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历史身位
魏朝勇
一 诗哲之间
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谁？霍布斯（Hobbes）曾提醒我们，有多个名叫修昔底德的人：法萨鲁斯人修昔底德，在《战争志》 第八卷中他是雅典利益的代理人（VIII•92）；米利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普卢塔克（Plutarch）的“伯里克勒（Pericles）传”对他有所提及，此人可能就是《战争志》第一卷中率舰援兵萨摩斯的修昔底德（I•107）；阿里斯通之子修昔底德，来自阿克都斯镇，是一位诗人，没有作品传世；《战争志》作者哈里穆斯镇人修昔底德，是奥洛鲁斯（Orolus）和荷歌西裴勒（Hegesypele）的儿子，与色雷斯王族沾亲带故，即便没写过《战争志》，也会因其贵胄显耀而闻名于世。
《战争志》作者修昔底德大约生于公元前460年，卒于公元前396年。 他在书中很少提及自己。一开始，他只说自己是一名雅典人（I•1）；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雅典爆发瘟疫，未能幸免于疾（II•48）；战争的第八年，担任色雷斯地区的将军，驻守塔索斯，因战事需要率舰船援救安菲波里斯，可惜行动未果（IV•104-107）；安菲波里斯战事失败后，遭致放逐并流亡异邦20载，这使他获得更多空闲时间探究战争进程（V•26）。从此，修昔底德由一名驰骋疆场的将军变成了战争的旁观者和记录者。
修昔底德没有替自己的战争“记录”（συγγράφειν）命名，标题“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志）”是后人的点睛。 在后世的史家看来，修昔底德是“所有史家中最好的一位”。公元前一世纪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已暗示了这一点，还别有心思地在古代史家与哲人、修辞家之间谈论修昔底德。
在某种“之间”讨论史家，大概始于哲人亚里士多德，如其所言：
史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韵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韵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韵文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
亚里士多德的判断——“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给出了“历史”的位置：诗与哲学“之间”。或者说，史家处在诗人和哲人“之间”。这个“之间”不是一种过渡，毋宁说史家不如诗人，更不如哲人。
亚里士多德或许想借“史家和诗人的区别”暗中调和柏拉图的“诗”与“哲”的冲突，表面上却是针对史家来为诗人辩护。亚里士多德点了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名，但似乎更在意修昔底德，因为在那段话里他补充了一句——“所谓‘具体事件’是指阿尔克比亚德（Alcibiades）做过或遭遇过的事”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时代，哪位史家详述了阿尔克比亚德的“具体事件”？当然是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讥弹用韵文写作的诗人，也睥睨用散文写作的编年史家。他申明：
无论如何，从业已援引的证据可知，凡是认为古代事件的状况与我的记述相当接近的人，他就不会出错；没有比这些记述更可信的了，一方面，诗人只知吟咏歌唱，粉饰并夸大事件的主题，另一方面，编年史家构织事件，是为了取悦听众而不是为了真实；他们的故事无法得到验证，大都由流逝的时光中寻找进入神话境界的途径，以致变得难以置信（I•21）。
修昔底德指摘诗人和编年史家缺乏“真实”，姑且不说编年史家， 修昔底德对待诗人的态度和亚里士多德相比简直别如云泥。
毋庸讳言，修昔底德所指的诗人正是荷马。修昔底德不相信荷马，只因他确信特洛伊远征根本没有荷马宣扬的那般伟大（I•10-11）？
在《战争志》第二卷中，伯里克勒的“葬礼演说”宣讲到：
我们将不需要荷马为我们唱赞歌，也不需要其他诗人的歌颂，他们的诗篇可能令人欣喜一时，但他们对事实的呈现就真实而言是不可确信的（II•41）。
如果伯里克利的演说隐匿着修昔底德自己的认同，那么，修昔底德介怀于荷马的仍然是 “真实”与“可信”。
在修昔底德之于荷马的态度中，可以体会一种新观念的生成。荷马代表着古希腊伟大的史诗传统。这一传统在修昔底德之前的伊奥利亚（Ionia）的史家（也就是修昔底德所说的“编年史家”）那里已经受到挑战。ἱστοριη（historia）一词是伊奥利亚的产物，与物理研究相关，志在“调查”，蕴涵着自然科学精神。首个把ἱστοριη从自然转向“调查”人类生活和国家的人就是赫克特乌斯（Hecataeus，或写作Hekataios）。赫克特乌斯的历史叙述混合了经验知识和逻辑假设，以及谱系研究和对神话学的理性批判。古老的史诗传统正是在这种混合的新观念中遭受动摇。
修昔底德不屑编年史家，在重视经验知识和祛除神话迷思的维度上，他还是承继了赫克特乌斯。 正如赫克特乌斯在《谱系》中宣称：
我在这里所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记录，希腊人的传说很多，但在我眼里是荒谬可笑的。
修昔底德比编年史家尤进一步，为了表明接近“真实”，《战争志》的标记选用了συγγράφειν（记录、志）一词，而非ἱστοριη。 实际上，修昔底德从来没有说过叙述一个“历史”，ἱστοριη这个词汇在其作品中了无踪影。
相反，希罗多德的“历史”就用了ἱστοριη，这个词在他那里的意思即是“调查研究”。 希罗多德的风格杂糅了荷马和赫克特乌斯的两种传统。 某种意义上，希罗多德的史著含有修昔底德所攻击的两大特点。恰在狄奥尼修斯看来，修昔底德轻慢希罗多德。
修昔底德是荷马的竞争者，甚至是“史家”的陌路人：他既非“编年史家”，更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史家”。
修昔底德的身位在哪里？回头再看狄奥尼修斯的言论。
狄奥尼修斯给予修昔底德的评价总是含蓄微妙。在谈论修昔底德拒绝像其他史家那样把神话插入历史叙述之后，狄奥尼修斯接着说道：
哲人和修辞家，倘若不是他们之中所有人，但大多数都证明修昔底德一直极其关心真实……。
这仿佛是指修昔底德像哲人和修辞家一样关心“真实”。哪一类哲人，怎样的修辞家？狄奥尼修斯不曾回答。
追求“真实”，使得修昔底德更像哲人？——柏拉图式的哲人，抑或亚里士多德式的哲人？柏拉图相类修昔底德，抨击诗人不能反映“真实”（真理） ，却不好妄说修昔底德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史记更赋哲学性，修昔底德因而也很难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哲人。至于修辞家，在柏拉图的笔下，如他所责难的诗人，实则同道相谋。
修昔底德生活在雅典启蒙时代，受过自然哲学的滋养。据说他是阿那克萨格拉（Anaxagoras）的学生， 一定程度上还受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影响。 修昔底德谈论战争“原因”的用词是πρόφασις，该词借自当时的医学语言，彰显了探索“真实”的意图； 但没有证据显示修昔底德承认阿那克萨格拉的“努斯”（νοῦς）概念，他避免使用νοῦς（宁愿选择γνώμη），难道是想与νοῦς表征的时代哲学理念保持距离？
修昔底德和哲人的缘契，在近代政治哲人霍布斯倾力翻译《战争志》的行为中还能找到另一种视角。霍布斯曾就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析理入微，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从来没有因为教导而离题，也没有使用其他公开传布的箴言（这是哲人的嗜好）；由于他把审思善恶的事件和方式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人的眼前，这表明叙事本身秘而不宣地引导读者，可能比箴言所起的作用更加有效。
这无异于说修昔底德比哲人（或者自然哲人）更有意味，相较亚里士多德的言论，确乎迥别其趣。霍布斯作为政治哲人如此重视修昔底德的叙事，表明修昔底德的身位在西方思想史上发生了变化。
在现代西方，思想者越来越重视修昔底德所葆有的一种特质。最过突兀的评论莫过于尼采的观点。尼采声称修昔底德是对柏拉图主义最好的治疗；修昔底德是古代希腊人那种强劲、严酷和坚韧的本能事实的最后呈现和伟大总结；修昔底德具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而柏拉图却遁入了理想。
要搞清修昔底德的处身位置，本该通篇品味他的著作才能作答。借助西方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以来诸多学者的眼光，这个话题也可以延续下去。
古典学家Jaeger认为，修昔底德建构了“政治历史”。迥别于智术师或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乃至梭伦的宗教性国家概念，修昔底德“政治哲学”不宣扬普遍学说——他的著作没有箴言。他通过事行的直接叙述显现政治逻辑。……随其著作的成熟，修昔底德愈发像是“政治哲人” 。
古典学家Grene在评价修昔底德和柏拉图时，表示不想在习见上把二者分别处理为史家和哲人。有些学者断言修昔底德不具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理论，仅只考察了实际政治的事实而疏忽“终极法则”探究；对此，Grene声称应该摈除这种论调，修昔底德依循他对政治事实的洞察，至少确立了“政治理论的本性”。
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说，修昔底德不仅是委身城邦的政治人，而且是不归属任何城邦的历史人。修昔底德在普遍中寻觅独特，在恒常人性中发现变化，他是一名“哲学式史家”。修昔底德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非绝对背道而驰。 不过，修昔底德相信思想家（且只有思想家）能充分理解政治生活，但思想家无法指导政治生活；哲学没有进入政治生活的路标，政治生活不受哲学熏染。柏拉图则试图表明政治生活指向哲学生活。 施特劳斯毫不怀疑，无论修昔底德与柏拉图之间的歧异多么深切，他们彼此相互补充。
不难体察，在Jaeger，Grene和施特劳斯的眼中，修昔底德的身位明显靠近“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又阐明，对于那些受过正确训练的“耳朵”来说，修昔底德的著作一样宜人动听，丝毫不比荷马的诗歌逊色；修昔底德谨严的智慧也是拜缪斯所赐，赋有“音乐性”。 这是暗指修昔底德的作品同样蕴涵“诗性”。
寻绎修昔底德的“诗性”，可谓其来由自。早在公元一世纪，普卢塔克就间接称赞修昔底德的叙述“悲悯动人”、“丰富多彩”，俨然一副评论诗人的语调。 公元五世纪的马奇里努斯（Marcellinus）说修昔底德模仿两位诗人：向荷马学习材料组织，向品达（Pindar）学习高贵和庄严。
现时代的古典学家Cornford公然把自己研究修昔底德的著作取名为Mythistorius（神话式历史）。Cornford断定雅典人的传统思维模式在修昔底德著作中起着作用，那种思维模式尚未捐弃有关人类行为和激情的神话学概念，所以他把“神话式历史”的称号送给了修昔底德。Cornford明确指出修昔底德的诗化倾向和艺术禀性是从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那里承继来的一种传统，且设专章宏论修昔底德的“人性悲剧理论”。
无独有偶，古典学家John Finley撰写专文，论证修昔底德和悲剧诗人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的相似性。据Finley解释，修昔底德流亡之后可能在马其顿的阿基劳斯（Archelaus）宫廷结识欧里庇德斯，还以诗人名义写过著名的墓志铭。Finley细密比较欧里庇德斯的悲剧作品和修昔底德的著作，觉得两者具有类似的思想和表达，分享了共同的修辞传统。
Hornblower则推进修昔底德和品达的渊源考辨。他相信修昔底德的胸膛里有两颗心在撞击，其战争笔记弥漫着诗人品达的某种气息；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战争世界和品达诗歌中的竞技世界有叠合之处，修昔底德的某些叙述可能从品达的“竞技颂歌”（epinikian poetry）中撷取灵感。
有关修昔底德著作中荷马因素的论述亦不在少。据Hornblower讲，西方近年来的荷马研究丰富了修昔底德的研究， Allison就曾撰文证验修昔底德的西西里叙事中荷马史诗般的隐喻。
当然，在现时代的西方，不乏有人只把修昔底德视作史家，并以现代历史观念为之衡量。Cochrane深信修昔底德的历史原则受希波克拉底的启发；修昔底德把希波克拉底的医术方法移植到社会生活的研究，类同于现代历史科学家借鉴达尔文的进化论。 不消说，Cochrane确定修昔底德是一名历史科学家。
柯林武德（Collingwood）则轻率断言修昔底德的风格粗糙、令人反感；甚至说修昔底德心怀一种“内疚”，试图把历史写成某种不是历史的东西，为自己终究是在写历史而辩护；还暧昧地称修昔底德是“心理历史学之父”。
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风霜，修昔底德的身位依稀扑朔迷离。在诗与哲学之间，修昔底德让后人不禁聚讼纷纭。果真是古事茫昧无稽？施特劳斯意味深长地说：随着苏格拉底哲学的出现，完全修昔底德意义上的政治史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但施特劳斯必然清楚，修昔底德决不就此成了哲学的附庸。
修昔底德究竟是谁？我们只知道，修昔底德示意自己不是“诗人”、不是“编年史家”，惟独对“哲人”保持了沉默。
二 “永世瑰宝”
修昔底德在《战争志》“序言”行将结束之际，特意预估了自己的著作——
由于我的叙事缺少寓言神话，这部书似乎难以悦耳；但是，谁要是希望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并对就人性的可能而言将以相同或相似的方式重演的事件，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因而认为我的记录有所裨益，我就满足了。实际上，这部书不是作为闻名一时的竞赛文，而是作为永世瑰宝来创作的(I•22)。
修昔底德自称他的作品不是“竞赛文”，这个说法仍是指向诗人和编年史家，它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诗人参加诗歌竞赛是古希腊人、特别是伊奥尼亚人的传统（III•104）， 所以修昔底德暗示自己的作品不像诗人那样迎合公众趣味；其二，修昔底德可能借此表明他无意同诗人和编年史家争一日之长短。
修昔底德何以这般自信自己的作品是“永世瑰宝”？他指出了他的作品既有助于了解过去，也有助于预知未来。根本上，还在于他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最伟大的战争。修昔底德说：
尽管人们总是倾向于把他们正在参与的现时战争断定为最伟大的战争，但是战争一旦结束，他们就认为那些古老的战事更令人赞叹。但是，对于依从事实而判断的人来说，这场战争将证明，与之前所发生的一切战争相比它最为伟大。（I•21）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伟大”，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上。修昔底德肯定特洛伊战争的武装力量是空前的，却不能与“现在的军队同日而语”（I•10）。至于波斯战争，他强调那个时期雅典和斯巴达兵力总数还不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一方的兵力（I•19）。
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认知让一些后人难以苟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申言特洛伊战争才是最伟大的战争， 狄奥尼修斯也说修昔底德的看法有违事实。 现时代的个别学者（如Cohen）极端地认定修昔底德夸大伯罗奔尼撒战争只是为了贬低希罗多德，这场战争不足挂齿。
Gomme据理力证，修昔底德之所以坚信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伟大的战争，乃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规模——国家和人民投入的数量之众、牺牲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强度之高——即物质和道德毁灭的总量远远超过了特洛伊战争和波斯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运动。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兄弟阋墙式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敌友划分和正义问题显得模糊不清，比起全希腊人抗击异邦入侵的波斯战争，它似乎有损“光荣”。 但如施特劳斯所言：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全面的战争，绝对的战争”；通过考察这场战争，修昔底德把握了人类事物的界限，通过考察这个在古代事迹映照下尤显独特的事件，修昔底德洞察了人类事物的本性，职此之故，修昔底德的著作无愧是“永世瑰宝”。
修昔底德的《战争志》堪称“永世瑰宝”，这个判断总的来说已成共识。不过，有关《战争志》写作方式的讨论，曾在修昔底德的研究中主宰了百年（1846-1947）之久，生成了所谓“修昔底德的问题”。
修昔底德在《战争志》“序”中绍介过写作事宜：在这部书里，他援引了一些演说辞，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辞是他亲耳听闻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所记载的战争事件，一部分是根据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别人所提供的材料；他严格检验了这些材料的确凿性（I•22）。
在《战争志》“第5卷”，修昔底德再次交代他的写作（俗称第二“序”言）：十年战争后缔结的和平条约被撕毁，雅典人与斯巴达人重新开战，他撰写了此后的历史；他将一年分为夏冬两季，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一直写到拉栖代梦人及其盟友摧毁雅典帝国，占领长城和比雷埃夫斯港；还补充说从开始到结束，整个战争持续了“三个九年”（V•25，26）。
修昔底德两次自述写作情况，第二次有点非同寻常。《战争志》没有如期写完，至第八卷戛然而止，只记述到战争的第二十一年。这些都是修昔底德启人疑窦之处。
修昔底德的写作问题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学界倍受关注。1846年，古典学家Ullrich提出修昔底德的作品分两个阶段写成：一开始只写到公元前421年，仅涉及十年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对抗再次爆发后，修昔底德觉得战争会延续，直到公元前404战争结束才写第二部分，并修正了第一部分的一些内容。Ullrich的论点问世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众多德国古典学家相继卷入论争，就修昔底德《战争志》的“混乱”、“演变”、“统一”等问题展开争鸣。
1886年，Schwartz确认《战争志》“第1卷”由零碎片段组成，Prenzel和Wilamowitz接着表示“第8卷”是“一样的混乱”。1919年，Schwartz发表长篇论著，声称“一样的混乱”比比皆是，修昔底德的作品简直就是一系列的笔记和随笔，带有相异的目的和观念，被一个粗陋的编辑凑合在一起。Schwartz的说法引起强烈反弹。Pohlenz指摘Schwartz卤莽且武断，Kolbe和Wilamowitz力挺Pohlenz，反驳把修昔底德的作品拆碎成片，而Aly 和Mominglianto则解释修昔底德的思想是按不同方式演变的。
随后，Schwartz逐渐淡出视野。在新一轮的论辩中，Schadewaldt引人注目。他把西西里叙事作为出发点，依据这一叙事的统一和完结区隔其他章节，从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念的演化中解答统一和完结的特征。Schadewaldt的方法是变相寻找修昔底德作品内部等级差异的另一种原则。他的原则遭到Rehm和 Pohlenz的驳议，而Grosskinsky专门诠释《战争志》第1卷第22节（I•22），求证修昔底德自己的方法和揭示真实的本意，以此推翻了Schadewaldt的整个方法体系。这样，修昔底德作品的写作结构问题似乎成了无解之解。
“修昔底德的问题”在英美古典学界也激起很大反响。1940年，John Finley发表著名的“修昔底德的历史统一性”一文，审察德国古典学界的论争。Finley指出，修昔底德的作品不应该被看成是写于不同时期的各种片段的聚结，也不能看作是因作者早逝而被草率杂凑成章；相反，这部作品应当是根据早期的笔记在同一时间内一气呵成，即便结尾处中断了，个别地方不够完善，整部作品保持了由一个连续创作时期所致的统一性。经过详细论证，Finley相信“第1卷”和西西里叙事等内容都是写就于在战后（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同一时期。
1947年，法国古典学家Romilly在《修昔底德和雅典帝国主义》的“导言”中评述德国学界的论争，坦言最好的方法是根据修昔底德特有的观念、习惯和原则去研究其作品的写作形式。她坚持无论修昔底德的写作有何变化，不变的事实始终是“雅典帝国主义”。Romilly希望以处理这个特殊议题对修昔底德写作的研究做出有益贡献，而探讨修昔底德和雅典帝国主义的关系将使修昔底德的写作问题处于次要地位。
Romilly的论著意味着一种终结。源于德国古典学界的“修昔底德的问题”尽管余波未了， 自20世纪中叶迄今，西方学者大都放弃纠缠，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就修昔底德的作品本身而求索其中的政治生活题旨。
包含在修昔底德的写作问题之中的另有两个子项：即如何理解修昔底德作品中演说辞的真实性？为什么修昔底德只记述一场战争，无视雅典鼎盛时期的文化艺术和经济等现象？
这两个问题也颇多争讼。所谓演说辞的真实性，可借施特劳斯的看法作一回答：修昔底德本该以间接方式呈现言辞，如果没有速记器之类的东西供他使用的话；事实上，我们在他著作中读到的演说辞，都是他自己的作品——他用自以为合适的方式陈述了实际发表的演说辞的要旨。 至于修昔底德为何只记述一场战争而忽视其余，也能以 Wilamowitz的见解作代言：修昔底德遵循自己的观察选择值得叙述的内容，他所描述的内容是正在实际发生着的，凡游离其主题之外的东西无法令他动容。
面对修昔底德的“永世瑰宝”，基于形式和内容的朴素二元性，我们该持守怎样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重温Romilly的话语也许不无裨益——
修昔底德的写作方式问题仅就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作品而言才是值得好奇的，这就要求重新夺回我们正在研究的思想的鲜活生命力。
三 现实与超越
修昔底德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史上“最伟大的战争”，意味着他聚焦于现实；修昔底德自诩《战争志》是“永世瑰宝”，他预想超越了时代。在两千多年的峥嵘岁月中，修昔底德的自信和判断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被后世映证不虞。
修昔底德“通古今之变”，曾考古学般地审视“古代”。他的目的无关乎 “古今”之变的历史规律，主要是在“力量”层面上证明“古代的弱点”（I•2-20），突出今非昔比，彰明“现在”的重要性。这并不是历史进步论，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政治生存的基本身姿。
相对于“未来”，“现在”必将成为“往昔”。循着修昔底德的思路，在未来的时间里，伯罗奔尼撒战争岂不一样难免“古代的弱点”？至少对于修昔底德来说，人类的未来不会有太多新奇事物，一切尽显于他躬逢其盛的“现在”之中。
修昔底德“现在”面临着一场亘古未有的战争。“战争是一个暴力的教师”（III•82），是最紧张最集中的政治生活形态。在这样的政治生活中，修昔底德虽有“究天人之际”（天灾、敬神、神法与战争中的人），但更关怀人与城邦（国家）、城邦与城邦之间的政治纠葛，拷问人的自然本性。
正因修昔底德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揭呈了政治生活的普遍法则及实际政治的意义，他和他的著作才使各时各地的政治学者难以漠然处置。
在20世纪西方，回顾修昔底德不单是古典学研究者的专擅，也是那些心系国际政治者绵延的冲动。20世纪西方简直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再现，比起其他古代作家，修昔底德更似是直面这个骚动的世纪发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的某个时日，多伦多大学的舞台上恰在表演一出“弥罗斯式对话” 。剧中的德国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分别对应着雅典人，斯巴达人和弥罗斯人。 古今角色的转换和时空对接体现了戏剧家的政治敏感，撩拨着人们的政治幽思。
1945年，学者Lord说德国以雅典自况，那么，英国就好比斯巴达——“自由的保护者”，“行动迟缓且慎重”，而美国相当于波斯——“有些疏离，起初没决定支持哪一方，并拥有丰富的资源”。1952年，Halle重新上溯第一次世界大战，指一战后的美国犹如波斯战争后的雅典，二者都“要求承担自由世界的领导权”。
冷战时期的到来，借镜于修昔底德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比附随之嬗变。Marshall坦言美国和苏联的力量均衡如同雅典和斯巴达。 Fliess则说苏联更像雅典，却同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两个超级强权之间国际力量的分配特征，极其类似1945年以来全球范围内政治力量的两极化，除了美国和苏联，其他牵涉的国家都处从属位置。
1962年冬，施特劳斯在给学生讲授修昔底德时，不禁联系国际政治现状类比了一番。他觉得科基拉与雅典结盟的意图是某种诡计，这就像是“红色中国”说他们想同美国结盟对抗苏联一样匪夷所思。 在《城邦与人》中，施特劳斯讨论雅典帝国和斯巴达帝国时也联想起二战期间的大英帝国和苏俄帝国。 不同于国际政治学者的是，施特劳斯的做法是以今喻古而非以古论今。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现代学者竟相借助修昔底德去寻思现实国际政治，往往是出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现实主义”。修昔底德向来被视作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范式第一代表。
什么是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殊难一言以蔽之，它素来是现代学者的赋义和诉求。20世纪西方古典学界，一些名望学者强调修昔底德的“冷静”、“客观”及“科学”，诸如Cochrane, Romilly 和Adcock。 Romilly说过：修昔底德的客观公正本着科学化的超然，促使他不带偏见、不耽幻想地提供证明。雅典帝国主义的辩护依赖于深刻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成了道德姿态，本质上突显一种正义和武力、强力和正当的赤裸原则。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者坚持修昔底德描述了力量行使最终权威的状况，以致“强者有权力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弱者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V•89）。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者”通常分为两类：一是“古典现实主义者”，包括Carr， Morgenthau 和Herz等人，涌现于二战和冷战时期，他们像霍布斯那样认知修昔底德，注重以“永恒人性”解释国家行为；二是“新现实主义者”，诸如Gilpin，Waltz 和Keohane等，他们把焦点由人性转向国际体系的总体结构，主张这种总体结构限定单个国家必得遵从的约束机制。近年来，有些学者着手使现实主义从多样化的理论视点隶属于科学性探究。在这股“修正”主义的潮流中，修昔底德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实际上，修昔底德流行于西方古典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声誉，一直是“强权政治”、“智术师的怀疑论”和“伦理实证主义”的示范者。 这一印象在国际关系学界尤其隆盛。
学者Laurie Johnson对此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经过分析《战争志》第3卷中狄奥多图（Diodotus）针对克雷昂（Cleon）的演讲辞（III•42-48），她确信修昔底德绝不是一个道德中立者；并指当今国际政治研究过度沉迷“科学化”，一味信奉价值中立，遮蔽了政治事实的有效判断；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提醒我们，“道德感”是探察国际政治事务不可或缺的基准。
溺信“科学”而取消“道德”，这种现象不只专属现代国际政治领域，它根本上是政治哲学蜕变成政治科学的现代衍生物。 因此，当我们置身于“历史终结”的时代， 回溯修昔底德，这一行为本身所展示的问题仍然是——
如何看待政治？什么是政治哲学？
原载《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