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镜花缘》
我国古代文学有一种传统的“讽兼比兴”的表现手法，即运用比兴的方法来达到讽喻的目的。在韵文方面，《诗经》《楚辞》到唐宋诗词，都有大量的以此喻彼、托物起兴的讽喻作品；而早期的小说，也常常“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到了《镜花缘》，作者则借对神话传说的虚构生发来象征影射，从而创造出一个既超越现实又不离现实的神话幻想世界。它不同于写实为主的《儒林外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接近于魔幻化社会讽喻小说的荒诞特征，但它又不同于魔幻化社会讽喻小说的过分滑稽乃至油滑，而表现出一种较为高雅的幽默氛围。
一、作者与版本
李汝珍（1763？—1830？），字松石，大兴（今北京市）人。《顺天府志》的《选举表》里，举人进士行列中没有他的姓名，大概也是一个科举上不曾得志的秀才。另外，《顺天府志》的《艺文志》里没有载他的著作，《人物志》里也没有他传记，因此，关于他的生平思想，目前只能从他的《李氏音鉴》与余集的《李氏音鉴序》等资料中，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
1782年秋，李汝珍随兄李汝璜移家到海州之板浦受业于凌廷堪仲子夫子，“论文之暇，旁及音韵”[2]。由于凌廷堪精通乐理，旁通音韵，故李汝珍自说：“受益极多。”到1793年，凌氏补殿试后，自请改教职，选得宁国府教授，1795年赴任。此后，李汝珍便因道路远隔，不常通问了。但他却与一大批朋友往来切磋韵学，与内弟许桂林相处尤其密切。许桂林在《李氏音鉴·后序》中说：“松石姊夫，博学多能，方在朐时，与余契好尤笃。尝纵谈音理，上下其说，座客目瞪舌挢，而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3]
1801年，李汝珍任河南县丞。从《大清历朝实录》的记载及许乔林的《送李松石县丞汝珍之官河南》诗中可知，嘉庆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水势泛滥成灾，苏、豫两省治河，役使民工达数十万人。“熟读河渠书”、“及时思自现”的李汝珍，毅然决然地投效河工。他亲眼看到那些治河官吏见钱眼开、置灾区人民生命于不顾的现状，亲耳听到数十万河工大军要求兴工治河的呼声；他认为，百姓的正当要求应当得到朝廷的重视，这是谁也违背不了的。“他年谈河事，阅历得确验”，这就是李汝珍从阅历中得到的一点真正的体会。
1805年冬，李汝珍再度官于河南。同年，《李氏音鉴》基本成书，李汝璜为之作序。《李氏音鉴》刊行之后，早已倦于宦海浮沉的李汝珍，便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写作《镜花缘》。据说《案头随录》曾载[4]，李汝珍在青年时不止一次随舅兄漂洋过海，在海上谈天说地，讲些奇闻异事，并商讨编写一部书。《案头随录》所录下的游戏文章，有不少和《镜花缘》中相同。后来，大概花了二十年时间，到1815年才于板浦完成一、二稿，并送请许乔林“斧正”，1817年冬，《镜花缘》定稿。
李汝珍的形象概貌是：博学多才，韵学尤精；不屑于做八股之文，不汲汲于功名富贵，性好诙谐，似有玩世不恭之嫌，然而他却是一个信奉儒家学说、有社会理想、憧憬新生活的正直文人。
关于《镜花缘》的版本较少歧见。它的版本仅清刻本就有七种：江宁桃红镇坊刻本，此为最早刻本，是按作者第二稿传抄本私刻的；苏州原刻本，此刻甚精。此外，还有道光元年刻本、芥子园新雕本、芥子园重刻本及与坊刻本近似的丁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的横排本。
二、庞杂而新颖的社会内容
在《镜花缘》中，作者通过幻想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变幻无穷、光怪陆离的艺术世界。然而，作品并非单纯的蒐奇猎怪，作者在第二十三回中说道：“这部‘少子’（即《镜花缘》），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讽人之旨。”可见，作者是有意识地以游戏之笔，构造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境界，来达到讽时刺世、弃旧迎新的目的。于是，在这广阔而奇幻的艺术世界中，便装上了庞杂而新颖的社会内容。
第一，讽刺科举，探求人生之道路。
首先，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在科举制度压抑、束缚下的知识分子的空疏不学、浅薄无聊。如第二十一、二十二回写唐敖等人闯进“白民国”的学馆，只见“诗书满架，笔墨如林”，厅堂悬“学海文林”之玉匾，两旁挂“研经”、“训世”之对联，这种堂而皇之的气派，吓得唐敖一行“连鼻子气也不敢出”。可这高雅堂皇的气氛，却熏陶出白字连篇的八股先生，居然把《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把“序者，射也”读成“予者，身也”，牛头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还有“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教育人才”的招牌，却到处弥漫着令人欲呕的酸气：有装腔作势、满口“之乎者也”的酒保，有一段话用了五十四个“之”的腐儒，还有“举止大雅”、“器宇不俗”却一毛不拔、爱占便宜的老者等。这里的境与人、名与实、言与行都是那么的不协调，又都是那么的习以为常、不可救药。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病，一方面，作者通过黑齿国的红衣女子红红赴试落第等事，揭露了当时被取之人“非为故旧，即因钱财”，“所取真才，不及一半”的真相，从正面抨击了科场“有贝之‘财’胜于无贝之‘才”的舞弊之风；另一方面，又通过闺臣说出“天朝”考官莫不清廉，为国求贤从无夤缘的反语，用一个明显违背事实的命题，从反面提醒人们注意“天朝”自身的严重弊病。
然而，作者并没有把主要笔力用在讽刺与揭露方面，而是更多地从正面探求知识分子人生之道路：是执迷不悟地走科举之路，还是走自己的路？
唐敖曾经热衷于科举考试，但并没有全力以赴，而是“秉性好游”，“因此学业分心”，屡试不第；后来考中探花，却因人告发而被革。于是，毅然同科举考试一刀两断，索性到海外纵情漫游，最后到小蓬莱吃了“仙草”，顿时撒手凡生，成仙入道了。可惜他走的是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老路：弃儒从仙。
唐敏一向“无志功名，专以课读为业”，他认为，与其为功名而“奔驰辛苦，莫若在家，倒觉自在”；又说：“若把天下秀才都去做官，那教书营生倒没人作了。”在那唯考是途的时代，他却理智他选择了一条既不束缚个性、又对社会有用的人生之路：弃“考”从教。
多九公，幼年入学不得中，但他没有像范进、周进那样考得死去活来，而是有自知之明地“弃了书本，作些海船生意，后来消折本钱，替人管船拿柁为生，儒巾久已不戴”。这比起淑士国那些儒巾素服、假装斯文的人，要真实进步得多，充实得多。而正是这种走南闯北、浪迹天涯的经历，使他积累了渊博的知识，连考中探花的唐敖很多地方都得向他请教。
从寻求超脱的弃儒从仙，到甘于恬淡的弃“考”从教，再到走南闯北、具有冒险精神的弃儒从商、从工，既表现了对那种以科举为人生唯一目的世风的否定，也表现了对恬淡自守的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
第二，揶揄世态，向往理想之社会。
李汝珍生活的嘉庆、道光年间，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由腐朽走向崩溃的前夕。新旧交替，沉渣泛起。作者认为，社会的丑恶腐败只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于是，便通过虚构的神话形象，影射当时浇薄的世风。通过牛形药兽的形象，揶揄了那些“不会切脉，也未读过医书”、“以人命当耍”的庸医；通过翼民国人头长五尺的形象，嘲笑了那些“爱戴高帽”、喜欢奉承的劣徒；另外像注重钱财、到处伸手搜刮的“长臂”者，腹中空空、却“偏装作充足样子”的“无肠”者，心术不正、暗怀鬼胎而胸部前后溃烂相通的“穿胸”者，还有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而积成痼疾的“结胸”者等，都在作者的笔下露出可憎的面目、可恶的本质。刻画尤其生动的是那些表面和善、本质凶恶、“只重衣冠不重人”的“两面人”，作者通过历经世故的多九公告诫人们：要特别留神，及时识破，方可免遭其害。这就深刻地映现出这些虚构的两面人的现实模特儿——封建恶势力以及充满凶脸、丑恶、诡诈的社会风气。
同样，作者也不仅仅是在揶揄世态、暴露黑暗，而是通过对一些海外世界的想象描写，具体地表现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在君子国，“耕者让畔，行者让路”，“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市场上，买主主动付大价钱，取次等货；而卖主则力争收贱价钱，售上等货；这里民风淳朴，和平安宁。更为可贵的是宰相谦恭和蔼，“脱尽仕途习气”；国王没有架子，有事亲到宰相家中商议；国家严禁送礼行贿等不良风气。这种文明的社会风气、和谐的社会制度、贤明的官吏，正是作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然而，这种向往既可喜亦可悲。可喜的是，作者能够站在先进社会力量的一边，从改革社会、变革现实的角度，力求用新的东西去否定旧的东西，并且把眼光投向“天朝”以外的广阔天地。而可悲也正在此，作者的幻想之笔虽然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但却没能跨越出传统的封建模式：君子国是泰伯之后，世俗人文，都是“天朝文章教化所致”；轩辕国是黄帝之后，所以鸾歌凤舞，一派升平景象。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作家的幻想当中，从来就没有设想过一种与儒家传统制度完全不同的合理的社会模式。如果说君子国的平等互利已经透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气息，但却由于描写的不具体、不真实，因而只能成为可笑的、空幻的“乌托邦”。
第三，表彰才女，呼吁妇女之解放。
在清代，崇拜小脚之“拜脚狂”，贞节观念之宗教化，集大成之女教，好媳妇之标准，一款款、一条条，摧残毁灭了多少美丽善良、多才多艺的女性。在中国妇女的非人生活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学术界、文学界出现了不少女性同情论者。俞正燮、李汝珍是其代表。俞正燮在《癸巳类稿》和《存稿》中，对缠足、多妻、强迫妇人守节、室女守贞等，都发表了大胆的议论，提出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等进步的主张。而李汝珍，则通过形象的描绘来讨论妇女问题。
首先，作者用“反诸其身”的办法，形象地控诉封建社会压迫摧残妇女的不人道、不合理。在第三十三回，借了林之洋被女儿国选作王妃的事情，使他身受种种女子所受的痛苦，“矫揉造作”，血泪模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于是，几十天的“加工”，居然使一个天朝上国的堂堂男子，向那女儿国的国王，颤颤巍巍地“弯着腰儿，拉着袖儿，深深万福叩拜”了。作者写得是那样的怨而不怒，却又那样深刻惊人：它使人不能不同情妇女的不幸，不能不感到习俗的残酷。同样，在讨妾问题上，作者也是用“反求诸己”的方法。第五十一回中那两面国的强盗想收唐闺臣等作妾，因此触怒了他的压寨夫人，这位夫人把她的丈夫打了四十大板，还数他的罪状，要男子反躬自问，要男子生出一点忠恕之心。
虽然，李汝珍破旧方面的主张，并不能超过俞正燮，可贵的是他能够提出女子参政的主张，能够承认男女智慧之平等，从而高昂地呼唤着一个妇女解放的春天的到来。作者在四十八回借泣红亭主人写的碑记说：“盖主人自言穷探野史，尝有所见，惜湮没无闻，而哀群芳之不传，因笔志之。”可见，一部《镜花缘》，原就是专为发挥女子才能而写的。他写“天地英华原不择人而畀”，“况今日灵秀不钟于男子”，明确承认男女智慧的平等，所以女子应当同男子一样的读书、科考，一样的社交、参政；他写一百位才女“莫非琼林琪树，合璧骈珠”，才德兼备，后来都名列高科，做官的做官，封王的封王；为了使他的理想合理化、合法化，他还写了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武则天这样的女皇帝，上官婉儿这样的女才子。于是，他不但把贱视女子的社会心理完全打破，而且还把女子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和男子一样。这种大胆的主张，不仅表现出对妇女解放的向往，而且表现出人的觉醒和社会解放的理想。
然而，李汝珍这种思想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幻想，而是得之于社会的暗示，因为在他当时和稍前曾出了许多女诗人，清代妇女才学的发达，也是两千多年来所未有的。清初陈维寂撰的《妇人集》，凡九十七条，记的都是明末清初妇女能诗词者的轶事。嘉庆初，许夔臣选辑《香咳集》，录各家妇女诗，少则一首，多则三五首，前缀小传，凡三百七十五家，其自序云：“自昔多才，于今为盛。发英华于画阁，字写乌丝；摅丽彩于香闺，文缥黄绢……拈毫分韵，居然脂粉山人，绣虎雕龙，不让风流名士。”到了道光年间，蔡殿齐编《国朝闺阁诗钞》十卷，合有百家，选择甚精，可以代表道光以前的清朝一代的女诗人。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的“百花才女”。她们的歌唱虽然还不能跳出“吟风弄月，春思秋怨”的范围，但也唱出了她们想了解世界、想探讨学问、想陶冶性情的时代心声：“足不逾闺闱，身未历尘俗，茫茫大块中，见闻苦拘束。……风雨恣搜罗，得意必抄录，自笑女子身，乃如书生笃。学问百无能，探讨性所欲。岂但填枵腹，或可企芳躅。遥遥一寸心，前修自勉勖。”[5]（王璊《读史》）可见，李汝珍对社会是关注的，因此能够在风雨如晦的环境中，看到光明，看到进步，看到新生，能够真诚地为妇女设想一种正式的教育制度、参政制度，具体地提出了解决妇女问题的方法，虽然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镜花缘》比同时的《红楼梦》及一些才子佳人小说要进步得多。
第四，显扬才学，反映时代之风尚。
梁启超说清代两百多年的学术，是“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6]尤其是乾隆、嘉庆时期的几代学者，虽身处逆境，却仍潜心于学术，孜孜于典籍，从而在开拓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金石诸领域取得了新的学术成就，结出了清代独有的学术硕果，即以考证的方法治学的乾嘉学派。这种言之有据、质朴无华的学术风气，必然会影响有清一代的文坛。正如胡适所说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7]确实的，连《红楼梦》也没能逃过，不过它不是挂上博学的牌子，而是把“博学”融化在艺术形象中，而《镜花缘》则直接显示了同考据派的深刻渊源。作者曾托黑齿国紫衣女说，“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因而他的作品多从学问上用功，多从自己得之于书本的知识结构中寻找“有根据”的创作灵感。
一是古代神话知识的应用。《镜花缘》写到的几十个国家的名称，大都出自《山海经》等古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珍禽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像驳马见《西山经》、人鱼见《异物记》，木禾见《淮南子》、肉芝见《太平寰宇记》等。作者虽然只是以“古”为本，生发开去，为表现思想服务，但也体现了当时言之有据的学风。
二是关于音韵学、经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确实是很踏实的学问。如第十六回至第十九回黑齿国的识字辨音之争，第三十一回的切韵表等，显然是在炫耀他治音韵的才学：又如唐敖、多九公在黑齿国女学堂里谈经，论《论语》宜用古本校勘，论《易经》王弼注偏重义理，“既欠精评，而又妄改古字”，还有唐闺臣论注《礼》诸家，以郑玄注为最善等，都是当时经学盛行的副产物。
三是着力介绍古代各种文娱活动。如琴棋书画、灯谜、酒令、双陆、马吊、射覆、蹴球等等，其中很多在当时是已近失传的东西，作者就把自己掌握的书本知识写进作品，虽然旨在表现才女们的多才多艺，但是介绍多了，也就失去了文学意味，让人觉得作者是在逞才，而非创作。
总之，作品中知识性的描写，学问式的议论，大多是在炫耀作者的才学，同时也反映了博学的时代风尚。鲁迅把《镜花缘》归入“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之列，这种概括虽然不能涵盖整部小说，但也说明这是《镜花缘》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丰富而幽默的讽喻艺术
首先，从整体构思与具体表现看，作者是运用多种手法对神话传说进行生发虚构，来组构象征体系，表现讽喻意味。
一是承用旧名，杜撰新事。女儿国本于《山海经》之女儿国。《海外西经》说：“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大荒西经》说：“有女子之国”，下有郝懿行引《魏志》：“有一国在海中，纯女无男。”《镜花缘》的女儿国则没有：“水周之”、“纯女无男”的特点，其中有男有女，不过国是以女为君，家是以女为主，男子是受女子的支配，这是借女儿国之名杜撰出来的故事。它在表现男女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象征影射了当时男女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另外，像淑士国的故事、白民国的故事，都是借名杜撰的。
二是抓住一端，生发开去。有的是生发故事，间接讽世：《海外东经》说君子国人“衣冠带剑，食兽，使二犬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李汝珍就抓住“其人好让不争”生发开去，设想出一个君子国来。市场上做买卖的，卖的要低价，买的却出高价；一个非高不买，一个非低不卖。这样“好让不争”，虽然有些矫饰反常，让人感到滑稽可笑，但也是对当时社会好争不让、缺少君子风度的一种影射、一种反讽。大人国故事则是根据《博物志》的大人国人“能乘云而不能走”的特征加以发挥的。有的是生发议论，直接讽世：第九回唐敖就精卫用心之专议论道：“此鸟秉性虽痴，但如此难为之事，并不畏难，其志可嘉。每见世人明明放著易为之事，但却畏难偷安，一味蹉跎，及至老大，一无所能，追悔无及。如果都像精卫这样立志，何患无成！”还有借山鸡的刚烈血性，发“世人明知己不如人，反靦颜无愧”的议论；借人鱼的受恩知报，抒“世上那些忘恩的，连鱼鳖也不如”的感慨。这种类似“托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较好地体现了作品的讽喻特色。
三是漫画解释，类型勾勒。李汝珍为了达到讽世的广度，往往对神话传说中的一些奇形怪状作漫画化的解释、类型化的勾勒。《海外东经》说毛民国“为人身生毛”，《镜花缘》就解释说是“因他生性鄙吝，一毛不拔，死后，冥官投其所好，给他一身长毛”；《海外南经》说羽民国“其为人长头，身生羽”，《镜花缘》则解释说是因为他们最爱奉承，爱戴高帽子，渐渐地把头弄长了；又如犬封国的狗头狗脑，穿胸国的狼心狗肺，长臂国的四处伸手，豕喙国的撒谎成性等等，作者就像一个漫画展的解说员，给读者讲解描述各种“类型”人物的形成与特征，一幅一幅，既有讽刺，又寓劝诫，合而观之，就是当时社会一部丑陋的“现形记”。
其次，关于作品的美学风格。如果说滑稽、讽刺、幽默是喜剧的三个审美范畴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这几部社会讽喻小说，正好有所侧重地体现了三种美学风格：《斩鬼传》等寓讽刺批评于滑稽，风格显得比较轻佻；《儒林外史》寓讽刺批评于写实，风格显得比较凝重；而《镜花缘》是寓讽刺批评于幽默之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轻松的风格，它预示着人类将愉快地把该否定的东西送进历史的坟墓。
寓讽刺批评于幽默，常常表现出一种巧妙的揶揄、乐观的自嘲。第五回对武太后怒贬牡丹花的讽刺。当上官婉儿看到上林苑两千株牡丹花快被炭火炙焦时：
上官婉儿向公主轻轻笑道：“此时只觉四处焦香扑鼻，倒也别有风味。向来公主最喜赏花，可曾闻过这样的异香么？”公主也轻轻笑道：“据我看来，今日不独赏花，还炮制药料哩。”上官婉儿道：“请教公主，是何药料？”公主笑道：“好好牡丹，不去浇灌，却用火炙，岂非六味丸用的炙丹皮么！”上官婉儿笑道：“少刻再把所余二千株也都炙枯，将来倒可开个丹皮药材店哩。向来俗传有‘击鼓催花’之说。今主上催花，与众不同，纯用火攻，可谓‘霸王风月’了。”
对专横粗野的女皇的批评讽刺，是在才女风趣的笑语揶揄中表现出来的。这里，不是严肃的讽刺、激烈的否定，而是一种温和、自信的“扬弃”。
第六十七回对林婉如、秦小春在放榜前夕一反常态、举止失措的描写，“立也不好，坐也不好”；醒着也笑，梦中也笑；还“立在净桶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倒像疯癫一般，只管大笑”。倘若就此搁笔，那与“范进中举”还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作者又让舜英出来揶揄一番：“二位姐姐即或乐的受不得，也该捡个好地方。你们只顾在此开心，设或沾了此中气味，将来做诗还恐有些屁臭哩”。既嘲人又自嘲，便把原来一点悲剧意味都冲没了。
第十八、十九回写唐敖一行本想在黑齿国女子馆摆些资格，卖弄些学问，没想反被红衣女子、紫衣女子驳得“汗如雨下，无言可答”。过后唐敖说道：“原想看他国人生的怎样丑陋。谁知只顾谈文，他们面上好丑，我们还未看明，今倒被他们先把我们腹中丑处看出去了！”于是，三人“只觉自惭形秽”，“只觉面目可憎，俗气逼人”，“只觉无穷丑态”，赶快“躲躲闪闪，联步而行”地潜逃了。他们不是那种不知己丑、又把丑自炫为美的滑稽人物，他们敢于自省、乐于自嘲；能够自知其丑，又能够愉快地与自己丑的东西告别。这就是幽默的本质。
寓讽刺于幽默，还常常是和超现实的理想紧密结合的，即在艺术世界中的意象并非现实的模拟，而是把真实、理性、逻辑让位于想象，从而构筑一个生动、奇幻的艺术境界。像作品中常常运用一种和现实颠倒对照的手法，以及“反诸其身”的手法，如君子国的好让不争的描写，与现实中“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不公平的买卖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两面国的强盗向夫人求饶的描写，与现实中男尊女卑的现象形成对比；还有女儿国的描写，“男人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人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后来写林之洋被选到宫里作嫔妃，要他裹足，使他骨断血流，尴尬不堪，“只觉得湖海豪情，变作柔肠寸断了”。作者同样是故意颠倒现实中的男女角色，把男人治女人之道用来反治其身，于是，那些在现实中尚不能否定、但却该否定的事物，在理想世界中、在幽默揶揄中被轻松愉快地送进了历史的坟墓。
[1] 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一《本造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2] 李汝珍撰，《李氏音鉴》卷五，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第2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3] 同上，第495页。
[4] 《案头随录》，据许绍蘧说是他的高祖即李汝珍的舅兄所著，现已失传；与《镜花缘》的关系，是许氏听他祖父讲的。
[5] 《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1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3—504页。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7] 胡适《中国旧小说考证》，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