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瓶梅》
一、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近年来学术界歧见甚多，而对版本的看法却比较简单，意见较为一致。
1.成书年代
要确定《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金瓶梅》究竟是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还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很多。早在六十多年前，冯沅君在《古剧说汇》中就举出十几处例证，说明这部书最早是有“词”有“话”的民间创作，“至少也是这种体例的遗迹”。五十年代有人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世代积累的长篇小说”的观点[1]。这种观点近来影响很大，不少文章和著作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证[2]。但我们仍坚持《金瓶梅》是个人创作的观点，其成书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初年至万历二十年间。理由如下：
首先，《金瓶梅》除了“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3]之外，在现存的宋元或明初的戏曲和话本中没能找到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金瓶梅》是经过“世代积累”的，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则有它们演化的确切证据。
其次，所谓“世代积累”的说法，还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金瓶梅》是在《水浒传》之后写成的，是以《水浒传》百回繁本为蓝本，不但在人物、情节方面多有因袭，而且还抄了《水浒传》的大量韵文[4]。《金瓶梅》的万历本与崇祯本不同，所不同处就是万历本离《水浒传》近，而崇祯本离《水浒传》远。这正说明在《金瓶梅》本身版本演化中，有意识地摆脱《水浒传》而作的努力。《金瓶梅》是从百回繁本的《水浒传》演化出来的，那么百回繁本《水浒传》定型在嘉靖年间，《金瓶梅》抄本出现在何时呢？《金瓶梅》抄本出现在万历二十年前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徵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屠本畯见到抄本的时间，是在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一年[5]。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给董思白的信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这两条材料，是《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最早记载。由此可见，到了万历二十年前后，《金瓶梅》抄本才开始流传。
从嘉靖年间到万历二十年其间只有六七十年，因此，《金瓶梅》没有“世代积累”的可能。
第三，《金瓶梅》情节虽有脱漏，语句亦有重复，但综观全书布局严密，文笔风格统一，是一个作家的手笔。至于书中存在的说唱文学的种种证据，都只能说明这是中国长篇小说发展过程中，其体例尚未完全摆脱说唱文学的影响而留下的“遗迹”，还不足以说明它是“世代积累”型的作品。
第四，《金瓶梅》是一部假托宋朝，实写明事的长篇小说，打上了时代的鲜明印记。其中，有的还是明嘉靖年间才出现的史实（如“皇庄”、“马价银”等）和人物（如狄斯彬等）。这说明是明人写的小说，“非世代积累”而成。
2.版本
《金瓶梅》的抄本已亡佚，现在可以见到的刻本，有两个系统三种重要版本。
《金瓶梅词话》一百回，万历刻本，卷首有欣欣子序。序云：“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世俗，盖有谓也。”首次提出兰陵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卷首还有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和廿公跋。
《新刻绣像金瓶梅》或《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一百回，崇祯刻本，卷首有弄珠客序，但无欣欣子序。
这两个系统版本的不同点是：第一，万历本从武松打虎写起，而崇祯本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万历本八十四回有吴月娘被王矮虎所虏、为宋江义释的情节，崇祯本无。第二，在体裁上，万历本称为“词话”，题目后有“诗曰”或“词曰”，有“且听下回分解”。崇祯本不称“词话”，不用“下回分解”，删去不少诗词。第三，崇祯本无欣欣子序。第四，万历本回目粗劣，不对仗，崇祯本回目对仗工整。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一百回，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无欣欣子、东吴弄珠客序，却有谢颐序。属崇祯本系统。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竹坡，徐州人。他的评论，特别是《读法》一百零八条，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是研究《金瓶梅》的重要材料，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3.作者
这是《金瓶梅》研究中意见最为分歧的问题。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欣欣子序称作者是“兰陵笑笑生”。由此围绕着“嘉靖间大名士”和“兰陵”这两点，几乎把嘉靖、万历间的文人和山东峄县或江苏武进县的名人都猜遍了。明代提出了“嘉靖间大名士”、“绍兴老儒”、“金吾戚里的门客”等说法，清人提出了李渔、李开先、王世贞、赵南星、薛应旗、卢柟、李贽、徐渭、冯惟敏等人。而近年人们又怀着强烈的兴趣，提出了几种说法，影响较大的有五种说法：一是重申王世贞说——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朱星的《金瓶梅考证》；二是李开先说——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吴晓铃、徐朔方等都力主此说；三是贾三近说——近年张远芬发表系列文章，反复论证，其文章均收入他的著作《金瓶梅新证》一书中；四是屠隆说——黄霖连续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1983年第3期）、《金瓶梅作者屠隆续考》（1984年第5期），作了具体论述；五是冯梦龙说——吴红、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等著作则持此观点。
比较这几种说法，我们认为屠隆说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的材料，作了精当扼要的考证，而且注意联系屠隆的思想、生活和文学创作观，论据比较充分，有说服力。当然，也还存在一些疑点，尚待进一步研究[6]。
二、市井社会的众生相
《金瓶梅》的故事是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节演化出来的。书中所写的故事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至南宋建炎元年（1127）共十六年。但是，它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婚恋家庭小说，作品假托往事，反映的却是晚明社会的现实。
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缓慢发展，到了明中叶已日薄西山，渐入衰境。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已经逐渐丧失了统治的力量，维持不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另一方面，姗姗来迟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迅速生长。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金钱力量的冲击，使原来已经腐朽了的社会更加奢侈腐化，“礼崩乐坏”。《金瓶梅》的作者极其敏锐地觉察了社会的微妙变化，他的视角转向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市井社会，以亦官亦商的西门庆家庭为中心，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写出晚明社会的众生相，描绘市井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彻底暴露了封建社会晚期的黑暗与腐朽，客观上表现了这个社会已经走向灭亡，已经无可挽救。《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商人家庭和市井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具有开拓新路的历史意义。
西门庆是破落户出身，靠经商和交通官府起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商人很难通过正常的商业利润积累或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新兴的实业而发财致富，必然要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来聚敛财富，“富贵必因奸巧生，功名全仗邓通成”，西门庆走的正是这样一条中国式商人的道路。西门庆虽然胸无点墨，但头脑灵活，随机应变。他把搜括钱财和奸娶妇女一事紧密结合在一起，带有浓厚的地痞恶霸的色彩。当他和潘金莲毒死武大后，准备把潘金莲娶回家中，这时媒人给他介绍了富有的寡妇孟玉楼，为了财产，他把俏丽的潘金莲搁在一边，把孟玉楼连同她的财产都“娶”了过来，人财两得。接着又勾引朋友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谋夺了花家的大部分财产。女婿陈经济的父亲陈洪是杨戬的奸党，杨戬倒台，陈洪牵连在内，陈经济把家产转移到西门庆家里，西门庆又发了一笔横财。正因为杨戬倒台，西门庆也被列入“亲党”名单之内，但他依靠财富，买通关节，找到主事的宰相李邦彦，把“亲党”名单上的西门庆改为“贾庆”，得以免祸。接着西门庆给蔡京送上一份厚重的生辰担，换得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千户的官职，成了蔡京的干儿子。于是金钱与权力互相依靠，利用金钱取得政治权力，又利用政治权力来发家致富。他贪赃枉法，放走杀人犯苗青，收了一千两的贿赂；勾结蔡御史，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掣取三万盐引，牟取了暴利；倚仗权势，偷漏关税，“十车货便少了许多税钱”。这样他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临死时竟开了五六个店铺，不动产除外，资本达到十万两左右。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商人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们始终缺乏欧洲资产阶级早期那种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西门庆把他的财富，一部分用贿赂形式买通官府，谋取和巩固政治权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部分则大肆挥霍，用于荒淫无度的生活消费。他疯狂地追逐和占有女人，他的精神世界完全被兽欲淹没了，显示了极其丑恶和堕落的灵魂。
西门庆集商人、官僚和恶霸于一身，是个典型的封建市侩；同时，封建官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迅速市侩化。他们已不像传统的封建士大夫，自视清高，鄙视商人，而是与商贾称兄道弟，或靠商人的贿赂来维持奢华的生活，或靠与商人勾结，插手商业活动，以牟取高额利润。封建的门第、礼教在金钱的冲击下土崩瓦解，甚至出身贵族之家的王三官也拜西门庆为义父，其母林太太，在挂着“节义堂”匾额，挂着“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的对联的宅子里与西门庆通奸，贵族妇女竟也投向了市井流氓的怀抱，这是富有讽刺意义的。
《金瓶梅》的主角是西门庆，但它的书名却隐含着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性的名字。可见这三位女性在全书占有重要地位。作者通过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妻妾争风吃醋，恶棍吃喝嫖赌，画出了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
潘金莲出生在一个裁缝家庭，九岁就被卖到王招宣府里。她聪明、美丽，既会描鸾刺绣，又会品竹弹丝，王招宣死后被卖给张大户。这个六十多岁的老色鬼，把她占有了。因家主婆吵闹，又被许配给外貌丑陋的武大为妻。潘金莲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她对不合理的婚姻的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她用琵琶弹出了自己的不满与怨恨：“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凰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自尊、自傲、自信，把自己看得比金子还高贵，应该说是妇女人性的觉醒。但是，在那样摧残人性的社会里，在那样金钱物欲横流的世风里，她的人性发生异化。她知道自己和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相比，是最没有地位、没有财富的。想要在这样的封建市侩家庭中立足，一方面，只有得到西门庆的欢心，才能保持她的地位。她凭借诱人的美貌，尽力满足西门庆的兽欲，取得西门庆的宠爱。另一方面，除掉有可能夺取她受宠地位的绊脚石，所以，狠毒地害死了官哥儿，气死李瓶儿，逼死宋蕙莲。她的自我意识完全异化为自私自利；她的自尊变成了嫉妒；她的聪明伶俐，变成了工于心计；她的泼辣变成了狠毒；她对爱情的追求变成了纵淫和放荡；她所受的侮辱，化成了复仇心理，也要去侮辱和玩弄别人。她彻底地堕落成一个坏女人，当然必不可免地遭到悲惨的结局，也失去了人们对她悲剧产生的同情。作品多层次地展示了她人性被扭曲的过程，为中国小说史增添了这样一个被扭曲了的市民妇女形象，反映了在寡廉鲜耻的社会里，市民阶层底层人物的堕落，反映了世风日下的悲哀。
李瓶儿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在梁山泊好汉攻打大名府时，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随养娘逃到东京，被花太监纳为侄儿媳妇。花子虚是个纨绔子弟，撒漫使钱，宿娼嫖妓，“整三五夜不归家”。李瓶儿感到精神的空虚和痛苦。正在这个时候，西门庆这个“风流男子”闯入她的生活。“朋友妻，不可欺”，这是古代人们的道德准则，而在世风沦丧的封建社会后期，在西门庆这样的暴发户心目中，早已一钱不值了。西门庆利用与花子虚的朋友关系，勾引李瓶儿。当花子虚因财产纠纷吃官司时，他便乘虚而入。李瓶儿一面可怜花子虚，央求西门庆“千万只看奴之薄面，有人情，好歹寻一个儿，只休教他吃凌逼便了”；另一面，她把人伦道德观念抛到九霄云外，与西门庆打得火热。作者极其真实地展示了李瓶儿性格的复杂性。花子虚被放出来后，因财产荡尽，不久就气病而死。西门庆正准备把李瓶儿娶过来时，又因杨戬倒台，他惶惶不可终日，无心顾及。李瓶儿忍耐不住，又嫁了蒋竹山。蒋竹山是个猥琐无能的人，无法填补李瓶儿空虚的灵魂。经过这次波折，李瓶儿更把西门庆看作理想的男子汉，死心塌地嫁给他。她痴情而幼稚，善良而软弱，对周围环境的险恶、人际关系的复杂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只是一味地满足西门庆的兽欲，希望西门庆对她也能痴情；只是一味地讨好西门庆的妻妾，希望能在西门庆家里安稳度日。但是西门庆这个市侩家庭，内部斗争有着原始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因此，李瓶儿虽然美貌温柔，虽然带来许多财产，而且还为西门庆生了个儿子，但是，这个温柔软弱的痴情女人，却被市井出身、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狠毒泼辣的潘金莲击败了，被这个野蛮的暴发户家庭吞噬了。李瓶儿的死写得极其动人，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没有这样淋漓尽致地描写一个无辜妇女被凌逼而死去的篇章。李瓶儿临死前，梦见花子虚带着官哥儿来找她，说明她内心的负疚，还是有罪孽感的；同时，又对西门庆一片痴情，牵肠挂肚，怕花子虚报仇伤害西门庆；又要西门庆“还往衙门去，休要误了你公事要紧”；又交代她死后不要花太多钱买棺材，“你往后还要过日子”。这个温柔善良而又因情欲而堕落的女人，在临死前灵魂受着煎熬，她的悲剧催人泪下。当然，作者并不认为这是社会造成的悲剧，却把它归罪于情欲。
庞春梅是潘金莲的贴身丫头，曾为西门庆所“收用”，深得西门庆的宠爱。她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通奸，西门庆死后被卖给周守备作妾，因生了儿子，成了守备夫人。后又继续与陈经济通奸，陈经济死后，又与守备老家人的儿子周义通奸，纵欲身亡。
庞春梅生性高傲，正如张竹坡所说：“于春梅纯作傲笔。”“于同作丫环时，必用几遍笔墨写春梅，心志高大，气象不同。”[7]她虽然地位低贱，却“心高气大”。应该承认这里面包含着自尊、自信的合理因素。有一次吴神仙相面说她有贵相。吴月娘不相信春梅将来有做夫人的福分，认为“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也轮不到她头上”。可是，春梅却很自信：“那道士平白说戴珠冠，教大娘说有珠冠也怕轮不到他头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如果庞春梅性格中的合理因素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就会爆发出反抗压迫的火花，成为像晴雯那样“身居下贱，心比天高”的人，她的生命就会闪耀出动人的光彩。可是，庞春梅的自尊、自信却被扭曲了，向着恶的方向发展。她倚仗西门庆、潘金莲的宠爱，大施淫威，侮辱卖唱的瞎女申二姐，残害同房的丫头秋菊。当她有了权势之后，对孙雪娥进行报复，凌辱拷打，以致把她卖入妓院，其凶残狠毒不亚于潘金莲。
庞春梅当了守备夫人之后以贵夫人的身份重游旧家池馆，看到西门庆家的花园台榭，都已墙倒楼斜，昔日的繁华已冰消瓦解。“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笔点睛处也。”[8]作者让庞春梅作为西门庆家兴衰的见证人，发出人世变迁、兴衰浮沉的叹息。
《金瓶梅》描写了市井出身的泼妇潘金莲、有贵妇人气度的李瓶儿和生性骄傲的丫头庞春梅，三个女人性格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淫。作者以这三个淫妇的名字命名小说，他的创作意图是很明显的，即戒色欲。西门庆和三个淫妇都生活在情欲里，“走情欲驱策的路，最后都惨死在情欲之手”[9]，导致了家业的衰败。张竹坡评本第一回“色箴”云：“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这看似典型的封建主义女性观，实际上是作者向世人发出的劝诫和警告。
《金瓶梅》里的应伯爵写得活灵活现又很有深度，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画廊增添了帮闲这种新的典型形象。
应伯爵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的儿子，一份家财都嫖没了，只好投靠西门庆，充当帮闲的角色，混碗饭吃。他聪明机敏，有文化，见识广，但好吃懒做，既不肯“十年寒窗苦”，在科举路上挣扎；也不愿经商做生意，为赚钱而辛苦奔波；更不可能去做工种田，自食其力。他只想过着松松垮垮、懒懒散散的寄生生活，从主子那里乞讨些残羹冷炙，聊以度日。他洞悉西门庆这个暴发户的内心世界，是钻进他肚子里的“蛔虫”。他知道西门庆需要靠吹捧抬高身价，他就瞎吹，说西门庆官服上的腰带是什么水犀牛角做的，“夜间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灭”，“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他知道西门庆庸俗不堪，精神空虚，他就与妓女们插科打诨，为西门庆凑趣解闷，他跪在小妓女郑爱月面前讨酒喝，让妓女打他的耳光。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大为悲痛，甚至不肯吃饭，应伯爵知道这时西门庆既需要安慰，又需要搭个台阶，忘掉悲痛，去寻找新的刺激和欢乐。于是他就劝解一番，让西门庆既做到“有情有义”，又能心安理得地再去寻欢作乐。他还时常为别人当“说客”，向西门庆求情，为自己捞点好处。如帮妓女李桂姐修复与西门庆的关系，取得李桂姐的酬谢；帮商人黄四向西门庆借银子，也得了一笔“手续费”。
应伯爵早已不是中国古代的那些侠客义士，肯“士为知己者死”，为认定的目标去赴汤蹈火；也不是封建官僚幕府中的幕僚高参，在政治风浪中，与主人共命运，为事业出谋献策。他只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虽然与主人也称兄道弟，实际上只是金钱关系。他用奴颜媚骨，用那点可怜的机敏，为暴发户们装点门面，消愁解闷，填补精神的空虚。所以，西门庆死后，应伯爵又投靠了新的主子张二官，又为他出谋献计，帮他娶李娇儿到家中做了二房，又介绍潘金莲如何美貌多艺，怂恿把她娶到家里。
作者非常憎恶这种帮闲人物。他在书中用一大段文字批评他们“极是势利小人”。但是，作者又如实写出他们可悲的一面。应伯爵生个儿子，这本是个喜事，但衣食无着，不得不向西门庆借钱，在强颜欢笑中，隐含着辛酸。应伯爵这个卑琐的小人，在金钱社会里，扮演着小丑的角色，走完了可卑又可悲的一生。
陈经济也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在前八十回里，作者只用几个特写镜头把他好色淫荡的性格勾勒出来，到了西门庆死后的二十回，他成了作品里的主角，有了较多的描写。
陈经济聪明伶俐，不但会双陆象棋，拆牌道字，诗词歌赋，而且精明能干，办事勤快，也是经商的一把好手。这是陈经济与一般作品中败家的纨绔子弟不同的特点。但是，好色淫荡的性格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刚到西门庆家时，还只是偷香窃玉，与潘金莲暗中勾搭，装出一副老实勤快的样子，博得西门庆的信任，临终前把家业托付给他。但是，西门庆死后，他就肆无忌惮地与潘金莲、庞春梅通奸，公开侮辱吴月娘，以致被吴月娘赶出家门。陈经济替西门庆经营家产，落魄时又得到父亲的朋友王杏庵的接济；后来又绝处逢生，遇到当了守备夫人的庞春梅。在人生的浮沉中，有这样三次机会，凭着他的精明能干，本可大显身手，成为另一个西门庆。可是他和西门庆不同，西门庆在色与财之间，首先是财，所以能够暴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商人的精明和魄力。而陈经济却根本不顾经济效果，把做生意的本钱都拿来吃喝嫖赌，结果一败涂地，成了典型的败家子。在晚明社会特定的环境下，商人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预示着中国的商人阶层不可能朝气蓬勃地去开拓事业，成为上升的阶级，而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也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而没落。作者用讽刺嘲弄的笔法刻画陈经济的形象，较之过去作品中的败家子形象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除了以上几个重要人物外，《金瓶梅》还写了上自宰相、官吏，下至地痞、妓女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还写出了官场社会尤其是市井社会的诸色人等。
作品全面地描写了晚明社会的官僚政治、讼狱制度、商业活动、文化娱乐、风俗习惯，描绘出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会风习画。正如郑振铎所说：“表现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10]
作者极其敏锐地觉察到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晚明社会所带来的重要变化，感受到在金钱力量的冲击下，旧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正在逐渐演变和瓦解。但是，作者并不理解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不可能更多地更积极地去反映商人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而是惊呼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把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归之于人性恶，特别是色欲，所以《金瓶梅》作者的主观意图就是要戒淫欲。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经济这几个主要人物最后都得报应，死于淫。作者用色空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来解释人世的变迁、世态的炎凉。作品的客观意义大大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思想。我们既要承认作品所描写的家庭生活与所反映的市井社会具有新的特点，但是，又要认识到作者的立场仍是保守的，他对这一切变化是抱着暴露批判态度的，他并不具有当时启蒙思想家如李贽等人的思想。《金瓶梅》的作者是个敏锐的作家，但不是哲学家、政治家，这是我们不能苛求的。
三、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1]《金瓶梅》在艺术上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里程碑，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逐步摆脱说唱艺术的影响向近代小说转变的轨迹，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题材选择——从历史到现实生活
《金瓶梅》是长篇白话小说中婚恋家庭小说的开山之作，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在题材方面的重大变化。
《金瓶梅》以前的长篇小说都取材于历史和神话故事，而《金瓶梅》作者在前人没有提供任何艺术借鉴的情况下，独辟蹊径，寻找了一个崭新的艺术视角，以新兴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西门庆的家庭为中心，以西门庆发家史为轴线，上挂朝廷、官僚，中连大户豪绅、地痞流氓，下接市井细民，展示出明代中叶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刻画出各色人等的灵魂，反映出明代社会的新矛盾和新特点。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本单位。作者以解剖麻雀的方法来透视社会人生，这种以小见大的选材方法，确实是一种创造，为我国长篇小说的取材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由于题材的变化带来艺术表现方法的巨大变化。在《金瓶梅》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着重写朝代兴衰、英雄争霸、神魔变幻，而《金瓶梅》却取材于一个家庭的兴衰，描写卑微不足道的市井人物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过去是以大见大，通过军国大事、帝王将相来写朝廷的兴废、历史的盛衰；现在是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家庭的盛衰荣枯，一个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过去是站在高山之巅看大海的汹涌澎湃，现在是从一滴海水看大海的朝夕变化，万千气象。这就使作品与现实生活、与普通老百姓的心理更加贴近了，现实感和时代感更加鲜明了，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入发展。
另外，由于题材的变化，作品的立意也有很大变化。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关注国家的兴亡，着重总结历史经验，表现政治和道德理想，注视那些掌握百姓命运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升沉荣辱；而婚恋家庭小说则关注人生的悲欢、世态的炎凉，着重探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思索人生的哲理，更多的关怀着普通人的命运。
2.创作风格——从理想主义到暴露文学
《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在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同时，着力表现美好的理想与愿望，歌颂明君贤相、忠臣义士、英雄豪杰，表现了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金瓶梅》却是彻底的暴露文学，它以西门庆这个亦官亦商的暴发户家庭为中心，写出官场社会的黑暗和市井社会的糜烂，极写“世情之恶”，精确地描绘出那鬼蜮世界，几乎见不到一点亮光和希望。作品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正如张竹坡所说：“西门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12]，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个顶缺的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这样如实、彻底地暴露社会的黑暗，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空前的，接近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儒林外史》和晚清谴责小说有着明显的影响。
为了适应暴露文学的需要，《金瓶梅》采用讽刺手法，具有讽刺文学的性质。它常用白描手法，如实地把人物言行之间的矛盾不动声色地描写出来，达到“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效果。《金瓶梅》里写了个道貌岸然、而人品极坏的韩道国，他竟然为了钱，让妻子跟西门庆通奸的事也干得出来，可是又偏偏爱吹牛：“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列位余光，在我恩主西门庆大官人处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正当他扬扬得意之时，有个谢（揭）汝谎，当场刺了他一下：“闻老兄在他门下，只做线铺生意？”可是韩道国并不因此而收敛，牛皮反而吹得更大了：“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而已，今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账，言听计从，祸福共之，通没我，一时儿也成不得……”正说得热闹，忽见一人慌慌张张来报告他的老婆与弟弟通奸被捉了去，韩道国慌了手脚，尴尬不堪。读了这一段描写，人们便不难看到这种讽刺手法在《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创作中的影响了。
《金瓶梅》是以生活丑作为作品的题材的，作者对丑恶的现实怀着强烈憎恨的感情，因此，从总体上说，做到化丑为美，“描绘了丑，却创造了美”[13]。但是，无可否认，作品是有重大缺陷的。这表现在：第一，作者对社会的黑暗有强烈的憎恨，看到了“人性恶”，但思想是保守的，他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是站在王学左派思想解放的立场上。他没有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瓦解封建制度的力量；没有看到市民阶层代表着前进的力量，挽救社会危机的希望正在他们身上；只看到商品经济带来的道德的沦丧，只看到一片黑暗，给人窒息的感受。第二，在艺术上是不成熟的，在描写“丑”时，分寸掌握得不好，尤其是对淫乱生活的描写，更暴露了它的弱点。《金瓶梅》中关于性关系的猥亵的描写，首先应该承认是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正如鲁迅所说：“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14]但是，不能因此为它辩解，甚至把它与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联系在一起。其次，作品中对性生活和性行为的描写不是为了表现男女之间真挚的情感，互相爱悦和尊重，而是表现对女性的占有与虐待；不是为了表现爱情的美好而是展览丑恶，表现兽欲，作者不时流露出艳羡之情，暴露了作者庸俗低级的一面。第三，从艺术美学来看，作者不懂得艺术辩证法，没有认识到生活化为艺术，是不能自然主义地照搬，必须发生变异，“没有认识到变形和变质在这方面的伟大作用，不懂得在情感与情欲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错位”，“二者错位的程度越大，审美的价值越高”[15]。
3.形象创造——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
《金瓶梅》以前的小说，所写的人物大多是杰出人物，他们的性格或大善或大恶，属于类型化的典型。而《金瓶梅》则写普通人物，改变了人物的单色调，呈现出“杂色”，出现了“美丑并举”的二元组合，“已经明显地表现出由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转变轨迹”[16]。
上面谈到西门庆、李瓶儿等人物时已经谈到这一点了，在这里，我们再从宋蕙莲这个形象来看《金瓶梅》人物塑造的特色。
宋蕙莲是个穷人家的女儿，最初卖给人家当婢女，后来嫁给厨子蒋聪，又与西门庆的家人来旺勾搭上了。蒋聪与人斗殴被杀，她就嫁给了来旺。她俏丽聪明，但生性轻佻，自然很快就被西门庆勾引上了。她不以为耻，反而扬扬得意，用西门庆给的衣服打扮得妖妖艳艳；用西门庆给的钱买零食，还分给别人吃。她把自己放在主子与奴才之间，指手画脚，指挥别的奴仆干活；她混在西门庆妻妾群中，和她们一起荡秋千，在他们打牌时在旁边插嘴；她与陈经济打情卖俏。但是，这个淫荡无耻的女人，却又有着仁爱之心，当西门庆受潘金莲挑拨、陷害来旺时，她多次向西门庆求情，西门庆也答应她会放出来。当她发现自己被欺骗和出卖时，她痛骂西门庆：“爹，我好人儿，你瞒着我干的好勾当儿，还说什么孩子不孩子！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你成日间哄着我，今日也说放出来，明日也说放出来。只当好端端的放出来，你如今要递解他，也要和我说声儿；暗暗不透风，就解发远远地去了，你也要合凭个天理，你就信着人，干下这等绝户计，把圈套儿做给我，你还瞒着我。你就打发，两个人都打发了，如何留下我？做什么？”从此她拒绝与西门庆来往，把他送来的饭也给摔掉了，最后自缢而死。
作者在写出这样一个淫荡、下贱女人的同时，又写出她对丈夫的仁爱之心、怜惜之情，她被欺骗之后的觉醒与抗争。可以说这个形象已经不是过去小说中那种性格表层的不同特点，不是一个性格的不同侧面，而是性格内部的深层结构中，即人的内心世界中的矛盾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引起的不安、动荡、痛苦等复杂感情。
《金瓶梅》用生活场景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用白描手法描写人物神态；通过别人的议论介绍人物特征；透过室内陈设来衬托人物性格；用谶语隐括人物行径，暗示人物结局；用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等等，都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积累了艺术经验，为《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巨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金瓶梅》在人物塑造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的人物相当一部分还是类型化的，不过不是善的化身，不是英雄豪杰，而是恶的化身，是淫妇恶棍；虽然全书出现了800个人物（其中有姓名的约为477人）[17]，但真正达到性格化的典型人物不足十人。所以，它与《红楼梦》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有到了《红楼梦》，中国古代小说才进入自觉的时代，才在一部作品中出现了性格丰富的优秀形象体系，进入一个新的审美价值层次的时代。
4.情节结构——从线性结构到网状结构。
《金瓶梅》以前的长篇小说，都是从说话演变来的，受说话艺术的影响，重故事性，是一个个故事联结起来的，可以说是短篇加短篇的结构，是线性结构。而到了《金瓶梅》，虽然仍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但它从生活的复杂性出发，发展成网状结构。它的特点不在于情节的曲折离奇，环环相扣，而在于严密细致，自然展开。
《金瓶梅》全书围绕西门庆家庭的盛衰史展开，前八十回以西门庆为中心反映官场社会的黑暗，以潘金莲为中心反映家庭内部的纠葛；后二十回以庞春梅、陈经济为中心，写西门庆家庭的衰败，交代全书主要人物的结局。全书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像生活本身那样繁复，千头万绪，各种生活情节和场面纷至沓来，大小事件接连而起。但作者把它组成一个意脉相连、情节相通、互为因果的生活之网，使全书结构严密细致，浑然一体。许多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是西门庆兴衰史中的一个环节，互相烘托，互相制约。它写一个故事，有多方面的作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故事发展中逐渐显现出它的作用，用某件事来连结故事或转换情节。如潘金莲丢了一只绣花鞋，围绕找鞋、拾鞋、送鞋、剁鞋等情节，把陈经济调戏潘金莲、西门庆怒打铁棍儿、以及秋菊被罚、来昭被撵等生活场面呈现出来。
《三国演义》、《水浒传》着重故事性，叙述一个故事或人物必须有头有尾，紧紧连接，如写林冲、武松要连续几回，从他们受迫害，直写到他们报仇雪恨，中间是不允许间断的。但《金瓶梅》则人物时隐时现，他们的故事或续或断。如十三至十六回比较集中写李瓶儿与西门庆勾搭成奸，西门庆准备娶李瓶儿；忽然在十七回以后又插入杨戬倒台，李瓶儿嫁蒋竹山的故事；到了十九回以后又接续西门庆娶李瓶儿，然后她在西门庆家中生活。书中写了潘金莲、宋蕙莲、李桂姐、王六儿等许多人物故事，在这些生活场景中，李瓶儿也时常出现，到了四十至四十一回写她生儿子，潘金莲等人的嫉妒；然后到了五十九回以后又集中写官哥儿和李瓶儿的死；七十一回还写她的托梦。这样李瓶儿的故事分散全书，与其他人物故事穿插进行；李瓶儿的性格是在这个大家庭中，与其他人物交叉呈现、互相影响和制约；性格是逐步完成的，这样小说就像生活那样自然、丰富，如行云流水一般舒卷自如。
5.创作方法——从传奇到写实
《金瓶梅》改变过去小说用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传奇性情节的创作方法，在作品中更多对日常生活场景作细腻的描写，用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性格，用写实精神来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其具体表现有三：
第一、《金瓶梅》的写实表现在对日常社会的描写中。《金瓶梅》中西门庆家发生的事，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作者的特殊才能就是写家常琐事，通过一般人乃至一般作家都不放在眼里的小事，写下一大段真实的人生：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家庭这个平平常常的舞台上，或者忙着吃，或者忙着喝；或者忙着嫁，或者忙着娶；或者忙着赚钱，或者忙着花钱；或者忙着活，或者忙着死。人的宝贵生命都在这琐琐碎碎的无聊小事中飞快地流逝了，这是真实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它启发有理性的读者思考：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第二、《金瓶梅》的写实艺术表现在对性爱场面的描写中。如果说《牡丹亭》的性爱场面描写更多的是主观抒情、表现美感的话，那么，《金瓶梅》的性爱场面描写则主要是客观描述，展览丑恶。虽然谈不上善与美，但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就像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中说的，它“赤裸裸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18]。
第三、《金瓶梅》的写实艺术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中。作者笔下有不少人物是细细写出来的，不但各有面目，而且各有生活，可以说很少是肤浅单调的概念化的人物。如西门庆家里的女人们，如西门庆家的帮闲们，哪怕是妓女也能够写实，没有偏见。作者在作品中不是片面地指责妓女的性本恶，也不是片面地断定妓女不必负道德责任，而是带着对人生的关注去看、去写，写她们在引诱与折磨下的堕落，像李桂姐，如果被写成一个“卖火柴的女孩”的模样，那就不真实了。
总之，《金瓶梅》的作者是用写实的创作方法去描绘一个家庭兴衰的真实过程，去描绘贪和欲如何害人害己以及人性怎样软弱、怎样堕落的真实情形。它虽然不能给读者更多的美感，但是能够唤起读者的理性思考与是非判断，这同样有它的艺术价值。当然，《金瓶梅》还处在转变之中，因此，生活场景和细节的描写提炼不够，流于琐碎、繁杂。
从小说文体发展的角度看，特定的文学形式只能在特定的时代才能产生。明清婚恋家庭小说总结了以往小说的艺术经验，推进了中国古代小说体制向近代小说转变，顺理成章地过渡到近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美国当代小说理论家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从确定“小说”这一文体概念出发，认为文学中的小说完全不同于以往散文虚构的传奇作品。就西方而论，这种真正的小说是到18世纪后期才得以充分确认，其主要标志就是英国的笛福、理查逊、菲尔丁作品的出现。就中国而论，就像西方小说首开风气的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的作品一样，《金瓶梅》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开始。它使中国小说真正摆脱了历史和英雄的传奇模式，向着现实人生开疆拓土，从而揭开了中国古典小说向近现代小说转折的序幕。它的写实精神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对当时和后代各种流派的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奇幻小说大多能更大胆地摆脱史实的束缚，更放手地进行艺术虚构；大多能更多地描写日常生活，更紧密结合人情世态的描写；甚至在浴血的战斗中，也穿插爱情婚姻故事。历史演义小说《梼杌闲评》《隋唐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神怪奇幻小说《女仙外史》，侠义小说《绿牡丹》等，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婚恋家庭小说的影响。另外，婚恋家庭小说对社会人情世态的描写，对讽刺手法的运用，直接影响了社会讽喻小说。到了近代乃至“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虽然接受了外来影响，但本民族的小说特别是婚恋家庭小说的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以说婚恋家庭小说的艺术经验，直接哺育了“五四”以后的文学巨匠，如茅盾、巴金、老舍等等。
四、《金瓶梅》的续书
《金瓶梅》续书见于著录者有四种。一、《玉娇丽》，久佚。沈德符《野获编》作《玉娇李》，张无咎《新平妖传》初刻序及重刻改定序均作《玉娇丽》，谢肇淛《金瓶梅跋》云：“仿此者，有《玉娇丽》，然则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可见《野获编》误“丽”为“李”。二、《续金瓶梅》十二卷六十四回，顺治原刊本，清丁耀亢撰。三、《新镌古本批评三世报隔帘花影》四十八回，湖南大字刊本，首“四桥居士序”。它是《续金瓶梅》的删改本。四、《金屋梦》六十回，民国初年版，署“编辑者梦笔生”。它是《续金瓶梅》另一种删改本。《隔帘花影》改易书中人物名字，删改较多，情节也有变动。《金屋梦》改动较少，基本保持《续金瓶梅》原貌。
《玉娇丽》早佚，《隔帘花影》《金屋梦》是《续金瓶梅》的删改本，所以《金瓶梅》的续书实际上只存《续金瓶梅》一种。
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清康熙八年（1669）[19]。他是明侍御丁少滨之子，弱冠为诸生，后为贡生。曾赴江南，游于大画家、《金瓶梅》收藏者之一的董其昌之门，与陈古白、赵凡夫等组织过文社。顺治九年，丁耀亢由顺天籍拔贡充当镶白旗教习。顺治十一年，任直隶容城教谕。十六年迁福建惠安知县，越年即以母老告退。他一生著述甚多，其诗词今存《丁野鹤遗稿》十二卷、《天史》十卷，传奇有《西湖扇》《化人游》《蚺蛇胆》《赤松游》四种。
《续金瓶梅》是丁耀亢在顺治十八年（1662）六十三岁时所作[20]。作品以宋金战争为背景，以吴月娘与孝哥母子从离散到团聚为中心线索，着重写金、瓶、梅三人的故事，即李瓶儿转世的李银瓶，在李师师、翟员外、郑玉卿、苗青等人的拐骗争夺下自缢而死的故事；潘金莲转生的黎金桂、庞春梅托生的孔梅玉，因婚姻不幸出家为尼的故事。小说结构松散而拉杂，没有形成艺术的统一体。
刘廷玑批评《续金瓶梅》“道学不成道学，稗官不成稗官”，是有道理的。全书以因果报应、劝善惩恶为主导思想，说教议论很多，读来令人生厌。只有李银瓶的故事，较为生动可读。
《续金瓶梅》可贵之处在于它借《金瓶梅》以后的故事和人物，影射明末清初的现实，描绘了一幅乱世的图景，抒发了对满清入关后残暴统治的愤懑之情。作品有许多地方暗示宋即是明，金实指清，如第六、十九、四十六、五十九回出现的“厂卫”、“锦衣卫”、“锦衣卫旗牌官”等等，均是明代特置的官署名目，而非宋代之官制；二十八、三十五回提及“蓝旗营”、“旗下”，都是清代特有的八旗制度而非金人的军事建制；五十三回描写扬州惨遭金人屠杀时，引述了一首《满江红》，词中写道：“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俱休。”北宋只有167年，而明王朝统治了276年，这里的“三百载”，显然是指明非指宋。
当我们明白了作者借宋喻明、以金指清的意图时，那么，作品中对金兵大屠杀，对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梁红玉的歌颂，对卖国的奸臣秦桧特别是蒋竹山、苗青引狼入室、叛国投敌、搜刮金钱美女的罪行的揭露，它们的含意就十分清楚。作者在这里所表达的激愤之情，矛头是直指满清统治者，他的胆识也不能不令人敬佩了。
作者揭露北宋皇帝的荒淫腐败，奸臣的贪赃枉法，北宋党祸造成天下的动乱等等，也包含着对明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作者沉痛而愤慨的心情与同时代的作品《桃花扇》《樵史通俗演义》等相类似。
《续金瓶梅》有着如此强烈的反清情绪，在文网甚密的清初是难逃厄运的。康熙四年（1665）八月，丁耀亢因此书被邻人告发下狱。他的《归山草》中有诗记其事，诗的题目很长，其中云：“己巳八月以续书被逮，待罪候旨，至季冬蒙赦得放还山，共计一百二十日。”后又有《焚书》一诗记述此事：“帝命焚书未可存，堂前一炬代招魂。心花已化成焦土，口债全消净业根，奇字恐招山鬼哭，劫灰不灭圣王恩。人间腹笥多藏草，隔代安知悔立言。”后来康熙帝还是释放了他，但一百二十天的铁窗生活，使年近七十岁的老人受到摧残，从此两眼失明，自署木鸡道人。这部续书在清代多次遭到禁毁。
在宣扬因果报应之中，混杂着历史兴亡的血泪，是这本《续金瓶梅》屡遭厄运的原因，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与作者》，《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8期（1954年8月29日）。
[2] 参看徐朔方《〈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金瓶梅论集》）等文章。
[3] 袁中道《游居柿录》，见《袁小修日记》，《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
[4] 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第一辑。王利器《〈金瓶梅〉的蓝本为〈水浒传〉》，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5] 徐朔方、刘辉《金瓶梅版本考》，见《金瓶梅论集》，第22页。
[6] 参看徐朔方《〈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7]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8] 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第76回回评。
[9] 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收入《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 《西谛书话·谈金瓶梅词话》，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98页。
[11]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0页。
[12] 词话本作“经济”，崇祯本作“敬济”。
[13] 宁宗一《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
[1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83页。
[15] 孙绍振《论变异》，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254页。
[16] 傅继馥《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17] 据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的统计，男553人，女247人，共800人，石昌渝、尹恭弘著《金瓶梅人物谱》统计有姓名者为477人。
[18] 郑振铎《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3页。
[19] 丁耀亢生卒年有数种说法，此从谢巍《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1页。
[20] 据黄霖《丁耀亢及其续金瓶梅》，《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