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商周到秦汉，长江流域的民居资料比黄河流域的民居资料要少，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 困难。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吴越、楚地的人受到蔑视，讥为不 开化，或被斥为蛮子。实际上，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不仅精湛，而且丰富，在建筑、丝织、冶炼、艺术、哲学等各方面都有独到的长处。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发展。一方面是原有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是中原文化的注入，两者促成了文化的多元性和生机勃勃。民居文化在此时也再现前所未有的景象。

据地理学家、气象学家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气候寒冷，灾害频繁，致使游牧民族由北向中原推进，而中原的农耕民族则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谭其骧先生早在1934年就在《 燕京学报》发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指出：永嘉初年，山东、山西等地流民渡淮河、长江在南方定居。东晋成帝初年，淮南的北方人渡江南迁，陕甘境内的人口也有不少南迁到汉水流域或四川盆地。刘宋时又有大量流民南迁。今江苏境内接受的北方移民最多，安徽、湖北、四川也都接受了数量不等的移民。

由中原迁来的宗族大多是合族而居，逐渐在政治上有了地位。如山东金乡大族郗鉴率乡里千余家迁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山东诸城大族徐澄之率子弟和同乡千余家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宗族中出了许多大官。北方侨居南方的士族盘根错节，琅琊王氏、颍川庚氏、陈郡谢氏等从中原迁来之后，在东晋政权轮流执政。刘裕的祖先迁到京口，起初很穷，刘裕小时候砍柴、种地、打鱼，后来成了刘宋政权的建立者。

南朝的宗阀势力很大，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的居住条件很优越。陶侃、刁协、沈庆之、阮田夫、孔灵符、谢灵运的家业都很大，一座民居实际上是一处庄园。庄园内有多幢楼馆，有大片土地，有林木和水池。如：谢灵运的“山居”，水绕山环，阡陌纵横，果树茂密，药圃殷绰，还有许多奴僮。

南朝的官员，哪怕是自称清贫者，也乐意经营私家园宅。《梁书·徐勉传》记载徐勉“虽 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但是，徐勉在诫子书中自述：“中年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 ，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由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荫，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回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 。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茭莲。”徐勉的园宅是集颐养身心、经济自给自足于一体的封建庄园，这种庄园制度对于小环境建设是有好处的，因为，庄主有责任感，把山水治理当作家里的事情，作为遗产留给后人。

南方的开发，正是在这一处处占山占水的过程中，收到较好 的效果。南朝的民居主要集中在水域附近。如当时的江陵、京口、建康均是长江边的商业城市。

此外，汉水、赣江、湘江、鄱阳湖、太湖、洞庭湖等水域周边都发展出居民群落。当时，长期居住在山里的蛮人也向河谷、平原地带扩展，他们与汉人杂居，但地位低下。

比较而言，南北朝时期的长江流域比黄河流域更适合居住。北方及中原有“五胡乱华”、 “六镇之乱”、“河北起义”，战争频繁。南方虽有东晋、宋、齐、梁、陈几个政权的更替 ，但没有大的战乱，统治者也没有大的土木造作，社会上流行玄学，人民的居住相对安定。

因此，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在此时出现繁盛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