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这本书讨论的是中国最早的女性小说家与她们的作品。这些作者透过文字因缘而跨越时空界线，用庞大的文本编织出无形的网络，借着阅读与创作的行为，形成了女性的小说传统。她们的作品驰骋光怪陆离的想象，玩弄阴阳性别的符码，透视日常生活的现象，重新诠释男性掌握的历史，并且苦思纠缠人生的终极追求。说到这里，读者或许已开始想象一批时代尖端的女作家，然而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的是：本书处理的这批女性并非现当代中国的产物。她们都生活在17—19世纪的中国南方，用一种称做“弹词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那似乎是一个已逝去的时代，一个与我们分隔的地区，一个我们毫无所悉的文类；但事实上，这些旧时代的女作家离我们并不如想象那般遥远。她们与现代女作家面对类似的现实与心灵问题，她们的作品更见证了女性关怀的多样与多变，而这些议题在在去今不远，一方面具有历史的深度，一方面吸引当代的观点。

往往有朋友问起我当年怎么会想到要研究“女性弹词小说”这么冷僻的主题，而我总是说不出个学术意义深奥的名堂来。弹词小说实在是叙事文学的宝库，对女性文学来说意义更为深远，但是我之所以开始探索这个题目，其实只不过出于青年时代的小小机缘，以及随之而生的简单好奇心。1980年代，我还在大学就读，课余的“探险”活动之一，便是在台大总图书馆的书架间漫无目的地游荡。柜台馆员身后的那道门，引领生涩的大学生进入一个幽深玄妙的世界。当时总图的藏书区永远发散一股淡淡的霉味，无论如何经意地轻手轻脚，木地板总是随着脚步起落吱吱作响；那儿又有些阴暗的角落，就像从来不曾有读者造访过，而一旦踏入，便扬起一阵让我打起连环喷嚏的陈年灰尘。在这里最大的乐趣就是找夹着空白借阅单的书来读。而困人天气时，则最好读旧小说，因为与我本科系的蟹行文字背道而驰，特别解闷。旧小说越找越多，总也没读完，又在小说堆中摸到几部怪书，我记得是《天雨花》跟《笔生花》，读起来分明是章回小说的架构，情节与人物井然俱全，但又偏偏用的是七字一句的韵文，与阅读《红楼》、《西游》的经验大不相同。可能毕竟年轻，成见不深，虽觉这些书透着古怪，但还是生吞活剥，当小说读了。习惯了之后，七字韵文也不再构成阅读障碍，反觉得有股奇异的推动力，催人不知不觉跟着某种律动念下去。这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好像没让我增长什么学问见闻，不过是看杂书、混日子罢了。我所谓的机缘也就是学生时代这几次怪癖的阅读经验，只是当时绝不会想到那些七字韵文写的弹词小说日后会成为我的研究题材。

我后来以小说为专业领域，弹词小说便如命定般重新纷纷跳入我的眼中。在汇集各种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认知到弹词小说在近代中国说部传统里的重要地位，而众多女性曾经阅读甚至创作弹词小说的事实，更重画了我脑海中的中国小说版图。发现这些女性作者与她们的作品，尤其令我又惊又痛。惊喜的是，我直觉感受到这个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潜力，值得勉力为之。沉痛者则是这些女作家之所以写作长篇小说，虽出于抒写心灵、教诲众生、建功立业、留名不朽，以及挣脱现实枷锁等各种动机，但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有“闺阁沉埋数十年，不能身贵不能仙”之叹。可她们还不知道除了此生沉埋之外，她们的“余生”——也就是她们多年累积而成的文字——虽也曾风光一时，最后也仍不免在图书馆沉埋的命运呢。对照于图书馆尘封的角落，那些中夜不寐、呵冻作书的女作家身影，更让人难以移开目光。这样一种文类，曾经风靡半壁江山的中国女性，这样一批女作家，每一位都写下了可达百万言的作品，但进入20世纪以后，不但这些作家在新兴的文学史写作中芳踪杳然，甚至人们也已逐渐遗忘了曾引领一时风骚的弹词小说为何物，这岂不令人觉得好奇而更想一探究竟吗？我的研究便是如此开始的。

17世纪以降，尤其是18、19世纪，韵文体的弹词小说在中国南方广受欢迎，作品竞出，而其中女性的作品更是大放异彩。然而晚清民初之后，弹词小说便迅速光环尽退，退缩到旧小说范围的最边缘地带，最后索性被排除在外了。虽曾有少数学者留心，甚至刻意提携，但都不能长期作为主流的学术意见。数十年之后，研究工作者想要重探女性弹词小说的面目，不但要静心展读各种中国小说史所不列、往往乖离现代小说批评标准、每部都超出数百万言的作品，还要在史料的只字片语中玩拼图游戏，重建无名女作家的形象。尤其令人困扰的是，由于我们对弹词小说这个文类本身已有极大的疏离，所以更要重新爬梳弹词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定义与位置，这正是我在研究工作上的最大挑战。弹词、弹词小说、女性弹词小说，这个研究专题的每一个层次都要求被定义；有了定义，更要来回往复地证明如此冷僻的题目有什么重要性。毕竟，女性弹词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为边缘，即使是古典文学的爱好者或研究者，大概没有怪癖的也不会留意这一类作品。前文已表示过，我的研究兴趣当然无可讳言地有点怪癖的成分，不过最大的动力还是我接触弹词以及弹词小说后所发展出的认知与信念。简单地说，第一，弹词是吴语区最重要的声音文化；第二，弹词小说在清代的南方，是与白话章回小说分庭抗礼的叙事文学形式；第三，女性弹词小说，是今日所能得见最早的中国女性创作的小说。基于这三个信念，我认为弹词小说的研究足以改写清代小说史，而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更有超越妇女文学史的意义。这整本书的每一章，可以说都是为了证明这些认知所做的努力。

为了方便读者进入本书以下的讨论，这里必须简短地交代弹词以及弹词小说的基本概念。最近几年苏州与上海的评弹团数次来台访问演出，已让台湾观众有机会接触弹词这种艺术形式特殊的魅力。弹词是明清以来江南一带——尤其是吴语区——流行的说唱曲艺，至今仍极有活力。表演的场地称为书场，艺人用三弦跟琵琶做伴奏，有说有唱，韵散相间，组合成各种传奇故事，而唱词部分基本上是七字体。这种演出不需要布景、舞蹈、戏服等等的陪衬，一样能创造出喜怒哀乐，让人沉浸于灵动的说白与缠绵委婉的音律之中。至于官绅大户，以及不适于走出闺门的闺秀，则可聘请女性说书人到家中演唱。说书者男的称为先生，女的称为女先生或女先儿，他们往往同时扮演娱乐大众与文化传递的双重角色。近代以来的江南地区，不论仕绅阶级或市井小民，不论是男是女，大半都曾受到弹词深刻的影响。

实际演出之外，刊刻弹词的现象也在清代大量出现。这些题为弹词的书籍，有些与说唱的形式比较接近，一般认为是“脚本”式的，另一种则以七字体韵文为长篇叙事，一般认为是文人的拟作，不太考虑实际说唱的需要。^〔1〕“五四”以后，在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影响下，谭正璧、李家瑞、赵景深、郑振铎、胡士莹、阿英等著名学者都注意到弹词的重要性，纷纷编辑目录并从事论述，^〔2〕他们也都提及所谓实际演出与案头作品的分别。李家瑞于1936年用“叙事”及“代言”两个观念来区分弹词，并以“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弹词本子为分析材料，发现代言体多半是弹词演唱者的底本，而“文人仿作的弹词”则皆为叙事体。^〔3〕赵景深于1937年提出弹词可分为“文词”与“唱词”两类的说法，并直接点明文词就是案头的读物，而唱词则是书场弹唱的“小书”。^〔4〕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1938）中有专章讨论清代弹词，他将弹词分为“国音”与“土音”两种，^〔5〕而他所谓“国音”的弹词基本上与赵景深所谓的“文词”重叠，而“土音”弹词与“唱词”重叠。至于对妇女文学特别关心的谭正璧，早在1930年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一书中，就以相当篇幅讨论弹词小说。他发现“女性作家独喜创作弹词”，但是“女性所作弹词，只能供女性在花前月下曼吟低咏，而不很适宜于弦索弹唱”。^〔6〕综合以上所有说法，大致可以得出“使用国音、以叙事体行文的长篇弹词，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属于文书化的案头读物”这样的结论，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弹词小说”了。其中，女作家创作的弹词小说，多半是长篇巨制，文字也倾向于清雅典丽，明显地以阅读为主要的考量。

这些女作家在开始写弹词小说之前，本来都是极为投入的弹词小说读者。我们现在并无法找出最早的女性弹词小说是哪一部，但可以确知的是，当第一个女人开始利用弹词的形式写小说以后，后继者真可谓不绝如缕，而且总是企图与前代的作者及当代的读者对话。渐渐地，她们以同一批文本为中心，分享或争执共同的话题，于是产生更多的文本，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凝聚了一个女性中心的小说传统。这些女性能读能写，在弹词小说之外，也多有诗词之作传世，她们无一例外，都是标准的江南才女。“才女”并不是个新鲜词，然而近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为明清才女辈出的现象所倾倒，才女好像已被描绘为明清江南地区的特产。由于她们的存在，迫使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女性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定位。晚近的研究不断挖掘出明清“才女文化”的面貌：这些在家族中受到良好教育的女子，在文艺创作上往往非常活跃，不但吟咏创作，还以书信、结社等方式彼此交流，有些甚至能以书画谋生，而她们的作品，也能经由传抄或出版而流传下来。她们不是面目模糊的被动受难者，而是积极参与文化活动的主动者；经由勾勒她们的生命，学者已成功地动摇了传统、单一的中国女性形象。在某一个层面上，本书的探索也是在上述的大方向里进行的。清代江南的才女文化正是这批女性小说家崛起的大背景。而本书每一章也都企图将某些已漫灭不清的才女身影重新带入我们对中国妇女与中国文学的思考当中。

这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共分四章，主要讨论女性从事阅读与创作活动的问题。第一章除了概论弹词小说与女性的关系之外，主要的目的在勾勒女性如何在长期阅读与传抄之后，开始以反映前人作品的方式进行创作，并形成现代以前最重要的女性小说传统。根据我的分析，曾经受陈寅恪极力推崇的《再生缘》一书，在这个女性小说传统的建立过程中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同时，当女性读者与作者围绕着同一组文本进行交流甚至论辩时，她们也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形成了心理上紧密的认同感。第二章透析女性如何企图经由创作而构筑传世不朽的欲望。才女们出身诗书士族，浸润于传统价值，也深深恐惧着人生如寄、奄忽物化。不能追求英雄事业的女人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曾经存在？如何逃避死后千年不寤的宿命？她们于是移植了男性“文章乃千秋大业”的信念，选择寄壮志于书写，芸窗笔耕不倦，直到宵迟更深。但是写小说不宜署名，她们便把自我的生活经历、生命情志，甚至极为琐屑的日常细节，都一一铭刻在小说文本的缝隙之中；读者展读之际，她们的声音便仿佛时时刻刻挣扎着破茧而出，宣言自我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存在。第三章探讨的范围由闺阁跨向市场，试图窥探女性如何以载道为门面、以小说为媒介、以妇女为对象，以迂回的方式介入庞大的出版业。明清闺秀谈文论艺，甚至组织如《红楼梦》诗社的文艺社团，学界已多有论述，而诗媛们往往被描述为一派清灵，绝似不食人间烟火。我认为这个形象并无法完全代表明清才女的面貌，而闺阁也未必是她们活动范围的全部。19世纪前期的一位女作家，就在中年以后开始与出版商往来，声称要教诲妇女，先后修订、改编、创作多种弹词小说，并且亲自介入出版，甚至不无与以牟利为先的出版商周旋折冲的情况。弹词小说实际上成为这位女性后半生的“事业”。她的经验见证了当时女性文艺活动已发展得更为复杂，不再只是闺中私语，而与阅读群体及市场要求都息息相关。这或者是特例而不是通例，但这个层面却是我们探讨女性文学时不可轻易放过的。第四章则由红尘俗世的市场重回女作家的心灵世界，探索女性在闭锁空间中的私密情欲。我们早已习于哀叹传统女性生活空间的限制，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女性隐私世界的营造，未必不能发展出超越的意义。“花园”往往便在女性的文本中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它一方面昭示了女性的边缘位置，以及其生活空间的闭锁性，一方面又因为地处内／外的交界，而成为诱发女性越界欲望的危险空间。甚至，由于花园与正房屋舍相隔，暗示对俗世义务的疏离，还可以变成女性追求超越经验的神秘空间。花园承载了如此丰厚的文化意涵，既可象征女性生命的极度幽闭，也可刺激女性心灵的无限奔驰，因此成为本章着力的重心。同时，对应“花园”的空间意涵，我在这里也借由时间的角度探索了“闲”、“闷”、“无聊”等经常用来定义传统女性的私人感受，以及其转化为正面动力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分为三章，共同的议题是面临现实中政治、社会或思想的巨大变迁的弹词女作家如何在文字世界中表达焦虑与困惑之情，或者构筑自己的诠释系统与对应方式。第五章处理的作品在女性弹词小说中独树一帜，其历史与政治意识极为强烈，并且表达出一种阴阳气质交杂的特殊英雄观。小说由一个以父女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史为观照点，以身历其境的角度呈现明末时期的政争与社会现象，格局不可谓不恢弘。然而此书撼动人心之处，除了对明末三大案的描述，以及全家殉国的悲壮之外，我以为吾人尤当注意明“父”与才“女”在中国文化脉络中永恒的焦虑与挫折——父亲如何教养？女儿能否继承？这个问题无疑具有迄今仍或适用的普遍性意义。我在第六章中企图反省文学史中清代与晚清小说的分期观念，并提出“晚清前期”的说法。我认为以小说界革命作为晚清文学的起点，使我们轻易地认定19世纪后半期是文学发展的停滞期，忽略了此一时期作品在文化转型上的意义，所以我主张将19世纪后半期定义为“晚清前期”，重新予以诠释与评价。这一章处理了三部19世纪后半期的女性作品，其一集女英雄传奇之大成，其二谐仿民族英雄故事，其三则大胆写成一部男色大全，三者在内容与风格上可谓南辕北辙，但都与新旧交替的时代有所对应，也促使我们探索中国文学传统大转弯之前的现象。最后一章延续第六章所提出的文学发展“停滞期”问题，探讨人类对变化的恐惧以及对稳定的渴望。这一章所处理的文本触及基本的人伦问题，特别是女性在孝道文化与婚姻制约中左支右绌的困境，以及家庭代间关系的“固置”现象，我以为具有直捣伦理关系核心的意义，其力道至今恐犹未或衰。当未来渺茫难测时，人类往往出现回归过去的欲望，因此晚清前期的作品也经常泄露出求变又惧变的尖锐矛盾，对此本章适可提供一个女性文本的例证。

这本书探讨的对象是女性创作的弹词小说，也观察到若干文类发展上的传承关系与转折关键，但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可以当做一部女性弹词小说史来读，因为我不但没有依照作品的年代顺序来写作，源头与结尾也并不是我思考的重点。虽然如此，此书仍具有文学史以及历史的关怀。就文学史而言，我相信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必须严肃看待弹词，甚至把它重新归位到中国传统小说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当我讨论女作家对明清易代的诠释、对盛清时期文化典范的回应，以及对清中叶以后变局渐生的焦虑时，历史意识在我的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已不言而喻。女性弹词小说的研究不应只是补历史与文学史之阙；事实是，女性的心理状态、思考模式与文学表现本来就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部分，女性弹词小说只是我们观照的一个方位而已。

从我开始进行研究到今天成书出版，倏忽已不止十年光阴。令人欣喜的是，女性弹词小说的研究当年本是屈指可数，但现在有心一窥堂奥的同好已经越来越多，两岸都不断有相关的学术论文发表，最近更有已修订博士论文出版的，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更多或深耕、或创新的研究。本书所讨论的女作家们彻夜不眠，原想因书而不朽，我做研究虽然也有彻夜不眠的经验，但成果恐怕还不足以为她们达成愿望，不过，至少是个尝试。对我个人来说，这本书集结了数年来的成果，也促使我发掘了许多其他文学与文化上的课题；重点是，女性弹词小说已改变了我对中国叙事文学的认知与视野，而这个观照点自会影响我未来的研究规划。至于本书的读者是否会因为此书而修改对中国女性与中国小说的看法，我做了努力，也有一些期待，但是接下去的阅读与诠释工作已经离开我的手了。

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郑树森教授、叶维廉教授在我求学的不同阶段鼓励我探索女性弹词小说，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同仁间学术讨论的风气是我工作重要的推动力，我要在这里向他们致上深深谢意。在学术领域以外，我也有许多要感谢的人，包括我已过世的父亲胡子遐先生，他对我寄予深切期望，并让我从小喜欢看书与写作；我的母亲赵默颦女士，她喜欢听我讲故事，也将女性的生命丰富地展现在我面前；龚书章先生，我们的对话至今仍令我快活；小女龚越，她可能乐意代替我为本书延迟出版负责。我非常高兴见到此书有机会出版简体字版，借此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及编辑，还有促成此事的陈平原教授。

注　释

〔1〕 有关“弹词”一词中说唱、脚本、拟作等的细分，可参见Nancy Hodes, "Strumming and Singing the 'Three Smiles Romance': A Study of the Tanci Text,"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作者分析了早期李家瑞（《说弹词》，1936）、赵景深（《弹词考证》，1937）、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938）等学者对弹词的讨论，并参照在上海一带所做的田野调查，将“弹词”的各种定义重新厘清。亦可参见Marina Hsiu-wen Sung, "T'an-tz'u and T'an-tz'u Narratives," T'oung Pao, Vol. LXXIX (1993):1-22.

〔2〕 最早的弹词目录是郑振铎的《西谛所藏弹词目录》（1927），后有凌景埏之《弹词目录》（1935）及胡士莹之《弹词宝卷书目》（1957）。至于谭正璧之《弹词叙录》（1981）与《评弹通考》（1985）在“文革”后才出版，更是编作者的心血结晶。

〔3〕 李家瑞：《说弹词》，收入王秋桂编：《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73—75页。

〔4〕 赵景深：《弹词考证·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1—2页。

〔5〕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66年），第517页。

〔6〕 谭正璧编：《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7年），第388—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