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永恒》，达利作，1931年，布上油画，24x3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也许是最为知名的二十世纪画家。”这是道恩·艾兹(英)在他所著的《达利》一书中的开场白。确实，在超现实主义画派中，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比其他画家更加声名显赫，或者可以说“臭名昭著”——这不仅仅因为他的那些想象力丰富得令人震惊的画面，更因为他那古怪得让人侧目的形象和行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天才，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自我宣传的角度。他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和疯子的区别在于他不发疯。他精心侍弄他的小胡子，使之成为其身体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在画布上“做梦”，表现性、战争、死亡等非理性主题。他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装腔作势地进行各种活动……总之，这个西班牙人的言行举止连同他的艺术，已共同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的特别景观。 

达利1904年5月11日生于加泰罗尼亚，曾就学于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学院，不过分别在1923年和1926年两度被逐出校门。他曾经专门学习过学院派方法，并对立体派、未来派等作过尝试探索。1927年他完成了第一幅超现实义油画《蜜比血甜》，并于1929年夏天正式加入超现实主义阵营。达利称得上是一名天生的超现实义者，他的绘画是细致逼真与荒诞离奇的奇怪混合体。他声称，“我在绘画方面的全部抱负，就是要以不容反驳的最大程度的精确性，使具体的非理性形象物质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设计了一种新创作方法，即所谓的“偏执狂批判活动”，从而把幻觉形象从潜意识中诱发出来。他的画从局部看，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细腻的，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全然没有视觉逻辑的条理性，因而只会带给人们梦魇之感。过份的透视感和摄影般的清晰度则对这种梦幻性作了进一步强化。这些作品被达利自称为“手工制作的梦境照相”。达利深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性心理学影响，他的画中常常使用象征手法对弗洛依德的观点作出图解。如既似瓶罐又似女人头像的变形，来源于弗洛依德关于容器象征和女性共同性的观点。弗洛依德曾借着心理分析去观察达利的那双眼睛，他说，“这双西班牙人的眼睛既真诚又狂热。” 

《记忆的永恒》作于1931年，它受到弗洛依德的启迪，表现了一个错乱的梦幻世界。我们看到，清晰的物体无序地散落在画面上。那湿面饼般软塌塌的钟表尤其令人过目难忘。无限深远的背景，给人以虚幻冷寂，怅然若失之感。达利的绘画往往是支璃破碎的，充分展示了无意识的梦幻场景。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偶得的幻觉形象，必定经过了画家相当的努力；而看似无意识的画面，必定是有意识计划的结果，甚至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记忆的永恒》也不例外。弗洛依德曾这样对达利说，“你的艺术当中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兴趣?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

《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达利作，1944年，布上油画，51x44厘米，私人收藏。

1927年，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的妻子加拉相识。尽管加拉比达利年长10岁，两人仍倾心相爱并很快走到了一起。从此，加拉成为达利的伴侣和守护神，也是他的模特儿和艺术灵感之泉。《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描绘的是加拉的一个梦境，一个由于蜜蜂的蜇刺而引起的荒诞离奇的梦。画面上，裸体的加拉悬浮在一块礁石上休憩，而礁石则漂浮在海面上。在加拉身旁，一只红色石榴飘浮在礁石边，一只小蜜蜂正专心致至地围绕着石榴“工作”。加拉的左上方，大石榴裂开了口，裂口中窜出一条大鱼，鱼夸张的大嘴中又跃出两条斑斓猛虎，张牙舞爪地扑向加拉柔软的躯体。猛虎前面，一把枪直指加拉，尖尖的刺刀头点在加拉的臂膀上，引起蜂蛰般的疼痛。远处，一只大象驮着尖顶方塔，迈着被极度拉长的竹杆般的四条腿走在海面上。这样的大象，我们在他1946年的《圣安东尼奥的诱惑》中又一次看到。一场由绕石榴飞舞的蜜蜂而引起的梦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它的颜色清澈明亮，形象逼真写实，但却毫无逻辑性可言。“这一切象征什么y对这样一幅画中的石榴、蜜蜂、老虎、大象、大海……可以赋予它几种甚至上百种意义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有深刻和浓厚的色情含义。”(Angelo De Fiore等著，乐华等译：《西洋巨匠美术丛书达利》文物出版社第24页。) 

达利不仅画画，还从事雕塑、电影拍摄、写作、设计等工作。他曾与他人合作完成电影《一条安达鲁犬》、《黄金时代》，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一个天才的日记》，为芭蕾舞设计布景、服装，设计珠宝“皇家之心”、“时间之眼”，还有著名的“螯虾电话”等。经他手的每件作品，无一例外地留有超现实主义的梦幻痕迹。1982年，加拉去世后，他把他的全部财产捐赠给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1989年1月23日，达利离世，被安葬在他自己设计和装饰的剧场博物馆内。达利，这个名字曾经意味着功成名就和荒诞不经，时至今日，它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