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家庭小说
《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歧路灯》都是以家庭生活作为小说的题材，是婚恋家庭小说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写实的手法通过家庭问题暴露社会黑暗，以北方生活为题材，笔力健旺而剽悍，语言流畅而泼辣。但是，它们反映生活的侧重点又有不同。《金瓶梅》通过西门庆的发家史，着重描写亦官亦商的暴发户，反映市井社会中上层的腐朽、堕落；《醒世姻缘传》以家庭内部反常的夫妻关系为中心，反映社会的黑暗，特别侧重于农村的破产和道德沦丧；《歧路灯》以谭绍闻的堕落与转变为主线，着重提出子女教育问题，更多地暴露市井社会中下层，特别是下层社会的黑幕。这三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相当全面地反映了明中叶至清初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在我们论述了《金瓶梅》之后，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醒世姻缘传》与《歧路灯》了。本节以这两部小说为主，兼及《林兰香》和《蜃楼志》。
一、《醒世姻缘传》
1.作者
《醒世姻缘传》一百回，题“西周生辑著，燃藜子校定”。首有环碧主人写于辛丑年的《弁语》《凡例》八则和东岭学道人的《题记》。据《题记》称，该书原名《恶姻缘》，由东岭学道人改为今名。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有《醒世姻缘》一书，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可见该书刊行当在雍正六年（1728）之前，扣除传入日本并引起注意和著录所需时间，至晚在康熙末年。环碧主人的《弁语》写于辛丑年，那么，刊刻时间可能就在这年，即清顺治十八年（1661）。
作者“西周生”，显系化名，究竟是谁？有蒲松龄、丁耀亢、章丘文人、贾凫西、陕西文人、河南文人诸说，但均难确证[1]。
2.宿命论笼罩下的社会真实图景
《醒世姻缘传》也像其他婚恋家庭小说一样，假托往事，针对现实。它以明英宗正统年间至宪宗成化年间（1436—1487）为背景，实际上是反映17世纪中叶以后的现实生活。它叙述一个两世恶姻缘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反常的夫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庭纠纷。作品前面廿二回为前世姻缘，写山东武城县的官僚地主子弟晁源，凭借父亲的权势，娶戏子珍哥为妾，纵妾虐妻，致使嫡妻计氏自缢而死。他还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一次围猎取乐的时候，射死了一只仙狐，这就造成冤孽相报的前因。第廿二回以后则为今世姻缘。晁源因奸被杀，托生在绣江县明水镇地主狄宗羽家为子，名为狄希陈；仙狐托生在薛家，名为薛素姐，与狄希陈结为夫妻。计氏托生为童寄姐，为狄希陈之妾。珍哥托生为童寄姐的婢女珍珠，这样狄希陈一家就成了前世冤仇相聚的地方，相互报冤。珍珠被寄姐逼死，而狄希陈备受素姐、寄姐的虐待。后来经高僧指点，狄希陈虔诚持诵《金刚经》一万卷，才“福至祸消，冤除根解”。
作品开头讲人生三件乐事，而基础是夫妻关系。“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作者遵从儒家“夫妇乃人伦之始”的古训，宣扬丈夫乃“女人的天”，要求建立夫权家庭的道德规范。作者通过这个冤冤相报的恶姻缘，揭露反常的夫妻关系和道德的沦丧，希望恢复儒家理想的西周的淳朴风尚，以此来达到“醒世”的目的，这就是作者化名“西周生”的寓意，也是作者的创作意图。
作品存在着严重的宿命论思想，作者认为世上的恶姻缘都是“大仇大怨，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这种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与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儒家理想结合在一起，通过因果报应以“醒世”，这是作者思想的严重缺陷。
但是，和古代许多作家一样，作者忠于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突破了他的主观创作意图。当我们揭掉笼罩着的宿命论面纱，就可以看到作者为我们描绘的封建社会的真实图景，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作者严厉抨击了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晁思孝本是农村秀才，岁贡之后，进京会试，靠老师的提拔，竟当了华亭县知县。又通过胡旦、梁生牵线，用二千两银子贿通大宦官王振，谋到了通州知州的肥缺。狄希陈连普通文章都读不通，考秀才时请人代作答卷，考上秀才后又用钱纳监，买了个官。这样的制度，当然不能选拔人才，只能培养奴才。可是这些才智低下的人物当了官之后，虽然对治国安邦一窍不通，但对于当官的秘诀却十分机灵，一学就会。他们当官的诀窍是“一身的精神命脉，第一用在几家乡宦身上，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待那秀才百姓，即如有宿世冤仇的一般”。他们用钱买了官，就从百姓身上加倍地榨取回来。晁思孝当华亭知县“不到十日内，家人有了数十名，银子有了数千两”。狄希陈在处置纳粟监生一案中，暗中得了两千两银子，一次外快就抵偿他援例干官一半的本钱。
作品充分揭露了讼狱制度的腐败。所谓打官司，实际上就是谁的贿赂多谁就赢。“天大的官司倒将来，使那磨大的银子罨将去。”即使下了监狱，有了钱也可以把监狱变成天堂。珍哥入狱之后，晁源买通典史，给她盖了单独的院落，派丫鬟仆妇服侍，大摆生日宴席，真是“囹圄中起盖福堂，死囚牢大开寿宴”。后来监狱中书办张凤瑞放火烧了牢房，用烧死的囚妇尸身顶替，把珍哥偷偷带走，做自己的小老婆。监狱中的黑暗与腐败，真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古代小说，很少反映农村生活，婚恋家庭小说多数也只是反映市井社会的人情世态。而《醒世姻缘传》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当时农村的凋敝和破产如实地描写出来；把农村社会的风俗人情，生动地表现出来，为我们提供了一幅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农村的风习画。在作品里，它为我们描写了农村灾荒的惨景。“小米先卖一两二钱一石……后来长到二两不已……后更长至六两七两……糠都卖到了二钱一斗。树皮草根都给掘得一些不剩。”“莫说那老媪病媪，那丈夫弃了就跑；就是少妇娇娃，丈夫也只得顾他不着。小男碎女，丢弃了满路都是。起初不过把那死了的尸骸割了去吃，后来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明目张胆地把那活人杀吃，起初也只互相吃那异姓，后来骨肉灭亲，即父子兄弟，夫妇亲戚，得空杀了就吃。”作者还写了几个人吃人的典型故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恐怕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没有一部作品如此真实地描写农村荒年的悲惨图景。
作品多方面地描写了农村人的生存状态，如家族亲友之间争夺财产；欺负孤儿寡母，谋占遗产；地主对佃户妻子的蹂躏；农村尼姑道婆的诈骗行为；农村苛重的租税；农村卖买私盐的活动等等，把当时农村光怪陆离的生活情景详赡而突兀地表现出来。同时，作者对当时的风俗习惯也有生动而细致的描绘：婚丧嫁娶，礼仪往来，进香迎神，货物交易，乃至衣、食、住、行以及物价等等，都有翔实的记载和描写，提供了传统史书所忽略的可贵资料，提供了一幅相当精确的山东县城和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作者对农村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有着深切的观察和体验。作品里写少数农村知识分子或有钱或有势，靠贿赂钻营走上了仕途，成为压迫人民的官吏，像晁思孝、狄希陈那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则苦闷、彷徨，潦倒一生。作品写出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他们生活之路极其狭窄，开个书铺吧，没有本钱，而且亲友都以借书为名，实则骗取，甚至官府也都要来勒索，只好白送；开个布铺、当铺吧，且不说没有这么雄厚的资本，“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去拾大粪吧，不仅官府离家里田很远，运不回去，而且还要纳税，花本钱；卖棺材吧，“看了惨人”，是“害人不利市的买卖”；结交官府，做做贺序、祭文之类，又“先要与衙役猫鼠同眠，你我兄弟”，丧失了人格，而且还要花钱请酒应酬，打通关节。所以，“千回万转，总然只有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但是教书“又有许多苦恼，受着许多闲气，而且贫困终生”，像程乐宇那样的先生，受尽学生的戏弄侮辱，真是“教这样的书的人比那忘八还是不如”！试想，作者自己没有一番甘苦，怎能把农村穷秀才们的生活和灵魂作如此深刻的剖析和描述！
作者对在金钱冲击下，世风浇薄、道德沦丧痛心疾首。他以反常的夫妇关系为中心，描写了许多忤逆父母，侮辱师长，兄弟相残，出卖朋友，争夺遗产，敲诈勒索，以至铺张浪费、“暴殄天物”等社会上“不道德”的小故事，表现出作者对古代淳朴民风的憧憬，表现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3.真实细致和夸张讽刺的结合
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婚恋家庭小说，一方面在描写生活的真实与细致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它们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社会生活的描写，为典型人物描绘了高度真实的典型环境；同时，又把作品人物的生活和情感纤毫毕露地镂刻出来，塑造了性格复杂而丰满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在对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抨击的时候，采取了夸张讽刺手法，使丑恶现象更加集中、强烈地展示出来，具有社会讽喻小说的特色。《醒世姻缘传》也是这样。一方面对生活的描绘极为精细，人物的音容笑貌，心灵的幽微隐秘，风俗习惯的细腻详赡都多姿多彩地展现开来。银匠童七拿太监陈公公的本钱开银铺，因为给陈太监打的首饰掺铜过多，银器变色，露出破绽，被陈太监送到东厂治罪，追赔本钱。童七的妻子童奶奶聪明机变，为了救丈夫到陈太监家花言巧语，逢迎谄媚，使陈太监不但没有治童七的罪，还免赔三百两银子。她又揣摩了陈太监的心理，买了佛手柑和橄榄去进献，花钱不多，又买到陈太监的欢心，把原先的六百两剩铜发还给她。童奶奶为了救丈夫，维持一家的生计，在卑媚的笑语中包含着辛酸的眼泪。这一段描写把童奶奶心灵的痛苦、险恶的社会环境、性格的果断机敏、富有情趣的生动语言以及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塑造出这个市民妇女的丰满形象，描绘了当时市民生活的五光十色的画卷。作者描写笔法的细致达到了古代小说很高的水平。但是，当作品描写吴推官、狄希陈怕老婆的故事时，又另换一副笔墨。吴推官考察属下官员，叫怕老婆的站在东边，不怕老婆的站在西边。四五十个官员中，只有两个不怕老婆。一个是教官，八十七岁，断弦二十年，鳏居未续；一个是仓官，路远不曾带家眷。吴推官说：“据此看将起来，世上但是男子，没有不惧内的人。阳消阴长的世道，君子怕小人，活人怕死鬼，丈夫怎得不怕老婆？”作者用夸大、漫画化的手法，达到“骂世”的目的。当然，作者在某些描写中，也有夸张过分、失去分寸、给人不真实感的地方，这个缺点在晚清的社会讽喻小说中又发展得更加严重了。
《醒世姻缘传》和其他婚恋家庭小说一样，通过家庭写社会；通过家庭成员与社会的广泛接触，把家庭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织成生活之网。所不同的是通过两个冤冤相报的家庭，把社会生活多方面地反映出来。同时，它还写了好几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用以表现作者的道德观念。这些故事与家庭生活联系是不紧密的，比较牵强，有的人物“事与其俱起，亦与其俱迄”，游离于作品的主线之外。这种结构方法，虽然能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达到比较广泛地反映生活的目的，但整部小说结构显得芜杂松散，反映了作者组织生活、结构作品的能力比较薄弱。这种结构的方法对晚清的社会讽喻小说也有影响。
不过，《醒世姻缘传》的语言艺术是很有特色的。作品或用民间常见的物象设喻，或用人们熟知的文学形象比附，或直接用村言俗语和歇后语俏皮话，使作品无论人物语言还是叙述语言都生动活泼，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民间智慧，如“鸡屁股栓线——扯淡”、“八十岁妈妈嫁人家，图生图长”等。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过：“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确实的，底层民众有其特殊的语言交流方式和表情达意的特点，在不动声色中透出的幽默与诙谐，往往比高头讲章更生动有趣。孙楷第也在《戏曲小说书录题解》中云：“斯编虽以俚语演述，而要其实，上可抗踪《水浒》，下可媲美《红楼》。”对这位生活底子厚实且很有语言天赋的作家来说，这是很高但也是很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林兰香》
《林兰香》六十四回，题“随缘下士编辑”，“寄旅散人评点”。存清道光十八年（1838）刊本。作者真实姓名，无从查考。成书时代，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因为小说结尾以一出梨园、一曲弹词作为“余韵”，显受《桃花扇》影响，因此，其上限不会早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书中描写的北京“灯市”、“金鱼池”，“泡子河”等处繁华景象，据记载至乾隆中叶已衰落或“久废”，可见其下限不会晚于雍正初年[2]。
全书以明初开国功臣泗国公耿再成之支孙耿朗一家，自洪熙至嘉靖百余年的盛衰隆替为主线，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故事写洪熙元年，正当耿朗考校得优等、准备授职时，其未婚妻燕梦卿之父副御史燕玉突遭诬陷，拟议充军。梦卿上书“乞将身没为官奴，以代父远窜之罪”，即蒙允准。耿朗另娶林御史之女云屏为妻。不久，燕玉含冤病死后得到昭雪，梦卿随之获赦。梦卿坚持仍嫁耿朗，甘为侧室。宣爱娘之父宣节亦因科场行贿案的牵连而被革职，气病而死。爱娘无所依靠，下嫁耿朗为妾。任自立是个暴发奸商，因在洪熙皇帝归天的当晚失火，拟判重罪。为求耿家代为疏通关节，将其女香儿送到耿府为婢，香儿亦成耿朗之妾。平彩云本系宦家之女，父死势衰，被恶霸东方巽劫夺，为侠客所救，送往耿家，为耿朗之妾。至是，耿朗一妻四妾，家道兴旺。妻妾之中，梦卿最贤，但因常谏劝耿朗，又因任香儿中伤，以至夫妻反目，梦卿含冤饮恨而死，后任香儿、平彩云俱先耿朗而亡。耿朗立军功，授副御史，但突然病故。梦卿所生幼子耿顺，由侍妾春畹抚养成人，为国立功，袭泗国公爵位，家道有中兴之势。耿顺怀念生母，遂建一楼，贮存遗物，以期传留久远。不料一场大火，焚烧净尽。耿家旧事，仅借戏文与弹词演唱，旋即又遭禁演，耿家故事遂湮没无闻。
《林兰香》是一部流传不广却很重要的作品。它上承《金瓶梅》，下启《红楼梦》，亦为婚恋家庭小说的代表作。
《林兰香》上承《金瓶梅》，首先表现在它的取材上。如果说《金瓶梅》是以西门庆这个亦官亦商的家庭为题材，《醒世姻缘传》是以晁源、狄希陈这两个中小地主家庭为题材，那么，《林兰香》和《红楼梦》一样是以勋宦世家为题材。它们都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其次，它的命名完全模仿《金瓶梅》。《金瓶梅》虽以西门庆这个男子为中心，但却以作品中三个女性的名字作书名。《林兰香》也以耿朗这个男子为主角，以林云屏、燕梦卿，任香儿的名字作书名。“林者何？林云屏也”。“兰者何？燕梦卿也，取燕姑梦兰之意”。“香者何？任香儿也”。而且，西门庆妻妾六人，耿朗原是妻妾五人，燕梦卿死后又将丫鬟春畹立为侧室，也凑足六人之数。林云屏与吴月娘，宣爱娘与孟玉楼，任香儿与潘金莲性格上也有对应关系。再次，《林兰香》继承《金瓶梅》注重描写生活场景和细节的传统。全书主要文字写儿女私情、家庭琐事、饮馔游宴，有不少场面写得色彩斑斓，富有生活气息。
《林兰香》下启《红楼梦》，主要表现在它的梦幻之感上。《林兰香》写耿朗这样的勋宦之家的兴衰荣枯，燕梦卿这样才德兼备女子的悲剧命运，耿顺建起小楼，珍藏旧物，要永世流传，却被一场大火烧得灰飞烟灭。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很清楚的。他愤恨社会之不平，预感它的灭亡，但又看不到希望，因而表现出梦幻之感。作品以邯郸侯孟征上本起奏开头，寄旅散人评曰：“孟同梦，征同证，以梦为证，乃必无之事。封邑在邯郸，取梦之一字也。”故事收结时，耿顺在邯郸道吕公祠内祈梦。这一头一尾，就要表现耿朗一家的盛衰只是邯郸一梦而已。作品开头就写道：“天地逆旅，光阴过客，后之视今，今之视昔，不过一梨园，一弹词，一梦幻而已。林耶？兰耶？香耶？”全书结尾时又说：“总皆梨园中人，弹词中人，梦幻中人也！岂独林哉，兰哉，香哉！”寄旅散人指出：“第一回开端数语，及此回收结数语，合为一篇，以为此书之总论也可。”《林兰香》这种创作意图在《金瓶梅》《红楼梦》中亦有表现，不过有高低轩轾之分。《林兰香》对封建社会的暴露不如《金瓶梅》深广有力，也缺乏《红楼梦》那样的悲剧力量和诗意的光辉。
《林兰香》的承上启下还表现在人物描写上。《金瓶梅》出色地描写了几个女性，但她们的聪明才智都用于争强固宠，卖俏营奸，用以讨得西门庆的欢心，缺乏独立人格的追求。《林兰香》里的燕梦卿是作者全力塑造的人物。一方面，作者把她写成标准的“淑女”。她代父充军，甘心入宫为奴；她坚贞不二，矢志不改嫁，甘为侧室；甚至为丈夫割发、断指。她被皇帝旌表为“孝女节妇”。作者又极力赞扬她才貌双全。既有管家理财的能力，又有艺术才能，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是标准的才女。另一方面，作者又写她是一个有独立性格的女性，她要求和丈夫建立起“名为夫妻，实为朋友”的平等关系，她不献媚邀宠，而是直言不讳，经常批评耿朗的过失。而耿朗这个世家子弟，只把女人当玩物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不能允许妻妾干涉他的生活和思想，所以他说：“妇人最忌有名有才，有才未免自是，有名未免欺人。”于是，他对梦卿加以“裁抑”，故意在感情上伤害她，以至梦卿含冤而死。燕梦卿的悲剧不是外在力量对爱情的破坏造成的，而是在于她的自身，即她所绝对接受的封建道学思想与她追求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独立人格的矛盾。梦卿的悲剧不是封建叛逆者的悲剧，而是封建殉道者的悲剧。作者既不愿意把自己的女主人公写成像《金瓶梅》中的李瓶儿那样的人物，只是一味痴情，甘心当西门庆的玩物，而要写她有自己的独立追求，但又不能像《红楼梦》那样，写出青年女子的叛逆与反抗，而又把她写成道学气味很浓的人物。另外，《林兰香》里有些人物也写得较为复杂，如耿朗，他正直却又多疑，多情而不专注；有抱负却才干平平，也是一个“说不得贤，说不得愚”的人物。
总之，《林兰香》无论思想或艺术成就都不如《金瓶梅》和《红楼梦》，但它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值得重视。
三、《歧路灯》
1.作者
《歧路灯》作者李海观（1707—1790），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别署碧圃老人，河南宝丰县人。他出身农村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在三十岁时中举，后来科场并不顺利，去北京应过考，但始终没有中过进士。五十岁以后，宦游二十年，走遍半个中国，晚年在贵州印江县做过一任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因父死在家守制，开始撰写长篇小说《歧路灯》，连续写了近十年，完成了全书的主要部分。至乾隆二十一年，以出仕的缘故，“辍笔者二十年”，晚年辞官返抵家乡，又开始续写，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才脱稿，前后历时三十年。
《歧路灯》完稿后未付梓，以多种抄本流传。到了1924年才出现洛阳清义堂石印本，凡一百零五回，卷首杨懋生序及张青莲跋各一。1927年冯友兰、冯沅君兄妹把抄本与石印本对勘，分段标点，交北京朴社排印，只印行一册（二十六回），卷首有冯友兰序及董作宾《李绿园传略》。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栾星先生校注本，凡一百零八回，经过仔细的整理校勘，并加注释，是目前最完善的本子。
李海观的著述，除《歧路灯》外，还有《绿园文集》《绿园诗钞》《拾捃集》《家训谆言》等。《绿园文集》和《拾捃集》已佚，《绿园诗钞》存有残本，《家训谆言》被附抄于《歧路灯》卷首，得以保存。他所残存的这些诗文，现都收集在《李绿园诗文辑佚》里[3]。
2.迂腐的说教与逼真的人生图景
《歧路灯》以书香门第公子谭绍闻的堕落和回头为中心，展示了市井社会的黑暗与官场的窳败，把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生动逼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全书一百零八回，分为三大段，首尾呼应，大开大合，脉络贯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第一大段从第一回到十二回，写谭绍闻父亲孝移教子，临终前留下“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遗言，点出全书主题，为后来谭绍闻的悔过伏笔。第二大段从十三回到八十二回，用七十回的篇幅真实细腻地描写了谭绍闻在外界诱惑下堕落的过程。第三大段从八十三回到一百零八回，写浪子回头，谭绍闻终于改过从新，中副车，立军功，蒙天子召见，选为知县。其子篑初钦点翰林庶吉士，在家道复兴的喜庆气氛中结束全书。
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围绕封建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对日益腐败的世道人心的补救。作者认为青年能否走正路，关键在于父母的教育、师长的引导、妻妾的辅佐、朋友的帮助。因此，在书中设置了一系列对立的形象，描写他们对谭绍闻的不同影响。谭孝移的严格教育与王氏的娇惯纵容，娄潜斋的高风亮节与侯冠玉的无德无行，孔慧娘的贤惠规劝与巫翠姐的蛮横撒泼，程嵩淑等人的谆谆善诱与夏逢若等人的勾引诱骗。在这一场青年争夺战中，作者表现了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时时流露出重视门第、轻视妇女、重农抑商、醉心仕途、提倡读经、鄙视市民文化等等传统观念，表现出落后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想，与同时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相比，思想境界是悬殊的。
作者落后保守的思想给作品带来了损害，使它不能像《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对封建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不能表现出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而是出现了兴旺的征兆；不能敏锐地反映时代的变化，发出启蒙思想的闪光。但是，作者写实的创作方法，却使作品超出了他的主观意图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歧路灯》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谭绍闻堕落的过程，写出了他前后几次大反复的曲折经历。谭绍闻在父亲死后，也牢记了“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教诲，循规蹈矩。但是，老师侯冠玉嗜赌成性，给他树立了坏榜样，在外界的诱惑下，他开始玩画眉，狎婢女，下赌场。刚开始时，还“心中发热，脸上起红”，但很快就习以为常，拿起赌具“也不脸红，也不手颤了”。正当他滑向邪路时，父辈及时进行教育，他还能听得进去，认为“三位先生说的是正经话”，决心改过；但是，又经不起夏逢若等人的诱骗，不久又下赌场，玩戏子，正是“冲年一入匪人党，心内明白不自由”。可是，当他输了二百两银子、赌徒们上门逼债时，自己又良心发现，觉得对不起母亲，在仆人王中的劝导下，发誓改过，有几天关在书房里念书，足不出户。可不久夏逢若又设圈套，用妓女红玉作诱饵，谭绍闻经不起女色的诱惑又迈向赌场，被戏班头子诬告，上了公堂。但回家后，妻妾的柔情蜜意又使他感化，悔恨自己不该去嫖妓赌博，下了很大决心改过，夏逢若、张绳祖来勾引他，被拒之门外。但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夏逢若又以替尼姑庵抄募捐单子为由，把他引到尼姑庵，在小尼姑的勾引下又一次下水，赌输了五百两银子，只好到亳州躲债，路上吃尽苦头；回来后割产还债，又被夏逢若请去看戏，用女色勾引，把他卖产业的钱榨个精光，甚至还牵连到人命案子中。到了这样狼狈的境地，在义仆王中和父辈的教训下，请了品德端庄、学问渊博的智万周当老师，开始悔改，有几个月拒绝与坏人来往，认真读书。可是，夏逢若等人制造流言蜚语赶走老师，又一次把谭绍闻拉下水，从此变本加厉，因输钱卖掉祖坟上的树木，甚至把自己的院子拿来开赌场，一直发展到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时家产荡尽，奴仆走散，几乎活不下去，在族兄谭绍衣的引导下，在朋友、义仆的规劝下，才开始真正的转变。
谭绍闻的本质并不坏，他的堕落是社会造成的。作者把视线转向官府和市井社会，写出谭绍闻堕落的社会环境。
官场黑暗，贿赂成风。谭孝移被举荐为贤良方正，但为了申报文书，娄潜斋替他贿赂了五十两银子。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所谓“贤良方正”应该是清正廉洁的表率，但却不得不贿赂书办衙役。正像王中所说：“如今银子是会说话的。有了银子，陕西人说话，福建人也省得。”谭孝移进京，到了税亭检验，又送了十六两银子。因为“俗话道：‘硬过船，软过关’，一个软字，成了过关的条规。”没有贿赂“那衙役小班，再也是不验的”。戏班头目茅拔茹讹诈谭绍闻，他想请结拜兄弟夏逢若说句公道话，王中对他说：“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势利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上取齐。”对当时世风的批判确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痞恶霸之所以敢于盘赌窝娼，“一定要与官长结识。衙署中奸黠的经承书吏，得势的壮快头役，也要联络成莫逆厚交”。这就深刻指出官府是黑社会的靠山。当然，《歧路灯》对官府的揭露是很有限的，它的矛头主要指向书办衙役这些官府的爪牙，而作品里出现了谭绍衣、娄潜斋等一批清官；祥符县四任知县，三位都是清官，只有一个董知县是贪官，不久也被参革了，表现了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性。
作品里描写得更深刻的是谭绍闻委身的市井社会。谭绍闻的堕落主要因为赌博，作者对赌场和赌徒的描写非常精彩。“从来开场窝赌之家，必养娼妓，必养打手，必养帮闲。娼妓是赌饵，帮闲是赌线，打手是赌卫。所以膏粱子弟一入其囮，定然弄的水尽鹅飞。”谭绍闻就是这样经夏逢若牵线，妓女红玉引诱，而下赌场；赌输之后，打手假李逵就凶神恶煞似的上门逼债，把他搞得倾家荡产。
作者还把视角转向社会的各个角落。高利贷盘剥，尼姑庵卖淫聚赌，途路上行骗抢劫，江湖上庸医草菅人命，风水先生、巫婆神汉迷信活动，道士烧丹银的诈骗行为，制造假钱的犯罪行径等等，都在作品中多色多姿地呈现出来，把所谓“乾隆盛世”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读者嗅出了花团锦簇下的霉变味。
作品用带有河南地方色彩的语言把18世纪中州的风习图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婚娶丧葬、宾客宴饮、官场仪注、科闱规程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歧路灯》的社会价值还在于它提出了教育青年这个重要课题。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作品丰富的内涵，却值得今天的读者思索与玩味。一方面，作者竭力鼓吹的封建正统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作者写谭孝移教育子女很严格，不许看戏，不许逛庙会，不许看“杂书”，完全封闭起来，正像王氏所说：“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只想锁在箱子里，有一点缝丝儿，还要用纸条糊一糊。”这种封闭式教育的结果，使谭绍闻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没有抵御坏影响的免疫力，当他一旦走上社会，就很快为黑社会的毒菌所感染，谭绍闻的堕落宣布了封建封闭式教育的失败，这对今天的教育工作仍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对谭绍闻堕落过程的描写，使我们看到青年堕落的原因和复杂的心理过程，这对今天的青年教育工作无疑也具有借鉴的意义。
3.性格转变的描写与鞭辟入里的议论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一般只注意两端，即好人与坏人，虽然在成功的作品中，也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性格的发展史，但是好人或坏人的基调是生来就定下的。例如，《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虽然也有仗义疏财等性格，但本质上是恶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性格虽有发展，但他的叛逆性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金瓶梅》和《红楼梦》中有些人物是“多色调”的，性格复杂，不易简单判断为好人或坏人，但是，他们只是性格复杂，却很少完成性格转变。《歧路灯》却描写了谭绍闻、盛希侨、王隆吉这三个出身不同青年的转变，尤其是极其细腻地描写了谭绍闻的转变过程，塑造了转变中的人物典型，这是对中国小说史的重大贡献。
谭绍闻书香门第出身，受着父亲严格的封闭式教育，父亲去世，他从密封舱走出来，接触到污浊的空气，很快受到污染。他的堕落主要因为性格软弱，抵抗力不强。盛希侨出身显宦之家，祖上是堂堂布政使，财势俱全，这位少年公子骄奢豪纵，挥霍无度，以至家产用尽，弟弟要和他分家，很有“孝悌”之心的盛希侨感到无比悔恨，开始转变。王隆吉是小商人出身，容易染上市井社会的恶习，但他有生意人的精明，稍涉泥潭，急忙抽身，所以陷得不深，容易转变。这三个青年都是转变中的人物，但性格各异，形象鲜明，为我国古代小说史留下了一组转变中的人物典型。
《歧路灯》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除了谭绍闻这个“中间人物”典型外，还为小说史的画廊增添了一个帮闲篾片典型夏逢若。夏逢若是江南微员的后代，把祖上的家产挥霍净尽，靠着头脑灵活，言词便捷，见了有钱公子像苍蝇一样逐嗅而来，挨进门去，拉他们下水，混些酒肉过活，觅些钱财养家。他是继《金瓶梅》应伯爵之后，写得最成功的帮闲形象。只是应伯爵投靠西门庆，更多帮闲色彩，用插科打诨等办法来讨好主子；而夏逢若勾引青年公子，更具无赖恶棍成分，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拉人下水。
《歧路灯》写了二百多个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也有十多人。人物塑造的成功主要靠对比和白描。作者设置了一系列对立人物形象，在对照中黑白分明，贤愚立判，勾画出人物的基本性格。又用白描手法，不加烘托渲染，简练勾勒出人物的鲜明形象，使他们的神态口吻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小说第十三回写谭孝移死后入棺一段：
抬起棺盖，猛可的盖上，钉口斧声震动，响得钻头，满堂轰然一哭。王氏昏倒在地，把头发都散了。端福只是抓住棺材，上下跳着叫唤。王中跪在地下，手拍着地大哭。娄、孔失却良友，心如刀刺，痛的连话也说不出来。
这寥寥数语，就把几个身份不同的人物的神态勾画出来，传神摹影，惟妙惟肖。
《歧路灯》是一本以青年教育问题为主题的小说，时常对社会问题进行评议。把评议与描写结合是它的重要特色。由于作者社会生活阅历丰富，议论深刻，对社会现象概括力强，这些评议与生动情节、人物性格结合在一起，所以，虽然说教颇多，但不令读者生厌。例如，第五回对秀才们的评议：“原来秀才们性情，老实的到官场不管闲事，乖觉的到官场不肯多言，那些平索肯说话的，纵私谈则排众议而伸己见，论官事则躲自身而推他人，这也是不约而同之概。”这把当时秀才们的心态高度概括出来，具有对科举制度的讽刺意义。三十九回对理学的评论，也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偏是那肯讲理学的，做穷秀才时，偏偏的只一样儿不会治家；即令侥幸一个科目，偏偏的只一样儿单讲升官发财”，“这还是好的。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搦住印把时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好不恨人。”
《歧路灯》作者社会经验丰富，语言功底深厚，熟悉群众语言，议论文字深刻，概括力强；描写文字精练，表现力强；人物对话都能符合人物身份，该雅则雅，宜俗则俗，达到个性化的程度。它的语言风格凝练集中，但略嫌木讷，因此，也有生硬枯燥的地方。
四、《蜃楼志》
在介绍了《醒世姻缘传》《林兰香》和《歧路灯》之后，附带介绍一下《蜃楼志》。
《蜃楼志》，又名《蜃楼志全传》，二十四回，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卷首有罗浮居士序。作者真实姓名不详，但序云：“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记》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可见作者是粤东人或长期生活在广东。存嘉庆九年（1804）刊本。
小说假托明代，实写清代乾嘉时期粤东洋商与官场。作品以广东十三行商总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为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从新任关差赫广大敲诈勒索洋商写起，引出苏吉士，然后一条线写苏吉士的恋爱婚姻和窃玉偷香的风流韵事，连带写出温素馨姐妹、施小霞、乌小乔、茹氏等几个妇女的命运；第二条线写赫广大的贪虐骄奢，为求子招来番僧摩剌，摩剌连结洋匪，袭了潮州，自号光大王；第三条线写义士姚霍武的兄长遭诬陷被处斩，自己又因打抱不平而遭监禁，因此与结义兄弟越狱起事，占领海陆丰。苏吉士因业师李匠山而结识姚霍武，持李信为朝廷招安了他，并利用他剿平摩剌。苏吉士之妹嫁李匠山之子，官商联姻，吉士送别，匠山飘然而去，全书在烟云漂缈中结束。作品比较全面地写出当时官场的黑暗与社会动乱，画出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图画，预示着清王朝正在走向衰败，一场狂风骤雨即将来临。
这部小说的主要特色有三：
第一，题材新颖——以清代对外贸易的海关和洋商活动为题材。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限令外商只准在广州互市，接着又下令洋货交易须通过“公行”。由此，广东海关成为清代对外贸易的唯一关口，权力极大，趁机敲诈勒索。而贸易要通过“公行”，洋商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借此大发横财。作品翔实地描写了赫广大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到他势败抄家时，抄出了赤金四万二千两、白银五十二万两和大批洋货，真是富可敌国。由于关差的横行，激起地方政府与海关的矛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洋商虽然受到关差的敲诈，但它利用垄断贸易的官商地位，也大发其财，所以苏万魁家“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作品以中国早期买办资产阶级——洋商和海关关员为描写对象，反映了时代的特色，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第二，形象新鲜——把开明洋商苏吉士当做英雄来歌颂。作者似乎有意地把他写成贾宝玉式的人物，重情感而轻功名。他对温素馨说：“我也不想中，不想做官，只要守着姐姐过日子。”他又说：“我要功名做什么？若能安分守家，天天与姐妹们陶情诗酒，也就算万户侯不易之乐了。”但是作者极力渲染他的风流韵事，不但没有谴责他的淫乱行为，反而认为是温柔多情，是出于对不幸妇女的同情。作者把多情与淫乱混在一起，津津乐道苏吉士的放荡行为，露骨地描写性行为，这说明作者的艺术趣味不高，学《红楼梦》而仅拾其余唾，使苏吉士失去贾宝玉的叛逆性格。
其实，这个形象真正具有新鲜感的是苏吉士的乐善好施而薄敛财。因家被抢劫，父亲惊吓而死。他想：“我父亲一生原来都受了银钱之累。”于是他决心处置乡间银账及陈欠租项。择日唤齐债户，当众宣布：“穷苦的本利都不必还，其稍有余者还我本钱不必算利，这些抵押之物烦众位挨户给还，所有借券概行烧毁。”“说毕即将许多借票烧个精光。众债户俱各合掌称颂，欢声如雷而去”。接着苏吉士又宣布减租：“将所欠陈租概行豁免，新租俱照前九折收纳。”这就写出了一个开明洋商的慷慨风度。
战乱和灾荒使粮价暴涨，苏吉士将积年剩粮十三万石平粜。其中八万石米还多卖了十二万八千银子。作者颂扬他的“积善行为”，也指出这是他聚敛财富的手段，是“致富的根基”，认为这是英雄行为，“吾愿普天下富翁都学着吉士才好”。
可见，作者已经感应到一种新的经商观念和生产方式，因而把洋商当英雄，把苏吉士写成聪明俊秀、风流倜傥的人物，歌颂他多情的风姿，赞扬他开明慷慨的风度。但过多渲染他的风流韵事，而没有写出他锐意进取的经商活动；过分强调他的“多财而不聚”的慷慨开明，而没能挖掘出他作为资本家聚敛财富的“雄心”；只揭露关差对洋商的敲诈，而没有写出洋商垄断贸易的渔利行为。因此，苏吉士这个早期洋商的形象虽然新鲜但不够丰满、深刻，历史的力度不够。
另外，围绕苏吉士的几个女子，如出身盐商的温氏姐妹，海关小吏之女乌小乔、施小霞以及破落户之妻茹氏等等，都是多情而泼辣的，在她们的头脑里贞节观念已荡然无存，在两性关系上采取相当随便的态度，甚至“不羞自献”，反映了在商业经济环境里生长起来的青年妇女与传统女性不同的道德观念。
第三、布局巧妙——罗浮居士序称此书“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作品以苏吉士为中心，一条线深入赫广大幽森府邸，把海关关差骄奢淫逸的生活勾勒出来，写出官场黑暗；一条线又触及社会下层，姚霍武等人被逼造反，占山为王，点出社会动荡；一条线则伸向闺房绣阁，把洋商的家庭生活、两性关系加以点染，写出世风的演变。这三条线围绕苏吉士这个轴心，互相勾连，互相影响，头绪多端而不散乱，层次分明而又自然舒展。一人为主，联缀诸事，曲折开阖，可伸可止，开晚清社会讽喻小说结构之先河。但赫广大与摩剌淫欲无度的生活描写过多过露，姚霍武一线则模仿《水浒传》，因袭之迹甚明，都是艺术上不足之处。
《蜃楼记》承上启下的地位。作品以苏吉士为中心，一面写他一妻四妾的家庭生活和风流韵事，一面写官场黑暗、社会动乱、世风浇薄，基本上仍是婚恋家庭小说的格局。它直接继承《金瓶梅》和《红楼梦》，苏笑官、温素馨的形象有西门庆、贾宝玉、李瓶儿的影子；在语言描写、情节设计方面也有明显的借鉴甚至模仿，如施小霞戏弄乌岱云就是套用了凤姐戏贾瑞的情节。
但是，《蜃楼志》又不是典型的婚恋家庭小说，因为不是通过一个家庭去写社会，重点不是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而侧重于官场的揭露。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因所叙多实事，多粤东官场与洋商的故事，所以写来极为真切、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蜮毕现；无心于谩骂，而人世之情伪皆显。在这一方面，他是开创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的先河。”同时，在布局结构上，“他又启示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绝无布局，随处可止，随处可引申而长之的格式”[4]。总之，从承上看，应列入婚恋家庭小说；从启下看，应列入社会讽喻小说，是婚恋家庭小说向社会讽喻小说过渡的作品。
[1] 段江丽《〈醒世姻缘传〉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版）“作者考辩”一节对此有详细考辩，可参考。
[2] 参看陈洪《〈林兰香〉创作年代小考》，《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3期。
[3] 栾星编著《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4] 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