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贲

2014-02-21 10:10:35 来源：南方周末

因为修昔底德指出了国家间争霸的某种规律，然后这个规则成了人类不可抗拒的宿命？

2014年1月22日，美国《世界邮报》（World Post）刊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11月份的谈话。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谈话中反驳道，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1月27日，在与《世界邮报》记者的访谈中，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说：“我认为习主席说得非常好，尤其是提到了历史上论述斯巴达和雅典冲突的修昔底德。负责任、有知识的美国人和大多数欧洲人都能同意这个观点。”

负责任和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确定的，历史知识能帮助形成对现实的理性判断与观点，但并非总是如此。“修昔底德陷阱”（又称“安全悖论”，security dilemma），便是一个例子。出于同样的历史知识，有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是“历史规律”，因此是难以克服的；但也有人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今天不能重蹈覆辙。

修昔底德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被不少人视为“政治现实主义”之父，他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只讲实力，不讲对错。通过研究公元前431年发生在希腊城邦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发现国家间有一个战略关系规律，那就是，不同国家因实力不同而形成等级，弱国实力等级的变化对整个等级系统影响不大，但强国实力等级的变化会对等级系统的整体稳定造成冲突甚至破坏。所谓国家间等级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权力平衡”结构。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当时国家间等级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雅典想要扩充帝国，超过斯巴达，“雅典实力的增长和这引起的斯巴达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第五卷第7章的《弥罗斯人的辩论》一章里，明确地提出了“强权即正义”的问题。雅典人的代表对弥罗斯人说，“你们应该争取你们所能够争取的，要把我们彼此的实际思想情况加以考虑；……经历丰富的人谈起这些问题来，都知道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这可以理解为，只讲强权、不讲道义的政治现实主义，是马基雅维里式的非道德政治的始祖。但是，把修昔底德看成是一个政治非道德主义者却是错误的。他将国内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作了区分。在一个国家内，公民们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共同体成员，这个共同体为公民们提供法治的保护，他们为此交付出自己一部分的自由。在这种法治平等面前，任何人不得肆意以强凌弱。但是，国际间不存在这样的社会契约，因此没有任何力量来防止发生弱肉强食。当然，在没有法治保证的国家里，即使在国家内部也会随时出现以强凌弱的“强权即正义”之事。

对修昔底德“强权即正义”的国际政治观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批评国内外双重道德标准的做法。他写道，“许多人似乎认为，政治领域中的合适做法只有强权，在作为个人相互对待时，他们知道既不正义，也不合适的事情，但却能对外人做出来而不感到羞耻。对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互相之间要求基于正义的权威，但对于外人，他们却不在乎正义。”到过日本的人，往往会称赞日本人遵守法纪和相互间礼貌尊重，似乎很难设想，这样有素质的国民怎么会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也许可以说，日本人正是亚里士多德所抨击的那种信奉双重道德标准的“无耻者”。当然，这不等于说，残害自己人与残害敌人一样凶狠的民族就比日本人更懂得道德羞耻。

对修昔底德的一个误会是，因为他指出了公元前5世纪国家间争霸的某种规律，这个规则就此成为人类不可抗拒的宿命。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帝国在一个有强劲对手的世界里兴起，使得两个强国的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在《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A New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不同意修昔底德的看法。他认为不能孤立地对待“崛起”这个因素。他仔细分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许多决定时刻的历史证据，对每个关键时刻都提出是否可以有不同决定的疑问。现在有人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断言“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像卡根教授那样在研究历史时着眼于避免历史错误，应该是比主张“必有一战”者更负责任也更有知识的态度。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