的关键所在。对健康人格探讨是一个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要归结到人性以何种形式发展这样一个绝大的命题。概要地说，人性发展有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人能最大限度地依照人的本性，他生理与心理指派的各种要求自由地发展，人性的目的就是要人听命这种本性的规律展开其本质力量。当人缺乏德性，失去理性，他的全面发展势必受到沮抑；而人失去目标，缺乏自信，他就不可能成为他自己。由于有社会良知和道德系统长期有效的督导，一般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都比较完备，还由于随科技发展，人类文明对生活的不断渗透，人们也能注意尽可能地依照科学与自然的规律思考、生活，因此，作为万物的灵长，他又是智慧的，聪明过于万物。那么，人的弱点与人性的障蔽从何而来？在这儿，我们无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但除了德性、知性的缺乏外，意志力的丧失恐怕是一重要原因。这种意志力的丧失，表现为人意志的品质能力下降，如独立性、果断性匮乏，不能坚持耐久，不能自持自制，作为机体用以应答环境刺激的各种反应的组合，他的行为开始怪悖，他的内摄价值观开始动摇，由此他作为人的自尊存在也开始面临危险。
人类有自己的基本特性，即某种心理结构框架。这种内在框架的被肯定，导致人积极进取，并萌生自我实现需要，进而产生利群意识。而当这种东西被压抑，人就会病态，会变得怀疑保守，并进而收回他对社会与他人的义务，走向自私与封闭。然而，就社会与人性发展的至高原则而言，道德总是要求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的，也因此，在这个时候，人因自己的存在而受到严酷的考验。意志坚强者固然不一定是良善之人，情怀高尚之人，但意志不坚定者一定不是能将道义贯彻始终的人，他容易产生失败感、挫折感。当人格力量仅能忍受挫折时，他不异于中人，并不至堕落下乘。而当个体人格力量不仅忍受了挫折，忍受了满足的匮乏，还能战胜匮乏，这时他就超越了挫折和匮乏，张大了人性的力量。
对挫折有不能容忍到能容忍再到能超越，是人格力量增强的标志。由此方向发展下去，它的一端必将诞育出英雄主义。而在挫折感与失败情绪的笼罩下，人是怎么样的呢？他基本的选择是萎缩和后退，将自己的需求层次降低，以至于将一种本可以升华为更高层次的需求停留在低层次上，乃至根本不相信这东西还可以向高层次上升。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对人和世界容易失去信赖，容易比人实有的平庸更平弱更庸俗。在西方心理学理论中，有一个名词叫“低俗化”，它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现象。这种人永远不够强健，不能承受更多的兴奋和高潮，他们的自我期许不高，成就动机更低，他不是社会的脊梁，无法成为完美道德的榜样。
与此相联系，这种社会因这种人格的弥漫而变得缺乏活力，没有创造激情。本来，健康人格的出现并获得主导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健康社会的出现，但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私有制只能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亡一样，既成的健康人格对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绝不是无所作为的，它对社会向更合理更和谐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说一个成熟的社会发展理论必须要用人的发展理论来补充，社会结构的变化又当以人格结构的建构为核心。人格的健康发展最终成为社会正常的尺度，而人格的萎缩与平庸则必然影响及于社会，使之失去活力和创造激情。
这个时候，尽管不再有提倡以匹夫之武德救民族之危亡的急切需要，也无须为了挽末世之浇风而召垂丧之英魂，我们同样想到侠及侠的人格。那种坚持原则，忠于承诺，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赴汤蹈火生死以之的精神，爱重名节，乐于奉献，为了别人的事可以克服一己需要，并务求完满实现的精神，不亦可以用为救治一切卑浅人格的药石吗？而特别是，在因对手异乎强大而遭受挫折的时候，在不为社会享利集团和大众认同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张大主体的力量，服从内心的激情，在艰难惨酷中百折不挠地执义行侠，接近作为侠者的最高理想，这更可以给人们诸多的启示和鼓励。
当我们因各种原因陷于生存困境，对环境适应不良，自信力降低，由此对人与社会的信赖、对理想的信念发生动摇，此时我们能意识到自己人格的核心，发现它正在趋向消极。而侠立意皎然意志坚强的品格，及其充满自信的存在，足以构成对消极人格的反动。他似乎形象地告诉人们，大凡“具有健康心理的人的行为更多地由真理、逻辑、正义、现实、公正、合理、美和是非感决定，而较少地由焦虑、恐惧、不安全感、内疚、惭愧等心理左右”[4]。而“没有信念，人会软弱无能，毫无希望，而且会对其存在的实质本身惶恐不安”[5]。尼采曾经指出，人是可以由他的承诺能力来规定的，并认为这是人存在的条件之一。这承诺也是来自意志力，来自人对自己力量的信仰。当然，尼采所说的那种人，可能是他唯意志论哲学的体现者，是他所称道的充实雄厚、伟大完全的超人。但不管怎样说，这充实雄厚伟大完全作为人格的要素，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并且，它使人想到侠及侠人格所具有的毅力和精神，由此真切地体味到，由人的体质、气质等综合因素构成的人格的坚卓倔强，原是可以横亘在古今中外一切人面前，并成为他们理想之寄托的。
对于人格的理论研究是后起的，但健康人格的存在已是很久很久的事了。我们看侠者秉乐观开朗的天性，抱无往而必胜的信念，并不为一时不被公众理解而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不为这种不理解而稍稍改变自己的行为，在困境中保持尊严，在举世滔滔面前坚执独特的自我评价和社会批评能力，且很有效地把意志落实为行动，这使得他们的人格具有一种高迈而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并且，由于这英雄主义精神是通过无数意志行为来体现的，所以尤具感染力。强大的人的意志行动如仅表现在决心上，不过是行动的一种心理准备，还没有越出人的主观状态范围，只有当意志越出主观状态并支配人的外部行动，进而求得现实改变时，它的能动作用才真正表现出来。侠恰恰是一群刻意追求并也能够有效地把意志化为行动的人，这种由意志到行动之间就过程考察，可能有足够的惊心动魄，但因他们对这行动的目的和结果有绝对的自觉，深思熟虑，所以在挫折和失败面前，他们永远能保持侠者的风度，显得信心十足，优雅并从容。我们可以在内心深处问自己，我们有这份优雅和从容吗？
再说侠重人格平等，尚精神自由，因无私而无畏，因无求而圆足，这种人格精神对当今物质增长与人格增长失调的人们是否也有启迪意义呢？人的平等观念，意味着一切人都具有被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权利。侠之行义，不论对象，不问亲疏贵贱，义之所在，即身之所在，人之所在，即使命所在，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襟怀，不仅得到司马迁极高的评价，便历代持正统立场的封建史家、文人，也不得不表示由衷的敬佩。所谓“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有绝异之姿”。这“温良泛爱”，即说明他们为侠义心驱使，可以爱一切人，为一切人献身。
由于爱一切人，平等地看待一切人，视他们的利益为己身，侠鲜有自私自利之心。或者说，作为侠者，他们有强烈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爱自己的名誉胜过生命，这或可视作他们人性中自爱自私的地方，但由于这自爱自私也需仰赖爱人利人才能实现，所以选择作侠，就等同于选择舍己利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不自私而爱人，不自利而利人的美好品质，在侠的人格中是体现得最为充分的。不仅如此，游侠人格中自由朗爽的一面，也正是在这种泛爱和无私中实现的。一个人做到了无私，不将行为同权利、报偿相联系，他就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自由，甚至就拥有了自由。在这种自由实现中，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超越人之上的力量，也不是被人强迫的外在义务，爱成了他自己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他使自己与社会联系了起来，并进而使这社会真正成为合适于人自由发展的世界。
当然，说侠的人格世界中有一种崇尚精神自由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他能超越现实。相反，历史上很多侠都乐意把自己的信仰与社会相联系，这使得他们既可以缔交翩翩，傧从奕奕，出蹑珠履，动以千百，来往花树下，纵欢平康坊，乃至红尘结仇，都市杀人，也有为国家民族大义，效力边庭，“纵死犹闻侠骨香”的。当然，在此时，他们仍会以某种方式保持作为侠者的自由，那种“气高轻赴敌，谁顾燕山铭”，“不羡山河赏，唯希竹素传”，都表明了他们对精神自由的珍视。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超越功利的品格，足以启发人从内心深处引导出良知，在生活中发展出高于一般道德水平的人格力量，由此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
人的精神之博大可贵，在于不可名诱利动。只有对精神的不断追求和超越，才是对待精神的最好态度。而一切世俗的名誉、封号，对精神而言并不是合适的装点。因此，今天我们咀嚼侠带给人的启示，排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是很可以在一种高尚的精神面前，获得清洗卑琐人格的动力的。
一种文化的理想人格，体现了这种文化的精神。在前面，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侠人格之于助成健康人格的作用。应该说，这种有侠人格参与的理想人格，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真谛。由此，我们感叹当代人精神的失落和人格的不完满，在物质增长趋于极限的时候，我们深感人失却的不仅是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并连与人性密切相关的生命原创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流失了。从此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需要救赎。救赎不仅是出于现实和理性的要求，它更是人性和精神本身的要求。而人要获救，他的本质和价值必须要有所改变，由外在的自然实体移向内在的精神。在看取侠与侠人格之于今天的启示时，我们真诚地希望人们能从这样的精神层面，反复含玩，细细咀嚼。
或许人类对苦难的承受力小一些，我们的苦难就会少一些。但事实是，人类因自身或别的什么原因，永远不可能脱离磨难，并且这磨难总要求人去解决，去克服。那么，高扬起主体生命的意志，去显示我们民族坚毅果侠的人格吧，这将是当代人可以做的选择。
【注释】
[1]《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
[2]揆郑《崇侠篇》。
[3]刘永济《论古代任侠之风》，《思想与时代》第12期，1942年7月。
[4]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第356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
[5]弗洛姆《自为的人》，万俊人译，第17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