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才子佳人小说
明末清初涌现出一批才子佳人小说，是婚恋家庭小说的一个分支，作为小说史上的一个流派，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一、才子佳人小说概况
在明末清初出现一大批小说，约有五六十部之多，其中主要是才子佳人小说，也还有少量其他类型小说。本节要介绍的是比较纯粹的才子佳人小说，因此，首先要界定它的范围。
什么是才子佳人小说？鲁迅对它题材上的特点作了准确的概括：“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1]从题材上说，是写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其情节构成，大多是郊游偶遇，题诗传情，梅香撮合，私订终身。其结局，或因命运乖违，或因小人拨弄，或出政事牵连，于是佳人逼嫁，才子遭难，但虽经波折，却坚贞如一；或由于才子金榜题名，或由于圣君贤吏主持正义，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形式上说，这类小说也有共同特点，一是相当一部分作品书名模仿《金瓶梅》，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作品，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春柳莺》《宛如约》《雪月梅》等等。二是一般在十六回至二十回之间，约十万字左右，相当于现代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
有些作品，人们在谈论才子佳人小说时常常涉及，但我们没有把它列入本节。从内容方面看，如《世无匹》当属侠义类，《林兰香》属家庭小说，《双风奇缘》属讲史类；从体裁看，《美人书》（又名《女才子书》）基本上是用文言写成，十二篇故事写了十七位才女，类似传奇小说；《鼓掌绝尘》《生绡剪》《五色石》《云仙啸》《珍珠舶》均为拟话本。这些作品在有关章节还会论及。
才子佳人小说，其源流可上溯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但这些都是短篇小说的体制。作为长篇小说中的一类，它主要受《金瓶梅》的影响，是以《金瓶梅》为嚆矢，而逐步繁荣兴盛的婚恋家庭小说的分支。
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明末至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以顺、康年间为高峰，第二阶段是清雍正、乾隆年间，这时的才子佳人小说较之前一阶段有较大变化，主要是反映生活面有所拓宽，世情方面的描写有所增加；出现了与神魔、侠义、讲史合流的趋势；才子佳人由才美型向胆识型发展，有的还文武双全，不少作品把功成名就的美满结局改变为急流勇退，归隐成仙；篇幅也逐渐加长，有的至四五十回，二三十万字。乾隆以后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末流，一方面发展为狭邪小说，把佳人变为妓女、优伶，从花园闺阁移向妓院戏馆，青年正当的恋爱变为婚外恋或同性恋。当然，狭邪小说除继承才子佳人小说外，还有意识地向《红楼梦》学习，但由于作者思想、艺术境界不高，只学皮毛，不能得其精髓，终于使狭邪小说走向穷途末路。另一方面，与侠义小说结合，发展为儿女英雄小说，把佳人变为侠女，把花前月下私订终身变为在刀光剑影中结成良缘。当然，儿女英雄小说也受《红楼梦》影响，其立意却与《红楼梦》相反，要把儿女情与英雄气结合起来，颇多封建说教，因此，儿女英雄小说也难以为继，逐渐衰落。
第一阶段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有《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金云翘传》和《定情人》。
《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二十回，题“荑荻散人编次”，成书于明末。荑荻散人究竟是谁？有人认为是秀水张匀，但证据不足，可能性较大的仍是天花藏主人[2]。它是我国较早传到欧洲的作品，1826年在巴黎出版了法译本，后又被译为德文和英文。
《玉娇梨》以明正统、景泰年间的政治斗争为背景，写金陵太常卿白太玄之女红玉貌美而有诗才，御史杨廷诏欲聘为媳，为白太玄所拒，白太玄因而被遣出使瓦剌，议迎英宗。白太玄惧祸，将红玉藏于妻弟吴珪家中，化名无娇。吴珪路遇秀才苏友白，见其题壁诗而爱其才，欲将红玉嫁之。苏友白误相新妇，竟拒婚离去。白太玄出使回国，红玉亦回白府。苏友白从张轨如处获红玉《新柳诗》，爱慕非常。张轨如却窃苏友白诗稿以自荐，竟成白太玄择婿对象，幸被丫鬟嫣素和红玉识破。友白按红玉指点，赴京求吴珪作伐，在山东遇见女扮男装的卢梦梨，互相倾慕，梦梨赠金许“妹”。友白进京后，中进士。杨廷诏欲择其为婿，为友白拒绝。友白惧祸弃官而逃，化名柳生，在会稽与化名皇甫员外之白太玄相遇。卢梦梨系太玄之甥女，此时避难白府。白太玄以二女许配“柳生”。最后，误会消除，红玉、梦梨均归友白，故又名《双美奇缘》。
《平山冷燕》，二十回，不署作者姓名，但清顺治十五年（1658）天花藏主人将它与《玉娇梨》编为《天花藏合刻第七才子书》，并作序。天花藏主人当为其作者，成书于顺治初年。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或与他有关的作品约有十五、六种，占明末至顺、康间才子佳人小说的半数左右。天花藏主人又称素政堂主人、荑荻散人等，大约生于明末至康熙十二年左右，是个不得志的文人。他的真实姓名尚不可考，有人认为是嘉兴的烟水散人徐震[3]，有的则认为是张匀或张邵。张匀，字宣衡，号鹊山，秀水诸生；张劭，字博山，号木威道人，嘉兴布衣[4]。还有人说是墨浪子[5]，但均无确证，目前还是存疑为妥。
《平山冷燕》叙述大学士山显仁献女儿山黛所作《白燕诗》，得皇帝赏识，召见山黛，赐玉尺以衡量天下文士，又赐金如意用御强暴。山显仁为女儿建玉尺楼，并聘扬州才女冷绛雪为助。绛雪路过山东汶上县闵子祠，于壁上题诗，有才子平如衡见而和之，互相倾慕。松江府才子燕白颔，寻访才子，与平如衡结为莫逆之交。后天子下诏求贤，为山黛、绛雪相婿。吏部尚书之子张寅，在帮闲文人宋信的支持下，为谋娶山黛，竟剽窃燕、平之诗作，被识破。燕白颔、平如衡为皇帝选中，一赐状元，一赐探花，一娶山黛，一娶绛雪，于是全书以两对夫妇于金殿各赋一首白燕诗而结束。此书1860年就有了法译本，也是较早传到西方的中国小说。
《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书成为才子佳人小说的范本，以后各书多仿此而作，只是稍加变化而已。
《金云翘传》，二十回，题“青心才人编次”，首有署“天花藏主人偶题”的序。可见此书系青心才人编撰，天花藏主人见后，有感而“偶题”之。青心才人，生平不详。成书约在顺治十五年至康熙初年间。
《金云翘传》与大多数才子佳人小说不同，它是依据史料加工编撰的，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徐海和王翠翘都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明茅坤《纪剿徐海本末》及附记，较详细记载了徐海和王翠翘的事迹。王世贞辑《续艳异编》中有《王翘儿传》，粗具传奇形态。周揖的《西湖二集》中收有《胡少保平倭战功》一篇，也是专演其事的。《虞初新志》卷八，收有余怀《王翠翘传》，故事有了进一步发展。胡旷《拾遗录》残稿中亦有《王翠翘传》。在故事的演化过程中，徐海从面目可憎的强盗变为豪爽有志的侠义人物，王翠翘也演化为多才多情的薄命佳人。青心才人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写成了著名的《金云翘传》。
书叙嘉靖年间，北京良家女王翠翘与书生金重相恋，金重去辽阳奔丧，而翠翘父犯罪，翠翘卖身赎父，被人贩子骗到临淄卖入妓院。遇无锡书生束守，两人相恋，束生娶之为妾。后被其妻宦氏发觉，设计将翠翘劫回无锡，送入府中为奴。翠翘不堪虐待，逃至尼庵栖身。又受困扰，仍流落为娼，遇草莽英雄徐海。徐海系海盗头子，势大，屡挫官军，又为翠翘报仇，凡迫害过翠翘之仇人均受惩处。翠翘屡劝徐海反正，徐海向督府投降，被杀。翠翘被配给永顺军长，过钱塘江投水自杀。为尼姑觉缘救起，后仍与金重结为夫妇，其妹翠云已代姊嫁金重，姊妹共事一夫以终。此书描写王翠翘悲剧一生，本非才子佳人小说，但作者虚构了翠翘与金重的恋爱故事，把它套入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框架里。
《金云翘传》对越南文学影响甚大。越南大诗人阮攸（1765—1820）将它改编为长篇叙事诗《断肠新声》，成为越南文学的名著。
《定情人》，十六回，不署撰人，卷首有序，署“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此题署与常见的“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不同，引人注目。素政堂主人与天花藏主人当为一人。书成于顺治末康熙初。
书叙成都府双流县故去的礼部侍郎之子双星不满于老母主婚，媒人提亲，以游学为名，出外寻找理想情人。至浙江山阴，投义父江章家，与其女蕊珠相恋。不久，双星回家赴省试。权门公子赫炎向蕊珠求婚不成，趁内宫点选民女之机，将她推荐入宫。船至天津，蕊珠投河以死殉情。幸遇救，投双星之母处。时双星入京，中状元，因拒屠驸马之女婚事，被派出使海外。及归，因功封太子太傅。至山阴成婚，江章按蕊珠行前所托，以婢女彩云为次女嫁之。双星归川省母，始知蕊珠尚在，一夫二妻大团圆。
《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十八回，题“名教中人编次”。清夏敬渠（1705—1787）《野叟曝言》三十一回曾引及此书，据此，作者当为清初人。
书叙大名府秀才铁中玉，美貌多智而且武艺高强。父铁英在朝为御史，因参大夬侯沙利抢夺民女事，以无佐证反被参下狱。中玉进京省亲，持锤闯入公侯府，救出民女。铁英得昭雪，升都察院，大夬侯沙利被罚。中玉名动京师，游学山东。
山东历城县兵部侍郎水居一因荐边将失机被削职充军。其弟水运谋夺兄产，逼侄女冰心嫁学士子过其祖。冰心沉着机智，多次摆脱过其祖的纠缠。某日，水运又伪造居一复职喜报，诱冰心出而劫之。适中玉来历城，路遇相救。中玉寓居长寿院，过其祖设计投毒。冰心遂迎中玉至家，为之疗治。二人虽互相敬慕，但却严守礼教。后水居一获释升尚书，与铁英为儿女订婚。过学士不甘失败，唆使万御史劾奏中玉曾在冰心家中养病，男女同居一室，先奸后娶，有伤名教。皇后验明冰心确系处女，中玉、冰心奉旨完婚。
《好逑传》也是较早传到西欧的中国小说，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被译成英、葡两种文字，后又有法、德、荷兰文译本出版。
除上述五部代表作外，题天花藏主人撰，或不题撰人而首有天花藏主人序的还有《两交婚小传》（十八回）、《人间乐》（十八回）、《锦疑团》（十六回）、《飞花咏》（十六回）、《麟儿报》（十六回）、《画图缘小传》（十六回）、《赛红丝》（十六回）等。《玉支玑小传》（二十回）[6]、《赛花铃》（十六回）、《鸳鸯配》（十二回）、《合浦珠传》（十六回）均题“烟水散人编次”或“槜李烟水散人”，作者当为徐震。徐震，字秋涛，嘉兴人，还著有《后七国乐田演义》。《凤凰池》（十六回）、《巧联珠》（十五回）、《飞花艳想》（十八回）题“樵云山人”或“烟霞散人”、“烟霞逸士”等，作者是写《斩鬼传》之刘璋[7]。此外还有题“蘅香草堂编著”的《吴江雪》（二十四回），不著撰人的《宛如约》（十六回）等，也是这个阶段较为重要的作品。
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即雍正、乾隆以及以后的作品，主要有与步月主人有关的《蝴蝶媒》（十六回）、《五凤吟》（二十回）、《幻中游》（十八回），“歧山左臣编次”的《女开科传》（十二回），静恬主人作序的《金石缘》（二十四回），李春荣撰《水石缘》（三十则），与娥川主人有关的《生花梦》（十二回）、《炎凉岸》（八回），张士登撰的《三分梦全传》（十六回），惜阴堂主人编的《二度梅全传》（四十回），九容楼主人撰的《英云梦》（十六回），崔象川的《白圭志》（十六回）等等。可以作为这个阶段代表作的有《雪月梅传》、《驻春园小史》、《铁花仙史》。
《雪月梅传》，五十回，题“镜湖逸叟著”。作者陈朗，字晓山，生平不详。嘉兴平湖县有陈朗，字太晖，乾隆三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升郎中，后任抚州知府，有《青柯馆诗钞》。此人是否与《雪月梅传》作者是同一人，待考。《雪月梅传》乾隆三十九年（1774）成书，乾隆四十年付梓。
书叙嘉靖年间，金陵岑秀，天姿俊雅，熟习韬略。惧祸携家投山东沂水县母舅何式玉。式玉妻本一仙姑，生女小梅。仙姑离去，式玉郁闷而死。小梅被叔祖卖浙江王进士家为婢。故岑秀到沂水不遇。
江南六合老秀才许绣有女雪姐，美慧异常。一日与乳母林氏自舅家归，为大盗所掳，林氏遇害，雪姐被卖为妾，不甘受辱，自缢而死，得何仙姑赐仙丹还魂，与岑秀订婚。
刘电为父迁柩，途中遇勇士殷勇，结为兄弟。电兄刘云为山东某县令，丁忧南归，为盗贼所困，幸为殷勇所救。经刘云保举，殷勇任把总之职，征倭有功，并与智勇双全的女子华秋英结为婚姻。
值乡试之期临近，岑秀母子乃返金陵。经湖州，赁王进士之屋暂居。王进士者，盖当初买小梅为婢者也。进士有女月娥，并收小梅为义女。王进士先后将月娥、小梅配岑秀。
岑秀中举并奉命征倭，分兵进剿，大获全胜。至是，许雪姐、王月娥、何小梅共事岑秀，各得封赠。
小说以抗倭斗争为故事背景，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奇幻小说、婚恋家庭小说熔为一炉，变才子佳人吟诗作赋之才为经国济世之才，篇幅大大加长，从中篇发展到长篇，显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重大变化。
《驻春园小史》，又名《绿云缘》，二十四回，题“吴航野客编次”、“水箬散人评阅”。卷首有乾隆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水箬散人序。存乾隆四十八年（1783）刊本。作者生平不详。
书叙明代浙江嘉兴曾青，曾官光禄大夫，年老病逝。夫人叶氏携女云娥、婢爱月投母舅叶渡家。旁有驻春园，为故兵部尚书之子黄玠读书处。尚书在日，黄玠与金陵吴翰林之女绿筠定亲。吴公逝后，夫人郭氏拟将绿筠另配。
一日，云娥、爱月登楼远眺，忽见黄玠，互相爱悦。黄生寄简，云娥投帕，私订终身。不料叶渡获罪，云娥母女往年伯吴翰林家避难。黄玠追至金陵，因怒郭夫人悔婚，不入其门，遂卖身吴邻周尚书家为书童。几经周折，方与云娥见面。
周尚书托媒求云娥为媳，叶氏应允。黄玠得侠士王慕荆之助，与云娥、爱月逃归嘉兴。适周府遇盗，疑黄玠所为，告官追捕得之。云娥奋不顾身，上堂鸣冤。黄生发配充军，云娥判归吴家。黄玠发配途中，为王慕荆所救，改名李之华，入京应试，钦点探花，与绿筠、云娥成婚，纳爱月为妾。后夫妇同居驻春园，白头偕老。此书基本保持《玉娇梨》《平山冷燕》风格，但亦杂入侠义小说情节。
《铁花仙史》，二十六回，题“云封山人编次”、“一啸居士评点”，卷首有“三江钓叟”序。现存刊本均不著刊刻年月，但序中提及《玉娇梨》《平山冷燕》，可见晚于二书，而从内容、风格考察，当为后期作品。
故事大要是明代孝廉蔡其志，隐居埋剑园。此园系其宋代远祖埋剑之处，故名。蔡其志有女若兰，许配翰林王悦子儒珍。儒珍与陈秋麟友好，同在埋剑园读书。园中有玉芙蓉花为埋剑所化，已修炼成仙，化女媚秋麟，被花神贬往扬州。不久，儒珍父母双亡，家道衰落，其志悔婚。时秋麟中举，为儒珍不平，伪称向若兰求婚，其志允婚。值朝廷点秀女，其志急欲嫁女。若兰闻讯，与婢红蕖改男装出逃，途遇钱塘知县苏诚斋，为其女招若兰为婿，后被识破，认若兰为义女。
吏部侍郎夏英获罪而死，其继子元虚品行恶劣，竟将夏英之亲女瑶枝献入宫中，瑶枝进宫途中投水自杀，亦为苏诚斋所救，收为义女。苏诚斋携家到扬州赴任。秋麟私来扬州，留居苏家，诚斋以瑶枝相许。玉芙蓉花灵化作瑶枝与秋麟相会，相偕逃往京师。诚斋侄紫宸曾遇仙授异术，精武艺，出海平寇有功，却入山修道。
蔡其志失女后，悔过，招儒珍为嗣子，改姓蔡。苏诚斋将女馨如配儒珍，又以瑶枝许配秋麟。秋麟始知前之瑶枝为假。
儒珍、秋麟入京应试高中，告假还乡。若兰将实情告诚斋，若兰与儒珍仍结为夫妇。众人在埋剑园欢宴，紫宸前来祝贺，迫玉芙蓉花显形，先化为剑，后化为龙，紫宸乘之上天。此后，儒珍、秋麟升官得子、优游林下。后紫宸度儒珍、秋麟两家老夫妇飞升。
此书情节中多杂神怪、战争，功成归隐成仙，与早期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结局不同，显示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变化轨迹。
二、才子佳人小说的传奇模式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才子佳人小说作了这样的评说：
《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8]
这里，鲁迅先生着重指出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与唐人传奇的近似“非必出于仿效”，但实际上向唐人学习是明末清初小说的一种创作倾向，所以鲁迅先生在同书的另一处又说：“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根据鲁迅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明清才子佳人小说虽然“非必出于仿效”唐人传奇，但它实际上具有一种传奇风韵，即一种受唐人传奇影响又不同于唐人传奇的创作模式。
1.才子佳人小说的理想性
传奇表现的是不完全脱离实际生活、但与实际生活有一定距离的理想世界。这种理想性在才子佳人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现实中的爱情是最经受不住摧残的，所以《金蔷薇·夜行的驿车》中的安徒生才为了想象中理想的爱而失落了现实中爱的可能。他说：“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永世不灭、才能永远环绕着灿烂夺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幻想中的爱情比现实中所体验的要美得多。”[9]善于营筑精神世界的人类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人们熟知的故事，营筑了一个想象和愿望中的情爱世界。
首先，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见钟情，或“众里寻他千百度”，或“之死靡它”，表现的是爱情的至上性、自由性、神圣性，是人类所希望、所追求的一种爱情理想。
素政堂主人题《定情人》序言云：
试思情之为情，虽非心而仿佛似心，近乎性而又流动非性。触物而起，一往而深，系之不住，推之不移，柔如水，痴如蝇，热如火，冷如冰。当其有，不知何生；及其无，又不知何灭，夫岂易定者耶！……情有所驰者，情有所慕也。使其人之色香秀美，饱满其所慕，则又何驰？情有所移者，情有所贪也。使其人之姿态风华，魇饫其所贪，则又何移？不移不驰，则情在一人，而死生无二定也。情定则如铁之吸石，拆之不开；情定则如水之走下，阻之不隔。再欲其别生一念，另系一思，何可得也！……因知情不难于定，而难以得定情之人耳。此双星、江蕊珠所以称奇足贵也。[10]
这里，素政堂主人先向我们揭示的是爱情生活中的神秘体验——一见钟情。也许在你的幻觉中早已有了他或她，然而你在现实生活中却不知道他或她在何方，于是去寻找，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仿佛完全在无意之中，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惰况下，“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触物而起，一往而深”而“不知何生”。当《定情人》中的双星带着寻找爱情的愿望，“由广及闽，走了一二千里的道路，并不遇一眉一目”“堪作闺中之乐”时，无意遇到了江蕊珠，竟“惊得神魂酥荡，魄走心驰”，“虽在昏聩朦胧之际，却一心只系念在蕊珠小姐身边”，“耳朵中忽微微听见‘蕊珠小姐’四个字，又听见‘彩云在此’四个字，不觉四肢百骸飞越在外的真精神，一霎时俱聚到心窝。忙回过身来，睁眼一看，看见彩云果然坐在面前，不胜之喜。因问‘不是梦么’？彩云忽看见双公子开口说话，也不胜之喜，忙答道‘大相公快苏醒，是真，不是梦’”。在《玉娇梨》中，当孑然一身的苏友白忽遇才美双并的淑女愿以终身相许时，他谔然惊喜道：“莫非梦耶？”像这种如梦如幻的爱情体验，决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所能感受到的。
然而，理想的爱情并不仅仅是那种如闪电撞击心灵般的“一见钟情”，还有它的至上性、神圣性和永久性，一旦“情在一人”，则“死生无二”。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了寻求、为了忠于自己理想的美好的爱情，可以抛掉世俗的一切，包括被封建知识分子视为贵如生命、终身梦寐以求的功名富贵。《定情人》中的双星为了寻找定情人，放弃科举奔走四方，及至找到江蕊珠之后才回乡应试。中状元之后，宁可舍着性命，远赴海外，拒绝了当朝驸马的为女求婚，信守盟约不为所动。《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自从在旅途中偶遇冷绛雪之后，即放弃功名四处奔走，寻找意中人冷绛雪；燕白颔为了忠于所追求的理想爱情和平如衡远奔京城。还有《玉娇梨》中的苏友白，宁可被革掉案首也不迁就吴翰林的招婿，宁可扔掉新任的推官也要游荡江湖寻找理想的爱人。就像《坎特伯雷故事》中的托巴斯先生，他“听了画眉的歌，说不出的相思满怀，他踢起马刺，狂奔起来，‘……世上没有一个值得我爱的女子，我将爱一个仙后；我拒绝所有的凡女，我愿奔过山岭低谷去找仙后’”[11]。可见，中外爱情传奇的主人公是“同病相怜”的。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理想爱情放在一切现实利益乃至生命之上，把自已完全融进理想的爱情中，而这种融汇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获得最大的自由；也不是自我的丧失，而是获得最真的自我，即生命的自由与爱情的幸福。虽然它凭借了基本的人性冲动，但它也常常以不寻常的笔调记录了一个时期乃至整个人类的某种理想形式。
其次，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的模式，表现的也只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才子，意味着人能够靠天资、智慧、发愤努力和与之俱来的才学，去获取现实人生利益，包括仕途成功和幸福性爱。将至高的社会理想与完美的人生追求融为一体，这无疑是一种最具理想、最有光彩的人生。然而，现实的无情常使他们空怀一腔壮志、满腹经纶却找不到施展才华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科举情况，看看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的模式同样也是一种理想的表现。
明清大盛科举时，殿试三年一试，一甲三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以清朝为例，清统治计267年，共举行112科，因顺治壬辰（1652）、乙未（1655）两科满汉分榜，有清一代，状元计114人。江苏状元最多，49名，浙江次之，20名，安徽第三，9名，其它各省或一两名，或连榜眼、探花都没有，难道说这些省的青年男女在近三百年中都不谈恋爱了么？若谈恋爱，未中状元，怎么奉旨成婚呢？看来，仅靠状元高中来奉旨成婚，其希望是多么的渺茫。如果再考虑状元的年龄与婚姻状况诸因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才子佳人仅靠中状元后的“奉旨成婚”来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婚姻模式，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美梦。可以说，一见钟情、奉旨成婚的婚恋模式，不仅仅是被爱火燃烧着的男女们的梦幻，而且也表现了作家的“白日梦”。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重复弗洛伊德的理论，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受到抑制的愿望在无意识中得到的实现”[12]。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实有一个传统：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古代作家，不管是仕途上还是婚姻上受到挫折和压抑，都往往借爱情来表现理想和抱负。同样，明清时期的爱情传奇作者，也是感觉到了现实的缺陷而有意为之。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序就集中写了怀才不遇的失意作家借写传奇来表现自己的才能、自己的理想的创作心态：
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己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斗牛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13]
还有的作家干脆就说白：“从来传奇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14]时命不论，怀才不遇，不得已只能将胸中之欲歌欲哭，借人生幻境之离合悲欢发泄于作品之中，使自己“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的才情得以留名后世。也许这些爱情传奇故事，都是作者未曾经历过的，甚至也未听说过的，但却是他们曾经向往的，在作品中描绘出来，从而使自己的生活理想通过传奇的形式在理想的世界中得到实现和满足。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往往强化和夸张了人类行为中的某些特征，正如詹姆斯·福代斯在《对年轻妇女的布道集》中所说的：“在古老的传奇中，激情和它所有的热情一起出现。但在另一面，它是荣誉的热情；因为爱情和荣誉在这里是同样的。男人们都是真诚、宽容大量和高贵的；女人们都是忠贞、端庄、钟情的模范……他们描绘的人物，无疑，常常都是被拔高得超于自然；他们叙述的事件无疑通常也都是以荒谬夸张的手法混合在一起。”[15]
尽管这样，尽管这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看上去不具有任何强力，但却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柱。人们或在想象中苦恋单思某一特定实在的理想对象，或在想象中再创造了人类的形象。也只有这种形而上的慰藉，人们才会得到那种从现实忧伤中滋生出来的欢乐。
二、才子佳人小说的诗意表现性
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传奇是诗的或叙事诗的。”我想，我们对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从传奇的内在精神看，由于传奇作者大多从理想生活中看取人生、看取世界，因此，他们着力刻画的必然是人性中单纯美好的一面，他们笔下摄取的必然是世界中诗情画意的一面；另一方面，从传奇的体裁来源看，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传奇源于史诗，传奇必然有“史”和“诗”的基因。在中国，唐人传奇主要源于历史传记，但由于诗的意识的渗透，传奇也必然成为“史”和“诗”融合的产物。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论《幽怪录》《传奇》时云：“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史才”和“诗笔”相提并论。宋洪迈《容斋随笔》云：“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婉转有思致。”指出传奇小说有诗之“婉转”“思致”。因此，当我们看到西方传奇、唐人传奇及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诗笔的运用和诗意化的创造，我们不能不承认勒内·韦勒克的论断是有根据的。
在源于史诗的西方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韵文写作的传奇作品，如早期的宫廷传奇；也可以看到用富有诗意的散文写作的传奇作品，如法国叙事诗人克雷蒂安·德·特罗亚的《克里赛》接近结尾时那半闭的闺房、欢乐的殿宇和田园诗的世界；同时，在西方传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具有象征意义的层次，如法国中世纪作家吉约姆·德洛里斯的《玫瑰传奇》，以“玫瑰”代表少女，叙述“情人”追求“玫瑰”而不得、后来“情人”经过种种努力终于获得了“玫瑰”的故事，整个用了隐喻，把对情节和主题的追求转化为诗意的酿造。还有克雷蒂安·德·特罗亚的《金银花》，作品中金银花的根从特里斯坦坟中蔓延到伊索尔德坟中并紧紧缠绕的意象，同样表现出诗的象征品格。
同样，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作为传奇的诗化特征，即利用诗词或富有意境的描写，把对情节和主题的追求转化为诗意的创造。
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因为男女主人公多是才子和才女，他们对大自然、对人的感情有着独特的细腻的感受，并且因为爱情本身就是诗，诗又最能表现、最能引发神秘奇奥的人类心灵活动，所以作家往往通过人物的诗歌或意境的创造，来抒发品尝着爱情的甜蜜或痛苦的主人公的细致情绪。如《梦中缘》第三回，有朦胧的月色，有悲切的笛声，有才子月下吹竹自饮的情态描写，有佳人楼上闻笛动心的心理描写，既意韵悠长地渲染出这位失恋才子的寂寞凄情，也表现了多情佳人“凤凰台上忆吹萧”的复杂感觉，从而使作品染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一种哀感顽艳、迷离恍惚的诗意效果。
当然，“传奇是诗的或叙事诗的”，说的不仅仅是作品局部的抒情氛围的渲染，更主要的是作者能把小说的生活结构深化为情感结构，从而把对情节和主题的追求转化为诗意的酿造。《定情人》第一回中的双星这样说：“吾之情，自有吾情之生灭浅深，君情若见桃花之红而动，得桃花之红而既定，则吾以桃红为海，而终身愿与偕老矣。吾情若见梨花之白而不动，即得梨花之白而亦不定，则吾以梨花为水，虽一时亦不愿与之同心矣。”这里，作者明显地把“桃花之红”和“梨花之白”作为两种象征意象。“桃红”乃定情人之象征，“梨花之白”则为无情人之象征；“桃红为海”，乃情海不枯竭，情意不褪色；“梨花为水”，则落花流水情去也。作品就是按照这样的情感结构来构思全书的。双星先是“蒙众媒引见，诸女子虽尽是二八佳人，翠眉蝉鬓，然亲面相亲，奈吾情不动何”？此乃“情若见梨花之白而不动”；至遇蕊珠，则“情若见桃花之红而动”，然后“得桃花之红而既定”；最后，“以桃红为海，而终身愿与偕老矣”。于是，在作品的描写中，作者经常把这种“情旨”化为诗意的场面，如第三回，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少女江蕊珠遇到一位可心的少年之后那种微妙的、虽不热烈但已点燃了的爱情火苗，只轻描淡写几笔，便诗意地把少女的青春气息、浪漫情怀、多才善感表现出来：先虚写“未免默默动心”，次则直揭矛盾，既有心“不敢久留”，又无意“落了一片情丝”，而且这情丝又“东西飘渺”，有如《牡丹亭》“游园”中的“袅晴丝，摇漾春如线”；再叙发展，写那无计可消除的“比往日无聊”的心绪。然后，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承上启下，以江蕊珠诗为引线，安排了一对“似曾相识”的有情人以诗传情，以“桃红为海”的爱情命运。同样，《飞花咏》也是以咏飞花诗作为贯串全书的一条象征性的感情线，最后是“飞花飞去又飞还，依旧枝头锦一团”。还有《玉支玑》中的祖传美玉“玉支玑”，其温润无瑕的特征，也成为贯穿全书、象征感情和人格的意象。实际上，爱情传奇的书名及作品的人名，大多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一种诗的意象。像这种传奇作品的意境创造，既有浪漫小说的意、情和思想，又有写实小说的境、景和形象，它体现了作家的主观情志和客观物境的交融，淡化了小说的情节主题，可以称这为“有情的写实”或“象征的写实”。这种感觉就像清人周克达在《唐人说荟序》中评说唐传奇一样，“其人皆意有所托，借他事以导其忧幽之怀，遣其慷慨郁伊无聊之况，语渊丽而情凄婉，一唱三叹有遗音者矣”。[16]
三、才子佳人小说的悲喜兼容性
作为介于理想与现实、浪漫与写实之间的才子佳人小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样式？是悲剧，抑或喜剧？如果是悲剧的话，为何又有大团圆的结局？如果是喜剧，为何又有悲剧性的磨难？吉利恩·比尔的论述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
传奇引导我们通过一个复杂的冒险的迷宫，但他们并不激起令人不快的困惑焦虑。它们差不多总是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幸福的结局在传奇中仍然是典型的。传奇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样式，它提供喜剧，它包括受苦。然而它没有喜剧的集中或悲剧的结局。通过它的艺术加工，同样通过个别的故事，它赞美生命活力，自由和幸存。[17]
这里有三层意思：第一，传奇是一个复杂冒险的迷宫，它包括受苦，但没有悲剧的结局，亦即受难与再生的模式；第二，传奇差不多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它提供喜剧，但不是纯粹的喜剧，亦即田园诗的大团圆的模式；第三，传奇通过个别的故事，它赞美生命活力，自由和幸存，亦即满足愿望的模式。显然，这三个模式是随意虚构的空中楼阁，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传奇的内在特性。因此，当我们从传奇的角度去阅读才子佳人小说时，就会理解其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及启示意义。
在爱情传奇中，几乎所有的才子佳人都要履艰涉险，都要经受严峻的考验。或颠沛流离，如《飞花咏》中的昌谷和端容姑，秀才昌谷因祖父有兵籍而被迫从军，使其倾家荡产，亲人离散，恋爱无望；同时地痞流氓宋脱天抢走了端容姑，又使端家骨肉分离，这是第一大难；以后昌谷在途中过继给唐希尧，容姑逃走被救，认凤仪为父，又使昌谷与容姑见面，就在这次见面中，两人才刚刚开始了纯真的恋爱生活，不想因唐希尧的侄子为谋夺家财，不但害了昌谷，也害了唐希尧，而凤仪也由于得罪了权臣宦官而被发配榆林驿，在发配途中父女失散，这是第二大难；最后由于昌全收养了端容姑，端居收养了昌谷，两人才开始了新的生活。或经受生死考验，如《定情人》中的江蕊珠受到赫炎的逼婚、东宫选配的折磨，最后投江殉情被救；《铁花仙史》中的夏瑶枝也被点选进宫，途中船被大风吹翻，夏瑶枝遇苏诚斋救活，收为义女；又如《玉支玑》中的管小姐，为了抵御卜成仁的抢亲，制造了一幕假自杀的惨剧；《梦中缘》中的翠娟被郑一恒投在荒山漫野的枯井中遇救等等，这些佳人们在象征意义上都死过一次，随着她们生命的复活，她们的爱情生命也得到了新生。正如天花藏主人在《飞花咏》序中所说的：“疑者曰‘大道既欲同归，何不直行，乃纡回于旁蹊曲径，致令车殆马倾而后达。此何意也？无乃多事乎？’噫！非多事也，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之愈出愈奇，而情之至死不变也。”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就是通过这种受难与再生的模式强烈地表现出对爱情、对青春、对生命的珍惜和赞美，它的启示意义在于：爱的实现往往是与受苦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
“传奇总是关心着愿望和满足”[18]，同样，才子佳人小说也是通过具有喜剧意味的形式，获得愿望和理想的满足；甚至许多实际上是不可逆转的悲剧，也尽量缀上一个大团圆的田园诗般的结局。尽管人们对这种形式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模式体现了一种形式上的“和谐”和“优美”，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模式，为人们营筑了一个具有人性的和谐的理想世界。这种叙述格局，也同样有着情感体验和审美指向的独特效果。就像西方文学批评家曾指出，莎士比亚通过中世纪传奇的叙事模式，包括受难和幸存的模式、再生模式、田园诗的模式、满足愿望的模式等，从而使充分的人性形式第一次得到表达的真实。[19]
总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理想世界决没有被现实完全破坏，它既为作品提供了叙述的形式，也提供给它相当大的想象的能量。它不同于写实主义的真实，因为它看取世界是片面的、诗意的；它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奇幻，因为它传的是人生之奇。它是写实和象征的不稳定的混合，它是悲剧和喜剧的兼容的组合，它是一种具有内在美质的创作模式。
三、才子佳人小说的历史地位
才子佳人小说从单篇作品看，大多成就不高，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从总体上考察，应该肯定它们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即它们是婚恋家庭小说的一个分支，是联结《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链环。
才子佳人小说与《金瓶梅》风格迥异，但它却是脱胎于《金瓶梅》，沿着《金瓶梅》开辟的创作道路发展的。它是文人独创的小说，它以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以普通人为主角，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它假托往事，针对现实，着重反映人情世态；它强调女子的才能，女性形象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连书名也大多模仿《金瓶梅》。
事物总是沿着辩证法的道路螺旋式发展，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总是有所否定又有所继承。才子佳人小说虽脱胎于《金瓶梅》，但又与《金瓶梅》大异其趣，其创作思想和作品风格大相径庭。
《金瓶梅》是暴露文学，通过西门庆与妻妾家庭生活，深刻暴露市侩家庭的糜烂和市井社会的黑暗。才子佳人小说却是理想文学，通过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抒写宣泄作家胸中的郁闷与理想，是作家强烈的自我表现、自我追求意识的产物。
明末清初是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在作家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一部分作家站在明代遗民立场上，坚决反对新朝，他们通过文学作品表现故国之思和抗清复明的强烈愿望。陈忱就把《水浒后传》当作“泄愤之书”，发泄他那激愤的爱国情感。另一部分作家大多是失意文人，他们怀才不遇，厌恶权贵当道、世风浇薄，但对满清的笼络政策又抱幻想，希望科场得志，金榜题名；受明末启蒙思潮和文风影响较深，在爱情婚姻观中有进步成分，感叹佳人难得，热衷于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幻想着风流韵事，洞房花烛，但又受礼教束缚，又要维持名教。所以，他们在新旧之间彷徨，在风流与道学之中徘徊。他们把才子佳人小说当作诗词来创作，作为抒写自己理想与情感的工具。
天花藏主人说：“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道出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特点。“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是小说中“可喜可惊”之事，正是在现实生活中百般营求而不能得到的东西，所以，“皆胸中之欲歌欲哭”之事。
才子佳人小说所表现的理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歌颂女子的才能，作品女主人公都是美貌而多才的。如《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冷绛雪的诗才压过群臣，《好逑传》中水冰心的胆识才能超过了男子。《平山冷燕》里燕白颔感叹地对平如衡说：“天地既以山川秀气尽付美人，却又生我辈男子何用？”“如此闺秀，自是山川灵气所钟”。
才子佳人小说提出了色、才、情三者一致的爱情观。《玉娇梨》中苏友白说：“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他们特别强调“情”，即共同的思想感情作为爱情的基础，强调情的专一和情可起死回生的巨大力量。“不移不驰，则情在一人，而死生无二定矣。情定则如铁之吸石，拆之不开；情定则如水之走下，阻之不隔。再欲其别生一念，另系一思，何可得也……因知情不难于定，而难于得定情之人耳。”这种爱情观与市民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相一致，具有近代色彩。作品为了表现美好的爱情，小说扭转了《金瓶梅》以来风靡一时的淫秽描写之风，表现出雅致秀丽的风格。当然，它们的“情”比较抽象，缺乏反封建制度的深刻内涵，他们只是在爱情上有进步性，但还不是叛逆者的爱情。在这些作品中无例外地把爱情的希望寄托在科举成名上，无例外地宣扬一夫多妻制，最终总是“双美奇缘”，甚至“五美奇缘”。有的露骨鼓吹迂腐的封建道德，像《好逑传》中的铁中玉和水冰心重视名教风化，透出一股封建伦理的酸臭味。
才子佳人小说对社会的黑暗也有所揭露。才子佳人的恋爱总是几经披折，或是权臣恶霸对美好婚姻的干涉，或是地痞流氓、无行文人对才子佳人恋爱的挑拨破坏，或是家长嫌贫爱富、见利忘义造成了儿女婚姻的不幸，甚至是皇帝选妃拆散了民间的美好姻缘。但是，这些描写是作为理想的陪衬，作为实现理想过程中的障碍物而被轻而易举地扫除了。所以，一般来说，都比较肤浅，比较表面，缺乏对封建社会本质的深刻剖析，因而也缺乏悲剧力量。
由于才子佳人小说只是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感，表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他们的生活又极为贫乏，躲在个人构筑的栖息所中，凭着那一点可怜的生活经验来杜撰编造。因而，缺乏对人物典型环境的精确描写，削弱了人物性格的典型性，造成了人物缺乏个性化，“千人一面”。甚至有的作品只顾发泄作者内心情感而不顾生活逻辑和艺术规律而任意编造，这就造成了公式化和概念化，“千部一腔”。为了表现才子佳人就任意拔高、美化，如山黛七岁能诗而且她的诗还压倒群臣；为了写好事多磨，就任意编造不合情理的误会性情节。作家们对这一点，也直言不讳；为了表现才子的慕色和佳人的羡才故意制造“百折千磨”的曲折情节。他们也知道自己杜撰的故事漏洞百出，所以，《铁花仙史》的一则评语，作了很透彻的解释：“秉笔者于子虚乌有之事，往往故留一破绽示人，非以滋疑，正以释疑，谓我不过借翰墨以消遣长昼。”当头几部才子佳人小说出现后，由于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故事颇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而又文字通俗，篇幅适中，可以满足人们消愁破闷的需要，因此轰动一时。于是，仿作纷起，“窠臼固知难逃俗，凭空撰出乞真评”（《驻春园小史》）。为了“贾利争奇”，更助长了公式化倾向的发展。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也察觉到这一点，他们糅进神仙怪异、英雄战争故事，但无济于事，挽回不了逐渐衰落之势。
《金瓶梅》主要描写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表现市井社会粗俗泼辣的审美情趣；才子佳人小说主要描写书房闺阁的文人生活，表现了知识分子优雅闲适的生活趣味。《金瓶梅》主要表现北方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表现山东一带的景物和方言，显示出粗犷泼辣的艺术风格；才子佳人小说绝大部分作者是南方人，书中男女主角几乎全是江浙一带的书生小姐，描写的人情风俗、地理景观全部是南方的色彩，显示出典雅秀丽的艺术风格，甚至可以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家庭小说是北方的文学，才子佳人小说是南方的文学。《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的暴亡和家庭的败落，渗透着一股浓重的悲伤和幻灭的情绪，可以说是地道的悲剧；而才子佳人小说总是大团圆结局，即使像《金云翘传》这样的悲剧作品，最后也要套入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框架里，以喜剧告终。
《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也是既有继承也有否定。才子佳人小说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细致描写，它所表现的才、色、情一致的爱情观，“山川秀气尽付美人”的进步妇女观，对女子吟诗作赋才能的描写，着重表现理想、抒写作家个人情感的创作特点，对南方秀丽风光和亭台楼阁的描写等等，都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影响；甚至某些人物性格和情节，对《红楼梦》也有所启发。例如，《金云翘传》中十首断肠诗和画册的描写；束守妻子宦氏满面春风又极为毒辣的性格；《玉娇梨》中红玉降生时，白太玄梦见神人赐他一块美玉的情节；《定情人》中若霞对双星的试探、双星因而发呆发傻的情节；甚至用谐音的办法给人物取名的方法等等，都可以在《红楼梦》中看到类似的描写。
同时，《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又作了深刻的批判：“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曹雪芹这段话，深刻指出才子佳人小说的要害，思想上的浅薄虚假和艺术上的公式化、概念化。
《红楼梦》吸收了《金瓶梅》等家庭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优点，又克服了它们的缺点，把揭露现实和描写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把青年男女的恋爱和封建家庭内部的生活结合起来，把北方、南方的风俗人情、山川景物融合在一起，既粗犷泼辣又典雅秀丽。
总而言之，才子佳人小说对《金瓶梅》有所继承又有所否定，《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也有所借鉴又有所扬弃，经过这样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红楼梦》就吸收了两者的优点，以更高级的形态出现在古代小说史上。当我们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时候，也不应忽视才子佳人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上的历史作用。
[1]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9页。
[2] 林辰《〈玉娇梨〉的版本和作者》，《世界图书》1982年第6期。
[3] 戴不凡《小说闻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页。
[4] 参看苏兴《张匀、张邵非同一人》，《明清小说论丛》第5辑。
[5] 王青平《墨浪主人即天花藏主人》，《明清小说论丛》第2辑。
[6] 《玉支玑小传》亦有天花藏主人序。
[7] 参看王青平《刘璋及其才子佳人小说考》，《明清小说论丛》第1辑。
[8] 《中国小说史略》，第189页。
[9] 康·巴夫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李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10]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8—1259页。
[11]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67页。
[12] 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13]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5页。
[14] 天花才子《快心编·凡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5] 见吉利恩·比尔《传奇》，邹孜彦、肖遥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6]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5—1796页。
[17] 吉利恩·比尔《传奇》，邹孜彦、肖遥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18] 吉利恩·比尔《传奇》，邹孜彦、肖遥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19] 吉利恩·比尔《传奇》，邹孜彦、肖遥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