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刚到，乡里人就忙了起来。

这忙，是种既爱又恨的忙。一年到头了，该收的都收了，该忙的都忙了，就要坐下来享受享受了。但却闲不下来。过年是件大事，扳着指头数数，跟年集，办年货，还要请先人，杀猪，忙事还多着哩。

我们家里就更忙了。这时候正好放假，但坡上的柴还没有剁回来，圈里的粪还没有倒腾出来。所以，放下书包，扛起镢头，裤腰里挂上镰刀，干活去。

开始的十多天，我和父亲每天都是一种样子。早上起来，先是蹲在火盆边里吃烤得黄亮的馒头片，喝两杯香喷喷的炒茶，用乡里人的话，把肠子装饱好干活。你还别说，这烤黄馍，喝炒茶现在还享受不上了。我们上班的时候，只能从路边的小吃摊子上买上两个包子或饼子，在单位上用一杯热茶冲进肚里，全没了那种吃早点的感觉，整个就是应付差事。守着火盆喝茶吃馍可就不一样了，因为要去干活，所以赖在那儿不走，也是种享受。

肠子装饱，便背上背荚，挂上镰刀上坡。坡上这时候已经是一片萧条，唯一能看见的绿树就是松柏了，其他那些马桑、黄栌、筚子梢，早就叶落归根，剩下光秃秃的枝条长在坡上，等候我们前去割倒。这些灌木们，今年割去，明年就会更加旺盛地生长起来，要是不去收拾，来年就会长成一锅草，没法弄了。

和庄里所有人家的坡一样，我家坡上长得最多的也是马桑。我和父亲主要就是去割它。马桑在自家坡上，只消剁回来码成垛就行了，而如果是公坡上的，就会有人连马桑的根都掏了回去，这叫掏疙瘩柴，疙瘩柴可是架火盆的好东西，一个疙瘩柴可以在火盆里锈上一天的火，实惠。自家坡上可不敢这么弄，疙瘩掏走，下一年就别想再烧马桑柴了。在庄子里，谁家院边的马桑垛子既大又高，就说明了这家人家口大，人气盛。我家的坡本来也挺大的，但由于这片坡挨近山顶，与另外一个村的土地相连，那个村子里的人时常到这边坡上来放牛。一到初春，阳光明亮，地气回升，放牛的人就都赶着一大帮牛过来了。马桑刚发出嫩芽，牛很爱吃，它们脚底下盘着，嘴里啃着，发上来的马桑苗都给破坏掉了，即使不死，也只能像秃顶的人一样营养不良。我奶奶在世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便拄了拐棍立于院边咒骂，我有时也会跟上喝几声。但真要去对面赶牛，还没等我们踩了冰凉透骨的河水过河去，放牛的人已经赶上牛翻过梁了。

某一年马桑柴要是不够烧，我和父亲就去一些公坡上剁柴。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父亲剁柴的时候，一个山里边的人远远地吵骂：“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你剁我的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他就这样重复着，父亲说，不要管，那是个疯子，这坡又不是他家的。

年年这么干活，父亲也觉无趣。但他会想些法子打发这种无趣的时光。在剁柴的时候，他嗓子里不疾不徐地唱着秦腔，有时还来上一段眉户。他最爱唱的就是《铡美案》里包公的一段唱：“黑人黑面黑无比，浑身上下一碇墨。”其中的“墨”字，在我家乡读音与“煤”相同，我只记了这两句，有时候无趣了，也吼上这么一嗓子，解乏。

这两年父亲年龄大了，上不动坡了，就在家门口收拾一些老树枝烧柴，坡上的马桑老远看去也有些败了。

柴剁回来，慢慢就成了垛儿。

一个马桑垛儿可以管一家人烧近一年的锅。马桑柴摞在院边的空闲处，时间不长柴便风干了，用的时候从柴垛上抽上一捆，用斧头剁成段，就可以烧锅了。过年的时候，炖肉，炒菜，搭米饭，蒸馒头，都用马桑柴。这种红皮的灌木，遍地都是，像人里面的农民，皮实，耐用。

柴攒够了，就该出猪圈了。这还是我和父亲的活儿。我们吭哧吭哧出上几天，才能把一圈粪出完。粪疙瘩用架子车运到场里，摊开冻着。没几日，这些粪就会风化成细粪。

其实这些活儿在庄里再普通不过了。一到腊月，家家户户都干着同样的活，拾柴，出粪，收拾完后，就开始办年货。先是杀猪。瞅个好日子，请来杀猪的匠人，大潲桶摆在院边，烧开的水提上两桶倒了进去，一股热气瞬间便蒸腾起来，真是要过年了，热气腾腾啊。自家圈里的猪吆了出来，叫了邻里几人和杀猪匠一起，把猪从四条腿和耳朵上提住，抬上案子。随着一声响彻整个峡的嘶叫，大伙儿就都晓得了，某某家杀猪了，喜事。猪收拾干净，血脖子用小蒜吵了，刚出锅的热馒头，香喷喷的酸菜拌汤，这些都抬上饭桌，只等杀猪匠来品尝。一到这时候，我的哈喇子早就下来了，便盯着杀猪匠看，他好像一点也不急，慢腾腾地用洗衣粉洗了手，披好衣服，才坐在桌边。而我已经拿上筷子跃跃欲试了。

农民们如果没有什么红白喜事，一年便只杀一头猪。这头猪管着一家人一年的肉和大油。捎带还能攒些粪。

拿我们家来说，打我记事开始，印象中就没有养过一头像样的猪，一年下来，圈里较肥的那头猪已经卖给猪贩子了，只留下一头皮瘦毛长的黑猪。过年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吃肉，就已经没有肉吃了。

猪杀了，母亲便系上围裙在案板边忙开了。一块块小盆大的猪肉要一刀刀切碎了。肥肉切成一寸见方的肉片儿，瘦肉和骨头则剁成拳头大小。灶眼里的火红通通的，锅里冒着热气，先是煮瘦肉和骨头，煮上一下午，满屋香气扑鼻。但奇怪的是，受了油腻的熏陶，我的肠胃里已经容不下这些香喷喷的瘦肉了，甚至有些反胃。父亲是能吃肉的，他会切上一小盘瘦肉，细心用调料拌了，然后蹲在灶前一气吃光。肥肉则是用来炼油的，放进锅里煮到肉片黄亮、大油取净时，便停了火，晾冷。几个大罐子母亲已经洗净放在案边，只等着油冷却后，连肉片装进罐子。这几罐子油便是一年的油了，有时候口淡了，便从油里弄些肉片出来，解馋虫儿。

所有这些收拾停当，也就到了年跟前了。峡里边零星地炸响了炮仗，还有些打鼓的声音隔了山头传过来。这些，都预示着年就要到了。放眼望去，庄里人的门上有些已经贴上了红对子。但还有几个老汉在地里边刨挖，好像没有意识到有过年这回事一样。在他们的镢头底下，不时传来石块清亮的碰击声，和那零星的炮仗声构成了和谐的交响乐。

但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在年前处理完。磨面，理发，买菜，请先人，一样样都得从手底下过。这就让人产生了对过年的厌烦。

活人们要过年，亡人们同样也要过年。每年腊月三十下午，父亲都要安排我们去请先人。香纸都已备好。取出来，再找一张大钱，把纸用这张钱印了，好去给先人烧。印钱也有讲究。母钱要用大票面的，以前用的是10元的大团结，现在则用百元的毛主席。红通通的百元票子铺展在裁好的白纸上，从一个角上开始，用力将钱的两面在纸上压，并在钱边上用指甲画出线，下一张就从线开始再印。这事不能急，给先人用，要虔诚。我干的时候很急躁，粗粗一印，便拿了去烧。

请先人，实际上只有爷爷和奶奶。他们的坟坐落在房背后的山坡上。很向阳的一个山洼。有一年去请先人的时候，我还掏出五四手枪，朝天放了一枪。我想，这下子先人们在阴间该享福了，没有鬼再敢欺侮他们了。这事现在想来可真是荒唐。

看着纸灰在风里打着旋儿，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1983年我跟着父母回到这个称为祖籍的地方。十岁的小孩儿眼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从小镇的街道上穿过，许多人都盯着我们看。灰黄的土墙上还残留着红漆刷上去的标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浓重的感叹号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激情。穿过街道，顺着一条发白的土路走向一个叫做峡里的地方，路两边全是刚刚生出幼苗的麦地，淡淡的绿意冲淡了走进这个小镇时刺目惊心的感觉。杨树在路两边站着，风吹过，它们便啪啪地拍起手来。

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被人称作峡里人的农民的孩子，我身上已经沾染了沉重的乡土气息。我见证了一些人的死亡，经历了成长的快乐和痛苦，虽然已经走远，而我却感觉它离我仍是近在咫尺，气息可闻。

黄土埋葬了两位亲人和一帮亲戚，它仍是那么博大、宽厚，随时等候接纳扑进它怀抱的子民。

现在，睡进黄土的人，他们的表情依然在眼前晃动，那些毫无遮拦的笑容，那些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那些穿着黑布棉袄的身子，那些越来越远的背影。他们永远地睡去了，活在世上的人承担了祭奠的苦痛和郁闷，承担了继续活下去的义务，要不，这大片土地和身后的孩子该甩给谁？

有时候，请先人、祭祖先是为了给后人们看。一上年龄，就会为身后的事情想着，自己躺进黄土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更多的，是对亡人的想念。许多亲人会在这时候不停地进入梦境和想象当中，他们会说：“自己在阴世没有钱花，没有衣穿。”梦说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梦一出现，人们就会去想，是不是真的没有钱花了，没有衣穿了？就会去备下来，去坟上烧纸钱，送寒衣。

腊月三十，请先人就是让亡人们回来过年。一把香烛在坟上点亮，纸钱烧完，炮仗响毕，就端了一炷香往回走。一进门，香便插到柜子上的香炉里，袅袅青烟升了起来，先人的魂儿回来过年了。母亲在这时候便会端上早已准备好的献饭，一碟碟地献在香火面前。献饭有米饭，有丸子，饼干，白菜炒肉，土豆炒肉，先人们在香火缭绕里静静地去享用了。这些献饭最后还是让活人们吃了，先人只是背了个名。

先人请回家，基本上就结束了一年的事情。一家人坐了下来，围在炕桌边包起饺子。肉馅的，和了葱末儿，下到锅里，香气扑鼻。一碗碗盛了摆上桌子，开吃。吃完饺子，母亲去收拾碗碟，我们就坐在电视前面，兴高采烈地等着春节晚会的开演。一年从这里结束，也将从这里开始。它来得不紧不慢，像是寻找了很久的一个人，看见它时，却没了应有的惊喜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